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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雨:中国瓷器与东非柱墓
发布时间:2019-03-18 08:54:40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作者:丁雨   点击:

中国瓷器与东非柱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丁雨)

  东非沿海地区出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瓷片。有学者称这一地区为中国瓷器的“储仓”1。然而囿于材料限制,中国瓷器究竟在古代东非海岸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以往认识中的盲点。

  2010-2013年,我国学者在肯尼亚马林迪区域的曼布鲁伊(Mambrui)遗址和马林迪(Malindi)老城遗址2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出土了包括中国瓷片在内的大量遗物。在发掘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瓷器与东非一种石质墓葬——柱墓,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本文即拟以2010-2013年所获的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材料基础,对东非沿海遗址出土中国瓷片的规律予以描绘和总结,并以此为线索,结合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遗址老城柱墓的情况,对中国瓷器在东非海岸社会中的使用情况予以分析,试图管窥这种中国物质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对东非沿海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其“本土化”过程中的功能转变。

一、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遗址中的出土概况

  非洲地区大规模输入中国瓷器大致开始于9世纪左右3。从东非沿海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来看,大体可以观察到中国瓷片输入的变化趋势,秦大树先生依据在肯尼亚进行中国瓷器调研的结果,将中国瓷器输入东非乃至印度洋的高峰期总结为四个时段,晚唐五代,南宋末至明初,明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明嘉靖万历至清康熙年间。4这一总结较好地勾画了中国瓷器输入东非的总体趋势。如果立足于单个聚落的微观角度,从考古结果来看,东非不同聚落输入的中国瓷器在各阶段存在一定差别。如曼布鲁伊遗址,出土明中晚期中国瓷片比例占遗址出土中国瓷片总量的14%左右,而马林迪老城遗址这一比例则接近32%,又如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两遗址出土的明初中国瓷片比例在4%以下,而距离不远的格迪(Gedi)古城出土的明初中国瓷片比例则高达23.33%5。这种遗址之间出土中国遗物的差别,与遗址所属聚落当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6。从这点来看,外销瓷数量在销售地最终的出土呈现,应与销售市场所在地的兴衰也存在着较为直接的联系。

  在非洲,东非沿海地带是中国瓷片出土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不过,假如对东非各遗址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和各遗址出土遗物的总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会发现前者的绝对数值和比例并不高。如拉穆群岛的上加(Shanga)遗址,据发掘者报道,探方1和探方6-10出土中国瓷片389片,而探方6-10出土当地陶片135837片,外来陶瓷7584片7。在东非沿海地区多数经发掘的遗址中,当地陶片的数量一般可占到总体遗物的90%以上——曼布鲁伊遗址、马林迪老城遗址也不例外——中国瓷片无论在整体出土遗物中,还是仅在出土的外来遗物中,均不占有很高的比例,赵冰女士指出,中国瓷片在各遗址出土的遗物占比一般在0.2%-1%8,笔者对曼达、上加、帕泰等几个遗址的梳理统计工作也基本支持赵冰女士的观点9。在外来陶瓷类遗物中,以伊斯兰釉陶数量为多。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遗址出土的伊斯兰釉陶数量约是出土中国陶瓷数量的3倍以上。马文宽等先生称东非地区为中国瓷器的“储仓”,实际是基于东非与西非、南非、中非等非洲其他地区出土中国瓷片数量的对比情况而得出的结论。

  在东非沿海以外的非洲其他地区,除赞比西河沿岸等少数地区以外10,中国瓷片少有出土——即便是在与东非海岸相邻不远的地区。这或许表明,东非沿海地区已经是中国瓷器的一个重要终端市场,非洲内陆地区并非中国瓷器的主要消费地。不过,在东非沿海地区,中国瓷器的分布也呈现一定规律。弗莱舍(J. Fleisher)指出,10-11世纪,外来陶瓷主要发现于城镇聚落,乡村聚落少有发现。11我们在马林迪区域五个发掘点进行的考古工作表明,其他时代亦有类似的情况。如马林迪区域多数遗址的兴盛时代一般在9-15世纪左右,区域内相对次要的发掘地点,几乎没有出土中国瓷片。综合城镇和村落遗址在其他遗存方面——如房屋质地与结构、聚落规模等——的差别,我们或可认为城镇和村落正代表了当时不同聚居人群的阶层差别。因此,通过城镇这一“介质”,中国瓷片的出土显然更多指向了拥有财富或权力的精英阶层的聚居地。

