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中智之
我们在讨论和田地区出土的佛教写本、世俗文书与考古材料的时候，往往感到繁琐，因为十九世纪末以来来到和田地区的外国人的行迹、他们拿走的文物与写本的下落、有关论文的刊载等情况，都错综复杂。
关于整个新疆的探险史，最系统的概述有达布斯(Jack A. Dabbs)《新疆探险史》一书[1]。最新的著作则有贾建飞《文明之劫：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此外，荣新江先生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知见录》)一书甚便利用：它按作者亲自访问的收藏机构来分别叙述文书的来源等问题，并不仅限于敦煌吐鲁番文献，也有关于海外所藏的和田出土文书的许多新知见。专门概述和田探险史的则有张广达、荣新江合写的《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一文[2]，以及杨镰《荒漠独行：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中的相关论述。近年来，有关西域探险家的个人传记也陆续出版，如《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
随着相关信息的日益丰富，编辑一个去粗取精、疏通便览、易于利用的“简明学术手册”就尤显必要了。下面，即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来到和田地区的探险队的行迹、报告及携走文物的下落，为此项工作略作准备。其中得益于《知见录》者甚多，为实用计，故不辞叠床架屋之嫌。
和田出土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Nikolaj Fedorovič Petrovskij，1837-1908)。用奥登堡的话来说，彼得罗夫斯基是提醒学者积极地注意到中国西域文物的第一人[3]。关于所谓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Petrovsky Collection)来历的始末[4]，邦嘎尔-列文(G. M. Bongard-Levin)和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合写的《中亚发现的印度语文献(列宁格勒收集品)》一书是最为方便的英文概述[5]。据此，1880年代，彼得罗夫斯基已经开始收集中亚的写本和文物。在总共582项的文献资料当中，梵文写本计有251件，于阗文佛教文献有59件，世俗文书有238件[6]。佛教学者奥登堡(Sergej Fedorovič Ol’denburg 1863-1934)对该收集品的贡献不可忽略，他在亲自研究出土写本的同时，还推动了学界的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他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上陆续发表彼得罗夫斯基收集的写本[7]，包括一叶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法句经》[8]。
这些文章和彼得罗夫斯基本人的文章是研究该收集品来历时的原始资料[9]。这批资料由杰出的语言学者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Vladimiv Svjatoslavovič Vorob’ev-Desjatovskij，1927-1956)做了初步的讨论[10]，发表了有关于阗语《赞巴斯塔书》的研究[11]。很可惜的是，这位天才的语言学不到30岁就夭折了。爱尔米塔什美术馆大量收藏品中的陶制与灰泥文物，则由贾科诺娃(N. V. D’jakonova)和索罗金(S. S. Sorokin)整理出版，题为《于阗古物》[12]。
1890年，法国海军退役军官杜特雷依·德·兰斯(Jules Léon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 所组织的考察队到和田考察，他们沿途测绘地图，收集古代文书和古物。后经尼雅(今民丰)入藏。1894年德·兰斯等被杀于西藏，考察队员之一费·格伦纳(Joseph Ferdinand Grenard，1866-?)死里逃生，回到法国，1897-1898年出版了他与杜特雷依·德·兰斯一起署名的《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1895)》[13]。他们于1892年所获的佉卢文写本就是犍陀罗语《法句经》，入藏于法兰西研究所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 France)[14]。
1895年4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由麦盖提出发，东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殒命二人、丧失全部仪器设备的代价，侥幸脱险，找到和田河。1896年2月，赫定从和田河东行穿越沙漠到达克里雅河，然后北行穿越沙漠，沿途发现“塔克拉玛干古城”(即后来斯坦因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当地人称作“喀拉墩古城”的遗址，获得一些古文书与其他古物。这次的旅行记题名为《穿越亚洲》[15]，于1898年出版。赫定获得的文物资料都在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16]。蒙代耳(G. Montell)对赫定收集的和田约特干(Yotkan)遗址出土的古物进行了整理和研究[17]。
从1893年到1899年，英属印度政府授权的德裔英籍梵文学者霍恩雷(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1841-1918)收集到31批出土文献，其中18批由后来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提供，12批由戈德福雷(Stuart H. Godfrey)上尉提供，1批由塔尔博特爵士(Sir Adeblert C. Talbot)提供。之后，他做了一系列的报告[18]，认为这些文书主要是来自和田和库车。这些文书有霍恩雷自己判别出的梵文和汉文文书，以及被后人考订出的于阗文和龟兹文文书。这些文献先入藏于英国博物馆的东方印本与写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后来，大部分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文书转交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收藏;留在英国博物馆的汉文写本共13件，也转归英国图书馆收藏。
