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
郭物
1979年，考古学家在大夏古都之西约70公里的地方偶然发现一个埋藏了数万件珍贵文物的墓地。墓地位于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处一个名叫“黄金之丘”的地方。
古墓建在一个史前神殿遗址上，一共有6座排列有序的墓葬，墓中主要随葬品具有游牧文化特点，其它则是来自古代罗马、帕提亚(中国称“安息”)、大夏、印度和西汉的文物艺术品，还有一些是综合各地文化新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其中黄金制品多达两万件。墓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有学者认为席巴尔干的发现可能是塞人的墓葬。还有学者认为是东部帕提亚人的遗存。[1]发掘者认为这些墓是大月氏贵霜开国皇帝丘就却或其子孙的墓葬。4号墓墓主被推定为大月氏王公丘就却之父。[2]有的国外学者也认为这些墓葬和大月氏有关。[3]对此墓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支持发掘者的意见，认为应当是大月氏本族的文化遗存。[4]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
在席巴尔干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以龙为主题装饰纹样的器物，国外学者认为这些龙的形象和萨尔玛泰人的相似。其实这些装饰龙形的文物非常可能是大月氏本族的文化艺术，塞人和萨尔玛泰人相似的纹样应当是受大月氏文化的影响。[5]在以龙为主题形象的文物中，有一件嵌绿松石黄金剑鞘金箔上的狼(虎或豹)形龙值得注意。就本文所论而言，其特殊之处在于，龙的上唇前端翻卷。在贵霜艺术中，具有这个特点的神兽比较普遍。比如迦腻色伽石雕像所佩长剑剑鞘顶端以翻唇神兽装饰。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有一件石雕藏品，其中一部分表现的是厄洛斯骑着龙头豹身的怪兽。这头怪兽的前胸和尾巴显然保留了波斯的风格，装饰象征皇家的三瓣花纹。上嘴唇保持翻卷的特点(图1)。
上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神兽属于虚幻的神兽，在这些神兽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唇翻卷。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这种神兽形象除了长城地带以南地区长期流行外，还有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草原、西伯利亚和后来贵霜统治的区域，其它地区则有一些零星发现。
本文认为这种以翻唇为主要特点的神兽可以追溯到内蒙古东南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其艺术原形可能是猪的形象,翻唇体现了猪嘴的特点。商代中晚期明确出现了带有翻唇特点的龙形神兽，这些龙形神兽已经和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中的“龙”形动物、来自南方的虎等动物的特点结合起来，很可能和后世“东宫苍龙”的天象有关系。这种神兽形象可能是商人在融会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文化和需要所创造。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民族吸收了这个式样并进行了新的创造，在动物纹样构建过程中，又加入狼、虎或豹、马的特征和精神。中原后世基本沿用商周时期的形式，而且反过来和早先传入草原地区的翻唇神兽形象相互借鉴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交流或者三道海子文化的扩张，这些翻唇神兽形象于公元前8-前7世纪曾随斯基泰人的活动传播到高加索以南的地区，公元前5-前3世纪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中特别流行翻唇神兽的形象，并形成新的式样，而且可能影响了印度的文化。随着大月氏的西迁，这些游牧人最后直接把这个纹样带到中亚，并融入了希腊和波斯文化的因素，成为贵霜文化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特征。
欧亚草原的动物风格艺术中，有很多种神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这类虚幻性的动物形象以现实中的动物为原形，通过对真实动物的变形以及移植组合别的动物特征，创造出新的、想象中的动物形象。这类神兽一般都被赋予强大的超自然力量，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斯基泰艺术中鹰头狮身的格里芬神兽。[6]本文探讨的翻唇神兽形象在起源、演变和流传等方面和格里芬有很多相似性，只不过传播的方向刚好相反。对其仔细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如农耕文明在欧亚草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贡献、草原人群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以及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等。下面即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期望能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一 龙形翻唇神兽的起源以及在中原文化中的流传
