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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原召: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2019-03-25 14:03:08   来源:《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    作者:孟原召   点击:

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

孟原召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一 概说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商周时期已生产出原始瓷器,至东汉晚期烧造出了成熟瓷器;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达到了新的水平,并形成了以“南青北白”为主要特征的制瓷手工业分布格局;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类别增多,达到了空前繁荣;明清时期的瓷业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尤以景德镇窑的发展最为突出,产品则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丰富多彩的彩瓷和单色釉瓷等1 。中国古代的瓷器,不仅受到国内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同时,也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海外地区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应属于非商品类瓷器,如赏赐品、礼品等,此类数量有限;另一类则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的瓷器,这类最为常见,而且数量非常大,一般称之为“外销瓷”2,也有学者称为“贸易陶瓷”、“外贸瓷”等 3,本文所论即是这类外销瓷器。

  中国古陶瓷的外销,是与古代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亦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这在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中均有明确反映。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贸易往来 4,《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载有黄门设“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5 。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6,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7,特别是唐代以来海外贸易逐渐繁荣8 。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与海外市场的需要,陶瓷器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 9。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0;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器”、“青瓷器”等博易 11;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12 ,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明初太祖诏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13,至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在颁行海禁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官方朝贡贸易,瓷器成为郑和船队对海外各国交易的物品之一 14,如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换易或买卖交易使用“中国青磁盘碗”、“中国青花磁器”、“青磁盘碗”、“磁器”等 15,费信《星槎胜览》所记货用“青白花磁器”、“青花白磁器”、“青白磁器”、“磁器”等16 ,巩珍《西洋番国志》则记有“中国青磁盘碗”、“青花磁器”、“磁器”17,这些记载是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外销海外地区的重要资料。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相继来华贸易,物美价廉的中国瓷器是其竞相采购的商品之一 18,这在荷兰、英国等商船档案中均有记载,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即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 19,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行销区域与规模均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贸易地区外,扩大到了欧洲、美洲等地。

  同样,在海外地区遗址的考古发现及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中有着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陶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 21、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等,已有少量流传 22。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晚唐、五代时期,陶瓷器开始大批销往国外地区,特别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受海外贸易政策的支持和影响,掀起了中国陶瓷外销新的高峰,特别是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以国外市场为主要消费地的窑场,尤其是南宋、元代,以名窑和以仿烧名窑产品为主体的各窑场生产的各类瓷器,大量输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和品种较之宋、元时代有了很大变化,海外贸易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江西景德镇民窑、福建漳州窑和德化窑、广东石湾窑、江苏宜兴窑等诸多窑场的陶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并在亚洲、非洲基础上,还广销至欧美地区。

  因陶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运输。因此,除了海外消费地外,在这条海上贸易航线上,由于种种原因也遗留下了一大批古代沉船遗址或水下遗物。这些水下遗存中,陶瓷器又因易于保存,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一点在唐代以来的沉船中体现尤为明显。例如,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其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可知该船应为唐代晚期23。南宋时期南海海域的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24、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南海Ⅰ号沉船25,所装载的陶瓷器大约可达上万件乃至数万件;元代晚期沉没于朝鲜半岛海域的新安沉船装载的中国瓷器也多达2万余件 26。明代晚期的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瓷器近3万件27;沉没于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清代中期沉船出水瓷器有17000多件28。明清时期的西洋商船的装载量一般都较大,船货类别丰富多样,所载瓷器少者几百、上千、几千余件,多者可达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余件以上。比如,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商船“圣•迭戈号”(San Diego)出水文物达34407件,其中瓷器有5671件29 ;1745年沉没于距离目的地哥德堡市不远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Gotheborg),装载有2388捆瓷器、2677箱茶叶、19箱丝绸等约700吨物品,中国瓷器竟可多达50万余件30;175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1985年由英国人迈克尔•哈彻打捞出水15万件景德镇窑瓷器和125块金条或金锭(即Nanking Cargo,“南京货”),由佳士得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 31,根据航海日志记载,该船装载有瓷器239200件、漆器625件、丝绸5240匹、茶叶686997公斤以及木材、金条等货物32;1822年沉没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泰兴号”(Tek Sing)商船打捞出的青花瓷器也多达35万件33。兹举数例,中国外销陶瓷器在各个时期海外贸易中之分量,由此可见一斑。这条历史悠久、不断发展的海上贸易线路,又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

  在中国陶瓷器外销的过程中,国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这包括瓷器品种、类别甚至技术等多个方面,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同时,中国的制瓷技术对国外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

二 唐五代时期

  唐代早期瓷器的对外输出,多是通过陆路进行,一条经由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向西至中亚、西亚等地;一条则是经东北地区至朝鲜半岛,再到日本。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故数量不多。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时期已主要依靠海路对外输出,由当时的主要港口扬州、广州、明州等地出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地区,主要是东南亚、西亚和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35,并形成了中国陶瓷器外销的第一次高峰36。

  唐、五代时期的外销瓷器主要发现于日本37 、朝鲜半岛38 、东南亚各国39等,如日本的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40、博多遗址群41、京都府长冈京遗址42、平安京遗址与奈良平城京遗址43,朝鲜半岛的海州龙梅岛44,东南亚的沙捞越地区45,西亚的伊朗46、非洲埃及福斯塔特遗址47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的出土。

  此外,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48、印坦沉船49、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50也打捞出水了大批中国瓷器,而处于贸易航线上的福建平潭海域51、澎湖地区52、西沙群岛海域53等也有发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有瓷器、金银器、铜镜及其他金属器等,船货中以瓷器为主(图1),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青花、白釉绿彩瓷器,其中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再结合船体结构形态,可以推断该船为唐代晚期的阿拉伯商船。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水越窑青瓷达30余万件,另有一些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白瓷器(图2)54。

  这一时期的外销陶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义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安徽、福建、广东地区55所产的一些瓷器也销往海外,如福州怀安窑56。

