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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磊:一件海外回流石棺床之我见
发布时间:2017-05-19 08:53:02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滕磊   点击:

  2004年,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征集到一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石棺床,随后入藏首都博物馆。在此期间,笔者有幸看到了这件石棺床的材料,据此略述拙见,敬请斧正。

  一、石棺床基本情况

  这件石棺床现存9块石构件,青石质,包括2块石阙,6块屏风石板和1块床座石,左、右、后面床座石和床榻板缺失。(图一:石棺床基本构件)石阙、屏风石板与床座石之间以榫卯拼接,石板之间用铁条加固。根据这些构件拼接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将它们大致拼合复原成一件长约206、宽约102、高约93厘米的石棺床。(图二:石棺床复原示意图)


图一 石棺床基本构件


图二 石棺床复原示意图

  石棺床正面雕刻图案,床座石上尚存彩绘、贴金痕迹,雕刻技法有线刻、高浮雕、减地平钑等多种。雕刻图案的内容如下:

  (一)、双阙:

  表现的是建筑结构和人物。阙为三出阙,人字形斗拱,左右阙廊柱下各站立三人,中间之人回头后望。三人褒衣长髯,表情肃穆,手中所持略有不同,有的捧刀持笏,有的捧刀持扇,有的持花,刀柄垂流苏。(图三:左阙、图四:右阙)


图三 左阙


图四 右阙

  (二)、屏风石板:

  左、右侧各两块,每块刻画1幅图;正面两块石板,每块刻画3幅图,总计10幅图,自左向右依次表现:

  画像1、人物图。四女子自画面左侧向右前行,前二人手持便面,第一人回头后望,第三人头上有伞盖,后一人手持圆扇。均穿开领大袖衣,博带长裙,脚踏云头履。(图五:屏风石板1)


图五 屏风石板1

  画像2、牛车出行图。一辆张有篷幔的牛车(幰车)[1] 自画面左侧右行,车上坐一胡人驭者,圆脸、高鼻。牛旁边站立一人,前有二侍者引路,梳双髻,着开领大袖衣,身上配刀。牛身上驾辕,昂首扬蹄。(图六:屏风石板2)


图六 屏风石板2

  画像3、郭钜孝子故事。树木山石下,一男子正在挖坑,旁跪一小儿。上有题记:“孝子郭钜埋儿天赐金一父(釜)”。(图七:屏风石板3左)


图七 屏风石板3

  画像4、人物图。树林中,三女子自画面左侧右行,前一人回头,后一人手持华盖。(图七:屏风石板3中)

  画像5、家居图。饰有华盖的厅堂中,一女子高坐床榻上,可能为女主人,旁有二侍者手捧器皿,榻角亦有两件器皿,榻下摆放双履。(图七:屏风石板3右)

  画像6、家居图。饰有华盖的厅堂中,一长髯老者高坐床榻上,可能为男主人,旁有二侍者手捧器皿,榻下置履。(图八:屏风石板4左)


图八 屏风石板4

  画像7、人物图。树林中,三人自画面右侧左行,前一长髯老者持扇,与厅堂中男子似为同一人,后一人搀扶,一人手持华盖。(图八:屏风石板4中)

  画像8、郭钜孝子故事。画面左侧建筑下端坐一持扇老妪,右侧三人面向老妪,前面一人与一小儿下跪,后面一人站立。建筑上题记:“孝子郭钜埋子(之)府”。画面上方为升仙画面,山石树木上左侧有一畏兽(天神)[2] ,右侧一飞禽背上骑有一人。(图八:屏风石板4右)

  画像9、胡人牵马图。画中一配有鞍鞯马镫的高头大马,前面一胡人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执鞭,后面一胡人右手持有羽扇,马右侧二人手持华盖仪仗。(图九:屏风石板5)


图九 屏风石板5

  画像10、人物图。树林中,四人自画面右侧向左前行,前二人身边放有器皿,第二人手持羽扇,最后一人手持圆扇。(图十:屏风石板6)


图十 屏风石板6

  (三)床座石:

  三层高浮雕图案,上层为莲瓣;中层中间兽首,两边为变体龙纹;下层雕刻11只畏兽(天神)。三足上各雕刻一只畏兽(天神)。(图十一:床座石)


图十一 床座石

  二、与同类石棺床的结构比较

  考古学界一般将这种用来放置墓主人尸体或棺椁的石台式葬具统称为“石棺床”,过去多有发现。而像这样三面带有屏风石板,正面装饰双阙的形制却极为罕见。对于这类石棺床,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称呼,有的称作“屏风式石棺床”、有的称作“围屏石棺床”、有的称作“围屏石榻”。为方便叙述,本文暂且将这种带双阙的有屏风的石棺床称为“双阙屏风式石棺床”。

  “双阙屏风式石棺床”除本文叙述的这件外,目前发现较为完整的至少还有五件:

  第一件,传1922年出土于中国河南安阳的墓葬中,当地人戏称为“曹操床”,后来被分卖到世界各地,分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法国集美博物馆。[3] 这些石构件可以拼合成一件长约180、宽约90厘米,由4块12幅图的屏风石板、双阙、2块底板组成的石棺床,时代约为北齐。[4] (图十二、左)


图十二

  第二件,传出土于中国北方,现藏日本弥贺博物馆。由11块屏风石板和双阙组成,时代为北朝时期。[5] (图十二、右)

  第三件,收藏于台湾的私人手中,2000年初在美国的拍卖会上出现的一件石棺床。[6] 长220、宽115、高96厘米。据石棺床前档铭文知道,墓主人为“田阿赦”,“青州平原郡人”,死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图十三、左上)


图十三

  第四件,洛阳古代艺术馆藏北魏石棺床(以下简称洛阳石棺床)。[7] 由4块14幅图的屏风石板和床座石组成,根据床座石与两侧屏风石板之间的摆放关系看,前部尚留有一定的空间,应该是摆放双阙的位置,现在双阙缺失。(图十三、右上)

  第五件,河南安阳固岸墓地出土东魏石棺床。[8] 该石棺床平面呈长方形,长200、宽100、连底座高100厘米。由双阙、屏风石板和床座石组成。屏风石板内壁阴线刻有精美二十四孝图。内容为“郭钜埋儿”、“丁兰事母”等12幅。床座石侧面上沿有一道莲瓣浮雕纹饰,中部为12幅浅浮雕图案,内容为青龙、白虎和麒麟等珍禽怪兽,每幅画面单独成幅,外围用金箔贴出四方形边框。根据该墓出土墓志砖可知其年代为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8年)。(图十三、左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带“双阙”的“屏风式石棺床”。1972年河南沁阳出土北朝石棺床[9] ,1982年甘肃天水出土石棺床[10] ,2000年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石棺床[11] (图十三、右下),以及2004年西安北郊北周康业墓出土石棺床[12] 均属此类,它们正面没有设置“双阙”。

  上世纪五十年代,王子云先生记载河南洛阳出土的一组北魏画像石拓片,很可能是散佚石棺床的屏风石板(以下简称“王子云画像石”)[13] 。另外,国内外还藏有一些画像石构件,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卢芹斋等[14] ,也极有可能是这类石棺床的残件,由于资料较为零散,在此不一一列举。

  三、画像风格及年代

  入藏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双阙屏风式石棺床”雕刻技法以阴线刻为主,图像内容有中国古代孝子故事、家居、出行等。这与洛阳石棺床、台湾私人藏石棺床、沁阳石棺床、康业墓石棺床、安阳固岸东魏石棺床、王子云画像石等的图像整体风格相近,人物服饰、建筑结构、家居场景等多为纯粹的中国传统题材。

  安阳出土北齐石棺床、日本弥贺博物馆藏石棺床、安伽石棺床等则反映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图像风格。雕刻技法以加彩贴金的浅浮雕为主,图像内容主要有出行、狩猎、乐舞、家居、商旅等,画面中的人物多为深目、高鼻、卷发。从图像的整体风格看,无论是人物服饰、演出的舞蹈、乐器,还是花草、树木、动物等,如衔绶鸟、有翼马、鱼尾马、七叶树、葡萄纹都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图像内容和风格看,此件藏品与北朝时期石制葬具上普遍流行的图像,与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等石窟的北朝壁画基本一致。通过更进一步的比较,我们发现此件石棺床画像中的人物形象、服饰,画面结构布局等与北朝晚期的沁阳石棺床[15] 颇为相似,画像中的许多因素在北朝晚期的其他石质葬具上也可以找到,因此制作年代当属北朝晚期。(图十四-图十八)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图十七


