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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雨: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
发布时间:2019-03-11 11:53:00   来源:《考古》    作者:丁雨   点击:

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丁雨)

  东非海岸地区是古代中国陶瓷的重要销售市场地之一。实际上,东非沿海地区具有参与海外贸易的历史传统,多年来出土了大量产自海外的遗物。仅以陶瓷品管窥,至少就包含来自西亚、印度半岛和东亚地区的产品。如果想要从整体视角观察东非地区的对外贸易,分析中国商品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则必然要与东非地区出土的产自其他地区的商品进行比较研究。目前,我国学界对东非地区发现的中国陶瓷已经有较多的关注,但是对此地出土的其他遗物的报道却尚属阙如。本文即拟对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9-15世纪的伊斯兰釉陶予以介绍,并结合同时期东非沿海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比较分析。

  从1948年英国的柯克曼(J.S.Kirkman)首次在肯尼亚格迪(Gedi)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开始,伊斯兰釉陶不断地出土于东非沿海的众多遗址之中。柯克曼率先对他在格迪遗址发现的伊斯兰釉陶进行了报道和研究。他根据釉陶陶胎的情况,将其所发现的伊斯兰釉陶分为红胎、浅黄胎、灰胎、白胎四类,在四类下又根据釉和器形分为22组。柯克曼认为,这些伊斯兰釉陶可能都是波斯生产的,其中一些可能来自波斯(即今伊朗)的法尔斯(Fars)行省,而中东地区的老港口,伊朗的西拉夫(Siraf,也常译为尸罗夫)应是陶器集散市场之一。柯克曼指出,伊斯兰釉陶的装饰图案在15-16世纪可能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并列出了格迪出土的可能受到中国影响的几组釉陶器。1柯克曼对伊斯兰釉陶进行的分类考虑了胎、釉和器形,而这也是后来学者对伊斯兰釉陶进行分类时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在实际叙述中,他并未在进一步的细分中形成明确的标准。

  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的奇蒂克(N.Chittick)20世纪70年代对坦桑尼亚的基尔瓦遗址(Kilwa)出土伊斯兰釉陶进行的研究,形成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分类方式。结合当时在中东2、东非地区的发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将基尔瓦出土的伊斯兰釉陶分为15组。而从大类上看,这15组又主要可归入萨珊-伊斯兰釉陶(Sassanian-Islamic)、锡釉陶(tin-glazed)、剔划釉陶(Sgraffiato)、黄地黑彩釉陶(Black-on-yellow)、蓝绿单色釉陶(Islamic Monochrome ware)、拉斯特器(Lustre-ware)等几种类型。3奇蒂克对器形的描述不多。英国的霍顿(M. Horton)对肯尼亚上加(Shanga)遗址出土伊斯兰釉陶的分析延续了奇蒂克的做法,但亦有改良。他根据已有的伊斯兰釉陶分类方式,将釉陶分为10组,各组下又根据器形、装饰进行更细致地划分。4此后学者的做法与霍顿类似:在大类划分上与奇蒂克趋同,更细致的划分中则有不同的标准。

一、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伊斯兰釉陶的主要类型

  从目前东非沿海地区已经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来看,虽然由于各遗址的兴起、繁盛时间略有差别,而使各类伊斯兰釉陶在数量上略有差异,但各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种类大体相一致,这表明了东非沿海地区在面对海外文化制品和商品时,近似的审美品好,甚至表明各古代聚落的贸易对象来自相近的区域。本节试图结合前人研究,和笔者随北京大学考古队于2010-2013年在肯尼亚的实地调查、发掘成果,对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伊斯兰釉陶的主要种类进行介绍。

