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李丹婕
1995年吴玉贵先生将薛爱华教授(Edward H. Schafer, 19131—1991)的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一书译成中文，以《唐代的外来文明》之名出版。此后，这本研究唐代舶来品的专著和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1919；林筠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一道，成为了解中古中国社会史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参考著作，薛爱华也由此为中国中古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所熟知。身为汉学家的薛爱华，其学术生涯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一书的出版正式发轫，直到去世前六年出版最后一本书《时间之海上的幻境：曹唐的道教诗歌》(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薛爱华绵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可说硕果累累，相比而言，自《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译本出版以来的二十年间，我们对这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汉学家的认识是难以匹配的。
近日在程章灿教授的大力推荐和努力之下，我们又得以看到薛爱华两本著作的中译本，分别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和《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和雨女》(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带给我们再一次领略唐代文学与历史丰富内涵的宝贵契机，同时更重要的，让我们借以重新窥得薛爱华令人钦佩的博识、洞见与才情。薛爱华去世后，其私淑弟子、中国古典文学家柯睿教授(Paul W. Kroll)在回忆文章中称，薛爱华是“过去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1]，这句话也被印在《朱雀》《神女》两册中文本的封底，一方面反映出薛爱华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薛爱华在中古中国几近于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规模，成为后人仰之弥高的一座学术丰碑。
《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所反映的研究风格，吴玉贵先生已经在译者前言中有详实的介绍；关于薛爱华教授教育背景和学术生涯，程章灿先生也已撰写专文[2]。本文在先贤论见的基础上，着重围绕《朱雀》一书的内容、特色和写作背景，来进一步反思薛爱华的学术风格的形成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朱雀》一书初版于1967年，副题“唐代的南方意象”，主要考察的是中国唐代(七世纪末到九世纪末)各种文献中所反映的时人对南方的态度和认识。“南方”具体而言指的是包括岭南四管(广、桂、容、邕)和安南之地，即今天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等地，尤其是红河三角洲。“意象”则是指唐代人在诗文创作、生活习俗以及历史文献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南方的人(尤其是土著)、宗教、风土、名物等的认识和观念。全书第九、十、十一章分别介绍了南方的矿物、植物和动物及唐人所知的面貌，占据全书十三章篇幅总量的三分之一强，足见是作者格外用力倾心的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者留心于“物”，除了“物”本身的外观、属性和功能外，他更关心唐人审视的眼光以及看待这些“物”的心理和态度；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唐代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我们对唐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了解。
正是基于由物及人与以人观物两条线索的复调式书写，《朱雀》可以说是两个南方的叠加。一方面中古时代南方的自然面貌和客观现实。作者采用了大量现代天文、地理、气候、动物、植物、矿物学等知识，力图将这一面相特殊化与具体化，对于这种极具特色的重构，作者提醒读者，这种再创造并非让过去“概念化”，而是以一种生动活泼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过去，同时不必牺牲其精确性(2—3页)；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唐人对南方的描述与书写。作者意在考察中古时代南方对于唐人知识构成的贡献及其对唐人的感受、情感以及想象力的影响，同时这些观念变化如何改变着这片土地(2页)。因此，本书所有章节中，两个“南方”都以并存、套叠的形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皆非铁板一块、固定不变，彼此之间、各自内部都充满分歧和差异。薛爱华的书写本身具有极强的视觉性，这使得《朱雀》一书就整体而言产生了彩绘镶嵌玻璃的效果，斑斓炫目。
本书包括绪论在内共有十三章，十二章分别名为《南越：前景与背景》《华人》《蛮人》《女人》《神灵与信神者》《世界》《天与气》《陆地与海洋》《矿物质》《植物》《动物》《朱雀》。就整体来看可分为三大部分。绪论和第一章《南越：前景与背景》作为序曲，引出主题，概略铺陈南越地区古与今复杂的种族、语言构成，提示自公元前中原政权强势崛起以来对当地不绝如缕的征服，以及这一地区处于多元文明中间地带的特殊属性和主体意识。第十二章《朱雀》作为总结，从气、味、音、色等多方面感知中古时代的岭南地区，成为整部中古南方感官交响曲的终结章。
