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唐代的“六胡州”引起学界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而言，它属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的混合经济地带，虽名以“正州”，但就考古材料来看，它内部的结构比较独特，当是一个较大的粟特人聚居地;二，就民族社会层面来讲，六胡州自设置而后，逐渐演化为一个代表当地粟特人集团的名称，从汉文材料来看，汉人将该地的粟特人视为能征善战相对独立的团体，而从安菩墓志来看，粟特人自身也对当地有一定的归属感。两方面来讲，对六胡州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对已有的有关六胡州的研究作一番梳理，希望把握学界目前就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六胡州及其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作出展望。
一、六胡州的地理状况及沿革
关于六胡州的建立及沿革，在《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上皆有记载，今引《新唐书》有关内容如下：
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迁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置经略军。[1]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六胡州作为一个正式的地理概念，应该始于调露元年(679)。以往研究者章群[2]、钮仲勋[3]等皆持这一观点。而20世纪80年代，洛阳地区安菩墓志的出土引起了关于六胡州设置时间的新讨论[4]。安菩墓志题名为“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记录安菩卒于麟德元年(664)，张广达先生由此指出志书所载调露元年设六胡州，以唐人为刺史，实际含义不在此年始置六胡州，而在是年以唐人取代昭武九姓首领为刺史[5]。随后周伟洲先生则指出，安菩墓志系其子安金藏于景龙三年(709)将安菩墓迁往洛阳时所撰，当时距史载的六胡州的设置时间已经三十年，“陆胡州”大首领的名号当是其子孙追加的，这与少数民族通常在墓志中写明本部落的封号是一样的道理。但他认为这里提到的“陆胡州”所指并非调露元年所置的六胡州，而指的是“河曲六州”，即丰、胜、灵、夏、朔、代六州[6]。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推测的成分大，有失妥帖。安菩的“陆胡州大首领”应该是后人所加，而根据我们下面内容中将要涉及的六胡州的人员构成来看，这一地区对于粟特人来讲的确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安金藏将其父加为当地大首领，正是六胡州于他而言有归属感的证明。
六胡州的地理位置，根据文献材料中“灵州界内”、“灵、夏南境”的记载，我们虽无法确知，但是可以大致断定它位于唐朝关内道北部，是当时半游牧半农耕地带中的一个重要区域。目前可用来判定六胡州地理位置的材料，是一方出土于宁夏盐池县的墓志，名为“大周□□□都尉何府君墓志铭并序”，其中记其“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由此可以基本判定六胡州之鲁州当在今宁夏灵武、盐池二县界内，其余几州虽无法落实，当距此不远[7]。
调露元年，并无北方部族新附者，因此六胡州应该是移居部分原东突厥“六州降户”所置[8]，而设置的直接原因则是当年发生的温傅、奉职二部的叛乱，唐朝为维护北方地区的正常统治秩序，于是便设立了以唐人为刺史的六胡州，将其性质明确区别于羁縻州，是唐朝看重其地理位置并欲有力加以控制的表示。当时正值东突厥第二汗国兴起，吐蕃也加紧动向扩张，而唐朝国内则是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积极争取权力的局面，北方地区尤其是关内道北部于是成为诸方强大势力所极力争夺的区域。武后长安四年(704)六胡州被并为匡、长二州，中宗神龙三年(707)复置兰池都督府，府治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建制上的频繁变更，说明唐朝政府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作出相应的调整。张广达先生指出，当时吐蕃和突厥四处侵袭，导致铁勒诸部、党项等许多民族为避战而进来此地，例如，兰池都督府的设置即有羁縻党项的任务[9]。开元以后，随着东突厥默啜可汗的衰老，陆续有北方游牧部族南下或东迁，对于这些部族的安置虽然唐朝政府中存在不同意见，但多是以河南地处之，导致关内道北部地区出现一派部族杂居的局面，由于唐政府的统治措施不利，激发了开元九年(721)康待宾叛乱，《资治通鉴》记“兰池州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10]。旋即被唐朝军队镇压，而后不久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又反，唐朝平定之后，遂“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11]。但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导致原六胡州居民不断逃归关内旧地，唐朝不得已复置匡、长二州，于是，原六胡州部众在动乱迁徙之后又得以重新相聚于灵、盐之境。至于再后六胡州地区的区划变迁，此不赘述。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六胡州这一建制仅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12]，严格地讲，就是高宗调露元年到则天武后长安四年的这段时间，但是由于当地特殊的民众构成，使得“六胡州”作为一个特定的象征性称呼存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下面将要继续谈到的问题。
二、六胡州的种族构成及性质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条记：