  1、萨珊-伊斯兰釉陶

  萨珊-伊斯兰釉陶虽然以“萨珊”命名,但这一命名仅表明这种釉陶受到萨珊朝的影响而产生5。它在东非的流行年代要晚于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这种釉陶多出土于东非沿海8-10世纪的地层,因此,肯尼亚的上加、曼达(Manda)、坦桑尼亚的安古贾·乌库(Unguja Ukuu)等兴起较早的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兴起较晚的基尔瓦遗址则数量较少。这种釉陶,胎质较致密,胎色多为赭红色,外常施近似于绿松石的蓝绿碱性釉,内部有施蓝釉、绿釉、黑釉的情况。器表釉下常刻划锯齿状纹饰,并贴塑带状、点状纹饰。器形以罐为主,包括长颈罐、矮领罐等众多罐型,亦有碗等器形。东非未见较为完整的例子6(图1),完整器形可参考博物馆藏品7和中东出土物8(图2、图3)。

图 1 上加遗址出土萨珊-伊斯兰釉陶残片线图

图 2 卢浮宫藏萨珊-伊斯兰釉陶大罐

图3 伊拉克博物馆藏萨珊-伊斯兰釉陶大罐,出自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遗址,9世纪

  这种釉陶分布十分广泛,除发现于东非海岸以外,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9、红海到南亚都有这种釉陶的发现。伊朗的西拉夫(Siraf)遗址10、苏萨(Susa)遗址11,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遗址12,菲律宾安巴高地区的遗址13均出土了此类釉陶。中国沿海地区一些唐五代时期的遗址出土有产自中东地区的蓝绿釉陶罐,应也是此种类型。经科技检测,中国出土的这些釉陶不仅外形、装饰与中东、东非出土者类似,胎釉的化学成分也与之近似,为碱釉陶,与中国同期的铅釉陶差别很大。14如福州市郊战坂乡莲花峰五代闽国刘华墓出土有三件釉陶15,发掘者称之为孔雀蓝釉瓶16(图4)。三件器形基本一致,均为圆唇小口,溜肩鼓腹,下腹斜直,小底外撇,器表均有绳状贴塑纹,装饰图案及方法与西拉夫遗址出土者类似。此外扬州17、宁波18、桂林19等地也出土有类似的釉陶罐。

图 4 福州五代刘华墓出土绿釉大瓶

图 5 肯尼亚上加遗址出土白釉陶碗

  2、锡釉陶

  “锡釉陶”的说法由亚瑟·莱恩(Arthur Lane)提出。他认为中东陶工将氧化锡和铅釉调和而产生了这种白釉,其目的在于模仿唐代的白釉。20奇蒂克沿用了莱恩的说法。但霍顿认为,并无证据表明此类釉陶釉中含锡。21其器形以碗22(图5)、盘为主。此类釉陶一般胎色淡黄,白色釉面亚光,多有裂纹,易剥落。其中一些有蓝、绿、黄色点彩。在东非沿海遗址中,其主要集中出土于9-10世纪地层,在肯尼亚的曼达、上加、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遗址出土较多,基尔瓦遗址出土不多。

  除此以外,这类釉陶还出土于伊拉克的萨马拉(Samarra)、伊朗的西拉夫、苏萨等地。奇蒂克认为其浅底碗的造型来自于对此期中国白釉瓷碗的模仿。23

  3、剔划釉陶(Sgraffiato)24

  剔划釉陶是指先在陶胎上施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进行剔或刻划,形成装饰,再施透明釉或蓝绿釉的釉陶产品。其胎色多为赭红色。器形以碗为主,亦有盘、杯、罐等。常见的装饰手法包括浅刻、剔花、阴影刻划等方式,装饰花纹多为简易的花草纹、几何纹、阿拉伯文字纹等。

  这种剔划釉陶在东非出土数量很多,是东非沿海地区最常见的伊斯兰釉陶种类。一般被分为早期剔划釉陶和晚期剔划釉陶两种。

  早期剔划釉陶(Early Sgraffiato Ware)多为赭红或浅黄胎,胎质较软,施化妆土,外施黄、绿釉。器类包括碗、盘,亦有罐。一般在碗盘器内浅刻花卉纹或抽象图案,形式相对简单。由于胎釉结合不佳,出土者表面剥釉脱彩现象普遍严重。相较而言,此类釉陶出土数量不大,在上加、安古贾·乌库遗址有零星发现,在曼达、基尔瓦的发掘中均未出土。在上加最早出现于10世纪地层。这种釉陶在西拉夫遗址亦有出土,主要出土于9-10世纪的遗存。怀特豪斯(D. Whitehouse)认为西拉夫出土的此类釉陶可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25霍顿认为,这类釉陶可能是模仿9-10世纪唐三彩的产物。26

