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宿白)
1959年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在西藏工作时，看到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一件是中亚——西亚制造的大型银壶，一件是印度东部制造的一组寺院木石模型。
大型银壶是拉萨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二层西侧正中松赞干布殿内的一件供奉器物(图一)。寺僧相传是松赞干布生前遗物。又传自土中掘出。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大昭寺寺内六佛像目录智者传言》记：“是印、汉、藏、尼圣地的土石、各种珍宝等物做成的”。[1]该壶自外部观察，遍体银质，纹饰部分有鎏金痕迹。壶高约70厘米，上端开圆口，口缘饰八曲，口外壁饰山岳状花瓣一匝，其下饰一空心立体羊首，首后侧竖两耳，首前端上下唇间衔圆管形小流，羊首下接上敛下侈的喇叭状细颈，颈上端饰弦纹、四瓣球纹各一匝，颈下部接球形壶身，壶身最大径约为40厘米，颈、身相接处饰联珠、叶纹、四瓣球纹和弦纹组成的纹带一匝，纹带下为三组大型垂饰，垂饰外绕卷云，中心似作宝珠，垂饰下接由竖叶、联珠、垂叶组成的纹带一匝，其下为该壶主要图像所在：图像计三组，各位于上述三组大型垂饰之间，中间一组内容为一系有鞶囊的壮胡持革带似拦护一长髯醉胡，另一着高靿靴的幼胡屈蹲于上述壮胡跨下，并抱持其右足(图二)。两侧组为相对的弹琵琶舞胡背手反弹的姿态，值得注意。主要图像下方，间饰花簇一列。以上各种形象、纹饰皆以锤鍱技法作出，原并鎏饰金色。壶身下部焊接之流管，系后世所加。多曲圆形口缘和其下作立体禽兽首状的细颈壶，为7~10世纪波斯和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2]，颈上饰羊首的带柄细颈壶曾见于新疆吐鲁番回鹘时期的壁画中[3]。西亚传统纹饰中的四瓣球纹，尤为萨珊金银器所喜用[4]。人物形象、服饰更具中亚、西亚一带特色。固可估计此银壶约是7~9世纪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所制作[5]。其传入拉萨，或经今新疆、青海区域;或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如是后者，颇疑来自古格地区的亚泽王室，传来大昭的时间或不早于14世纪。因为14、15世纪正是亚泽王自日鸟梅至布涅梅皆向大昭寺进奉重要布施的时期[6]。
图一 西藏发现的中亚——西亚造大型银壶
图二 银壶局部图像
图三 寺院木石雕模型
菩提伽耶(Buddha Gaya)寺院木石雕模型一组，旧藏日喀则东南的奈塘寺度母殿(图三)。此模型印度罗㬋罗(Bahula Sankrtyayan)比丘在《再到西藏寻访梵文贝叶写经》中曾有著录：“1934年9月13日，到奈塘寺……(寺)有一套12世纪的佛陀伽耶大菩提寺的石制模型，那是用佛陀伽耶地方的黑色石料雕制的。在模型中，除了主殿以外，还有许多小型佛殿，很多塔，一部分雄伽(Sunga)王朝式的栏杆，全寺围墙和三座大门;不幸那块用来安置全部建筑物，排定各建筑物的位置的木板丢掉了。因此，除了主殿和三座大门(上面刻有藏文字)的位置而外，其他建筑物的位置，我们就无法知道了。由于年代久远，这套模型保存得不好。另有一套木制的模型，那是仿照石制模型而制成的。这木制模型却保存得很好，可是这套模型原来做地的木板也丢了。我们由这套模型可以看到，大菩提寺有三座大门，正门是在东面，北面有一座门，南面有一座门，主殿的东面也有三个门，两边的两个门常关着不走，只有中间一个门出入通行。在主殿的西面也有一个门，却也是关着，不能由这个门进到殿里去。上一次(1929年)我来西藏的时候，我曾经发现就由这个奈塘寺到印度去的一位卓卫采释经师(1153年生)写的一本旅途日记，当伊斯兰教军队冒犯并摧毁大菩提寺的佛教和殿堂的时候，那位大译师正在佛陀伽耶。他是一个亲眼看到这种摧毁行动的人。在他的笔记里，他叙述过大菩提寺围墙内外的许多建筑物的位置。我想这套石制的模型，就是写那本日记的那位译经师带到西藏去的。”[7]罗㬋罗所见模型石制、木制各一套，此次所见只一套，且石、木制品混在一起，石制多于木制，两种质地的个体完全相同者少;罗㬋罗所见两套模型均失底板，各个体的原来位置大多不详，此次所见有底板，各个体模型的安排如图所示;罗㬋罗推测模型是12世纪本寺的一位译经师从印度带回西藏的。我们在石制主要寺门和一段围墙模型上，都发现有“大明永乐年施”细线刻文一行[8]。因此，我们认为此组模型应是15世纪初由明廷赉施此寺者。此次所见模型存寺门、塔、殿等个体共二十一件和附有角楼的方形围墙一匝。其中最大佛殿和寺门顶部皆具五塔(中间建大塔，四隅各一小塔)，其余殿堂门顶部亦皆高耸作塔状，雕镂精细，形制、工艺纯属印度风格，与明成化九年(1473年)竣工的北京真觉寺仿建的金刚宝座不同[9]。盖此组模型来自天竺，永乐施款当是模型抵中国后所补雕。按明初菩提伽耶在榜葛刺境内，《明实录》记自永乐六年(1408年)起，榜葛刺即不断遣使进方物、《明实录》和《星槎胜览》等书又记永乐十年(1412年)、十三年(1415年)、十八年(1420年)遣杨敕、侯显等出使榜葛剌。此组模型或是附此类交往流入中土。永乐十七年(1419年)、二十一年(1423年)明廷又再三遣内官来奈塘赉敕谕褒奖本寺堪布竹巴失剌，并颁赐彩币[10]，然则模型之来奈塘，约即与彩币等同为颁赐资施之品欤[11]?
