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围绕上述议题，就近年出版的三部著作做一分别绍介，概括其视角、方法与内容，借此对海外中国学领域相关领域的动向稍作涉猎，同时补充以国内中古史学界相关研究的进展与动向，并在文尾就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和今后可能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略述一点个人愚见。
班茂森(Marc S. Abramson)《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3](下文简称为“班茂森书”)是一部系统梳理中古中国族群认同的话语演变及其特征的专著。本书是基于作者博士论文的修订[4]，出版后便在西方中古史学界广受关注[5]，书评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部书多学科交互启发的研究视角，皆肯定其对于拓展中古中国族群与政治研究的重要价值。笔者以为，这部篇幅不算长的著作，之所以能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除著作本身的可取之处外，还在于作者将更为生动和多元的视角引入中古族群与历史的研究领域，因此，这部书的出版，同样值得中文学界的关注[6]。
班茂森书通过爬梳大量性质各异的文献记载，力图呈现唐代族群认同与文化的多元面貌与纷繁层次，意在揭示族群认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作者看来，族群认同并非一个均质不变、线性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往往是变动不居、充满偶然的现实选择，是历史主体和社会现实之间不断地博弈和协商，是知识精英对历史和现实的不断重新叙事和评估，交织着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利益抉择和价值判断。作者开篇提及出自《宋高僧传》卷二《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的一则记载：
“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7]”
这段记载通常被用来解说当时史事，然本书作者则认为，这条材料还透露出饶有趣味的时人态度。玄宗尊崇道教，下诏敕遣返外国佛僧归国，有侍者将此事告知金刚智，金刚智则说自己是梵僧，而非蕃僧。在唐朝官员看来，只要非汉人便属于“蕃”这个群体范畴，然而在当事人自己那里，又有着不同的族属认同。这时，族群认同的问题便由国家的、群体的、官方的客观认定，转变为个体的、情感的、价值的的主观认同。也就是说，族群固然存在着客观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属性，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在不同话语中的文化交织与主观建构，只有揭示各种不同表述所在的特定历史情境，我们才能看到有关族群认同和历史互动中更为微妙而驳杂的面向。
在导论中，作者指出，族群认同和种族问题影响到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各种话语表述当中，——这正是全书着力分析所在(第x页)。族群认同本身随着文化、社会、政治局面变化而变化，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镜像，通过分析唐代中国纷乱庞杂的种族认同和种族差异的表相，作者意在揭示六到十世纪政治社会变迁的某些侧面，及其在中国族群文化史中的时代意义。过去学界对唐代族群认同的研究，比较强调文化因素，通常采取“胡化”或“汉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认为唐朝政府通过多种形式同化或涵化了进入中国的非汉人;然本书作者则指出，影响族群认同的因素是多样的，除了文化这一衡量标准外，还应当包括家族血亲、身体特征、政治利益和文化习俗等(第xix页)。作者进一步提出，即便是认同中原文化的外来移民，其在种族身份上依然不等同于汉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之间的认同与区隔是多元的，任何角色、身份、事件都可能促进融合，也可能引发冲突。
作者在导论中强调，族群认同并非是原生性的(primordial)而是一种人为建构(constructed)[8]，且对唐代的族群认同历史进行了大致陈述，不过，本书的主体内容却没有采取历时性的结构，而采用了分视角阐释的布局，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中国语境下的族群性”，介绍“族群”这一概念[9]，及其用于中古中国社会研究中的意义和扩展[10]。第二章为“非汉人的身份暧昧：成见和区隔”，主要分析唐代文献尤其是文学书写中，对“非汉人”这一群体形象的模式化表现，指出其中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唐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但总的来说，其形象是多样而非单一的。第三章“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主要论述了唐代的排佛话语，及其与崇佛话语之间的论争，尤其分析了由傅奕到韩愈，排佛在话语与宗旨方面的演化。第四章“深目高鼻：胡人的身体”，作者从“体貌”(physiognomy)的角度切入，论述唐代社会对胡人身体外貌特征的叙事和观念;第五章“族群的地缘政治学”，意在分析唐代的内与外、胡与汉、华与夷、中心与边缘等这样的概念范畴。第六章“族群变化的多样性”，主要分析唐代非汉人在取名、婚姻、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实践，并分析其意义。可以说，本书各章论述各有侧重，但基本围绕族群认同的叙事(narratives)和话语(discourses)中的四个要素展开，即前已提到的出身(genealogy)、体貌(body)、政治(politics)和文化(culture)(第4—5页)。
之所以将唐朝作为研究对象，在于作者认为，无论是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出现，还是汉族这一族群的形成，唐代都是非常关键的时期[11]，终唐三百年间，族群认同与文化叙事之间的张力贯穿始终。就前后期进行对比，本书又大概做了两分，即前期可归为“某种族的人通常以某种行为为特征”(people of X ethnicity are characterized by Y behavior)，而中后期则是“以某种行为为特征的人便是某种族”(people who are characterized by Y behavior are of X ethnicity)(第xx页)。血缘种族和行为方式比重的前后变化，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其动力正源于社会和政治特定的若干发展趋势：其一，到唐代中后期，进入唐代精英文化层但仍维持着本来族群认同的非汉人对族群话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试图由此获得可同他们已具有的军事、经济实力相匹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其二，安史之乱后，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的冲突加剧，军事实力和政治忠诚的重要性远超过种族认同;其三，文学、行政、军事等能力逐渐取代家族出身，成为个人与家族向上流动的主要手段，而这一点也造就了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到宋代官僚社会的转换历程。