  晚期剔划釉陶(Late Sgraffiato)的胎色与早期剔划釉陶类似,但装饰图案及方法比早期剔划釉陶略显复杂。从目前来看,此类釉陶应主要为10世纪中期以后的产品,年代略晚,因此被称为“晚期剔划釉陶”。此类釉陶包括的种类很多,常见类型有三种:普通剔划釉陶(Simple Sgraffiato)、阴影线装饰釉陶(Hatched Sgrafiatto)和剔花装饰釉陶(Champleve Sgraffiato)。

  普通剔划釉陶釉色以绿釉为多,器表仅有刻划装饰,无剔花。此类釉陶在东非沿岸普遍出土。如肯尼亚曼布鲁伊(Mambrui)遗址出土的一件釉陶残片(图6),疑为大盘底。此件残片残长17.3,残宽9.2厘米。内施化妆土,然后施透明绿釉,外无釉。内底刻划出花草纹,刻划深度未穿透化妆土,绿釉在刻划纹上积釉,使线条呈深绿色。外底有轮制痕迹,底较平。胎较厚,火石红胎较细密。

图 6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普通剔划釉陶

  阴影线装饰釉陶最大的特征是以密集的平行阴影线作为图案的填充装饰。黄釉者较多,伴有绿色、棕色点彩。装饰图案包括古阿拉伯文字、缠枝花纹等。出土资料显示,上加遗址的此类釉陶流行于11世纪至12世纪末27,有学者认为,此类釉陶的流行时期或可晚至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28如基尔瓦出土的一件标本,为碗口沿。结合在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地区出土的类似实物,可知此件标本圆唇敞口,器内施化妆土,再施黄绿釉。火石红胎较细腻。碗内图盘均匀分成若干部分,在各部分中刻画出花草纹,并间隔在花草纹中填充阴影线(图729)。

图 7 坦桑尼亚基尔瓦遗址出土阴影线装饰釉陶

  剔花装饰釉陶则以剔花装饰为特色,伴有刻划纹。剔花、刻划处均露出赭红色胎,与表面的黄、绿釉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对比效果。剔花装饰技术在中东被认为流行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30在上加遗址,此类釉陶的流行时间晚于阴影线装饰釉陶,约开始于11世纪,流行至14世纪。31曼布鲁伊遗址出土有一件黄绿釉剔花大碗。这件碗口径25.6,底径8,高8厘米。敞口微侈,圆唇,斜直腹微曲,足端向内斜收,外底中心有饼状凸起。外部仅口沿施釉,有流釉现象,内部口沿处施绿釉,腹部施黄釉。火石红胎较细腻。口沿下及内底各有一组双圈纹,两组圈纹之间有剔花装饰,应为阿拉伯文,但难以辨认(图8)。

图 8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黄绿釉剔花大碗及线图

  9-12世纪,釉陶的剔划技术在中东地区非常流行,并对拜占庭、意大利等地也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剔划类器物在10世纪晚期被引入伊朗东北地区。32霍顿认为东非的晚期剔划釉陶可能产自伊朗南部,并专门用于外销。33从地层证据看,早期剔划釉陶在东非的使用早至10世纪,而晚期剔划釉陶在东非的流行则始于11世纪。从质量上看,东非发现的剔划釉陶,不如伊朗内沙布尔(Nishapur)等地的产品。

  4、黄地黑彩釉陶(black-on-yellow)