  唐、五代时期形成的“南青北白”的制瓷手工业生产格局,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外销瓷器以青釉、白釉瓷器为主。越窑青瓷多见于日本、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一些地区57,而在一些沉船如井里汶沉船中也以越窑青瓷为主58。这些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生活用器,器类有碗、盘、盂、罐、盒、执壶、盆等,以碗、盘居多。胎质细腻,胎色一般为灰色或浅灰色,碗内底心多见有支钉支烧痕迹或残留有多枚支钉。白釉瓷器的外销主要是河北的邢窑、定窑,较早多是邢窑,晚唐、五代则逐渐变为定窑,还有河南巩义窑,南方地区则有繁昌窑等。日本奈良、京都、福冈、伊拉克萨玛拉、伊朗西拉夫、埃及福斯塔特等遗址出土较为集中。器类有碗、盘、杯、执壶、唾盂等,以碗为主,多为玉璧形底。唐代晚期长沙窑瓷器大量行销海外59,以日本和西亚地区出土较多60,特别是京都、福冈、西拉夫、萨玛拉等最为集中。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邢窑、定窑等具中国传统风格的瓷器不同,它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要,造型和装饰方法方面吸收了西亚的风格。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器型以执壶、双系或四系罐的数量最多。器物装饰有釉下彩绘、模印贴花,题材丰富,内容有人物、瑞兽、鸟类、花草等。彩绘装饰以线描为主,多为褐彩,有的泛红、紫、绿等色,线条流畅,粗犷洒脱。执壶肩部多模印贴花(图3),有的贴有外国人物图案,明显带有异域色彩。此外,唐代巩义窑创烧了青花瓷器61,20世纪70年代曾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数片瓷片62,“黑石号”沉船也出土了3件完整的青花瓷盘(图4),十分珍贵。这些海外发现的外销陶瓷器的器物特征、装饰风格与国内窑址及其他遗址出土的瓷器一致。

  随着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商人不仅将大批的瓷器输往国外各地,而且也促进了制瓷技术的交流。一方面,一些瓷器风格受到海外因素的影响63。特别是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以及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青花菱形花草纹图案等,应是受到了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影响64。而一部分瓷器的器物造型也模仿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65。另一方面,中国的制瓷技术这一时期开始流传到国外地区。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66的仿制成功,虽其均属陶器,但制作方法却来自唐三彩器,甚至中东地区三彩陶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67。此外,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五代时期,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窑址集中于朝鲜西南部的京畿道仁川、全罗南道高兴郡68、全罗北道高敞郡等地69,这明显是受到浙江越窑的影响,进而开始了烧造高丽青瓷。

 三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活跃70,由于海外市场的需要,陶瓷器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据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贸易商船所载“货多陶器”,这一时期文献中对瓷器外销记述最为集中的是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71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72。赵汝适曾任福建路市舶提举,根据商舶往来记述了当时海外各国概况,其中提到了番商以瓷器“博易”的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啰安、细兰、阇婆、南毗、故临、层拔、渤泥、麻逸、三屿、蒲哩噜等国及附属一些地区,提到了“青瓷器”、“青白瓷”、“白瓷器”三个品种。汪大渊则曾两次浮海南洋,根据见闻记述成书,其中提及作为“贸易之货用”的瓷器有50多个地区,如琉球、三岛、无枝拔、占城、丹马令、日丽、麻里噜等,涉及的瓷器品种有“青白花”、“青白”、“青磁器”、“青器”等,有的还具体到窑口如“处州磁器”,有的则谈到器类如盘、碗、壶、瓶等,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瓷器外销资料73。

  此外,由于宋元时期是制瓷手工业发展的繁荣阶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陶瓷器的外销和制瓷技术交流也达到了新的高峰74。这一时期,不仅各大名窑产品行销海外,如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75、景德镇窑、建窑、德化窑等,而且在华南沿海地区76,特别是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等沿海贸易港口附近区域,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窑场,如广州附近的西村窑77,福州附近的闽清义窑78,泉州附近的泉州窑、磁灶窑79、南安窑等。这些窑场一般多是仿烧名窑瓷器,以景德镇窑青白瓷器、龙泉窑青瓷器为主80,而其消费市场则多为海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向型的制瓷手工业生产体系81。

  这一时期,国外发现的中国瓷器不仅范围扩大82,遍及日本83、朝鲜半岛84、东南亚85、南亚86、西亚87、非洲东海岸88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89,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五代时期。

  宋元时期海上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90,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外销的事实。中国沿海有福建莆田北土龟礁一号沉船(图5)91、连江定海湾白礁一号沉船92、平潭大练岛西南屿宋代沉船93、大练岛元代沉船(图6)94、漳州龙海半洋礁一号沉船(图7)95,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南海I号沉船(图8)96,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存数量众多97,如华光礁一号沉船(图9)98 、石屿二号沉船99;东南亚海域也不少沉船发现100,如菲律宾碎浪礁沉船101、调查员沉船102,马来西亚丹戎新邦沉船103、玉龙好沉船104,印度尼西亚哲帕拉沉船105、鳄鱼岛沉船106、爪哇海沉船107等;朝鲜半岛海域则有新安沉船108。其中,南宋时期的广东台山南海Ⅰ号沉船、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所装载的陶瓷器大约可达上万件乃至数万件,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和青白瓷、福建青瓷、闽清义窑和晋江磁灶窑瓷器等;元代晚期沉没的新安沉船所装载的中国瓷器多达2万余件,以龙泉窑青瓷居多,还有产自于磁州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赣州七里镇窑、金华铁店窑和福建地区窑场的白瓷、青白瓷、黑瓷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沉船中所载陶瓷器有着不同的品种组合,多是来自不同窑场;即使是同一沉船中发现的瓷器一般也是来自不同地区、多个窑场的产品。

