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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 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下)
发布时间:2018-06-05 14:39:09   来源:《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    作者:邢义田   点击:

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下)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邢义田)

  三.域外与域内的仿制

  工艺品相互仿制是文明交流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所谓仿制可有几层意义:一是制造技术的引入或输出,二是装饰母题或形式的模仿,三是母题或形式模仿后的再创造或在地化。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在欧亚大陆这块广阔的区域内,工艺接触和模仿的过程极其复杂,至今仍有太多的谜,但可以确信的是其中应有很多不是直接接触和模仿,而是层层间接的再仿制。其结果,有些还有痕迹可寻,有些已桃僵李代,面目难辨。这个问题太大,以下仅能略举一二例。

  就工艺技术而言,罗丰前引大文曾据埃玛‧邦克、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 和小田木治太郎对牌饰制造技术不同的看法,进一步复原了模具范铸的工艺流程,并指出失织-失蜡法和套铸法可能并存,硬模铸造可能用于大量生产的青铜牌饰,而失织-失蜡法则或仅用于贵金属器的制造。51 我对铸器工艺一向缺乏研究,因为本文讨论的马纹青铜或鎏金牌饰多有镂空特征,这里仅想补充去年王金潮和王玮发表对中国古代透空青铜器制造工艺的检讨。52 两位王先生首先指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法长期有泥范和失蜡法的争议,他们以实际复制曾侯乙尊、许公宁扣手透空饰件和陈璋壶透空纹饰圈泥范为例,以及细致观察其它青铜器的工艺痕迹,指出中国“青铜时代的确不存在失蜡法,过去所称以失蜡法铸造的透空青铜器皆能以泥质合范工艺实际完成”。53 他们更指出即使用失蜡法,同样需要制作分块的组合范;换言之,分块合范铸造才是自二里头起先秦青铜器铸造法的主流。今人虽曾以失蜡法实验复制出了先秦青铜器,并不能证明先秦镂空青铜器就是以失蜡法制成。

  两位王先生虽然这么说,我仍然比较赞成罗丰失蜡和块范两法并存的结论。以失蜡法造青铜器在欧亚大陆西端可以最少上溯到公元前第三千纪。以今天伊朗地区为例,这里出土的古铜器几乎全以失蜡法制成。54 古代中原的青铜制造无疑主要以块范法制成,但如果我们同意中原曾受域外青铜工艺的幅射,甚至模仿了域外器物的形式和纹样,却认为完全没有吸收和利用外来的技法,岂不难以理解? 55 不过在制法上是否合适以质材作划分,也就是说主要以硬模大量铸造青铜器,以失织-失蜡法制作贵金属?似乎还可以再商量。因为许多器物往往采用多种材质,以多重而非单一的工艺技法去完成。所谓的贵金属如果是指金、银,金、银的确有些以失织-失蜡法制作,很多主要以捶揲或模压制成,更有很多是以铜或铁为器底,表面鎏金、银(铁器鎏金、银者例如见于马家塬和图瓦),甚至有以木为心,外包金或银箔。56 如果质材并非单一,复合为器,其工艺技术必复杂多样,这就须要更为细致的区分。

  这里打算特别讨论的是母题的借用和仿制。前引旧文曾推断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卡耳格利出土一个时代属西汉晚期,镶嵌绿松石的金冠边饰,很可能是当地工匠吸收了汉代中原工艺母题元素,也可能即由中国工匠为草原民族所制造。卡耳格利一带在汉代是乌孙国的所在,乌孙久为汉代盟国,汉公主曾下嫁乌孙王。因此这里出土中原制品,并不奇怪。我虽提到两种可能,但原本的意见其实比较倾向于由中原工匠所制。近来看了较多的材料以后,觉得须要修正。这应更可能是当地工匠利用中原母题而仿制。因为我们不宜单看某件饰物,必须将它放在当地的器物工艺传统中来考察,才可能比较正确地去判断它的生产者。我过去忽略了这一点。