  此类器物多为大碗。多为火石红胎,胎质较疏松,偶见气孔、石英等异物。施淡黄釉,釉层薄,易脱落。发掘出土者,釉面磨损多较为严重,器内施釉,器外一般施釉到口沿以下。釉上一般用黑彩绘出线状纹饰,纹饰以波浪纹、连拱纹、下垂三角纹为主。在东非沿岸聚落中分布极为普遍。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曾出土过一件较为完整的黄地黑彩釉陶碗标本(图9)。这件标本口径24.4,底径9.6,高8.8厘米。敞口,平沿折沿,圆唇,斜直腹,圈足,外地微外鼓,圈足足根较窄,外无釉,内施黄釉,上有黑彩,为多角纹,内底微凹。火石红胎略疏松。

图 9 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出土黄地黑彩釉陶大碗

  综合曼达、基尔瓦、上加、马林迪等地的考古情况来看,黄地黑彩釉陶集中出土于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的堆积单位之中。其出土数量相对剔划类釉陶和单色蓝绿釉陶较少,流行时间不长,因此具有较强的时间标识意义。这种釉陶的产地可能在也门亚丁(Aden)附近的坎法尔(Khanfar)34。

  5、蓝绿单色釉陶(Monochrome)

  此类釉陶在东非沿海地区晚期地层中极为常见,从14世纪中期以后开始流行,在17世纪的文化层中仍有普遍发现。在上加遗址,14世纪中期至15世纪早期,此类釉陶可占到外来陶瓷总数的57%。35可被分为浅绿釉、深蓝釉、灰绿釉等几种类型。器形有大中小三类碗。器内施釉,器外施釉仅至口沿以下。多无纹饰。

  马林迪老城遗址出土有多件蓝绿单色釉陶残片,以一件碗口沿标本为例(图10)。这件标本复原口径17.4,残高3.7厘米。敞口,圆唇内斜,有凸棱,斜直腹微内曲。蓝釉,釉面光亮,有凹凸痕迹,内外均施釉,外部施釉仅至口沿下方。火石红胎,较细密。

图 10 肯尼亚马林迪老城遗址出土蓝釉釉陶碗口沿

  这种单色釉陶在东非地区非常流行,但在东非以外地区发现不多。目前仅在阿联酋的佐尔法(Julfar)36、埃及的库萨尔·卡蒂姆(Quseir al-Qadim)37等少量几个遗址中有类似的产品。霍顿认为这种釉陶可能源自红海或阿拉伯南部地区38。此外,这种釉陶很少见于伊斯兰釉陶的专项研究。与同期流行的埃及、叙利亚乃至后来奥斯曼帝国富有色彩的釉陶相比,这种釉陶确实显得更为朴素。

二、相关问题探讨

  1、东非沿海聚落输入伊斯兰釉陶阶段性特征的初步探索——以上加遗址为例

  从伊斯兰釉陶本身的庞大体系来看,东非出土的伊斯兰釉陶种类只占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从东非遗址出土的外来陶瓷遗物来看,伊斯兰釉陶则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以聚落存续时间较长(8世纪中期至15世纪初期)的上加遗址为例,这一遗址探方6-10出土的伊斯兰釉陶片约占外来陶瓷的80%,中国陶瓷仅为3%。39从典型东非遗址出土伊斯兰釉陶的出土情况中,我们有可能对伊斯兰釉陶输入东非地区的阶段性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东非地区对外交流情况更全面的认识。

  上加遗址是在东非沿海地区考古工作发展成熟阶段,由英国剑桥大学博士马克·霍顿主持发掘的典型遗址。他对这一遗址出土的外来陶瓷遗物分类分阶段进行了统计,为我们对8世纪至15世纪初期东非沿海聚落输入伊斯兰釉陶的情况提供了材料。

  霍顿将上加遗址材料分为探方1和探方6-10两个部分予以披露,两处堆积单位不完全统一。为便于讨论,此处取探方6-10的出土情况予以介绍对上加遗址探方6-10的材料予以列举和重新分析。综合发掘结果,霍顿判定上加遗址的主要存在时间为公元760-1425年,并将这一遗址分为11期。探方6-10在11期中出土伊斯兰釉陶陶片数量如表1 40:

  瓷片统计较好地做法是分类后,结合瓷片总重量、器形制定统计方案。不过考虑到埋藏条件下,出土碎片的破碎程度大体仍然符合统计规律,因此单纯统计瓷片数量,也可作为一定的参考。另外,瓷器输入时间应略早于埋藏时间。为便于论证,我们假定出土遗物的埋藏时间能够约等于它输入上加的时间。

  我们可用每一期段文化堆积单位出土的釉陶总数,除以每一期段的年数,所得到的数据,大体上可供我们评估各期段输入伊斯兰釉陶的规模。将上加遗址探方6-10出土的6127片釉陶平均到760-1425年的665年中,似可以平均值9.21作为区分高峰与低谷的参考。由此可将伊斯兰釉陶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划为4个时段,即760-1050年,1050-1250年,1250-1325年,1325-1425年。不过,据发掘情况,霍顿判断在1050-1075这一时期,上加遭遇了一次毁弃。因此,似应当将1050-1250以1075年为界,划为两个阶段。

  综合考虑伊斯兰釉陶的出土情况、聚落发展变迁等情况,我们或可将上加输入伊斯兰釉陶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

  760年-1000年,这一时期上加输入伊斯兰釉陶数量不多,种类以萨珊-波斯釉陶为主,并有锡釉陶和少量剔划类釉陶。1000-1075年,上加输入伊斯兰釉陶的数量上升并达到高潮。剔划釉陶数量明显增多,萨珊-波斯釉陶比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第三阶段,1075-1250年,伊斯兰釉陶年均输入数量略有下降,不过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剔划类釉陶是最为重要的输入产品,萨珊-波斯釉陶和锡釉陶仍然出现,不过比重大幅下降。黄地黑彩和单色蓝绿釉釉陶开始出现。1250-1325年,上加对伊斯兰釉陶的输入数量继续回落,陷入一个较小的低谷。剔划类釉陶在整体中仍占较高比重,黄地黑彩和单色蓝绿釉釉陶的比重开始有所提升。1325-1425年,上加对伊斯兰釉陶的输入达到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单色蓝绿釉釉陶比重大幅上升,黄地黑彩釉陶比重有所上升,后至15世纪开始急剧下降,剔划釉陶的比重则急剧下滑。

  上加遗址的情况能够部分反映出在11世纪和14世纪末,出现了两个输入伊斯兰釉陶的高潮。10世纪正是中东和东非联系加强的时段,据研究,950年(一说975年),设拉子(Shrazi)的苏丹王子带领一批阿拉伯人去了东非海岸41。这一说法,刚好略早于上加遗址所见的第一次伊斯兰釉陶的“输入高潮”。考虑到遗物埋藏与“真正输入”的时间差,这种交流与联系的加强,或正是伊斯兰釉陶出现输入高潮的重要原因。13-14世纪的上加的低潮,除了与聚落本身的突然毁弃存在一定关系,亦有可能与东非地区内部格局的变化有关,拉穆群岛虽处于平稳或恢复发展中,但其发展速度和重要性却被基尔瓦与蒙巴萨相继超越,其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可能有所下滑。上加在15世纪初迅速衰落,则导致由单色蓝绿釉陶主导的伊斯兰釉陶输入高峰戛然而止。

  单个遗址输入外来商品的情况,在产地-流通-市场这一链条中,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不过,在考古报告披露资料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对单个聚落输入伊斯兰釉陶的阶段性分析,或能为我们认识8-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输入伊斯兰釉陶的情况提供部分参考。

  2、东非沿海聚落输入中国瓷器与伊斯兰釉陶阶段性的初步比较——以上加遗址为例

  据上加的发掘报告,上加遗址共出土中国瓷片389片,其中探方6-10出土277片,经整理,大体情况如表2 42: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加遗址有两个时段的文化堆积中密集出土中国瓷片。在1050-1075年的文化堆积中,中国瓷片出土略显密集。在1325年之后,以龙泉窑瓷器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大量出现于上加。