  宋元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以青釉瓷器、青白釉瓷器为主,也有不少黑釉瓷器、白地黑花瓷器、酱釉瓷器、白釉瓷器、钧釉瓷器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器。由于水路交通发达,运输便捷,瓷器的产地不限于沿海地区,内地许多窑场的产品也大量外销。这些窑场主要有北方地区的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钧窑等,以及周边的一些其他窑场;南方则有江西的景德镇窑、七里镇窑、吉州窑等,浙江的越窑、龙泉窑(图10),福建的松溪窑、浦城窑、建窑、南平茶洋窑、武夷山遇林亭窑、将乐窑、闽清义窑、莆田窑、德化窑、晋江磁灶窑、南安窑及附近各窑等109,广东潮州窑、广州西村窑等110,其中以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仿龙泉窑的箆点划花青瓷、磁灶窑酱黑釉和绿釉瓷器颇具代表性,数量也较多。外销瓷器的器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普通生活用器,主要有碗、盘、碟、盒、执壶、罐、瓶等;一类是国内极少使用、多用于满足海外市场需要的器物,如军持111、小口瓶112、小罐、大罐等,而元代后期的青花瓷器中一些器型较大、花纹复杂的大盘、大碗、罐、瓶等,多见于中东伊斯兰地区(图11),这与当地的喜好有很大关系113。这时期海外贸易航线大体有以下几条:一是由明州港出发至朝鲜半岛、日本各地;二是由福州港出发,至台澎地区,再至琉球、日本或菲律宾地区;三是由福州、泉州、广州等港口出发,沿南海航行至东南亚各岛及中南半岛,或转易港口,再至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从海外地区和沉船发现来看,宋元时期陶瓷器的输出港口与窑口(产地)、目的地等有着较大关系114。

  瓷器的输出,往往伴随着制瓷技术的交流,这在宋、元时期体现尤为明显。瓷器的风格,一方面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器形、器类、纹饰等均有体现 ,包括青花瓷器、华南沿海窑场的个别器类等,山西浑源窑等一些窑场的青地白花瓷器可能与高丽青瓷、粉青沙器有着密切关系116。另一方面,宋元瓷器对国外瓷器或陶器又有着一定的影响,如高丽青瓷“大概相类”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117、镶嵌青瓷118,日本的灰釉陶器和绿釉陶器119,越南李、陈两朝的陶器,伊斯兰陶器120,等等。

  朝鲜半岛在10世纪引入青瓷和龙窑、M形匣钵等之后,继续发展并吸收浙江越窑比较成熟的技术,烧制出了质量较高的青瓷、白瓷121,如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桂栗里窑122、龙云里窑123等,依山而建,由火膛、窑室、出烟孔等几部分组成,并设有10余个投柴孔,为平焰式斜坡龙窑。其后,大概在南宋末至元初,约13世纪左右,半倒焰式分室龙窑由华南沿海地区传至朝鲜半岛,如全罗北道扶安郡山内里镇西里窑(图12)124,这应与福建德化屈斗宫窑址等有着一定关系。

四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制度发生较大变化。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是古代航海史的创举,其后因沿海局势不稳,除开展官方朝贡贸易之外,采取闭关政策125,至明代中后期开放海禁,东印度公司等欧洲商船频繁来华贸易126,使得明末清初成为这一阶段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阶段,清代中期以后,欧美商船的海外贸易仍较为发达。这一阶段瓷器的外销也是随着贸易制度的变化而兴衰的。明代前期瓷器的对外输出,较之宋元时期锐减,虽实行海禁,但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一直不断127。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特别是明末清初,欧洲商船竞相来华贸易,瓷器是其重要采购商品之一,中国瓷器的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28,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广彩瓷器、纹章瓷等。

  这一时期陶瓷器外销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越南129、泰国130、菲律宾131、印度尼西亚132、马来西亚133、新加坡134、文莱等135,西亚的伊拉克、伊朗等136,非洲137的埃及138、坦桑尼亚 139、肯尼亚140等地。最为突出的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141,甚至美国142、澳洲等地,成为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这在东印度公司大量的文献档案中均有记录143,瓷器的使用已经遍布欧洲各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水下考古在亚洲地区的开展144,特别是南海海域145,发现了一批明清时代的沉船,打捞出水了大量的中国瓷器146。中国沿海海域的浙江渔山小白礁一号清代沉船(图13)147、福建平潭老牛礁明代中期沉船(图14)148 、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图15)149,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明代晚期沉船(图16)150,西沙群岛北礁三号沉船151等;菲律宾巴拉望海域的皇家舰长号、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152,利纳浅滩沉船153,潘达南岛沉船154,吕宋岛圣安东尼奥沉船、维达号沉船155,好运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图17)156,苏禄海格里芬号沉船(1761年)157;泰国湾帕提亚沉船158、西昌岛一号、二号沉船159,越南海域富国岛沉船160、平顺沉船161、头顿沉船(约1690年)(图18)162、金瓯沉船(1723-1735年)(图19)163,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图20)164 、马六甲海域沉船165,印度尼西亚海域中国帆船号(哈彻)明末沉船166、荷兰东印度公司哥德马尔森号商船(1752年)167、迪沙如号沉船168、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169,等。大西洋海域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沉船(1745年)170,法国东印度公司康迪王子号沉船(1746年)171,荷兰东印度公司毛里求斯号沉船(1609年)172、白狮号沉船(1613年)173、乌斯特兰号沉船(1697年)174、奈伦约号沉船175,等;非洲东海岸肯尼亚蒙巴萨耶稣堡外的葡萄牙圣安东尼奥•唐纳号沉船(1697年)176,等;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也有其他一些装载中国瓷器的沉船发现。