注释：
[1]译文引自陈乃曲札、陶长松译恰白·次旦平措《大昭寺史事述略》，译文刊《西藏研究》创刊号，1981。
[2]参看深井晋司《アナ—ヒタ—女神装金银制把手付水瓶》，该文收在《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论文集中。吉川弘文馆，1968年。
[3]参看Albert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ӓtten in Chinesische-Turikistan S.334，1912年。
[4]参看Oleg Graba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Sasanian Silver，该文收在Sasanian Silver论文集中，1967年。深井晋司《帝王狩猎图镀金银制皿》，该文收在《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论文集中。林良一《ペルシアの遗宝》二，新人物交来社，1979。
[5]银壶人物中反弹琵琶的图像，多见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年)于莫高窟所建的洞窟壁画中，如第112窟南壁东侧观经变相，据此似可推测反弹琵琶的舞姿流行于8、9世纪。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版5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6] 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作为蔡巴噶举的供养者古格)亚泽王日鸟梅……于阳铁狗年(元至大三年，1310年)在(大昭寺)觉卧佛像头上造了金顶……又为十一面观音造了小金顶。此后，亚泽王布涅梅又建造了大金顶。”译文据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八，《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4期。
[7] 罗㬋罗原文刊The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eh Society， ⅩⅩⅢ， 1937年。此据王森(孑农)译文，刊((现代佛学》二卷四期，1951年。
[8] 前引罗㬋罗文谓寺门“刻有藏文字”，疑即指此行刻铭。
[9]《日下旧闻》卷二十一引明宪宗皇帝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纪略》：“永乐初年，有西域梵僧曰板的达大国师贡金身诸佛之像。金刚宝座之式，由是择地西关外，建立真觉寺，创治金身、宝座，弗克易就，于兹有年。朕念善果未完，必欲新之，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以石为之，基高数丈，上有五佛，分为五塔，其丈尺规矩与中印土之宝座无以异也。成化癸巳(九年，1473年)十一月告成。立石。”
[10] 永乐所颁敕谕录文见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文物》1960年8、9合期。
[11] 永乐遣郑和等下西洋，留心天竺佛迹，并时通消息于西藏。1959年7月于布达拉宫登录所藏文物，获永乐十一年(1413年)《大明皇帝致大宝法王书》一通。该书即记永乐九年(1411年)帝夜坐宫庭，见圆光中有释迦之像，其时适与郑和击退锡兰山王之迫害获得佛牙为同时，帝因此瑞命工铸黄金佛像，遣内官侯显致此像与大宝法王得银协巴。可见永乐以天竺事物联络西藏寺院，菩提伽耶模型之施奈塘寺，并非孤例。
编者按：本文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页22-24;此据所撰《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页202-205。
谨以此文敬悼宿白先生!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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