(一)、中原龙形翻唇神兽的起源和流传
本文研究的这种翻唇的神兽特征比较明显，而且有特定的分布地域，那么它是于何时何地产生的呢?公元前7世纪以前，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南俄草原、小亚和西亚几乎看不到带有这样特点的神兽，因此，这种神兽有可能来自东方。果然，在中国商周时期的文物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从迄今的发现看，商代中晚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开始以翻唇的神兽为艺术主题。例子非常多，比如安阳妇好墓发现的铜钺、铜盘、三联甗、四足觥、蜷曲玉玦、大石磬上的翻唇神龙形象。[7]司母戊方鼎立耳上的双虎形象、1996年黑河路5号墓出土铜盘上的鱼形象、西北冈M1400铜盂的龙形动物的上唇也是翻卷的(图2)。周边地区也有此类神兽形象的发现，比如山西灵石旌介墓地(铜鼎M2：38)[8]、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9]、四川三星堆遗址[10]等发现。
从考古发现看，龙形翻唇神兽成为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商代晚期到秦汉时期一个广为流传的艺术形象，翻唇的特征在不同质地的器物和不同神兽上都有所表现。这样的发现不胜枚举，下面列举若干例子说明。
西周早期张家坡墓地出土的青铜马镳上的蜷曲形兽上唇翻卷，玉器同样保持着翻唇的特点，而且出现一足。[11]西周还创造了新的蜷体龙纹并用于青铜器的装饰，比如天亡簋的器腹和方座上所饰花纹，类似的龙纹还出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叔德簋、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簋、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尊、四川彭县竹瓦街和辽宁喀左发现的罍等器物上。[12]另外宝鸡纸坊头、竹园沟国墓地[13]、琉璃河燕国墓地[14]等发现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翻唇神兽。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范上表现了翻唇神兽的形象，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晚到战国早期(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初)，一般是以蟠螭纹出现。[15]侯马上马墓地M2008发现的戈的援部刻画四足带角翻唇神兽。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上的龙形神兽翻唇的特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图3)。[16]1977年中山王墓园出土的形体最大的玉器夔龙黄玉佩、夔龙纹刻铭青铜方壶、金龙首衡帽上的龙纹上唇均翻卷。[17]
汉代的例子很多。汉代满城汉墓出土的不少器物上的龙仍然带有翻唇的特征。[18]南越王墓出土玉壁中的龙吻向上向后翻卷(图4)。[19]
根据上文引证的这些实例，可以总结如下几点：
1、翻唇神兽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爬行动物类，战国以前比较流行;一种是兽形类，战国以降多为兽形类翻唇神兽。
2、从迄今发现的例子看，商代晚期发现的龙形翻唇神兽时代最早，包括了爬行动物和兽形两种类型的翻唇神兽，而且翻唇的特点被运用到很多种动物形象上。从这些翻唇神兽形象看，有的翻唇比较自然，基本符合动物本身的形态特征，有的却属于夸张的表现。
3、西周时期基本延续商代晚期的的翻唇神兽形象。
4、从商代晚期至汉代，以翻唇为特点的神兽在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一直很流行。
(二)、翻唇神兽溯源