1900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首次进入新疆考古[19]，他在和田重点发掘了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q)、安得悦(Endere)、喀拉墩(Kara-dong)、阿克斯比尔(Aksipil)、热瓦克(Rawak)和尼雅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汉文资料以及大批文物，运回英国后统归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收藏[20]。此次的个人旅行记是《沙埋和阗废址记》[21]，于1903年出版，正式报告书题为《古代于阗》[22]，于1907年出版。对于和田地区来讲，斯坦因此次考察的规模与收获是最大的。一般认为，斯坦因的考古挖掘工作相当可靠。但值得注意的是连他都没有在约特干当地做系统的发掘，他的约特干收集品实际上都是经过别人购买的。
1902年，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派遣的探险队成员堀贤雄由叶尔羌到达和田收集古物，1903年1月由和田出发，沿和田河北行到达阿克苏，又转别地考古。堀贤雄有简略的日记[23]。此次在新疆的收集品寄存在京都博物馆，战后归于木村贞造，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据说，此次他们在和田获得了一尊青铜佛头。
1903年6月，美国人克罗斯比(Oscar Terry Crosby，1861-1947)的探察队由俄国入境，途径和田、普鲁山区，中途遇挫，折回原路，经喀喇昆仑山口到列城。他们对阿克赛钦至喀拉喀什河上游地区进行了地理勘察。途经和田时，他得到一批梵文和古于阗文写本，据说与斯坦因所得出自同一个遗址。1905年，他出版了《西藏与突厥斯坦》一书[24]。他收集的文书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25]。
1905年，美国地理学者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等人由列城越喀喇昆仑山口到和田，考察了塔里木河流域南部的地质情况。1907年，他出版了《亚洲的脉搏》一书[26]，已知的亨廷顿收集的文献材料只有4件[27]：于阗文2件(Huntington I, K);梵文2件(Huntington F, J)，都是出土于哈达里克的极为珍贵的写本，现藏于耶鲁大学本尼克善本与写本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28]。
1906年，斯坦因重访和田，考察和发掘了热瓦克、达玛沟、克里雅、尼雅遗址、安得悦古城等地，获得许多古文书和其它文物。这次个人旅行记是1912年出版的《契丹沙漠废址记》[29];正式报告书题为《西域考古记》[30]，于1921年出版;文物和文书分藏于英国和印度两处。斯坦因第二、三两次中亚考察的收集品当中文物材料的很大部分藏于印度国立博物馆，由安德列斯负责编目工作[31]。
1907年，芬兰人曼涅尔海姆(Carl Gustav Emil von Mannerheim，1867-1951)从安集延进入新疆，因与伯希和不睦，分手之后独自南下和田，收购了一些哈达里克(Khadalik)一带出土的文书写卷以及文物资料，他的收集品入藏于芬兰国立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Finland)。1940年才出版了他的旅行记《由西向东穿越亚洲》[32]。关于考古材料部分，首先由A. M. Tallgren整理[33];近年又有此收集品展览会的目录公布[34]。不久前还出版了《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的中译本[35]。
1909年，橘瑞超(1890-1968)率领的大谷第二次中亚探险队经且末、克里雅、和田到达喀什噶尔。橘瑞超本来有日记，但后来绝大部分烧毁，惟有和田部分残存[36]，此日记表明他于6月7-21日呆在和田。
1911年5月初，大谷第三次探险队的橘瑞超又到和田，其旅行记《中亚探险》备载颠末[37]。之后，吉川小一郎留在新疆各地考察，也包括和田。这第二、三次的收集品后来都搬到二乐庄[38]。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即是在京都博物馆和二乐庄(或本愿寺)摄影的图版[39]。在其出版的第二年即1916年，二乐庄藏品的一半，经过久原房之助又搬到韩国汉城，现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40];翌年，另一半搬到旅顺，现藏于旅顺博物馆[41]。另外，从旅顺或大连送回京都的部分，经过大谷家保管，现藏于龙谷大学图书馆，也有若干个人收藏或机构收藏的。一般认为，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文物并不能作为科学性的考古资料;但片山章雄等人的工作使我们加深了对大谷收集品的了解[42]，对它的价值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1913-1916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于1913年10月到达和田，对以前发掘过的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发掘。这次的正式报告书题为《亚洲腹地考古记》[43]，于1928年出版。这批文物初存于克什米尔工艺和工业艺术学院，后全部陈列于新德里，仅选少量有代表性的标本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古文书同第二次一样，存进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虽然没有这次专门的个人旅行记，但是1933年斯坦因还出版了他三次中亚考察的概要书《在中亚的古道上》[44]。应该提到的是，2002年，哈佛大学施杰我(P. O. Skjærvø)教授把英国图书馆藏的所有于阗文的转写、英译和目录都发表出来[45]。
