中国出土的萨珊货币主要是银币，目前已见于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湖北、江苏以及广东等十一省(自治区)，银币的总体数量在1932枚以上，分属于14位萨珊王。就萨珊银币在我国分布的地点和所属时代来看，其主要是沿陆上丝绸之路一线分布，并呈现出自西向东、从早到晚的分布特点;另有少量银币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南方沿海地区。
一、萨珊银币在我国的分布
萨珊银币在我国的分布地点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根据其从西到东的分布趋势，及银币的出土种类，将其分为三个区域，即新疆地区、河西地区和两京及周缘地区。
(一)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出土的萨珊银币集中于高昌故城及其附近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木纳尔、巴达木等吐鲁番墓葬群，以及乌恰，另外焉耆、库车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1.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东南40公里的火焰山附近。最初是汉代屯兵之地，称为“高昌壁”;东汉到西晋是西域戊己校尉的治所;自前凉开始，该处设高昌郡，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439年北魏灭掉北凉，沮渠无讳西逃，于443年在高昌称王，结束了高昌郡时期;麴嘉随后于499年以此为都，建立麴氏高昌王朝，统治持续了140年，直到640年被唐朝灭掉;唐以西州取代了麴氏高昌王国，到792年被吐蕃占领;此后回鹘仍以此为都建立回鹘西州;元末明初时高昌城才被废弃。
高昌故城内发现了几批萨珊银币，它们分别是：1946年由维吾尔族老乡发现的20枚银币,发现时它们集中放置在一起，为沙卜尔二世银币10枚，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7枚和沙卜尔三世银币3枚;1955年农民在田地里发现一个煤精制的方盒中有10枚，为沙卜尔二世银币4枚，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5枚和沙卜尔三世银币1枚;1957年在城内捡到2枚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1989年又发现了100多枚，分别为沙卜尔二世银币40多枚，阿尔达希尔二世50多枚和沙卜尔三世12/13枚;共计130多枚。银币的埋藏时间，相关报告认为都是4世纪末至5世纪[1]。
2.吐鲁番墓葬
吐鲁番墓葬主要是指位于高昌故城西北、北和东北部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群[2]，这是晋唐时期高昌居民死后的葬所，其中的部分隋唐时期墓葬出土萨珊银币。此外，雅尔湖古城(交河故城)附近的几座唐墓，以及巴达木墓地和木纳尔墓地也都有萨珊银币出土。
自20世纪初阿斯塔那墓葬出土萨珊银币开始，到目前为止吐鲁番墓葬群中共有37座以上的墓葬出土萨珊银币，数量约40枚。其中以库思老二世的23枚为最多(57.5%)，库思老一世4枚(10%)，布伦女王银币2枚(5%)，伊斯提泽德三世银币2枚(5%)，此外卑路斯、詹马斯波、霍尔穆兹四世银币各一枚(各占2.5%)，剩下6枚情况不明。
墓葬中出土的这些银币与高昌故城出土的银币相比，埋藏的时代偏晚，主要是萨珊后期的几位王;并且银币出土时磨损都很厉害，似为经常使用的结果，有的银币上面还有钻孔。出土银币的墓葬时代主要为7世纪，即初唐和盛唐时期，个别在隋末或是8世纪初。这表明在七八世纪的时候，吐鲁番地区曾流行萨珊晚期银币。
3.乌恰山地区埋藏
1959年5月在新疆克孜勒苏的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以西的深山中发现了一个大的萨珊银币窖藏。从该处高山底部的一个石墩的石缝中发现了大量银币和金条。据发掘报告[3]，石缝最宽处10、深35、距地面125厘米，形成一个斜坡状，银币和金条出土时都夹在一起，可能是放在袋囊或包袱中的。金条有13根，质地好，制作粗，大小不等，最长的为11厘米，最短的为9.8厘米，共重1330克。
出土的萨珊银币共947枚，其中完整的884枚，残破的63枚。这些银币中霍尔穆兹四世的1枚，库思老二世的546枚，布伦女王的2枚，霍尔穆兹五世的2枚，库思老五世的1枚，伊斯提泽德三世的1枚，阿拉伯-萨珊银币141枚(其中有库思老二世式的62枚，伊斯提泽德三世式的17枚，以及其写有他阿拉伯王名称的银币)，剩余的银币不明王属。
阿拉伯在651年灭掉萨珊后，就开始模仿萨珊钱币来制造自己的钱币，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回历79年(698年)阿拉伯进行改革为止，此后就开始发行纯的阿拉伯钱币了，后者在中国西安就有发现。乌恰既然出这样晚的钱币说明其埋藏的时间至少要在651年之后，而这个时期正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中外交流极为繁荣，这么多的银币和金条可能是一个过路商人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匆匆埋藏起来的，从吐鲁番的贸易来看，这个商人很可能是个粟特人。
新疆地区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在焉耆的博格达沁古城偏北部的土堆附近采集到卑路斯银币[4]，估计为嚈哒钱币;另外在库车苏巴什旧城发现一枚库思老二世样式的银币，这枚银币只有一般银币的一半重量，应该是太伯里斯坦地区制造的“半德拉克姆”银币[5]。