中间十章是本书主体，概而言之，又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二、三章《华人》《蛮人》可归诸一组，关于唐代南方复杂的人群构成。七世纪初唐朝大一统再次建立，中原政权再次确立对南越的支配权，这样的政治遭遇为南越人群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外来者(所谓华人)和土著(所谓蛮人)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更重要的在于，外来者和土著内部也有着语言、风俗、观念和认知等方面极大的差异，成为马赛克拼图般的存在。第四、五章《女人》《神灵与信神者》可以看作一组，展陈南越斑驳的神灵世界，作者强调，越女、丹家、道士、僧人以及其他神祇和百魅精灵共同构成在地南越人斑驳的信仰世界，也成为唐朝文化精英南方意象中的重要角色。唐代士人对南方既排斥又好奇、既鄙夷又不得不接纳的态度既激发了他们的想象，也拓展了时人对这片土地的认识，《世界》《天与气》《陆地与海洋》三章展现了对南方的经验认识如何在唐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中逐步发展，进而化未知为已知，化陌生为熟悉。接下来就是前已提及本书分量最重的《矿物质》《植物》《动物》三章，作者这部分大量采用了现代人类学调查报告，同时又谨慎地辅以唐人诗文，作者也不免遗憾地经常提到，一些原本应该极为常见的热带植物，却大多数在古代文献中难以识别，乃至一片空白。这或许就在于身处南越的中古士人更关心那里所缺乏的，而不是已经存在的，他们会以熟悉的象征物(鹦鹉、鹧鸪、孔雀)来描述南方，而对种类繁多的南方鸟类无动于衷，南方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北鸟飞不到”的蛮荒之地。看得出来，“南方意象”这种非经验认知及相关的陈词滥调顽固地阻碍着唐人去发展关于南方的客观知识。
《朱雀》一书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东方学传统出发，西方学界对于热带地区的研究蔚为大观。1952年，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Marston Bates出版《那里从无冬天》(Where Winter Never Comes: A Study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 Tropics)一书，指出包括南部亚洲在内的热带地区曾经创造过繁盛的文明，是古代人类精神和物质能量的重要源泉。两年后，1954年，美国学者何伟恩(Herold. J. Wiens)《中国向热带进军》(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一书，从地理和历史角度，考察中原文化、政治和人口向南方的迁徙和渗透，以及与南方非汉文化之间的相遇与碰撞，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南迁的几次大趋势，并将之视为汉民族移民、同化边地以及非汉族群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与内地同质化的过程，中心-边缘、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观在该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对热带地区以及古代中国南方地带的研究一时间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从《朱雀》一书的参考文献中看出。
薛爱华介入这一领域的视角和成果又有其鲜明的个性，我们只需注意《朱雀》一书在其整个学术著作版图中的位置就能看出这一点。1947年薛爱华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五代十国的南汉国史研究，其地域与《朱雀》所论基本一致。延续对中古中国岭南地区的兴趣，作者1954年出版第一本专著是对五代十国中的闽国研究。十年后，1963年，他完成关于唐代中国舶来品的巨秩《唐代的外来文明》，充分了解唐朝社会、文化史的同时，薛爱华实践了自身独特的透过物质文化了解时代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方法。作者将这种方法再次施用于自己已然熟知的中古岭南地区时，便顺理成章写成1967年出版的《朱雀》一书。此后作者的一系列专著、论文、札记或随笔，几乎都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源头或因由。
和《唐代的外来文明》一样，《朱雀》一书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的渊博与敏锐，这是与薛爱华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分不开的，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人类学的眼光。薛爱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本科时，主修物理学和哲学，之后很快对人类学感到兴趣，转学至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克虏伯(Alfred L. Kroeber, 1876—1960)和罗维(Robert Lowie，1883—1957)。两人都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早年的学生，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的号角人物，其中克虏伯还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办者之一。博厄斯通过对印第安人部落的深入研究，提出历史独特论和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强调每一种文明独特的发展面貌和历史价值，反对任何将多元的人类文明化约为单一法则的做法，提倡研究者只有从自身所在的种种价值标准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深入另一种文化和思想，进而发展出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博厄斯对美国人类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以至于晚出半个世纪却以博厄斯为精神教父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曾这样说：“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事实上，身为弟子的克虏伯和罗维两位，不仅继承了博厄斯的学术精神，更在具体实践中有所拓展。克虏伯是用比较研究民族志的办法分析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高级文化的首批人类学家之一，将人类学和文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长年在拉丁美洲做田野，在当地搜集了大量方方面面的文化数据。薛爱华在伯克利求学时，克虏伯撰写的人类学教材正风靡全美人类学界。薛爱华的另一位导师罗维，则熟悉各种历史民族学理论，明确反对进化主义理论，中国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翻译过一本有名的大家小书《文明与野蛮》，正出自罗维之手。