翻唇神兽的翻唇最初可能是对猪嘴的拟形，因为在常见的动物里，猪的吻从侧面看，向上翘。从考古发现看，猪的母题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多有表现，有的还非常突出。[20]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东南的西拉木伦河地区的人驯化野猪的时间比较早，猪在兴隆洼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21]这个地区以猪为主题的艺术相对要发达，而且在不同时代的文化中保持着延续性。[22]在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一名成年男子与一雄一雌两头猪葬在一起的现象。还有相对放置的两个猪头骨，后面是以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出的躯体轮廓，造型曲回婉转，犹龙似蛇。很多猪头和马鹿头前额正中钻上圆孔。兴隆洼发现了17种哺乳动物，但是当时的人唯独把猪放在墓葬里作为随葬，而不是把马鹿、狍子或者其它动物放在墓葬里。可见当时的人与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后续的赵宝沟文化中，发现一个刻划纹装饰的陶盆，非常细致，上面刻划的动物正好是鸟、鹿、猪和牛。陶盆上表现的猪可能是野猪，猪嘴翻卷，类似陶盆上刻画的动物后半身已经是想象出来的虚幻动物。迄今比较早、比较典型的翻唇神兽文物是三星他拉遗址中发现的猪形玉龙，这个玉龙的唇为圆截面，上唇微翘，鼻孔刻在圆截面上部，表现的应当是背部带棕毛成年的猪(图5)。最初认为这件文物属于公元前3500年前红山文化。[23]最近有学者认为玉龙可能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24]
商代晚期的翻唇神兽中，蜷曲状的占有很大比例。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耶特马尔和胡陀(H.Huettel教授就推测，欧亚草原流行的蜷曲状的动物风格艺术主题可能是形成于中国环状动物艺术的基础之上。[25]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卷曲动物形象可能是欧亚草原其它地区类似动物风格艺术的直接源头。[26]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蜷曲状的动物风格艺术样式应当起源于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27]俄罗斯学者在总结此类研究时，收集了欧亚大陆整个草原地带的类似文物,地域范围包括中国北方、蒙古、米努辛斯克盆地、萨彦-阿尔泰、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丰提克地区和伊朗。这类蜷曲状动物形象中有些带有翻唇的特征，比如伊朗西北齐维耶、米努辛斯克盆地和丰提克北部地区发现的部分器物。可以看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以及斯基泰时期流行的豹、狼(虎或豹)形的蜷曲状动物风格艺术主题都直接或间接从中国商代晚期蜷曲状的龙形纹饰发展出来，其源头是红山文化的类似器物。[28]
妇好墓发现相似的雕刻商代纹饰的兽面玦形器，这类兽面玦形器应当是从红山文化中发现的 “玉猪龙”发展而来。有的学者认为其原形是猪，并命名为“玉猪龙”;[29]有的认为是蛴螬;[30]有的学者对此均否定，认为这类文物应当称为兽面玦形器;[31]还有学者指出熊的可能性，认为反映了文献记载的“黄帝为有熊”的传说;[32]有的学者也认为可能是熊。[33]我们同意称此类器物为兽面玦形器。从文化背景看，虽然红山文化发现熊的骨骼，但这个地区最流行的牺牲是猪，最流行的艺术母题也是猪，所以本文倾向这种玉器表现的可能还是猪。器物外形是主要的判断标准，此类玉器表现的耳朵为大尖圆形，鼻梁上有几道褶皱，熊的耳朵是半圆形，比较小，其次熊嘴上面没有如此多的褶皱。如果从幼猪的形象看，这些兽面玦形器就比较形象(图6)。
小河沿文化中发现兽面玦形器，是红山文化类似器物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夏、商文化之间连接的重要线索。考虑到商人可能渊源于北方，从红山文化到小河沿文化、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一直到商，就此类兽面玦形器而言，其间可能有一定关系。[34]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传承中两个不同的系统，一类是兽形的“玉猪龙”，一类是带角的蜷体玉龙，此类最早的例子迄今可以追溯到安徽含山凌家滩16号墓出土的带角玉龙。[35]
西拉木伦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对猪和鹿的崇拜极有可能影响到青铜时代分布在萨彦-阿尔泰、蒙古高原的文化。在图瓦发现的萨彦-阿尔泰类型鹿石上，有两种动物形象比较突出，首先是鹿，其次是野猪。[36]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地区发现了阿尔赞1号大墓，时代为公元前9世纪末。墓葬中发现的鹿石形残块上就表现了完整的六头垫脚尖野猪形象，短剑的镡部也是圆雕的、垫脚尖的猪。2002年发掘的阿尔赞2号大墓，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末，鹿和野猪的艺术形象在发现的文物中非常突出。[37]图瓦还发现野猪头形的马镳。这些猪的特点是嘴部上翘，猪的獠牙又强化了上翘的特点(图7)。不过这些动物形象基本写实，没有特别夸张上翘的猪嘴。
二 斯基泰、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文化和塞人文化中的翻唇神兽
