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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 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上)
发布时间:2018-06-04 09:22:29   来源:《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    作者:邢义田   点击:

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上)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邢义田)

  二○一四年我在一本小书中,曾针对草原斯基泰风格金属牌饰等工艺品的生产者,略略提过以下的揣测:

  一九九九年在西安北郊北康村发现了战国铸铜工匠墓,可以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迄今最有利的证据。墓中发现了很多用于制作金属工艺品的泥范和工具,因此可判断墓主的身份是一个工匠。从出土模具的纹样,可以清楚看到泥范上马的形像,完全具有草原斯基泰文化艺术的特色,将它和黑海出土的铜马饰对比,在总体造型和向前反转的马脚这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上,几乎一致。

  这位工匠的墓位于今天西安北郊,墓主应是战国时代的秦人。他却依草原游牧民所喜爱的样式,制造铜饰品。这强烈暗示游牧民的铜饰品至少有一部分产自中原。华夏中原从战国时代开始不断接触游牧民族,接受他们的骑射、养马技术及相关的信仰,同时中原的工匠也制造了大量工艺品输出到草原。大家知道,汉王朝经常大量赏赐丝绸、粮食、各种工艺制造品给归顺或尚未归顺的草原游牧民族。宁夏考古研究所的罗丰先生在二○一○年第三期《文物》上发了一篇论文《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论文里面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材料,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进一步参考。

  以下举一个罗丰没提的例子。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卡耳格利(Kargaly)曾出土一个时代属西汉晚期,镶嵌绿松石的金冠边饰。虽然已经断裂,但很可能是当地工匠吸收了汉代中原工艺母题元素,也可能即由中国工匠为草原民族所制造。卡耳格利一带在汉代是乌孙国的所在,乌孙久为汉代盟国,汉公主曾下嫁乌孙王。因此这里出土中原工艺品,并不奇怪。

  中原工匠在制造的时候,有意无意地会把汉代中原流行的造型元素带入这些工艺品的构图里。例如金冠的怪兽上面坐着羽人,这个羽人的造型与汉代画像石或铜器上看到的几乎一样,瘦瘦长长,带着翅膀。……这件金冠因此有可能是中原工匠的杰作。此外,我还要稍稍补充一点。中原工匠生产的域外风格工艺品,大概并不只是供应草原牧民,也供应嗜好「洋玩意儿」的本朝王公贵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向喜欢殊方异物。两汉书和《西京杂记》都有不少记载。汉武帝的上林苑就是一座域外珍宝和珍禽异兽聚集的博物馆。

  草原游牧民因本身生活形态、原料和技术种种限制,能够生产的高质量“珍宝”十分有限,即使从他人手中辗转贩卖,大概也不能满足大汉皇室和王公贵族的嗜好。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由中原工匠仿制。近年在徐州西汉初诸侯王陵及刘氏亲属墓里,已发现好几件具有草原艺术特色的金腰带扣,有趣的是它们构图繁复,工艺精致,也杂有中原造型元素(例如龟、龙),不全然同于草原制品。尤其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一件,背面有中文铭刻“一斤一两十八铢”、“一斤一两十四铢”。金银铜器上注记重量,是汉代工官造器的惯例。因此,我相信诸侯王墓出土的恐怕不是真正来自草原的“进口货”,而是中原工匠的山寨冒仿品。1

  当时提这些,是想支持和补充罗丰先生的“中原制造”说。但仓促间没能充份论证,有些部分须要进一步说清楚,有些现在看来须要修正。适逢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征稿,因此想藉这个机会修补前说,一方面向从事新疆考古数十年,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奉献半生的王炳华先生致敬并祝寿,一方面也向这方面其他的先进讨教。

  一.流向草原的牌饰及佩饰

  小文仍从西安北郊北康村战国铸铜工匠墓的泥范说起。泥范中有些具有明显的草原艺术风格特色,尤其是那件长方形以马为母题的腰带牌饰(图一)。2前引小书仅举了黑海北岸出土的公元前四世纪铜马饰为例(图二),说明泥范中的马后腿向上翻转和斯基泰艺术中马饰造型特色一致,现在打算作些补充。此外,前引小书中说“中原的工匠也制造了大量工艺品输出到草原”时,完全没有举证,现在也想举几件证据,说明中原工匠的制品确实曾流播到北方草原。

