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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姝:辽金“赞叹宁”
发布时间:2020-02-18 14:20:00   来源:《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    作者:陈彦姝   点击:

辽金“赞叹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 陈彦姝)

  撒答剌欺(Zandaniji)是中亚传统织锦,本为昭武九姓中安国的Zandana村所织的锦,因质量好,所以粟特地区生产的这类锦遂均以Zandaniji为名。目前,大多数学者同意6-10世纪是它的兴盛期。

  对粟特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学者谢菲尔德和亨宁合著《Zandaniji Identified》(《撒答剌欺考》)1一文,极具里程碑意义。亨宁等在比利时于伊(Huy)圣母大教堂收藏的一块联珠对羊纹古锦背面发现了一行7世纪粟特文题记,释读为:“长六十一拃,Zandaniji”。此锦即是闻名已久,却不知其详的粟特织锦。以此为标尺,两人从7到9世纪的欧州教堂旧藏和斯坦因在敦煌的劫掠品中选出11件组成“Zandaniji” I组。此后,捷露萨莉姆斯卡亚又进一步将谢菲尔德归为“Zandaniji”的织物,从11件扩大到80余件。在其长文《论粟特艺术丝织风格的形成》2中,这位俄罗斯女学者由织造工艺、图案风格、纹样来源、历史演变等多种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勾勒出粟特织锦的大致面貌。借助巴拉雷克—节别(Balalyk-tepe)、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瓦拉赫沙(Varakhsha)、片治肯特(Penjikent)等地的壁画和其它中亚考古资料,西方学者对粟特织锦的认识在不断深入,辨认出的撒答剌欺数量也不断增加。3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一些北朝末至唐的织锦洋风扑面,学者们认为这批装饰联珠纹的斜纹纬锦均与中亚有着密切关系。4 进而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源自粟特,另一类是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织造。这批织物主要集中在6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在武则天和玄宗禁锦之后,这种异域风格明显的织锦迅速退出中国装饰艺术的舞台。5

  与之同时,尚刚师另指出Zandaniji当为《元史·百官志》所记之“撒答剌欺”。元时在工部系统下专设撒答剌欺提举司,最初的长官是著名的回回科技家札马剌丁。提举司设在大都(今北京)。此外,在蒙古国时期,还有个由布哈拉工匠组成的局院,它起先设在首都和林,后迁西京(今山西大同),织造起码是这个局院的主要工役。布哈拉一带为撒答剌欺的原产地,故这个局院大约也织撒答剌欺。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葬的异文锦、团窠对人面狮身纹锦,以及集宁路故城窖藏的团窠对格力芬纹锦被面,被认为与撒答剌欺有密切的联系。而撒答剌欺在元代的重新繁荣,离不开蒙古对中亚的占领。6

  然而,对唐元之间撒答剌欺在中国的情形,既有研究从未涉及,本文望能对此略有补充。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一则文献材料。靖康元年(1126)九月,宋使李若水前往山西榆次,同金国大将粘罕(完颜宗翰)议和。辞别之日,完颜宗翰送李若水等礼物,礼单保留在《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活字本)中7:

  十五日戊寅。李若水见粘罕於榆次县,大金山西军前。

  和议录曰:……若水等见事势不可,即曰:容若水等来日谢辞了国相即行。国相曰:不必讲此礼,使副即今可便行。若水等称诺,乃与国相叙别归幕。次早国相令译语官二人前来云:国相传语使副承远来,无以为谢,白马一匹,并银鞍衔一副,将花罗三百匹,赞叹宁三十匹,香药一合,上正使侍郎。乌马一匹,并银鞍衔一副,将花罗三百匹,赞叹宁二十匹,香药一合,上副使观察。更有酒一百瓶,钱二百贯犒设一行官吏。若水等辞不敢受,伴使来相见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坏却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

  另一版本(许涵度刻本)的《三朝北盟会编》文字略有出入8:

  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日录曰:……若水等见事势不可,即曰:容若水等来日谢辞了国相即行。国相曰:不必讲此礼,使副即今可便行。若水等称诺乃归,与国相叙别归幕。次国相令译语官二人前来云:国相传语使副承远来无以为谢,白马一匹并银鞍衔一副将(删此字),花罗三百匹,香药一合,上正使侍郎;乌马一匹并银鞍衔一副将(删此字),花罗三百匹,赞叹宁二十匹(删赞叹至比六字),香药一合,上副使观察。更有酒一百瓶,钱二百贯,犒设一行官吏。若水等辞不敢受,伴使来相见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坏却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

  虽然整体而言,袁祖安活字本校勘不精、质量不及许涵度刻本,但具体到这条史料,活字本的内容更完整。从中可知,正、副使礼物的差别在于白马、乌马,以及织物“赞叹宁”的多少。也就表明与花罗、香药相比,“赞叹宁”是一种更贵重、更少见的织物。而这个词,很可能就是“撒答剌欺”(Zandaniji)的异译。

  不惟文献,考古发现也提示着12世纪撒答剌欺在中国的存在。黑龙江阿城金大定二年(1162年)齐国王夫妇墓中,发现一件紫地金襕锦袍。锦袍的两袖通肩、前后襟下摆均有织金异文。(图1、2)锦地为平纹,经纬微加Z捻,织金袍襕纹样为4枚左向纬线斜纹显花。9 这种纹样异于中国传统,尤其是由阿拉伯字母组成的“异文”装饰带明白显示了同西方的关系。

图1 紫地金襕异文锦袍,金,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夫妇墓出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2 紫地金襕异文锦袍(局部)

  文献和实物所透露的,是金代丝织与西域存在某些联系。可是,完颜宗翰赠“赞叹宁”时女真初兴,恐怕尚无能力组织此类高档织物的生产,赠礼当来自灭辽过程中的抢掠。辽天庆九年(1119年),金人攻陷上京路,将木叶山之辽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并发掘金银珠玉器物。保大二年(1122年),再下中京,辽二百年所积珠玉、金银、匹帛、皮毛之类“尽为金人所掠”。10 完颜宗翰一直忙于征战,攻克辽中京后,又追袭西走云中的天祚帝,再参与攻取辽西京﹑南京等战役。他手中的丝绸很可能就是征战中获得的。

  辽全盛之日,疆域西至阿尔泰山地区,并且一直同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辽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即为一证。11 高昌、龟兹、于阗等回鹘政权也频频向辽进贡,送来珠玉、琥珀、玛瑙器,以及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德丝等细毛织物。12 契丹多次向高昌等地遣使,在西北方面置市场,对各部进行交易。13 那时,中亚地区的丝织品随着商人东来并非没有可能。辽上京曾专设“回鹘营”安置回鹘商人。辽圣宗时,中京近畿有回鹘城,且一直延用到辽末。14 另外,祖州绫锦院有“蕃、汉、渤海三百人”,其中的蕃匠也应该来自西方。15

  西迁回鹘中最大的一支建牙于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之托克马克以东)。这个政权,我国史学家则称为黑汗或黑韩王朝,现今常称之为喀喇汗王朝(Qara Khanids)。16 10世纪中期以后,喀喇汗王朝治下突厥二十万帐崇奉伊斯兰教,并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回鹘文字。999年灭萨曼王朝,从此奄有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1041年,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汗国以八剌沙衮为政治、军事都城,以疏勒为宗教、文化中心。西部汗国领有河中地区及费尔干纳西部,以布哈拉为都城17,其创立者即著名的桃花石可汗。1134年、1141年东、西黑汗国先后臣服于西辽耶律大石。喀喇汗王朝虽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穆斯林王朝,但力图保存东方王朝的特色,特别是强调与中原的传统联系。18

  喀喇汗王朝与辽聘问频繁,并结为姻亲,一直保持着友好,贸易往来不断。19其治下的蒲华(布哈拉,Bukhara)、 萨末鞬(撒马尔干,Samarkand)正是唐代昭武九姓胡之安国、康国故地,也就是撒答剌欺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按前述国际学界的看法,10世纪后撒答剌欺的生产虽近尾声,但丝织业也并非瞬间完全衰落。北宋熙宁以来,于阗使者频繁来朝,礼物中常见西锦。20 于阗黑汗王也数次贡胡锦。21 可知汗国境内仍有丝织生产。那么,此时撒答剌欺能传入契丹境内就不难理解,甚至辽拥有的“蕃匠”也会织造这类产品。