在伊朗西北齐维耶发现公元前7世纪的文物中，有一件装饰剑柄的金箔制品，表现的是狼(虎或豹)形蜷曲状的翻唇神兽，此种形象在这个地区没有原形，应当是来自东方。[38]新疆察吾呼四号墓地M165时代较早，应当比齐维耶的发现早，其中出土的一件铜镜，背面铸出一条蜷曲的神兽形象，可能是狼或者是虎形神兽，其上唇翻卷明显(图8)。这件文物可以考虑作为联系中原内地和伊朗西北齐维耶发现之间的中间环节，齐维耶的发现可能和斯基泰人西迁至丰提克地区后，追击金麦里人到达伊朗西北部有关系。
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斯基泰、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文化时期，仍然能发现翻唇神兽形象的文物，不过已经有一些西亚、希腊文明的因素，比如神兽后半身改为鱼，颈部有格里芬的棘，带翼，狮子的特点也被加入(图8)。[39]
18世纪彼得大帝统治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1716年乌拉尔工场主戴密多夫(A. N. Demidov)献给彼得大帝的草原金制艺术品，被命名为“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在这些宝藏中，有一件金牌饰表现了一头翻唇怪兽和一头老虎撕咬的场面。这头怪兽借用了公元前5～前4世纪草原流行的带格里芬头的鹿角，尾的末端也以格里芬头装饰。
1877年在阿富汉北境阿姆河南岸昆都士发现的“阿姆河宝藏”中有一件带有波斯风格的剑鞘上表现了站立的狮子抓着一头小鹿，值得注意的是，在剑鞘的下部，雕刻了一头翻唇神兽的形象。比较这头翻唇神兽和前述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饰牌上的神兽，两头神兽从头部的特点看，比如翻唇、颌、眼睛和耳朵，都非常相似，所以二者的时代应当相近，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作品。这两件器物应当和活跃于中亚草原的塞人有关系，可能因为靠近中亚戈壁、沙漠地区，这类翻唇神兽的头部带有一些骆驼的特点(图9)。
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中亚草原也发现不少类似的文物，这些龙形翻唇兽一般认为和塞人有关系(图10)。
印度文化中的摩卡罗(Makara)是与河水和生殖有关的一种神兽，公元前3世纪中叶最早的摩卡罗纹饰在印度出现。[40]部分是鱼或鳄鱼，通常是象头、象足、鱼身和鳄鱼嘴，此外还有牛形鱼身和马形鱼身(图11)。摩卡罗应当是近东文明因素掺杂东方文明演变的结果，后来成为佛教艺术中的构成部分。公元前2世纪巺伽巴尔胡特窣堵坡的北门柱上药叉女旃陀罗站在一只早期形式的摩卡罗上，这个摩卡罗的形象显然是马身鱼尾。[41]巴尔胡特石柱上有象头和牛身的摩卡罗形象(图11)。[42]公元1世纪桑奇大塔的塔门门柱最下端也有这种神兽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神兽大部分也有上唇翻卷的特点，从时代上看，应当是通过北方游牧人引入的一个文化因素。
从以上例子看，翻唇神兽在公元前8-7世纪时已经随着游牧人的西迁传播到较远的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这个时期翻唇神兽形象并不普遍。公元前5世纪以后，中、西部草原上出现较多的翻唇神兽形象，而且各个地区已经有自己的特征，一类是斯基泰人的翻唇神兽，一类是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人的翻唇神兽，还有一类是中亚草原塞人的翻唇神兽。印度摩卡罗翻唇的特点可能受到这些草原翻唇神兽的影响。
三 中国北方发现的翻唇神兽
商代晚期，中原龙形翻唇神兽的形象已经随着中原的铜器传播到北方。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发现了少量这样的艺术形象，其中有些有明确的共存物，为确定这种动物风格艺术出现的时间提供了证据。比如灵石旌介墓地铜鼎(M2：38)，绥德墕头村发现商代晚期的钺，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早期的戈(M2：18)等。[43]有的属于北方人群的再创造，比如石楼桃花庄出土商代晚期的龙纹觥，原平塔岗梁墓葬出土车马具等。[44]
从现有的资料看，和欧亚草原相似，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直到战国时期，翻唇神兽才又重新流行起来，而且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春秋时期的例子不多，但个别例子显示翻唇神兽形象在北方的流传，比如玉皇庙墓地M102出土春秋时期带钩(图12，1)。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约公元前300年至前221年)30号墓比较集中地发现了类似的艺术主题。这里出土的一件金牌饰主题是双虎和两头翻唇神兽撕咬对立的一对马(图12，2)。[45]有学者指出燕下都战国晚期30号墓中属于吐火罗神祗——双马神的文物，并且认为可能是春秋、战国以来活跃于北方草原的大月氏艺术主题。[46]春秋战国时期，大月氏控制了西域和中原的玉石贸易。战国晚期北方的形势是“东胡盛，月氏强”，匈奴尚未兴起，所以月氏沿长城地带和中原诸国(特别是燕、赵、秦和楚国)有密切的交往。种种迹象表明，以燕下都战国晚期30号墓随葬的北方草原风格器物可能就是学界寻找的带有西迁之前的大月氏风格的文物。在一些收集品中还有这样的例子。[47]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晚期的发现中，阿鲁柴登发现的文物中鹰为最重要的母题，老虎和野猪也是主要的艺术形象。其中有翻唇神兽形象的文物，比如出土的狼形鹿角怪兽金牌饰(图12，3)，还有金冠饰，箍首部分就是一头翻唇神兽，除了角以外，这个翻唇神兽和金牌饰上的翻唇神兽特征相似(图12，4)。[48]观察阿鲁柴登发现的翻唇怪兽，可以发现这个怪兽身体和头的特点比较接近狼。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翻唇神兽融入了狼的特点，这在内蒙古中南部尤为突出。“西伯利亚宝藏”中的翻唇神兽也具有相似的特点，二者可能有密切关系。
