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y: focus on the transmit Rout of the Glass Vessels
(日本)菅谷 文则
一、中国大陆出土的玻璃容器
玻璃被称之为由人类创造的宝石。关于其被创造的时期被认定为是在公元前 2500年左右，于邻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地所起源的。
在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曾于陕县上村岭出土有公元前700年左右的玻璃珠。本文仅对玻璃容器予以发表，不涉及玻璃珠。
玻璃容器在中国大陆的出土，是在19 世纪末，因西欧的探险队对新疆进行调查时而首次被发现的。尔后，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因学术研究的调查，而使得出土发现逐渐多，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在此期间，对中国大陆出土的玻璃容器所进行的研究中呈现最大进展的，应属于1984年安家瑶氏发表的《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四期)一文。
在此文中，安氏将由西汉至北宋的200余件玻璃器皿，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将中国大陆的生产品与西亚等地的生产品进行原材料分析，即以材料学的观点将其进行大的分类。此方法论与鉴赏性的分类大相径庭。其结论相当明确，现摘录如下：
“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国产玻璃器皿的出现不晚于西汉中期，吹制玻璃器皿的出现不晚于北魏。作者认为，国产玻璃器皿以铅玻璃为主要体系，自汉至宋，连续不断。其间，也有发展变化，最晚在隋代，高铅玻璃开始取代铅钡玻璃。钠钙玻璃器皿和铁棒技术的出现不晚于隋代。这些新技术的采用和钠钙玻璃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频繁的东西交通有关。玻璃器皿不仅作为商品通过海路、陆路输入我国，更重要的是，西亚的玻璃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对我国的玻璃制造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安氏依据上述的分析结果，将玻璃器皿分为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国产(中国制)玻璃。本文所涉及的限于隋唐以前的玻璃容器，即罗马玻璃、萨珊玻璃、国产玻璃。据1969年至1984年的出土资料所记载，罗马玻璃为25件、萨珊玻璃为1件、国产玻璃为1件。此后，即便增加出土资料数量，但其体系并没必要改变。
在中国大陆出土的玻璃器皿中，由外地输入中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在此，需注意的是被视为罗马玻璃的，不是指在罗马市区当地生产的，而是指在罗马帝国各地所生产的玻璃器皿。有关罗马玻璃、萨珊玻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地区的玻璃生产遗迹的发掘调查，均停留在伊拉克汉姆林水车建设的事前调查中，对玻璃熔解炉一部分进行调查的阶段。遗憾的是具体的生产地，至今尚不明了。
二、韩国庆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玻璃器皿的出土
有关韩国的玻璃容器的出土，自1921年对金冠冢开始进行调查至近年的出土发现，均属学术性调查研究。在韩国玻璃容器的出土地大致可分为2个地点。
其一是指庆州市内。其中，依坟丘的规模再可细分为2类。第1类，是指如天马冢、皇南大冢南坟、北坟之类，属大规模的双圆坟。在双圆坟厚实的积石下的木椁墓室中有出土发现。第2类是指如金冠冢、金铃冢等小规模的积石冢中的出土发现。瑞宝冢属较小规模的双圆坟，其坟丘已失。1926年只对北坟进行了调查，出土品中有一件，饰有铭文“延寿元年太岁在卯三月中太王敬造合用三斤六两”和“延寿元年太岁在辛三月□大王敬造合三斤”的银盆(也有视其为511年的看法)。