  对比上加遗址出土中国陶瓷和伊斯兰釉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上加遗址密集出土两种陶瓷的文化堆积时段有重合之处。比较两个输入高峰时段,我们会发现在1000-1075这一时段,伊斯兰釉陶的出土更为密集,上升态势更为猛烈。而中国瓷器的增长则较为缓慢,颇不明显。而后一高峰中,尽管伊斯兰釉陶仍然占据数量优势,但中国瓷片的比重却有明显提高。这或许表明在1325-1425年,由于航海技术进步和此前蒙元势力的对外扩张,以龙泉窑瓷器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在东非乃至印度洋面的陶瓷市场上取得了更为强势的地位。

  不过,值得思索的是,此前学界多认为15世纪前东非沿海地区输入中国陶瓷的高潮为晚唐五代时期和南宋末元初时期,并认为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11-13世纪中叶)为中国瓷器贸易的低潮时期。43列表中的情况与这一观点略有龃龉,其中应有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对中国瓷器外销发展趋势的分析多立足于对产地分析或路线分析,如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瓷窑发展情况、航路的通畅状态等。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对外来商品的输入存在影响。

  上加遗址在一至三期(760-920年)为仅有木质房屋的小聚落,到第四期开始出现石质房屋(920-1000年),第五期开始出现大型石质清真寺(1000-1050年),而在第六期(1050-1075年),上加遭遇了一次毁弃。从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加重建并逐渐兴盛,直至15世纪初突然废弃时,仍保持着兴盛的状态。44两种外来陶瓷的输入趋势与上加的兴衰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关性。由此,或可认为,销售市场地的兴衰对外来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或可对列表中与此前观点矛盾之处略作解析。首先晚唐五代时期,可能上加聚落尚不够繁荣,由此影响了对外贸易;其次,遗物的生产、输入时间和埋藏时间存在时间差,这种情况在中国瓷器这种珍贵的外来商品上应该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表2数据来看,1050-1075年之间出土数量较多的是越窑产品,但结合国内的生产和上文所述的情况,不能排除这一时段文化堆积中的越窑瓷器输入时间偏早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从出土数据看,原来认为的晚唐五代输入高峰不显著、或推迟。

  两表对比,可知东非聚落输入的外来陶瓷中,伊斯兰釉陶与中国陶瓷在数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曼达、基尔瓦、马林迪等多个遗址中。在同一遗址中,伊斯兰釉陶陶片的数量往往是中国瓷片数量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但从出土规律来看,中国陶瓷和伊斯兰釉陶的集中分布区域不同,在东非遗址中的作用也应不同。中国陶瓷的出土分布更集中于聚落中的高等级建筑分布区域,表明其与聚落中的高等级人群或重要场所有更紧密的联系。

  3、两种外销陶瓷的关联与趋势

  东非输入的来自中国和中东的外销陶瓷有特定的种类。两种外销陶瓷形态上看似差别明显,实质上却存在着一些联系。从陶瓷器形与装饰来看,东非输入的伊斯兰釉陶似乎大量借鉴了中国陶瓷的元素。基尔瓦出土的白色锡釉陶浅底碗的造型被认为是仿自中国白瓷45,而产自内沙布尔剔划釉陶碗(图11)46与黑石号上出土的白釉绿彩碗(图12)47均有相似的造型.此外剔划釉陶使用的阴刻技法则被认为是仿自晚唐铅釉陶48或越窑49,而其表面的釉色则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三彩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0。谢明良先生近年研究认为,伊斯兰釉陶对剔花技术的采用可能也受到了中国陶瓷的影响。51不仅如此,伊斯兰釉陶对化妆土的采用,也被认为是在胎质不佳情况下,模仿中国瓷器而采用的办法52。13-14世纪,在蒙元扩张和印度洋贸易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伊朗等地多种陶瓷生产受到了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来自龙泉窑。53埃及地区则在15世纪极力仿制龙泉窑产品。从器形和釉色来看,东非14世纪末开始流行的蓝绿单色釉陶,可能对龙泉窑瓷器也有借鉴。种种情况表明,在器形、釉色、装饰技术乃至审美理念上,东非输入的多种伊斯兰釉陶都对中国陶瓷进行了仿效。不过,有两个现象耐人寻味。首先,尽管在东非沿海输入的伊斯兰釉陶在多个维度模仿了中国陶瓷制品,但是其模仿的一些陶瓷原型,却极少出现在东非沿海地区出土,例如唐三彩。其次,中国陶瓷在生产过程中也受到了伊斯兰因素的影响,譬如13-14世纪伊斯兰金属器对龙泉青瓷的影响54、苏麻离青传入中国对青花瓷生产的影响。但这些来自伊斯兰的因素并未直接影响伊斯兰釉陶的生产,而是先促成了中国陶瓷的创新,再由中国陶瓷启发伊斯兰釉陶器形、装饰的新思路。个中原因,颇值得深思。