  卡耳格利在伊赛克湖北岸,这一带冢墓出土金银器很多,在器型和纹饰风格上明显有当地自己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和欧亚大陆,尤其是黑海地区一脉相连。从黑海东岸罗斯托夫的寇比亚寇沃十号冢墓所出镂空镶绿松石金冠(图五五.1-2)到卡耳格利所出金冠,应该都是一个相近传统影响下的产物,后者不过是在部分纹饰上借用了流行于汉世中原的神仙母题而已。在中亚从事考古的美国学者史塔克(Sören Stark)曾试图利用寇比亚寇沃金冠复原卡耳格利金冠缺失的部分(图五六),说明二者的关联性。他又据北亚游牧民族墓葬出土的汉代铜镜上的神仙纹饰,论证卡耳格利金冠上神仙纹饰的可能来源。衡量其说,现在觉得实较我的旧说更为合理。57

图五五.1-2 罗斯托夫十号冢墓镂空镶绿松石金冠

图五六 史塔克尝试复原的金冠展开图

  中亚古代器饰曾借用和仿制中原母题的另外一个例子是龙。较好的例证应属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质附耳式刀鞘和金带钩。黄金之丘墓群出土金器上万,其中属于公元一世纪后半期的四号墓,出土一件金刀鞘。其鞘身装饰有一连串首尾相衔的神兽(图五七.1-3),其中有一龙形兽,其头部和波浪状弯曲的身躯,与秦汉画像和雕画中常见的龙几无二致。首先必须指出附耳式刀鞘的形式有单耳和双耳,很清楚渊源自古老的伊朗,双耳者曾见于前述黑海东岸罗斯托夫二五号冢的一号墓(图五八)和新疆天山北麓的尼勒克吉林台墓地(图五九.1-2),58 这与古代中原流行的无耳刀鞘完全不同。附耳式刀鞘只可能是中亚传统下的产物。59若仔细观察,刀鞘上的龙尾分岔略似鱼尾,又似被其后一兽咬住。这样的尾部造型和构图概念完全不见于秦汉中原器饰,却见于黄金之丘出土的其它金饰(见前图二四.1-2)和新疆尼雅出土的棉布腊染(图六十.1-2)。棉布腊染工艺绝非秦汉中原所曾有,其上图饰左侧描绘手持丰饶角的女神,右端上方残存狮爪和狮尾,这些都和希腊神话有关,也明确和秦汉中原无涉。可见这件棉织品不可能来自中原,只可能是公元一二世纪尼雅或尼雅贸易范围内,某地工匠受东西各方装饰艺术母题影响,兼容并蓄而后产制的。

图五七.1 -3 阿富汗黄金之丘出土金质附耳式刀鞘

图五八 罗斯托夫二五号冢一号墓出土铁刀与刀鞘

图五九.1-2 尼勒克吉林台墓地出土公元前十至六世纪骨质刀鞘

图六十.1 尼雅出土腊染棉布

图六十.2 前图局部 左侧有一兽咬住龙尾

  黄金之丘第四号冢墓还出土一件金带钩,其上有造型十分明确的龙(图六一),龙头、龙角和波浪式弯曲的龙身都和中原所见无异,其后虽无追咬的兽,尾部却也分岔如鱼,可见龙的造型虽大体类似中原,尾部造型却融入了在地的元素。而这种在地元素应和古代希腊神话中似龙有鱼尾或马头龙身鱼尾的海怪(ketos)有关 (图六二~六五)。因为正如大家所熟知,黑海地区代表斯基泰艺术的许多金银器实际上出自黑海沿岸希腊殖民城邦的希腊工匠之手。如果比较黄金之丘第四号冢出土的龙和希腊陶罐上彩绘的龙,即不难发现四号冢金带钩和金刀鞘上的龙头和龙身部分和中国中原的较相似,龙尾部分则有希腊海怪分岔如鱼的特色而与中国龙不同。

图六一 黄金之丘第四号冢墓出土金带钩

图六二.1-2 土耳其西南卡锐亚(Caria)出土公元前530年左右希腊陶瓮及局部, 描绘赫拉克利斯(Heracles)大战海怪(ketos)

图六三 美国加州盖提博物馆(J.Paul Getty Museum)藏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陶罐, 描绘伯尔修斯(Perseus)大战海怪(ketos)