(二)河西地区
河西地区主要指新疆(西域)以东、陕西(当时的京畿)以西的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和宁夏等地，因有河西走廊贯穿其间，所以以此命名。
萨珊银币在这个区域以墓葬出土、窖藏为主，此外还有部分是征集而来的，数量约105枚，基本上都是卑路斯银币。埋藏时间为5世纪或稍晚。
青海西宁城隍庙街[6]出土了76枚萨珊银币，估计应为一处窖藏，经核实其中有卑路斯银币26枚，剩余的不明王属。此外，在乌兰县大南湾遗址也出土萨珊银币6枚。
甘肃天水[7]、临夏[8]、张掖大佛寺、莫高窟、甘南[9]以及陇西出土的银币，也以卑路斯银币为主，有12枚，另有1枚詹马斯波银币，约12枚不明王属。这些材料也因为没有科学记录，所以其埋藏状况等不明。
宁夏固原有四座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出土萨珊银币。其中一座北魏夫妇合葬墓[10]和另一座隋代史射勿墓[11]，各出土1枚卑路斯银币，而在史铁棒墓中出土了1枚萨珊王朝仿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经考证，这三座墓的墓主人可能都具有一定的身份，并不是寻常百姓，特别是史姓的两座墓主人均为粟特人。
(三)两京及周缘地区
两京及周缘地区主要以隋唐时期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包括了其周围的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基本都位于长安以东的地区。
其中以河南出土的萨珊银币数量最多，共计535枚以上，并且主要出在洛阳地区。据统计，卑路斯银币占有绝对数量，达到332枚，卡瓦德一世银币1枚，库思老一世银币2枚，余200余枚不明王属。出土银币的遗址、墓葬时代为六七世纪。
陕西地区出土萨珊银币的数量超过31枚，并且银币的种类较多。其中以库思老二世银币数量最多，有12枚;其次为卑路斯银币4枚，沙卜尔二世、卡瓦德一世、库思老一世和布伦女王的银币各1枚，萨珊金币1枚，仿制品1枚，另有9枚不明王属。出土银币的遗址、墓葬时代为七八世纪，稍晚于河南地区。
河北仅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石函中就有萨珊银币41枚，其中主要是卑路斯银币，有37枚，另有4枚为伊斯提泽德二世银币。从石函的铭文得知，时代为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12]
山西大同天镇县东北长城的洞中出土了萨珊银币49枚，其中主要是卑路斯银币37枚，卡瓦德一世银币1枚，嚈哒仿制卑路斯银币1枚，品相不好的银币10枚(推测绝大多数为卑路斯银币)。其埋藏时间为北魏太和十三年至太和十八年之间。[13]此外在太原金胜村唐墓出土1枚库思老二世银币[14]。
此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出土卡瓦德一世银币1枚、库思老一世银币3枚[15]，湖北安陆出土卑路斯银币15枚[16]。银币的埋藏时代在7世纪左右。
除了以上位于北方的三个区域外，在南方的广东地区和江苏南京也都有萨珊银币的发现。
(四)广东地区
广东出土萨珊银币的地方报道有三处，英德、曲江和遂溪。
英德和曲江位于珠江支流北江的沿岸，遂溪则紧靠南海，都处于水路交通便利地区。英德南齐墓出土了3枚萨珊银币，1枚为卑路斯银币，2枚不明王属[17]。曲江县南华寺墓中出土地萨珊银币有9片，均为残片，经辨识其中有两枚能够对合，那该处最多有8枚银币，现均无法识别，以前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卑路斯或更早的王的银币[18]。通过对这两座墓其他随葬品的比对，它们的时代均在5世纪末。
遂溪的萨珊银币则是以窖藏形式出土，银币与许多其他的金银器物一起堆放于一个带盖陶罐中，该陶罐是南朝晚期瓮罐葬中的常见器物，因而窖藏的时代也应与前面两座墓葬的相仿。出土了20枚沙卜尔二世银币[19]。
(五)江苏地区
江苏地区目前只见一例，为1997年5月在南京东八府塘国税大厦工地发现一枚卑路斯银币[20]，银币出土于地表以下8米左右的黄灰色土层中，同一层位伴随出土还有一些银器、刘宋元嘉四铢、孝建四铢及大量萧梁铁五铢钱。
二、萨珊银币的分布特点及分期
(一)萨珊银币的分布特点
从以上银币在中国的出土区域可以看出，萨珊银币在我国的分布呈以下特点：
1.陆上丝绸之路是萨珊银币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并且沿着这条路由西向东推进，时间也呈现出从早到晚的特点
从前文萨珊银币在北方的分布区域可以看到，呈现出新疆—河西—两京及周缘地区的推进顺序，即由西向东分布。从时间上看，出现银币最早的地区在新疆，为4世纪末;之后，到5世纪以后，萨珊银币在河西地区被埋藏;之后到六七世纪唐代，萨珊银币进入两京及其周缘地区。
这一特点，从卑路斯银币的埋藏时间及分布地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卑路斯银币在河西地区和两京及周缘地区都有出土，但是其埋藏的时间却有区别。在甘肃、宁夏等地埋藏的时间相对较早，为北魏和隋;在两京地区的埋藏时间以隋和唐为主;埋藏时间最晚的为从西安带到湖北安陆的卑路斯银币。这反映了银币由西向东传播的大致方向。
萨珊银币中时代较晚的库思老二世银币，虽然最远也到达了丝路的终点洛阳，但在同时期的吐鲁番墓葬中被随葬的数量较多，这反映出萨珊银币在传播的过程中，对吐鲁番当地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的学者普遍认为它已经是麴氏高昌王国的流通货币。