图十八

  四、关于定名和使用功能

  我们的先人生平喜欢居住在木构房屋中,但在丧葬习俗中却偏好用砖石来营造死后世界。在他们眼里,石头无疑象征着永恒和亘久不变,而建造一座永恒的冥间居所无疑十分重要。

  过去常见的石质葬具多为石棺(椁),一般为前高后低的函匣形状,如汉代的画像石棺、北魏洛阳地区出土的石棺、唐宋石棺等等。另外还有一种房屋形状的石质葬具,称为房形石棺(椁)或石室。汉代四川的崖墓中即出土有这种房形石棺[16] ;南北朝时代有北魏宁懋石室[17] ,北魏宋绍祖石椁[18] ,青州北齐石室[19] ,北周史君墓石椁[20] ;隋代李静训石棺[21] ,虞弘墓石椁[22] ;唐代房形石棺盛行,有李寿[23] 、郑仁泰[24] 、懿德太子[25] 、永泰公主[26] 、章怀太子[27] 、韦洵[28] 、韦泂[29] 、薛儆[30] 、杨会[31] 、杨思勗石棺(椁)[32] 等。它们制作精良,大多雕刻装饰着华美的图案;它们往往伴随着丰富的随葬品,显示着墓主人生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殷实的家境。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房形石棺(椁)就是墓主人为自己建造的冥间居所,体现了他们生前的荣华富贵。而“双阙屏风式石棺床”显然与这些房形石棺(椁)具有相似的涵义。

  “双阙屏风式石棺床”到底如何定名,称“床”合适还是称“榻”合适?其实文献中早有定论。《西京杂记》卷六云:“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又有“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南北朝文献中还有“灵床”的记载。《晋书·姚兴载记》下:“时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33] 上述文献均明确了墓冢中放置的是“床”而非“榻”。魏襄王和王子墓中的“石床”、“石屏风”无疑就是这类屏风式石棺床。[34]

  此外,从大小和使用功能看,显然将其称为“床”更为合适。床的历史悠久,《诗经》中即有“载寝之床。”《说文解字》解释说:“床,身之安也。”《释名·床篇》云:“人所坐卧曰床。”西汉晚期出现榻,《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以今制折合,榻约长84厘米,床约长192厘米。[35] 《释床帐》也有:“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由此看来,榻较床小而低,主要是用来坐的,一般不用于躺卧;而床则比较长,主要用于躺卧休息,但也可以坐。如《隋书·西域传》中记载中亚国王们坐的“金羊床”,唐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中安禄山坐的“重床”等。

  上述屏风式石棺床的长度均在180-220厘米左右,大小应属于床。至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多数人共坐的“连榻”,虽较一般榻要大许多,但仍是用来坐的,一般不用于躺卧,与墓葬中放置的石床“以卧为主”的使用功能不同。

  有学者将这类带有屏风的石棺床称为“榻”,显然是认为其“以坐为主”的使用功能。他们甚至将其归为随葬品,排除在葬具之外。如安伽墓发掘报告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安伽墓中几乎惟一的随葬品围屏石榻占据墓室醒目位置,但墓主人的骨殖却没有摆放在上面。我们发现,画面中类似的石榻都是坐具而非卧具,墓主人骨殖又位于甬道,说明围屏石榻不是作为葬具使用的。”[36] 诚然,要得出这一观点的基础必须是确保墓葬完好,绝对没有被扰动或盗掘过。而据发掘简报称:安伽“骨架被置于甬道内墓志后,有些散乱,股骨留有明显的火烧烟熏痕。”[37] 这种埋葬方式显然不符合常理,发掘者对此做出了宗教学的解释,认为这与安伽的祆教萨保身份有关。然而,即使安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祆教徒,采用祆教的天葬习俗也绝不应如此,这一点林悟殊先生已有精辟论述。[38] 唯一的解释当然是安伽在埋葬不久就遭受了扰动,至于原因则需要深入探究。

