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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刚:天王與夜叉——試釋于闐引雁騎行人物的身份
发布时间:2017-05-31 15:41:38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张小刚   点击:

  近年來,在我國新疆和田地區清理和發掘了一些中古時期的佛寺遺址,出土了較多塑像與壁畫以及其他文物,其中有一些壁畫上繪製有成行的引雁騎行人物,我們試圖對祂們的身份做個解釋,供大家討論,不當之處,敬請學者們批評指正。

  一 引雁騎行人物圖像的發現與其形象

  1896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對我國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的丹丹烏里克(Dandan-ulik)遺址進行了探查[1]。1900年12月至1901年1月,英籍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A. Stein)在丹丹烏里克遺址進行了盜掘,劫掠了大量文物,其結果以“丹丹烏里克的廢墟”為題刊布於《古代和田》一書內[2]。1928年3月,德國特靈克勒(E. Trinkler)探險隊到達丹丹烏里克遺址,進行了暫短的考古調查[3]。特靈克勒探險隊以後,丹丹烏里克告別了西方探險家,再次沉睡在塔克拉瑪干沙漠深處[4]。

  在經過了近70年的沉寂之後,1996年前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沙漠腹地中重新找到了丹丹烏里克遺址。遺憾的是,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還沒有來得及對丹丹烏里克進行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1998年10月,瑞士人鮑默(Christoph Baumer)組成所謂的“中瑞探險隊”(Sino-Swiss Expedition 1998)來到丹丹烏里克遺址,盜掘了三處遺址,獲得大量考古資料[5]。2002年,由新疆文物局組織的中日共同丹丹烏里克遺址考察隊,多次進行實地考察,發現了一些埋在沙中的壁畫,不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這些壁畫。2004年至2006年,又組織了中日共同丹丹烏里克遺址分佈調查隊進行了為期三年的調查活動[6]。

  2000年3月,和田地區當地牧羊人在策勒縣達瑪溝(Domoko)南部托普魯克墩(Toplukdong)掏挖紅柳根柴時發現佛教塑像,由此揭開了達瑪溝區域新佛寺遺址發現與考古發掘的序幕。隨後陸續新發現喀拉卡勒干(Kalakalgan)、喀拉墩(Karadong)、阿巴斯墩(Abasdong)、托格拉克墩(Tograkdong)等大型佛寺遺址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先後於2002年9—10月搶救性發掘了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遺址,2006年5—6月發掘了托普魯克墩2號佛寺遺址,2006年10月發掘了喀拉墩1號佛教遺址,2010年5月發掘了托普魯克墩3號佛寺遺址[7]。

  在以上歷次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一些壁畫或木板畫上繪製有引雁騎行人物的圖像。這裏擇要介紹如下:

  斯坦因從丹丹烏里克遺址獲得的木板畫D.VII.5。現藏英國博物館,時代為公元6世紀左右。木板尺寸為長38.5cm,寬18cm。木板上部繪一人騎於馬上,頭頂束髪,結圓髻,戴大珠形裝飾的寶冠,頭髮下端垂於兩肩之上,圓臉、長眉、細眼、直鼻、小嘴、八字鬚、長耳、短頸,頸有兩道弧線,頭后有圓形頭光,身著圓領窄袖紅色袍服,披帛繞兩肩後於背後揚起,腰繫帶,帶上掛長劍,腳穿黑色長靴,坐于馬鞍之上,左手緊抓韁繩,右手屈肘抬起持一敞口有唇尖底或小底的器皿。器皿上方一黑雁俯衝而下。所騎之馬滿身黑斑紋,低頭斜視,兩右腿抬起,馬額上戴有一長桿日月形徽飾。馬之頭、頸、胸、臀等部位裝飾有鈴鐺,馬尾打結。木板下部另繪一人騎於駱駝背上,頭戴尖頂翻沿多角氈帽,面部大半已殘,但仍可辨識出小臉、短眉、小耳,髮挽於頭後,繫髪的繒帶自然下垂至肩部,頭后有圓形頭光,身著圓領窄袖綠色袍服,披帛繞肩後飄於身後,腰間掛長劍,腳似穿靴,坐于駝峰間的氈墊上,左手緊握韁繩,右手屈肘抬起持一敞口連弧形沿小底或圜底的器皿。所騎駱駝昂首挺胸,右前腿抬起。木板背面為素面。(圖1)


圖1 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木板畫 (D.VII.5)(IDP)

  斯坦因從丹丹烏里克遺址獲得的木板畫D.X.5。木板上繪一人騎於馬上,頭戴尖頂翻沿多角氈帽,圓臉、細眉、細眼、直鼻、小嘴、長耳、短頸,頸有兩道弧線,頭後有圓形頭光,外著圓領短袖紅色袍服,上身內著緊袖衣衫,披帛飄揚於背後,腰間掛長劍,腳穿黑色長靴,坐於馬鞍之上,左手緊抓韁繩,右手屈肘抬起持一敞口有唇尖底或小底的器皿。頭後上方一黑雁展翅張嘴飛來。所騎之馬滿身黑斑紋,低頭下視,兩右腿抬起,馬尾下垂。(圖2)


