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 萨仁毕力格
(中山大学历史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本文考察了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中墓主的身份等级与族属问题，认为墓主有可能是唐羁縻府州制度时期漠北的铁勒系部族首领。首先，墓中出土的大量西方金银币多是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的仿制品，而非真币。结合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来看，仿制币的出现表明墓主的身份等级还无法和突厥可汗家族及其他突厥贵胄相比。其次，文献资料证明墓葬所在的土拉河流域是铁勒传统的活动范围，在突厥政治地理中，其地位在可汗建牙的于都斤山之下。根据以上两点证据，结合唐羁縻府州制度时期漠北的政治格局，作者认为巴彦诺尔墓的主人更可能是铁勒贵族，而非突厥贵族。
关键词：突厥汗国 铁勒 拜占庭金币 萨珊银币 仿制币
2011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东北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按唐墓规制建造的大型壁画墓，墓内共发现唐代风格的壁画40余幅，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40余枚及各式金银器。发掘报告这样总结了此墓葬重要性：根据墓葬形制，葬式及出土遗物，可以认定该墓葬为东突厥汗国时期的遗存，墓主人可能为突厥贵族人物。该墓葬的发现对古突厥民族的历史、文化及丧葬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也证明了公元7世纪时候游牧民族就有建造大型壁画墓的历史。该墓在形制与出土遗物等方面与中国唐代墓葬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了许多东罗马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铸造的金银钱币。这些为突厥汗国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及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1]
2013年，東潮总结了日本学者的调查工作，对巴彦诺尔墓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仆固乙突墓做了详尽的研究。他首先从墓葬形制和壁画题材出发，吸收中国学者对北朝至唐同类型壁画墓的丰富研究成果，逐类分析了巴彦诺尔墓中的壁画题材，包括青龙白虎、畏兽、列戟、树下人物屏风图，莲花图和门楼图。用来参考和比较的墓葬包括磁县茹茹公主墓，磁县湾漳墓，潼幢关税村隋墓，太原南郊唐墓(金胜村7号墓)，陕西三原李寿墓，礼泉长乐公主墓，李思摩墓，李勣墓，阿史那忠墓，西安独孤思贞墓等等。接着又从随葬冠帽、马具、金币三个方面比较了巴彦诺尔墓与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新罗、日本墓葬中的同类出土物，最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1. 巴彦诺尔墓典型的唐墓规制、壁画题材、随葬冠帽都表明墓主是接受唐朝册封的显贵。
2. 此墓应该建于唐在漠北实行羁縻府州制度时期(630-682)，墓主很可能是获得唐朝将军封号的突厥族贵族，安北都护府辖下的都督。也有可能是从长安归葬故里，属于陪葬昭陵的阿史那忠一族的成员。[2]
在東潮的分析中，仆固乙突墓是确定巴彦诺尔墓墓主身份的重要参照物。乙突墓位于蒙古国中央省扎穆日苏木(Zaamar Sum，位处乌兰巴托西北 280 公里，在土拉河东岸和北岸。2009 年 7 月由蒙古国与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发掘)。此墓距离土拉河约2.5公里，附近同样有辽代古城(和日木·登吉古城)，墓葬的形制与巴彦诺尔墓接近，为封土单室耳洞墓，墓室前设约30米长墓道，有3个天井，中间天井带左右壁龛。在主室入口处掘得唐代墓志一合，墓志内容为“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仆固府君墓志铭并序”。此志经罗新等先生的考证，已经明确其内容，墓主为铁勒仆固部首领，唐册封的金微州都督仆固乙突(卒于唐仪凤三年678)。[3]志文记载了这位铁勒部落首领从657到678年之间参加唐军，东征北讨的人生经历，反映出唐朝羁縻州府制度时期漠北的历史状况。東潮正是根据巴彦诺尔墓与乙突墓在墓葬形制上的共同点，推断出墓主当是和仆固乙突一样的部落都督，又结合墓葬天井数目、壁画题材、随葬物品等元素认为墓主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比乙突更高。在结论部分他这样写道：
乙突墓位于蒙古国中央省扎穆日苏木，土拉河流域的东部。墓葬就位于金微州都督府的辖区。巴彦诺尔墓位于乙突墓以南约30公里，土拉河的南岸，巴彦诺尔苏木的东北部。旧唐书中提到的“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中的瀚海很可能最初设置于此。这里很可能就是安北都护府统治的中心地带，即瀚海和燕然两都督府的所在。巴彦诺尔墓的墓主应该同乙突墓墓主一样，是唐羁縻府州制度下的都督。此墓在规模形制上超过了乙突墓，可以想定墓主一定身居高位。[4]
尽管两座墓葬在结构与形制上非常接近，为确定巴彦诺尔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但是仍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不仅仅反映在天井数目，随葬陶俑、壁画题材这些唐墓元素之中，即墓主在唐朝羁縻府州制度中的官职等级问题，而且反映在墓葬中所包含的许多非唐墓葬俗元素。试例举如下：