调露元年，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13]
此处概言六胡州为安置突厥降户所设，而就目前所见文献和石刻材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六胡州民众状况。如六胡州大首领安菩;康待宾叛乱中的将领有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14];宁夏出土的鲁州何府君墓志;曾任鲁州刺史的安思恭[15];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中记“含州安神庆、依州曹饭陀、鲁州康□、契州康丑胡”[16]等，从中可以看出，六胡州居民多是昭武九姓，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六胡州所住的多是东突厥内部的粟特人。另外，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两块古突厥碑铭也保存了二人攻击六胡州的记录，通过专家研究，将碑铭上的相关内容对音为“六州的粟特人”，而按照唐朝人的习惯则可直接译为“六州胡”[17]。这也为我们将六胡州看作为一个粟特人的聚居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之前关于六胡州的研究著作，其实都注意到了六胡州中有大量的粟特人的情况，如王北辰先生还由此指出粟特同东突厥汗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漠北游牧汗国内的特殊地位[18];张广达先生由六胡州的昭武九姓为切入点，考索了粟特人在东方的活动，他指出，粟特人本来立国于中亚绿洲地区，以经商为主，农牧兼顾，半农半牧，掌握较高的灌溉农业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粟特移民得以具有在丝绸之路上沙碛干旱地区之间一些绿洲地区生存的本领。由此张先生简要指出了几个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东西路线上的粟特人聚落[19]。随着出土墓志的大量公布，荣新江先生将这一迁徙路线上的聚落分布更加清晰地勾画了出来，详见其文，兹不赘[20]。
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是与东突厥汗国内部的粟特人部落直接相关的[21]，而提到后者，引用最为频繁的莫过于《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所记“突利初为泥步设，得隋淮南公主以为妻。颉利之立，用次弟为延陀设，主延陀部，步利设主霫部，统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22]。这里所言之胡部，所指即为东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而通过史料记载，我们也可以知道颉利可汗对于粟特人是相当重视的，史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23]。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粟特人在漠北草原中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这应该与其自身擅长商业贸易有关，另一方面又能发现与进入中原的粟特人不同，在游牧汗国内，粟特人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羽田亨博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羽田博士并不单讲到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他还讲到粟特人与回鹘汗国的关系，而对于前者，他主要是以康苏密、康待宾为例，强调粟特人在草原帝国的重要作用，并且也指出其生存形式[24]。之后蒲立本教授(Pulleyblank)又详细对内蒙古的粟特人聚落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并非以个体形式存在，他们形成了独立的部落，与其它受到突厥汗国统治的游牧部落一样[25]。他还指出这部分粟特人在一定程度上被突厥化了，成为善战的骑士，当然，这也是他们对自身所处的新环境作出的回应[26]。在此之后，护雅夫进一步探讨了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他同意并进一步发挥了蒲立本教授的观点，强调游牧帝国内部的粟特人的独立性，并且指出东突厥汗国内部俟利发统治这种独立的粟特部落的形式，同西突厥汗国以“王”来支配其他部族集团的情况存在一定的相似性[27]。通过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知，与中国内部的迁徙相应的，粟特人在漠北草原同样进行着自西向东的商业活动，其意义之于游牧民族不亚于农耕民族。而正像张广达先生曾经指出的，随着粟特人的迁徙，他们的祆教等宗教信仰、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婚丧等习俗也必然会传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其中既包括农耕定居地区，也包括草原游牧地区[28]。而粟特人对于突厥文化的重大影响，蔡鸿生先生已经进行了相当精到的研究[29]。姜伯勤先生也由六胡州地区注意到了粟特文化对突厥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在六胡州这一地区，突厥人接受祆教而伊兰化，而粟特人则有突厥化的趋势，这是一个突厥人的草原穹庐文明和粟特人的绿洲城邦文明互动的典型例子[30]。