圖2 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木板畫D.X.5

  英國博物館還藏有一件木板畫(編號Skrine A),出土的具體地點與時間均不詳,但其出土於和田某佛寺遺址當無異議。畫面左側繪一天王,面朝右側而立,內著“V”字形領緊袖衣衫,外披對襟長袍形鎧甲,右手於腰間持長矛,左手抬起托寶塔,背後有舟形背光,此人物當為毗沙門天王。畫面右側繪一人騎於馬上,面朝前方(左側),頭後有圓形頭光,著交領緊袖紅色袍服,領口與袖口為綠色,腰間插寶刀,坐於馬鞍之上,左右手分別緊握韁繩。所騎之馬滿身烏雲紋,抬頭前視,右前腿抬起,馬尾斜甩。騎馬人物身前與身後各有一黑鳥伸腿張爪飛行。馬頭前方有樹一棵,枝葉茂盛。天王與騎馬人均頭戴三危寶冠,頭頂以布帛包裹頭髮,圓臉、長眉、高眉弓、魚眼、直鼻、小嘴、八字鬚、長耳、短頸,頸有兩道弧線。(圖3)


圖3 英國博物館藏于闐出土木板畫 (IDP)

  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2號遺址(編號D.II)東牆發現一身腳踩小鬼的天王泥塑像,天王著緊身對襟長袍形鎧甲,小鬼為大頭捲髮,天王塑像身後的壁面上殘存壁畫。首先是在小鬼頭頂上方的壁面上殘存一身小化佛,結跏趺坐,結禪定印;然後向外的位置則繪有立於蓮花池中的兩人,一女子高挽髮髻,長眉小眼,嘴角含笑,回首下視,上身裸露,右手掩乳,左手護腹,戴耳墜、項圈、臂釧與手鐲,兩手小指均戴戒指,下身著綴鈴薄紗短裙,右腿直立,左腿微屈,身體呈三道彎形,細腰豐臀,女子右下側有一孩童雙手抱其右腿,昂頭抬左腿,作乞抱狀;再外側并坐兩身弟子,均有圓形頭光,著袈裟,交腳而坐,右側一身弟子著袒右袈裟,左手按於左腿上,右手抬起托物,左側一身著偏衫式袈裟,左手持梵夾,右手抬起伸二指結印;兩弟子下方殘存三身騎馬人物,最後一身保存較好,為一人騎於馬上,所騎之馬滿身黑斑紋,低頭翹尾,右前腿抬起,中間一身已漫漶不清,前面一身殘存帶斑點紋的馬臀。(圖4)


圖4 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2號遺址東牆發現的塑像與壁畫

  中日共同丹丹烏里克遺址考察隊在編號CD4的佛寺遺址發現了的大量壁畫殘塊,其中有一些壁畫上也有類似的引雁騎行人物的圖像[8],主要有:

  編號CD4:04(東墻5)的殘塊上左側繪有一神祇,胯下地面上有一胡人托其兩足。殘塊右側被貫通壁畫的矮墻分成上下兩個部分。上部即墻內殘存兩匹馬,作前後行走狀。下部即墻外有一騎黑斑紋馬的人物,有頭光,頭戴帽,濃鬚,著圓領窄袖衣,腰繫帶,穿黑色尖頭靴,腰懸長柄刀及箭箙,左手牽馬韁,右手持盞狀物。其頭部前上方有一黑鳥飛下。馬作緩步行進狀,馬尾下垂。

  編號CD4:02(東墻6)的殘塊的上部殘存三排千佛。下部繪有一行騎馬人物,馬右腿均抬起,作行進狀,殘存5身,前4身較清晰,第5身只可見前後馬蹄各一隻及部分馬尾。從前往後第1身騎白馬,具馬鞍,左手拉韁繩,右手殘,穿黑靴,腰懸長劍,披帛後翻,頭部殘,隱約有頭光,馬尾用帶束扎;第2身騎黑斑紋馬,頭部以上殘,裝束同第1身,左手拉馬韁,右手上舉持盞狀物,其上方似有物,馬尾散垂;第3身騎棗紅馬,胸部以上漫漶不清,左手拉韁,腰懸長劍,披帛後翻,馬尾下垂;第4身最清楚,騎黑斑紋馬,有圓形頭光,頂有髮髻,戴頭冠,圓臉大耳,彎眉、長眼、直鼻、小口、八字鬚,著圓領衣,腰束帶,佩長劍,披帛飄飛於身後,下身著褲,穿紅色尖頭靴,左手握韁繩,右手上舉持盞形器皿,盞形器上方有黑色鳥俯衝而下,馬尾下垂。

  編號CD4:14(北墻東1)的殘塊上也繪有一身類似的騎行人物,圓臉大耳,長髮披肩,有圓形頭光,披帛繞臂後飄於身後,下著褲,蹬黑靴,左手握韁繩,右手抬起持盞形器,馬身佈滿黑斑紋,右腿均抬起,馬尾下垂。

  編號CD4:15(北墻東2)的殘塊上殘存向左行進的騎馬人物,頂有髮髻,長髮垂肩,戴寶冠,有圓形頭光,身後飄有披帛,著圓領窄袖衣,腰懸劍,左手握韁繩,右手抬起持盞狀器皿,器皿上方飛來一張口黑雁。馬為棗紅色,右腿抬起。在畫面左側有五行婆羅迷字母書寫的晚期于闐語題記,經北京大學段晴、文欣先生轉寫、翻譯,為“此八天神,供養人Budai令繪。愿他們保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在托普魯克墩2號佛寺遺址上也發現了類似成行的騎馬人物圖像。其壁畫殘塊原本的位置在迴廊南壁。壁畫殘塊上部殘存4行千佛,下部為一行騎馬人物像,首尾的兩身均殘留局部,中間的六身保存完整。馬均抬起右前腿,鞍具轡鑾齊全,作緩步行進狀,馬身均無黑斑紋。騎馬人均束髪戴冠,有圓形頭光,著圓領窄袖衣,腰繫帶,圓臉八字鬚,披帛飄於身體兩側,左手持韁繩,右手托鉢形器皿。器皿上方飛來一黑色雁鳥。頭光與衣服及披帛顏色有變化,第1身白色頭光,石綠色衣服;第2身綠色頭光,紅色衣服和披帛;第3身紅色頭光,土黃色衣服,紅色披帛中間繪黑線;第4身紅色頭光和衣服,綠色披帛;第5身紅色頭光,綠色衣服,灰黑色披帛;第6身灰黃色頭光,紅色衣服,褐色披帛;第7身紅色頭光,灰黃色衣服,綠色披帛;第8身灰黑色頭光,紅色衣服。(圖5)