2. 陆上丝绸之路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虽然都是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萨珊银币，但具体的传入线路却有区别，因此在地域和时间上会出现交叉现象。如卑路斯银币，虽然总体上越往东其埋藏时间越晚，但是在河北定县和山西大同出土的卑路斯银币，埋藏时间却为5世纪末，即北魏太和时期。定县出土银币的石函，上有铭文记载了它们是萨珊王朝与北魏政府的官方往来而直接带入中国内地的，相关的史料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山西大同出土的49枚萨珊银币，虽然由于其埋藏状况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但是从银币中包含的卑路斯和卡瓦德一世银币，以及大同在北魏的政治地位等因素推测，这批银币进入中国的时间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比定县石函的银币到达我国的时间稍晚几年，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时期。洛阳出土卑路斯银币的埋藏时间也普遍偏早，为6世纪，由此推出它们也可能和北魏迁都洛阳有关，是随之到达的。因此学者们也讨论了还存在一条北线，由银币出土地点来看，大致为呼和浩特—大同—定县—洛阳。这些材料表明，银币的传入路线是丝绸之路，但是具体的线路会有多条，因此在同一地区会出现不同途径传来的银币，这也说明了丝绸之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3.部分萨珊银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在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币，绝大多数是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进入的，但是广东地区和南京出土的萨珊银币则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路交通之外古代大陆各国人民进行物质交流的另一途径。陆上丝绸之路是中西往来最古老的通道，但其主要工具马和骆驼的负载有限，费用巨大，沿途自然条件艰险，安全没有保障。因此当航海技术发展起来以后，海路在中西交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的最早系统记载是《汉书·地理志·粤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汉之译使自此还矣”[21]。《史记·大宛传》提到西汉时汉代使臣已经到达今埃及亚历山大港，而东汉时中国人已知波斯到红海的海路。班超经营西域时曾于和帝永元九年(97年)派出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抵达“条支，临大海欲渡”，后因“安息西界船人”极陈渡海之艰辛，终于畏难而退。该处提到的安息西界的“大海”指波斯湾。从波斯湾起航可达位于红海北端的埃及。《后汉书·西域传》多次提到大秦与汉的交往历史。书中提到罗马商人与波斯、印度商贾在印度洋的贸易状况，并讲到大秦人希望同中国直接往来，但居于中间的波斯却不愿意放弃向欧洲传输中国丝绸的垄断地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到永宁元年(120年)大秦人经掸国(缅甸)抵汉的事情，书中还记载了166年大秦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向汉“进贡”之事。通过这些宝贵的史料，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罗马商人千方百计地通过波斯、印度、东南亚一步步寻找前往中国的海路的艰难历程。南朝宋文帝时，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明确地提到大秦与中国南部的海路：“大秦道即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此时萨珊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主要是由波斯湾出发，经锡兰岛，然后北上到东南亚和中国的[22]。
海上丝绸之路中，中国与海外贸易的接汇点就是广东省。早在汉代，广东就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必经地区，这从该省出土的许多外国物品中可以看出，如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中出土波斯银圆盒、广州横枝岗出土的西汉中期玻璃碗及广州西汉后期墓和东汉前期墓出土的琉璃珠等[23]。到了南朝时期，交、广一带更是中国南部的繁华贸易中心。因而在遂溪出土萨珊银碗、银币，英德浛光镇和曲江南华寺出土萨珊银币也就不难理解了。
江苏地区南朝墓中经常会出土外来文化的文物，如南京象山东晋7号墓、石门坎六朝早期墓[24]、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25]、南京北郊东晋墓[26]等都出土有外来玻璃器皿和残片，它们主要是罗马玻璃，而在江苏镇江句容六朝墓出土的玻璃碗[27]则是萨珊的玻璃器，[28]这些外来文物的出土充分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和繁华。
(二)我国出土萨珊银币的分期
对我国出土的萨珊银币进行分期，主要结合银币的所属王、银币的埋藏地点，以及银币的埋藏时间，这三个特点来进行考虑。