六胡州的居民主体是粟特人，而且是如上述提到的突厥化的粟特人，是一个精于骑射的集团。那么需要继续探讨的是六胡州的性质或者是其存在形式的问题。周伟洲先生指出六胡州不同于羁縻州，其刺史由唐人担任，其居民为唐朝之编民[31]。但实际上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和文献材料的深入挖掘，这一问题有待新的解说。王义康先生将入华粟特人分为“柘羯”(勇士)和兴生胡两类，并从唐朝经常征用六胡州精兵出击的事例来说明六胡州的粟特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且保持着部落组织形式，带有“柘羯”性质[32]。笔者以为将六胡州粟特人同“柘羯”联系起来，恐怕还需进一步论证，但王氏指出六胡州粟特人保持着部落组织应该是正确的。陈海涛也持同样观点，且从史实本身给予了周伟洲的结论以反驳[33]。张广达先生文中曾强调一条史料，即“太常少卿姜晦上封，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来说明唐朝对于当地养马的重视[34]。而六胡州的确在当时唐朝的养马牧场范围内[35]。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六胡州的粟特人既以部落形式存在，又长于骑射，完全具备了突厥军队的优点，而这是深深植根于游牧生活中的[36]。
三、六州胡的流动及社会影响
随着突厥第二汗国的灭亡和吐蕃强大的东扩步伐加紧，越来越多的周边部族，包括原铁勒诸部、党项、吐谷浑等部族集中于关内道北部寻求生存空间，导致当地的自然环境不堪重负。这应是六胡州部众(以下称“六州胡”)离开原居地，开发新的活动领域的直接动因。小野川秀美很早就注意到六胡州的问题，他点出安史之乱给六州胡带来了张显实力的契机，他们一部分追随史思明进入了河北藩镇，如康日知、史宪诚、何进滔等人，另一部分则是逐渐流寓石州(今山西离石)界，而后又进入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之间，参加了唐末的李克用集团。随着近来石刻材料的越来越丰富，对该问题学界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这一观点仍具有相当的指导性[37]。蒲立本教授也注意到这一问题，通过对安禄山的背景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是六胡州进入河北的粟特人，同时他指出关内道北部的原粟特人聚居地未陷入战乱，而安史叛军麾下却充满了昭武九姓，且一些人的来源可追到灵州一带，可见是六州胡发生了迁徙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蒲立本教授推测安禄山的部将康阿义屈达干极有可能是康苏密的孙子，而康苏密是贞观年间安置东突厥降户所设置的羁縻州——北安州的都督。以康苏密家族为代表的粟特人是由六胡州回归漠北，突厥第二汗国崩溃后，又被唐朝政府安置在幽州东北的凛州的[38]。应该说，蒲立本教授关于康阿义屈达干身世的推测还需继续考察，但其思路则给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观察角度。
近年，森部丰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地就新发现的石刻材料追踪六州胡的走向。他的一系列文章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主要是从墓志材料入手，进而涉及到六州胡进入河北，或与沙陀结合的情况。他先后对何弘敬[39]、安万金[40]、李克用[41]等三人的墓志进行了专文考释。在2002年日本东洋史大会上，森部丰先生提到了六州胡同沙陀的结合问题，也就之前学者关注的沙陀三部落中的“索葛”“安庆”中含很多粟特人的问题做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了一些新的史料，比如安万金墓志中的记录，安万金家族累代为索葛府刺史、何君政墓志中讲到他为鸡田府部落长史等，目前还无法确定鸡田府为哪一部落所设之羁縻州府，森部丰先生将其包括在广义的粟特系突厥概念内，并且他指出在云朔地区的粟特人始终保持了部落游牧的生活状态[42]。笔者认为，唐末在代北地区六州胡得以实现同沙陀的结合，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外，应当与这两族特有的民族背景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分析沙陀部族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沙陀是一个易于融合他族又不失民族本位意识的部族，而粟特人善于经商，他们往往需要通过依靠外在的强大势力而赢得有利的贸易环境。具体到六胡州的粟特人，他们一直以来同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于是，一旦出现合适的契机，沙陀与六州胡便实现了结合，成为唐末舞台上一支强大的力量[43]。
伴随房山石经的整理并正式出版，其中大量的昭武九姓的人名题记给我们考察河北地区的粟特人状况提供了新的材料，而由此也衍生出六州胡同安史之乱及河北藩镇的关系。森部丰先生在其《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一文中，着意讲述了粟特商人在河北地区的活动状况，进而指出这部分人的商业活动给予安禄山叛乱相当的物质支持[44]。而军事方面，河北三镇与六州胡应该也存在较密切的联系，森部丰先生在其《略论唐代的灵州和河北》一文中，指出唐代河北地区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藩镇与黄土高原存在密切的关系[45];而他在《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形态》一文中则考察了河北地区的羁縻州及其以外的非汉族力量，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存在，成为安史叛军的一个重要来源[46]。此外，森部丰先生还强调了河朔三镇同粟特系突厥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曹润国、康日知、史宪诚、何进滔四人属于由关内道北部迁入河北的例子，应该在安史之乱前后粟特人中出现了一股由中原迁往河北的风潮[47]。荣新江先生《安史之乱后的胡人动向》一文，对河北地域的粟特人聚落和军事集团做了通盘观察后，指出在当地粟特人得以继续保持自身的祆教信仰和生活习性，而这正是众多粟特人迁往的内在原因[48]。2004年森部丰在为“粟特人在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也讨论了类似的问题，他强调安史之乱前后中国北方地区特殊的战乱环境是粟特人分批进入河北的主要原因[49]。而此前荣新江先生则是更加强调安史之乱之后，中原充满了排斥胡人的气氛，粟特人自身对河朔地区相对宽容的生活环境非常向往。