  灭辽以前,女真人手工业基础薄弱,所以在战争中大肆劫掠工匠。这从靖康之难时,金人掳掠大量北宋工匠可见一斑。平辽中,相信也是采取同样政策,以前为辽驱使的“蕃匠”或许归入金朝生产机构。金与西域的关系虽比不上辽,但那时还是有中亚人移居到其境内,并且人数不少。如大定十五年(1176),康里部三万余户内附。22 在此情况下,金墓中能出现与西域相关的丝织物就不难解释了。

  二

  辽代织物迄今已发现不少,虽难指认哪些确属于撒答剌欺,但与西域的联系还是有迹可循,这就是联珠纹的继续使用。联珠纹即以连续的圆珠组成的纹样,它或连成条带,或组成菱格,或围绕圆形主题图案的边缘,后一种是织物中联珠纹的典型样式,即所谓联珠圈纹。内填单独或对称纹样的联珠圈纹曾是撒答剌欺的典型特征,这种样式来源于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在向东、西方传播的过程中,内填纹样的题材和组织形式发生了改变,体现的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基于自身文化语境的解读和重构。23 8世纪以后,联珠纹淡出中原地区的装饰主流,再也难觅的踪迹,只在青海等西北地区少有收获。但是在辽代丝绸上,联珠圈纹又数次出现。

  时代较早的收获得自辽中期的哲里木盟小努日木墓葬,出土联珠圈纹丝绸共3件,其一是联珠团花绫(图3),联珠圈内填以单朵俯视的莲花,莲花中心为球路纹。第二件是联珠四鸟纹锦(图4),其联珠圈边缘相切,圈内填十字对称的四只禽鸟,居中的团花同样是球路纹为中心的复瓣莲花,四鸟之间有抽象的植物纹隔开。联珠圈间填以同圈内相似的团花。第三件为刺绣残片,现存的局部有以白色细小联珠形成的弧线边框,中间绣以树木花草,并点缀蜻蜓蜂蝶。

图3 联珠团花绫(花纹模写),辽,内蒙古哲里木盟小努日木辽墓出土

图4 联珠四鸟纹锦,辽,内蒙古哲里木盟小努日木辽墓出土,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图5 红罗地联珠鹰猎纹绣,辽,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出土,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与小努日木辽墓时间相当或略晚,在建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的庆州白塔天宫中,也收获联珠纹刺绣若干。其中,“红罗地联珠鹰猎纹绣”夹层经袱(图5)的主题图案即为联珠圈,圈窠内人物侧骑正视,戴帽穿袍,着棕色靴,双手高擎,立鹰两只。马亦披挂,马尾扎成花状。其余空隙处散布杂宝,如犀角、双钱、竹磐、法轮、珊瑚等,还有白色小圆点若干。辽人建国之后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四季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春暖之时聚于江畔,纵鹘捕鹅;秋高之季围猎于林,射鹿伏虎。反映这种四时捺钵生活的“春水秋山”题材是辽金艺术的重要母题。因此,这件刺绣往往被认为是辽人春捺钵的真实写照。

  必须看到的是,驯鹰捕猎不仅流行于中国,在中亚和西亚地区亦有悠久传统。几乎在同时或稍晚的伊斯兰艺术中,类似的图像也多次出现,甚至极其接近。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普宫殿博物馆藏有一件约13世纪塞尔柱王朝时期制作于安纳托利亚的铜镜(图6),镜中心同样是骑马架鹰的人物向左行进。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骑手向上飞扬的帽缯、挽花的马尾和庆州白塔的联珠纹刺绣一模一样。另外,骑手左臂架鹰,右手执缰,右手上方的空地填有一只飞翔的雁鹄,这也使得图像乍看上去和庆州白塔刺绣几乎相同。然细思之,一手架鹰,一手执缰才符合狩猎的实际。同时,天上飞鹰逐雁、地下走马奔犬也就构成了驯鹰捕猎的完整写实叙事。庆州白塔刺绣的双臂架鹰,若不是艺术的夸张,则是源于对粉本的误读,至少我们在其他辽代架鹰图像中尚未再见双臂架鹰的例子。在10-13世纪的中、西亚,类似的图像还能找出好几例,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制作于伊朗或中亚11-12世纪铜镜(图7),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出土于埃及的11世纪法玛蒂王朝陶盘(图8),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3世纪初陶盘(图9)。此类图像在构成上的极为接近,应该是源自相同的粉本系统,可知当年流布之广。这提示着庆州白塔联珠纹绣的图像,或许也同域外有着联系。