  实际上,即便在城镇聚落内部,中国陶瓷的分布似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根据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结果,我们发现,这种在当地可能相当“高端”的物品残片的出土分布似乎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以曼布鲁伊遗址为例。我们在曼布鲁伊遗址共发掘12个区域(编号A-M),对其中10个发掘区的出土中国瓷片数量进行了统计,并除以发掘面积,由此得到可供比较的“指数”12,然后将其和发掘区与柱墓的距离进行了对应,结果如表1,指数变化与距离变化的对应趋势如图1、图2。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距离A区(柱墓区)的远近,与中国瓷器出土数量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负相关,即距离越远,数量越少。当然这一相关并不绝对。曼布鲁伊南部地区(K、L、M区)这种相关性就显得较为弱势。考古发掘毕竟类似于一种抽样结果,我们对发掘地点的选择,很可能并未覆盖到其他未被发现的密集埋藏瓷片的区域。不过,至少在已发掘的区域内,我们可以发现出土中国瓷片以柱墓为核心的出土分布趋势。同为外来陶瓷,伊斯兰釉陶残片在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分布则没有表现出相似的规律性。这表明,中国瓷片这一出土分布现象是其独有的。那么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柱墓与中国瓷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这种联系又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二、东非石质墓葬与中国瓷器——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柱墓为例

  想要进一步对柱墓与中国瓷器的关系进行分析,似乎有必要先对东非沿海的石质墓葬进行初步的了解。东非沿海的石质墓葬存在多种形式。威尔森(Wilson)曾对肯尼亚北部沿海各个遗址的重要石质墓葬进行收集,共收集建立于17世纪及其以前的石质墓葬75座。根据墓葬地表的营建状况,他将这些石质墓葬分为柱墓、小型柱墓、墓碑墓、混合墓(同时有墓柱和墓碑)、阶梯墓等多种类型,其中柱墓22座13。这表明柱墓在东非沿海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不过具体到单个墓地,柱墓所占的比例则较低。从霍顿(Horton)对上加墓地289座地表可见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将之分为9种类型14,其中柱墓仅3座。曼布鲁伊和马林迪的柱墓区聚集了大量中小墓葬,在墓区中,曼布鲁伊柱墓1座,马林迪老城有柱墓2座。在地表遗迹保存较为完好的格迪古城遗址,3座大型柱墓则分别与遗址内最重要的清真寺、宫殿紧密相连15。

  包括柱墓在内的多种石质墓葬,地表一般均存在用珊瑚石墙围筑而成低矮建筑。这些建筑的平面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其中的大型墓葬墓墙外侧多刻出拱形小门,门上或周围往往挖出碗形或盘形壁龛。这些壁龛用于粘结外来陶瓷碗盘,作为墓葬的装饰。然而由于围墙低矮,或粘结不牢,如今可见的许多壁龛中的瓷器多被破坏或窃取。不过,从如今地表残存的墓葬壁龛状况(图3),我们大体可以想象石质墓葬刚刚竣工时,贴满外来陶瓷碗盘的盛况。从这些例子来看,中国瓷器应当是当地营造石质墓葬时采用的重要装饰品。由此笔者推想,中国陶瓷围绕柱墓密集出土的情况,亦有较大可能存在于保留着其他石质墓葬的遗址中。只是我们目前尚未在其他考古报告中见到过类似的总结与描述,缺少相应的印证。

图3 帕泰(Pate)岛上西尤(Siyu)村石质墓葬

图4 曼布鲁伊遗址墓柱

  在此以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柱墓为例,管窥石质墓葬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两遗址石质墓葬形式较为单一,除了柱墓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种类的大型石质墓葬。英国考古学家柯克曼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对曼布鲁伊柱墓区和马林迪柱墓区进行过调查。162010-2013年间,我们对这两处柱墓进行了实地踏查和重新测绘。

图6 曼布鲁伊墓柱顶端龙泉窑瓷器

图7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8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凤纹)

图9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盘(莲池禽戏纹)