图11 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铅釉剔刻釉陶碗

图 12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黑石号”沉船出土白釉绿彩碗

  从总体趋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印度洋贸易中,陶瓷贸易的总体方向是由东向西扩散。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等地的港口地区,目前均有中国外销瓷的发现。而中国则鲜有西方外来陶瓷商品输入,仅在唐代港口遗址零星出土了少量萨珊-伊斯兰釉陶。而这种扩散趋势,不仅表现在商品传播的层面上,也表现在陶瓷技术、审美的层次上。如上所述,东非出土的多种伊斯兰釉陶均表现出与中国陶瓷的联系。而东非海岸遗址的出土遗物情况表明,中东地区的陶瓷匠人在吸收了一定中国陶瓷元素之后生产出的伊斯兰釉陶继续向西方外销,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的文化影响。中国古代陶瓷由东向西的强势扩散趋势和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本国商品的出土物上,也间接地隐藏在伊斯兰釉陶之中。

三、结语

  伊斯兰釉陶的历史非常悠久,种类也异常丰富。不过东非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釉陶有特定的种类,主要包括萨珊-伊斯兰釉陶、锡釉陶、剔划釉陶、黄地黑彩釉陶、蓝绿单色釉陶等几大类。这些釉陶在东非沿海地区有特定的流行时代。通过对上加遗址出土外来陶瓷情况这一个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釉陶和中国陶瓷在输入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在输入高峰时期各自占到的比重也存在着变化,这表明东非地区与中东地区应存在着更为密切、频繁的交流。上加输入伊斯兰釉陶高潮低谷的变化,应同时受到了中东政局、东非与伊斯兰地区关系、东非沿海局部形势和上加本身兴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到器物层面,伊斯兰釉陶与中国陶瓷存在着较多的联系。东非输入的多种伊斯兰釉陶在器形、装饰技法方面可能都受到了中国陶瓷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东非发现的伊斯兰釉陶间接地证明了以陶瓷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因素在东非沿海乃至中东地区的潜在影响。

  附记: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9-15世纪斯瓦西里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16CKG016)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5ZDB057)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斯瓦西里地区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2017T100046)的资助。

  注释:

  1 Kirkman,J.S.(1954)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pp. 85-10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主要是英国怀特豪斯(Whitehouse, D.)在中东港口西拉夫(Siraf)的发掘成果和英国亚瑟·莱恩(Arthur Lane)对伊斯兰釉陶的研究。参见Whitehouse,D.(1971)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6, pp.1-22;Lane, A.(1947) Early Islamic Pottery, pp.8-9. London: Faber & Faber.

  3 Chittick, H.N.(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2-316.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1-29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5 此名最早见于Lane, A.(1947) Early Islamic Pottery, pp.8-9. London: Faber & Faber.

  6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4,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7 Lane, A.(1947) Early Islamic Pottery, p.9, Pl.3, London: Faber & Faber.

