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年9月，宁夏盐(池)中(宁)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村一个山峁上出土三件金质文物，其中一件自铭“方奇”，经考古工作者现场勘察，出土地附近未发现遗址和墓葬。这三件方奇出土后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报道，认为其为隋大业九年(614年)称帝建元白乌的向海明政权遗物[1]。经过对方奇纹饰、铭文以及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上述结论有诸多疑点和不通之处。现将方奇所涉及的问题作一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方奇的形制与特点
(一)方奇一
长方形，长18、宽14、厚1厘米，乳丁高0.7～0.8、径0.2～0.3厘米，重842.1克(图一)。
正中为侧视的狩猎图，可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半部分左、右下角各有一屈膝呈半蹲状引弓搭箭的武士。武士身着铠甲，足蹬短靴，腰横挂“山”字形口沿箭箙。头戴高冠，帽缨系至耳后。帽子两角翘起，饰卷云纹，正中隆起一束较粗的穗状装饰。两武士手中箭镞分别为三角形和扁平的铲状。左下角武士面前有一棵树，有枝无叶。树下左侧一犬，右侧一豹。豹子头顶蹲着一只狐狸。右下角武士面前有一翼狮，左后爪踩一扁圆棱状物。狮子的头顶蹲伏着一只豪猪，武士高冠左侧为一只鹰隼类钩喙猛禽。
上半部分正中为一奔马，左前蹄踩在鹰隼颈部。右前蹄踏在豪猪的背部，马额上有螺旋状饰物，未见马橙。鞍上骑有一武士，长目，高鼻。足蹬短靴，身着铠甲，张弓前射。马前一只立虎，其背部立有一狼。马头和虎头上横向蹲着一只体型略小的老虎。左下角武士冠顶踩着一只猿猴，马臀上方有一奔兔。兔背上方有一只雄鹰，鹰左侧有一只体型较大的老虎，嘴中咬住鹰集的尾羽，其背部亦伏有一兽。
图像周边以双排乳丁纹做边框。边框与外层乳丁纹之间为一圈龙纹，上下方正中各有一正面龙首。龙首左侧有一向左的行龙，右侧接一向右的行龙，上下对称。左右两侧仅有龙身，无龙首。最外缘一周平沿。
方奇背面的左右两侧及下方阴刻有隶书铭文，每句四字，共82字(图二)。铭文如下:
金鎠灵质，盛衰不移。
良工刻构，造兹方奇。
明明彀骋，百兽飞驰。
猿猴腾踯，狡兔奋髭。
九龙衔穗，韩卢盻陂。
洸洸巨例，御世庄丽。
保国宜民，千载不亏。
白乌二年，岁在戊午，
三月丙申朔，九日甲辰，
中御府造，用黄金四斤。
图一 方奇一正面
图二 方奇一背面铭文
(二)方奇二
长方形，长20、宽16.5、厚1厘米，乳丁高1、径0.15厘米，重1166.8克(图三)。正中图像为侧视的两只凤鸟衔环相对而立。第二重为一周勾连云纹。第三重为一周侧视龙纹带，上下方各两条龙，每一龙嘴前有一竖向界栏分隔，界栏左侧龙之形体完全，但右侧仅到后爪部分，余皆省略。外围以三排乳丁纹做边框。背面因正面的三凸棱所致，呈三个相套的凹槽状长方形框。
图三 方奇二正背面
(三)方奇三
长方形，长20、残宽16.1、厚1厘米，乳丁高0.7～0.9、径0.2厘米。残重937.8克。整体形制和方奇二近似，下边沿破损。正中为两只凤鸟相对而立，第二重为波浪形卷云纹，第三重为龙纹带。外围以三排乳丁纹做边框(图四)。
图四 方奇三正面
二、方奇图案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属性
方奇一表现了狩猎场景，有树、武士以及马、犬、兔子、猿猴、豪猪、老虎、狮子、豹子、鹰隼等动物，另有龙纹。部分动物在铭文中也有提及，如猿猴、狡兔、九龙、韩卢等。狩猎题材的图像在古代世界各地都很流行。中国早在战国、汉代的陶器和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其后也绘于墓葬的墙壁上。方奇的图案，如武士身上的着装和冠饰、有翼狮子、马踏鹰隼、武士所持铲形的箭镞等，表现出浓厚的域外文化特色，应与西亚地区的艺术传统有关。
方奇一图案中狩猎武士表现出了游牧民族的特征。助猎动物有犬、鹰隼、豹子等，控弦待发的细节刻画与波斯萨珊时期银盘的细部相同。翼狮形象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艺术特征。马踏鹰隼，武士搭弓射箭的姿势等与萨珊王朝时流行的狩猎图表现手法一致。张广达先生曾指出，这种风格的“豹猎”方式来自西亚或中亚[2]。
在中亚、西亚的金银器装饰艺术中，生命树较为常见，方奇一图案中萌芽状的树正是生命孕育的象征。另外，左右对称的构图方式也被认为是帕提亚美术的特色，方奇一左右对称的武士、左右攀爬状对称的兽类，方奇二、方奇三相对的鸟，都体现了对称这一艺术特征。
方奇一中骑马人位于上半部分的中间位置，且人和马的形象均高大勇猛，凸显骑马人的地位。目前流传于世的数十件萨珊银盘中，饰帝王狩猎图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几乎是标志性装饰[3]。在西亚波斯美术中，勇壮的帝王与凶猛野兽格斗的主题，是颂扬国王的权威和勇猛，并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从祆教的观念来看，帝王代表了光明、正义之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怪兽、狮子则是黑暗、罪恶之神阿赫里曼(Ahriman)的化身，……这种题材在波斯艺术中历史悠久[4]。
三、相关问题探讨
(一)铭文释读及相关史实