  曼布鲁伊遗址柱墓较为特殊(图4 、图5 ),按威尔森的归类方式,其应被归类于混合型墓,同时存有墓柱和墓碑。其墓柱已经断为数截,断裂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柯克曼估计其原高应在8.2米左右17。测量各残部后估计其原高可能在8.4米,墓柱原应位于整个墓葬的东侧。目前墓柱上部残余部分残高约1.8米,周长约1.6米。柯克曼描述墓柱剖面原为近似正十边形,每边0.38米左右(15英寸)18。墓柱柱头为半球形,顶部镶嵌有1个青瓷瓷盆(或罐)底,底部有刻划莲瓣纹,釉色青绿泛灰,灰胎,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图6)。墓柱柱头下侧部分做出上下双箍凸出,双箍部分磨损严重,但仍可略窥正十边形的端倪,柱身部分已磨损为圆柱体。在柱头下侧的双箍之间,形成近似的正十面体,每一面凿出1个圆形壁龛,每龛直径约0.2米,共计10个环绕一周。柯克曼20世纪50年代对曼布鲁伊进行考察时,壁龛中的10件瓷器数量仅缺1件,均为青花瓷器,4件为碗,5件为盘。19而目前仅有5壁龛上残存有中国青花瓷器残件。这5件青花瓷器中有3件为折沿盘,其中2件盘心图案为凤纹图(图7、图8),1件为莲池禽戏图(图9);与柯克曼的报道对照,可知另2件为碗的底部,碗心图案1件为鹿纹图(图10),1件为花卉鸣禽图(图11)。5件瓷器均施青白釉,胎质洁白细腻,青花料色纯蓝或深蓝,图案绘制较为潦草,综合各方面特征推测为明代万历、天启时代景德镇民窑产品。柯克曼报道的另外5件青花瓷器仅披露了黑白照片和简要描述,马文宽先生曾依照此文提供的黑白图片对这些瓷器进行辨识20,综合两文大体可知另外4件今已不存的瓷器,其核心图案,应还包括有塔楼亭石纹、双雀窝巢纹、水仙纹等几种类型。综合墓柱上的瓷器年代,则这一柱墓的修建年代应不早于17世纪初。曼布鲁伊残柱北部为残存墓葬围墙,从残迹看可分隔为4间,据地表遗迹推测原应有5间,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边宽约12.5米,短边宽约8.7米。东侧立有无字墓碑,碑顶弧形,碑高约3.2米,宽约1.6米。墓葬围墙部分未见用于镶嵌中国瓷器的壁龛。

图10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碗(鹿纹)

图11 曼布鲁伊墓柱残存青花瓷碗(花卉鸣禽纹)

  马林迪柱墓使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的方式有所不同。马林迪柱墓区共存在一大一小两座柱墓(图12)。墓柱均位于墓葬东侧。小柱墓通体素面,墓柱高约4.9米,墓墙高约1.2米,且无装饰(图13线图)。大墓柱高8.4米21,剖面为圆形,上粗下细,下部直径1.5米左右,顶端半球形,顶端下侧做出一箍(图14线图)。墓柱本身并未使用瓷器进行装饰,柱墓用珊瑚石砌围墙,地表部分高1.7米左右,柯克曼曾对其围墙部分进行想象复原,今在平面上仅残余四面珊瑚石墙围成四边形,长约4米,宽约3.2米。南北墓墙均匀雕出拱门6个,每个拱门上有2个用于镶嵌瓷器的壁龛,南壁右侧上方多出1个壁龛。西墙雕出一拱门二方窗,窗两侧各有两个长方形壁龛,门窗上方有壁龛11个;东墙柱墓两侧雕出4个拱门,拱门上方共计有方形小龛12个,小龛边长均约0.22米。综合四面墓墙,现存可见壁龛48个。不过,壁龛中的瓷器今已荡然无存。北侧尚有残墙,应为另一个墓。柯克曼指出,北侧残墓似应南侧大墓共用墓柱。此墓东侧围墙一龛中残存青釉瓷盘底部,釉色青绿发灰,釉层较薄,灰胎,器心浅印莲花,推测为明中晚期浙江龙泉窑产品(图15)。