图一 北康村工匠墓出土泥范

图二 黑海北岸出土铜马饰

  在欧亚草原地带所谓的斯基泰动物纹艺术中,具有兽类后腿向上翻转造型特色的例证极多,本无须多说,可是有两件似乎尚少人注意的新疆出土品值得补充。一件是一九九三年在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乡琼布隆村西南一处约属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墓地发掘的金马饰(图三)。另一件是约属同一时期,特克斯恰甫其海墓群出土的骨质雕饰(图四)。库兰萨日克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坦(Kyrgyzstan)伊赛克湖(Issyk-Kul)东南,两地之间隔着天山,直线距离不到二百公里;恰甫其海则在伊赛克湖东北约三百五十公里,而伊赛克湖周边正是斯基泰艺术的重要原乡之一,3 这三地在墓葬形式和陪葬品内涵上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这篇小文不可能全面去谈,仅举前说涉及的马纹牌饰为代表。

图三 库兰萨日克墓地出土金马饰

图四 伊犁特克斯县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骨雕牌饰

  一九九三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考古所在库兰萨日克乡琼布隆村西南约一点八公里处抢救性发掘和清理了四十五座墓中的十座。墓地表面有卵石和土混合堆筑的坟堆,其中五号圆形石围石堆墓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石堆下有三个墓室,已被盗,仍然出土了两件极精美完整的金器。其中一件被称为金奔马(图三),重12克,通高4.4公分,长4.6公分,以金箔模压成形。造型特征和本文讨论的铜马牌饰类似,前蹄弯曲奔腾,后肢翻扬。考古简报曾比较这样的造型,认为和乌鲁木齐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以及巴泽雷克地区墓葬出土的动物牌饰酷似,因而将库兰萨日克墓地的时代订在战国至西汉之间。4 有趣的是与此相近或更早,即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伊赛克湖地区已曾出土以金箔模压制成,类似的镂空单马牌饰和具有翻转后肢特色的麋鹿牌饰(图五.1-3)。5它们和库兰萨日克牌饰、乌鲁木齐阿拉沟三号墓出土虎纹金牌饰(图六.1-3)之间的文化亲缘关系至为明显。6

图五.1-2 伊赛克冢墓出土剑鞘金饰

图五.3 剑鞘金饰复原示意图

图六.1-3 阿拉沟三号墓出土虎纹金牌饰

  二○○八年,一批新疆出土文物曾到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博物馆出版了图录《丝路传奇-新疆文物大展》。其中收录一件二○○四年伊犁特克斯县恰甫其海水库墓地出土的骨牌饰(图四)。扁平的骨牌残长12.5公分,最大宽5.6公分,平面呈梯形,其上左端画面残存浅浮雕的狼或熊,咬着头部已失的兽,兽后肢向上翻转,右端画面完整,一头狼或熊咬着马,马前肢弯曲,后肢翻转上扬。以已有发掘简报可据,在特克斯河北岸水库墓地A区的IX、X、XV墓葬群来说,其时代约自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后八世纪。但出土骨器的XV号墓群则属公元前四~三世纪,个别晚到东汉。不久前,据罗丰转告发掘人吕恩国提供的消息,这件骨牌出土于特克斯河南岸B区三号墓地一号墓(M1),时代约为公元前五至前三世纪,目前还没有发掘报告发表。7 以上库兰萨日克和恰甫其海的两件出土品时代约属战国早中期,都出现在南西伯利亚和华夏中原之间,可以填补这类造型饰品在时空分布上的中间环节。新近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出土战国末期的金带钩,可以填补起战国末陇西地区的一个环节。镂空带钩上有左右两对方向相反虎咬鹿的图案,鹿的后肢向上翻转,构图特征和前述骨雕牌饰相类似(图七)。8 中间环节填补的越多,越能排出年代序列,才越有把握去掌握流播的方向和过程。

图七 马家塬十六号墓出土金带钩

  以下为“中原制造说”再略举几件马纹牌饰为证。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提过,本文拟补充些细节。

