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一、“刻毡为形”释义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境异》载：“突厥事祅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1此条史料又收入《太平广记》卷四八〇“突厥”条：“突厥事祅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2，内容与《酉阳杂俎》所载基本相同，唯改“皮袋”为“毛袋”、“脂酥”为“脂苏”3。由此可知,突厥祭祀的祆神是被“刻毡为形”的。毡是羊毛或其它动物毛经湿、热、压力等作用、缩制而成的块片状材料，有良好的回弹、吸震、保温性能，可用作铺垫及制作御寒物品、鞋帽料、帐篷、车篷等。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乃服第二》“褐毡”条介绍了制毡的方法：“凡绵羊剪毳，粗者为毡，细者为绒。毡皆煎烧沸汤投于其中搓洗，俟其粘合，以木板定物式，铺绒其上，运轴赶成。凡毡绒白黑为本色，其余皆染色。其氍俞、氆鲁等名称，皆华夷各方语所命。若最粗而为毯者，则驽马诸料杂错而成，非专取料于羊也。”4《天工开物》所记虽是明代的制毡方法，但其技术原理应该与古代相同。
我国西北地区一直有制作和使用毡的传统。距今约4000年的新疆古墓沟墓葬出土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毛织物标本，此时当地人已经知道将羊毛分档制作毡和毛线，用来擀制毡的是粗羊毛5。郝春文先生曾对敦煌净土寺等六个寺院的常住什物进行统计，统计中有各种毡子的数量，其中净土寺用“毡”字命名的毡子有33件。从郝先生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到，敦煌地区毡子的品种有30余种，按其大的类别有：花毡、大绯花毡、绣花毡、于阗花毡、圣僧坐花毡、绯绣毡、细毛持毡、黑毡、白毡、白方毡、汉擀白方毡、方毡、袂纳毡、绫锦针毡等6。其中的绫锦针毡，据黑维强先生研究，应为针线荷包7。其余的毡，都是以颜色、形状及加工装饰工艺命名的。
突厥人所事的“刻毡为形”的祆神，从其能够被“盛于皮袋”和“系之竿上”看，应该是用类似毡的比较轻软的质料制成。然而毡既然为擀压而成的毛制品，自然无法像石头和木头一样可以在上面雕刻出图像，甚至很少做出纹饰。因此，“刻毡为形”之“刻”不能理解为“雕镂”。笔者认为，“刻”实际上即是“缂”。缂，意为织纬，是一种依靠织纬形成图案的纺织工艺。缂织法最为我们熟悉的是缂丝。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上：“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8此处“刻丝”就是“缂丝”。缂丝采用的是“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经丝纵向贯穿织物，纬丝不贯穿全幅。这样织出的织物，具有立体感，有如刻镂而成。
我国的缂丝织物至迟出现于唐代，在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等地都曾出土过唐代缂丝，敦煌也发现一批缂丝织物。缂丝由于织造不易，故十分珍贵，多用在供奉佛寺的佛幡之上，均较狭窄，主要做幡头斜边及悬襻等9。勒柯克在高昌K遗址“藏书室”发现的几片“编结的绸缎残片”即是缂丝织物10。
缂织法最初应用于毛织物上。王炳华先生认为，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制造技术，应该是藉丝路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技术，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11。赵丰先生也指出，都兰发现的唐代缂丝与西北地区的缂毛工艺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12。墓葬时代早到西汉、晚至于晋的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了大量毛织物,，织物的图案有条纹、条格纹、几何纹、动物、人物、花卉和植物等。动物纹样主要出现在缂毛带上，有鹿、骆驼、独角动物，都比较图案化。人物图案仅见于M01出土的一条缂毛裤上。这条裤上部用黄色褐做裤腰和部分裤腿，下部裤腿主要是缂毛织物。左裤腿缂毛织武士像，头像倒置，右侧是长矛，系三块缂毛织物拼接而成。右裤腿缂毛织人首马身纹，人竖吹一件长管乐器，双手手指分开按在长管上面，长53.5cm，系两块缂毛织物拼接而成。经发掘者研究，两裤腿图案原来可能是一幅完整画面，人首马身像在上，武士像在下13。人首马身的主题可能源自希腊神话，武士头像挺直的高鼻具有希腊、罗马风格，这件缂毛织物应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产品。新疆考古所曾在楼兰东郊清理了两处汉代墓地，一处时代明显到东汉，另一处时代稍早。“东汉墓内出土的彩色毛织物色泽绚丽，组织致密，不仅有很好的斜纹织物，而且熟练运用着通经断纬织造技术”14。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基本可以确定，以“通经断纬”为特征的缂毛工艺汉代以来就流行于西北地区。缂毛能够织出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生动图案，非常适合用来表现神像。西域为多种宗教汇集之地，各种宗教也互相影响，乃至在某些方面趋同。如吐鲁番出土了不少佛教、摩尼教使用的画幡，上面绘制佛像、神像，可以悬挂起来崇拜供养15。刻毡为形的祆神图像，祭祀时系在竿上，可能就与这种悬挂的幡类似。毡为粗糙的毛制品，多用于制作帐篷、垫子、靴帽，无法用来表现精致的图像，因此“刻毡为形”的“毡”不会是擀压的普通毡，而应是对缂毛织物的一种泛称。