图12 马林迪老城遗址的两座柱墓

  北侧残墓与柯克曼50年代调查时相比,已失去西侧围墙。柯克曼指出,当时在此残墓的东面和西面均有阿拉伯铭文,东侧铭文译为英文“These are remains of Sheikh Hasan son of (Abu) Bakr al Malek son of Sheikh Ali al Nebaa”22,指此墓是谢赫的墓葬。另一面的铭文柯克曼未能释读。笔者邀请阿拉伯语专业的学者浏览了几幅铭文,辨认出其中一段似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中的“非主”二字。这些铭文表明柱墓应为穆斯林的墓葬。

  此外,我们在调研马林迪遗址出土陶瓷时,发现两件标注为取自马林迪柱墓的青瓷碗。标本MALO5(原标本号MALINDI (15) O25),青釉碗残件,可复原。底径6,口径12,高7.7,厚0.6厘米。圆唇,敞口,斜曲腹,高圈足,足墙较高,足根斜削刮釉,足墙内外及底心不施釉。白胎微泛赭,稍粗。内外施黄绿釉釉,密布小开片,亚光。内外素面。推测为明代福建窑场产品(图16)。标本MALO6(原标本号:MNR I K (1) ),青釉碗残件,可复原。底径6,口径9,高3.3,厚0.5厘米。方唇,敞口,斜曲腹,隐圈足,足墙矮,足根、底心刮釉。灰白胎微泛赭,较细。内外施青绿釉泛黄,木光。外腹上部模印两道凸线纹,外腹模印成组短双竖线凸线纹。推测为明代龙泉窑产品(图17)。综合几件瓷器的年代,马林迪柱墓的年代应不早于15世纪中期。

图16 标本MAL05

图17 标本MAL06

图18 格迪遗址的大型柱墓

  曼布鲁伊柱墓和马林迪老城柱墓似可代表使用中国瓷器装饰墓葬的两种方式。曼布鲁伊柱墓用中国瓷器装饰墓柱,如奥姆维(Omwe)、伊莎卡尼(Ishakani)拉穆等遗址也有柱墓23也采用这样的方式,但存在镶嵌在墓柱顶部、上方、中部等多种情况。马林迪老城柱墓在墓墙上镶嵌中国陶瓷的方法似更为普遍,在乌瓜纳(Ungwana)24、格迪(图18)等诸多遗址发现有类似的方式。实际上,在石质墓葬的墓柱、墓碑、墓墙等位置,均不乏使用中国陶瓷装饰的例子,且有不少墓葬同时在多个部位镶嵌中国陶瓷。不过,如马林迪柱墓一般,在墓墙上镶嵌中国陶瓷的做法,似乎更为普遍。

三、石质墓葬之外的中国瓷器

  东非石质墓葬广泛采用中国瓷器进行装饰,这或许正是是上文所描述的出土中国瓷片数量与柱墓区距离呈负相关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还需要满足另一个条件,即聚落内部缺少同样能够密集消耗中国瓷片的区域。由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似乎确实如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东非沿海,中国瓷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装饰墓葬呢?

  从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出土的瓷片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现象。首先,很多中国瓷片的生产时间大大早于其所在堆积单位年代,即某些堆积单位出土的中国瓷片,同时混杂有早期瓷片和晚期瓷片。从陶瓷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看,其抵达销售市场的时间应当与生产时间差别不大。因此这种现象表明,有不少中国瓷器在当地应经过了较长的使用,因此会出现晚期堆积单位大量出土早期瓷片的现象;另外,有学者指出,不少中国瓷片上存在锔钉痕。25这表明中国陶瓷在当地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利用。这两点均表明了中国瓷片的珍贵和当地居民对它的重视,也暗示了我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中国瓷器应存在着装饰墓葬之外的其他用途。而一旦中国瓷器被镶嵌在墓葬上,其使用功能的全部可能性也就由此戛然而止了。正因如此,上段所描述的,中国瓷片围绕柱墓的聚集,更有可能表明了聚落内部相当一部分中国瓷器的最终使用方式,而并非中国瓷器唯一重要的使用方式,更不能涵盖中国瓷器在长时段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功能。