1.封石。墓室前的甬道上用数层青石片封堵，只有经过了封石之“门”后才能见到木制墓门。而在同样的位置，仆固乙突墓的墓室门按照唐墓规制加了封砖。[5]
2.墓葬内虽然放置了体现唐代墓葬等级的陶俑和木俑，又发现了木质棺椁。但是在棺内又置小型木箱，盛放死者骨灰。令人联想到突厥“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的丧葬习俗，而乙突墓则直接使用了唐式葬俗。
3.不设墓志。
以上种种不同似乎显示了巴彦诺尔墓与突厥墓葬的关联。那么，这是否如東潮所言，说明墓主有可能是获得了唐朝册封的突厥贵族呢?对此，我们拟从随葬品中的大量西方金银币开始，结合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的“黄金”仿制品
巴彦诺尔墓的木质棺椁里，其实包含了三层空间。最外面的椁(已经严重损坏，无法辨认形制)，第二层的棺(长2.3米， 头宽0. 85米，尾宽0. 40米)，第三层的小木箱 (长0.8米 宽0.4米，用丝绸覆盖)。箱子里放置盛放墓主骨灰的丝绸袋子，木箱头部和尾部又发现两个丝绸袋子，分别装着金银币和金质器物。[6]根据郭云艳的详尽编目，[7]这41枚钱币包括了五种类型：
第1类 萨珊波斯银币背面的仿制品，10枚。
第2类 6-7世纪拜占庭金币塞米塞斯或崔米塞斯(即二分之一索里得或三分之一索里得)正面的仿制品，4枚。
第3类 6-7世纪拜占庭金币索里得正面的仿制品，17枚。
第4类 索里得金币和类索里得仿制品，4枚。
第5类 难以辨识的圆形小金片，但是大多数金片的直径在16-20毫米，与拜占庭金币索里得、塞米塞斯等的形制一致，9枚。
总之，仿制品是这批金币的显著特征。如果将这数量众多的金币仿制品同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进行对比，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金币仿制品传达的社会意义。
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仿制品集中于北朝晚期到唐中期(6世纪到8世纪中叶)，绝大多数出土于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8]真品金币集中在北朝晚期(北齐和北周)的墓葬中，到了唐代，金币仿制品则更为常见，8世纪中叶后拜占庭金币和仿制品就几乎不见踪影。此外，真币多出土于北齐、北周、隋代的高官贵戚墓葬，如北齐茹茹公主墓，北齐李希宗夫妇墓，北周原州刺史田弘墓，隋凉州刺史独孤罗墓及夫人贺若阕墓。[9]这说明拜占庭金币主要被北朝至唐初的统治集团成员所收藏，它们出现在墓中，是墓主显赫身份的体现。而中原地区出土的金币仿制品则多和入华粟特人有关，如固原史氏家族墓，洛阳安菩墓、西安史君墓等等。[10]总之，拜占庭金币和仿制品的使用过程中包含了社会等级的差别，拜占庭金币很可能通过柔然、突厥汗国，以外交礼物的形式进入北朝到唐初的上层社会，如同在君士坦丁堡一样，它们在东方依旧是“权力的肖像”。
以此观之，巴彦诺尔墓中的大量金币仿制品表明主人可能不是突厥可汗家族，即阿史那氏的成员，甚至也不属于其他突厥贵胄家族。相反，我们从这些不同种类的仿制品中似乎看到一种“极力仿效”的意图， 这特别体现在用薄金片来仿制萨珊银币的图案。准确地说，这40余枚钱币包括了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的黄金仿制品，它们呈现了清一色的黄金外观。我们从第五类难以辨识的金片中可以理解这些钱币仿制品的制作技术。部分仿制品，特别是萨珊银币的金仿制品，可能是金匠按照原币图案锤揲而成，制作技术并不复杂，完成的图案也是非常粗糙。但是，金片的直径说明制作者没有采用萨珊银币的规制(萨珊银币的直径是25-26毫米)，而是模仿了拜占庭金币的尺寸，所有这一类的金片都有着约20毫米的直径。显然，制作者要仿效的目标很明确，是拜占庭金币而非萨珊银币。第五类的金片中包括一些还没有被制作图案的金片，上面残留着丝绸包裹的痕迹。其中比较完整的几枚的直径也都接近20毫米，即拜占庭索里得的标准尺寸。这似乎在证明，它们的拥有者所要仿制的不仅仅是珍贵的外国钱币，而且就是索里得，黄金之钱，权势和地位的象征。
我们从木箱尾部丝绸袋子的内容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印象。这个袋子里面装着金钵(口径6.38，腹径8.77，底径5.77，高6.67厘米)、金戒指、两件金手镯，应该是墓主日常用品，也全部是黄金制品。[11]
此外，从墓室内供桌上木马旁出土的镏金铜马蹬、镏金铜马鐎，再到墓室门和壁龛门上的镏金铜锁，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对黄金外观的追求，这些随葬品在唐墓建筑规制的外表下确实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细节。
将拜占庭金币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这种情形不仅仅出现在6至7世纪的中原或者漠北，而且普遍存在于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境外的欧亚草原地区。如6世纪活跃于匈牙利草原和巴尔干北部的东日耳曼部族Gepidea人，随后于7至8世纪在此建立阿瓦尔汗国的阿瓦尔人。从这些草原部族的墓葬中出土的拜占庭金币总是和贵族身份相关，金币成为判断墓主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12]如在Kisselyk (Nagy-Kukullo valley)发现的Gepidic墓葬中，出土了约50枚拜占庭金币，包括从塞奥多西二世(408-450)到查士丁一世(518-527)所有拜占庭皇帝的金币，显示出贵族家族长期累积拜占庭金币，作为家族财富和身份象征。