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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艳:关于吐鲁番地区口含币葬俗的一点思考
发布时间:2018-07-23 13:44:32   来源:《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郭云艳   点击:

关于吐鲁番地区口含币葬俗的一点思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郭云艳)

  1915年,当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氏墓茔发现了死者口含金片的现象,这是我国境内关于口含币习俗的最早记录。随后,考古工作者也在其他地方相继发现了将金币或银币、甚至铜币含于口中的葬俗,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这种葬俗的缘起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是从西方传入,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饭唅葬俗的一种演变(详情见下文)。目前,因资料所限,这一问题尚无定论,笔者在研读资料、考察各地口含葬俗的基础上,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是故撰文以求教学界同仁。

  在我国境内出现的口含币葬俗,大体上包括口含金币、口含银币和口含铜币三种,金银币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拜占廷金币或金币仿制品以及萨珊波斯银币,而铜币则是中原地区流通的铜钱。总体上,口含金银币现象主要集中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葬群中,在内地的宁夏固原、陕西等地或有出现,但比较零散,且数量有限。而口含铜币现象也有发现,一般在中原地区,数量十分稀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原地区的古墓多被盗掘,出土铜币难以判断具体出土位置,另一方面也表明口含铜币的入葬习俗并不盛行。故而,新疆吐鲁番的口含金银币现象就显得很突出,引人深思。

  通过对2005年之前新疆吐鲁番墓葬的考古发掘进行整理分析,可知:从隋末到盛唐期间,高昌人的墓葬中口含币习俗颇为流行。以吐鲁番墓葬出土的拜占廷式金币仿制品为例,已知22枚金币中,有19枚可以明确为墓主口含。而萨珊波斯银币与金币具有类似的特征:吐鲁番墓葬中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中,绝大多数也为口含,个别银币覆于眼上。此外,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还出现过极个别口含铜币的现象,但由于报告不甚详细,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只是根据报告中提及或墓葬随葬品分布图之文字标识,来确定一些铜币的口含情况。为了对吐鲁番墓葬中的口含币现象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笔者就目前所看到的关于这里考古发现的口含币现象,加以归类(参见表1),以供进一步分析。

* “顺序号”为夏鼐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中的银币列表中的序号,此处引用,以便于查询。罗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之“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银币统计表”,

** “序号”为罗丰(2005)年“中国境内出土的贴身随葬外国金银币统计表”中所列序号。

*** 未注明器物号,以“?”表示者,意器物号不详。

  从表1可以看出:高昌地区的口含币葬俗非常流行,其存在时间也主要集中在7-8世纪,普及率相当高。正因为此,当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探险,他的向导才会非常自然地从死者口中寻找钱币。1由此可见,高昌王国至唐西州时期,墓葬中口含币习俗非常普遍,且主要以金银币为主,铜币比较罕见。

  那么,吐鲁番地区的口含币习俗是如何形成的呢?

  目前关于墓葬口含币习俗的渊源与流传,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却一直没有形成定论。自1915年发现该葬俗以来,随着新疆吐鲁番墓地以及内地一些地方口含币现象的不断发现,从最初发现的口含金币,到口含银币及至口含铜币现象,口含、手握货币的葬俗不停地更新着学者们的认识。截至目前,根据各位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口含、手握币葬俗找到若干解释,有助于理解其意义。

  关于口含币葬俗的源起,学术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源于西方;一种认为中原内地。主张口含币葬俗西来说的学者对于其源头又有不同的认识,有古希腊、印度和波斯祆教等说法。

  具体地说,斯坦因曾提出两种可能,古希腊神话或印度的佛教故事。古希腊缘起说的根据是:在古希腊,为了让死者的亡魂顺利到达冥府,要在死者口中放一枚钱币(通常为一奥博尔,obol),以作为向斯蒂克斯河(Styx)的摆渡神卡戎(Charon)支付的摆渡钱。2 日本学者小谷仲男也赞同这一观点。他例举了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的墓葬中,都有死者含钱的现象。因为古希腊的口含币习俗比中亚地区要早些,亚历山大东征造成中亚地区希腊化的同时,也有可能使当地人接受希腊人的殡葬礼仪。但是小谷先生认为中亚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将自己的文化与思想融入当中,形成了中亚文化与希腊神话交融下的口含币习俗。这种习俗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西汉时就稍有影响,到隋唐之际的高昌王国大盛。3