  在一些地表遗迹较为完整的遗址,我们或许能观察到中国瓷器在其他空间中的运用方式。实际上,从东非石质墓葬墓墙常常做出的拱门,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形式与清真寺的关系。石质墓葬所采用的拱门,是东非沿海清真寺常用的建筑方式。如清真寺最重要的功能空间——礼拜龛(Mihrab),就是做出拱门,内部为半穹窿式的空间,朝向麦加的方向。半穹窿式的空间能够让阿訇在带领穆斯林祈祷时,把声音较好地反射到大厅之中。石质墓葬上的拱门可能与清真寺的建筑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实际上,在东非海岸,在清真寺的建筑中凿出圆形壁龛镶嵌碗盘进行装饰,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清真寺的礼拜龛、天花板、门道乃至卫生设施中,均镶嵌中国瓷器的例子。如在格迪遗址大清真寺礼拜龛遗迹中,礼拜龛门上部、两侧及“门框”上,均凿出了圆形壁龛,与墓葬中用于镶嵌外来陶瓷的壁龛,完全一致,而在大清真寺旁边就有同样造出圆形壁龛和拱门的大型柱墓26(图19)。在基尔瓦(Kilwa)的清真寺房屋中,亦有做出圆形壁龛镶嵌碗的情况27。奇蒂克指出,基尔瓦遗址中,建筑镶嵌碗的情况多发生在拱顶或圆屋顶的房屋中。在西尤(Siyu)、帕泰(Pate)、姆瓦纳(Mwana)28、赤瓦卡(Chwaka)29、乌瓜纳30等许多遗址,清真寺礼拜龛做出圆形壁龛的情况十分普遍31。弗莱舍指出,赤瓦卡15世纪清真寺镶嵌了22个外来陶瓷,通过基尔瓦编年史和葡萄牙人的文献,推测这一清真寺为当地统治者资助建立。而镶嵌外来陶瓷则是为了展示统治者的好客,并提示自己的崇高地位。15-16世纪对于奔巴岛来说是充满竞争的时期,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力量。东非沿海这些清真寺遗址使用碗盘装饰的形式与石质墓葬十分相似。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应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东非沿海的石质墓葬最早或出现于13世纪,柱墓约出现于14世纪。32有学者认为从13世纪起,外来陶瓷就开始用于给贵族装饰墓葬33。石质建筑的修建约可追溯至12世纪,但12世纪的遗迹今多无存。13世纪存有少量石质清真寺,多数也残损严重。34因此,目前从时间上,我们尚难以判断,墓葬或清真寺,哪一种建筑空间先使用了外来陶瓷进行装饰。

图19 格迪遗址大清真寺的礼拜龛

  不过,从上文列举的材料或可看出,至少在14世纪之后,以清真寺为中心,亦应存在中国瓷器或外来陶瓷的密集分布区域。清真寺也采用镶嵌陶瓷的方式对建筑予以装饰,表明这也应是外来陶瓷的另一种最终消费形式。那么为什么在曼布鲁伊和马林迪老城的发掘中,并未发现清真寺作为分布中心对中国瓷片的出土分布形成干扰呢?

  结合格迪遗址和其他一些遗址的情况,我们发现,在东非海岸,最重要柱墓往往与最重要的清真寺修建在一起,即使在今天,清真寺的院落部分也往往被用作墓园。马林迪老城的柱墓旁边原修建有清真寺,后因残毁,被后人在原址上进行了重新翻修,从老照片上仍能看到曾经清真寺的断壁残垣(图20)。今天马林迪老城的柱墓,仍然位于翻修过的清真寺院墙之中。

图20 马林迪老城柱墓旧照

  与马林迪老城不同,曼布鲁伊柱墓区域仅残留有柱墓,地表并未保存有清真寺遗迹或翻修的建筑。不过经发掘,我们发现柱墓区域长期是曼布鲁伊聚落人群较为活跃的区域,处于聚落的核心地位,同时我们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大型卫生设施和多个精心修建的石质房屋基址,甚至有碎石铺就的地面遗迹。特殊卫生设施的发现、建筑基址的布局方式和其在聚落的核心地位,使我们推测柱墓区很有可能曾是曼布鲁伊大清真寺的所在地。基于这些情况,笔者推测,正是因为柱墓与清真寺往往处于相邻或相近的空间位置,才使得在发掘可见的空间范围内,中国瓷片的出土,呈现出围绕单个中心分布的状况。