  从海外地区及沉船中陶瓷器的发现看,明清时期陶瓷的外销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东溪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器为主 ,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常见,清代还有宜兴紫砂壶、石湾窑陶瓷器。青花、五彩瓷器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有碗、盘、碟、壶、瓶等,一般用作餐具、茶具、咖啡具等,一般成套使用。器形较大的罐、瓶等也十分常见,多用于盛储或者摆设。青花的色泽较为浓艳,纹样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为花卉纹、花草纹、博古图案、人物图案、西洋题材的图案等。其中一类青花瓷器的装饰为多开光图案,绘制山水、花卉、果实、人物、帆船等,明显带有西洋特色,器类有盘、碗、瓶等,以盘最为典型,这类瓷器国内很少使用,却大量输往欧洲,因葡萄牙“克拉克”商船装载,欧洲人不明其产地,而称之为“克拉克瓷”178。五彩瓷器以红、蓝、绿、黄等色绘制图案,色彩明快艳丽。有的白瓷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制成彩瓷,即“广彩”179,图案多西洋题材。德化窑白釉瓷器的对外输出也颇具规模,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180,胎质细腻,色白莹润,器类有盒、碗、盘、杯、塑像等,还有不少是西洋人物的雕像,生动逼真。

  这一时期,出现了国外订烧的瓷器,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 181这类瓷器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均有详细说明。还有定制带有徽章的瓷器,即“纹章瓷”182,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明清时期制瓷技术的交流,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大量吸收外来因素,尤其是订烧的瓷器,融入了西洋风格的造型、图案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183。另一方面,制瓷技术进一步影响朝鲜半岛,并传入了日本、欧洲各地。朝鲜李朝时期受到明清制瓷手工业的影响,白瓷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烧造了青花瓷器、铁绣花瓷器等品种184;窑炉技术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分室龙窑,如忠清南道公州郡反浦面鹤峰里窑 185、鸡笼山窑186,并从福建漳州地区引入了阶级窑,逐渐发展为横室连房式阶级窑,还使用了伞状支烧具,如京畿道丽州郡今五里窑187。日本于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分室龙窑,如歧阜县土歧市泉町定林寺窑;16世纪末、17世纪初,引入了横室连房式阶级窑188,如长崎县大村市阴平町土井浦窑、佐贺县西松浦郡有田町原明窑189、上白川区天狗谷窑190,以及19世纪的熊本县天草郡天草町高浜窑191、爱知县濑户市西茨町勇右卫门窑192等,这些窑炉的形制与福建平和漳州窑、华安和南靖东溪窑、德化窑等华南沿海地区的横室连房式阶级窑基本一致193,其窑具和装烧工艺也与闽南地区有一定的联系;还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即“染付”、“赤绘”,多仿自景德镇青花瓷器,在欧洲市场上与中国瓷器相竞争。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这一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194,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次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成为其杰出代表。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英国的威基伍德烧制的奶色陶瓷也风靡一时。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195,离不开中国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虽然明、清政府采取了保守的海外贸易政策,加之日本瓷器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但是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大和欧美商船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瓷器的外销在这一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外销区域大为扩展,数量激增,直至清代中期仍保持一定规模。其后,随着德国、法国等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中国瓷器的外销逐渐衰落。

  综上所述,这条与北方陆路贸易的“丝绸之路”相呼应,以丝绸、瓷器和晚期的茶叶为主要对外输出商品,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特征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后世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196。而这些海外地区遗址以及处于海上航线沉船中发现的外销陶瓷器,作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商品,是海外贸易史研究中最为突出、最具说服力的实物资料。一般而言,它们从当时的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转易他港,或由明州、福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在这条古代沟通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上,陶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因而,这条不断发展扩大的中国古代陶瓷器的海外贸易线路,有学者又称之为“陶瓷之路”197 或“海上陶瓷之路198 。

  注释: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叶喆民:《中国陶瓷史》,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2 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第14-21页;李锡经:《中国外销瓷研究概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总第5期,第53-55页;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第11-13页;(日)阪井隆夫:《遺品に基づく:貿易古陶磁史概要》,京都:株式會社京都書院,1989年。

  3 中国瓷器的“外销”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始于20世纪中叶,如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一书即使用了“外销陶瓷”;70-80年代,中国学者随之掀起了古外销陶瓷研究的热潮,并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推动了这项颇具中外文化交流范畴的研究。对此类瓷器的称呼,日本学者称作“贸易陶磁”(如日本的贸易陶磁研究会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办的年会及论文集《贸易陶磁研究》等);英文一般用为“Trade Ceramics”、“Export Ceramics”或“Trade Porcelain”、“Export Porcelain”。根据中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销售情况来看,其市场是相当复杂的,如一处窑场所产瓷器,往往是既可满足当地或国内市场需要,也有一部分可销往海外地区而满足海外市场需要,因而,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存有疑义。据香港学者苏基朗的概括:“顾名思义,外贸瓷(Trade Ceramics/ Export Ceramics)当然也是一种商品陶瓷,它和一般商品陶瓷的重要差别,在其主要目的的市场,既非本地区域市场,亦非其他国内市场,而是出口市场。”并且他还认为“生产陶瓷时目的主要是国内市场,制成品最后仍可以销到海外市场”的“输出的陶瓷”,“都符合外贸瓷的定义”。这就明确了外销瓷的内涵与范畴,其是与海外市场息息相关的。事实上,输往海外地区的陶瓷也主要是“外销瓷”。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对“外销瓷”最为普遍的看法,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涵义,并沿用较为通用的“外销瓷”这个名称。参考:苏基朗:《两宋闽南广东外贸瓷产业的空间:一个比较分析》,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40),1997年,第125-172页,引文参阅第126页。

  4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5 [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1页。

  6 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英)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 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谢方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版;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8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韩振华:《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

  9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权奎山、孟原召:《古代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10 [宋]朱彧撰:《萍洲可谈》卷二,李伟国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11 [宋]赵汝适撰:《诸蕃志》,杨博文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2 [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据红格本影印,《钞本明实录》第一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349页。

  14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

  15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

  16 [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

  17 [明]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18 朱杰勤:《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09-121页。

  19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1682), Leiden, Holland: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1954.