  印度佛教缘起说的根据是佛教中有一些口含金的记载,例如《六度集经》第68品中的一则故事就讲到有人为贿赂贪得无厌的国王而从过世的父亲口中取出当时含着的金。4不过佛经故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口含之金为金币。

  此外,口含币葬俗西来说中还包括源于波斯祆教的观点。主张此观点的是罗丰。他认为中国新疆与内地发现的死者口含币习俗与中亚地区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宗教意义,受到祆教的影响。

  与口含币习俗西来说相对的是,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本是中国古俗。持这种观点的有夏鼐、徐苹芳、王维坤、张绪山等。在谈到公元7世纪高昌末年至唐代西州时期墓葬中,盛行以波斯萨珊银币或拜占廷金币含殓于口中的现象时,徐称此为“中国的传统葬俗”5。而论及口含币习俗西来说的观点时,夏称此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流毒。他也主张口含、手握钱币葬俗源于我国内地:“我国在殷周时代便已有死者口中含贝的风俗,考古学和文献记录都有许多证据。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秦汉时代,贝被铜钱所取代,将铜钱和饭及珠玉一起含于死者口中,成为秦汉及以后的习俗。广州和辽阳汉墓中都发现过死者口含一两枚铜钱。”6 我国大部分学者都采取这种观点,肯定新疆的口含币习俗源于中国内地7。但是这种观点也受到质疑,小谷仲男就对口含究竟如何从具有神秘力量的珠玉转为用于流通的货币表示疑问?对此,张绪山老师还是强调在中国传统葬俗中饭唅习俗在思想本质的一贯性,主张口含币习俗就是传统的饭唅葬俗的发展8。

  在关于口含币习俗来源的众说纷纭之中,大多数外国学者都主张“西来说”,而中国学者多赞同“中国本土说”,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境内出现的口含币葬俗呢?如何来理解口含着来自异国他乡的金币和银币的现象呢?从目前各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没有一个地方发现的口含币现象如吐鲁番地区那样集中与普遍,因此有必要对这里进行有针对的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吐鲁番地区的口含币葬俗主要流行于7~8世纪,且普及率甚高,以金银币为主,口含铜币较少。正是由于用于口含的金币和银币都不是中国传统使用的货币,具有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才会引发中国“口含币西来说”的观点。而“中国传统饭唅演变观”也没有在中原地区找到足够多的口含币现象来加以佐证。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吐鲁番地区的地区特色和历史发展背景找找线索,看看能不能从这里的墓葬特征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来寻找这种口含币现象的源起。

  吐鲁番地区位于东西商贸交通要道,便于吸收来自东西两大文明的文化因素,这里还聚集着大量来自西域的胡人,尤以粟特人为最。因此,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吐鲁番地区出现的口含币葬俗是有可能源于西方的。然而,倘若这种葬俗来自西方,那么必然需要一定的人群、一定的传播范围来满足这种葬俗从欧洲向中亚、乃至东亚的传播。从传播范围来看,中亚地区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的墓葬中,都有死者含钱的现象。9这一点或可解释为这里从希腊化时候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神话中关于死者需要向摆渡神支付金币的传说,也影响到中亚地区的入葬习俗。那么从中亚地区向西域的传播又是怎样的呢?目前,西域地区的死者含钱现象仅现于吐鲁番地区,而且是集中在6世纪到8世纪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中,并没有在相邻、其他诸如于阗、且末等同为丝路重镇的地区发现。因此,口含币习俗西来说从传播范围来讲无法自圆其说。

  再从传播人群来看:我们通常把金币和金币仿制品与粟特人联系起来,不仅仅是他们作为商业民族,嗜好金钱,能够获取大量金钱,而且也是因为他们行走于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当这些人大量聚居于吐鲁番地区时,就有可能将西方的一些文化风俗带入这里。然而,在具体分析墓葬时,发现吐鲁番地区发现死者含钱现象的墓葬大多是高昌或西州时期的汉族贵族,而同期的粟特人墓葬中却没有这种现象。因此我们再次质疑口含币葬俗西来说,因为最有可能传播这种风俗的粟特人并不是吐鲁番地区口含币现象的主要人群。