  清真寺和石质墓葬对中国瓷器的使用,均是中国瓷器的最终消费形态。而中国瓷器稀少珍贵,在其最终消费方式发生之前,应存在其他方式的使用。马林迪区域发现的瓷器器型以碗类为大宗,盘类次之。碗盘的基本用途是作为餐饮容器。东非海岸社会保持了它们的这一功能,但其功能不止于此。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资料来看,进口的中国瓷器,作为来自海外的珍奇,一般被摆放在传统斯瓦西里35(Swahili)房屋卧室正对大门的墙壁上,用于展示。当外来重要宾客抵达时,主人将从壁龛上取用中国瓷器和其他珍奇,设宴款待。如伊本·白图泰到达摩加迪沙时,先是有人端着食品盘子上船邀请商人来家入住,用这种方式成为商人在当地的代理人,然后外来者受邀到主人家参加宴席36。上加、乌瓜纳、基托卡(Kitoka)等地均保存有这种石质墙壁遗迹。37弗莱舍认为这些外来陶瓷在招待外来商人的宴席中具有礼仪性的功效,而宴席的礼仪性作用是斯瓦西里城镇中构建、维系社会权力的关键部分38。

  在笔者看来,在这种社交性的宴飨中,使用中国瓷器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展示和传达主人想要传递的信息。盛装食物器皿的质量和等级,与食品的好坏一起,反映了主人的财富与实力,某种程度上将影响外来商人对本地代理人的选择。即便是在今天,正式的宴席往往也更多是社交的场所,而非品位美食的佳地。在这个类似于戏剧的场景下,每个人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自然也少不了合适的道具的运用。正因如此,宴会中使用中国瓷器的核心意义,在于彰显财富与实力,而彰显实力的方法,在于展示。而这正与卧室正对门的墙壁上设计壁龛具有相同的目的——通过展示财富与实力39,从而促进实际的商业贸易的开展。宴飨容器和日常展示,应是中国瓷器被镶嵌在清真寺或墓葬之前普遍的使用方式。而在宴飨中,展示是实现其传递重要信息功能的核心途径。房屋壁龛与墓葬、清真寺壁龛异曲同工,后两者应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而当我们回顾柱墓与清真寺使用中国瓷器的做法时,则会发现,中国瓷器在新的空间载体上,仍然是在通过展示发挥新的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瓷器被运抵非洲之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受到当地商业文化的影响,日益融入到当地社会的生活与文化之中,最终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功能的变化,其实现功能的核心途径也随之变化。远距离贸易和中国陶瓷本身的高质量,使中国陶瓷本身具有较高“附加值”,使其有机会在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东非沿海社会中成为财富与实力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其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渐渐被弱化,而其象征意义和背后所包含的信息则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意义和信息通过展示的方式向世人传达。笔者认为,这一情况,展现了中国陶瓷与东非沿海社会在互动过程中的功能重塑,是古代中国商品在异质文化的消费地中实现“本土化”的典型例子。

  四、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聚落中的功能变化

  从柱墓对中国瓷器的使用和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聚落的出土情况出发,结合其他遗址的遗迹现象,本文试图描绘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聚落的大体使用情况,并对其在东非沿海社会中的功能予以分析。从考古工作情况来看,在以曼布鲁伊遗址和马林迪老城遗址为代表的一些东非沿海聚落中,中国瓷片的出土存在着围绕柱墓等石质墓葬分布的情况,这应与中国瓷器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最终消费形式有关。清真寺对中国瓷器的使用,是中国瓷器的另一种最终消费形式,但因清真寺的位置往往与石质墓葬重合,因此在聚落中,中国瓷片的出土仅表现出对墓葬区的聚集。