我们从巴彦诺尔墓中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这些钱币仿制品的原型包括了5-6世纪索里得金币上常见的皇帝正面或3/4侧面胸像，而最晚近的则是弗卡斯皇帝(602-610)和伊拉克略皇帝(610-641)时期的金币，同样有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很可能也在墓葬空间中象征了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不过，将巴彦诺尔墓的金币仿制品、金饰物与真正的突厥可汗墓随葬品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相提并论。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毗伽可汗陵园出土了20种78件黄金制品，其中包括镶嵌红宝石的金冠，2件金耳坠，2枚金戒指，一些金发簪和5件黄金容器。此外还有上千件装饰珠宝箱的银花饰和几十件银器。[13]
总之，上述分析促使我们推测，巴彦诺尔墓出土的1枚拜占庭索里得和其他一些比较精美的金币仿制品很可能是墓主生前的饰物，而仿制萨珊银币背面的薄金片和其他一些无法辨识原型币的金片则可能是为墓葬空间制作的明器。它们和其他金饰和金钵一起构成了墓主贵族身份的标志。但是，如果与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加以对比，大量钱币仿制品的出现又揭示出他的贵族身份还不够显赫，至少还无法和突厥可汗家族和其他突厥高级贵族相比，相反，他在极力效仿可汗的威仪。
二、突厥政治地理中的土拉河——独洛水
巴彦诺尔墓地处迈罕山南麓坡地，东北距土拉河约6公里。[14]土拉河(Tuul River)在隋唐史书里被称为独洛水(独逻河、独乐水)。《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开篇就提到此河：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吉、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
在铁勒诸部的居住地里，独洛水流域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唐初，铁勒薛延陀部的首领夷男被唐太宗册封为真珠毗伽可汗。贞观四年，平突厥颉利可汗后，”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于督斤山)，独逻河之南“。
但是，独洛水又不仅仅是与铁勒关系密切的河流，而且在突厥汗国的政治地理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云：
回纥姓药罗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众十万，胜兵半之……有时健俟斤者，众始推为君长。子曰菩萨，材勇有谋，嗜猎射，战必身先，所向辄摧破，故下皆畏附，为时健所逐。时健死，部人贤菩萨，立之。母曰乌罗浑，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繇是浸盛。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颉利遣欲谷设领骑十万讨之，菩萨身将五千骑破之马鬣山，追北至天山(即于都斤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由是附薛延陀，相脣齿，号活颉利发，树牙独乐水上。
被唐册封了可汗称号的薛延陀部称雄漠北之时，在铁勒诸部中，回纥首领菩萨地位稍逊，按照突厥的官号称颉利发，建牙帐于独乐水流域。这一格局令我们联想到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往事。《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云：
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及佗钵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菴罗母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菴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摄图长而且雄，国人皆惮，莫敢拒者，竟以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骂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
隋唐史籍中都提到，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而佗钵可汗的儿子菴罗让位于沙钵略可汗之后，则降居独洛水，可见在突厥汗国的贵族“分地”中，[15]于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脉主峰)享有至尊的地位，而土拉河流域虽然水草丰美，却位居第二，其政治地位无法与可汗牙帐所在地(于都斤山至鄂尔浑河流域)相比。这很可能也是因为土拉河一直属于铁勒部的活动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铁勒部落活动区域的土拉河流域似乎和巴彦诺尔墓出土的金币仿制品有着类似的地位。在突厥汗国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中，铁勒诸部虽然“东征西讨，以资其用”，但是其权力地位无法和突厥诸部相比，更不能和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相比。如同土拉河无法和于都斤山比肩一样，巴彦诺尔墓中的金币仿制品也无法和可汗的黄金宝藏相提并论。
三、唐羁縻府州制度制度中的铁勒诸部
巴彦诺尔墓中的伊拉克略皇帝(610-641)金币是620年之前发行的样式，[16]这说明此墓建造于620年之后。《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云：