其二是指庆州盆地外的地区，距庆州市100km西部的庆州南道陕川玉田古坟群。陕川地处连接釜山的永定江上流的东江支流处，濒临黄江小盆地的高灵以南部。
庆尚大学一直有对陕川玉田古坟群进行调查研究。古坟群位于黄江北岸被称之为“城山”的丘陵地带。从1988年开始进行调查，并于1992年调查了出土有玻璃容器的玉田M1号古墓。
坟丘呈19.5-21.4m不规则圆形，也可视其为长椭圆形坟。由土堆积而成的坟丘周围，砌筑有作为护石用的石材。内部主体为由主椁和副椁所构成的积石型墓室。主椁内附葬有马胃、刀剑类、玻璃容器，副椁内则附葬有陶质土器。玉田M1号坟的年代被推测为5世纪的后半期(475一499年)。
出土的玻璃碗与庆州金铃冢出土的深蓝色斑点纹碗酷似。口径9.7cm、器高7.1cm、无气泡。呈透明状的玻璃碗上分上下两列配饰有深蓝色的玻璃珠。据报告书中所记载，此玻璃碗属罗马玻璃。在西亚无此种器形及装饰纹的玻璃碗，因此无法得知其产地。
出土有玻璃容器的庆州古坟情况如下所示：
皇南大冢南坟 5个 5世纪中期
皇南大冢北坟 4个 5世纪中期以后
金冠冢 2个 5世纪末
天马冢 2个 6世纪初期
金铃冢 2个 6世纪初期
瑞凤冢 3个 6世纪初期
自庆州下至兄山江20km处，距其东沿岸10km处的安溪里4号坟中，有深蓝色玻璃碗出土。此古坟规模较小，4号坟属积石型椁室墓。
在韩国出土的玻璃容器中，其中皇南大冢北坟的浅绿色玻璃碗、瑞宝冢出土的藏青色杯、安溪里4号坟出土的藏青色碗、从其器形等特点上来观察，均被认为是新罗的生产品。
三、日本的玻璃容器
在日本列岛是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中期开始使用玻璃器皿的。生产勾玉等玻璃器的生产遗迹及生产用具的石范，均有出土发现。据说在日本列岛无法筹备生产玻璃的原材料，因此从中国大陆进口玻璃壁，将其碾碎成粉末状，再制成勾玉。从古坟时代(3世纪中期以后)中期开始，玻璃容器被附葬于古墓中，其中最先是在新泽126号坟中有出土发现的。从小规模坟中出土有无色透明碗1个和深蓝色器皿1个。器皿是作为盏碗的托子所使用的。在碗表面呈四角形凹面的雕花(cut)。与此相同器形的托盘套件在1873年9月7日于大阪府界市大仙古坟中曾有出土发现。此后，因此古坟为仁德天皇陵墓，则将其再次埋葬于石棺中，至今无法见到真品。据出土当时所临摹的绘图，可见此托盏套件与新泽千冢的盏碗及器皿形状一致，大小相差无儿，但碗呈绯红色，器皿呈透明状。若属绘图者的误差，则应与新泽千家126号的出土品完全一致。
在大阪府南部的古市古坟群里被视为安闲天皇陵墓的古坟中，于18世纪出土有厚雕花玻璃容器(cut glass)，现陈列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与其同器形、同大小的雕花玻璃容器(cut glass)在正仓院也有收藏，一般将其称之为白琉璃碗。此两者同器形、同大小，并且雕花(cut)的段数、大小、数量均一致。此类雕花玻璃容器(cut glass)一般在伊朗的Gilan川地区有大量的出土，同时在世界各地也有多数收藏。但是同器形、同大小，就连装饰花纹、数量都一致的，目前只发现此两件。因此，可将其视为是在同一时期，同一工房被生产的。其中一件作为天皇家族的传世品，自8世纪开始被珍藏于正仓院。
福冈县冲之岛祭祀遗迹8号遗迹中出土的残片为凸雕圆形碗的一部分。从8号遗迹的其他出土品来看，可推测其在6世纪后期是被作为祭祀用品所使用的。
此外，京都市上京区贺茂神社出土的雕花玻璃容器(cut glass)的残片，为凸雕圆形碗其器体的较厚部分。与冲之岛的出土品相比为较复杂的雕花工艺。至今在东亚还未有同器形碗的出土发现。其他同出土的遗物均为不明出土品，因此无任何判断年代的资料。
以上即是日本列岛出土的玻璃容器的情况。7世纪后期以后，作为佛教寺院的舍利容器及显贵人士的骨藏器的玻璃容器，在日本列岛也有生产的同时，也有从唐朝输入至日本的玻璃容器，其中传至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将来舍利器被广为人知。
四、总结
中国江苏省甘泉山的后汉墓被推断为广陵刘荆(67年卒)墓葬。从此墓中出土有铸造型玻璃容器的残片。同类型的容器在亚洲的出土，仅此一例。距其出土地最近的为阿富汗的Begram遗迹，此遗迹被认为是大月氏国的夏宫殿。谷一尚氏指出甘泉山西汉墓的罗马玻璃，与其同类型的玻璃在罗马帝国所流行的时间(即公元45年为盛行期，至公元70年左右为哀退期)相比较，其物流行时间是相当短暂的。其传播路线，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有关“壁琉璃”的流通情况是相当吻合的。