正是在克虏伯和罗维指导下，进入中国研究之前，薛爱华已经具有一重坚实的人类学基础，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观察中国的视角、解读文献的方法和搜集材料的能力。因此，《朱雀》第二章《华人》开篇不久，薛爱华由张籍《送南迁客》一诗“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青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点题，切入李翱的《来南录》，接着以长镜头式的叙述语言，呈现由长安一路南下的景观与闻见。这种视文献如田野的眼光，势必来自人类学的训练。
薛爱华与博厄斯之间除了学术师承之间的渊源外，还有一层间接的联系，那就是德国著名的东方历史语言学家劳费尔。劳费尔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便前往美国，就是听从博厄斯的建议，进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此后劳费尔得以多次前往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实地考察，并购置大量的古代物品。从具体物品出发，劳费尔发现了亚洲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丰富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贡献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中国伊朗编》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劳费尔的研究无疑带给薛爱华甚多启发，《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可以说就是基于《中国伊朗编》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劳费尔独树一帜的研究正源于他早年奠定的比较语言学基础，对于亚洲各地语言的了解，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利用在这些地区所发现的文献、碑铭等记载，加上考古学的成果和人类学的视角，他往往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触类旁通。很可能正是受到劳费尔研究风格的吸引，在赵元任等语言学家指导下具备中文初步基础，后又经过二战中断，薛爱华回归学术界时，选择了追随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历史语言专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攻读博士学位。
人类学之外，薛爱华另一层知识装备就是历史语言学，这正是在卜弼德教授指导下实现的。卜弼德出身海参崴，1920年代移居美国，入伯克利求学并最终任教于此，他极其娴熟于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进入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他的主要研究基本围绕古代中国-阿尔泰历史文化、早期中国史和古代中国写本展开。据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讣告我们可以得知，卜弼德生前的古代汉语经典导读课在伯克利风靡一时，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能吸引学生的学术兴趣，又能激发大家的知识想象。在卜弼德的主导下，伯克利大学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一度出现东方研究论坛(Colloquium Orientologicum)这样的非正式学术交流平台，使得研究亚洲不同地区、乃至欧洲历史文化的学者得以深入交流，取长补短，激发灵感。卜弼德充沛的学术研究、组织能力，除了源于他深厚的专业修养外，还和他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关，特别是对音乐和诗歌的爱好，卜弼德不仅因阅读诗人Gerard Manley Hopkins作品时受到启发开始翻译杜甫的诗歌，还从当时正在伯克利大学筹办比较文学系的同事陈世骧那里学到很多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的技巧。
薛爱华也亲自撰文回忆卜弼德教授，那是一篇充满深情又不失理性的文字[3]，其中有两点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薛爱华研究风格的形成。一是卜弼德本人的学术理念，再加上受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法国汉学家的影响，强调从亚洲、来自欧亚世界更广阔的文化版图来考察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历史变迁，他频繁邀请远东、南亚等领域的专家前往伯克利讲演，同时也鼓励年轻人从事古代中国周边地区历史语言的研究，包括内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二是卜弼德在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不懈探索。他强调，中文不光是表达概念和思想的工具，字、词的形式以及发音也有其意义，他在唐诗翻译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性工作。就此而言，中文之于卜弼德就不仅仅是理解中国历史这个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成为需要理解的目标。因此，卜弼德才会近乎执着地只认可“语言文献学家”(Philologist)这一个头衔，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意味着对渊博与敏锐的兼而有之。
成为一名“语言文献学家”无疑也是薛爱华的自我要求，《朱雀》一书便正是题献给卜弼德教授的。他1982年10月14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及文学系发表了一场题为《何为汉学》(What and How Is Sinology)的讲演[4]，对西方汉学的现状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强调历史语言文献学才是理解古代历史的基础和核心，并高度肯定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一辈主导的汉学传统，称其具有人文学科最优秀传统的精确学风、广阔视野和深刻理解。薛爱华毫不留情地批评后人对这一研究风气的轻视甚至抛弃，再次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他尤其指出，文献不止是史料的来源，语言修辞本身也极其重要，古代中国文学的丰富传统，使得很多作品的措辞是经过严格推敲的产物，不经过严格仔细的辨析，往往无法了解其细腻幽微的内涵。就此而言薛爱华可谓贯通了汉学与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旨趣，即解释一字就是一部文化史。