图六四 意大利半岛南端考隆尼亚(Caulonia)的龙之屋(Casa del Drago)发现海怪(ketos)镶嵌

图六五 罗斯托夫沙多唯冢墓出土公元一、二世纪银盘中心纹饰

  前贤早已指出仿制的现象见于域外,也见于域内,本文仅作了些补充。

  最后打算举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牌饰为例,说明由仿制进而再创造,终致母题“在地化”而面目全非的现象。这一现象过去已有学者注意,唯意见相当分歧。60 前文提到所谓仿制有形式上和纹饰上的模仿。西汉梁王墓陪葬坑出土了很多明显具有斯基泰艺术风格的仿制金质马具和牌饰,有趣的是在同一陪葬坑内,另外出土了十余件长方形镂空马车的牌饰。长方镂空铜质鎏金牌饰无疑保留了草原牌饰的外部形式,牌饰的纹饰内容却已完全“汉化”成中原本土流行的谒见、玄武、麒麟等和神仙有关的母题(图六六. 1-5)。

  考古报告说这些铜质鎏金牌饰有十五件,可分为二型。I型有两件,整体形状为竖立长方形,图案透雕。以耸峙的山峦为主题,流云环绕,古松葱翠。山顶峰有一鸟,山脚下一虎作爬山状。II型有十三件,外部轮廓长方形,方框内为透雕人物、异兽等图案。II型共有五种不同的图案,简单地说有(1)树下宾主对坐相互为礼,后有站立的侍者(图六六.1),(2)右端有仙人,与左端兽首人身者对语(图六六.2),下有骑虎异兽,(3) 仙人骑麒麟尾随玄武之后(图六六.3),(4) 异兽与带羽仙人各骑一麒麟(图六六.4),(5)跪姿人物及带翼神兽(图六六.5)。61

图六六.1-5 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牌饰

  以上马车牌饰不论I型或II型,都呈镂空长方形,这和近年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出土镶嵌在车箱外侧,以金银箔片剪切而成的长方形镂空车牌饰,在外形上可谓一致,62 但纹饰内容完全不同。马家塬出土的其它金银车饰和腰带饰都明显和北亚斯基泰艺术风格有关。63 我们当然不能说梁王墓牌饰和马家塬者直接相关,但用长方形镂空金属片装饰马车的概念,无疑可以透过马家塬找到域外的渊源。这里要强调的是来自域外的车饰或其它牌饰形式在中原工匠的模仿下,或者保有原本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了局部和不同程度的变化(有些保有纹样,却制作地更为优美繁复精致),或在旧瓶中注入了全新的酒,除了瓶子,已无原酒的滋味。这部份分辨不易,也最容易被忽略。这个问题还须要更多论证,更多方面的考虑,这篇小文仅提了个头,不论域内或域外者,细论都有待来日。64

  总结来说,从黑海北岸向东大致经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到大兴安岭,数千年来一直是民族移动、贸易、战争和文化往来的通道,因往来而留下的无数遗迹、遗物,近两百年来吸引着无数学者去勾勒出一幅幅面貌不尽相同的历史画卷。65 随着遗址发掘或发现和出土遗物的增加,有些画面变得较为清晰,仍有太多模糊不明,争议难定,有待进一步解析。本文仅就时代约略属战国至汉代的长方形金属动物纹牌饰或佩饰为线索,对旧作略作补充和修正,试图指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现象和内涵的复杂性;有些现象比较明显,尚可追索,有些面目难辨,还难论定。最后必须郑重强调,动物纹牌饰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有十分多样的形制,66 仅仅据长方形马纹牌饰为线索一定会有认识上的局限。不足和欠妥之处必多,敬请前贤指教。

  后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好友罗丰、陈健文及学棣石升烜、游逸飞协助,谨申谢忱。又本文写完后,得见英国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异域魅惑—汉帝国及其北方邻国》,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二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中国与亚洲内陆的交流(公元前1000至公元1000年):一个西方的视野》收入复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心物交融》(北京:中华书局,2017)以及杨建华等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所论或和敝文相关,或和敝见相似,不及充分参考,十分遗憾。