前文已经对前两者进行了介绍，在此先对萨珊银币在中国埋藏的时间进行介绍。银币的埋藏时间与银币的制造年代是有一定时间间隔的，其间包含了银币被制造后一直到传入中国后到被埋藏之前的存在时间。夏鼐先生曾对当时所有银币的埋藏年代进行统计[29]，通过几种不同情况的分析得出：银币的埋藏年代距其制造年代相差最短的为几年，最长的有一百多年。另有国外学者桑山正进[30]对中国全境出土的萨珊银币及斯加夫[31]对吐鲁番出土银币的埋藏年代进行统计，也得出类似结论。下表显示出了中国出土的14位萨珊王的银币的不同埋葬时间。
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的埋藏年代及地点一览表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某王的银币被制造出来后，到中国被埋藏的年代不晚于该王统治结束后的二百年。在中国埋藏年代跨越范围最广的是卑路斯和库思老二世两王的银币，他们的银币在其统治时期就传入中国并被埋藏了，但卑路斯的银币在7世纪的墓中还有发现，而库思老二世的银币则持续到8世纪中叶。这两位王的银币埋藏年代能持续这么久是和他们的庞大数量分不开的。而那些出土数量较少的萨珊王银币，其埋藏时间跨越的范围很小，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埋藏年代。根据统计，这些银币的埋藏年代距制造年代一般在一百年以内;并且由于其数量少，出现的随机率很大，有的距制造年代很近，有的则很晚。
因此，结合不同王的银币在中国的埋藏时间、地域与出土组合，我们可将这些萨珊银币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期，时代为4世纪末到5世纪初，主要相当于十六国时期，银币种类有沙卜尔二世、阿尔达希尔二世和沙卜尔三世银币。其出土区域位于中国的最西部，即新疆吐鲁番，出土方式为这三位王的银币共同埋藏于不同的窖藏中。
第二期，时代为5世纪末到8世纪中，即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唐代中期，银币主要为沙卜尔三世以后的11位王的银币。在此期，银币的出土地区已从西部逐步向东扩展，进入到中原及广东，最东到达南京。此时的银币基本不含第一期的种类，银币的组合也多样化，并呈现交叉组合的现象，如出现了伊斯提泽德二世与卑路斯银币、卑路斯与卡瓦德一世和库思老一世银币、卡瓦德一世与库思老一世银币、库思老二世与布伦女王银币，及库思老二世与霍尔穆兹四世银币组合等。银币的出土方式也较第一期多样，有墓葬、塔基和窖藏出土。
在第二期中，根据不同种类银币的出土组合，以库思老一世银币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库思老一世及其之前的5位王的银币，它们交叉组合或者单独出土，埋藏时间为5世纪末到7世纪末，即南北朝时期到唐初，其分布区域较广，由西向东多达10余省。第二阶段时基本不见第一阶段的银币，主要为后6位王的银币，埋藏时间为7世纪到8世纪中期，相当于唐朝的早、中期，银币的分布区域较前一阶段收缩，集中在新疆地区、唐长安地区及附近有零星出土。
萨珊银币在我国不同时期的分布地点
三、小结
从以上的分期和银币的地域分布，我们可以看到萨珊银币在中国传播的大致过程。最早在十六国时期(第一期)，萨珊银币只见于新疆地区，随着向东的传播，到南北朝时期(第二期第一阶段)，银币的分布区域就广泛起来，基本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深入，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等地都有发现。银币的种类也由第一期的三位王，增加到第二期的十余位王，数量大增，这反映了当时丝路的繁荣和萨珊国力的强盛。到了隋唐时期(第二期第二阶段)，随着萨珊国力的衰退及最后亡国，其钱币也仅在中国境内的丝路起点新疆和当时的政治来往密切的唐朝国都长安地区出土。
广东和南京出土的萨珊银币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的，其数量和种类都要比从路上丝绸之路到达的银币少得多，这也说明了萨珊银币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这可能与萨珊银币的传播中介主要是中亚粟特商人有关，他们的活动就集中在草原和沙漠之路上。而那些由海路进入中国的萨珊银币则很可能是由萨珊波斯人自己带来的。
注释：
[1]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2期，第49～60页。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4期，第211～216页。
[2]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6期，第13～21页。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4期，第211～216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期，第10～19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2期，第7～9页。
[3] 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9期，第482～483页。
[4] 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4期，第8～12页。文中没有讲银币的数量，只登了一幅照片，从照片看这枚银币为卑路斯银币，但在钱币正面的左下方有压印图案，推测其为嚈哒钱币。但由于未能亲睹，还不能作断论。
[5]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2期，第57、58页。