选题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作者深受薛爱华(Edward Schafer)两部名著(The Gold Peaches of Samarkand和The Vermilion Bird)[12]的启发和影响，但又没有墨守陈规，力图在前人基础上，通过对族群叙事文本和话语的辨析，重新讨论唐代观念层面的“我者”与“他者”、“本土”与“外来”的界限和关系，并充分揭示其动态变化的层累面貌[13]。唐代社会的特色在于，一方面强调自身上承汉代正统，尤其重视对经典的重新整理和文化的再次整合;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三百年的区域分裂和民族融合，有着胡汉二元体制的制度基础[14]。加之统治者出身混血种族，因此在继承汉代中原传统和融合外来文化方面尤其特色独具。和此前的儒家正统精英叙事一样，唐代的正史叙事中对于非汉人的态度也始终是积极和消极皆而有之;特别是，在当时人看来，非汉人在工艺、绘画、乐舞、识宝、军事、驯兽等方面的特长尤其突出。这对于大一统的王朝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价值。
班茂森提醒我们注意，唐朝社会存在着种族和国家两种并行不悖又彼此交织的认同[15]。从国家的立场来说，那些入唐定居的“外国人”，虽然并非“汉”人，却属于“唐”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目前出土了大量的“非汉人”墓志，他们虽然在族属上是外来的，但他们的墓志铭都是汉式，墓志盖则署“大唐某某”，如《大唐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铭》[16]、《大唐故右屯卫郎将阿史那婆罗门墓志铭并序》[17]，等等。将这些志文内容、媒材属性和墓葬形制等综合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在多元文化汇聚且四方移民融合的唐朝，对外来人群的区分并非仅有单一的种族认同一项原则，无论其出身与族属，只要是在唐帝国内长期生活，往往就能得到国家给予的某种政治身份认定。对于那些进入中原王朝官僚系统的外族人，尤其如此。然就个体而言，得到国家的身份认定，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相应的身份认同，班茂森指出，个体的主观族属认同往往受到具体现实利益的影响，通常是那些胡商、低级官员、蕃将、乐舞、伎师更愿意维持自己的本来族属特性，因为对这些人而言，外来身份恰是他们为唐朝说接受且得以维生的基础(第16页)。
通过分析史籍中关于“非汉人”的叙事，作者指出，这些文本绝大多数是汉文文献，且多出自中原汉人之手。他们对外族的观点，既继承了汉代以来层层因袭的四裔观，又有着唐代具体的时代特色;总的说来，并不存在鲜明的种族区隔，不过依然包含着大量的成见断定。这在诗歌和笔记小说中多有反映，其中非汉人的特点基本可归结为：无知无文，没有忠孝观，见利忘义，不通礼法，行为缺乏理性，易冲动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一系列对“外族”或“他者”的叙事的反面，中原精英其实完成了对华夏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塑造。
此书再一鲜明特色，在于注重个案的具体分析。比如第三章对排佛话语的论述，就以傅奕、韩愈、法琳等为个案，分析了不同立场和身份的人对佛教的“外来性”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不同态度，并试图揭示其言说背后特定的时代语境。此外，作者对哥舒翰、契苾何力、安禄山、仆固怀恩等蕃将的特点和个人选择也做了具体分析，相较于就蕃将群体的通论性研究，本书的具体分析更具说服力。事实上，对个案进行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可资对照的，比如王小甫对突厥、吐蕃、回鹘、契丹、蒙古等周边部族崛兴与波斯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尤其注重其掌权者所发挥的作用[18];另外，李鸿宾对郭子仪、阿布思及仆固怀恩做了对比分析，强调不同出身背景的人在类似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境中的不同抉择，与其族属认同和文化选项有关[19]。
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的蕃将与府兵》一文中提示，虽然蕃将存在于终唐三百年，但是唐朝前期的蕃将与后期的蕃将大有分别，他在文中对太宗朝和玄宗朝的蕃将做了对比，认为太宗所任之蕃将乃部落酋长，而玄宗朝的蕃将则是寒族胡人[20]。这个结论基本虽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这一转变的内在过程仍然缺乏“深度描写”。太宗朝时，唐朝尚与突厥文化联系密切，此后经李唐皇室宫廷内政频繁更迭，武则天发动武周革命，大力提倡科举，使得山东及南方士人及文化得到巨大发展，进而衍生出“文武二分”的话语，到玄宗朝愈加显著，而有关“文武”的叙事又与“胡汉”相交织，使得玄宗朝以后，政治和种族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尤其显著起来。笔者以为，个案研究是对这一转变过程加深认识的最好方法，从具体的个体入手展开分析与叙事，通常可以揭示出历史中特殊、异质、偶然的因素，进而制衡、消解一统化的大叙事，进而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本书第三个突出特点在于，既分析“汉”与“非汉”这对范畴，又照顾到“非汉人”内部彼此的互相对照和区别，揭示出被汉人归以“非汉人”这一统称之下的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认同差异，强调了部族各自的主体性，并举出了相应的史籍例证来说明。作者强调“非汉人”内部彼此差异，意在指出，任何一个族群认同或个体认同都是在与“他者”对照之下获得的，这一点也日益引起学人注意。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一文，通过考察胡语文献中对“胡人”的记载，分析在不同族群观念中，“胡”这一名词所指的异与同，揭示出历史更为深层复杂的面貌[21]。王明珂研究羌族历史时也发现，羌族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界限和区隔的族群，恰恰相反，其族群认同在汉族和藏族之间形成一个光谱式的存在。他指出，在“羌”这个族群的内部与外部，有着不断变动而又延续至今的区分与认同。对于羌人内部社会，王明珂深刻而又生动地剖析了羌人内部的“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和“毒药猫”的传说。所谓“一截骂一截”，就是岷江上游每条沟的小世界里，人们会以自己的“沟”为核心，以上、下游的“蛮子”和“汉人”为我族边缘;而在小世界内部，还有“无毒不成寨”的“毒药猫”传说，承载并反映了村寨与邻人之间的敌意与猜忌，笔者以为，这些观念并非羌族所有，而是人类社会中形式各异却内涵类似的现象之一[22]。这些见解，对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族群文化深有启发。
如果说班茂森的著作是就唐朝族群话语进行的总体分析，稍晚森部丰出版的著作，《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与东部欧亚大陆世界历史的展开》[23](下或简称为“森部丰书”)一书，则涉及到特定族群在具体时代情境中的历史发展。此前村井恭子所撰书评，已从日本中古史学术史的脉络以及该书对安史之乱、晚唐藩镇等研究提出的新见解进行了说明[24]。这里则尝试就本书作者的学术背景、内容特色以及其与中国相关学术进展之间的呼应做一大致梳理。
森部丰在这一课题上的积累已有相当年月。近二十年前，他就由昭义节度使建立过程的专题研究开始对这段历史的摸索[25]，此后转而以河北藩镇为对象，关注区域政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26]。随着石刻材料的不断出现，他开始注意这一地区相关新材料的发掘，2000年以来，他多次前往中国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墓志进行具体考释的基础上[27]，逐渐钩沉串联出河北地区8到10世纪族群结构与政治网络形成、嬗变的历史图景，因此，这本书可谓是集多年之功的一部作品。
本书是对8到10世纪发生在北部中国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考察，即从微观细节的层面分析安史之乱的来龙去脉、河朔三镇的内部构造以及沙陀等外来部族在山西北部集结、崛起并建立政权的前因后果，这一系列世相固然有其时间先后的线索，但其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主体要素，即粟特系突厥人(即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帝国、深染游牧文化的粟特人)的活动[28]。关于这一人群的历史记载支离破碎，有赖于近年来大量石刻材料的新出土或再发现，相关人物的身份、活动及关系网络逐渐得以清晰，进而使得中唐至宋初北方中国的历史面貌更加丰富、复杂而充满活力。