圖5 托普魯克墩2號佛寺遺址千佛與引雁騎行人物(採自《策勒達瑪溝》)

  上述騎行人物圖像主要有以下重要特徵:(1)絕大多數人物騎乘於馬上,極個別騎於駱駝背上,馬均抬起右腿作緩步行進狀,鞍具轡鑾齊全;(2)騎行人物既單獨出現,又成行出現,現存最多時一行至少有8身;(3)騎行人物均有頭光與披帛;(4)騎行人物頭上多戴寶冠,個別戴氈帽;(5)騎行人物多為圓臉、細眉、細眼、直鼻、小嘴,有的有八字鬚;(6)騎行人物絕大多數著圓領窄袖衣,個別著交領衣,腰均繫帶,佩長劍或刀,腳穿長靴;(7)騎行人物均左手握韁繩,右手舉於胸前,持鉢形器皿;(7)空中有黑色雁鳥,絕大多數作向器皿飛來狀,少數飛於騎行人物身體前後;(8)所騎馬匹有很大一部分為黑斑花馬,但是也有非花馬的棗紅馬、白馬或其牠顏色的馬;(9)所出位置多為壁面下部或迴廊千佛圖像的下方;(10)至少有2例繪製於毗沙門天王造像旁邊。

  二 引雁騎行人物的性質

  關於上述引雁騎行人物的性質,目前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是地位極高的供養人,也就是說是屬於世俗的供養者[9];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是于闐的八位守護神,也就是說是屬於神祇一類[10]。祂們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應該歸屬於凡人還是神祇的範疇?下面我們來做一些分析。

  我們注意到這些騎行人物的頭後均是帶有圓光的。在敦煌以東地區的中國佛教造像中,神祇與世俗人物尤其供養人的形象,一般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是否具有頭光,包括頭光與身光在內的背光作為具有神力的一個特徵,可以成為我們分辨神與人的一個標尺。但是在新疆地區及其以西地區,可能受轉輪王思想的強烈影響,當地王族成員的供養像被繪製在寺院或洞窟壁畫中的時候,有時也如同神祇一樣,在其頭後繪有圓光。這樣的例子我們在中國新疆龜茲石窟與阿富汗巴米揚石窟等佛教石窟壁畫中都可以見到,例如拜城縣克孜爾石窟第205窟的龜茲國王托提卡與王后像(圖6)、龜茲王子像等,庫車縣克孜爾尕哈石窟第14窟的龜茲王供養像、王后供養像(圖7),巴米揚石窟第155窟的貴族與僧侶供養像,等等,而且在克孜爾尕哈第14窟龜茲王供養像的腳下還繪有分別用兩手承托國王兩足的地神形象,這與莫高窟第98窟于闐國王李聖天供養像腳下繪有地神圖像的情況相類似。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在新疆地區發現的繪製頭光的供養人像大多數為龜茲國王、皇后或王子的供養人像,他們均著本民族的盛裝,正襟而立;其二,在洞窟壁畫中繪製的大多數供養人像包括當地的世俗貴族供養像仍然是不具頭光的。而我們在于闐發現的騎行人物多騎乘於馬上,數量較多時至少有八位排成一行作列隊行進狀,數量較少時僅有一身或兩身,單獨繪製在木板上,如D.VII.5上共繪有兩身騎行人物,D.X.5上則單獨繪一身騎行人物。目前在和田地區出土的木板畫數量不少,其上多繪製各種神祇,如果說專門單獨繪一身供養者於一塊木板上,這似乎比較難以理解。我們還注意到,上述騎行人物都有披帛飄於身後,這也是我們在具頭光的龜茲王室成員供養像中不見的特徵。英國博物館所藏的一件木板畫上還繪製有毗沙門天王與引雁騎行人物的組合圖像,在畫面中我們能夠通過人物的朝向看到兩個人物之間的呼應關係,甚至眼神的交流,但是卻看不到引雁騎行人物虔誠供養的因素。綜合以上因素,我們認為將引雁騎行人物看作是一種神祇而不是供養人可能更加合適。


圖6 克孜爾石窟第205窟龜茲王托提卡與王后供養像


圖7 克孜爾尕哈石窟第14窟龜茲王供養像

  既然引雁騎行人物屬於神祇一類,那麼祂們是不是有的研究者所猜測的于闐守護神呢?編號CD4:15的壁畫殘塊上的題記中提到了“八天神”,而于闐正好有八位著名的守護神,祂們在文獻中多有記載,如敦煌于闐語卷子P.2893謂:

  八位守護神具大威力,現形護持鄰近之境。那裏殊勝、威嚴、敬信之諸王虔誠皈依佛法,其他毗沙門、散脂、阿婆羅質多、迦迦那莎利、莎那末利、吃利呵婆達多,爾後阿隅闍、悉他那及其眷屬……他們護持于闐。[11]

  P.T.960藏文《于闐教法史》記:

  〔為使〕于闐正法不滅而安住〔於此〕之八大地方守護神如下:毗沙門大護法、散脂大將、阿婆羅質多、迦迦那莎利神、莎那末利神、阿隅闍天女、悉他那天女、吃利呵婆達多龍王等。彼等之具誓眷屬,共有守護神三萬、天神一千五百有七護持。[12]