[6]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1期，第105～110页。
[7] 《天水发现波斯银币》，《中国钱币》1994年2期，第79页。
[8] 《甘肃临夏发现波斯银币》，《中国钱币》1991年4期，第77页。
[9] 承蒙甘肃省钱币学会的康柳硕先生告知，甘南地区唐代石宝城出土两枚萨珊银币，另在甘南州博物馆中展示了征集的四五枚。
[10] 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6期，第46～50页。
[11]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59～16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12]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5期，第267～270页。
[13] 张庆捷：《北魏平城波斯银币与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
[1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9期，第473～476页。
[15]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3期，第182～185页。
[16] 孝感地区博物馆、安陆县博物馆：《安陆王子山唐吴王妃杨氏墓》，《文物》1985年2期，第83～93页。湖北安陆出土的萨珊银币也被归入两京及周缘地区，主要是因为湖北仅出此一例，很难将之与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因此只能从出土银币的墓葬本身来考虑。该墓是唐初吴王妃的墓葬，吴王李恪是唐太宗的三子，很受太宗的喜爱，甚至都想立他为太子，因遭到长孙无忌的强烈反对而作罢。李恪在当时应该算是地位很显赫的，因而推测很可能他在长安时就从宫内或其他地方得到了这些珍贵的萨珊银币，并在贞观十二年累授安州(安陆)都督时将之带到湖北，在他的爱妃去世时又随葬掉。由此来看银币的来源还是两京地区。
[17]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考古》1961年3期，第139～141页。
[18]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7期，601~608页。
[19]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3期，第243~246页。此简报中认为是沙卜尔三世3枚，伊斯提泽德二世5枚，卑路斯A型1枚，卑路斯B型11枚。
[20] 沈利华、周瑾：《略论南京出土萨珊卑路斯银币》，《江苏钱币》2009年第1期。
[21] 日南指越南广治省，徐闻指广东省徐闻县，合浦指广西合浦县。黄支国一般认为是今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唐代称为建治补罗，而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
[22]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1期，第94页。
[23] 刘迎胜：《丝绸文化·海上卷》，第79、8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 李鉴昭、屠思华：《南京石门坎乡六朝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9期。
[25]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
[2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
[27] 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90年2期。
[28] 齐东方：《碰撞与交融——考古发现与外来文化》，待出版。
[29]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第99、100页，表二、三“萨珊银币埋藏年代(上、下)”。
[30] 桑山正进：《東方におけるサ—サ—ン式銀貨の再檢討》，第146～148页。
[31] 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其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表七：制造与埋藏时间在十年之内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发现的银币”。
[32] 此处的时间是指该王统治的最后年代。由于无法判断每一枚萨珊银币的具体制造时间，所以为便于与其在中国的埋藏时间进行比较，就粗略地按照银币所属王的统治结束时间为标准(每位萨珊王的钱币在该王统治结束后就不再制造了)。
编者案：本文刊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编《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引用请据原文。封面图选自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1期，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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