1914年，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行经和田地区，1921年，他出版了旅行记《在印度的监禁下穿过中亚》一书[46]。但是，以后他的收集品下落不明，直到1981年，格罗普(Gerd Gropp)才在慕尼黑人种学博物馆(Völkerkundemuseum, München)重新发现[47]。
顺便提一下，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1905-1907)时勒柯克(A. von Le Coq)收集的陶壶[48]，原本是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 Macartney)提供的和田地区出土物。
1924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克莱因(Clarmont Percival Skrine，1888-1974)去和田旅行时，从一些商人等手中购买一批文物和文书，后来把这些捐给英国博物馆人种学部(The Ethnographical Section)。他的旅行记题为《中国的中亚》[49]，于1926年出版。
1927年10月，德国人特灵克勒(Emil Trinkler，1896-1931)组成探察队，与地质学家特拉(Hellmut de Terra)、摄影师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从列城出发，沿喀拉喀什河谷到达和田，沿途进行地理和地质测绘。其成员博斯哈德曾考察热瓦克、约特干、麻札塔格、阿克斯比尔、丹丹乌里克、达玛沟等遗址。他们一行的活动引起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抗议，无法继续考察。回国后，特灵克勒发表三篇简要的文章和旅行记《狂飙之地》[50]，不过，由于他本人不久死于车祸，1932年出版的正式报告《特灵克勒中亚考察队的科学成果》只出版了有关地理和地质的两卷[51]。特灵克勒考察队的收集品主要存放在不来梅海外博物馆(Übersee-Museum, Bremen)[52]，但是，后来为了弥补考察队经费的不足而把部分收集品出售，分散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日本东方学院东京研究所(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另一些文物和文献资料转存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中[53]。1974年出版的格罗普《中国新疆和田考古的出土文物》一书[54]，把不来梅海外博物馆所藏的文物资料系统地整理编目并进行了研究，其中还提到流散别处的文书及研究文献。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Sino-Swedish Expedition)的成员黄文弼，于1958年把1928-1929年的考察成果编为《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55]。
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来新疆探险，他未经官方准许即潜至安迪尔河流域进行发掘，北京的中国学人闻之，舆论哗然，极力反对。中国政府于1913年5月将其驱逐出境，所获少量文物被新疆官方扣留[56]。此后，再无外国人独立地来和田进行探察活动。
1931-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成员中的天文学者安博尔特(Nils Ambolt)由且末进入和田地区，在山区进行了地理和天文考察、民俗调查，并在和田城短暂居停。他从当地居民手中买到的于阗文或汉文写本，入藏为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收集品，不过，这些一般统称为“赫定收集品(Hedin Collection)”，经过张广达、荣新江两位专家对Hedin 15、16、24这三件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的考察，证明这些文书是安博尔特收集的，出土地点在老达玛沟(Old Domoko)一带[57]。后来，荣新江先生亲自考察该馆时看到这些文书的入藏登记目录，得到了进一步确认[58]。
1949年以后，和田地区的考古发掘和考察工作主要由中国考古单位承担。新中国以来的考古发掘报告，基本上都收入如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三部书：
《新疆文物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79-1989)》，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此外，近年来还有《中国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等图录。近年逐渐活跃起来的与外国考察队的合作发掘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如在尼雅遗址和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等，也包括丹丹乌里克等，此不赘述。新疆考古专家的发掘和调查工作，也增加了一些和田出土文书[59]，但是其中似乎看不见佛教写本。考古方面的新材料还见于最近贾应逸先生主编的《于阗》(和田地区文管所编著，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
1994年到1998年之间，瑞士探险家Christoph Baumer走访丹丹乌里克、安得悦、喀拉墩、热瓦克、麻札塔格以及尼雅、米兰、楼兰等斯坦因曾经走访过的遗址，他们可能拿走了一些文物[60]。从他写的《重访丹丹乌里克：一世纪后的新发现》一文可以看出，他们于1998年10月挖掘的遗址确实是斯坦因发掘过的丹丹乌里克[61]。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以“龙女”为名的壁画已面目全非了[62]。他们在斯坦因编号D18的遗迹出土了大小二件于阗文文书和有汉字的纸片[63]，但其下落不详。