图八.1-2 卢芹斋(C. T. Loo)藏铜质镂空单马牌饰及线描图

图九 固原三营出土金牌饰

  第一件是卢芹斋(C. T. Loo)藏品中有一件铜质镂空单马牌饰(图八.1),后收入苏联考古学家M.A.戴甫列特《西伯利亚的腰牌饰》(莫斯科:一九八○)一书。这件和北康村战国墓泥范上的马匹极为相似。戴甫列特的书在台北无法找到,我仅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转见其线描图(图八.2)。9 这一线描图和《卢芹斋藏中-西艺品集》(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图版比对,我发现二者实是同一件东西,即卢芹斋藏品。10牌饰上方有一排五只朝左,具有勾吻特征的连环式勾吻鸟首,下方有马一匹,马首朝下朝左,前肢一前一后弯曲,后腿一前一后向上翻转,构图几乎完全一样。由于边饰花纹不同,可以确定这件腰带牌饰成品并不是由北康村泥范直接铸出,但可以证明造型如此类似的牌饰,一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或西伯利亚发现,一在西安北郊发现泥范,绝非偶然。罗丰大文已曾引用这件牌饰作为中原工匠制造的证据。11这种中原制造的腰带牌饰很可能自战国起即流播到了西伯利亚。据田广金和郭素新的转述,戴甫列特一书所收牌饰主要是来自前苏联科索歌尔窖藏、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sinsk)、图瓦(Tuva)以及外贝加尔(Transbaikal)墓葬。12无论如何,从前述卢芹斋藏单马牌饰成品和泥范构图特征如此一致来看,战国中原工匠的制品曾销售、馈赠或被劫略到了西伯利亚,应该说是合理的推论。

  又罗丰大文曾引用一件自宁夏固原三营红庄征集的同型金牌饰。13这件战国时代的牌饰,我有幸于二○○四年七月二一日在固原博物馆见到(图九)。它的质地欠佳,制作比较粗糙,左右宽窄甚至不一,工艺上完全不能与徐州等地诸侯王墓出土者相比。马首方向与北康村墓出土的泥范相反,也不见镂空,但边框绳索纹饰相同,可见这样纹饰的制品十分受到欢迎,作坊非止一处。固原这件牌饰虽出于征集,大致可以用来填补从西安到西伯利亚流播路线上的中间环节。

图十 镂空鎏金铜马腰带牌饰

图十一 私人藏鎏金铜带钩

  另一件是鄂尔多斯博物馆收藏,著录于《鄂尔多斯青铜器》,造型类似却又有明显不同的一对长方形镂空鎏金铜马腰带牌饰(图十)。14这一对牌饰工艺十分细致,构图优美,其特征和前件以及北康村出土泥范基本雷同,但镂空处较多,马前后肢较瘦细,上方连环式勾吻鸟首由五头变成七头。照考古类型学的方式,它们应可归入同一“型”的不同“式”。尤有甚者,北康村泥范上的马后肢向上翻,一向前,一朝后,但马腹下似另有一弯曲的后肢,十分不自然(卢芹斋著录的一件也有相同的现象)。鄂尔多斯博物馆这一对牌饰将不自然的后肢改成了和其它镂空处相同的弯曲鸠首纹,化解了不自然的问题。由于《鄂尔多斯青铜器》一书没有著录出土信息,非常遗憾无法得知它是出土或征集品,更不知它的出土地点和时代。不论是不是出土品,或可猜想它应出自今内蒙古地区。这如同前述固原征集者,也可稍稍填补中原与北亚流播上的中间环节。

  研究北亚青铜器著名的埃玛•邦克(Emma C. Bunker)长年以来一直力主许多北亚青铜器乃出自中原工匠之手。15 她举的一个例子刚好是和上述单马牌饰相类又有不同的另一对私人藏鎏金铜带钩(图十一)。16 一对两件,长宽分别是10.9x5.5公分,11x5.5公分,估计为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物。牌饰上有左右背对的两匹马,两马造型姿势和前述几件单匹的几乎一样,前肢一前一后弯曲,后肢翻转向上,马颈部、身腹和后腿有几乎一样的螺旋纹饰。埃玛‧邦克在图版说明中特别指出它们是中国工匠为北方消费者大量制造的经典例证。

图十二.1-2 同心倒墩子墓出土鎏金铜牌饰及其线描

图十三 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匈奴墓出土牌饰

图十四.1 同心倒墩子遗址出土牌饰

图十四.2 同心倒墩子遗址出土牌饰

图十五 卢芹斋(C. T. Loo)藏牌饰

  类似的双马牌饰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匈奴墓(图十二-十三)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倒墩子遗址都曾出土(图十四.1-2),17 也见于卢芹斋藏品和其它著录(图十五)。我可稍作补充的是:第一,这些双马牌饰在设计概念上和前述单匹者其实一模一样,只是将单匹改为相背的两匹而已,甚至也有改为两两相背四匹的(图十六);其次,牌饰上马的吻部,有时勾曲如草原艺术中常见的格理芬(griffin),因此有些学者不称它为马,而仅名为怪兽或神兽。前文提到有出土自辽宁、宁夏和新疆的,据此可约略想象这样的牌饰应曾颇为广泛地流播于蒙古草原、新疆,又由这些地方流入了南西伯利亚。