  注释:

  1邢义田《“图像与历史研究”之孙悟空篇》,《立体的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14年,页41-47;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页47-52。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9期,页4-14;《西安北郊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彩版一。据乌恩研究,这类长方形牌饰应是装饰在束腰皮带上的,并非带钩。参乌恩岳思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页327-343。

  3伊赛克湖周边较新的考古发掘和出土品可参S.Stark and K.S.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合奇县库兰日克墓地发掘简报》,收入王

  炳华、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的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页440-449;迪丽努尔《浅谈库兰日克墓地出土的两件金器》,《新疆文物》2008年第1-2期,页72-73。

  5图版采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syk_kurgan (2015.10.9上网) 这样的金饰据推测原是剑鞘上的装饰,参Iaroslav Lebedynsky, Les Saces:Les ‹Scythes› d’Asie, VIII ͤ siècle av.J.̷̷ C.-IV ͤ siècle apr.J. ̷ C., Paris:Editions Errance, 2006, pp.196-199.

  6日本高滨秀教授已指出这样的亲缘关系。参氏著《新疆における黄金文化》,收入《シルクロ-ド: 绢と黄金の道》,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2002年,页184-190。阿拉沟三号墓出土者虽以虎为饰,其后肢一律向上翻转,特色相同。

  7由于没有发掘报告,暂将此地相关的其它的考古报告列出,供大家

  参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文物管理所《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第1期,页41-7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IX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第2期,页6-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9期,页32-38。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戎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61。

  9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84,图五二.3。

  10 A.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以下简称Collection of C. T. Loo), plateXXVI.4. A.Salmony将这一牌饰归属于受斯基泰沙马锡安(the Samartians)艺术影响之产物,并认为年代约属唐代(页60-69),现在看来显然过晚。其出土则不明。

  11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页56-63。

  12同上,页71。

  13同上,图五.1。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203-213。感谢陈健文兄提供资料。

  14本金牌饰有一对,见鄂尔多斯博物馆编,《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页183。

  15Jenny F. So and Emma C. 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以下简称Traders and Raiders),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95. 尤其可注意此书第四章“公元前六至一世纪中国外销北方的奢侈品”,页53-67。

  16 Op.cit., no.66, pp.145-146.

  17 Op.cit., pp.145-146.原报告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页333-356,图九及图版拾伍、贰拾。在《文物》1960年第八、九期合刊上,孙守道发表了西岔沟古墓群的发掘简报,认为是匈奴墓地。但随后有学者认为系乌桓人所遗,如曾庸《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鸟桓文化遗迹论》,《考古》1961年第6期,其后又有扶余等不同意见,较新的综合检讨可参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页126-137。族属问题迄今尚难定论。

  1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页333-356,图九.9及图版拾肆.1;张文军主编《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郑州:中州出版社,2012年,页170。

  19阿富汗席巴尔甘(Sheberghan)黄金之丘(Tillya Tepe)四号墓出土公元一世纪的舌状金饰上有奔跑的虎(页271), 头部似虎, 但图录解说是豹。因无虎斑,较难确定。但贝格銮(Begram)出土一世纪的彩绘玻璃杯上则明确有带虎斑的老虎(页198-199)。F.Hiebert and P. Cambon eds., Afghanistan: 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 the British Museum, 2011(以下简称Afghanistan ), pp.198-199,271.

  20例如林俊雄《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的格里芬和龙》,收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页500-501即谈到欧亚大陆中部出现的龙形纹饰。张文玲也认为阿富汗席巴尔甘二号墓出土的剑鞘和金垂饰中有龙。见所著《黄金草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175-178及附图二十八、二十九。剑鞘上的确实可称为龙,本文将再详述;但席巴尔甘二号墓出土的金垂饰上的双龙,有翻转的后蹄,头部似马,头上有角,像羚羊角,整体造型与其说是龙,似不如说更像羚羊或有角的马。