宁夏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草原风格的器物。[49]其中有翻唇神兽的形象，比如宁夏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的虎食鹿纹带饰(图12，5)、宁夏固原出土鎏金虎纹带饰(图12，6)。[50]收藏品中也有类似的文物(图12，7)。[51]
战国时期是翻唇神兽形象大量被草原游牧民族吸收使用的时期，同时这些不同特征的神兽可能还具有了名称。《逸周书》卷七：“大夏兹白牛，兹白牛野兽也，牛形而象齿。”对照燕下都M30号墓出土的金牌饰上的怪兽可以发现，其特征和这段文献上记载的兹白牛很接近，长着牛的角，牙为象齿形的锯牙。《逸周书》卷七：“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长，参其身，食虎豹。”宁夏发现的战国时期怪兽，从腿、腰和腹的特点看，比较接近虎、豹一类的猫科动物，“西伯利亚宝藏”中牌饰上的神兽也有类似特点，可能是文献中说的酋耳。《逸周书》卷七：“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宁夏同心倒墩子M19出土的2件浮雕带饰，为西汉中晚期，表面装饰两个相向的怪兽，形体似马，口呈鹰喙状，可能是兹白。义渠可能分布在庆阳至固原一带，从语言学的研究看，义渠戎和月氏人一样，可能属于吐火罗语系的人。[52]类似的文物发现很多，甚至汉代大墓中也随葬类似文物。[53]
这些艺术主题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在宁夏同心倒墩子西汉中晚期的匈奴墓中，还有几个类似燕下都M30出土文物的例子。[54]
除了前述察吾呼四号墓地的发现外，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汉代龙身格里芬毛织物，上面的格里芬也有翻唇的特征，龙身格里芬可能与当地神龙信仰有关，或者和祆教有关系(图13)。
四 翻唇神兽承载的思想意识
翻唇神兽蕴涵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应当说，在不同的时空中，其含义各不相同。在远古时代，人类崇拜自然界，其中包括动物。那些能为人类提供重要肉食资源的动物，那些力量、爆发力、速度和杀伤力超过个人的猛兽，那些合作组织能力强、狡猾机警的动物,那些在空中、水中有特殊本领的动物，总之，在现实环境中与人们思想意识中和古人关系密切的动物，古人对它们可能心怀敬畏和崇拜，同时希望具有猛兽的各种能力，这是人类比较普遍的一种意识。而且人类会发展到不满足具有一种猛兽的能力，希望博采众家之长。同时也不满足各种动物具有的实际能力，还希望拥有在此基础上人类想象出来的超自然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动物，人们就创造一种觉得满意的动物。
翻唇神兽就是典型的代表。从商代晚期开始，翻唇神兽基本与“龙”有关。商代晚期普遍出现比较明确的龙的形象，而且能和甲骨文字对应。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头上有角，身躯呈“S”形;另一种头上无角，身躯呈“C”形，个别“C”形龙字可以发现其上唇微微向上翘。[55]有的学者认为“C”形的文字并不是“龙”字，认同一些学者的意见，释为“嬴”字。[56]根据“子龙族”的青铜器铭文，“龙”字的确有“S”和“C”形两种写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C”形龙字头上有角。[57]《论衡·龙虚篇》：“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尺木”即龙角，头上有此角的龙才能升天。[58]看来，是否有角的确是龙的一个标准。
许慎《说文解字》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天而潜渊。”有学者认为殷人把龙当作神灵，认为它是通天地的神兽，可给人们带来福佑或灾祸。殷人还认为龙与雨水有密切关系，当时有了龙能致雨的观念。在殷代，龙纹还是贵族身份、地位、权力的一种标志。[59]关于龙的来源，可以说众说纷纭。在几个世纪中，学者提出过许多关于龙的解释与推测。从仰韶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良诸文化、马家窑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龙形动物看，形象各不相同。北方文化中主要是猪，中原、南方文化中的龙形动物主要是一种爬虫动物，可能是一种蛇、一种短吻鳄或是蜥蜴，有的还有虎、牛的特征。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各地的一些史前文化中应当存在以不同动物为原型的神兽，虽然各地区的神兽可能以不同的动物为主要原型，但随着中国古人彼此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把他们的崇拜的神兽融合并描绘得更具有想象力。势力强大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图像就演化成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象。[60]因此，以龙为代表的神兽是人们的意志力、想象力在历史中的结晶，是史前不同文化斗争、搏弈、融合体现在宗教艺术上的结果。