图十六 卢芹斋(C. T. Loo)藏牌饰

  第三类可支持中原制造说的证据是经由考古出土,具有中原艺术母题特色的制品。例如宁夏同心倒墩子同墓所出土的龟龙鎏金及双龙镂空铜带饰(图十七~十九)。18 龟龙或双龙这样成组成对的装饰母题无疑出自中原,非草原固有,其由中原工匠制作(不论制作的地点在中原或因工匠遭虏略或亡入草原地区)的可能性应大于由草原牧民自身工匠所制作。这正如同我在前引旧文中所说,中原工匠在制造草原艺术风格的牌饰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原流行的母题纳入了制品。这样的长方型双龙或龟龙牌饰也见于其它著录(图二十),甚至出现在广州市的西汉景、武之世南越王赵眛墓(图二一.1-2)。此外,卢芹斋藏品和南俄贝加尔湖布瑞阿提亚(Buryatia)附近一处匈奴墓都有构形十分相似的虎咬龙牌饰(图二二.1-2),龙虎母题习见于秦汉以来的中原装饰艺术,虎咬龙牌饰不消说也应归入此类。

图十七-十八 同心倒墩子墓出土鎏金铜带饰

图十九 同心倒墩子墓出土鎏金铜带饰

图二十 鎏金铜龟龙牌饰

图二一.1-2 南越王墓出土牌饰及线描图

图二二.1 卢芹斋(C. T. Loo)藏牌饰

图二二.2 南俄匈奴墓虎咬龙牌饰

图二三.1-2 黄金之丘第四号墓出土舌状金饰

图二四 贝格銮出土公元一世纪多彩玻璃杯上的老虎

  支持中原制造说的第四类证据是出现在草原地带,具有中原造型特色的小型铜马垂饰。二○一四年出版的《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一书收录不少新疆吉昌州博物馆珍藏的草原文物。其中有鄂尔多斯等地常见的小型铜马垂饰(图二五)。田广金和郭素新指出这类小型铜垂饰在「整个欧亚草原均有发现」(图二六.1-2、二七)。

图二五 昌吉州博物馆藏铜马垂饰

图二六.1 -2 卢芹斋(C. T. Loo)藏铜垂饰

图二七 铜垂饰

图二八 内蒙古骑马铜饰

图二九 陕西兴平西汉骑马俑

图三〇 洛阳西汉画像砖

图三一 四川绵阳黑漆木俑

图三二 河南偃师鎏金铜马

图三三 湖北枣阳九连墩青铜马

图三四 Collection of C T Loo 藏铜马饰

图三五 广州南越国宫署骑射铜俑

  二.汉朝流行的「异域风」与仿制品

  龟龙牌饰出现在景、武之世的南越王墓中,不禁令我联想到中原工匠制造这样风格的鎏金牌饰,恐怕不仅仅为了满足北方草原贵族对奢华饰品的需求,也为了应付帝国之内对异域珍奇的好尚。因为域外供应在质或量上不敷需求,激起了中原本地的仿制。

  自战国以来,北方草原游牧民即与燕、赵、秦等国有着频繁的战争、略夺和贸易关系。他们以马牛羊等畜产或得自它处的珍异,交换中原的粮食、织物和各种工艺品。中原统治阶层十分喜好域外珍异。李零研究战国晚期山东青州西辛墓出土裂瓣纹银豆,非常清楚地指出“任何外来风格,一旦受到欢迎,马上就会引起仿效,买方可以照单定做,卖方可以投其所好。有仿造就有改造。…汉代的诸侯王陵,特别喜欢异国情调,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比如南越王墓的银豆和玉来通就是这种混合风格的典型。”28李零的论断正合敝意。南越国当然不能算是汉帝国内部,南越国自有工官作坊,也自中原及南海进口各种珍异之物。唯南越国由秦南海郡尉赵佗所建,时属景、武之世的赵眛墓出土不少带有斯基泰风韵的牌饰和马饰(图三六~三七.1-2),这和下文将谈到的汉初诸侯王墓对草原艺术风格的好尚,可以说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一致反映了战国以来中原统治者对异域文物的普遍爱好。29