概而言之，六州胡的流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进入河东道代北地区，这应该和唐中后期一些西北少数部族的内迁路线有所重合;另一个则是参与安史之乱，进而成为河北三镇的重要力量，这部分中有原来由关内道北部进入河北的，同时也有唐朝原六胡州部众回归漠北后又南下，被安置于幽州附近的。
四、研究现状及展望
总体而言，随着石刻材料增多，目前学界对六胡州问题的认识已日渐明朗。而但仍有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六胡州的具体位置、沙陀三部落的内部构成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新材料的问世，否则不会有什么突破。那么就既有的材料，关于六胡州的问题是否还存在推进的余地呢?笔者认为是有的。就前人的成果来看，其研究方向基本分布在上文所提到的三个方面，而具体到内容，多是就六胡州而论六胡州，没有看到其背后所依托的大的自然环境，也未曾谈到其变化反映的民族互动以及政治形势的变迁。在此笔者试图从以下三点来对六胡州的研究前景作出展望。
首先，自司马迁修《史记》以来，中原汉人在对待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居民的关系时往往以线处之[50]。而事实上，在游牧与农耕之间存在着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带[51]，狄宇宙(Di Cosmo)也发明了“northern zone”这样的概念来讲这样的文化区域，而他主要是从考古材料着手来调查这一文化形态，因此时间下限仅到汉朝前期[52]。在这种混合生产形式地区，其更注重的是畜牧业。具体到唐朝，这样的地方尤其具有突出的战略作用，唐朝前期之所以昌盛，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于“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折中主义(eclecticism)”这样的文化理念[53]，但就其根本还是应该从经济层面来寻找。史念海先生在《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唐朝前期黄河下游的富庶的农业区和关内道、陇右道等地的畜牧区，实为唐朝长安这一政治中心的左膀右臂，前者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后者则是军马的主要来源。随着安史之乱后河北三镇的半独立、吐蕃对河西走廊的攻占，唐朝失去了对两臂的左右能力，进而也一蹶不振了[54]。这一历史地理学角度的结论对社会史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六胡州初设于半农半牧地区，是唐朝希望加强对于当地控制的一个举措。而六胡州的叛乱，首先试图攻占的是适宜畜牧养马的地方，之后六州胡的迁移，实际上也是沿着半农半牧的地带在走，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北方混合文化形态的一个点，反映的则是整个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活及文化特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助于历史地理学的成果[55]，来探索其特有的生活形态，进而可以看到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研究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需要将时段拉长、视角放大，进而对通常所谓的河北地区的胡化及北方民族的入侵等问题获得新的解说。
其次，之前研究六胡州粟特人的学者，也注意到这部分粟特人迥异于通常在中原所见粟特人的商人、使者抑或是歌舞乐人的形象，他们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在唐末五代战乱纷纭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粟特武人形象。对待这一现象，学者多是指出这部分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然而仅到此为止，笔者始终认为这方面原因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挖掘。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活动，对整个世界民族文化地图发生了很重大影响，而其对于中国北方社会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在此我们仅就游牧民族的婚姻形态问题来简述一下相关史实。草原游牧民族不像中原传统儒家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的婚姻形式大概而言就是部落间通婚，这就导致生活习俗和文化形态在很快的时间内实现同化，而这一区别恐怕是粟特人在漠北得以很快突厥化，而中原很长时间仍维持昭武九姓内部通婚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粟特人同北方游牧部族通婚的例子，如阿史那思摩[56]，史载其样类胡，其妻为延陀部人[57];安禄山是突厥人与粟特人通婚的后裔;契苾通同粟特何氏的通婚[58]等等，皆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与进入漠北的粟特人通过婚姻的形式，很快地融合在了一起。唐末，大量的游牧部族进入北方地区，其婚姻形式对当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像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其收继婚在中国北方地区盛行一时一样[59]。从这一角度我们来认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融合问题，或许会得到更深刻的结论，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对五代的边境社会[60]、粟特人经历唐末五代到宋初渐趋消融的状况等问题进行更好的把握。这仅是从游牧民族婚姻特点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如果加强对一些经典民族人类学者论著的学习与运用[61]，应该会对学界处理北方民族或是北方地区文化互动的既有认识模式有所突破。