龙在中国的流行，还有一个深层的思想意识背景。在中国古代，由于农业授时的需要，古人观象于天。发现南方天空有一颗红色的星活动特别有规律，在仲夏即夏至所在月的初昏时刻，这颗星正位于南中天，其运行的时间涵盖了每年春分到秋分的半年。随着观察的积累，人们掌握了其规律，把它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并命名为大火星(心宿中央一星心宿二-----天蝎座a)。渐渐这个以大火星为核心的星宿慢慢被联想为一个龙的形象，被命名为“东方苍龙”，大火星即心宿，则标示苍龙心脏之所在。秦、汉以前，东方苍龙七宿，在春分的黄昏时，开始在东方出现，随着季节的推移，其方位逐步向西方移动，至秋分时，开始隐没于西方的地平线。东方苍龙可能是以太昊为始祖的东夷集团的标志。[61]这个思想可能来自于东方以及南方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史前文化。在商代甲骨文中，东宫苍龙的出现有一些线索。作为授时的大火星比较明确，卜辞中的火星纪录涉及到殷人对大火星的祭祀、观测大火星以指导民时和火正之官的多方面内容。[62]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S”形的“龙”字正好是苍龙星象的拟形，而且甲骨文的记载也说明，商代时期龙已经和星宿联系起来了。[63]与此有关的文物相应地大量出现。正因为苍龙星宿的出现预示春天的到来，春雨滋润，万物从冬天冰雪时节苏醒，而且整个春夏都是雨水丰沛、万物生长的季节，所以龙才与雨水有密切关系，龙能致雨的观念应当根源于此。
猪曾是北斗的象征，北斗星是可以观象授时的星象，后来斗星成为帝王的象征。[64]中国传统文化中北斗与猪神的内在属性有很多一致之处，如水、北方、冬季、黑色等等，这构成了民间以猪象征北斗的心理基础;而佛教中猪形神与道教北斗星神的合流则间接证明了北斗与猪神的一致性。[65]
基于这个认识，本文认同西拉木伦河地区文化中“C”形猪和所谓的“玉猪龙”的形象有可能是斗星的象征，这可能是这个地区的一个传统认识。商代甲骨文存在“S”和“C”形“龙”字，“C”形玉器存在有角和无角两个系统的现象可能反映了其吸收了不同地区对大火星(东方苍龙七宿)和北斗星的崇拜的历史。但在商代，主要的还是对大火星(东方苍龙七宿)崇拜为主，西拉木伦河地区文化中猪形神兽翻唇的特点，则被借用到各种龙形神兽的身上。
王权源于神权，神权最好的代表就是天上的星宿。因此，拟形星宿的“龙”成为神权在地上的象征，统治者利用“龙”这个天象符号来强调君权天授，以“龙”这个融合各种远古文化中图腾动物特征的神兽来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历史上二者渐渐被合而为一，其形象和含义也通过“龙”得到不断的强化。这是中国商周时期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现象之一。
这个文化现象可能影响了中原北方的人群，比如石楼桃花庄出土商代晚期的龙纹觥既可能反映了北方地区流传的翻唇神兽来源于商周文化，同时也可能是东方苍龙七宿思想最初传入北方地区的证据。[66]阿尔泰巴泽雷克2号冢男性右腿纹身有一翻唇兽形象，这头神兽的头前部有六个圆点，三个一组，这两组圆点和苍龙星象的心、房二宿似乎有一定联系。[67]
观察草原上流行的翻唇神兽的形象可以发现，有的翻唇神兽具有猪的特征，有的具有狼(虎或豹)的一些特征。草原上的翻唇神兽比较明显地嫁接了野猪、狼和猫科猛兽的特征。从思想意识上说，这反映了中国北方游牧人以及印欧人对猪、狼和猫科猛兽的崇拜。[68]
在虚幻神兽的形象及含义选择上，有个规律值得注意，西部的游牧人流行使用希腊传入的格里芬神兽形象，对野猪和狼(虎或豹)的崇拜可能是受到东部草原地区的影响。东部草原流行来自中原的翻唇神兽，另外还采用了西方传入的格里芬形象，特别是阿尔泰地区变形后的格里芬形象。大月氏的神兽比较多样，除了采用了狼(虎或豹)形翻唇神兽和猪头神兽外，还采用马的形象，前述中国北方发现的马形神兽应当属于此类。
至少战国时期，马在中原地区可能已经和龙的概念融合，汉代以后的一些龙的形象则借用马的特征。《周礼•夏官•瘦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八尺是185厘米，七尺就是161.7厘米，六尺是139.6厘米。中国人都清楚龙是一种幻想的动物，从历代龙的形象看，马头的特征经常被龙的形象所借用，看来龙真的是与马有久远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八尺以下的就不叫龙呢?动物学家测量了商周时期车马坑出土的近100匹马骨，发现殷代的马肩高133～143厘米，西周马是135～146厘米，东周马是139～149厘米。看来古书说的马高度是它昂头时的高度，现代普氏野马平均肩高是134厘米，蒙古马是120～135厘米，这两种马看来都很难成为龙，只能称为騋或马。那么称为龙的马应当是西部草原驯化的高头大马。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有“龙祭”的风俗，就是以好马祭祀。在整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中都有以马作为牺牲的传统，而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铜石并用时代。[69]从前面可以看到先秦时期马的高度在慢慢增长，这可能是西方马种通过中国北方民族不断引入的结果，这些高头大马在蒙古马群中鹤立鸡群，独步一时，又有着神秘的草原背景，所以被称为龙。