贞观中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延陀为盛……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贞观二十年(646)，南过贺兰山，临黄河，遣使入贡，以破薛延陀功，赐宴内殿。太宗幸灵武，受其降款，因请回鹘已南置邮递，通管北方。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646年之后，太宗在漠北设置六府七州，以铁勒诸部中力量最强的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首领吐迷度为瀚海都督。此后直到680年之后突厥第二汗国兴起，漠北地区，特别是土拉河流域一直是九姓铁勒的势力范围。突厥第二汗国初期的史事也为此提供了佐证。691年默啜继骨咄录称可汗后，先是向西和北用兵，征战原西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直至715年后才进攻土拉河流域。《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提到：
开元二年，(默啜)遣其子移?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明年)其秋，默啜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
那么 ，唐羁縻府州制度中的九姓铁勒实行着怎样的政治制度呢?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尽管被唐朝册封为瀚海都督，但是回纥部首领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显然，此时的土拉河流域，其实存在着两套制度。铁勒诸部对外接受唐朝册封的官职，服从中原王朝的调度，对内以力量最强的回纥为中心，效法突厥汗国的制度。回纥酋长自称可汗，控制其他铁勒部落。
仆固乙突墓志开篇就提到“公讳乙突，朔野金山人，盖铁勤(勒)之别部也”，这里的别部说明九姓铁勒如突厥体制一样有本部和别部之分。[17]《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云：“可汗者……其子弟谓之特勒(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又《通典》卷一九八突厥中云，“突厥别部车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回顾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二者在唐墓规制上的高下之分，是否意味着铁勒诸部中本部和别部之间的地位差别呢?
与巴彦诺尔墓出土的大量拜占庭金币仿制品相比，乙突墓只出土了一枚残破的开元通宝。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巴彦诺尔墓中埋葬的是墓主的骨灰，《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提到,“九月九日，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这说明焚尸而葬不仅是突厥葬俗，也是铁勒乡法。
总之，从墓中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来判断，巴彦诺尔墓的埋葬时间不早于620年，当是唐羁縻府州制度时期的墓葬。其唐墓规制说明墓主是接受唐朝册封的部落首领。但是关于墓主的族属，从墓中大量的金币仿制品，结合墓葬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来分析，更可能是属于铁勒系的酋长。
巴彦诺尔墓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唐墓规制的外表下，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发掘的细节。墓主似乎在同时运用唐墓和本族葬俗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这种运用里充满着选择和目的。如同墓中40余枚金币中只有一枚拜占庭索里得一样，在如此高规格的唐墓结构中竟然没有放置墓志，这确实也是令人思考的问题。
随着唐羁縻府州制度的建立，以回纥为首的铁勒诸部日益脱离原突厥汗国的体制，开始形成新的政治力量，而其新的文化也在酝酿之中。草原深处的巴彦诺尔墓，确实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漠北唐、突厥和铁勒诸部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附记：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14ZDB061]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蒙古国考古学概论”项目(14XKG004)阶段性成果。
[1]阿·敖其尔等著，萨仁毕力格译：《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发掘》，《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Ayudai Ochir, Lkhagvasüren Erdenebold et al. Ertnii nüüdelchdiin bunkhant bulshny maltlaga sudalgaa [Excavation report on an ancient nomadic underground tomb], Ulaanbaatar: Mongol ülsyn Shinjlekh ukhaany Akademiin Tüükhiin khüreelen, 2013.