这一点在阅读《朱雀》中译本时大概感受还不甚明显，本书除征引正史、方志、笔记、类书等文献，还大量引用文集和唐诗，就笔者粗粗统计，其中唐诗达近两百首，大量是单句或对句的征引。如本书不少译注已经指出的，偶有误读之处，但绝大多数运用是切当精确的，按照薛爱华对历史语言文献学的提倡，该书中唐诗英文翻译本身，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贡献。薛爱华本人不懈追求精确与诗意的写作实践，正源自他本人明确的学术旨趣。
从世界史的视野、比较历史语言的方法、文献学的立场来考察中古中国史，还使得薛爱华的研究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透过比较发现新鲜而生动的文化现象。比如104页提到，《太平广记》中“阆州莫徭”条记载阆州樵夫莫徭为大象拔出脚底竹丁而使大象获救的故事，作者由此想到古罗马传说中的类似记载，即为狮子拔去足刺而救活狮子的奴隶安德鲁克里斯(Androcles)；163页则提到《酉阳杂俎》中对邕州一位西原蛮姑娘的记载，虽然源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其故事结构却与西方起源很久的灰姑娘传统存在款曲暗通之趣；再如195页分析马援铜柱时，谈到其作为文明与野蛮分界、防止黑暗势力侵袭的功能，作者由此提到与之极其相似的赫拉克里斯(Hercules)之柱；371页在考察南越柑橘时，作者引述了这种植物在唐代柳宗元眼中和笔下的模样，所谓“密林耀朱绿”，接着提到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表现过类似的意象，“他将明亮的橘林放在一片树荫中，正如金色的明灯悬于碧绿的特色里”，而一个世纪以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再次重塑了这一场景，“金橘的光芒闪烁于幽绿的叶子中”……诸如此类的文化比较还有很多，不时如神来之笔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停下片刻玩味其中妙意，这些意象与故事之间的雷同、飘移与影响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但薛爱华信手拈来点到一笔，已然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历史文化细节中的幽微曲折与妙趣深意，这些论断的趣味每每让人想起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
薛爱华第三个常被忽略、却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他对西欧文化，特别是对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与艺术的的无限热爱，这使得他醉心于野生动植物，喜欢漂亮的石头、花朵、美食与美酒。他钟爱热带，无数个假期，他都与妻子一道，徒步穿越热带雨林，寻找那些罕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罹患顽疾之前的一个月，他刚刚结束对拉丁美洲伯利兹(Belize)的考察。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朱雀》会以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巨细靡遗地讲述中古中国南方的矿物、植物与动物，这正源于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无限深情。
我们还必须就此强调的是，薛爱华对于自然万物的热爱除了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艺术的影响外，恐怕无形中还受到了英国长久以来丰沛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传统的影响。博物学虽然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但它在近代以来受人瞩目却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关，其与物理学和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但就其主要形式，在于强调从经验考察出发，对兽类、鱼类、鸟类、昆虫、植物、矿物、地形、天体等各方面知识进行收集、整理和认识[5]。实际上，中国自《山海经》《诗经》以来也有不绝于缕的博物学传统，这一文类到魏晋南北朝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博物志》这一集大成的著述，此外，中国历史典籍中不乏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等规模不等的笔记、杂章，皆具有博物学的趣味，但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博物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发展脉络[6]。薛爱华本书中频繁引述的《酉阳杂俎》《北户录》《岭表录异》《南方异物志》《本草纲目》等无疑都具有中国传统博物学笔记、类书的属性，但就《朱雀》一书的写作结构而言，作者身处其间的，是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博物学传统。西方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著作陆续问世，历史学由此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出现所谓的“新文化史”范式，其中“物质文化史”是重要内容之一。这里无法展开、但需强调一笔的是，同样是对物的关注与重视，薛爱华的研究与近二三十年以来被热议的“物质文化史”是大异其趣的，即便其著作带给我们类似甚至更为深刻的启发。