粟特人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以祆教为主要信仰，“又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又此六国总事火祆”1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原注：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177世纪初，突厥人占领了粟特地区，“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18。飒秣建(今撒马尔罕)即昭武九姓中的康国，“隋炀帝时，其王屈术支娶西突厥叶护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19。据林幹先生研究，在突厥族中，祆教仅流行于西突厥，特别是散居于中亚地区的西突厥人20，则突厥人信仰祆教应是受到中亚地区粟特人的影响。粟特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业民族，其足迹遍布于丝路沿线，几乎垄断了丝路贸易。突厥人所使用的缂毛祆神像产地虽然尚不得而知，但以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密切关系，不难通过粟特人得到。
二、突厥的祆神祭祀
《酉阳杂俎》所载的这条史料不但显示了突厥人曾信仰祆教的事实，还描述了其祭祀祆神的方法。由于突厥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难以建立固定的祠庙，故其祭祀祆神，不立祠庙，而是“刻毡为形”，制作神像，以脂酥(脂苏)涂抹，系在竿上进行祭祀。平时则将祆神像盛在皮袋中保存。
突厥祭祀祆神，除了“无祠庙”之外，其余方面应该大体和波斯及粟特祆教祭祀相似。其中以脂酥涂抹祆神像的做法，在波斯就能找到源头。据《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传》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则曰：“波斯……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苏，泽耏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祆。”西域诸胡祭祀祆神的方法是来自于波斯，而突厥人与粟特胡人交往密切，其祀祆方法可能得之于粟特人。
麝香是雄麝脐部香腺中的分泌物，干燥后呈颗粒状或块状，可作香料或药用。“酥”或“苏”，当泛指化妆用的油脂、酥油之类。《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上》：“妇人不粉黛，以苏泽发。”此处“苏”即是用以润泽头发的油脂。揉，意为混合、融和。“以麝香和苏”与“以麝揉苏”意思相同，指将麝香与苏混合制成一种香料。耏，即胡须。“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或“以麝揉苏，泽耏颜鼻耳”均指波斯祆教徒祭祀祆神时，要用麝香和苏混合的香料涂抹在神像的面额及胡须耳鼻部位，表示恭敬。突厥祭祀祆神时“以脂苏涂之”的方法，应该是来源于波斯。而“脂苏”之“脂”，应是指麝香，或者是麝香的代用品21。祆教徒用“脂苏”涂抹祆神像，除了表示恭敬和供养外，可能也有润泽神像的目的。
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8件粟特文信札，其中第2号信札表明粟特人曾经在敦煌购买麝香带往本土。这件信札可能写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洛阳、长安等地被刘渊攻占，粟特商人的活动中断了。这份书信应是居住在姑臧的粟特商人向他在粟特本土的主人报告他的商团在中国的经商情况和中国的政治局势的函件。粟特商人在信中写道：“高贵的爵爷，我已为您收集到了成匹成捆的丝绸，这是归爵爷的。不久，德鲁瓦斯普凡达克接到了香料——共重八十四司他特……又，我已派范拉兹马克去敦煌取三十二个麝香囊，这是为我自己搞到的，他将把这些麝香囊交给您，等他到后，将这些麝香囊分成五份，其中三份归塔胡西其凡达克，一份归毗达克，一份归您。”22粟特本土无麝香,故需从敦煌采购23。这件信札反映的虽然是西晋末丝路贸易情况，但各地物产一般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隋唐时期粟特人所需的麝香应该仍要在敦煌购买。而敦煌也是贸易的中转站，敦煌附近最有名的麝香产地是张掖。《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载：“甘州张掖郡，下。土贡：麝香，野马革，冬柰，枸杞实、叶。”敦煌出售的麝香可能来自张掖一带。粟特人曾经从波斯学习了“以麝香和苏”祭祀祆神的仪式，他们从敦煌购买的麝香，应该有一部分就是用于这种仪式的。