  20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第20-24页;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第14-21页;韩槐准:《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文物》1965年第9期,第57-59页;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21 (韩)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第88-113页。

  22冯先铭:《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0年总第2期,第14-21页;唐星煌:《汉晋间中国陶瓷的外传》,《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106-110页;唐星煌:《汉唐陶瓷的传出和外销》,《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7-148页。

  23 Michael Flecker. 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 29(2), 2000, pp. 199-217; Michael Flecker. A Ninth 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Vol. 32(3), 2001, pp. 335-354; Michael Flecker. 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Addendu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37 (2), 2008, pp. 384-386; Krahl, Regina, John Guy,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Smithsonian Books, 2011;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原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第1-60页,后收入氏著:《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第81-134页。

  24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著:《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另据2007-2008年华光礁一号沉船发掘出水资料。

  25 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28-31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011年“南海Ⅰ号”的考古试掘》,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南海Ⅰ号”考古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2014年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12期,第56-83页;另据1989-2004年南海Ⅰ号沉船调查资料(《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和2014-2015年南海Ⅰ号沉船发掘资料。

  26 (韩)文化财厅、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新安船》Ⅰ、Ⅱ、Ⅲ,木浦: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2006年;(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资料编)》Ⅰ、Ⅱ、Ⅲ,1983、1984、1985年;(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编)》,高丽书籍株式会社印刷,1988年;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45-254页;(韩)郑良谟著、程晓中译:《新安海底发现的陶瓷器的分类与有关问题》,《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4-98页。

  2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第39-46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28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编著:《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东海平潭碗礁1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队:《“东海平潭碗礁1号”沉船水下考古的发现与收获》,《福建文博》2006年第1期,第3-10、17页;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编著:《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29 Cynthia Ongpin Valdes, Allison I. Diem, Saga of the San Diego(AD1600), National Museum, Inc. Philippines,1993; Franck Goddio,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aris, 1996;(日)森村健一著、曹建南译:《菲律宾圣迭戈号沉船中的陶瓷》,《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70-73页。

  30 Berit Wastfelt, Bo Gyllenevard, Jorgen Weibull, 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en Gotheborg, Forlags AB Denmark, 1991; 辛元欧:《瑞典的航海船舶博物馆与水下考古事业》,《船史研究》1997年总第11-12期,第200-214页;龚缨晏:《哥德堡号沉船与18世纪中西关系史研究——读<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0-395页。

  31 此次拍卖活动于198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引起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建议我国发展水下考古事业。经多方推动,中国自此开始着手筹建水下考古,于1987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设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距今恰好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最引人注目、数量最多的发现仍是各时期沉船或遗址中的外销陶瓷器。

  32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Amsterdam, 1986; Christiaan J. A. Jörg, The Geldermalsen: History and Porcelain, Groningen: Kemper Publishers, 1986; Michael Hatcher with Antony Thorncroft, The Nanking Cargo,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7;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Christie's, 1988; 黄时鉴:《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6-480页。

  33 Fritz Nagel,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Nigel Pickford and Michael Hatcher,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ambridge: Granta Editions, 2000; 郑炯鑫:《从“泰兴号”沉船看清代德化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文博》2001年第6期,第49-50页。

  34(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大阪:創元社,1968年;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35 唐星煌:《汉唐陶瓷的传出和外销》,《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7-148页;苏垂昌:《唐五代中国古陶瓷的输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93-101页。

  36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第32-49页。

  37 (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1975年;(日)矢部良明著、王仁波、程维民译:《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第2-26页;(日)長谷部樂爾、今井敦編著:《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第12卷,東京:平凡社,1995年;苌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刘兰华:《唐代陶瓷与中日文化的交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第101-107页。

  38 (韩)國立大邱博物館(Daegu National Museum):《中國陶磁器》(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艺脉出版社,2004年。

  39 韓槐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澳)魏约翰著、苏怡和译:《东南亚的东方贸易陶瓷》,第61-67页;苏来曼著、傅振伦译:《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第68-75页,上二文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日)青柳洋子著、梅文蓉译:《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第104-107页;(日)坂井隆:《東南アジア群島部の陶磁器消費者》,《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美)詹姆斯•瓦特著、杨琮、林蔚文译:《东南亚的中国贸易陶瓷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6-29页;戴国华编译:《东南亚古陶瓷研究综述》,《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66-75页;John S. Guy著,(日)龟井明德译:《东南アジアの陶磁遗迹岀土地名表》(第一稿)(“Ceramics Excavation Sites in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Gazetteer”),《贸易陶磁研究》第9集(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9),1989年,第161-192页。

  40 (日)福岡市教育委員會《鴻臚館》,《鴻臚館跡》1~17,1991~2007年;(日)福岡市教育委員會《アジアとの交流——鴻臚館跡出土貿易陶磁》,1990年;(日)田中克子著、黄建秋译:《鸿胪馆遗址出土的初期贸易陶瓷初论》,《福建文博》1998年第1期,第31-39页。

  41 (日)福岡縣教育委員會《博多Ⅱ》,《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86集,1982年;(日)田中克子:《日本博多(Hakata)遗址群出土的贸易陶瓷器及其历史背景——九世纪至十七世纪早期》,栗建安主编:《考古学视野中的闽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1-172页。

  42 (日)京都府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发掘调查概报》,1976年;(日)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京都市埋藏文化财调查概要》,1978年。

  43 (日)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編:《貿易陶磁——奈良•平安の中國陶磁》,臨川書店,1993年;《奈良•平安の中國陶磁——西日本出土品を中心として》,1984年。

  44 唐星煌:《汉唐陶瓷的传出和外销》,《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7-148页。

  45 苏来曼著、傅振伦译:《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器》,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1981年,第68-75页。

  46 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9-243页;(日)三上次男著、魏鸿文译:《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与越州窑青瓷》,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第42-73页。

  47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及其意义》,《考古学集刊》第5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1-343页;马文宽:《福斯塔特出土中国瓷器的窑口与年代》,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日)三上次男著、秦大树译:《中国陶瓷在埃及中世纪遗址中的发现》,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73-178页;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79-91页;(日)弓场纪知著、黄珊译:《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第120-132页。

  48 Michael Flecker. 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 29(2), 2000, pp. 199-217; Michael Flecker. A Ninth 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Vol. 32(3), 2001, pp. 335-354; Michael Flecker. 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Addendu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37 (2), 2008, pp. 384-386; Krahl, Regina, John Guy, Keith Wilson, and Julian Raby eds.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Smithsonian Books, 2011;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原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第1-60页,后收入氏著:《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第81-134页。

  49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Java Sea, Indonesia,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2002.