第三，小野川秀美在《唐代六胡州的沿革》一文中，曾经提示六胡州的变迁标志了河曲一带部族变更的状况。而由此我们进一步思考，其实六胡州的变迁与唐朝许多历史事实之间具有着因果互动关系。比如唐朝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不断加强，与六胡州的粟特人叛乱存在关系[62]，而朔方军的建立及强大又反过来成为六州胡东迁的一个原因。东迁的六州胡又有许多参与了安史之乱，而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官方兵力。这种种现象之间存在了微妙而又复杂的联系，而澄清这些联系要求我们从既有的文献中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慕容曦光[63]、臧怀亮[64]、拓跋守寂[65]等人的墓志中，都提到了有关六胡州叛乱的内容，但尚未有学者运用。此外，六胡州所涉及的主要是高宗以后突厥与唐朝社会的关系，重新爬梳排比《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相关史事认知的推进[66]。
注释：
[1]《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974-975页。
[2]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新亚学报》1：1，234-329页。
[3]钮仲勋《六胡州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69-72页。
[4]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37-40页。
[5]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55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71-82页。
[6]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397-398页。
[7]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43-56页。
[8]“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5168页。
[9]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258页。
[10]《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721)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6745页。
[11]同上，6752页。
[12]在安史之乱中，也有关于六州胡的史料记载，《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中记“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仆骨五千骑出塞，诱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数万，欲迫行在。”(3451页)，恐怕这里的六胡州部落是概指当时处于灵夏南界的少数民族部落，而不一定指粟特人的部落。
[13]《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106页。
[14]“夏四月庚寅，兰池州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182页)。
[15]李至远《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三五，中华书局，1983年，4435页。
[16]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242页。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附录“古突厥碑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53页。
[18]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58-64页;收入作者《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218-230页。
[19]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262-269页。
[20]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6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7-110页。
[21]汉文史料中通常将这部分粟特人称为“突厥降户”，而康待宾、康愿子等叛乱时所采用的官号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22]《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6038页。
[23]《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5159页。
[24]羽田亨《漠北の地と康国人》，《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历史篇，东洋史研究会，1957年，395-405页。
[25]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41, 1952, p.232.