  当我们在批驳口含币葬俗西来说的时候,也注意到吐鲁番地区所现的口含币葬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鲜明特征,也就是:时间集中在6世纪到8世纪初,即麴氏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墓葬的主人多为麴氏高昌和唐西州时期的汉族贵族。这一特征的原因在于当时吐鲁番地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独特性:它不同于其它西域国家,而是由来自河西的汉族移民建立的王国,虽然与周遭的胡人经年生活,特别是生活在高昌地区的大量商胡移民,使高昌人的习俗糅合多种文化因素,呈现出极具活力的开放态势;但作为统治阶层的汉族移民仍然保留了许多汉文化传统,比如文字、官制等等。《周书》卷五十《高昌传》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大量出土口含金银币的吐鲁番墓葬主人张氏家族,即为从凉州迁移而来的汉族后裔,《武周张怀寂墓志》载其先“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高昌王国的统治阶层,大多为徙居于此的汉人,如高昌王族为金城(今兰州)麴氏后裔,此外还有敦煌张氏,敦煌令狐氏、西平麴氏、敦煌阴氏、敦煌汜氏、张掖巩氏、武威袁氏等等,10 可见吐鲁番地区的口含币葬俗是与当地的汉族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各种资料均表明,虽然这些汉族人士因战乱避居西域,但他们的汉文化情结一直非常浓厚。尽管有些学者对高昌汉族移民的民族渊源进行论证后,认为这些河西望族大多为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后裔,不能称其为汉族移民。11 然而他们虽在族属源头上为北方胡族,可其文化感情却是汉族。自东汉以来,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偏于一隅的河西相对比较安定,成为中土士族避难之所,不仅保存了传统学术文化,而且还有所发扬。陈寅恪先生曾对河西地区保存中原学术文化的原因做出分析,指出河西地区“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之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12

  因此河西地区望族的传统儒学情结很重,他们在迁居高昌之后,虽然身为高昌王族或者社稷股肱之臣,其儒学传授并未停止。史书载高昌人学习诗经、论语、孝经等书,并派遣子弟前往长安学习儒经。13 高昌人对于儒学经典的学习与重视,还可以得到墓葬文物的佐证,例如:阿斯塔那313号墓出《义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169号墓出古写本《孝经》以及《〈论语〉习书》。14 由此可见,高昌的汉族移民非常尊崇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在儒学经典中《孝经》无疑颇受重视。

  高昌之河西移民对于中原的归属感还表现在他们对于回归中原的渴望,6世纪初,高昌王麴嘉上表北魏皇帝,请求“内徙”,得不到允许之后才“疏于”与中原王朝的联系。

  高昌汉族移民具有浓厚的传统汉文化情结,那么饭唅作为一种中国传统丧仪,展示出古代中国的孝道、生死、等级观念,也就有可能跟随汉族移民出现在吐鲁番地区。至于口含之物是玉、是璧、抑或金银,则没有太大的不同。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年)的《周书》卷五十《高昌传》,记载高昌婚姻礼俗称“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此时距侯君集率兵灭高昌还有4年,唐人对高昌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不甚陈旧,而且正是口含金银币葬俗大盛之时,可见这里的“丧葬”也包括口含钱币一项。

  具体到饭唅葬俗由玉、璧向钱币的过渡,也并不像小谷仲男所质疑的那样困难,而是具有一贯性。唐时为了重申饭唅丧仪的规则,明确规定:“皇帝及三品以上饭粱含璧,四品、五品饭稷含碧,六品以下饭粱含贝”。15 对于贝之与钱的关系,北宋司马光有明确解释:“(古者)饭用贝,今用钱,犹古用贝也。…钱多既不足贵,又口不所容,珠玉则更为盗贼之招,故但用三钱而已”。16 因此,口含钱币的葬俗在唐朝官员看来很正常,即使高昌地区多用金银作为口含之物,却并不算违制,因为六品以下均可含贝。对于中国人来说,口含钱币习俗完全是古时含贝习俗的继承。从汉末,就零星出现一些口含铜钱的现象。敦煌文书S5553《佚题诗》中也叹道:“多求积贮蒙缭乱,死去只得一钱含。”17