图6 带柄铜镜,13世纪,土耳其托普卡普宫殿博物馆

图7 铜镜,11-12世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8 狩猎纹盘,11世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藏

图9 彩绘骑马人物纹钵,13世纪初,伊朗国家博物藏

  诚然,联珠纹在辽代的再现还需考虑北方草原的装饰传统与中土不同。那里的装饰会因其上层珍视受赐物而保留较早时代的汉地传统,这在辽早期的金银器上十分明显。但更值得重视的,还是在展示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因为迄今的辽代丝绸收获集中在前期,虽数量大、精品多,却不见联珠纹,时间较为确定的联珠纹织物都出在辽中期以后的墓葬。辽与喀喇汗王朝虽早有往来,但双方结为舅亲关系却是在太平元年(1021年)。表明在辽中期之后,双方的联系才更为频繁和密切。

  辽代虽仍可见联珠纹的踪迹,但与前代相比,构成上又出现若干变化,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联珠圈纹在北朝-唐时期的布局,多呈二方或四方连续,相邻的大珠圈用小珠圈或几何图案为纽连接,四个珠圈之间的空隙填以十字花形辅饰,内填单独或对称纹样。但是从辽墓的收获看,联珠圈大都独立,不见相互勾连;除了保留典型的联珠圈纹,联珠还可以散排以勾勒图案的边缘,或是构成四边形框架;内填的纹样较多是十字对称,单独、对称纹样较少,出现团龙等典型的中国题材。

  例如,庆州白塔的联珠云龙纹绣方帕(图10),主题图案是中式的龙与祥云,中心为四个内填团龙的联珠圈,左上的两个龙首右向,右下的两个龙首左向。龙身蟠曲,戏一火焰宝珠。图案外左右下三边白色小联珠作边,呈马鞍形。类似的边框也见于另外两件花卉题材的方帕(图11)。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始建于西夏,塔中出土的方胜婴戏印花绢(图12)上的联珠圈内即填以十字对称的莲花。这种对称方式在辽代丝绸上常见,应是当时流行的“簇四”骨架。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辽菱格花卉奔兽纹锦(图13),联珠改作方形框架,内填簇四宝相花。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辽代高翅帽(图14),也是在竖翅的边缘用联珠装饰。

图10 联珠云龙纹绣方帕,辽,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出土,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图11 红罗地联珠梅竹蜂蝶绣,辽,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出土,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图12 方胜婴戏印花绢,西夏,宁夏银川市拜寺口双塔出土,宁夏博物馆藏

图13菱格花卉奔兽纹锦,辽,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图14高翅帽,辽,瑞士阿贝格基金会藏

  宋辽夏金时代,民族关系复杂,蔡文姬和王昭君故事一再成为画题。这些绘画中的“匈奴”形象往往借鉴辽金风俗,画面上也几次出现联珠纹,如传世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图15)的地毯上,有双线白联珠边框;李唐《胡笳十八拍》中高辕驼车的车帘和右边帐篷内的屏风也有黑地白联珠边饰,这应反映的是北方民族对联珠纹的喜爱。

图15(传)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局部),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6 联珠舞女纹,12-13世纪,印控查谟-克什米尔邦达拉克Alchi村佛寺木板彩绘

  图像的固定构成源于对特定寓意的表达,而寓意来自文本、经典,更深层的是某一特定的文明。当文明背景的影响减弱之后,图像就仅仅作为一种美的元素而存在。少了意义的牵绊,形式可以随意改变和发挥。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原来流行于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日渐势弱,根源于其教义的联珠圈也就失去了原来的寓意。不论是在原产地,还是输出到其他地区之后,联珠圈都不再强调往昔的固定结构,而是有了新的改变。特别是在其他地方,这种改变往往联系着当地的艺术形式和内容。