上面一一列举了相关的出版物，是因为这些刊物是有关出土文书和文物的最早记录。虽然许多出土物的出土地点现在无法确认，但是，我们还得从这些记录来大概推测出土地点。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发表上述外国探险队的有关资料[64]，这些材料就是研究他们活动的原始材料，对出土文书的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但这并非全部，我们期待着各个国家外交文书的公布，其中，有关大谷探险队的日本外交部外交记录的研究已经发表[65]。除此之外，卖给外国人文物的商人的活动的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66]。可见，和田出土文书的研究，跟敦煌文书的研究一样，关涉到了近现代史的某些领域。
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新疆文物的外流，不仅使中国人切齿痛恨，而且也增加了西域史研究的困难。一百余年前，日本的牧口常三郎先生在《人生地理学》一书中指出：人类的历史要有军事竞争、政治竞争、经济竞争与人道主义竞争这四个阶段[67]。本文整理的就是军事竞争激烈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是我们历史的负面。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关心古代于阗的学者遍于世界各地，亦可在嗟叹之余，稍感欣慰。古代于阗的研究，与敦煌学一样，是世界性的研究领域，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68]。本来，古代于阗本身曾经是文化交流的一大中心。池田大作先生在与汤因比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重印：1999年)序言中提到，他曾经问过汤因比博士：“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 汤因比面带笑容地回答说，希望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而他具体指的就是于阗和疏勒。英国出身的世界历史学泰斗的这种发言对中国学界的印象据说是非常深刻的。我认为，所谓人道主义竞争的最好表现就是文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学术讨论，百家争鸣。今后我们也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讨论，本文若能为之提供稍许方便，实感荣幸。
(附记：本文得到荣新江先生的指教，文字上还得到了朱玉麒先生、孟宪实先生与苏航同学的修改，特此致谢!)
注释：
[1] J.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Central Asiatic Studies 8), The Hague 1963;中译：黄振华译《新疆探险史》，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76年;日译：水野勉译《东トルキスタン探险史》(山书研究)，东京：日本山の会，1967年。
[2] 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78—88页;收入同作者《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1—31页。
[3]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Памяти Николая Федоровича Петровского. 1837-1908»,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ЗВОРАО) XX.4 (1910), 1912, стр. 8.
[4] 此收集品的概述，还有：G. M. Bongard-Levin,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USSR and New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2:1-4, 1973, pp. 11-28(青柳正规日译，见《佛教艺术》第93号，1973年，66—83页); idem, “New Sanskrit and Prakrit Texts from Central Asia”,Indologica Taurinensia III-IV (1975-1976), Torino, pp. 73-80.
[5] G. M. Bongard-Levin &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Series Minor V), Tokyo 1986 [文章原为: idem, “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Collection of the Manuscript Fund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s, USSR)”,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1 (=Serie Orientaria Roma LVI,1), eds. G. Gnoli & L. Lanciotti, Roma 1985, pp. 159-174] 这篇小册子实际上是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и 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I,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14-36的英译，后附按照每个写本的研究文献，作为极为方便的对照索引。
[6] 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The Leningrad Collection of the Sakish Business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Texts”,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 ed. A. Cadonna, Firenze 1992, pp. 85-92.