再则，在洛阳市东部的西汉墓中于1987年出土有长颈瓶一件。高13.6cm，直径为7.5cm，此玻璃瓶为吹制法所制成的罗马玻璃。以上2件出土品的类似品在东亚无出土发现。
在曾为南朝都城的南京有4件罗马玻璃的出土发现。象山7号坟、南京大学北园鼓楼岗出土有玻璃杯，北崮山气轮电机厂出土有玻璃杯，石门坎出土有玻璃碗等。上述的出土的玻璃杯属于深口型玻璃杯。此东晋墓中无明确可以判断墓主身分的出土品，但是象山7号坟被推定为王广(322年卒)墓，除此之外，其他也已被确认为东晋的达官贵人之墓葬。此类玻璃容器在东亚，亦无类似的出土品被发现。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以后的墓葬，均无玻璃容器的出土发现。
在西晋墓中位于长江以南的湖北省鄂城县五里墩121号墓出土的“封鬼奴墓(521年改葬)”，与在稍晚时期所被生产的正仓院白琉璃碗相比较其器体较厚，雕花较浅，并间隔一个雕花进行加工。而正仓院的传世品是圆形的雕花，上下左右相连接进行加工的，因此将物品从稍远处来观察，会产生如同万花镜一样，有无数雕花的相互反射效果。五里墩所出土的物品，则无此种现象。
此类型的玻璃曾被认为是属于萨珊玻璃，但目前将其推测为罗马帝国地区的生产品的倾向较强烈。
在中国以北地区，于304年埋葬的西晋幽州刺史一一王凌之妻华芳墓中作为附葬品的2个玻璃容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分别为“圆形切子括碗”和“凸起括碗”。此类型的玻璃容器在东亚其他地区无出土发现。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冯素弗墓(415年卒)中有5件玻璃容器的出土。其中鸭形琉璃水注，属于极具特色的器形之一。所谓的“鸭形”是在发掘当时所被命名的，但作者认为与其说像“鸭”看上去更像“鱼”，或者也可说是像“摩可罗”。以其呈鸭形这一点来看，将其生产途径视为北方的情况较多，但是这一点仍需经再考。
在新泽千冢126号中出土有一件与冯素弗墓出土品酷似的金制冠饰。另外在此墓中亦出土有2件玻璃容器，因此可以推断两者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仍无法赞同玻璃容器与金制冠饰、金银手镯饰品、镶嵌有玻璃芯的金制发饰等一概归纳于经由同一路线运至新泽千冢126号墓的说法。
河北省定县的古坟中出土有北魏时期(481年)的中国制玻璃瓶。其中玻璃容器共出土有6、7件，但均属残片，属中国制高铅玻璃容器但其具体情况不明。
山西省大同市的北魏墓中出土有“切子括碗”，其口径为10.4cm、7.3cm，直径稍比口径略大。腹部有四段长椭圆形的雕花，底部有较大雕花，但其周边加工有6个圆形雕花。属萨珊朝的吹制玻璃碗，但无其他类似出土实例。其次，口缘部呈蜷曲状，并有经磨制加工。器体与冯素弗墓出土的容器等相比较厚，但比正仓院的白琉璃碗较薄。通常将其推定与正仓院的白琉璃碗的器形相同，但口缘部呈蜷曲状的这一点则完全不一致。
封魔奴墓(521年改葬)中出土有数个玻璃容器。其中网状纹杯备受关注。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北周李贤墓(569年卒)和隋王士良(583年卒)墓。其中，王士良卒于隋开皇3年6月26日，享年77岁，在世时曾活跃于北周(其妻董氏卒于保定5年6月29日，享年31岁)。在木棺外出土有玻璃器皿，置放于前室正中处。在出土报告中，指出此玻璃器皿与封魔奴墓出土的网状纹玻璃容器类似，但这一点并不正确。王士良墓中所出土的玻璃器皿，属于典型的雕花玻璃容器(cut glass)。与鄂城121号墓的出土品相比，其器形、雕花的“切子”等与正仓院白琉璃碗的共通点更多。
与李贤墓的“凸起切子碗” 的技术更相近的应属于1986年偶然被发现的隋火葬舍利埋葬设施中所出土的物件，器形虽相异于李贤墓的出土品，但制作技术却有共通点。此舍利是于开皇9年(89年)10月11日被埋葬的。
中国的玻璃容器(除西部以外)中，西晋、大同、东晋的物品均在南京有出土发现、同时曾为都城或是曾为准都城的湖北省鄂城的出土品，均以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为基准。北京王凌之妻华芳(304年卒)墓中的出土品，均为幽州刺史的所有品，考虑到当时刺史的权利，因此可以推断为应属其经个人手段所得。
值得关注的是北魏的物品在咸阳市王士良(隋代的墓葬)墓中有出土，但在曾为都城的洛阳并无出土发现。定县所出土的物品当然属中国制，并且是牵连至皇帝的舍利装饰器具。