  《牛頭山授記》亦記:

  爾時世尊對毗沙門天王、散脂大菩薩、阿質多天王、阇訶多訶龍王、虛空頭陀天王(Akasadhatu)、莎伐那末利天王、阿隅阇(阿緊首)天女、悉他那天女言曰:“善男女!我今將瞿摩娑羅香寶塔、牛角山以及該國和我的教法一皆付囑汝等,由汝等加以護持養育,永為眾人供奉膜拜。願此國敬信佛法之諸王、諸臣宰、諸供養人亦若此護持供養。願此《牛角山授記》經籍彼等已施捨而永行不衰。若此國因水、火、外敵之侵而遭苦難,誦讀此經、膜拜此經、默念此經,皆可消除此國之受害。”[13]

  藏文《于闐國授記》載:

  於是,文殊菩薩、彌勒菩薩、觀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地藏菩薩、普賢菩薩、大勢至菩薩、藥王菩薩、①多聞子三千眷屬夜叉,②正知大夜叉將十萬眷屬,③難勝天神一千眷屬,④虛空眼八千眷屬、⑤金華鬘天子五百眷屬,⑥熱舍龍王一千眷屬、⑦具鉤天女一萬眷屬、⑧有處天女五千眷屬、善女人淨光明、孺童金剛、意堅天子、曷利帝天女及其眷屬等於世尊前起誓,承許守護于闐。自佛最初由此八尊者菩薩、多聞子等護法、天、龍、天女伴隨降臨牛頭山,由無數眷屬環繞而住於此地,及至於今,此諸菩薩、護法、天、龍等各于其安住之所與起誓之地,直至今日仍然守護並予加持,神跡與瑞相常現。[14]

  漢文《大方等大集經》卷五五《月藏分》之《分佈閻浮提品》亦云:

  爾時世尊以于填國土,付囑難勝天子千眷屬,散脂夜叉大將十千眷屬,羖羊腳大夜叉八千眷屬,金華鬘夜叉五百眷屬,熱舍龍王千眷屬,阿那緊首天女十千眷屬,他難阇梨天女五千眷屬,毗沙門王神力所加共汝護持于填國土,乃至佛及大眾鹹皆贊言,善哉善哉。[15]

  敦煌藏經洞所出的漢文寫本也記有:“迦迦那莎利神守護于闐國。莎那末利神守護于闐國。莎那(耶)摩利神守護于闐國。阿隅阇天女守護〔于〕闐國。北。毗沙〔門〕天王神守護于闐國。阿婆羅質多神守護于闐國。摩訶迦羅神守護于闐國。悉他那天女護于闐國。”(S.2113V-a)“阿婆羅質多神護于闐國。”(P.3352-c、S.5659)“恭陀那天女守護于闐國。”(S.5659)總之,敦煌于闐語、藏語及漢語文獻中的八位于闐護國神王分別為:毗沙門(Vaiśravaṇa)、散脂(Saṃjñāya /Sañjāya /Saṃjñin)、阿婆羅質多(Aparājita)、加迦那莎利(Gaganasvara)、莎那末利(Suvarṇamāla)、吃利呵婆達多(*Gṛhāvatapta)、阿隅闍天女(Aṃgūśa’)和悉他那天女(Sthānavatī)[16]。我們在敦煌壁畫中也發現了這些于闐八大守護神的圖像[17],而且歸義軍時期敦煌與于闐的關係十分密切,敦煌石窟中的于闐守護神的形象應該來自于闐,而不是敦煌本地自創的。但是,上述騎行人物與敦煌所看到的于闐八大守護神在形象上完全不同。敦煌石窟壁畫中所見的于闐守護神均為立像,每身神王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形象特徵,比如阿隅阇天女就是頭後披巾、著大袖裙襦的天女形象,毗沙門天王則大多作托寶塔、執長戟的形象,少數作揮寶棒的形象。像和田地區所出的騎行人物這樣雖然有時也成組出現,但是每身之間沒有明顯差別的騎馬神祇,不但難以與敦煌所見的于闐八大守護神的形象相對應,而且如果說祂們是于闐守護神,那麼作為于闐八大守護神中最著名的毗沙門天王,其形象特徵照道理應該要被表現出來,而這些成行的騎行人物中似乎沒有哪一身可以明顯被確定為守護神中的毗沙門天王。這樣看來,雖然壁畫殘塊CD4:15上的題記中提到了八天神,但這裏的八天神很可能指的并不是于闐的八大守護神。

  另外,還有學者提出這些騎行人物可能是八王分舍利故事中古印度的八位國王[18],但是八王分舍利故事畫一般與涅槃與荼毗圖像繪於一起,而且為爭鬥場面,八王還應同時出現,我們在于闐引雁騎行人物的臨近位置沒有發現涅槃與荼毗圖像,畫面中也沒有爭搶舍利的場面,而且于闐引雁騎行人物有時還單獨出現,所以祂們應該不是八王分舍利故事中的八王。

  三 引雁騎行人物的身份

  我們認為和田地區發現的這些引雁騎行人物的身份可能是夜叉,而且祂們與毗沙門天王有一定關係。

  毗沙門,音譯又作毗舍羅婆拏、鞞室羅懣囊、鞞沙門等,意譯為多聞、遍聞等,諸名之中以毗沙門與多聞最為常見。在佛教四天王中,其為閻浮提北方之守護神,具有護國護軍,施福舍財等性格。戴冠著甲,執戟托塔是毗沙門天王最常見的形象。毗沙門天王與于闐的關係十分密切,傳說于闐王即為其後裔,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二瞿薩旦那國條記載:

  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雲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回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號。[19]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〇于闐條提到,此國界有二天神,除了天鼠神以外,另一位就是“來居于闐山頂城中,亦有廟居七重樓上”的毗沙門天王[20]。敦煌佛教感通畫中繪有舍利弗與毗沙門天王決海故事畫,是反映于闐地方形成傳說的故事。敦煌藏文卷子《于闐教法史》也記載了毗沙門天王與吉祥天女及大地仙女(堅窂地神)等為于闐內戰雙方做調解的傳說。在莫高窟吐蕃統治時期第154窟南壁《金光明經變》西側條幅內,有毗沙門天王分別與觀世音菩薩、吉祥(或阿隅阇)天女相對而立的畫面,表現了守護于闐的天王、菩薩、天女等內容。正是由於毗沙門天王在于闐的特殊地位,祂毫無疑問地被列入了守護當地的諸神王之中,成為于闐八大守護神之一。

  根據佛經的記載,毗沙門天王為藥叉之主,其眷屬包括天女、太子、夜叉等。西秦聖堅譯《羅摩伽經》卷下載:

  毗沙門天王,及其眷屬天子、天女、一切夜叉,男女身雲。[21]

  隋代那連提耶舍譯《月藏經·毗沙門天王品》載:

  爾時佛告拘鞞羅毗沙門天王言:妙丈夫!此四天下閻浮提界北方第四分,汝應護持。何以故?此閻浮提諸佛興處,是故汝應最上護持。過去諸佛已曾教汝護持養育,未來諸佛亦復如是。並及汝子、大臣、眷屬、夜叉、毗舍遮,皆令護持。汝有九十一子,樂種種行,彼或乘象遊行十方,或復乘馬……或乘童女,遊行十方,汝亦應令得生敬信,共護閻浮提北方第四分。復有夜叉大臣大力軍將,初名無病,次名吉祥…次名攝受,斯等夜叉是汝大臣大力軍將……復有四大剎多羅,一名長目,二名長面,三名坐甕,四名花杖,斯等剎多羅皆是汝之大力軍將……復有夜叉大力軍將,常將兵眾,初名因陀羅,次名蘇摩……次名牛仙,斯等五十夜叉軍將,皆是汝之大力軍眾,受汝教敕……復有十六諸天神王,初名伊荼,次名鞞荼……次名三波帝,斯等十六諸天神王,亦有大力,有多軍眾。……北方有塔名尸佉利,過去諸佛、諸仙、賢聖依彼住處,見四聖諦……北方復有三曜七宿三天童女……北方所有天龍、夜叉、羅剎、鳩槃茶、餓鬼、毗舍遮、富單那、迦吒富單那,住汝北方無所屬者,我當於後分佈安置隨其國土,亦令汝等護持養育。[22]

  《十二天供儀軌》載:

  北方毗沙門天,坐二鬼上,身著甲冑,左手掌捧塔,右手執寶棒,身金色,二天女持寶花等。[23]

  般若斫羯囉譯《摩訶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羅尼儀軌》載:

  畫天王身著七寶金剛莊嚴鉀冑,其左手執三叉戟(筆者注:又一本作“左手捧塔”),右手托腰;其腳下踏三夜叉鬼,中央名地天亦名歡喜天,左邊名尼藍婆,右邊名毗藍婆;其天王面作可畏猛形,怒眼滿開;其右邊畫五太子及兩部夜叉、羅剎眷屬;左邊畫五行道天女及妻等眷屬。[24]

  金剛智《吽迦陀野儀軌》卷上云:

  先中主毗沙門天身,著七寶金剛莊嚴鉀冑,其左手捧塔,右執三叉戟;其腳下踏三夜叉鬼,中主名地天又名歡喜天,左右名使女,左名尼藍婆女天,右名毗藍婆神王,三鬼相面好相體,左右女天,其相好令具;又座下五大子有,各將軍體鉀冑被,手各持弓箭並有;又五行道天女有,又被鉀冑,面體女相滿作,又手持鎌刀;又其天有,又被甲冑,瞋面,手執刀鐮,各皆座石坐,是名十人大將眾。吉祥天,圓滿好相,諸衣服莊嚴無比;天女左手持青蓮華,右手施手無畏相;頂五寶莊嚴相;目毗沙門王愛相;細姣面白少赤相,蓮葉居;九人女眾又好相世無比,等吉祥天,各手持寶刀,又將鉾,又持鏡,各三人持物也,各蓮葉居。[25]

  這裏我們暫不討論毗沙門天王眷屬中的天女與太子等神祇,而是重點談談作為毗沙門天王眷屬的大將、夜叉及羅刹這一類的神祇。據佛經記載,毗沙門天王領夜叉、羅刹二部鬼神,天王之下又有夜叉大將分治諸鬼。據那連提耶舍譯《月藏經·毗沙門天王品》載,毗沙門天王有無病、吉祥等十六夜叉大臣大力軍將,及因陀羅、蘇摩等五十夜叉軍將。胎藏界曼荼羅外金剛部中,毗沙門天左右有夜叉八大將,如唐代善無畏講、一行記《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五載:

  次於北門,當置毗沙門天王。於其左右置夜叉八大將,一名摩尼跋陀羅,譯曰寶賢;二名布嚕那跋陀羅,譯曰滿賢;三名半只迦,舊曰散支;四名娑多祁哩;五名醯麼嚩多,即是住雪山者;六名毗灑迦;七名阿吒嚩迦;八名半遮羅。及訶栗底母、功德天女,經文闕之,阿阇梨言:功德天隨毗沙門合在北方。[26]

  散支或作散脂,亦名僧慎爾藥叉,在夜叉大將中其名最盛。因此那連提耶舍譯《月藏經》記載諸神赴法會時,毗沙門令散脂大將點檢眾夜叉,云:

  毗沙門天王問散脂夜叉大將言:“此四天下所有夜叉,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依城邑、聚落、舍宅、塔寺,園、林、山、穀、河、井、泉、池,塚間、樹下、曠野、田中,閑林、空舍、大海、寶洲,若地行、水行、空行,一切無餘,今悉來集世尊所不?”散脂大將言:“大王!此四天下所有夜叉,乃至大海、寶洲,若地行、水行、空行,一切無餘,今悉來集在世尊所。”[27]

  在造像遺存裏經常可以看到毗沙門眷屬中一位頭戴虎頭或獅頭帽的大將,有時其手中還持有一隻吐寶鼠,有些榜題標明是乾闥婆,在佛經中也可以找到依據,如宋代法天譯《佛說毗沙門天王經》中有記載:

  爾時毗沙門天王說真言已,白佛言:世尊!復有諸大乾闥婆眾,與我而為兄弟……如是等乾闥婆眾,迷惑惱亂一切眾生……世尊!若有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此經中受持、讀誦、禮敬、供養,廣為人說,彼乾闥婆及父母兄弟男女眷屬等,皆不能為害,常來親近侍奉衛護。[28]

  不空譯《北方毗沙門多聞寶藏天王神妙陀羅尼別行儀軌》亦載:

  我自領多兵眾、鬼神、藥叉、乾闥婆等,摧碎惡人猶如微塵。[29]

  毗沙門的眷屬中最多的是夜叉及羅刹。夜叉,捷疾鬼也;羅剎,食人鬼也。毗沙門“共無量百千諸夜叉眾,護持養育北鬱單越”[30]。唐代道宣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云:

  西北角天王名毗沙門,領夜叉及羅剎眾,住北鬱單越洲,多來閻浮提。其王手中掌擎佛塔,古佛舍利在中,佛在時令其持行,所在作護,佛法久固。又令天王威德勢力,領四神軍主,配北面一階邊各二神,西邊二神(一名陀羅那,二名阿羅難陀),東邊二神(一名鬱庾伽波羅,二名別他那)。依《賢愚經》,此等鬼神皆名夜叉,形色青黑,眼赤如血,鉤牙上出,頭髮悉豎,火從口出。經雖如此,及論顯相,義須別態,不可一像。[31]

  這裏提到名號的有六身夜叉,也有佛經記載為五身夜叉,如阇那崛多譯《起世經》卷六、隋代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六所記載:

  諸比丘!毗沙門王有五夜叉,恒常隨逐,侍衛左右,為防護故。何者為五?一名五丈,二名曠野,三名金山,四名長身,五名針毛。諸比丘!毗沙門天王遊戲去來,常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護。[32]

  夜叉之形象,據《賢愚經》卷一云:

  〔毗沙門王〕輒自變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髮悉豎,火從口出。[33]

  敦煌毗沙門天王造像的眷屬中有的手托一童子,有的肩生蝠翼或鳥翅,有的象頭或豬頭等,都是夜叉及羅刹之屬。毗沙門及其眷屬出行的場面,隋代阇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一六有云:

  爾時毗沙門天王,主領所部諸夜叉等。一切眷屬,百千萬眾,前後導從,手執火珠或執燈燭或執火炬,熾盛猛炎;身著鎧甲,或執弓、刀、箭、槊、器、仗及鉾、戟等。[34]

  通過上引經文,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毗沙門天王與夜叉之間具有緊密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善無畏講、一行記《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五《入漫荼羅具緣品之餘》中提到了毗沙門天左右有夜叉八大將。唐代青龍寺沙門法全集《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真言藏廣大成就瑜伽》(又稱《青龍寺儀軌》)卷下也記有八大夜叉的名號:

  多聞天王真言曰:“八藥叉:摩尼跋陀羅,寶賢(一);布嚕那跋陀羅,滿賢(二);半只迦,散支(三);娑多祁哩(四);醯摩縛多(五);毗灑迦(六);阿吒嚩迦(七);半遮羅(八)。”[35]

  但上述兩則佛教文獻中都沒有記載八大夜叉的具體形象。在《護法尊大海傳記》中卻有詳細的描述[36],劉永增先生據其考證瓜州東千佛洞第5窟後部右甬道南向面西夏時期繪製的圖像,認為是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曼荼羅[37]。其畫面如下:中間繪一朵大蓮花,從內到外分為三層,內層為中心圓圈,圓圈內繪一天王,戴三葉形寶冠,著鎧甲,右手持傘幢,左手於左腰握鼠形袋,騎於青獅背上,獅子四足各踏一朵蓮花,天王高約32㎝。中層一圈圓環等分成16片花瓣。外層一圈圓環等分成8片花瓣,每瓣之內繪一騎馬的菩薩,均有圓形頭光,裸上身,下身著裙,戴花冠、耳飾、項圈、臂釧、手鐲等,左手於腰側持鼠形袋,高約17㎝,自上方西側的一身按順時針方向描述八身菩薩,依次為:①花瓣紅地,菩薩身青藍色,右手持寶劍,馬身白色;②花瓣灰地,菩薩身白色,青藍色暈染身體輪廓,右手上抬持物,馬身灰色;③花瓣藍褐色地,菩薩身白色,灰色暈染身體輪廓,右手上抬托樓閣,馬身白色;④花瓣灰白色地,菩薩身白色,右手上抬托三寶珠,馬身灰色;⑤花瓣紅褐地,菩薩身灰褐色,右手上抬持物,馬身白色;⑥花瓣灰地,菩薩身深灰色,右手上抬托火珠,馬身灰色;⑦花瓣褐色地,菩薩身深灰色,右手上抬,馬身白色;⑧花瓣灰黃色地,身深灰色,右手上抬托淨瓶,馬身白色。大蓮花之外四角各繪一組小畫面,均繪於墨線勾繪的纏莖蓮花圖案之中。上方東側繪三人,中間一坐佛,高23㎝,有背光,高尖肉髻,著袒右袈裟,結跏趺坐於蓮花上,左手置於腹前結禪定印,右手於胸前作說法印;坐佛左側立一比丘,著袒右袈裟,右手於胸前結印;佛前方有一菩薩,作躬身回首狀,戴花冠、耳鐺、項圈、臂釧等,裸上身,下身著短裙,左、右手均舉至胸前結印。上方西側繪三身立像,均立於覆蓮花座上,上身裸露,下身著虎皮裙,右手上舉持物,左手於胸前結印,通高約27㎝。下方東側有三人,朝西而行,前面一人個子矮小,裸上身,下身著短褲,托花盤,雙腿交叉,回首而望,高約20㎝;中間一菩薩有圓形頭光,披帛帶,腿穿網襪,高約32㎝;後面站一人,合掌,下身著短褲,高26㎝。下方西側有兩人均作舞蹈狀,其中西邊一人較殘,右手似持三角形小旗;東邊一人裸上身,戴冠、項圈、鐲等,下身著短褲,雙手上抬似奏樂器。劉永增先生認為中間騎獅之天王即毗沙門,①至⑧為八大夜叉,其中①為北方夜叉金毗羅,③為西北方夜叉般支迦,④為東方夜叉王寶藏神,⑥為西方夜叉寶賢,⑧為南方夜叉滿賢,其餘不明(圖8)。