我们只有将薛爱华放置在特定的学术发展时空坐标当中，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朱雀》的写作背景和薛爱华独特的研究风格。人类学的视角、历史语言文献学的基础、博物学的趣味都深深影响着薛爱华的选题和取径，而这些知识结构的形成，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上世纪中叶以降伯克利加州大学汉学乃至相关人文学科的蓬勃发展。人类学家克虏伯、罗维，东方历史语言文献学家卜弼德，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专家陈世骧等人因缘际会于伯克利，为这所向以开放著称的大学奠定了深厚、多元且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基础，薛爱华在伯克利接受教育，又长期在这里教书育人。伯克利丰沛的汉学研究土壤滋养了他，而他又回过头来反哺了这所大学，包括《唐代外来文明》在内的系列专著，无一例外出自加州大学出版社，就是例证。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1948年，也就是薛爱华拿到博士学位后的次年，著名的历史学家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来到伯克利大学访问讲学，并很快受聘于该校社会学系，得到长期教授职位，直到1976年退休。艾博华研究有夙，视野广阔，授课对象不限于本系，还吸引了大量东方语言系、历史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听众。艾博华也以历史语言文献学为基础，对东亚、中亚和西亚的社会与文化探研有夙，贡献卓著，罕有其匹，甚至为视为研究全亚洲的“启蒙者”[7]。艾博华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但终其一生都对亚洲地理、民族和各地民俗文化、民间故事兴趣不减，有关于此的创见蔚为大观。《朱雀》一书除大量采用诗歌材料外，另外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对笔记、小说、轶闻与志怪等文类的运用与分析，此中独到的眼光或也与艾博华影响下的伯克利人文学风分不开。
正如柯睿教授提到的，薛爱华发表关于中国茉莉的札记后，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条目已逾百条；这一不甚起眼的例子提醒我们，时隔半个世纪、各个研究专题和细节都积累了丰硕学术史的今天，回过头来盲目批评薛爱华著作的不足是欠公允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以批判的眼光经典重读。和优点一样，《朱雀》的弱点也非常明显。
本书虽然从族群、语言、地理、习俗和物种等多个方面强调南越并非铁板一块，是驳杂、多元的存在，但就全书论述来看，作者却将唐代，特别是八、九世纪的南越视作一个整体的历史时空来考察，共时性观察是其亮点，但遗憾却在于缺乏具体的历时性分析，由此在《朱雀》中，我们只能看到唐代南越纷繁异常的面貌和意象，却看不到这些种种意象之间的嬗变与联系，尤其是时间线索上的联系。南选制、科举制、市舶司、岭南节度使等种种制度的建立与推行都对中央与南越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势必也改变了南越在唐朝权力结构、政治版图和知识系统中的位置，进而造成人们对当地印象的改变。只有结合唐朝政治史、制度史的背景，这一历时性的线索才能出现，但本书基本上没有照顾这一背景。征引文献虽然不乏国史、通鉴、方志、政典等传世文献，但所引内容基本偏重地志、土贡类，涉及史事者很少，至于《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和唐朝政治制度演变关系密切的重要文献，本书则鲜有使用。
说到本书的谋篇布局，作者在最后一章指出，中古南越的景色和生物，从天空到海洋，岩石到河流，野兽与鸟类，“遵循了上帝造物及从诺亚方舟登岸时的顺序”(501页)，但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作者坦承，其实“尚无一个统一的视界”。确实如此，本书篇幅庞大、内容丰厚，很少有读者的知识体量可与作者相匹，而即便有相应的知识体量，恐怕也很难抓到本书结构的线索。本书结构看不到清晰的呼应关系，而且篇幅存在明显的失当，第四章《女人》十七页，第十章《植物》却达八十七页。当然凡是《朱雀》一书中没有展开的篇章，比如第四章《女人》、第五章《神灵与信神者》、第六章《世界》、第七章《天与气》等在此后都被不同程度发展成了专书，但这并不能成为《朱雀》篇章间明显详略失当的理由。这与作者的关注点有关，进而又影响了他的文献采集，《神灵与信神者》一章的佛道部分基本依靠当时的二手研究，几乎没有采用任何僧传、道藏类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在于完全没有地图和插图，而图像类资料对于本书研究与论证的意义却又是无比重要的。南越的地理构成和行政区划、南越在当时唐朝版图中的位置以及内部、内外的交通路线等，如果能辅之以地图，论述效果势必会大为提升。另外，本书重点着墨的形形色色之“物”，如若适当插图，也将大为增色。还有一些具体论述，比如147页谈及占婆神像、建筑和碑铭风格的变化，182页讲到唐代桂林摩崖佛教石刻与敦煌、云岗及龙门大不相类的独特造型等有考古材料依据的论述，最好能提供相应的图像信息。
从历史学立场看来，这本书谈到的很多话题和细节都有进一步探讨和分析的空间，兹举几例。第四章《女人》对“越女”意象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献中“越女”的形象是与江南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江南”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区域，甚至本身也成为一个文化意象，但其地理位置大体而言与长江关系密切。那么，“越女”这一意象由江南向岭南的漂移，就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观念和书写中对江南的恶感和审美在中古不同程度发生向岭南的延伸(比如对当地石头、园林鉴赏态度以及南越风景题材绘画的出现等，298—301页)，除了文学意象或典故自身的发展与变迁，这背后是否与中古中原政权向南渗透的程度有关也值得考虑。第五章《神灵与信神者》中“鬼神”部分，除了海神、雷神等与地方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信仰，书中提到了很多华人英雄被神化的现象，比如上古帝王舜(190页)、南越王(192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194页)以至于唐朝的地方官柳宗元(199页)，这些历史现象显然都是特定的权力机制运作和文化接触交流后的产物，值得深入的具体分析，包括祭祀盘瓠这一举动(215—217页)，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这样做，都是类似的问题[8]。作者在书中提到多部关于南方风土、物产的中古笔记，其中有一部多次引用，即唐代莫休符(活跃于九世纪末)所撰《桂林风土记》。这是现存较早的桂林方志，也是一部有关桂林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最早的风物志。本书176页提到岭南北部张天师宅，191页祭祀舜庙，197页桂州的马援祠等，都出自这本书。作者已经注意到，莫休符应该出自岭南桂州一带的莫族(297页)，莫人是当地颇为古老的土著族群(104—106页)，但有趣的是，莫休符笔下的桂林方志，却多是与外来汉人统治者有关的建筑、庙宇、遗迹或轶事，显然这位莫氏族人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政权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那么这一政治支配和文化传播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莫休符身上所反映的“主流文化”有何特点，他是否有“本土意识”，又是如何表现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议题[9]。