[2]東潮：《モンゴル草原の突厥オテタ一ン·ヘレム壁画墓》Turkish Ulann Kherm Mural tomb of Mongolian plateau，《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 人间社会文化研究》21 (2013)，1-50页。
[3]蒙文发掘报告参见 А.Очир, С.В.Данилов, Л.Эрдэнэболд, Ц.Цэрэндорж,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 Төв Аймгийн Заамар Сумын 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ын Малтлагын Тайла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3。相关文章参见S.V.Danilov, A.I.Buraev, B.V. Saganov, A. Ochir, L. Erdenbold, Kh. Batbold, “Kurgan Shoroon Dov i. Ego Mesto V Obshchei Sisteme ARkheologicheskikh Pamiatinikov tiurkskoi epokhi Tsentral’nok Azii” (The Kurgan Shooron Dov and Its Place in the General System of Archaeological Monuments of the Turk Period in Central Asia) in Drevnie kul’tury Mogolii i Baikal’skoi Sibiri (Ancient Cultures of Mongolia and Baikal Siberia), Ulan-Ude: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Publishing Department, 2010，pp. 254-257. 罗新：《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中原与域外》，台湾政治大学，2011年。冯恩学：《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第5期。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石见清裕：《从新出〈仆固乙突墓志〉看唐对铁勒仆固部的羁縻支配》，《东方学》第127辑，2014年1月。
[4]東潮，前揭文，36页。
[5] Ayudai Ochir, Lkhagvasüren Erdenebold et al. 前揭书，p. 28. 大量使用石材和石片是突厥墓葬的特点。参见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6]阿·敖其尔等著，萨仁毕力格译，前揭文。
[7]郭云艳：《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兼论中国所出拜占庭金币仿制品的类型》，见同刊。
[8]林英：《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唐代拂菻传说》，中华书局，2006年。郭云艳：《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研究》，博士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
[9]新近在洛阳邙山北魏大墓中出土的一枚索里得也说明了这一特点，墓主很可能是北魏节闵帝元恭。刘斌、严辉：《洛阳北魏节闵帝元恭墓》，《大众考古》2014年第3期;刘斌：《洛阳北邙山北魏大墓考古记》，《大众考古》2014年第5期。
[10]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析》，《文物》2005年第3期。
[11]参见，阿·敖其尔等著，萨仁毕力格译，前揭文。
[12]Laszlo Makkai and Andras Mocsy eds, History of Transylvania, Volume I.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606,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Peter Szaffko et al., 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Inc., New Jersey, 2001.
[13]转引自陈凌,前引书。又参见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1期;陈凌：《毗伽可汗宝藏及其相关问题》，《欧亚学刊》第7辑(2007年)。
[14]土拉河 (图拉河，图勒河)位于蒙古中北部，全长704公里，流域面积49,840平方公里。发源于肯特山，经今乌兰巴托南面流过。它是鄂尔浑河的支流，并经色楞格河流入贝加尔湖。是流入北冰洋的叶尼塞河系统的一部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五引《唐历》云：郁督军山山在回纥牙帐西，甘州东北，突厥既亡，薛延陀遂建牙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山左右有嗢昆河、独逻河，皆屈曲东北流。嗢昆在南，独逻在北，过回纥牙帐东北五百里而合流。
[15]蔡鸿生《突厥法初探》，《蔡鸿生史学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280页。
[16]郭云艳：《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兼论中国所出拜占庭金币仿制品的类型》。见同刊。
[17]陈寅恪: 《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45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97页，注1。
作者简介
林英(1968- )，山东蓬莱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雅典大学历史与考古系博士后。研究方向：拜占庭史、中外关系史。
萨仁毕力格 (1980- )，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考古系在读博士。研究方向：考古学、欧亚草原考古。
编者案：本文原载于《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页124-129。引用请据原文。封面插图选自阿·敖其尔等著，萨仁毕力格译：《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发掘》，《草原文物》，2014 年第 1 期，图版六·2，1号天井西壁牵马图。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