圖8 東千佛洞第5窟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曼荼羅圖

  現藏於俄羅斯冬宮博物館的一幅13世紀初的唐卡X.2430,是20世紀初俄國人科茲洛夫從黑水城遺址劫掠的珍貴文物之一。唐卡上的圖像與東千佛洞第5窟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曼荼羅具有大致相同的內容與形式,其畫面如下:中間繪一大圓輪,分為內外兩層。內層為中心圓圈,圓圈內繪一天王騎於獅子背上,天王有圓形頭光,身著鎧甲,頭戴三葉形寶冠,右手持傘幢。外層一圈圓環等分為8片,每片內均繪一武士騎馬而行,武將均著交領大衣。圓輪外的四角各繪一龍王,均裸上身,雙手合掌,下身為蛇形。圓輪上方繪一行5身結跏趺坐佛,據手印當為五方佛。圓輪下方一行分成三格,兩端各一方格,方格內畫立姿合掌供養人及樹各一,中間長方形格內並排畫五件供養器具(圖9)。


圖9 黑水城X.2403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曼荼羅圖

  我們在榆林窟第3窟右壁前起第一鋪壇城圖的下方又看到了一幅圖像,年代與前兩幅圖像也相近,畫面中間扁圓形背光中有騎於獅子背上手持傘幢的天王,兩側各有一脅侍,背光兩側各有四組騎馬人物乘祥雲飛來,均有圓形頭光,戴盔著甲,有的持長戟。這幅圖中主要人物應該也是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由此可見,在13世紀前後流行的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的圖像中,八大夜叉一般為騎馬人物的形象,或作菩薩形,或作武士形,或作士兵形,而且是以大致相似的形象成組出現。這對於我們將和田出土繪畫品中騎馬人物的身份推測為夜叉,應該有一定的幫助。

  我們還注意到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2號遺址(編號D.II)東牆壁面上發現的騎行人物位於壁面的最下部靠近地面的位置,丹丹烏里克遺址編號CD4:02(東墻6)的殘塊與托普魯克墩2號佛寺遺址發現的殘塊,成行的騎馬人物圖像均位於千佛的下方,原來的位置則在洞窟迴廊的下部。敦煌早期的北朝石窟中,在主室壁面及中心柱下部流行繪製夜叉的題材,這些夜叉一般裸身僅著短褲,身材矮小粗壯,豐滿健碩,或人頭或獸頭,面相或憨厚或兇惡或老醜,或作托舉狀,或舞蹈或奏樂,姿態各不相同。和田出土繪畫品中的騎馬人物位於壁面下部,與敦煌早期石窟中將夜叉之類護法神的題材置於洞窟壁面下部也許有一定的承襲關係。

  騎行人物所騎乘的馬匹有很大一部分是花馬,即馬身佈滿黑斑紋。關於這一點,林梅村先生認為這些繪畫表現的是于闐馬,與北宋李公麟《五馬圖》所繪于闐馬如出一轍[38]。除了在壁畫與木板畫中可以見到以外,在新疆一些墓葬出土的隨葬品中也有類似陶製花馬的形象,所以花馬可能是于闐當地盛產的一種名馬。騎馬人物右手所持的敞口鉢形器皿,又見於中亞片治肯特遺址壁畫宴飲圖中,據蔡鴻生先生研究可能是胡人飲葡萄酒時的一種名叫“叵羅”的酒器[39]。我們看到有時雁鳥從空中對著器皿俯衝而下,有時張嘴作飛行追逐狀,說明器皿內應該是有對鳥類具有較強誘惑力的食物或酒水。關於騎行人物中經常出現的黑色禽鳥,從其長頸的形態上我們初步認為是大雁之類的飛禽,至於牠出現在這裡是否具有特殊的涵義,我們尚不得而知。我們注意到敦煌北魏第254窟北壁前部中層的難陀出家緣與第257窟南壁前部說法圖中出現的執金剛神的頭頂均繪有一隻鳥雀,這麼看來似乎護法神與禽鳥的關係是由來已久的。