[26]同上，p.331。
[27]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におけるソダド人》，《古代トルココ民族史研究》Ⅰ，山川出版社，1967年，61-93页;关于西突厥对中亚地区的统治形式，可参考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331-333页。
[28]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263页。
[29]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荣新江《书评：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518-522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413-418页。
[30]姜伯勤《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5-70页;收入作者《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
[31]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400-401页。
[32]王义康《六胡州的变迁与六州的宗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149-156页。
[33]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40-44页。
[34]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258页。
[35]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国家牧场的分布地域”一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33-35页。史道德于龙朔三年(663)到仪凤三年(678)任职兰池监，而兰池与唐朝转年设立的六胡州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或可以说就在一个地区。据罗丰先生指出，唐朝任用史道德为兰池监是欲加强牧监管理，而在史道德去世后唐朝随即就将原突厥降户中的粟特人移居于此，其背后是否存在联系，需要继续研究。关于史道德墓志的研究，参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史道德墓志”一节，文物出版社，1996年，213-216页。
[36]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24-125页。
[37]小野川秀美《河曲六胡州の沿革》，《东亚人文学报》1：4，1942年，957-990页。
[38]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pp.338-339.
[39]森部丰《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铭》，《吉田寅先生古稀记念ジア史论集》，吉田寅先生古稀论文集编集委员会，1997年，125-147页。
[40]森部丰《后晋安万金·何氏夫妻墓志铭および何君政墓志铭》，《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6，2001年，1-69页。
[41]森部丰、石见清裕《唐末沙陀“李克用墓志”译注与考察》，《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8，2003年，17-52页。
[42]森部丰《唐末五代河东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武人の系统と沙陀势力》，《东洋史研究大会论文》，2002年，1-10页。刊布论文为《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东洋史研究》第62卷第4号，2004年，60-93页。其73页有作者关于粟特系突厥的定义，实意指突厥化的粟特人。
[43]李丹婕《后唐建立的历史背景——兼释唐末五代沙陀部族的民族特性》，北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3年，7-12页。
[44]森部丰《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ー》，《史境》45，2002年，20-36页。
[45]森部丰《略论唐代灵州和河北藩镇》，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60-262页。
[46]森部丰《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军渊源の——形态》，《唐代史研究》5，2002年，22-45页。
[47]森部丰《8-10世纪の华北における民族移动——突厥·ソグド·沙陀を事例として》，唐代史研究会报告，2003年，共29页。
[48]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102-123页。其中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随着粟特人迁徙到河北，代表其宗教信仰的祆祠也随之迁置于当地，并影响到当地居民，使之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各族民众的普遍信仰。其中这对于我们做唐末五代至宋代河北地区的民间信仰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49]森部丰《自唐后期至五代期间的粟特系武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究会”会议提交论文。
[50]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18-30页。
[51]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人为作用的关系》，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7-81页。
[52]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4, 1994, pp.1092-1125.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3]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p.1.
[54]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250-271页。
[55]如穆渭生《唐代宥州变迁的军事地理考察》，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8卷第3辑，30-37页;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6]阿史那思摩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338-339页。
[57]延陀氏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339-341页。
[58]契苾通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358-359页;何氏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180-181页。
[59] Bettine Birge, Levirate, “Marriage and the Revival of Widow Chastity in Yuan China,” Asia Major 8.2,1995, pp.107-146.
[60] Naomi Standen, “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edited by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160-191.
[61]比如，叶列梅耶夫著、冯丽译《游牧民族在民族史上的作用》(上、下)，《民族译丛》1987年第4期，32-38页;1987年第5期，33-39页。
[62]关于朔方军，参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孟彦弘《书评：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参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07-511页。
[63]慕容曦光墓志，见于《全唐文补遗》第4辑，432-433页。
[64]臧怀亮墓志，见于《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355-356页。
[65]拓跋守寂墓志，见于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224-225页，图51、52页。
[66]这方面吴玉贵先生《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正是通过对传统文献的重新排比对勘，对很多唐前期东西突厥与隋唐关系之间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遗憾的是时间仅到贞观末年。荣新江《书评：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参《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99-504页;收入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99-405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102-107页;后由中田裕子译作日文，刊《东洋史苑》65，2005年，1-19页。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