[7]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Кашгарская рукопись Н. Ф. Петровского», ЗВОРАО VII (1892), 1893, стр. 81-82, 2 л. табл.; он жe, «Отрывки кашгарских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з собрания Н. Ф. Петровского, I-III», ЗВОРАО VIII.1-2 (1893), 1894, стр. 47-67;ЗВОРАО XI (1897-1898), 1899, стр. 207-264, 2 л. табл.; ЗВОРАО XV.4 (1902-1903), 1904, стр. 0113-0122, 3 л. табл.; он жe, «К кашгарским буддийским текстам», ЗВОРАО VIII.1-2 (1893), 1894, стр. 151-153; он жe, «Еще по поводу кашгар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ЗВОРАО VIII.3-4 (1893-1894), 1894, стр. 349-351. 这些文章都收入Buddhist Texts from Kashgar and Nepal (=Śata-Pitaka Series, Indo-Asian Literatures 322), by I. P. Minayeff & S. Oldenburg, New Delhi 1983, pp. 154-258。
[8] Он жe,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заметка о буддийской рукописи, написанной письменами kharosthī,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7; also in: Buddhist Texts from Kashgar and Nepal, pp. 259-267.
[9] 彼得罗夫斯基文章也发表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ЗВОРАО)上。另外，关于他收集的爱尔米塔什美术馆所藏的文物材料，他的一封信说明这些文物主要是从Borazan村即约特干(Yotkan)遗址获得的。
[10] 参见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и Э. Н. Тëмкин, «Работы В. С.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ого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Н. Ф. Петровского»,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в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Индии, Москва 1974, стр. 12-19。
[11] 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XVI, 1958, стр. 280-308.
[12] Н. В. Дьяконова и С. С. Сорокин, Хотан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Каталог хотанских древностей, хранящихся в Отделе Восто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Терракота и штук), Ленинград 1960.
[13] F. Grenard et J. -L. De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I: Récit du Voyage (19 Février 1891.- 22 Février 1895); II: Le Turkestan et le Tibet: Étude Ethnographique et Sociologique; III: Histoire – Linguistique – Archéologie– Geographie, Paris 1897-98. 参见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59—79页。
[14] 见《知见录》，66[68]页。
[15] S. Hedin, En färd genom Asien, 1893-1897, vol. 2, Stockholm 1898. (Through Asia, vol. 2, London 1898, esp. 759-781; Durch Asiens Wüsten, vol. 2, Leipzig 1899; Trois ans de luttes aux desertes d’Asie, Paris 1899;横山文雄译《アジアの砂漠を越えて》(下)(《ヘディン中央アジア探検纪行全集》2)，东京：白水社，1964年，49页以下。)
[16] 见《知见录》，142-149页。
[17] G. Montell, “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 [I]-I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II, 1935, pp. 145-221+ pls. I-XX; ibid. X, 1938, pp. 83-113+ pls. I-X; ide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Central Asia by Sven Hedin Expedition”,Ethnos XVII, 1952, pp. 1-14+ illus.
[18] A. F. R. Hoernle,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part I (=JASB) LXVI.1, No.4, 1897, pp. 213-260+ 24pls; idem, “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 JASB LXVIII.1 (1899), Extra No.1, 1899; idem,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JASB LXX.1 (1901), Extra No.1, 1902; idem,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Kho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06, pp. 695-696.
[19] 关于斯坦因其人其事，有关传记很值得参考，尤其是J.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Chicago-London 1977(中译：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日译：杉山二郎、伊吹宽子、泷梢译《考古学探险家スタイン传》2册，东京：六兴出版，1984年)。该书丰富地利用档案等资料。后来，还有A. Walker, Aurel Stein. Pioneer of the Silk Road, London 1995。登载在《泰晤士报》上的有关记事，见H. Wang ed., Sir Aurel Stein in The Times, London 2002;参看荣新江书评，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96—499页;收入作者《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264—269页。在旅行记和正式报告书的出版之前，斯坦因发表了初步性的报告，主要有：M. A. Ste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01。参见榎一雄“斯坦因著作目录”(“Books and Articles by M. A. Stein”)，《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107—122页，此文也包括登载刊物上的书信之类的资料。
[20] 关于他在英国的收集品，见H. Wang, Handbook to the Stein Collectins in the UK (=British Museum Occasinal Paper), London, 1999。关于在匈牙利的收藏品，最近刊布了其目录：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Keleti Tanulmányok Oriental Studies 11), compiled by J. Falconer, Á. Kárteszi, Á. Kelecsényi & L. Russell-Smith, eds. É. Apor & H. Wang, Budapest 2002。参看荣新江对以上两书的书评，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99—504页;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270—278页。
[21] M. A. 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03 (repr. Peking 1941).(中译：殷晴等译《沙埋和阗废址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22]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 vols., Oxford 1907 (repr. Peking 1941; New York 1975; New Delhi 1981/88).(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刊)
[23] 此日记收入《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五卷，京都：法藏馆，1960-62年;长泽和俊编《大谷探险队シルクロード探险》，东京：白水社，1978年。
[24] O. T. Crosby, Tibet and Turkestan. A Journey through Old Lands and a Study of New Conditions, New York-London 1905, chap. IV: “Khotan”, pp. 52-63.