关于来华粟特人，荣新江曾通过中国史书、各地出土的汉语和伊朗语文书、汉文石刻文字等材料，勾画出粟特人从粟特本土到中国东北营州的迁徙路线[29]，依据新发现的一系列粟特来华商队首领的石棺床，荣先生进一步就北朝隋唐粟特人的聚落及其内部构造进行了分析[30]，主要关注点仍然是沿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北方地区的粟特商队聚落。此后他又就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进行专文阐发[31]，揭示了粟特人的种族身份和祆教信仰在其叛乱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与此前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不同，安禄山及其领导下的活跃于河北地区的粟特聚落，其来源主要是北方草原帝国，他们擅长驭马、能征善战，带有极为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这些人在安史之乱后直至宋初的北方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早在1955年，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就从姓名、来源等方面，指出安禄山可能是从六胡州而进入漠北的粟特人，开元初，突厥内乱，其父亡，安禄山与其叔安波注二子逃亡入唐[32]。突厥汗国内存在着独立的粟特人部落，这一点已有羽田亨[33]、蒲立本[34]、护雅夫[35]、蔡鸿生[36]等先贤清晰地揭示出来，高宗调露初年设立于关内道北部、灵夏之间的六胡州，就与北方草原帝国内部的粟特人聚落直接相关[37]。这一建制的出现，时值东突厥第二汗国崛起、吐蕃东扩的历史背景，因而六胡州及其部众其实是唐朝用来抵抗北方、西北方外部压力的缓冲。但伴随着周边政权的更迭挤压，六胡州的粟特部众发生离散与迁转，很大一部分流入河北地区，成为安禄山麾下的主力;然而也正因为其与安史之乱的密切联系，在汉文正史文献中关于这些部众的记载暧昧不清，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区。正介于此，森部丰通过爬梳大量石刻材料，力图缀合复原出中晚唐活跃于北中国、最初来自于草原汗国粟特部众的生存状态、婚姻网络和政治格局。
森部丰书第一章《北中国东部粟特人活动与聚落的形成》，介绍了粟特人在北方中国东部地区的活动、存在状态及其聚落的形成。在追溯唐代河北地区的粟特人聚落来源时，作者除详细清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在于，引入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定府知府沈涛所撰《常山贞石志》中收录的《开元寺三门楼石柱刻经造像并柱题名》(39—45页)和《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46—55页)，以证明河北恒州和幽州等地的粟特人聚落及其生存状态[38]。《三门楼题名》最初刻于如意元年(692)，累计题名约达2400个，其中有安谨节、史威武、安思恭等昭武九姓近五十人，根据当中婚姻关系的记录，可以看出，恒州地区的粟特人很可能还保持着内部通婚的聚落状态，结合宝应二年(826)恒州获鹿县仍有胡神祠存在的记录，当地的粟特人聚落应该一直由7世纪延续到9世纪前半叶。《云居寺石经题记》中关于昭武九姓部众的记载更为详细，不仅反映出其婚姻状况，更留下大量相关商业活动的记录，正可与《安禄山事迹》中“(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的记载相互印证。
第二章《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北亚、东北亚诸部族的分布与安史乱军的渊源》，考察安史之乱前活动于北方中国、来自北亚或东北亚族群及其与安史乱军之间的关系，作者详细历述河北、东北地区羁縻州的演变情况，自高祖、太宗起至玄宗朝，在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崛兴又崩溃的历史背景下，东北契丹与奚两族对唐朝的立场也经历了叛顺更迭，进而导致唐朝在河北、东北地区的经略步步南移，这一地区的部众成分日趋复杂，安禄山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登场的。以契丹人李永定墓志为例(80—86页)，森部丰揭示出，羁縻州、折冲府、节度使等不同建制在地方的交织融合，也正是如此，安禄山得以借机培育强大的军事力量。
第三章《7—8世纪的北亚世界与安史之乱》，作者将安史之乱置于7到8世纪的北亚世界历史的变动当中进行考察。以东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导致大量突厥遗民南下为起点，接以六胡州的出现，概述北中国粟特系突厥人(这一定义有广狭二分，参108页)的由来和动向，这些部众此后伴随着东突厥第二帝国的兴起与崩毁以及东北契丹、奚两部的活跃，在朝廷政令或自我选择的契机之下，发生离散迁徙，很大一批人迁转至东北幽州地区，进而成为安禄山麾下劲旅，也有进入山西北部者，到晚唐与西来的沙陀部众结合(第118页，注165)。作者通过前三章的介绍，将安史之乱这一过去通常作为唐朝内部政治斗争与叛乱的事件与整个欧亚大陆东部世界在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更为丰富的内涵由是揭开，进一步提醒我们，对于这一事件启动者背后的真正意志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究(第119页)。
第四章名为《粟特系突厥与河朔三镇的状况》。通过整理大量墓志材料，作者分别介绍卢龙、成德、魏博三镇粟特系突厥人的存在状态，并将这些人进入河北地区的时间大致分成了三期(172页)，第一期是在安史之乱之前或乱中，这部分人是原活跃于河曲地区的东突厥阿布思率领下的劲卒，由于被回鹘打败后东行，最终为安禄山收编;第二期是建中至贞元年间，这一期与石州地区六州胡被唐朝河东节度使降服，转而向东北迁徙有关;第三期则是元和年间，与沙陀部众东来，进入山西北部有关，原地六州胡部众由此继续东行。粟特系突厥人在乱后向河北地区迁徙，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局面有关[39]，然除此，如森部丰通过何弘敬、米文辩等人墓志所揭示出的那样，河北三镇中，魏博一地还有其特殊性[40]。与卢龙、成德两地原本就是安禄山根据地不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前归顺唐朝而当上节度使的，其最初基础兵力是当地农民，因此，在叛乱结束后敏感而混乱的局面当中，魏博尤其致力于招揽粟特系突厥劲旅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也因此使得魏博节度使多是粟特系突厥人出身，这些外来的军人与魏博牙军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特别关注(151—172页)。
森部丰还进一步指出，元和、长庆之后，基本上就不见粟特系突厥人向河北的迁徙，这主要源于此时河北藩镇与唐朝廷之间关系变化，由安史之乱后的对抗逐渐转变为政治上的互相利用，当地对军力的需求不如过去急切。同时，沙陀、吐谷浑等部众东来进入山西北部地区，成为晚唐朝廷极为倚重的主力部队，进而借机发展壮大，大量六州胡后裔得以在其间获得发展空间，遂成为晚唐、五代、宋初北方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41]，这一点作者在第五章《沙陀在河东地区的兴起与粟特系突厥》专门就此进行了详细探讨。
第六章《北中国的吐谷浑与粟特系突厥》，以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所藏宋代石函上的题名为主要材料，钩沉唐末至宋初北方中国东来的吐谷浑和粟特系突厥的融合，及其在王朝政治格局中的位置[42]。除此，作者还在补论中，详细考察了昭义节度使(泽潞节度使)的建立背景，并通过分析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政治身份，使得对晚唐朝廷和河朔三镇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得以生面别开[43]。