  因此,通过上述几点论证,可以判断,吐鲁番地区在6世纪出现在墓葬中的口含币葬俗乃是中国传统饭唅葬俗的一种发展,是随着当地汉族贵族从陇西地区移居吐鲁番地区而来的,并不广泛适用于西域的其他民族。

  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吐鲁番地区发现口含币葬俗的墓葬的具体年代,还能够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从吐鲁番地区的墓葬考古可以发现,在从十六国时期到麴氏高昌初年的墓葬中,尚未出现较多口含现象。王素先生也讲到,这个时期的吐鲁番地区还处于以货易货阶段,没有稳定的流通货币。而从表1列6可知,在已知出土口含钱币的墓葬中找到的相关纪年文物中,年代最早的为6世纪末期,诸如1966年TAM48中下葬最早的死者身上有596年衣物疏,其口含一枚铜币;1976年挖掘的TCM1、2、3座墓葬分别发现口含金币,而其年代大致在5-6世纪。大多数墓葬年代集中在7世纪中期,时间最晚的墓葬在8世纪初,且数量有限(参见表2)。

  当然,考虑到一些墓葬的入葬时间并没有做到很精确,上表的具体数据尚有讨论空间,但总体上能看出吐鲁番口含钱币习俗大致的时间分布状况,并可以判断出:吐鲁番地区的口含钱币葬俗从麴氏高昌末期或中期较晚些时候开始出现,在7世纪中期,也就是麴氏高昌末年逐渐流行,及至唐西州初期达于鼎盛,而到8世纪逐渐减少。再结合吐鲁番地区葬俗的总体特征,可知:6世纪晚期之前的丧仪比较简单,没有特别随葬金银的现象。从考古工作者对新疆吐鲁番墓葬的分期来看,自晋至南北朝中期,墓葬中随葬品常委陶罐、壶、碗、盘,以及一些木制随葬俑;及至南北朝中期到初唐,随葬品采用专门用于墓葬的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等等;到盛唐时期,随葬品与前一期大致相当,其制作精细程度不一,口含习俗比较常见。18 而通过表1、表2对发现口含钱币葬俗的墓葬年代的列表,可以发现:早在第二期墓葬中就已存在口含钱币现象,而且多以金银钱为主。那么,在麴氏高昌末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带来了口含钱币葬俗的大面积流行呢?

  6世纪中后期麴氏高昌王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主要是与突厥的联姻,以及隋统一中原后的西扩运动。由于墓葬口含金银币习俗主要流行于盛唐,开始于麴氏高昌末年,即6世纪的最后十年间。虽然高昌与突厥的联姻发生在6世纪中期,但一方面,突厥民族没有口含币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在臣属于突厥之后的数十年间,葬俗都没有发生变化,表明6世纪晚期出现的口含钱币葬俗与突厥民族无太大关联。

  高昌面临的局势却在6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开皇十年(590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19 父兄死后,妻其后母及嫂的收继婚制,在我国北方民族中间比较普遍,而且汉人很早就已知晓这种婚俗,通过联姻而远嫁的各位汉族公主也不得不遵从这一习俗。然而,对于高昌王麴伯雅来说,这显然不只是习俗的问题,此突厥可汗女,本嫁于伯雅之祖麴宝茂20,称为“大母”,后来宝茂死后,成为伯雅后母,及至最后他自己“不得已”娶之为妻。对于娶一位原本为其祖母之人,伯雅显然不愿意;而且对于尊奉儒家经典的高昌贵族们来说,这种婚俗与其伦理观念相悖:此两方面因素造就伯雅的不从。史书对于麴伯雅这次不得已遵从突厥婚俗之后的高昌王室没有详说,然而这件影响如此之大的事件定然会有余波。