图三六 西汉南越王墓牌饰

图三七.1-2 西汉南越王墓牌饰

  这个爱好很可能源自战国时代和草原游牧民接触较多的赵、燕、秦等国。秦国的渊源目前已有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出土的金器和前述西安北康村工匠墓的泥范等线索,30 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三号墓出土的金牌饰和马饰则可证明战国时期的燕国,不但吸收了北方草原装饰艺术的元素,并且从器背铭刻文字可知其为自制。以下要特别提一下和本文相关的长方形马纹牌饰和有后肢向上翻转特色的桃形双马金饰(图三八.1-4)。

图三八.1-2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三号墓出土金牌饰

图三八.3-4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辛庄头三号墓出土桃形双马金饰

  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内共有三个墓区,其中只有辛庄头墓区中的三十号墓出土了金饰八十二件,其中二十件背面有铭刻重量若干两若干铢的文字。31 长方形饰牌有五件,分为二式。共同的特色是背面有突起的桥形钮,部分表面有织布纹,正面边框都有绳纹,边框内有两匹相对跪伏的马,马后肢姿态自然,没有刻意向上翻转。I、II式之别主要在于I式一侧多了一个牛头。有趣的是出自同墓的桃形金饰,其上两匹相上下对卧的马后肢都明确向上翻转,一肢向前,一肢朝后。这和西安北康村秦墓出土泥范上的马姿几乎一样,差别仅在前者为桃形有马两匹,后者为长方形仅马一匹。而这样上下对卧的动物牌饰也见于属公元前三二世纪,鄂尔多斯出土似马又似格里芬的牌饰(图三九)。其不同在于马或格里芬后肢没有向上翻转,但遭虎或熊咬住。不论如何,这样兽咬兽的构图和姿势已足以说明它们和欧亚草原斯基泰艺术风格的关系。战国时代的秦和燕不约而同出土了这类明显自制的金饰或泥范,可证其广受欢迎,到汉代仍然如此。

图三九 鄂尔多斯出土牌饰

  以下接着谈谈西汉诸侯王陵具有草原艺术特色的仿制饰物。较好的例证见于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山东章丘洛庄汉初吕国王墓以及最近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其中鎏金铜牌饰及马具当卢、节约尤其可为代表(图四十.1-2~四五)。32 它们明显都不是自草原进口,而是诸侯王国接受朝廷赏赐或由王国作坊所造。这一点论说者已不少,应该可以得到多数人的同意。33

图四十.1 -2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鎏金铜牌饰及线描图

图四一.1-2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鎏金节约及线描图

图四二 永城梁孝王后墓出土鎏金当卢

图四三.1-2 永城梁孝王后墓出土鎏金节约

图四三.3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鎏金节约

图四四.1金当卢

图四四.2金节约

图四四.3 金格里芬

图四五 海昏侯墓出土金节约

  本文首先想补充的是自汉初以来,汉廷不时因不同的原因和在不同的场合,赏赐诸侯王各种物品,有时为得自域外者。例如,一九九三年江苏连云港尹湾功曹史饶墓曾出土“永始四年(公元前十三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木牍一件,其上列有前缀“乘舆”二字的兵车器五十八种,十一万件,又列有“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按:节指使者所持之节)”以及“郅支单于兵九(按:兵指兵器)”。34 我曾指出西汉昭宣以后的东海郡,在汉初曾有部分疆域属汉初刘交的楚国。诸侯王国之制比拟汉朝,因此武库部分兵器会有“乘舆”二字。35 宣帝时,匈奴郅支单于曾遣子入侍,后反叛,威迫乌孙。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三十五年)甘延寿和陈汤等诛郅支,斩王以下首一千五百级。所谓郅支单于兵、乌孙公主和诸侯使节,应该是汉朝廷为显耀武功,以所虏获域外战利品分赐郡国,以见证大汉天子之威。这些汉初以来王国的兵器和后来得到的赏赐,都长期保存在东海郡的武库中。除了战利品,诸侯王或贵臣薨,朝廷时或赐以东园秘器。可是徐州诸侯王陵出土的金或鎏金饰带,是否出于朝廷赏赐,或出自王国本身的工官作坊,难以论定。不论如何,其工艺之精致美观,远远超出北亚或中亚出土的类似之物。以徐州塞拉利昂楚王陵所出双熊咬马金腰带和永城梁王后陵九号陪葬坑出土鎏金当卢和节约为例,其纹饰极其繁复而优美,可谓金银饰物之极品。塞拉利昂楚王陵所出者侧面甚至有“一斤一两十八朱(铢)”、“一斤一两十四朱(铢)”刻铭,36 尤足以证明其为官方作坊制品而非自草原进口,虽然它们都明显具有草原斯基泰动物纹饰的特色。