  所以,辽代联珠纹的若干变化,是契丹人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和当时其他的流行元素相组合的产物。类似的例子在12-13世纪克什米尔地区Achi村的佛寺也能找到。在这里,联珠纹和当地的印度文明结合在一起,珠圈中出现了印度式的舞女形象(图16)。当然,这些新改变首先还是依赖于“原版”的输入,即中亚织物或其他艺术品的输入。Achi村所在的达拉克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西部边缘,曾是古丝路的重镇。佛寺天花板上的彩绘原是对纺织品的模仿24,说明带有联珠圈纹的织物在12-13世纪曾经出现在此地。这也从侧面表明当时仍有联珠纹图案的纺织品东传,那么,它们再进入辽金境内就理所当然了。

  材料贫乏,使辽金时期的撒答剌欺不能确指,但要提请注意的还有新疆阿拉尔的收获。

  20世纪50年代,新疆焉耆若羌阿拉尔地区曾收获织绣数件。1961年,魏松卿先生撰文介绍这批织物,将墓葬年代定为北宋至南宋绍兴年间。其中联珠双鸟锦袍、灵鹫对羊锦夹袍和一片联珠双羊回文锦的图案明显不同于中国风格。25

  联珠双鸟锦袍(图17),《中国美术全集》收录时,定名为“灵鹫球纹锦袍”。 主题花纹是由双层小联珠组成大团窠,两层小珠圈之间填充龟背纹,以及4个内含鸟纹的小圆珠。团窠内以生命树为中轴,两侧是相背昂首扬翅的禽鸟。大团窠按四方连续形式排列,四边相连接处有小联珠圈,其中水平方向珠圈内填柿蒂纹,垂直方向珠圈内填十字对称的四只小鸟。大团窠间形成的空白由一个小联珠圈补足,其内填纹样与水平方向连接珠圈基本一致,只是作45°旋转。

图17 联珠双鸟锦袍,11-12世纪,新疆阿拉尔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图18 联珠双羊回文锦(花纹模写),11-12世纪,新疆阿拉尔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联珠双羊回文锦(图18)构图与前者基本相同。双层小珠圈之间填阿拉伯字母,团窠内为相对的翼羊,其脚下是变形的生命树。用于连接团窠的小联珠圈,在水平方向上的填充四叶花饰,垂直方向的内填十字对称的四只雁鹅。粟特商旅沟通东西,艺术也是受各方影响。捷露萨莉姆斯卡亚把粟特丝绸的演进分成三个阶段,其晚期(7、8世纪之交至9世纪),继续向具有本地特征的方向转化,但拜占庭的影响已经大大加强,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早期输入粟特的织物实现的。作者本人的学术背景是拜占庭艺术,关于粟特艺术中的拜占庭因素分析自然熟悉。阿拉尔织锦的图案,几乎也都透露出同拜占庭-伊斯兰艺术的联系。在一件8世纪的拜占庭锦(图19)上,心形围成的团窠内填驷马车和人物,团窠衔接处留下的十字空白填以对羊。山羊的长弯角,前蹄抬起,脚下辅以花饰的做法同联珠双羊回文锦相似。不同则在于后者的羊肩生双翼,而各种翼兽正是中亚不衰的主题。

图19 人物驾车纹锦,8世纪

图20 西班牙Sigüenza大教堂丝织物残片,12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后,逐渐向西扩张。摩尔人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西非等地的穆斯林居民,他们征服和统治伊比利亚半岛长达7个多世纪。穆斯林的早期装饰常借用拜占庭的艺术形式,随着摩尔人的西迁,源自中亚的联珠圈纹也传到当地,使8-14世纪的埃及-地中海-西班牙织物上保留有明显的拜占庭-伊斯兰特征。图20是西班牙Sigüenza大教堂圣物箱中保留的一件12世纪上半叶丝绸,大珠圈由两层细小的联珠组成,其间填有相对的异兽。珠圈中的主题纹样是生命树和背对而立、相互回视的格里芬,其前爪下方各有一只瞪羚,相邻珠圈间的辅花是为异兽围绕的八角星图案。另一件约12-13世纪西班牙摩尔人织物上,团窠外层有一圈小联珠,内层为阿拉伯文。圈中主纹是以生命树作轴对称双兽(羊?)(图21),连接大团窠的四个小珠圈,其内填花纹在水平、垂直方向分别相同。类似的还有被推测是13世纪制作于西西里的织物(图 22),只是双层珠圈上的小珠已经渐渐被弱化,只在骨架上留有传统联珠圈纹的痕迹。