“方奇”在文献中意为各地出产的珍奇物品。《后汉书》：“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5]《大唐西域记》：“是知候律以归化，饮泽而来宾，越重险而欵玉门，贡方奇而拜绛阙者，盖难得而言焉。”[6]“彀骋”指张满弓弩的武士骑马驰骋。文献中有彀骑、彀马、彀弓之称。《史记》：“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索隐》引如淳曰：“彀骑，张弓之骑也。”[7]《新唐书》：“贞观初，……(苏定方)从李靖袭突厥颉利於碛口，率彀马二百为前锋，……。”[8]《新序》：“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9]“韩卢盻陂”，指良犬怒视山坡。韩卢，亦作“韩子卢”、“韩獹”，战国时韩国良犬，色墨。《战国策》：“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鲍本注‘韩卢，俊犬名。《博物志》：‘韩有黑犬，名卢。’”[10]《战国策》：“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11]“洸洸”，指威武的样子。《毛诗·大雅·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白乌”指白色乌鸦。《说文》：“乌，孝鸟也。”古人谓乌有反哺之德，是为孝鸟。在文献中多有“白乌见、获白乌、献白乌”的记载，故白乌之见，是王者至孝，谨事宗庙之征。一般将白乌视为祥瑞之兆。《太平御览》引薛综《白乌颂》曰：“粲焉白乌，皓体如素。宗庙致敬，乃胥来顾。”[12]《梁书》：“时进见齐高帝，值有献白乌者，帝问此为何瑞?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13]从文献中可见建元“白乌”可能有特殊的含义，所以通过方奇“金刚灵质，盛衰不移”的特点，达到“保国宜民，千载不亏”的目的。“中御府”，为官署名称，最早见于战国齐，后被汉代继承。应为掌管国家府库金玉帑帛的机构。《史记》：“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14]《后汉书》：“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15]
(二)方奇的年代及归属
方奇出土后，有人先后撰文认为其应为隋代向海明政权的遗物[16]，文献中关于向海明举兵称帝的记载不多， 隋炀帝大业九年十二月，“丁亥，扶风人向海明举兵作乱，称皇帝，建元白乌。”[17]“(大业)九年，帝在高阳。……其后复有桑门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18]“后三岁……妖贼向海公聚众作乱，寇扶风、安定间，义臣奉诏击平之。”[19]从文献中可知向海明在隋炀帝大业九年十二月丁亥(公元614年2月2日)举兵称帝，建元白乌，但在大业九年十二月底就被杨义臣击破(平)，历时不到一个月。大业十年(615年)二月，隋炀帝征高丽，杨义臣随行，可见向海明政权的确是被剿灭了，因此，不存在向海明政权时“白乌二年”的纪年。向海明政权主要活动范围是扶风和安定，而方奇出土地盐池县在隋代属盐川郡管辖，距扶风郡相去甚远。从文献中可知向海明是扶风汉人，且为佛教徒，而方奇的制作艺术为西亚的波斯风格，方奇一中三武士皆为胡人，尤其是头顶冠饰，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鲜明特色，这与向海明的身份不符。
从考古发现看，最早的马镫发现于3～4世纪中国东北鲜卑人活动区域[20]。北魏以后马镫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普遍使用。而方奇中未有马镫图像，亦可排除方奇属北魏以后遗物的可能。
方奇铭文中的“明明彀骋”没有避向海明之“明”字讳。《隋书》明确记载向海明已称帝，即便是向海明政权覆灭后，其余部仍旧使用白乌这一年号，但避讳当是要遵从的。因此，通过“白乌”年号来断定方奇为向海明政权遗物的证据并不充分，其铸造者当另有其人。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当从“戊午三月丙申朔九日甲辰”入手，通过检索《二十史朔闰表》符合这个纪年条件的有：
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北魏泰常三年、夏赫连勃勃昌武元年、西凉李歆嘉兴二年(418年)、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这五个年号中，可排除 “唐玄宗开元六年”，因铭文“御世庄丽”、“保国宜民”，不讳“世”、“民”二字，故其不可能为唐代遗物。
公元417年，正是东晋权臣刘裕平后秦之年，晋军随后亦退，北魏势力尚未介入，关中处于权力真空时期，北边有赫连勃勃，西边有沮渠蒙逊，因此，地方上出现小政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史称的十六国，是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十六国，十六国以外，没有被记录到《晋书·载记》中，而事实上存在着的政权是比较多的。对于夏赫连氏的记载，史书记录较详细，年号排列很紧密，漏掉白乌纪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也可排除方奇属夏赫连氏政权的可能性。
南匈奴附汉时，建庭于距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后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而诸部王分布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此七郡，连同西河，东汉设置有太守等官吏和行政机构，是南匈奴部民与汉、乌桓、鲜卑等族混居之边郡。宁夏的同心县发现的汉代匈奴墓葬正是这时期内附匈奴的映证[21]。曹魏时期，曹操设置新兴郡，治所九原(今山西忻州)，黄河东西岸的陕西、山西、内蒙、宁夏诸地，是规划内迁南匈奴的区域。后为进一步分化匈奴势力，将其一分为五，“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22]，成为五部匈奴居住地。该区域的部族主要有羯、稽、杂胡等。这一时期，纷杂的小政权不绝于史乘：《魏书》神瑞二年(415年)三月，“河西饥胡屯聚上党，推白亚栗斯为盟主，号大将军，反于上党，自号单于，称建平元年，以司马顺宰为之谋主”;《周书》“魏孝昌中(525年)，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北史》天平三年(536年)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聚众反，署立百官，年号平都。神武讨平之”;《周书》建德五年(576年)，“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乃立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年曰石平。”从文献来看，内迁的五部匈奴，经常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因此，公元417年，内迁匈奴其中一支自称天子，署立百官，建元白乌。方奇出土地所在的盐池县也是内迁草原游牧民族的区域，十六国晚期，在该区域出现一个割据的地方政权是很可能的，只是史书漏载而已。