将五胡十六国的辽阳冯素弗墓和北京的华芳墓、大同相联系起来，通常可以归类为草原的丝绸之路，但是其时期都具有各自的差异性，所以，目前只是单纯的将墓葬与墓葬联系起来了。
景县的封氏为达官贵人，就连皇后也有赏赐，但是所谓的由皇帝分配赏赐的观点，并不予以赞同。当然以洛阳为中心的为北魏已发掘的皇帝陵墓及高官墓中无玻璃容器的出土发现，在记载有洛阳墓乱掘事件的《时地记》当中亦无有关玻璃容器的记录。还是不宜推测大多数的陵墓中附葬有玻璃容器。因此，有必要考虑有关玻璃容器是如何传入至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问题。
庆州最大型的皇南大冢(旧称为98号坟)是由南坟和北坟构成的双圆坟，南坟建成以后随即建成北坟。在南坟中有7件玻璃容器的出土，其中3件为无色玻璃，1件呈深藏青色。加上出土的2件残片，被视为由新罗国所产。
凤首形壶其高为24.8cm，属较大形玻璃壶。材质虽不一致，但其器形与李贤墓出土的银壶类似，可视为西亚产。16件玻璃杯呈网状纹饰，与封魔奴墓的出土品属同一类型的萨珊玻璃。
另外，在北坟出土的4件玻璃容器与南坟的出土品有差异。付台杯高7.2cm，杯径为10.7cm，采用2种颜色的玻璃，呈独特的木理纹色彩。藏青色的碗和透明的碗中，一为雕花玻璃，另一为素面无纹饰玻璃，前者器体稍厚。在研究调查北坟的玻璃出土品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属南朝初期瓷器的黑褐色釉小瓶。关于北坟和南坟的被葬者问题，与南坟共同一坟丘的北坟出土了刻有“夫人带”铭文的银制带状金具，因此可以判断南坟应是男性墓。只从玻璃器皿上来看的话，并无法确认两者的共同点。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明玻璃容器应是在一时期中，通过某种途径传入新罗的。加饰有藏青色斑点的钵在金冠冢和玉田古坟均有出土，从相互的相似度来看，可将两者考虑为在同一工房制造的。出土于瑞宝冢、皇南大冢南坟的玻璃容器的器表上雕饰有玻璃纽的网状纹。按色调细分的话，藏青色6件，浅绿色2件，由此可见有藏青色居多的特点。
天马冢出土的藏青色玻璃杯，其器形与南京王代墓出土品类似，但是王代墓的物品属透明玻璃。以庆州为中心出土的玻璃容器，除及少数之外均具有其类似品为庆州出土的特点。但是，并无在何地同时输入后再进行分配的形迹。
在新罗出土的玻璃容器中，需注意的是在高句丽和百济无1件玻璃容器的出土发现。因此，无法判断新罗的玻璃容器是由陆路经高句丽无间断性的被传入的。
在百济武宁王陵未被盗之前曾有进行过发掘调查，发现并未附葬有玻璃容器。但是，有多数玻璃珠的出土，其次，还有中国南朝瓷器的出土。因此可以推断为虽与中国南朝有交流，但是并未输入玻璃器皿。
日本的出土品，数量并不多，但是同器形的物件分别购入2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和新罗无类似器形物件亦属特色之一。日本古坟时代的玻璃容器通常被认为由西方经草原、新罗再传入至日本，但与事实有差异。当然日本古坟时代的出土品限定于至5世纪中期左右，与新罗相比历史略显远久。关于新泽126号坟的被葬者，被推定为因十六国高欢南下的关系，而顺利度过动乱年代，而逃亡至日本的人物。至今，仍相信此说法是正确的。
新罗和日本的玻璃，整体上来说是经海路通过与南朝交流，或者是通过与经海路至南朝的西亚的交流所被传入的。同时也可视其在北魏以后便无经陆路传入的可能了。
编者按：菅谷文则先生《从玻璃容器的传入途径所见南北朝时代的东西方交流》一文，曾于2004年8月24日召开的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大会上宣读，后收入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编：《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北京论坛 2004 论文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56-160。在微信公众平台推送过程中，对文章中涉及到的部分文字、人名、地名等错漏做了修改。引用请据原文。封面图片采自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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