  21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页134。

  22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页239-278,李文结尾页272引林沄先生一段形容中亚草原游牧民族通过大范围的活动给予周边地区强大文化辐射的话,我十分赞同。又可参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原刊《燕京学报》第14期(2003年),收入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页1-34。较新研究可参例如阮秋荣《新疆库车县提克买克冶炼遗址和墓地初步研究》,收入《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页136-149。与新疆地区古代冶炼工业相关遗物包括石范和坩锅,可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编,《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图59、77、251。又林梅村及其团队最近对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研究也可说明中原古代的冶金术来自欧亚草原。参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第10期,页49-63及同期另两篇相关论文,页64-69、77-85。

  23参杨建华等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另可参单月英《中国及欧亚草原出土的长方形腰饰牌与饰贝腰带研究》,收入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页127-167。

  24西汉中期以后,因西域非蒙古种马匹的输入(如大宛马)和受到重视,工艺上马的造型有新的增加,如1981年汉武帝茂陵一号陪葬墓一号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参王志杰编《茂陵文物鉴赏图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但工艺品中以蒙古马为样本的马匹造型仍持续存在。

  25A.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p.82-83.

  26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27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页61-62。

  28李零《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文物》2014年第9期,页68。

  2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西汉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331-349。

  30秦的风尚当与西戎有关。最近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时期西戎墓出土大量的金银器以及王辉的研究都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参王辉《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原刊《文物》2009年第10期,收入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页82-90;〈马家塬战国墓地综述》,收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68。又可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县博物馆编《清水刘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以及书中页12-45王辉所写《概述》。

  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721。原报告线描图印刷欠清晰,本文图三五线描图采自石士永、王素芳《燕文化简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物》1993年第1-2期,页117。

  32相关著录请参李银德主编《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藏文物精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张文军主编《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郑州:中州出版社,2012年;崔大庸《山东考古大发现-洛庄汉墓》,《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第8期;崔大庸《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页16-25;崔大庸《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当卢》,《文物世界》2002年第1期,页24-26;崔大庸、高继习《章丘洛庄汉墓发掘成果及学术价值》,《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页25-2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33例如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页55-60;潘玲《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5年第3辑,页126-145;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饰牌》,《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页45-55。感谢石升烜提供信息。

  34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103-106、115、117;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43-52、69、73.

  35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收入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133-137。

  36李银德主编《古彭遗珍》,页277。

  37Emma Bunker曾有数语言及,参所著,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p.263.

  38参日本朝日新闻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图录The Treasures of Nomadic Tribes in South Russia, p.141;法国Musée Cernuschi博物馆出版的图录L’Or des Amazones, Paris:2001, p.272.

  39在今巴基斯坦北端Taxila曾出土时代属公元一世纪,背面有桥形钮的铜节约,但另一面全无纹饰。参Iaroslav Lebedynsky, Les Saces, p.204.

  40铜质节约最少自西周早期即已出现在贵族的车马坑,也曾出现在夏家店上层约属西周中晚期的遗址中。例如洛阳北窑早中晚期墓葬都出土了十字形、X形管状、长方扁形或圆泡形等不同形式的铜节约,多数为极简单的几何纹或兽面纹,少数有象头纹(图八二.3,页142),但未见狮、熊之类。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洛阳北窑西周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8期,页4-12;《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韩国出版展览图录,2007年,图173-177。夏家店上层遗址出土其它铜饰有些有明显草原纹饰因素,但铜节约和洛阳北窑出土的基本类型(十字形、X形管状、圆形)十分相似,有一件所谓的鸟纹节约(图177),但无兽形纹饰者。

  41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页168。《汉书‧西域传》说:“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4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页195-196。

  43同上,页216。

  44同上,页208-209。

  45同上,页220。何清谷注引陈直说,谓自咸阳北面高原至兴平一带,农民称为北邙坂,与洛阳北邙山名同实异。

  46《魏书‧释老志》,页3025-26。

  47《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页1428。

  48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78。

  4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编《巢湖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页111-113。

  50《巢湖汉墓》,页149。

  51 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页58-59。

  52王金潮、王玮《实验考古-中国青铜时代透空青铜器泥范铸造工艺求实》,《古今论衡》2014年第26期,页3-34。

  53同上,页6。

  54Houshang Mahboubian, Art of Ancient Iran Copper and Bronze(London: Philip Wilson, 2007).