就本书的主题——安史之乱、河朔藩镇及沙陀王朝——而言，看上去似乎新意无多，但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毋宁说正在于此，即赋予“老问题”以“新阐释”，实现这一突破，得力于本书的两个重要特色。
其一是视角的择取。作者聚焦于中晚唐至宋初河北地区内部的族群离合与政治嬗变，并以此旁及其周边北亚、东北亚、唐朝关中地区、河东地区乃至河西地区的历史变迁，因而得以突破了唐朝与安史乱军、中央与藩镇、中原与北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论述框架。将此时代大势和区域发展扭结在一起的，是从北方草原帝国南下的粟特系突厥人，他们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有着发达的政治头脑，于是得以在安史之乱后的北中国东部地区风云际会，成为五代宋初当地历史舞台中最为重要的主体力量。
其二是材料的使用。关于河北地区的粟特系突厥人的记载，正史材料零散而稀少，且语焉不详，这自然是因为安禄山的特殊身份以及乱后当地与中央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所致。同时也说明，这些人在河北当地才是拥有真正权力的人物。无论是《开元寺三门楼石柱刻经造像并柱主题名》、《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定州市博物馆所藏宋代石函题名》，还是《李宝臣德政碑》、《何弘敬墓志》、《米文辩墓志》、《安重荣残碑》等，都是重新启动晚唐五代乃至宋初河北区域政治史的绝好材料，区域史的再认识，势必会带来整体史的面貌一新[44]。
同样涉及族群政治和权力博弈的话题，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新著的研究对象则是不同历史时段的史事。斯加夫1998年完成名为《跨越草原与耕地：唐代与内亚游牧者的关系，640—756年》的博士论文[45]，此后十余年始终在中古中国与内亚游牧部族关系史领域潜心耕耘，陆续发表多篇论文，终于2012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隋唐中国和它的突厥—蒙古语系邻里——文化、权力与关系，580—800年》一书[46](下或简称为“斯加夫书”)。就题目便能看出，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增补修订，且研究重点也发生明显转移，即从以中原王朝转移至隋唐政权与内亚草原汗国的关系。因此，与着力探讨唐朝对漠北草原的政治态度、战略定位以及军事防御、战和关系的博士论文不同，斯加夫在这部新书中，将隋唐帝国与草原汗国(主要是第一、第二突厥汗国)之间的中间地带(borderlands)及其民众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意在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47]，指出南北两边的政权主体在这一区域的交织、博弈与协商的历史，并更进一步希望阐发这些历史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观念与意志。
伴随北周一统北齐迈入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是突厥在北方草原发展壮大进而建立汗国的历史进程;因而，隋唐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史也成为中古史学界的重要主题之一，中国学界已从史事、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卓具见识的研究[48]，许多历史细节也渐次清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上立足于“隋唐史”的研究脉络。不同于此，斯加夫在本书导论开篇便提出“作为世界史的中国—内亚边境”(The China-Inner Asia Frontier as World History)，并明言采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中古时期中原王朝和游牧王国之间源于数百年外交、竞争和融合历程的“交织的历史”(tangled history)，进而指出两者在竞争中间地带及其部众的领导权时利用了极为相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而这些相似的观念和方式广泛地存在于东部欧亚大陆(4页)。本书所谓的“东部欧亚大陆”，在地理范围上包括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蒙古草原、西藏地区和西域地区，在政治意义上除隋唐帝国、草原汗国，还包括吐蕃政权(570—842)、拜占庭帝国(476—1453)、萨珊波斯(224—651)和伊斯兰倭马亚王朝(661—750)(7—8页)。
本书正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历史与地理背景”，内含两章。第一章《东部欧亚大陆的地理、历史与冲突》，概要介绍东部欧亚大陆地区的地理、历史，并据唐初道的划分给出中古时代中国—内亚边境的范围，即河西道、陇右道、关内道、河东道、河北道(27页)。作者认为，中古时代的气候环境、地理资源和人口数量使得上述区域呈现农牧并存的情形，且由于同京城长安距离切近，在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之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北方游牧部族南下，长程行动后需要水草补给和马匹修整，颉利、默啜等时代的成功侵边，都源于对这一中间地带的占有，而这里对唐朝则意味着数量庞大的马匹和骑兵。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相比，目前研究中对此的重视是不够的。接下来的第二章《中国—内亚的边境之地：话语与现实》中，作者介绍了这一区域价值被低估的的原因。中国—内亚边境及其民众即便在国家法律、行政条规中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却依然受到主导史籍编撰的儒家精英的排斥，与武将、出身低贱的人一样，这些边地部众在传世史籍文本中的角色是边缘的、模糊的，这是儒家文化对周边部众的传统观念所致;不过，如果对比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现实，就可以看到，以西州为代表的“边地”是一个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的政治、经济区域，其中不仅往来中西的粟特商人表现活跃，北边的游牧部族也是当地社会生活积极的参与者，而这些丰富的图景，是我们在传世正史中有关西州的记载中看不到的(65—71页)。
第二部分名为“东部欧亚大陆的社会与文化”，内含三章。第三章《通过庇护而来的权力：世袭政治网络》。作者这里借用韦伯“世袭官僚制”学说的相关概念，并参考此前诸多将此用于中古世界的研究成果，将互惠为原则形成的“主—客”(patron-client)作为研究中古中国—内亚世界的主要线索，指出无论在隋唐官僚体系中，还是草原汗国政治结构里，这种人格政治(personalistic politics)都是相当普遍的(75页)。这种人格政治表现为横向的联盟关系和纵向的主从关系;后者已为对游牧社会有深入研究的日本史学护雅夫、美国社会学家Lawrence Krader等人详细阐释。本书中，作者分别考察了突厥王廷(如颉利与苏尼失)、隋末北方地区(如高开道与其假子)、唐代官僚系统(如牛仙客与宇文融、李林甫，张九龄与张说)和地方驻军(如封常清与高仙芝、哥舒翰与王忠嗣)以及隋唐宫廷(如皇位继承冲突事件中所突显的皇子及其亲信的关系)中可见的超越种族与文化的个人联系，除此，还有类似太宗与突利可汗、安禄山与吉温等约为兄弟这样的横向联盟关系。在作者看来，上述普遍的个人关系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即建立在彼此认同且互惠的基础上，儒家文人即便以高扬的道德感极力谴责这种非正式的、徇私的个人关系，但在人员来源相对单一的科举系统当中，类似的主从关系同样极为普遍。史籍中关于张亮、安禄山等豢养假子的记录，都源于二人阴谋叛乱而得以批判的立场保留下来，但由此可以设想，尚有大量不被记录在案的类似情形。