  8此件出土于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遗址,为9世纪产品。参见三上次男主编:《世界陶瓷全集·第21册》,第153页,小学馆,1986年。

  9 Munro-Hay,S.C.(1989) Excavations at Aksum, pp.315-31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0 Whitehouse, D.(1968)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Vol.6, p.14.

  11 Kervran, M.(1977) ‘Le Niveaux Islamiques du Secteur Oriental du Tepe de l’Apadana’. Cahieres de la Dele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Iran, Vol.7, pp.78-90.

  12 Tampoe, M.(1989)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pp.108-109.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nal series 555.三上次男也曾经提到过曼泰遗址出土有伊斯兰釉陶,应是指这类产品,参见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史角度看南亚、东亚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陶器》,顾一禾译,《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59-63页。

  13 三上次男著,顾一禾译:《从陶瓷贸易史角度看南亚、东亚地区出土的伊斯兰陶器》,《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59-63页。

  14汪勃:《再谈中国出土唐代中晚期至五代的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考古》,2012年第3期,第85-96页。

  15 福建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第62-78页;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16 国家文物局编:《海上丝绸之路》,第62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第152-154页。

  18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第46-62页;傅亦民:《唐代明州与西亚波斯地区的交往——从出土波斯陶谈起》,《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6-70页。

  19 李铧等:《广西出土的波斯陶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3年第11期,第71-74页。

  20 Lane, A.(1947) Early Islamic Pottery, p.13. London: Faber & Faber.

  21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6-277,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2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6, Fig.199, D,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3 Chittick, H.N.(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3.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4从众多文献的描述来看,“Sgraffiato”一词应主要用以指代剔、刻技术或使用此类技术装饰的陶瓷。

  25 Whitehouse, D.(1968)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6, p.15.

  26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27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7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28 Philon, H.(1980)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66.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29 Chittick, H.N.(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II,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0 Philon, H.(1980)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65.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31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9,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2 Philon, H.(1980)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p.283.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33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8,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4 Lankester Harding,G.(1964)Archaeology in the Aden Protectorates, p.18. London: H.M.S.O.

  35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9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6 Hansman, J.(1985) Julfar, an Arabian Port, p.52,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7 Whitcomb, D.& Johnson, J. H. (1982) Quseir al-Qadim 1980, pp.134-135. Cairo: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Reports, Vol.7.

  38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9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39 Chittick, H. N. (1984) Manda. 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Port on the Kenya Coast, p.225.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Memoir 9.

  40 据上加发掘报告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重新整理。数据取自表格14.

  41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第360-36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肯】佐伊·马什等著,伍彤之译:《东非史简编》,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42 据上加发掘报告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73,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重新整理。数据取自表格14.

  43 秦大树:《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观察》,引自秦大树、袁旔主编:《2011古丝绸之路:亚洲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1-82页,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年;戴柔星:《东南亚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出水陶瓷研究》,第100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44 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p.394-406,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5 Chittick, H.N.(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p.303.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6 Lane, A.(1947) Early Islamic Pottery, 6B, London: Faber & Faber.

  47 Regina Krahl, et al., ed.(2010)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p.169, Smithonian Institution.

  48 谢明良:《铅釉陶的世界》,第197页,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Horton, M.C.(1996) 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p.288,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49 亚瑟·莱恩:《早期阿拉伯陶瓷》,程庸、王安娜译,译者观点,第19页,学林出版社,2014年。

  50 Lane, A.(1947) Early Islamic Pottery, p.12, London: Faber & Faber.

  51 谢明良:《中国陶瓷剔花装饰及相关问题》,《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十八期(2015),第1-50页。

  52 Wilkinson, C.(1973) 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p.54.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53 Lane, A.(1957) Late Islamic Pottery, pp.9-10, London: Faber & Faber;Watson,O.(2004).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373, London: Thames&Hudson.

  54 Morgan, P.(1991)’ New thoughts on Old Hormuz: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Hormuz Region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ran, Vol.29, pp.67-83.

  编者按:原文载于《考古》 2017年9期 ,第109—120页。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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