  总之,具有这样特色的金或鎏金之物竟然出现在时代相去不远的江苏徐州、盱眙、山东章丘、江西南昌和河南永城的诸侯王或王后陵墓中,这无疑反映了自汉初以来上层诸侯与亲贵相当普遍的好尚。类似的双熊咬马牌饰也曾出现在内蒙古和国外的收藏(图四四、四五.1-2),但无论成色或工艺似乎都不能与楚王陵所出者相比,疑其或自中原流出,或为草原工匠所仿制。

图四六 鄂尔多斯青铜器

图四七.1-2 Miho博物馆藏鎏金银铜带钩

  其次,本文想略略一说的是过去较少人谈到的鎏金节约。这种鎏金节约多为圆形,直径约二至五、六公分左右,模压而成。正面突起如泡,有以熊头和双爪占主体的纹饰(图三八.1-2、四三.1-2、四四.2、四八、四九.1-4、五十.1-2、五一.1-2)。

图四八 鎏金节约

图四九 兽首鎏金节约

图五十.1-2 鄂尔多斯青铜器

图五一.1-2 燕下都辛庄头三十号墓金熊和羊节约

  节约背面有供马首缰绳穿过,高高弓起,二横二竖四道或仅两道的桥形钮。节约一方面用以套结多向的缰绳,一方面也成为马首的装饰。这样的节约不约而同在河南永城、山东洛庄诸侯王以及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饰纹都是带双爪的熊首,熊首正面朝前,左右各一大耳,头首下方左右则为双爪。过去少有人谈到这种秦或汉初节约纹饰的来历。37近日看到时代属公元一至二世纪,罗斯托夫(Rostov)地区沙多唯(Sadovyi)的冢墓中曾出土了直径约4.9公分,用于马具的圆形镶绿松石熊首鎏金饰,但可能因镶了绿松石,熊首下方左右并没有爪的痕迹(图四九. 1)。罗斯托夫博物馆另藏有一九八七年寇比亚寇沃(Kobyakovo)十号墓出土属公元一、二世纪间,直径6.4公分的兽纹鎏金泡(图四九. 2)。一九七四年在黑海东岸的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的村子里偶然出土两件鎏金、银的马勒装饰,直径6.6公分,其上有兽头纹,似狐又似熊(图四九.4)。一九七五年在克拉斯诺达尔的乔治皮亚(Gorgippia)冢墓二号棺内曾出土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中期狮首纹饰的鎏金泡。38 狮首正面朝前,两眼圆睁,吻部突出(图四九. 3)。这样以兽首为主题的装饰在欧亚大陆西端颇为流行。蒙古草原也曾出现它的踪迹,铜质鎏金,纹饰虽已漫漶,但兽面朝前,大眼、突吻和一双大耳仍可淸楚辨识,其为熊首无疑,可惜没有出土信息可据(图五十. 1-2)。有出土信息的是战国晚期燕下都辛庄头三十号墓出土的镶有绿松石的金熊和羊节约(图五一. 1-2)。

  必须声明的是我没能在欧亚大陆西端找到早于战国晚期或公元前三世纪兽纹节约的例子。39 这可能是因为我所知太少,也可能的确没有,有待进一步研究。再者,狮子纹的马首装饰似乎没有受到蒙古草原牧民和中原统治者的青睐,熊、羊、牛、象头纹却受到欢迎和接纳。40 由此可知,在文化流播和借取的过程中,不论是草原或中原的消费和生产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选择,不是所有的纹饰母题都照单全收。那么,在中原由谁作选择呢?

