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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祥:沉船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2019-05-06 13:40:18   来源:《中国文物报》    点击:

沉船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丁见祥)

  从河湖到海滨,从滩涂海湾到深海大渊,凡桥梁堤坝、港市码头、海事交通、渔业商业、工具武器、船舶货物都可能成为水下考古的研究对象,也是讨论海上丝绸之路问题时经常涉及到的内容。但从车、马对于陆地交通的革命性意义来看,船舶作为航海往来、贩洋贸易的载体和媒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沉船是古代航海事件与海事风险的直接体现,沉船考古也由此成为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水域广阔、大海茫茫,如何尽快明确工作对象是水下考古工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显然,渔业生产或盗掘盗捞“线索”首先满足了这种需求。自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正是由此出发,使得绥中三道岗、碗礁一号、华光礁一号、南澳一号、小白礁一号等一大批沉船重见天日。从快速打开工作局面和文物抢救性保护的角度看,这种工作方式直接有效,无疑还将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业界也认识到最富考古学潜力的沉船线索日少一日,而以沉船考古为重要内容的水下考古,也应该形成基于探测技术、作业方法和分析手段在内整体调查思路,过度单纯的“线索”导向不能满足保护和研究的需要,也不利于水下考古的长远发展。实际上,航海传统、航路分布、货物集散、海域状况都从不同侧面对航海活动的区域性有所规定,而像海战等特殊事件则会直接在某特定区域(战场)展开,这些区域一直以来也是沉船考古发现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所在。随着20世纪中叶布罗代尔(F. Braudel)提出“海域世界”(Maritime World)这一概念,单纯的海洋“事件”研究已进入到海洋“区域史”的研究范畴,成为海洋史研究的新取向。由此可见,沉船考古尤其是沉船调查的区域化处理,具备了海洋史学的基础,也可较大限度避免“大海捞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下文将以具体例子做进一步说明。

  福建平潭海坛海峡系由海坛岛、大小练岛、屿头岛、草屿、塘屿以及福清县海岸滩涂地带组成,并有若干水门、水道贯穿其中的重要水上通道。其北有大、小练岛及屿头岛,南有草屿为其屏障,具有较典型的峡道特征,属于相对独立的海域单元。关于该海域的历史文献屡次提及“邮传行旅多出此途,顺风趁潮,移时即达”、“南北要冲,商舶往来,贸易寖广”、“居民环集、商贾辐至”,号称“小扬州”,并明确指出“小练山旁有大练门、小练门,昔海贸互市处也”。在倭寇肆虐的时代,海坛诸岛“常为倭奴入寇必居之地”,是“贼巢”,是倭寇对东南沿海劫掠的补给基地,也是败退后的藏匿之所。从航路交通看,海坛海峡分布着众多的澳口、码头,在船舶寻澳避风、寄碇挽缆、淡水补给等方面有重要的航海价值。通过与沿海航路及东西洋航路的结合,海坛海峡不仅是重要的区域性航路,也成为东亚海域航路网络的重要构成。海峡岛屿、礁石、浅滩密布,是福建沿海较复杂的海区之一。现代航海风险研究显示,其浅滩及狭窄航段主要分布在如下四处:(1)鼓屿门水道。这是海坛海峡北口主要航门,其间有两处浅水区,一在乌猪岛西北方附近,一在鼓屿东北方附近,素有“地狱门”、“鬼门关”之称(2)自小练岛南方老牛礁附近向南至笼箩屿南方处的浅滩。此区最小水深不及2米,部分干出,笼箩屿以西1.8公里处,有南北向延伸的水深不及2米的浅滩(3)笼箩水道在上述两滩之间为主航道,该水道北部须通过一段水深3.9米的浅滩(4)大屿以东金鲟礁两侧可通航,金鲟礁周围150米内,水深不及2米。福州海事局对近年来海坛海峡29起船舶海损事故的统计显示,事故发生地段、事故特点基本与上述浅滩及狭窄航段的分布相吻合。也就是说,从海域历史地位、航路交通实况、航海风险分布等因素看,海坛海峡具备了沉船考古资源富集的先天条件。“沉舟侧畔千帆过”,海坛海峡已发现沉船的沉没地点与上述航海风险区、历史航路情况高度相关。由此反思,在进行沉船考古调查的技术路线设计时,若能提前考虑诸种因素并作出合理化安排,保证调查作业的系统性,应能较大幅度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扩展沉船考古的深度和水平。

  基于上述认识,借鉴田野考古区域系统调查方法(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对独立地理单元的强调,以区域为导向的“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法”值得引起重视。其基本思路是选取重点海域作为目标区域,系统收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港口、贸易路线、沉船档案、海战海难事件)、文物考古资料(已有水下考古资料、与沉船事件相关联的陆地资料)、地图资料(相关海图、卫星影像、水下障碍物资料)、渔民访谈或边防缉私线索(据可信度进行分类分级)、水域地形资料(地形、水深、礁滩分布)、环境气候资料(季风、洋流、沉积、底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资料综合,并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框架内进行资料叠加和相关性分析,选择目标区域内信息重合度最高的若干区块作为后续调查与研究的优先工作区域。在此区块内,利用旁侧声呐、多波束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海洋地球物理设备实现全覆盖探测作业,记录异常点并予以判别、确认、登录、分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法”与“田野考古区域系统调查”固然共同强调了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重要性,但因“水深”这段距离的存在和声学数据的使用,前者基本属于广义遥感范畴,不具备田野调查“所见即所得”的直观效果。因此,在沉船考古中不能机械的谈论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系统调查”。“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法”的作业要点是结合异常点形态、水底地形、水下地物、海洋动力等,对探测结果进行解译和判读,对图像异常点的可靠性进行分类分级,然后进行水下考古调查确认。图像分析与水下确认相互比对、分析,最终形成复杂背景下的沉船探测与识别方法以支撑“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法”的调查实践。不得不说,这是目前的难点和瓶颈,自然也是今后海洋探测技术应用于沉船考古时应重点着力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水下考古区域调查还处于探索阶段,支撑该策略的探测技术难题亟需加以解决。即便如此,前述分析也显示出积极推动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是提高调查作业主动性、系统性的合理路径,需长远谋划。随着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业界终究会总结出更为精细有效的沉船调查方法,推动沉船考古、水下考古工作不断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遗存内涵之发掘、诠释固然重要,而文物资源的保护同样不可轻忽。沉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船舶社会”的物化表现,如何对其实现有效保护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对“原址保护”的强调,意味着诸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程度对于水下文物资源保护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平心而论,沉船的保护工作只有与相关涉海部门实现资源共享、联防联动后,才能降低成本,确保实效。海洋环境下,“沉船保护区”、“渔业保护区”、“国家海洋公园”等概念,在内涵上多有契合。沉船事件频发地多是礁石密布、水下地貌复杂之处,沉船作为“人工鱼礁”,也往往吸引众多海洋生物群落前来栖息繁衍。上述要素之整体保护则是“国家海洋公园”题中之意。也就是说,在处理水下文物资源尤其是沉船的保护问题时,诸涉海部门有共同的基础和前提,理应优势互补、有所作为。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宏大主题下,由沉船考古调查所开始的思路探索除具有水下考古一般的方法论意义外,也被赋予了资源保护的现实意义。

  编者按,本文原载《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4日第3版,原文刊出时略有删减。感谢作者赐稿。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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