  我们再来对比其他的几件石棺床。据天水石棺床发掘简报,石棺床上有残存木棺痕和人骨痕迹。虽然只言片语,但也非常清晰地提到了墓主人是被放置在石棺床上的。此外,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南距安伽墓仅15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北周康业墓,墓中出土一完整屏风式石棺床,根据报道,其上有“骨架一具,置于榻上,保存完好,头向西,面向上,仰身直肢,骨架之上有数层丝绸痕迹。”[39] 随后,2007年河南安阳固岸墓地M57号东魏墓又出土了一座:“石榻上平放有两具骨架,未见棺木葬具。”[40] 这两座墓均没有被盗,而墓主人都被放置在石棺床上。河南安阳固岸墓地出土石棺床上两尸与《西京杂记》魏王子且渠冢“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相互印证,突显出其“以卧为主”的使用功能。可以肯定,这两具石棺床与安伽石棺床一样,都是用来放置墓主人尸体的葬具,而非单纯的随葬品,显然称为“围屏石榻”是不合适的。

  综上,我们认为:不管从文献,还是从大小和使用功能上,将这种葬具定名为“床”显然比“榻”更具说服力。

  五、余论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自汉至唐石质葬具多见石棺(椁),其中也常见“房形石棺”的特殊类型。屏风式石棺床汉代未见,北朝和隋唐时期均有发现。而带有“双阙”的屏风式石棺床仅见于北朝时期。

  双阙屏风式石棺床在北朝时期的集中出现(至少有6件),大概与当时北方地区长期战乱,人们流离失所,不断迁徙,现实生活缺乏安全感有关系。普通老百姓如此,世家大族也不例外。既然现实生活中缺乏安宁,他们自然希望死后得到一片安逸的乐土,而有屏风的床形葬具似乎代表了这种乐土,代表了他们向往的家园,而屏风代表了家园的围墙,双阙则代表了家园的大门。这些葬具上雕刻的图像,则反映了他们向往的生活场景,这些场景有些来自现实生活,有些则属于天国。

  这件海外回流的石棺床和目前所见的其他北朝墓葬石刻具有异曲同工之美,不仅在雕刻技法、整体构图上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成就,同时在反映当时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

  解放前中原一带盗墓成风,据统计,仅洛阳一地北魏墓被盗的就不下500座。被盗掘出土的文物不计其数,其中不乏石质葬具。本文所述石棺床无疑也是其中之一,或许它的主人早已为我们所熟知,然而欲了解它的真正归属以及背后的故事,尚待更多的发现和研究。

  (本文绘图:达微佳)

  注释:

  [1]东汉末年,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替马车,是车制的重大变化。《晋书·舆服志》说:“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到了南北朝时期,各种各样的牛车逐渐成为了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云母车、皂轮车、通幰车、四望车、三望车、夹望车、油幢络车、通幰平乘车、长檐车等等。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图说》中引《通俗文》说:“张布曰幰”。又引《古今正字》说:“车幰所以御热也,张幔网于车上为幰”。幰车又分两种:一种将整个车顶遮起,称为通幰车。《晋书·舆服志》释云:“通幔者……举其幔通覆车上。”它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曹操在杀死杨修后曾赠给其父杨彪一乘四望通幰七香车。王子云画像石2以及宁懋石室画像中的牛车即是通幰车。另外一种仅遮住车子前部的,称为偏幰车。在徐州铜山、河南邓县汉画像石以及临淄曹望憘北魏造像座画像中,就有安装偏幰的车。这幅画像表现的正是一辆安装偏幰的牛车,这也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车舆出行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