第四章《意识形态与国际竞争》，作者探讨了南北政权双方外交往来中文化交织的情形，指出很多为双方所认可的文化元素向被认为是“中国的”，但事实上，诸如君权神授、祭祀天地、祖先崇拜等是为整个东部欧亚大陆所共同的思想观念;以间接的方式统辖边地，也在当时各个政权中通行(105页)。正因为这些共同的观念，隋唐与内亚政权之间在外交礼仪和政治往来展开相应的创造、融合与竞争，其中最广为人知者便是“天可汗”的诞生，在斯加夫看来，正是东部欧亚大陆范围内共享的价值理念，使得这一政治名号及其实践成为可能，同时，唐代的册封制度、羁縻府州体系等行政运作也并非“中国传统”或“唐朝发明”，而是广泛为东部欧亚大陆所采用的统辖手段。使得这些实践成为可能的背景，在于长久以来北方地区文化混溶交织的现实，且有大量具备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包括汉人、粟特人及游牧部族民众)往来其间，这也使得双方在同一外交礼仪中，可以得到各自的理解并认可，这些即作者在第五章《作为欧亚大陆礼仪的外交》中所分析的内容[49]。作者认为，宫廷礼仪究其本质是不同文化的竞技场，由于礼仪往往是“暧昧而多义的”(ambiguous and multivalent)，能在不同受众心中激起不同的情感，因此，有必要追寻隋唐、突厥乃至欧亚大陆外交礼仪细节背后的深意(134页)。虽然在唐朝礼典(如《大唐开元礼》)中，“宾礼”篇幅最短，且唐朝官僚系统中有鸿胪寺典客署和礼部主客司这样专门处理涉外事宜的部门，但是宣扬皇帝权威的国家礼仪当中还是有不少内容事涉北族游牧人士，诸如贞观四年太宗“天可汗”之礼，虽然传统正史对此语焉不详，但若干细节仍暗示出这一盛会同后世蒙古的忽里台(Quriltai)大会可堪对照，而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封禅礼，其意义在作者看来也是开放性的，对于中国儒家官僚而言，这一礼仪意味着皇帝的君权神授，对于同时在场的“四夷君长”来说，唐朝皇帝此举毋宁是他本人勇敢、智慧、慷慨的证明，后者正是北族领袖的重要性格特征(148页)。除此，在隋唐的外交礼仪当中，包括戏剧、列仪、致礼、礼物交换与宴席等环节，是欧亚大陆外交礼仪中所普遍具有的元素(148—155页)，而国书往来、营饰宫殿(或王帐)、册封外藩等也是各个政权所熟知的外交手段。作者也强调，共享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完全相同的实践，礼仪中不同符号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性也互有不同，比如隋唐帝国更看重宫殿，游牧汗国更钟爱金帐。正源于对彼此同异的了解，双方得以在礼仪当中展开竞争与博弈，而其最终胜负则是由双方的政治实力决定的。
本书第三部分用四章讨论了隋唐—内亚通过册封、联姻、贸易等手段在协商(negotiating)中确立彼此的战和关系，且最终因为各自内乱及新的多极力量结构的出现而最终破裂的过程。和前两部分一样，作者仍然强调，隋唐—内亚两者关系互动的方式广泛通行于东部欧亚大陆，也由此，在同一举动的背后，双方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比如隋唐对北方部落酋长的任命或册封，意在将其纳入本国的官僚体系;然对于北方部族酋长而言，他们接受的基础则在于因战败或互惠而形成的个人主从关系(184—188页)，其服从的对象，或是隋唐皇帝，或是边地将领。同样的，战略联姻和边地贸易也成为隋唐—内亚政权所共享的日常政治实践。
大体而言，本书的主要内容意在突显隋唐帝国—草原汗国中间地带，即蒙古高原游牧部族的主体性，并以此为核心揭示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权在外交互动中“交织的历史”和“共享的文化”。作者在结论中揭示了本书副标题出现的“文化”、“权力”与“关系”三词，文化意指共同的文化观念使得隋唐王朝和草原帝国以类似的方式处理彼此之间、以及与共同的边地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方式是个人之间形成的主从或者联盟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软权力(外交礼仪)和硬实力(军事战争)两种方式形成的，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或册封任命，或联姻结亲，或收养结盟。权力则是指长时段来看，蒙古高原虽然对南北两大政权而言的具体意义不同，但其战略价值是同样重要的，因此，隋唐帝国与草原汗国的互为进退往往围绕这一区域及其部众的争夺，而得失对于两者的胜负角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反复的争夺与妥协，大量游牧部众得以出入于南北两大政权当中。与此相应的，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权力结构中孕生出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乃至政权之间便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互动关系。比起丝绸之路往来僧侣、商人和使者带来的艺术、宗教、技术和奢侈品文化，出入草原的部众则对双方的政治、军事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这种彼此联系的意义，在本书作者看来，丝毫不逊于丝绸之路之于中古欧亚世界的价值。
作为一本诞生自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著作，本书可说延续了自20世纪20—30年代由拉铁摩尔(O. Lattimore)开创的“边疆范式”[50]，即将汉地社会与中国边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置于极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加以论述，并强调草原游牧和灌溉农耕之间过渡地带的重要性，此后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又通过《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继续发挥，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勾勒了中国北方地区长达两千年的农牧冲突与混溶的互动历程[51]。由此，“边疆”作为独立、关键而绝非次要于“中央”的区域，其主体性日益得到重视[52]。狄宇宙(Nicolas Di Cosmo)《古代中国及其强邻》(2002年)一书通过考察公元前一千年直至汉代“中国”与北方游牧部落的关系史，强调了“边疆”的丰富内涵，既包括考古学意义上多文化共生形态的共享边疆，也有夷夏相区分的文化边疆、秦汉—匈奴之间以长城划分的政治边界，还有华夏人群想象中的边疆等[53]。延续上述将“边缘”作为考察对象的立场，斯加夫书将中古时代蒙古高原及当地的游牧部众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南北农牧政权由此展开的交织与互动。与此同时，作者又将这一互动的历史放置在整个东部欧亚大陆来考察，这一研究取向则是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与传统汉化的思路不同，“新清史”的主张者则试图解构“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清史研究，致力于“重新发现”清朝统治历程当中的“内亚因素”，并将清朝放在世界史而非中国史的框架中进行探讨[54]。显然，西方世界的上述两个研究趋向，成为斯加夫这部著作的直接背景。
作者在导论部分提到，本书深受人类学、社会学的启发，主要用到两个分析工具，其一来自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深描”理论(4页)，即通过具体的视角和细致的分析，展示当事人的语言、行为、理解等，尽可能释放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参与者那里不同的内涵，如本书对于“封禅礼”的阐释;其二则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世袭制”的权力支配形式(11—15页)，作者认为，中古东部欧亚大陆普遍存在着个人之间互惠的主从(或联盟)关系，这一关系结构流行于隋唐帝国与草原汗国当中，遂得以将大量看似毫无联系的历史现象统摄到了一起。然而，采用阐释(interpretation)而非解释(explanation)的研究方法，分析(analysis)而非叙述(narration)的写作方式，既是本书的优点，同时也成为弱点，即过于注重宏观框架的搭建，容易忽视了史实前因后果的细节，偶尔也存在一些文献误读。比如在论述天宝年间科场举子分帮结派，且推举“朋头”的事件[55]，作者径直将“朋”译作tents(帐篷)，而“朋头”则是tent boss(86页)，以此显示唐朝的文人世界里也有类似于草原汗国、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主从关系，有失妥当。