  在最终消费形式发生之前,中国瓷器还存在其他的使用方法。综合历史文献、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可知,除了墓葬与清真寺,它们与东非海岸的高等级石质建筑均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而石质建筑则与贵族密切相关40,由此可知,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的使用,代表了高等级阶层人群的喜好和行为习惯。以碗盘为大宗的中国瓷器在运抵东非海岸中,确实发挥了其作为餐具的实用功能。但这种餐具功能的发挥,被赋予了某种礼仪性的功能,参与到了当地实际的商业贸易交流之中。其作为主人财富实力展示品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实用功能。正因如此,在其发挥实用功能的餐桌之外,中国瓷器还占领了卧室大门正对的墙壁,在日常生活中,其在卧室壁龛中停留的时间要远远胜过其在餐桌上的时间,而在这些时间中,它们并不是多在角落中甘于寂寞,而是处在最显眼的位置吸引观者的目光。因此,笔者认为,原本作为餐具的中国瓷器,因东非沿海聚落内部商业运作模式的需要,其核心功能逐渐由实用盛器而转化为了陈列器皿,展示成为实现其所有者用意更核心的途径。同时,这一情况也昭示着东非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瓷器的一个终端消费市场。霍顿指出,这一展示,使得中国瓷器完成了去商品化的过程,并成为斯瓦西里贵族阶层地位和文明程度的象征。41

  中国瓷器应用于墓葬与清真寺的装饰,或表明其还有一定超精神的功能。42但中国瓷器并未因这些功能而被深埋于地下,反而被广泛地运用于最为核心的视觉位置。表明这些功能实现的途径,仍然是展示。清真寺礼拜龛,石质墓葬的墓墙和墓柱,石质建筑客厅的主墙,都是建筑本身最核心的空间,中国瓷器出现于此,强烈地吸引着观者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从考古工作的情况来看,在马林迪区域内三个重要的遗址,曼布鲁伊遗址、马林迪老城遗址和格迪古城遗址,大型柱墓及相关的清真寺均处于聚落中最为核心的位置。这表明带有柱墓的清真寺应是当时聚落内公共生活的核心空间。中国瓷器的出土分布规律与核心空间重合,客观上表明了这些聚落中的中国瓷器,以展示的形式,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非沿海社会中,中国瓷器作为餐具的实用功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适应于当地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中国瓷器在社会交流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而展示则成为了其实现功能最主要的方式。这一情况反映出,商品跨文化的传递,往往会发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发生“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在生产地被赋予的功能被削弱甚至被消灭,而伴随着消费地的需要,另一些功能被开发或强化,相应地,实现功能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附记: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9-15世纪斯瓦西里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16CKG016,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资助,项目编号为15ZDB057.

  注释:

  1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2 关于两遗址的发掘情况参见:秦大树、丁雨、戴柔星:《2010年度北京大学肯尼亚考古及主要收获》,《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2)》,页247-2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丁雨:《肯尼亚滨海省马林迪老城遗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页127-135;3秦大树、丁雨、刘未:《2012年度中国和肯尼亚陆上合作考古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4月26日第8版。

  4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见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页679-69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 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页32-49。

  秦大树《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观察》,见秦大树、袁旔主编:《2011古丝绸之路——亚洲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61-82,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5 刘岩等:《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 2012年第11期,页37-60。

  6 丁雨:《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及马林迪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7 Horton, M. 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London: The British Insititute in East Africa, pp.244,272-273.

  8 Zhao,B.(2013).‘Luxury and Power: The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eramics in Medieval Swahili Material Culture’. Orientations(4),pp.71-78.

  9 丁雨、谢西营:《拉穆群岛考古概述及出土中国瓷器介绍》,《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第2期,页123-130。

  10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Zhao,B.(2013).‘Luxury and Power: The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eramics in Medieval Swahili Material Culture’. Orientations(4),pp.71-78.

  11 Fleisher, J. B.(2003)Viewing stonetowns from the countryside: a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Swahili regional systems, AD 800-15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pp.391-393.

  12 此处“指数”借用经济学指数的概念,即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相对数。

  13 Wilson, T. H. (1979) Swahili funerary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 Kenya coast. In Allen, J. D. V., & Wilson, T. H. Swahili houses and tombs of the coast of Kenya. London: Art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Papers, pp.33-46.

  14 Horton, M. C.(1996)Shanga: The archaeology of a Muslim trading community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London: The British Insititute in East Africa, pp.63-76.