虽然突厥人将祆神像系在竿上祭祀，但这只是在流动状态下的权宜之计，在稳定的居点，突厥人也在祆祠中祭祀，甚至可能建立祆祠。在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是一座粟特人墓葬，石墓门正面浮雕祆教祭祀图。画面中部为三头骆驼背负的火坛，火焰左右各有一乐神。骆驼座两侧各有一人身鹰足祭司，双手握神杖伸向火坛两侧摆满供具的供案。门额左右下方各有一面向中央火坛跽坐的胡人，面对熏炉而拜，炉内燃火，熏炉及火焰贴金。左侧者披发，身着圆领袍，腰束带，右手置于火侧，左手置于熏炉上;右侧者卷发，头戴虚冒，八字胡须，身着翻领紧身袍，束黑色腰带，右手置于熏炉上，左手持一物。下方左侧披发者，当为突厥人;右侧戴帽者当为粟特人，考古报告推测为安伽本人的形象24。《酉阳杂俎》卷一〇《物异》“铜马”条描述了中亚的祆祠：“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祆祠。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簷向西，人向东礼。”25据此，祆祠内设置有大小炉。安伽墓门额图像中三驼座火坛位于画面中心，形体高大，当是《酉阳杂俎》中所谓的大炉;左右下方两胡人面前各有一小型熏炉，当是所谓的小炉。因此，安伽墓石门额上的祭祀场面，应当发生在祆祠中。图像中有突厥人形象，说明突厥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在祆祠中祭祀。安伽墓所出围屏石榻画像中也有很多突厥人和粟特人共处的场景，显示了他们关系的密切，突厥人在祆祠中祭祀应当是受到粟特人影响的。
“刻毡为形”的祆神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史料文字简略，不易究明。1981年，考古人员在洛阳龙门东山北麓发现了唐景龙三年(709)粟特人安菩夫妇墓，该墓出土一件唐三彩骆驼俑，骆驼鞍鞯上有皮囊，皮囊上有一兽面26。姜伯勤先生根据《酉阳杂俎》的记载，指出“盛于皮袋”，当与驮马鞍具上之褡裢有关，并进一步推测，三彩骆驼俑鞍鞯皮囊上的兽面，即是“刻毡为形”的祆神图像。进而，他把所有驼载皮囊上的兽面都视为祆神图像27。驼载皮囊上的兽面是否即祆神形象, 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这种骆驼俑皮囊上的兽面口中往往引出两道绳索，用来捆扎皮囊，兽面两侧多有各种杂货，很难想象祆教徒会如此存放祆神像。孙机先生对此推断也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粟特人信仰火祆教，然而并不外传，不曾有过译成汉文的祆教经典，对于各地之祆祠，唐政府也“禁民祈祭”，出土此类骆驼俑的墓葬，大多数还是汉人墓葬，墓主并没有祆教信仰，似乎也不应该把祆神图像带入墓中28。
祆教的主神是阿胡拉·马兹达，此外还有众多的神祇，各种神祇还有种种化身。唐五代时期，处于中西交通要冲的敦煌地区，是祆教信仰的繁盛之地，敦煌文献中多有祆祠及赛祆仪式的记载29。盛唐时期的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 这有周回百步院落的“舍”，就是祆祠。这个祆祠中的20个龛供奉着不同的神祇，象征神祇的“神主”是画的。新疆吐鲁番以东的哈密，唐代称伊州。据光启元年(886)S.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小伊吾城北“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姜伯勤先生指出这种素书形象是单线平涂的绘像30。而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则认为，“素书”或与“素画”形近而误，“素画”又与“塑画”通假,“素书”实乃“塑画”之讹，指彩色泥塑而言31。
饶宗颐先生曾在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中发现一幅编号为P.4518(24)的白描画本。这是一件高30.5厘米，长37.9厘米的纸本画页，画中绘二女相向而坐，一女手执蛇蝎，侧有一犬伸舌，舌设硃色。一女捧杯盘，盘中有犬。纸本已污损，悬挂之带结尚存。姜伯勤先生认为此卷上两位女神应与祆教有关，其中手持日月蛇蝎的女神与祆教的娜娜(Nana)女神有关。手持盘中立兽的女神是达埃纳(Daena)。他还根据此白画可以悬挂的特征，认为这与敦煌民俗“赛祆”活动用的画纸和“火祆庙”中的“素书形象”有关，可能是用来悬挂的祆神像32。张广达先生虽然在神祇的名称上与姜伯勤先生有不同看法，但同样指出，纸画原有悬纽这一情况值得注意，表明这一类图画当和幡幢一样，属于广义的装身具，大概是供进行某些法事之用，例如行像活动，并推测这一纸本图画十有八九是用于赛祆场合的33。
目前已经发现的用于崇拜的祆神图像，无论是可以悬挂的纸画，还是固定的壁画，或者立体的雕塑，大多是人物形象。除了以人形出现的祆神形象外，有不少鸟和动物图像，如吉祥鸟、犬、骆驼、牛等也被研究者指认为祆教神祇的化身。但这些与祆教有关的动物形象，往往不是直接作为崇拜和祭祀对象，而是用于陪衬人形神像，或是用于装饰。突厥人“刻毡为形”的祆神像与敦煌白画上的女神一样，用于悬挂祭祀场合，应该也是人物的形象。