  汉代中原的选择和消费者主要是上层的统治精英,而生产者似以官方作坊为主。他们引领的“异域风”由汉廷吹向诸侯王国,再影响到全帝国。《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廖在上疏中曾有以下一段话:

  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

  马廖的上疏无非是对举君王、宫中和百姓,城中和四方,以城中统治者的衣饰好尚为例,表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观点。长安人说城里人所好的高髻、广眉和半额,城外人会夸大模仿,这虽是戏言,应相当切合事实。因此他才能以此长安俗语劝勉皇太后要保持节俭的美德,以劝四方。他的话从今天社会学的角度看,非常具体地说明东汉社会风尚或流行文化由上而下,由宫中、城中向城外四方流播的现象。

  汉代最能够掌握域外珍异的无疑是汉天子、重臣及诸侯贵戚。不论透过四方朝贡或变相的贸易,汉帝国周边国族的使者或商人将值钱的珍稀源源送到长安或洛阳。以长安而论,《三辅黄图》载长安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宛)马、充塞其中。”41 此外,长安城西的上林苑则聚而栽植了异域珍奇植物。《三辅黄图》谓:“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山姜…甘蔗…、留求子…、桂…、密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42 方三百里的上林苑据说曾种植“群臣远方”所献“名果异卉”达三千余种。43

  帝王好尚不但影响到像梁孝王这样的诸侯王,去筑“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的兔园,44 也激起茂陵富人袁广汉在咸阳北方的北邙山下大筑园囿,畜养“奇珍异禽”和“奇树异草”。袁广汉后来有罪被诛,“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45 此风为东汉所承,较有名的要数东汉明帝、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和灵帝。明帝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46 明帝时的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学为斋戒祭祀”。47 帝王和诸侯王之所好引导了流行,洛阳甚至出现了中土第一座佛寺。灵帝则以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著称,《续汉书‧五行志》接着明确地说:“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以上这些好尚异域宗教或物质文化的现象颇合于东汉初马廖所说的话。

  喜好异地奇物的并不是只有两汉帝王和诸侯王。汉初宦者中行说投奔匈奴,曾对匈奴单于喜好汉廷所赐缯絮食物,极不以为然(《汉书‧匈奴传》页3759)。中原产制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人而言,也是异域珍奇。由此一端,可以推想具有「异域」特色的物品,市场广大,不限中原。除了中央和诸侯王国的工官作坊,应也曾有不少民间作坊参加模仿,供应中外不同层级市场的需求。过去《西京杂记》被视为后世伪书,不受重视,但其中若干记载,例如巨鹿的织匠陈宝光,长安的铸作巧工丁缓、李菊,却不妨看作是私人纺织和铸造作坊存在的遗影。又《西京杂记》提到高帝、武帝、宣帝和哀帝时,中外各地献异物,影响到一时之好尚,例如本文特别讨论的马匹饰物:

  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48

  这里说到受身毒国影响,以各种宝石盛饰马鞍,可惜目前还无法从考古出土上得到证实。其实中原马匹各部分的装饰,甚至骑士的装束,自战国以来即深受草原牧民的影响。前述山东、江苏、河南西汉诸侯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中所见斯基泰艺术风格的金、鎏金当卢、节约或腰带扣饰,可以说都是这种风尚下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越国宫署遗址曾出土一种和金熊节约造型相同,用以铺垫宫室台阶的空心砖 (图五二.1-2)。这颇可证明来自域外的熊造型深受欢迎,不仅用于仿制马具,更曾被应用到其它的装饰上。同样转移应用的情形也见于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残件(图五二.3)。残件上可清晰看见双熊咬着某种兽类或野猪的背部。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初墓出土的两件漆盒上分别有极精美对称的四马图案,四马一致翻转后肢,底部刻有“大官”二字(图五三.1-3、图五四.1-2)。49

  以上种种具斯基泰风格的纹饰母题被仿制到金带饰,甚至只有华夏中原才产制的漆器和玉饰上,不但充份说明异域装饰母题或造型的转移应用,更足以证明西汉流行的风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巢湖北山头一号墓的墓主,据考古报告分析,不是一般平民,但也不是西汉初年的诸侯或侯,比较可能仅仅是汉代居巢县的县令、长之类。50 换言之,自战国以来原本在上层贵族和诸侯王国流行的异域风,在文景之时似乎已向下吹到了地方首长这一级。

图五二.1-2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空心砖

图五二.3 玉佩饰残件

图五三.1-3 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漆盒

图五四.1-2 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出土漆盒

(未完待续)

  编者按:本文原刊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页45-71。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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