  就在高昌王族受逼于突厥婚俗的前一年,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统一中原,结束长达数个世纪的动荡分裂,它对高昌社会的影响无疑颇具威力。前文已经提及高昌王国的统治阶层均为迁自河西地区的望族,他们对于传统儒家文化以及中原王朝的归属情结非常强烈,因此当中原实现统一,又遭受突厥在婚俗上的威逼侮辱后,整个高昌的汉族贵族阶层兴起一股复兴汉俗的风潮。

  尽管麴氏王族渴望的内徙并没有实现,并且受到反对势力的攻击,高昌上层贵族们的汉文化情结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直到590年之后,面对中原的一统以及来自突厥的威逼,高昌王国的汉族移民中间再次兴起回复汉俗的运动。当麴伯雅第二次觐见炀帝,并娶隋华容公主为妻后,遂在高昌国内发起“解辫削衽”运动。大业八年(612)麴伯雅返回高昌,下令“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21 高昌王的这一行为虽然受到炀帝刻意宣耀的舆服仪仗的影响,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早在20多年前,高昌的汉族贵族中已经出现改用汉俗的呼声,因此从表1中可以发现最早在596年出现口含铜币的葬俗,而在这同一个墓葬中,后来在604年与617年下葬的尸体口中分别含有一枚银钱与一枚金钱。而到麴伯雅下令改俗之后,又有两例口含金银钱的墓葬,表明此时高昌王国正在推行“解辫削衽”的改俗令。

  不过这场改俗运动并未达到高昌王的预期目标,由于来自国内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解辫削衽”改俗令以失败告终,《隋书·高昌传》载:“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不仅如此,“解辫削衽”令还引起了震撼高昌政权的“义和政变”22,在经历了数年内战之后,麴伯雅最终重掌政权,武德二年(619)伯雅死后,其子麴文泰即位。虽然不再大力推广“解辫削衽”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改以汉俗,改穿汉服。因此墓葬中发现的口含钱币习俗增至6例。

  唐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时遏绝西域商贾,太宗征文泰入朝,而称疾不至”23为由,派侯君集灭高昌,设立西州。而西州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口含钱币葬俗进入鼎盛,一直延续到8世纪初。这一现象表明,唐在西州设立的政府并没有干涉高昌地区的口含钱币葬俗。而且这种不干涉并不是出于对当地生活习俗的保护,而是出于认同。前面提及《周书》所记高昌婚姻礼俗称“与华夏小异而大同”,以及唐西州以后口含币葬俗的益发广布,均表明唐人对这一葬俗的认同。

  论述至此,可以基本肯定,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麴氏高昌末年以及唐西州时期的口含钱币葬俗,为继承中原传统文化的高昌汉族移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有意选择,并且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在判断吐鲁番地区口含钱币习俗为当地自主选择后,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则是,上文称高昌汉族贵族来自河西,那么为什么河西地区、乃至中原地区并未出现大规模金银币口含现象,而且为什么生活在高昌地区的粟特人墓葬也未见相关葬俗?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前文已经阐述了高昌汉族贵族墓茔中的口含金银币现象主要集中在高昌王国末年及唐西州时期,也就是说这是他们迁居西域百余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葬俗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既有一定的传承性,也有自身的创造性。饭唅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认知,在这一大原则之下,随着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具体的口含物、具体的解释则会出现不同,比如早期的含贝、含饭、到后来的含玉、含钱,无论这些物品如何变化,其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传统的“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的思想。具体到当时的高昌王国,这里与中原的最大不同在于此处是东西商贸交通要道,汇集了西方的大量金银钱,特别是银钱可以肯定在高昌作为货币流通。因此,口含金银币就因高昌地区的地域特色而成为可能,相应地,河西地区虽也有很多金银钱,并且出现“流通或用金银钱”的现象,但当地汉人却没有高昌汉族贵族的经历,没有出现将金银币用作口含物的现象。

  其次,关于高昌地区的粟特人与口含金银币的关系却有些复杂。主张口含币西来说的学者会将这种习俗的传入归结到在亚欧大陆四处游走的粟特人身上,而内地的固原地区出现的粟特后裔口含、手握金币的现象,24似乎更能说明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固原粟特后裔的口含金银币现象在中原地区发现的粟特人墓葬中并不十分普遍,而且从西域到中原也并没有从时间和地域上发现口含币葬俗逐渐东传的轨迹,相反,固原粟特后裔均属史氏家族,他们已相当汉化,且墓葬年代在7世纪中后期,显然无法对6-7世纪初西域高昌地区的葬俗产生影响。