  50 (印度尼西亚)Adi Agung Tirtamarta著、辛光灿译:《井里汶海底十世纪沉船打捞纪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151-154页;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91-101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建平潭分流尾屿五代沉船遗址调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1期,第18-25页;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编著:《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52 陈信雄:《越窑在澎湖》,台南:文山书局,1994年;陈信雄:《遗留在澎湖的宋元和五代外销陶瓷》,《中国古代贸易陶瓷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94年,第253-272页。

  53 何纪生:《遗留在西沙群岛的古代外销陶瓷器》,《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第132-136页;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第1-29页;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第9-27页;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第769-777页;孟原召、符洪洪:《2010年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4日第4版;赵嘉斌:《南海海域水下考古工作概况——以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与文物巡查为重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58页。

  54 井里汶沉船打捞于2004-2005年,出水完整器155685件,可修复器约76987件,瓷片尚有约262999片,其中以越窑青瓷为主,可达30万件,还有一些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白瓷器等,另有玻璃器和玻璃料、东南亚陶器、宝石、象牙等物品。根据所发现器物,可初步推断井里汶沉船年代为公元10世纪,五代至北宋早期。

  55 杨少祥:《广东唐至宋代陶瓷对外贸易述略》,载《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第22-31页。

  福建省博物馆、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第11-54页。

  57 董忠耿:《论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第115-118页;秦大树、谷艳雪:《越窑的外销及相关问题》,《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77-206页。

  58 沈岳明:《越窑的发展及井里汶沉船的越窑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第102-106页

  59 长沙窑编辑委员会:《长沙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60 李知宴:《从唐代陶瓷的发展看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5年总第7期,第53-61页;李知宴:《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日)三上次男著、董希如译:《唐末作为贸易陶瓷的长沙铜官窑瓷》,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第74-78页;李建毛:《长沙窑瓷与丝绸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27-33页。

  6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巩义黄冶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62 南京博物院等:《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第9期,第16-30页;南京博物院:《扬州古城1978年调查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9期,第33-42页;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63 何继英:《西方艺术对魏晋南北朝隋唐陶瓷器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李梅田:《唐代陶瓷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第88-92页。

  64 马文宽:《长沙窑瓷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伊斯兰风格》,《文物》1993年第5期,第87-94页;王莉英:《试论长沙窑釉下彩的突起》,《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顾风:《唐代扬州与长沙窑兴衰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第179-182页;李知宴:《青花的起源和唐代青花瓷器的特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总第13、14期;马文宽:《唐青花瓷研究——兼谈我国青花瓷所用钴料的某些问题》,《考古》1997年第1期,第73-84页。

  65 张东:《唐代金银器对陶瓷造型影响问题的再思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66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7 汪庆正:《中国唐代陶瓷器对伊斯兰地区9至10世纪制陶业影响的若干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9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第七章第五节,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68 (日)後藤茂樹監修:《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年。

  69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六章第六节,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70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1 [宋]赵汝适撰《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分上、下二卷。主要校注版本有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中华书局,1956年),韩振华《诸蕃志注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年),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

  72 [元]汪大渊撰《岛夷志略》,成书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汪氏根据自己1330年、1337年两次浮海南洋、西洋的亲身游历撰写而成,详细记述了二百多个地区。近人注本颇多,沈曾植曾作注释;法国汉学家鄂卢梭(Aurousseau)、费瑯(G. Ferrand)曾将部分条目译成法文;日本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美国柔克义(W. W, Rockhill)将其中大部分原文译成英文并加考释;苏继庼综合前述考证而成《岛夷誌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73 对于宋元时期《诸蕃志》、《岛夷志略》二书记载的陶瓷器的海外贸易,许多学者均做过整理,可参考: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详见表一、表二,第66-68页;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07、352-353页;庄为玑:《泉州三大外销商品——丝、瓷、茶》,收入氏著:《海上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0-401页;叶文程:《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收入氏著:《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3-44页。

  74 李知宴:《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瓷器的发展和外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2年总第17期,第30-36页;(日)三上次男著、杨琮译:《13-14世纪中国陶瓷的贸易圈》,《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第216-225页。

  75 叶文程、芮国耀:《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11页。

  76 叶文程:《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6期,第32-38页。

  7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广州西村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87年。

  78 闽清县文化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闽清县义窑和青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3年第1、2期,151-161页;叶文程:《福建闽清义窑青窑的调查与外销瓷问题》,Ho Chuimei 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Hong Kong: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p.60-73。

  79 福建博物院、晋江博物馆:《磁灶窑址:福建晋江磁灶窑址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80 孟原召:《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瓷器的外销》,《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156页;孟原召:《宋元时期泉州沿海地区制瓷业的兴盛与技术来源试探》,《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5-89页。

  81 蘇基朗:《兩宋閩南廣東外貿瓷産業的空間:一個比較分析》,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1997年;苏基朗:《两宋闽南、广东、浙东外贸瓷产业空间模式的一个比较分析》,李伯重等主编:《江南城市工业化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孟原召:《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遗存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82 叶文程:《试论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国家和地区》,《福建文博》1989年第1、2期。