文章开头介绍的阿富汗席巴尔干大月氏黄金冢出土文物中，属于虚幻神兽的有四类，一类是延续中国北方以及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翻唇神兽形象，比如剑鞘上的装饰金箔，其原形可能是狼(虎或豹)，这种翻唇怪兽纹在贵霜艺术中非常流行。[70]一类是马的变形，比如一人双马耳缀和双马耳缀，这属于席巴尔干黄金冢中比较独特的文物，反映了大月氏对双马神的崇拜，应当属于大月氏的艺术主题，但融入了一些波斯-安息的特征。第三类头部特征和猪相似，头上长鹿角。第四类是格里芬(图14)。席巴尔干黄金冢位于古代大夏地区，大夏和吐火罗、大月氏很有关系。[71]敦煌汉文、于阗文和藏文写本均称留居南山的月氏残部小月氏为“龙家”，可见“龙”已经成为月氏的名称，席巴尔干大月氏黄金冢中发现的龙形神兽主题，应当与此有关。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图经》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焉耆等地发现的察吾呼文化应当是早期吐火罗人留下的遗存，前述察吾呼文化中发现的狼形翻唇神兽铜镜也反映了吐火罗人对龙的崇拜。[72]追溯根源，这些文化现象应当传承自中原商周时期的翻唇龙形神兽。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大月氏因为和中原文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吸收了这个艺术形象。可以认为西迁后的大月氏是游牧人中融会东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代表。
结语
欧亚草原的游牧人文化艺术中有不少是虚幻的动物，最著名的是格里芬。其中以斯基泰人的格里芬时代最早，而且也最有代表性。斯基泰文化这种神兽直接来自当时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希腊。在草原地区的文化中，保留希腊格里芬特点最多的神兽基本都发现于黑海北岸地区的斯基泰文化中。因为斯基泰人控制的地区和希腊接壤，而且在斯基泰人的核心地区，比如黑海北岸沿岸地区，有不少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因此斯基泰人直接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格里芬，是守护着阿尔泰山黄金的神兽，古人用这种威力无比的神兽来命名控制阿尔泰山金矿开采的山地部落。独目人为了夺取黄金，经常与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进行斗争。当时丝绸之路尚未开辟，东西方的交流多依赖草原，阿尔泰地区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东西方接触的枢纽。阿尔泰古代部族在东西方草原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阿尔泰山地的格里芬已经发生变形，由于这里缺少狮子，所以，这里的格里芬呈现出鹰头鹿(驴、马)身的形象，有少量为了和格里芬原形对应，表现为鹰头虎身。中国发现的类似格里芬即是从阿尔泰山地传入。
以翻唇为特点的龙形神兽应当是从中国北方起源、发展出来的一种神兽，这一神兽的最初原形是中国东北史前文化中的猪形神兽，之后是商周文化中的龙。以大月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则把这种神兽发展成为自己的“龙”。就翻唇神兽的起源、发展看，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北方游牧民族提供了大量文化因素和艺术原形，在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中，与希腊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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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 I.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Vienna, 1985.
[3] John Boardman, “Three monsters at Tillya Tepe”, Ancient Civilizations 9, 1-2, pp.133-146.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2003.