三、结语
通过对铭文的释读、结合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我们认为这三件金方奇不是隋代向海明政权的遗物，其年代应为是十六国晚期。公元417年，内迁南匈奴的某一支称帝、建元白乌，并于白乌二年(418年)铸造了这三件方奇。方奇的构图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美术风格相似，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证。这三件方奇为研究十六国晚期内迁胡人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注释
[1] 白述礼《盐池发现的黄金方奇》，《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4期，第82—87页。
刘先勇等《白乌二年金版：与天神交流的信物》，《东方收藏》2010年6期，第57—59页。
张树彬《千年“大射图”讲述隋末西北农民起义故事》，《东方收藏》2010年6期，第60—61页。
任晓霞《破译盐池古峰庄出土金版上的历史密码》，《东方收藏》2010年6期，第62—63页。
[2] 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第177—204页。
[3] 齐东方《唐代的狩猎形象》，《中国史研究》第35辑，(韩国)书林印刷出版，2005年，第153—171页。
[4] 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文物》2006年8期，第80页。
[5]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6]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一《三十四国·序论》，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另有《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七《赐谢恩进奉回书》、卷二四〇《赐于阗国石后鳞黑汗王进奉敕书》中有“献方奇”、“出方奇”的记载。中华书局，1962年，第925、945页。
[7] 《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758-2759页。
[8] 《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中华书局，1975年，第4137页。
[9] (西汉)刘向《新序》卷二《杂事》，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10] 《战国策》卷五《秦三·范睢至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
[11] 《战国策》卷十《齐三·齐欲伐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0页。
[12] 《太平御览》卷九二〇《羽族部七·乌》，该条下亦有6条有关“白乌”的史料，中华书局，1960年，第4084页。
[13] 《梁书》卷一三《范云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30页。
[14] 《史记》卷一〇五《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0页。
[15] 《后汉书》卷七八《吕强》，中华书局，1965年，第2532页。
[16] 参见[1]，白述礼、刘先勇、张树彬、任晓霞等认为方奇铭文中的“白乌”是向海明的年号，并认为铭刻干支“岁在戊午三月丙申朔九日甲辰”与《隋书》记载的向海明称帝时间“大业九年十二月丁亥”不符，是因向海明称帝改元后，为了表示与隋王朝的决裂，实行了一套自制的干支纪年。
[17] 《隋书》卷四《炀帝下》，第86页;另本书校勘记： 向海明，本书《杨义臣传》作‘向海公’”，中华书局，1973年，第97页。
[18] 《隋书》卷二三《五行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662-663页。
[19] 《隋书》卷六三《杨义臣》，中华书局，1973年，第1500页。
[20] 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期，第33—37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第333—356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第17—20页。
[22]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5页。
[23] 《魏书》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55页。
[24] 《周书》卷四九《异域上》，中华书局，1971年，第897页。
[25] 《北史》卷六《齐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页。
[26] 同[24]，第898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文物》2015年4期，页91-95。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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