另外，在第四章谈到教育与思想交流时，作者提及不少在隋唐帝国和草原汗国活跃的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士，诸如活跃在西州以及长安的译语人、供职于可汗朝廷的粟特人，以及对中原文化非常熟悉的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等，都是唐史学者非常熟悉的人事，但至于他们如何具有多元文化背景我们并不甚熟知，而新出墓志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细节，比如《炽俟辿墓志》中称：“圣历载，诏许当下之日，成均读书。又令博士就宅教示，俾游贵国庠，从师私第。”[56]也就是说，对于这位入仕长安的葛逻禄部落头领，唐朝不仅下诏准允其进入太学读书，甚至请国子博士前往其私第教授，可见唐朝政府欲以儒家文化“改造”这位“野蛮人”，然而据其所居之“城西义宁坊”、所娶“康氏”、墓志撰写者“米士炎”来看，这位进入唐朝宫廷、接受了儒家文化熏陶的外族首领，即便离开了草原和自己的部众，在长安仍然得以维系着自己熟知并认同的生活氛围，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入仕唐朝多年、深谙中原文化的阿史德元珍等最终选择回归草原，将自己的知识和智能贡献给了东突厥第二汗国复兴大业。这样的事例直接对作者开篇便提出的“去种族”的视角(integrationist perspective)提出了挑战，即作者试图通过主从(或联盟)的个人关系来解释在跨族群、跨文化背景下的权力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形成，然而，互惠的私人关系固然可以是跨血缘、跨文化、跨国际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血缘关系毕竟是，且尤其是韦伯所谓“世袭制”社会中人际之间最根本的关系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主从(或联盟)的个人关系，也往往通过联姻或收养等“拟血缘”的关系形式实现。虽然族群认同仅是个人身份认同中的一种，且是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影响而变动不居的，但却是实在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于中古中国而言同样值得重视[57]。
史念海先生1991年曾撰写《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一文，指出唐朝前期黄河下游富庶的农业区和关内道、陇右道等地的畜牧区，实为唐朝长安的左膀右臂，前者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后者则是军马的主要来源，对唐朝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58];此后，他又发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一文，探讨北方农牧区域在中古时代的历史变迁[59]。区域历史地理学的丰硕成果为我们更进一步考察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变迁及其与周边政治氛围发展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基础。对边地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近些年来最引人瞩目的便是王明珂的系列成果[60]，他更强调互动中产生的族群认同和边缘构建。至于中古历史研究，如前文已揭，荣新江系统考察了近些年来国内考古发现以及国外收藏新见的粟特石棺、图像与墓志，揭示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更深层次的互动[61]，王小甫则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中古时代北方族群借鉴、改造外来文化以形成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的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62]，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将隋唐历史放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史中进行考量，近来同样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先后有石见清裕《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汲古书院，1998年)、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0年)、森部丰《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历史的展开》(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等著作的面世，这些研究侧重各有不同，或注重国家制度与礼仪的考察，或集中于中西往来交通制度与贸易实情的揭示，或讨论粟特人在北方地区族群互动中的关键角色，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中古中国北部地区历史面相的认识。斯加夫早年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历史学系，期间曾前往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访问，并求教于荣新江、王小甫、李孝聪等诸位先生，他的研究风格无疑也是受到中国中古史研究方法影响的，而又不止于此，因此，将其著作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参差对照，无疑是饶有裨益的。
此外，斯加夫对出土文书和传统记述的比较研究与重新诠释，也启发我们重新回到看似熟悉但远非如此的汉文史籍当中去做进一步深耕细读。罗新近些年利用比较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对中古中国北族名号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富启发性，他指出，与后世内亚世界具备相对丰富的多语种文献记载情况不同，中古之前的内亚史最重要的便是汉文史料，他一再强调对汉文史料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并说“掌握汉文史料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即使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63]。也就是说，汉文史籍中有关北族名号、称谓乃至事件的记载，只有放置更为广阔而生动的内亚历史图景中，其丰富的内蕴才能得以充分释放;不仅如此，中古中国内政外交诸多方面，也只有放在更为宽广的语境当中，其内涵与真义才能得到揭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唐史权威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芮沃寿(Authur F. Wright)曾将唐朝文明的特点归结于两点：折中主义(eclectic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64]，这一观点在现在的国际唐史学界得到广泛承认，但与其说这是结论，不如将之视为研究的出发点，由此则不仅能在北方地区，而且在中原王朝内部，看到更多易被忽视的制度差异、文化冲突与思想竞争，就此而言，斯加夫书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