  83 (日)長谷部樂爾、今井敦編著:《日本出土の中國陶磁》,《中國の陶磁》第12卷,東京:平凡社,1995年;(日)龜井明德、矢部良明:《宋代の輸出陶磁》,(日)長谷部樂爾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学館,1977年;(日)阪井隆夫:《遺品に基づく:貿易古陶磁史概要》,京都:株式會社京都書院,1989年;苌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刘兰华:《宋代陶瓷与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55-172页。

  84 彭善国:《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瓷器交流》,《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第76-79、85页。

  85 (日)坂井隆:《東南アジア群島部の陶磁器消費者》,《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John S. Guy著,(日)龟井明德译:《东南アジアの陶磁遗迹岀土地名表》(第一稿)(“Ceramics Excavation Sites in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Gazetteer”),《贸易陶磁研究》第9集(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9),1989年,第161-192页;(日)青柳洋子著、梅文蓉译:《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第104-107页;(马来西亚)柯佳育:《马来西亚砂劳越州沙隆河出土的宋元华南瓷器初探》,《海洋考古与遗产》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John S. Guy,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With a Catalogue of Chinese, Vietnamese and Thai Wares in Australian Collection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 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Second Edition(First Published 1981), Jakarta: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0; Chery-Ann Low Mei Gek, Singapore from the 14th to 19th Century, John N. Miksic & Cheryl-Ann Low Mei Gek ed.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pp.14-40, 2005.

  86(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日)三上次男著、奚国胜译:《斯里兰卡发现中国瓷器和伊斯兰国家陶瓷——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瓷器调查纪实》,《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第143-144页。

  87 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9-243页。

  88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刘岩、秦大树、齐里亚马•赫曼:《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年第11期,第37-60页;丁雨、秦大树:《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28-48页;申浚:《非洲地区发现的元明龙泉窑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110-117页。

  89 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90 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65-75页。

  91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编著:《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92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编著:《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93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编著:《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94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编著:《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95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编著:《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96 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28-31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011年“南海Ⅰ号”的考古试掘》,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南海Ⅰ号”考古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2014年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12期,第56-83页;另据1989-2004年南海Ⅰ号沉船调查资料(《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文物出版社,2017年)和2014-2015年南海Ⅰ号沉船发掘资料。

  97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著:《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赵嘉斌:《2009~2010年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主要收获》,吴春明主编:《海洋遗产与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8-190页;赵嘉斌:《南海海域水下考古工作概况——以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与文物巡查为重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58页;范伊然编著:《南海考古资料整理与述评》,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98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著:《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另据2007-2008年华光礁一号沉船发掘出水资料。

  99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局:《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1期,第26-46页。

  100 童歆:《9~14世纪南海及周边海域沉船的发现与研究》,《水下考古学研究》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102页。

  101 Marie-France Dupoizat. The Ceramic Cargo of a Song Dynasty Junk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a-South East Asia Trade. South East Asia and China: Art, Interaction and Commerce, eds. Rosemary Scott and John Guy,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5; Frank Goddio et al. Weisses Gold, pp. 47-68.

  102 Frank Goddio et al. Weisses Gold, Göttingen: Steidl Verlag, 1997, pp. 69~78; Marie-France Dupoizat. The Ceramics of the Investigator Shipwreck.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organized by Asian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th ~14th, March, 2007.

  103 Michael Flecker. The China~Borneo Ceramics Trade Around the 13th Century: The Story of Two Wrecks. 秦大树、袁旔主编:《古丝绸之路:2011亚洲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世纪科技出版公司,2013年,第177-184页。

  104 Michael Flecker. The China~Borneo Ceramics Trade Around the 13th Century: The Story of Two Wrecks, pp. 162-176.

  105 Atma Djuana and Edmund Edwards McKinnon. The Jepara Wreck.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and Maritime Trade, 12th~15th Centuries, ed. Cheng Pei-Kai, Hong Kong: Chungwa Publishing, 2005, pp. 126-134.

  106 Abu Ridho and E. Edwards McKinnon, edited by Sumarah Adhyatman. The Pulau Buaya Wreck: Finds from the Song Period,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8, pp. 1-98.

  107 William M. Mathers and Michael Flecker: Archae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Java Sea Wreck, Pacific Sea Resources, 1997, pp. 1-94; Michael Flecker. The Thirteenth~Century Java Sea Wreck: A Chinese Cargo in an Indonesian Ship. The Mariner's Mirror, Vol.89 No.4, November 2003, pp. 388-404.

  108 (韩)文化财厅、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新安船》Ⅰ、Ⅱ、Ⅲ,木浦: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2006年;(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资料编)》Ⅰ、Ⅱ、Ⅲ,1983、1984、1985年;(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编:《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编)》,高丽书籍株式会社印刷,1988年;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堃:《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245-254页;(韩)郑良谟著、程晓中译:《新安海底发现的陶瓷器的分类与有关问题》,《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94-98页。

  109 栗建安:《福建陶瓷外销源流》,《文物天地》2004年第5期,第12-22页;栗建安:《从水下考古的发现看福建古代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98-106页;(日)龜井明德:《福建省古窯跡岀土陶瓷器の研究》,東京:文明堂,1995年。

  110 黄慧怡:《唐宋广东生产瓷器的外销》,《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5-118、83页。

  111 “军持”的生产中以福建窑场居多,类型多样,时间也较长,宋、元、明、清均有烧造。这里器物一般被看作是专门外销的产品。泉州沿海的磁灶窑、南安窑等地也有生产,尤其是磁灶窑,有黑釉、素胎、酱釉、白釉、绿彩釉等。可参看:李知宴等:《关于军持的几个问题》,徐本章等:《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军持”》,《古陶瓷研究》第一辑,1982年;L.Katherine Lane,Chinese Kendi Produced for the South East Asian Market(《为东南亚市场生产的中国军持器皿》),郭景坤主编:《古陶瓷科学技术5——200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ISAC’02)》,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2 陈信雄:《曾竹山陶瓶——最具代表性的澎湖宋元陶瓷》,载氏著:《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台南:甲乙出版社,1992年。