图20 西班牙Sigüenza大教堂丝织物残片,12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22 联珠对鸟纹织物残片,13世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这几件织物和阿拉尔的联珠双鸟、联珠双羊有着一致的构成因素:如小联珠组成的双层珠圈,中间填有图案或阿拉伯文字;主纹为生命树和对称动物的组合;连接大珠圈的四个小珠圈,其内填花纹在水平、垂直方向上分别相同。可是,两组图案又有区别:西班牙摩尔人织物的主纹动物都背对回视或对立背视,即单体都是回首的S造型,阿拉尔的动物身首却并未扭转;摩尔人织物的辅花或链接钮中,都会出现伊斯兰的八角星,而阿拉尔的织物上不曾见到。在时代较早的中亚撒答剌欺中,无论珠圈内的对称纹样还是相邻的两圈,动物都正视前方,没有回首的姿态,阿拉尔的动物正是保留了这种方式。另外,阿拉尔织物的联珠也延续了较早的样式,珠子圆大、排列紧密,加上两侧的细线,呈现黑地白珠的效果。而摩尔人的“联珠”已经退化减弱成小圆点,排列也更松散。这表明阿拉尔的图案虽然有着拜占庭-伊斯兰因素,但保留了更多的中亚渊源。联珠双鸟锦袍(图17)上连接大团窠的小珠圈,内填十字对称的四只雁鹅,正与小努日木辽墓的联珠四鸟纹锦(图4)一致,又透露着与辽代丝织的关联。阿拉尔的另一件“灵鹫对羊锦夹袍” (图23)。早年魏松卿先生将主题辨识为展翅的双头鹰,赵丰先生等最近的研究则将其指认作孔雀。26 鹰(孔雀)的上方有一道拱形花边,下方有一对相向而立的大角山羊。不过,赵丰先生用作对比的11世纪Durham孔雀丝绸,拜占庭丝绸史专家安娜·穆特修斯(Anna Muthesius)曾有深入的研究,她指出Durham的双头孔雀是正立孔雀与双头鹰形象的混合,而且,这一主题是当时西班牙的自创,并非源自他处。27还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图案单元,鹰(孔雀)的下方有两只对立的羊或瞪羚,Durham孔雀的单位图案里却没有这一元素。双头鹰擒双兽的图像在拜占庭和塞尔柱王朝的艺术中都能找到踪迹,如1200年左右的法国天顶画(图24)和大都会博物馆藏的一件13世纪西班牙织物(图25)上都可见到这一题材。虽然阿拉尔的双头鸟并未用抓住双羊,但在基本构图上它还是更接近于双头鹰擒双兽的主题,所以这件丝绸的图案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图23 灵鹫对羊锦夹袍,11-12世纪,新疆阿拉尔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24 罗马式彩绘天花板(花纹模写),约1200年

25 双头鹰织物残片,11-12世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赵丰先生的研究还指出,联珠双鸟锦袍、灵鹫(孔雀)对羊锦袍的织物结构沿用唐代以来的标准斜纹纬重组织,与撒答剌欺锦相同。两者的幅宽分别为约89厘米和100厘米,与中原织锦的尺寸有较大差异,更接近西域织锦的规格。因此,无论工艺、还是装饰,阿拉尔的发现都与中亚地区有密切联系。

结语

  通过文献材料,可知辽金时代的丝绸中有撒答剌欺的存在,赞叹宁是其译名。

  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夫妇墓里的异文锦袍,以及新疆阿拉尔发现的几件锦袍可能属于11-12世纪的中亚撒答剌欺,图案显示出拜占庭-伊斯兰特征。