  15 Kirkman, J.S.(1954)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85.

  16 Kirkman, J.S.(1958)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i and Mambrui’.Oriental Art (4),pp.55-67.

  17 Kirkman, J.S.(1958)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i and Mambrui’.Oriental Art (4),pp.55-67.

  18 Kirkman, J.S.(1958)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i and Mambrui’.Oriental Art (4),pp.55-67.

  19 Kirkman, J.S.(1958)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i and Mambrui’.Oriental Art (4),pp.55-67.

  20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图版壹拾玖-图版贰拾壹,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21 柯克曼在其文章中并未描述马林迪墓柱的具体高度,但对照其线图和比例尺,可算出在他的图中,从与本次测绘的位置计量,墓柱高约9.4米。不过其墓柱的柱头部分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揣测当时可能因缺少必要工具,对马林迪墓柱的测绘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暂取本次测绘的结果8.4米。

  22 Kirkman, J.S.(1958) ‘The Great Pillars of Malindi and Mambrui’.Oriental Art (4),pp.55-67.

  23Wilson, T. H. (1979) Swahili funerary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 Kenya coast. In Allen, J. D. V., & Wilson, T. H. Swahili houses and tombs of the coast of Kenya. London: Art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Papers, pp.33-46.

  24 Kirkman J. S.(1966)Ungwana on the Tana. The Hague: Mouton, pp.117.

  25 Zhao,B.(2013).‘Luxury and Power: The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eramics in Medieval Swahili Material Culture’. Orientations(4),pp.71-78.

  26 Kirkman, J.S.(1954)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61.

  27 Chittick H N. (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pp.306.

  28 Wilson, T. H. (1979) Swahili funerary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 Kenya coast. In Allen, J. D. V., & Wilson, T. H. Swahili houses and tombs of the coast of Kenya. London: Art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Papers, pp.33-46.

  29 Fleisher, J. (2010). ‘Rituals of consum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easting on the Eastern African coast, AD 700–1500’.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23(4),pp.195-217.

  30 Kirkman J. S.(1966)Ungwana on the Tana. The Hague: Mouton, pp.82.

  31 Garlake P.(1966)The early Islamic architecture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pp.62-63.

  32 Wilson, T. H. (1979) ‘Swahili funerary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 Kenya coast’. In Allen, J. D. V., & Wilson, T. H. Swahili houses and tombs of the coast of Kenya. London: Art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Papers, pp.33-46;Kirkman J. S. (1964) Men and monuments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Lutterworth, pp.91.

  33 Horton, M.C. & Middleton, J.(2000) The Swahili.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pp.112.

  34(塞内加尔)D.T.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页386,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1992年。

  35东非沿海是最主要的斯瓦西里文化区域,人群使用斯瓦西里语。斯瓦西里人群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36(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李光斌译:《异境奇观》,页245,海洋出版社,2008年。值得注意是,在李光斌先生译自阿拉伯文的译文中,盛食物的器皿是“盘”,然而在我们的发掘中,当地陶器和伊斯兰釉陶都不存在“盘”这个器型。假如翻译无误,且今天我们描述的“盘”的所指与阿拉伯文中的所指相同,那么这些盘只可能是中国陶瓷制成的。

  37Allen, J.de.V.(1979) ‘The Swahili house: cultural and ritual concepts underlying its plan and structure’. In Allen, J. de V. & Wilson, T. H. Swahili houses and tombs of the coast of Kenya. London: Art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Papers,pp.1-32.

  38 Fleisher, J. (2010). ‘Rituals of consum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easting on the Eastern African coast, AD 700–1500’.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23(4),pp.195-217.

  39 Wynne-Jones S. (2007)’Creating urban communities at Kilwa Kisiwani, Tanzania, AD 800-1300’. Antiquity, 81(312), pp.368-380.

  40 Horton, M.C. & Middleton, J.(2000) The Swahili.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pp.116.

  41 Horton, M.C. & Middleton, J.(2000) The Swahili.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pp.112.

  42赵冰女士指出,对于斯瓦西里人而言,外来陶瓷或可作为超精神力量象征物的,外来陶瓷放置于卧室可以帮助女性辟邪,瓷器碎片可当做护身符佩戴。见Zhao,B.(2013).‘Luxury and Power: The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eramics in Medieval Swahili Material Culture’. Orientations(4),pp.71-78.

  编者按:原文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年5期 ,第133—145页。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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