[25] R. E. Emmerick, “The Crosby Coll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XXX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Hamburg, 25th – 30th August 1986 (=ZDMG Supplementa 9), eds. A. Wezler & E. Hammerschmidt, Stuttgart 1992, pp. 672-674; idem, “Notes on the Crosby Collection”, Medioiranic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rganized by th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from the 21st to the 23rd of May 1990, eds. W. Skalmowski & A. van Tongerloo, Leuven 1993, pp. 57-64; idem, “Crosby, Oscar Terry”,Encyclopædia Iranica, ed. E. Yarshater, London-New York 1993, VI, pp. 402-403. 关于克罗斯比收集品追踪的始末，参见《知见录》，222页。
[26] 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Boston-New York 1907.(中文摘译：王彩琴、葛莉译《亚洲的脉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27] E. Leumann, “Bibliographische Notizen über zwei nordarische und zwei sanskritish Fragment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67, 1913, S. 679-680.
[28] 关于恩默瑞克重新发现这些写本的颠末，见《知见录》，223—225页。
[29] M.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2 vols., London 1912.(中译：巫新华、伏霄汉译《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共4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30]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1921 (repr. Delhi 1980-83).(中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西域考古图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31] F. H. Andrew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Antiquities re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during his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Delhi 1935.
[32] C. G. Mannerheim, 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 (=Société Finno-ouigrienne: Travaux étnographiques 8), 2 vols., Helsinki 1940.
[33] A. M. Tallgren, “Den Mannerheimska samlingen: nationalmuseet”, Veckaus Kronika (Helsing fors), 16 arg., No.11., 1919; idem, “The Mannerheim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 from Eastern Turkestan”, 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 vol. II.
[34] C. G. Mannerheim in Central Asia 1906-1908, eds. P. Koskikallio & A. Lehmuskallio, Helsinki: 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 1999. 参见荣新江书评，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2002年，419-423页;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256—263页。
[35]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穿越亚洲——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 1906～1908》，王家骥译，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36] 见橘瑞超《西域旅行の一つの记录と于阗の玉に就き(一)》，《大乘》第6卷第4号，1927年，69—77页。
[37] 《中亚探险》，博文馆，1912年(重印：中央公论社，1989年)。中译：柳洪亮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章莹译，收入同译者《丝路探险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69—271页。
[38] 参见芦屋市立美术博物馆《二乐庄と大谷探险队》(展览图录)，1999年;《モダニズム再考·二乐庄と大谷探险队II》，2003年。
[39] 《西域考古图谱》二帙，东京：国华社，1915年(重印：东京：柏林社，1972年;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40]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著《中央アジア美术——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韩文)，汉城：三和出版社，1986年(日译：东京：学生社，1989年);《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西域美術》(韩文)，汉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003年。
[41] 《关东厅博物馆考古图录》，大连，1933年;后改称为《旅顺博物馆陈列品图录》，大连，1935年;《旅顺博物馆图录》，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53年。
[42] 参见片山章雄《大谷探险队の足跡——未绍介情报と蒐集品の行方を含めて》，《季刊·文化遗产》第11号，2001年，30—33页。
[43]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o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4 vols., Oxford 1928 (repr. New Delhi 1981/88).(中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参看向达《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收入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239—253页[=附录一]。
[44] M. A.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lora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London (repr. New York 1964), London 1933, esp. 54-70.(中译：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重印：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日译：风间太郎译《中央アジア踏查记》，《アジア内陆丛刊》2，东京：生活社，1939年;泽崎顺之助译《中央アジア踏查记》，《西域探险纪行全集》8，东京：白水社，1966/2000年。)
[45] P. O.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British Library Publishing 2002.
[46] A. H. Francke, Durch Zentralasien in die indische Gefangenschaft, Herrenhut 1921.