  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2號遺址(編號D.II)東牆壁面上發現了騎行人物,東墻前踩於小鬼身上的天王塑像,一般都認為是毗沙門天王像。墻面上那副著名的美婦及童子圖,斯坦因認為是玄奘《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國”條記載的龍女索夫故事[40],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是訶利帝(鬼子母)母子故事[41],我們認為必須注意人物所在的位置與環境,也就是說祂們是身處蓮花淨水池之中,池內既有含苞待放的蓮苞,也有已經綻放的荷花,所以其中的童子無疑是化生童子,而學界通常把該婦女釋作毗沙門的眷屬吉祥天女也沒有太大問題[42]。我們認為墻面下部的騎行人物與毗沙門天王的塑像也是有一定組合關係的,祂們應該是作為毗沙門天王的眷屬而繪製的。英國博物館所藏的繪有毗沙門天王與騎行人物的那件木板畫應該更加引起重視,上面的畫面清楚地反映出了毗沙門天王與騎行人物之間應該具有比較密切的聯繫,它為我們考證騎馬人物是毗沙門天王的下屬夜叉大將提供了又一個有力的證據。

  結 語

  在和田地區發現的壁畫與木板畫中出現的引雁騎行人物,我們認為可能是夜叉一類的護法神,祂們由于闐的大守護者毗沙門天王所統轄,有時與毗沙門天王相組合出現,有時單獨出現,多身排成一行出現的夜叉有時可能有八身,可以與佛經中記載的毗沙門天王的夜叉八大將相對應,這樣的毗沙門天王加八大夜叉的組合在西夏時期前後曾經在敦煌和黑水城等地出現過,不過到了晚期時八大夜叉的系統更加完備,形象與細節也有嚴格的規定,但是在早期可能還沒有那麼複雜,大概在早期時于闐八大夜叉騎於馬上緩步行進、成組出現甚至著菩薩裝混合世俗馭者裝的形象都被晚期的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曼荼羅的圖像所承襲和吸收。

  (附記: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與于闐:佛教藝術與物質文化的交互影響”(項目編號:13&ZD087)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 S. Hedin, Through Asia, London , 1898, pp. 788-805.

  [2] 關於斯坦因的考察記錄,見A. 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on, London, 1907, pp. 270-324;殷晴等漢譯本《沙埋和闐廢墟記》,頁174-207頁,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詳細報告見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1907, pp. 236-303.

  [3] E. Trinkler, The Stormswept Roof of Asia: by Yak, Camel&Sheep Caravan in Tibet, Chinese Turkestan&Over the Kara-Koram, tr. by B. K. Featherstone, Philadelphia, 1931, pp. 191-200.

  [4] 榮新江《丹丹烏里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32-50,文物出版社,2009年。

  [5] Ch. Baumer,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1999, pp. 2-14; idem., Southern Silk Road: In the Footsteps of Sir Aurel Stein and Sven Hedin, Bangkok, 2000, pp. 76-90.

  [6] 《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51-56。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達瑪溝佛寺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7年第4期,頁489-525;巫新華《新疆和田達瑪溝佛寺考古新發現與研究》,《文物》2008年第9期,頁55-68;中共策勒縣委、策勒縣人民政府《策勒達瑪溝》,頁3,大成圖書有限公司,2012年。

  [8] 《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136-138。

  [9] 《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141-142。

  [10] 《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244-245。

  [11] 榮新江、朱麗雙《圖文互證——于闐八大守護神新探》,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頁193,中華書局,2011年。

  [12] 朱麗雙《<于闐教法史>譯注》,榮新江、朱麗雙《于阗與敦煌》附錄二,頁436—437,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13] 張廣達、榮新江《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3輯,頁69-147,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14] 榮新江、朱麗雙《圖文互證——于闐八大守護神新探》,頁195。

  [15]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3冊,頁368。

  [16] 榮新江、朱麗雙《圖文互證——于闐八大守護神新探》,頁191—201。

  [17] 張小剛《敦煌佛教感通畫研究》,頁170-199,甘肅教育出版社,2015年。

  [18] 李維琨《絲路梵相:達瑪溝出土的于闐古寺壁畫》,上海博物館編《絲路梵相:新疆和田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壁畫藝術》,頁44-51,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

  [19] 〔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頁1006-1008,中華書局,2000年。

  [20]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下冊,頁157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1]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0冊,頁871。

  [22]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3冊,頁350。

  [23]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頁385-386。

  [24]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頁219。

  [25]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頁235。

  [26]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9冊,頁634。

  [27]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3冊,頁324。

  [28]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頁217-218。

  [29]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1冊,頁230。

  [30]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3冊,頁341。

  [31]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5冊,頁809-810。

  [32]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冊,頁341、396。

  [33]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冊,頁349。

  [34]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冊,頁729。

  [35]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8冊,頁162。

  [36] 〔日〕田中公明《詳解河口慧海コレクション、チベット•ネパ—ル佛教美術》,頁228-229,東京佼成出版社,1991年。

  [37] 劉永增《安西東千佛洞第5窟毗沙門天王與八大夜叉曼荼羅解說》,《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頁1-5。

  [38] 林梅村《于闐花馬考——兼論北宋與于闐之間的絹馬貿易》,《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頁44-54。

  [39]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頁11-14、31,中華書局,1998年。

  [40] A.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1907, p. 254.

  [41] 林梅村《于闐花馬考——兼論北宋與于闐之間的絹馬貿易》,頁44-54;洛克什•錢德拉著,楊富學譯《丹丹烏里克二號殿所見于闐訶利帝壁畫》,《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頁45-50。

  [42] 賈應逸、祁小山《佛教東傳中國》,頁53-5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编者按:本文原載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十七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3-204页。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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