总之，《酉阳杂俎》所载突厥“刻毡为形”祭祀祆神的史料，是较早的有关缂毛纺织工艺的文献记载，能够补充我们此前在这方面认识的不足。这条史料不但使我们了解到西域缂毛织物在宗教方面的使用情况，还加深了我们对突厥人祆教祭祀仪式的认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2《太平广记》卷四八〇，第3956页。
3中华书局点校本《酉阳杂俎》曾以《太平广记》参校，但仍保留“脂酥”未改。
4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初杨素卿刻本。
5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3页。
6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7黑维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针氈”考》，《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8(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9赵丰《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09年，第62页。
10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11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54页。
12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第116页。
13新疆博物馆《洛甫县山普拉古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第44页。
14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195-196页。
15参见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图版3(摩尼教画幡)、图版41(高昌与交河的佛幡)。
16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118页。
17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30页。
18《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1页。
19《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传》，第5310页。
20林幹《突厥的习俗和宗教》，《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第48页。
21蔡鸿生先生认为，突厥以“脂苏涂之”来代替“以麝揉苏”的祀祆礼仪, 是按游牧民族食肉饮酪的风尚办事。这是将“脂苏”视为普通的动物油脂。参其《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136页。
22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71-72页。
23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4页。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25段成式《酉阳杂俎》，第98页。
26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23页。
27姜伯勤《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28孙机《唐代的胡人》，《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13日第6版。
29参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89-499页;解梅《唐五代敦煌地区赛祆仪式考》，《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144-149页。
30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491页。
31参林梅村《高昌火祆教遗迹考》，《文物》2006年第7期，第60页。
32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收入《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179-194页。
33张广达《唐代祆神图像再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页61-67。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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