  55 参周卫荣、黄雄《“失蜡失织法”商榷〉收入《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178-188;王纪潮《铸鼎镕金-先秦时期中国青铜技术成就和动因〉收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编《鼎立三十》,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2015年,页7-15,尤其页13指出春秋中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的重要发展是失蜡法的出现,而最早的失蜡法出现在近东。又该书页79提到1979年6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曾召开鉴定会,鉴定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青铜尊盘为熔模(失蜡)工艺铸造。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楚墓出土的铜盏附件,二号墓出土的铜禁器体和兽形附饰、王子午鼎兽形附饰等春秋中期青铜器也被确认为以失蜡法制造。

  5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页70-198;S.Stark and K.S.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26, 38-45, 76.

  57Sören Stark ,”Nomads and Networks :Elites and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S.Stark and K.S.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107-138.孙机先生也认为本件金冠是中亚工匠受汉文化影响而制造。参孙机《东周、汉、晋腰带金银扣具》,《仰观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页94-95。

  58尼勒克吉林台墓地考古简报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山北麓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第3-4期,页1-28。这个墓群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下限最晚相当于汉晋时期。

  59孙机先生曾讨论过这种附耳式刀鞘的来历和佩带法,请参孙机《玉具剑与式佩剑法》,《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5-43。

  60卢岩、单月英曾以扬州西汉晚期”妾莫书”木椁墓出土长方形鎏金金铜腰饰牌的边纹和内饰都已失去浮雕动物纹的特征为例,以说明这种长方形动物纹牌饰在西汉晚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参氏著《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饰牌》,《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页54-55。但也有学者指出草原动物纹饰对两汉画像石艺术造成了影响,并未消失,只是转换了舞台。参杨孝鸿《欧亚草原动物纹饰对汉代艺术的影响-从徐州塞拉利昂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谈起》,《艺苑‧美术版》1998年第1期,页32-38。潘玲更据较多的材料对长方形牌饰分类和定年,指出在不同的区域会以原有的牌饰为模型「翻制出新的牌饰」,时代可以晚到两晋三燕时期。参潘玲《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5年第3辑,页126-145。意见颇有不同,可见这一问题还待较全面地深入研究。

  61详见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页47-48。

  62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页24图一四、页86鱼纹银车饰、页93长方形金银车轮饰、页96长方形虎纹金车轮饰等。

  63同上,页30。

  64例如一九八七年在新疆和静县察吾乎出土一面属新疆铁器时代早期的青铜圆形镜,直径九公分,中央有桥形钮,外形完全像秦汉铜镜,但其背面虎形纹饰完全不见于中原,纹饰线条简单粗糙,无疑是当地的仿制品。另外阿尔泰山区村庄Boukhtarma也曾出土时代约属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的鹿纹圆形中央有钮无柄铜镜,直径十三点五公分。这类域外仿制而母题已完全在地化的应有不少,难以细举和辨识。和静出土铜镜见朝日新闻社《楼兰王国と悠久の美女》,东京:朝日新闻社,1992年,页124图324。Boukhtarma出土铜镜见Iaroslav Lebedynsky, Les Saces, Paris, 2006, p.104.

  65 较新一篇大规模检讨中国北方地带和草原文化互动关系且有新见的论文当属单月英《东周秦代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兼论戎、狄、胡与华夏之间的互动》,《考古》2015年第3期,页303-344。根据单先生的分析,本文讨论兽类有翻转后肢特色的鎏金或金银饰牌多出现在战国末期至秦代,并认为装饰神兽纹样的长方形腰饰牌本身就是秦国工匠的“全新创造”(页343)。同样意见又见前引单月英《中国及欧亚草原出土的长方形腰饰牌与饰贝腰带研究〉收入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一辑,页127-167。另一检讨全局并提出新说的应属前引杨建华等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值得参考。

  66乔梁《中国北方动物饰牌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第1辑,页13-33。

  编者按:本文原刊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页45-71。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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