[47] G. Gropp, “Eine neuentdeckte Sammlung khotanesischer Handschriftenfragmente in Deutschl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from the 17th to the 20th of May 1982 (=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16), eds. W. Skalmowski & A. van Tongerloo, Leuven 1984, pp. 147-150; R. E. Emmerick, “Newly-discovered Buddhist Texts from Khota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Tokyo-Kyoto 31st August – 7th September 1983, ed. T. Yamamoto, vol. 1, Tokyo 1984, pp. 219-220;《知见录》，109—110[112]页。
[48] A. von Le Coq, Ein spätantiker Krug aus Chotän”, Túrán 1918, S. 337-343+ figs. 1-7; idem,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 Plastik, Berlin 1922; idem,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 1925 (Nachdruck: Graz 1977), S. 49+ fig. 37.
[49] C. P. Skrine,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1926 (repr. Oxford 1986), esp. 170-175.
[50] E. Trinkler, “Die Zentralasien-Expedition 1927/28: geographische und archäologische Ergebrisse”, Deutsche Forschung 13, 1930, S. 76-100; idem, “Ge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s in the Takla-Makan-Desert of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30, pp. 5-18; idem, “Neue archäologische Funde in der Takla-Makan-Wüste Chinesisch-Turkestans”, Sinica VI, 1931, S. 34-40+ Tafel 2-4. Idem, Im Land der Stürme, mit Yak-und Kamelkaravanen durch Innerasien, Leipzig 1930.(英译本：The Stormswept Roof of Asia, by Yak, Camel & Sheep Caravan in Tibet, Chinese Turkistan & over the Kara-Koram. tr. by B. K. Featherstone, Philadelphia 1931;中译：赵凤朝译《未完成的探险》，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51] E. Trinkler et al., Wissenschftliche Ergebnisse der Dr.-Trinkler’schen-Zentralasien-Expedition, 2 vols., Berlin 1932.
[52] 见《知见录》，110—113页。
[53] J. Williams, “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XXIII.1-2, 1973, p. 110, n. 7; K. Jettmar’s review of Gropp (see below),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0, 1976, p. 154.
[54] G. Gropp,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 Trinkler-Sammlung im Übersee-Museum, Bremen (=Monographien der Wittheim zu Bremen 11), Bremen 1974.
[55]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三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关于其中文书部分，参见E. Waldschmidt书评，载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1959:5-6, S. 229-242; also in: Ausgewählte Kleine Schriften (=Glasenapp-Stiftung 29), hrsg. von H. Bechert & P. Kieffer-Pülz, Stuttgart 1989 [S. 173-179]。
[56]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59—290页;涩谷誉一郎《スタイン第四次中央アジア踏查について》，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の地域像》，东京：庆应大学出版会，2000年，289—326页。
[57]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原载《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号，1988年;收入《于阗史丛考》，71—97页。
[58] 见《知见录》，145—146页。
[59] R. E. Emmerick, “A New Khotanese Document from China”, Studia Iranica 13:2, 1984, pp. 193-198+ pl. XIV; 段晴、王炳华《新疆新出土于阗文木牍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2页;艾再孜·阿布都热西提《和田发现汉文、于阗文双语木简》，《新疆文物》1998年第3期，104页。
[60] Ch. Baumer, Geisterstädte der Südlichen Seidenstrasse, Stuttgart 1996; idem, Southern Silk Road. In the Footsteps of Sir Aurel Stein and Sven Hedin, Bangkok 2000.
[61] Idem,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1999, pp. 2-14.
[62] Ibid., p. 11, Fig. 20. 古丽比亚《和田佛寺遗址的“龙女索夫”壁画》，《华林》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214页，尚不知此壁画已毁。
[63] Baumer上引文中有较大的于阗文文书的图版：Ibid., p. 8, Fig. 14.
[64] 《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65] 白须净真《日本外务省藏大谷探险队外交记录介绍——以第三次大谷探险队员橘瑞超下落不明问题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年，北京：中华书局，28—51页。
[66] 齐陈骏、王冀青《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与新疆文物的外流》，《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5—15页;又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394—414页。
[67] 牧口常三郎《人生地理学》，东京：文会堂，1903年;江苏师范生编译，南京：宁属学务处、苏属学务处，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全译，上海：群益书局，1907年。以上两种中译惜未寓目，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摘译本，253-260页。
[68] 参看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165—175页;收入作者《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227—253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295-304。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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