通过对以上三部研究风格不同、内容却有呼应的中古史著作的阅读与反思，我们再次深刻地体会到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之论断的深意。
在新材料方面，森部丰书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作者多年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察调研之功，因此能够为传统议题注入活水，激发出更多的思路和视角。受到史学理论和研究风气的启发进而提出新问题，这一点则在班茂森书和斯加夫书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仔细看来，班茂森书的史料基本不出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商务印书馆，1978年)一书，但由于作者在分析史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注意到文本本身的“话语”内涵，因此便得以给予既有史料以一番新解说。同样的，斯加夫书所运用的，也基本上是为中古史研究者广为熟知的史料记载。于是，史料之不充分成为两本书最大的弱点，比如班茂森书第四章讲到非汉人“深目高鼻”的体貌特征，或许就可以对大量的墓葬壁画和出土陶俑、器物进行重新分析。西安乾陵博物馆近年曾举办唐代“胡俑展”，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65]。我们在这个展览中看到，唐代胡俑面貌的千差万别，不仅在于制作工艺的差别，还有体貌特色的区别，这说明，唐人的眼中的“外国人”是不同且明确区分的，因而，在本书视角下对这些实物进行重新综合考虑便很有意义。另外，斯加夫书也有类似问题，即对墓志材料的使用不够充分，目前已有的大量唐人墓志，有其中涉及族群问题的材料亦不在少，在新视角下进行个案分析和整体探讨，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就视角而言，班茂森书和斯加夫书对族群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和强调，实际上暗合了历史人类学的族群研究取向，即分析族群认同话语与宣称背后的社会意义[66]，以及民族史研究与书写范式转向，即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罗新曾撰文指出，任何一个部族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发生同其他部族的混溶与重组，事实上不可能维持一种稳定的和原初的历史记忆，然而，起源研究却是试图“复原”一种线性的、秩序鲜明的历史过程——这个显然远离了真实的历史过程[67]。姚大力通过对满洲和回回两个民族的个案分析，详细叙述了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满族或回回的形成史，作者特别强调，伴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其成员的自我归属意识也几经改塑，是一个主体能动、内外互动的过程[68]。就此而言，这两本书在处理传统史籍记载时带来了方法上的启示，即揭示出某个特定的人群如何在与“他者”接触和互动中，逐渐塑造或再塑造有关自身的历史记忆，而这一主观“建构”过程既形成了某一人群集体身份意识，又左右了他们的历史变迁。
与此不同，森部丰书并没有更多地强调视角的不同、方法的创新，但通过资料的拓展与深掘，作者同样实现了研究突破，即将地缘政治与族群格局相结合，这两点在近年来受到中古史学界的极大关注[69]。就前者而言，邓小南在《走出五代——十世纪中原王朝统治人群的转变》一文中，在力主将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单元来进行认识的同时，还强调通过特定时代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运作行为、互动关系来揭示历史的深层结构，进而突破唐宋变革、胡汉两分、华夷对立的既有框架[70];至于后者，则如王小甫在《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一文中所指出的，对于中古族群研究，越来越致力于揭示不同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为争取资源或参与共享而力求认同、实现整合的过程[71]。就此而言，森部丰书不仅深入到文献肌理当中，而且也切实地以材料为根本出发点，展开分析，进而将特定历史(中古北方中国)中的主体(以粟特系突厥人为核心的不同部众)在具体社会背景下的行为选择和互动关系呈现了出来，这样的叙事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种族”还是“文化”这一非此即彼式的二元选择，使得政治博弈和资源竞争的历史本相得以显露出来。
历史发展并非单一线性、前后相继的序列，而是前后时代层叠、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过程。要认识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既要运用大量传世的史籍，又要通过不同性质史籍之间的记载差异进行深入的文本批判;既要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提出“时代议题”，又要通过更为仔细的辨析，对特定时空中的人事进行“同情理解”。“新材料”和“新问题”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我们最终通过写作揭示历史发展本相、抵达史学研究要义的手段。这也是以上三部“他山之石”给予我们的一点启发。
2013-11-14稿
2013-12-6修订
注释：
[1] 陈寅恪《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183页。
[2] 这一趋势也尤其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可参森部丰《书评：荒川正晴<ユ-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唐代史研究》第14号，2011年，109—116页。山下將司在綜述日本學界近年來的中國史研究是也提及這一時下得到特別提倡的研究視角，參山下將司《2009年日本的隋唐史研究》，黃正建編譯，《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2期，55—60頁。
[3] Marc S. Abrams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255 pp.
[4] Deep Eyes and High Noses: Constructing Ethnicity in Tang China, 618-917, Princeto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2001.
[5] 西文书评可参Victor C. Xiong撰文，刊于Asia & Oceania, 46.2, 2008, p.366. Hugh R. Clark撰文，刊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4.3, 2009, p.732. David A. Graff撰文，刊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1, 2009, p.253. Naomi Standen撰文，刊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72.1, 2009, pp.202-204. Hsiao-ting Lin撰文，刊于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4, 2008, pp. 547-549. Russell Kirkland撰文，刊于Religious Studies, 35.2, 2009, p.142. Paul Fischer撰文，刊于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1, 2009, pp.153-156.