[4] 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第44-48页，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 第270～274页。
[5] 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20页，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0-86页。《吐火罗神祗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28页。
[6] 格里芬是希腊文化中的怪兽，鹰头狮身带翼。其形象从公元前四世纪时在欧亚草原上非常流行，特别是斯基泰文化中，甚至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也钟爱这种神兽。这种神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可能还是从埃及、两河流域等地的文化发展而来。迄今最早的例子是埃兰国都苏萨遗址发现的圆形滚筒印章上，时代为公元前三千纪。欧亚草原后来的一些神兽大都是从格里芬变形后，发展出来的。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8-30页，图一七-一九;第33页，图二一;第106页，图六六-六七;第126页，图七0，8、13。
[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海金乐，韩炳华 编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文物出版社，2005年，比如第282页，图二0一;第284-285页，图二0二。
[10]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图一八二，1、3。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图版147，4;第277-278页，图210，5;图212。
[12] 《中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讲谈社，1984年，图4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图219。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王家佑：《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北洞发掘小组：《辽宁喀左北洞沟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13]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下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5、11、16、50、56、64、75、80、139。
[1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图一0九。
[1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图五五，1、2、4;第226页，图一一八;第228页，图一一九，1、2;第235页，图一二五;
[16]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中国玉器全集——春秋·战国(3) 》，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1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上)第298页金鐏，图一三九;(下)彩版七;彩版二五，1;彩版二六，2;彩版二七，1、2;彩版三七，1。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比如第47-48页铜壶花纹带，图二九-三0;第80页铜枕，图五三;第99页龙首形饰，图六六，10;第142页透雕龙形玉饰，图一00，8;第188页铜辕饰，图一二九。
[1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96页，图六四：4，(下册)彩版六，1。
[20] 比如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陶钵上的猪图像。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安徽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双猪首玉雕，特别是第五次发掘中，一座长3.1米的墓葬出土玉石器随葬品达200多件，其中发现重88公斤的玉猪。
[21] 袁靖：《论中国古代家猪和家马的起源》，《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6年。
[22] 刘国祥：《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23]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
[24] 朱乃诚：《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1期。
[25] G.N.Kurochkin, Izobrazheniya svernuvshegosya khischnika v tagarskom iskusstve. KSIIMK,iss.207:59-67,1993.
[26] 乌恩：《略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卷曲动物形象》，《考古》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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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孙守道：《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30] 前揭S.V.Alkin,和孙机文。
[31] 林沄：《所谓“玉猪龙”并不是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2-248页。
[32] 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3-129页。
[33] 前揭朱乃诚一文。
[34] 前揭孙机文。
[35] 前揭林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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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Konsgtantin V.Č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Anatoli Nagler., Der Goldschatz von Aržan, Ein Frstengrab der Skythenzeit in der sdsibirischen Steppe, Schirmer/Mosel, 2006.
[38] 乌恩：《略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卷曲动物形象》，《考古》2002年第11期。
[39] 郭物：《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着，科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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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林梅村：《吐火罗神祗考》，《国学研究》，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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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刘一曼：《略论甲骨文与殷墟文物中的龙》，《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68、277页。
[56] 前揭林沄文，第242-248页。
[57] 王冠英：《子龙鼎的年代与子龙族氏地望》，《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6期。
[58] 孙机：《蜷体玉龙》，《文物》2001年第3期。
[59] 刘一曼：《略论甲骨文与殷墟文物中的龙》，《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60] 孙机：《前龙·原龙·真龙》，《中国文物报》1999年9月29日。
[61] 陈久金：《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与四象概念的形成》，收入《帛书及古典天文史料注析与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民国90年，第381-391页，第474-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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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6-129页。
[65] 牟海芳：《中国古代北斗信仰与猪神崇拜之关系论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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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Mallory,J.P.& Adams,D.Q.,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1997. [美]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晏可佳译 龚方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208页。
[69] Victor H. Mair, “Horse sacrifices and sacred groves among the North(west )ern people of East Asia.” Eurasian Studies 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匈奴祭祀的场所也和“龙”有关系。 《史记·匈奴列传》：“五月大会龙城”。又“卫青击匈奴至龙城，得胡虏七百人。”《汉书·严安传》：“深入匈奴，燔其龙城。”龙城是祭祀的地方，故又曰“龙祠”。《汉书·匈奴传》有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匈奴岁有三龙祠”。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择· 第九卷》，刘俊文主编;辛德勇等译，中华书局，1993年。
[70] Rosenfield,John. M., The Dynastic Art of the Kush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Plate.2.2b. John Boardman, “Three monsters at Tillya Tepe”, Ancient Civilizations 9, 1-2, pp.133-146.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2003.
[71] 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
[72] 荣新江：《龙家考》, 《中亚学刊》4,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44-160页。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第44-48页。《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20页。《吐火罗神祗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编者案：本文原刊《欧亚学刊》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215-238。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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