  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前面我们一直称高昌地区的口含金银币葬俗,实际上,用于口含的金币并非来自西方拜占廷的金币索里德或其他类型,而是刻压着拜占廷金币正面或背面图案的金片,即拜占廷金币仿制品。学术界一直困惑于这些仿制品的来源,由于这些仿制品发现的同时经常会有粟特人的痕迹,因此,通常认为粟特人大量制作了这样的金币仿制品。25因此,若将金币仿制品、粟特人和高昌联系起来,就会产生很多疑问,诸如,粟特人带到高昌的究竟是金币还是仿制品?当时的高昌社会上存在的是金币还是金币仿制品?金币和金币仿制品在高昌是否均用于流通?如果市面上是金币,为什么贵族们反而用金币仿制品来充实死者之口呢?

  鉴于篇幅,前几个问题本文无法展开,仅就最后一个问题简单提出自己的看法。通常,金的价值远远大于银,而且用于日常市场流通的通常是银,而金价值很高,通常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因此,市场上必然的结果就是银币数量众多而金币相对要少。考古和文献资料均表明,高昌地区存在着大量萨珊波斯银币,从而保证了银币在流通的同时,能够被直接用于口含葬俗。反过来,金币数量相对较少,每一枚的价值都很高,无论它们是否用于流通,都无法满足墓葬中死者口含的需求,而这时候出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无疑更适宜随葬,其价值没有那么高,又具备金币的高价值属性,因此才能大量出现与墓葬之中。当然,如果市面上流通的就是这样的金币仿制品,那么它们作为口含物出现于墓葬中,也就更加理所当然了。

  因此,河西地区因环境和个体因素不同,无法复制高昌地区汉族贵族墓葬中的口含金银币葬俗;同样,粟特人虽然与从西方来的拜占廷金币、金币仿制品以及萨珊波斯银币有着密切关系,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这些金银币大量用于墓葬,因此也就不存在高昌地区口含金银币葬俗受粟特人影响的结果。

  综观全文,北朝隋唐之际我国境内一些地区出现的口含外国金银币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而新疆吐鲁番地区墓葬中的口含金银币现象数量庞大,且很集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经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6世纪中后期到7世纪初,高昌地区汉族贵族墓葬的口含金银币现象是,汉族后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结合高昌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色,对汉民族传统的饭唅习俗的延续和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原创性。该现象表明外来钱币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入影响,体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说明这个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据着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是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传播并结合当地特色有所发展的直接体现。

  注释:

  1 Stein, M.A.,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3, Oxford, 1928, p.699.

  2 Stein, Innermost Asia, v.2, p.646.

  3 [日]小谷仲男撰,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一、二),《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1993年第1期。

  4 吴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第68品,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02。

  5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1995:第306页。

  6 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7 李朝全也主张新疆高昌地区口含金银币习俗为中原传入,参见《口含物习俗研究》,《考古》,1995年第8期。西北大学王维坤认为“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先从中原内地传到甘肃、新疆,然后再不断地向西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参见《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8 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236-237页。

  9 Stein, Innermost Asia, v.2, p.646.

  10 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1 李志敏:《关于麴氏高昌王国主题居民族属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9期。

  1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0:第19-20页。

  13《旧唐书》卷一三九《儒学》。

  14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第267-273,279,354页。

  15 《通典》卷四一《开元礼》。

  16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五,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17 段小强:《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古代丧仪》,《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80-81,92-93页。

  19 《隋书》卷八三《高昌传》。

  20 马雍:《突厥与高昌麴氏王朝始建交考》,原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

  21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高昌传》。

  22 关于“义和政变”的起因与发展,参见宋小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34-175页。

  23 《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

  24 关于固原地区粟特后裔史氏墓葬,参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和《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及其论文《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收录于荣新江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49-78页。

  25 林英:《九姓胡与中原地区出土的仿制拜占庭金币》,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四辑,中华书局,2004。

  本文采自《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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