  [2]这些畏兽(天神)或为兽首人身、怒目圆睁、半身裸露、肩生双翼,或为兽首兽身、肩生双翼的形象。尤其是兽首人身形象不仅让我们联想到北朝时期墓葬及石窟壁画中出现的许多相似造型怪异的鬼神形象。较有名的有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公元523年),刻有十八个有翼兽面人身的畏兽,旁有“唅螭”、“攫天”、“拓仰”、“长舌”、“乌获”等题刻。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卢芹斋(C.T.LOO)旧藏北魏孝子画像石棺,洛阳北魏石棺,以及其他北魏时期的墓志,如元谧、苟景、尔朱袭等墓志中亦有见到。敦煌莫高窟285窟顶四披、305窟、419窟,巩县北魏第一窟北壁、第三窟、第四窟以及河北邯郸北齐响堂山石窟等也有类似的鬼神形象。目前学术界对其名称和认识尚不统一,王子今先生将这些形象解释为守护坟墓,驱除魔鬼的方相神;姜伯勤等先生认为这些形象既象征郑玄礼学中的天神,又象征佛经中的“人非人”,同时又被入华粟特人用来表现祆教中的天神;施安昌先生认为这些形象可能与祆教的神祗有关;其他的学者如赵超认为这些形象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美国的Susan Bush认为这些是代表雷公、风神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神祗;此外日本的学者也都有相应的研究和认识,可谓众说纷纭。在此,我们暂且将这些怪异的形象称为“畏兽”(天神)。

  [3] Siren, Osvald,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1925.

  [4] Scaglia, Gustin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In Artibus Asiae Vol. XXI, 1.pp.9-28.

  [5] Miho Museum, south wing,1997,pp.247-257.

  [6] 感谢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孙志新先生提供这条材料。

  [7] 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古代艺术馆》石刻·碑志。

  [8] 《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5版。

  [9]邓宏里、蔡金法:《沁阳县西向公社粮管所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此石棺床由床座、屏风组成,长223、宽 112、通高94厘米。

  [10]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页46-54。此石棺床由床座、床板和屏风组成,长218、宽115、通高123厘米。沙页岩质。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页28-35。又见《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页4-26。此石棺床由床面、七条腿和三面屏风组成,长228、宽103、通高117厘米。青石灰石质。

  [12]《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4日头版。国家文物局编:《西安北周康业墓》,《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23-131。此石棺床由床面、床腿和四面屏风组成,长238、宽107、屏风高82厘米。

  [13] 王子云编:《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北京,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

  [14] 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53。

  [15] 同注9。河南沁阳石棺床发掘简报认为:“这座古墓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纪年,但我们对墓葬的平面结构,墓内随葬器物的特征,石刻线画的内容风格等多方面考察,可以初步推断这座墓葬应是北朝晚期墓。”

  [16]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页31-62。

  [17]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

  [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19] 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青州傅家北齐线刻画像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页92-94。

  [2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页38-49;又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页4-33。

  [21]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页471-472。

  [22] 山西考古研究所:《太原隋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页27-52。

  [23]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页71-88、61。

  [24] 陕西省博物馆、礼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33-44。

  [25] 陕西省博物馆、礼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26-32。

  [2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页7-33。

  [27] 陕西省博物馆、礼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13-25。

  [28] 《考古与文物》 1993年第6期,页45-57、27。

  [29]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第8期。

  [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31] 郭延龄:《靖边出土唐杨会石棺和墓志》,《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页39-42、49。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67-74。

  [33]施安昌先生认为灵床有两种意义:一是入殓前停放尸体的床铺。二是为死者虚设的坐卧之具。而随葬“石床”的作用与后者接近。参见施安昌:《河南沁阳北朝墓石床考——兼谈石床床座纹饰类比》,《火坛与祭司鸟神》,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页115。

  [34]屏风式石棺床既有装饰“双阙”的,也有不装饰“双阙”的,这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在中国古代,“阙”特指在宫庙、庭院和陵墓门口两边所立的装饰型的礼仪建筑。刘熙《释名》:“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崔豹《古今注》解释: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望。自汉以降,阙上常常装饰精美的图像,内容以守门卫士、出行、祭祀仪仗居多。我们所见这些石床上的双阙亦是如此。

  [35]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220。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8月。

  [37] 同注11。

  [38] 林悟殊:《西安北周安伽墓葬式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页60-71。

  [39] 同注12。

  [40] 同注8。

  编者按:本文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第22-32、158-159页。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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