[6] 陈怀宇首先向中文学界介绍了这部著作，其文刊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试刊号)，2009年，第288—295页。此后陈三平原发表于Sino-Platonic Papers(208, 2011.2)的英文书评也以中文发表，刊于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7]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5页。
[8] 对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向来存在着“原生论”(即族群由血缘、信仰和习俗等先天因素决定)和“构建论”(即族群是伴随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后天产物)两种争论，在目前的研究中，更倾向于将两者相结合的趋势，而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中古及更早期的史学研究中尚未充分展开，而在帝制晚期历史的研究中已广受重视。可参鲁西奇书评论文《“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帝国在边缘：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裔性与边陲〉》，《清华元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55—473页。
[9] 人群区隔往往涉及个体或群体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性，然族群(ethnicity)多根植于其成员对共有血缘和祖先的信仰。(第9页)
[10] 此前也有其他用此概念切入唐代历史研究的个案，如Jonathan Skaff, Loyalties Divided: The Question of Ethnicity in the Tang-Turgish Conflict of 708-709, Early Medical China, vols.13-14, 2008, pp.171-190。
[11] 王小甫在《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唐研究》第16卷，2010年)一文注3中指出：“从古至今，人们提到中国特色多指汉、唐，如汉学、唐人，其间缘故值得深思。”这一提示很有道理，唐代三百年的族群发展史确实尚有可进一步挖掘的内涵。
[12]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薛著出版前中国学界有向达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933)，重在辨析唐代中国器物礼乐中的外来、尤其是西域因素，由此展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面貌，两者的研究路径几成范式，在其影响下，学界的相关成果也蔚为大观，兹不赘述。
[13] 此方面更为通识性概述，参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年。
[14] 参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5] 沈睿文在研究中古墓葬形制与墓主族属时也已注意到这一双重属性的梳理，参其文《论墓制与墓主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康业、安伽、史君、虞弘诸墓为例》，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205—232页。
[16] 参马小鹤《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023号。
[18] 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186—202页;《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24—40页;《文化整合与吐蕃崛兴》，《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15—33页;王小甫《蒙古崛兴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121—135页;《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88—106页。皆收入作者《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中华书局，2012年。
[19] 参李鸿宾《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从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的角度观察》(100—113页)，《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史料分析——从阿布思和仆固怀恩个案谈起》(166—177页)，《民族性在认同中的位置——以唐朝郭子仪、阿布思、仆固怀恩为例》(178—185页)，《郭子仪忠君的再解释——“胡汉”世界与王朝构造的特点》(186—199页)，均收入作者《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
[20] 陈寅恪《唐代的蕃将与府兵》，《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300页。
[21] 刊于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3—9页。
[22] 参李丹婕《书评：〈羌在汉藏之间〉》，《读书》2009年第4期，95—98页。
[23] 森部丰《ソグド人の东方活动と东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历史的展开》(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36)，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379页。
[24] 村井恭子书评，《唐代史研究》第14号，2011年，117—123页。
[25] 森部丰《藩镇昭义军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 野口铁郎编《中国史における教と国家》，雄山阁，1994年，207—229页。
[26] 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58—265页。
[27] 森部丰《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誌铭试释》，《吉田寅先生古稀记念アジア史论集》，吉田寅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1997年，125—147页;《后晋安万金・何氏夫妻墓志铭および何君政墓誌铭》，《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6，2001年，1—69页;《唐末沙陀“李克用墓志”释注·考察》(与石见清裕合著)，《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 18，2003年，17—52页。
[28] 有关“粟特系突厥人”的概念，中田裕子稍有不同意见，详参中田裕子《六胡州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东洋史苑》72，2009年，33—66页。
[29]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6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7—110页。此后作者又对此进一步补充，参《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中华书局，2007年，165—178页。
[30]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11—168页。
[31]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原载《第三届唐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增补本见《安禄山叛乱的种族与宗教背景》，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86—103页。
[32]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7-23, 104-121.
[33] 羽田亨《漠北の地と康国人》(写于1923年)，《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历史篇，东洋史研究会，1957年，395—405页。
[34]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41, 1952, pp.317-356.
[35] 护雅夫《东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部落》，《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
[36]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37] 参李丹婕《唐代六胡州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102—107页。
[38] 就此作者曾发表文章《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史境》45，2002年，20—37页。
[39]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102—123页。
[40] 森部丰《ソグド系突厥の东迁と河朔三镇の动静―特に魏博を中心とし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1，2008年，137—188页。
[41] 森部丰《8—10世纪の华北における民族移动―突厥・ソグド・沙陀を事例として―》，《唐代史研究》7，2004年，8—100页;《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东洋史研究》62—4，2004年，60—93页。与此相接近者还有西村阳子的研究，可参西村阳子《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沙陀集団の内部构造と代北水运使——“契苾通墓志铭”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内陆アジア史研究》23，2008年，1—24页;《唐末“支谟墓志铭”と沙陀の动向：九世纪の代北地域》，《史学杂志》118.4，2009年，513—550页;《九—一〇世纪の沙陀突厥の活动と唐王朝》，《历史评论》720，2010年，61—75页。
[42] 森部丰《唐末・五代・宋初の华北东部地域における吐谷浑とソグド系突厥―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所藏の宋代石函の绍介と考察―》，《辽金西夏研究の现在》，东京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2，2009年，25—48页。
[43] 森部丰《唐泽潞昭义军节度使考―中晩唐期における唐朝と河北藩镇の关系をめぐって―》，《中华世界の历史的展开》，汲古书院，2002年，97—131页。
[44] 这方面近来的代表作如仇鹿鸣《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27—44页。
[45] Straddling Steppe and Sown: Ta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Nomads of Inner Asia, 640-756,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46] Jonathan Karam Skaff, 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32 pp.
[47] 强调中间地带，且采铎比较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可参看Michiel Baud and Willem Van Schendel,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Borderland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8, no. 2, 1997, pp. 211-242.
[48] 如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又《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年;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林显恩《突厥文化及其对唐朝之影响》，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收入《突厥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年。
[49] 与本章内容基本一致的中译论文，见斯加夫《作为欧亚礼仪的隋唐外交礼节》，《唐研究》第16卷(唐代边疆与文化交流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5—89页。
[50]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 2007年5月7日 ，收入作者《读史的智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35—139页。
[51]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Wiley-Blackwell,1992.中译本《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52] 参Daniel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eds.,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Houndsmill, Macmillan, 1999. 濮培德(Peter C. Perdue)书评，见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22, No. 2, 2000, pp.377-379。
[53]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译本《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4] 参Kent Guy(盖博坚) ,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1, pp.151-164; Sudipta Sen, The New Frontiers of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 A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1, 2002, pp. 165-177. 安娜·坎大拉《美国中国研究中的边疆》，《中国学术》第28期，2010年， 315—332页;以及刘凤云、刘文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收录的相关文章。
[55] 原文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两监”条，中华书局，1959年，5页。
[56]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188—189页。
[57] 这方面西方中国中古史学界近年也有所关注，有两本著作可资参考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Marc S. Abrams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58]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31—53页;收入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50—271页。
[5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18—30页。
[60] 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台版，允晨文化，1997年;《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台版，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游牧者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61]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
[62] 王小甫《中古中国的族群凝聚》，中华书局，2012年。
[63] 《中古北族的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页。
[64] D. Twitchett and A. F. Wright,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 by 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
[65] 参乾陵博物馆主编《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另外可参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数据中的胡人外貌》，《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第9卷，2000年，第15—99页。
[66] 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67] 罗新《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民族史族源研究的新发展》，《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4期。
[68] 姚大力《“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8—63页;《“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同上书，64—125页。
[69] 参张广达《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唐宋变革之际的中原与北方》，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到二十世纪的中国》第3册，台北：政大历史学系等出版，2008年，1—20页。
[70]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78—183页。此外可参看作者《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收入《朗润学史丛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中华书局，2010年。
[71] 《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原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收入《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183页。
编者按：本文原刊《西域文史》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215—233页。引用请据原文。作者李丹婕，作文时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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