即便有诸如上述的不足和缺憾，《朱雀》一书超越时代的价值依然毋庸置疑。薛爱华对字词精确性超乎寻常的严苛态度，警醒我们阅读文献时要追求层层深入、仔细辨析；他对修辞与表述的反复强调和格外重视，也提示我们，研究方法和视角固然重要，但学术表达和写作也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正如他反复劝诫同行与后辈的八个字，“准确地读，审慎地写”。和薛爱华几乎同时代的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2006)曾经说到，真正理解一段历史，必须对那个时代的全部有所感知。如果说杜希德是从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考察唐代历史，那么薛爱华就是从气味、滋味、声音、色彩等感官系统进入唐朝的，正如《朱雀》最后一章所写的那样。然而，薛爱华这种打通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取径，虽然对此后研究中古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影响深远，但诸如《唐代的外来文明》《朱雀》此类的研究却近乎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10]。抱憾之余，我们必须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西方汉学发展的多重面向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进行仔细辨析和深入反思，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位史家和一个时代的洞见与不见。
优秀的史家总是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薛爱华在绪论里说，“无可否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呈现的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过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所特有的”。《朱雀》确实可谓是集理性、精确与诗意于一身的独一无二之作，是薛爱华关于中古中国南越之地的思与诗。著名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曾著有《凯尔特的薄暮》一书，饱含爱意、下笔深情地记录古代蛮族凯尔特人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叶芝写道：“我忠实、公正地记录下我所听到、看到的东西，除了发些感慨之外，并不妄添自己的想象。我的信仰其实与农人们相差无几，所以我所做的，无非只是容许我的这些男人和女人、鬼魂和仙人们各行其道，既不用我的任何观点挑剔他们，也不为他们辩解。人所听到、看到的事情，均为生命之线，倘能小心将之从混乱的记忆线轴上拉出，谁都可以用它来任意编织自己想要的信仰之袍。我和别人一样，也编织了我的袍子。”这一旨趣，与薛爱华的学术追求，我想是不谋而合的。
2015/9/5
2016/7/22稍有修订
注释：
[1] Paul Kroll, 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 T’ang Studies, 8-9, 1990-1991, p.3.
[2] 《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作为代译序收入《朱雀》《神女》二书。
[3] Edward H. Schafer and Alvin P. Cohen, 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94, no.1,pp.1-13
[4] 原文刊T’ang Studies, no.8-9, 1990-1991；周发祥中译本《汉学：历史与现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91—98页。
[5] 可参看有“现代博物学之父”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晚年的一部著作《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熊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
[6] 可参〔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7] 张广达《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10—213页；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0卷第1期，1991年，30—33页。
[8] 这很可能反映了南越地区华夏化的历程，关于江苏一带吴人早期华夏化的过程，可参王明珂《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收入《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71—193页。该书初版于1993年。
[9] 对方志文类背后权力机制的分析，参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本文与情境》，孙江主编《新史学：概念、文本与方法》第2卷，中华书局，2008年，97—118页。
[10] 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86—87页。
编者按：本文原刊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页327-340；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