  113 陈克伦:《略论元代青花瓷器中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张浦生、胡雅蓓:《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77-81页。

  114(日)森达也:《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56-64页。

  115 (英)杰西卡•罗森:《中国陶瓷及其型式:十到十四世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6 刘毅:《浑源窑镶嵌青瓷与朝鲜半岛相关瓷器品种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第36-42、94页。

  117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收入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236-323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18 秦大树:《中国古代瓷器镶嵌工艺与高丽镶嵌青瓷》,《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秦大樹:《論宋金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瓷器象嵌工藝與高麗象嵌青瓷的聯系和淵源》,《美術史論壇》第7號,1998年。

  119 (日)三上次男:《陶磁贸易の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7年;郭纯、孙传波:《日本古陶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120 陈进海编著:《世界陶瓷艺术史》,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5年。

  121 (韩)姜敬淑:《韩国陶瓷史》,一志社,1989年;(韩)姜敬淑:《韩国陶瓷器窑址的研究》,时空社,2005年。

  122 (日)野守健:《高麗陶磁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2年。

  123 (韓)海剛陶磁美術館等:《康津之青磁窯址》(《康津青磁窯址地表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韓國京畿道利川,海剛陶磁美術館、全羅南道康津郡印行,1992年;(韓)國立中央博物館:《康津龍雲里青磁窯址發掘調查報告書》,國立中央博物館印行,1997年。

  124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六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25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6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127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8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陈万里:《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第10期;韩槐准:《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文物》1965年第9期。

  129 越南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较多,而且延续时间较长,宋至清代均有发现,产地有景德镇窑、龙泉窑、德化窑、漳州窑等,如河内升龙皇城遗址、会安古城遗址等。(日)菊池诚一:《越南中部会安出土的陶瓷器》,《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第93-96页。

  130 Bhujjong Chandavij著、李培俊译:《中国陶瓷在泰国》,《中国古陶瓷研究——’82第一届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3-305页。

  131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2 Sumarah Adhyatman, Antique Ceramics found in Indonesia,Various Uses and Origins, Second Edition(First Published 1981),Jakarta,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90;(印尼)苏玛拉•亚德阿曼著、陈丽华编译:《印度尼西亚发现若干德化窑青花瓷盘》,《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7-109页。

  133 Othman B. M. Yatim著、李培俊译:《马来西亚发现的商业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82第一届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09-411页;叶文程:《在马来西亚见到的一些漳州窑瓷器》,《福建文博》2000年第2期,第78-83页。

  134 Kwa Chong Guan, 16th-Century Underglazed Blue Porcelain Sherds from the Kallang Estuary, John N. Miksic & Cheryl-Ann Low Mei Gek ed. Early Singapore 1300s-1819: Evidence in Maps, Text and Artefacts,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pp.86-94, 2005.

  135 韓槐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局,1960年。

  136 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9-243页;(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7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菲利司著,叶文程译:《东非海岸发现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

  138 (日)金泽阳:《埃及出土的漳州窑瓷器——兼论漳州窑瓷器在西亚的传播》,《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第38-40页。

  139 (日)铃木重治等:《坦桑尼亚出土的中国陶瓷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140 James Kirkman, Fort Jesus: A Portuguese Fortress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刘岩、秦大树、齐里亚马•赫曼:《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年第11期,第37-60页;丁雨、秦大树:《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28-48页。

  141 朱培初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第98-159页;Jan Wirgin, Chinese Trade Ceramics for the Swedish Market(瑞典市场的中国贸易瓷),第31-58页,Monique Crick, The First Chinese Trade Ceramics Made to Order for the Portuguese Market(葡萄牙市场订购的中国最早贸易瓷),第81-94页,Jessica Harrison-Hall,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贸易瓷的历史变迁),第413-434页,上述三文均载陈康顺编:《中国古代贸易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94年。

  142 (美)卡麦尔•阿拉-奥格鲁著、郝镇华译:《美国佛罗里达州文化遗址出土的中国明末清初瓷器碎片》,第155-164页,(美)奎尔马兹著、郝镇华译:《从北美太平洋沿岸遗址发掘的中国瓷器》,第165-168页,(美)史密斯著、郝镇华译:《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文化遗址出土的东方瓷器在考古学上的意义》,第168-171页,均载《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1983年;龚国强:《牙买加发现的德化“中国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08-113页。

  143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Holland :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1954.

  144 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39-45页;吴春明等编著:《海洋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张威:《水下考古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水下考古学研究》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赵嘉斌:《水下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成果》,《水下考古学研究》第1卷,第13-56页。

  145 焦天龙:《南海南部地区沉船考古的实践与问题》,《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40页;(越)阮庭战《越南海域沉船出水的中国古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60-83页。

  146 吴春明:《环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刘淼、胡舒扬:《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47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渔山小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调查与试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1期,第54-68页。

  148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149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编著:《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15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第39-46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151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152 Franck Goddio,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Wide First, 1988.

  153 Franck Goddio, Sunken Treasures: Fifteenth Century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Lena Cargo, London: Periplus Publishi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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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朱杰勤:《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109-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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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陶瓷之路”是指中国古代陶瓷海外贸易的线路,首先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指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参看:(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此书以日文原著为底本《陶瓷の路》(岩波新書,1978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发行。中文译本有:文物出版社译本,庄景辉等译本(《陶瓷之路——访东西文明的接点》,即《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胡德芬译本(《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1983年),台北宋念慈译本(《陶磁路》,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0年)。

  198 马文宽:《论海上陶瓷之路》,《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第89-98页。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南京市博物总馆、宁波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11月,第56-74页。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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