  辽地丝绸上联珠纹的再次出现表明中亚对辽的影响。庆州白塔的“联珠鹰猎纹刺绣”,其粉本应该源自中亚。辽代联珠纹出现新变化,是与时代艺术相融合的结果。

  文献中虽有中亚织锦进贡到北宋的记载,但这时的丝路为回鹘势力所控制,贸易形式由唐代的长途贩运改为中继贸易。中亚织锦不再直接进入中原,而是作为异国的奇珍有少量的赠送。兼以宋“抑武修文”的国策和西、北方终有强敌,使得工艺美术基本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发展,对域外的物质需求集中在玉石、香药上。所以,未见中亚织锦对宋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反,西边广阔的疆域、畅通的贸易,以及同中亚密切的政治联系,使得中亚织物和织工能够进入辽,并对其丝织产生影响。

  注释

  1 D. G. Shepherd, W. B. Henning, Zandaniji Identified, 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 Künhel, Berlin, 1959, pp. 105-122.

  2 相关中文介绍参见: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46-47页。

  3 相关研究参见:(A) D. G. Shepherd, Zandaniji Revisited, Documenta Textilia. Festschrift für Sigrid Müller-Christensen, ed. M. Flury-Lemberg und K. Stolleis, München, 1981, pp. 105-122. (B) A. E. Wardwell, Recently Discovered textiles Wove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entral Asia before A.D. 1200, Textile History, 20, 2, 1989, pp. 175-184. (C) A. E. Wardwell, J. C. Y. Watt: 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7, pp. 21-29. (D) A. Muthesius, Byzantine Silk Weaving A.D. 400 to A.D. 1200, Wien, 1997, pp.94-98.

  4 相关研究参见:(A)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B)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15-16期,第63-81页。(C)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219-221页。(D)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 45-49页。

  5 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83-84页。

  6 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94-97页。

  7(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三十(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尽十九日壬午),台北,大化书局,1979年,甲546页。邓广铭、刘浦江认为此版底本是光绪五年(1879年)袁祖安活字本,见《<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111页。

  8(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五,靖康中帙三十(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尽十九日壬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11页。此版为影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许涵度刻本。

  9赵评春、赵鲜姬:《金代丝织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18-9页。

  10 《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本)卷二十一,151页:“(宣和七年二月)粘罕(改作尼堪)在云中获天祚,以兵护归国封海滨王,辽国亡。亡(删此字)辽录曰:……天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阿保机(改作安巴坚)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保大元年,余睹(改作伊都)叛归金国,保大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闻余睹(改作伊都)为金人前锋引导娄宿孛堇(改作罗索贝勒)骑兵掩至,惊骇率卫兵五千骑西走云中,府应行宫内三局珍宝库,祖宗二百年所有珠玉金银匹帛皮毛之类,莫知其数尽为金人所掠。”

  11 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8期,736-743页。

  1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诸小国贡进物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05页:“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德丝、怕里呵、碙砂、褐里丝。已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13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1978年第二次印刷,121页。

  14(元)脱脱等:《金史》卷七十六《完颜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737-1738页:“(天辅)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纥三城,进至中京。”

  15(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临潢府》,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42页:“(祖州城)西北隅有内城。……内南门曰兴圣,凡三门,上有楼阁,东西有角楼。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祗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

  16 魏良弢:《西辽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48页。

  17 魏良弢:《西辽史纲》,称其建都于萨末鞬(今中亚之撒马尔干),54页。

  18 张广达:《黑汗王朝》,《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19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38-41页,148-152页。

  20 《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14108页:“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秋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襕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襕。”又及,黑汗朝分裂后,其东汗国灭于阗,并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自于阗遣回鹘罗厮温聘问宋朝。此后宋朝文献中的于阗即东黑汗。

  21 参见《宋会要辑稿·番夷七》(之一),7840-7850页,于阗国黑汗王曾于天圣三年十二月四日、熙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熙宁十年四月八日三次贡胡锦。

  22 《金史》卷一百二十一《粘割韩奴传》,2637页:“是岁(大定十五年),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

  23 陈彦姝:《六世纪中后期的联珠纹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78-95页。

  24 Roger Goepper, “Dressing the Temple: Textile Representation in the Frescoes at Alchi”,Asian Art, The Second HALI Annual, ed. Jill Tilden, Hali Publications,London,pp100-117。

  25 魏松卿:《考阿拉尔木乃伊墓出土的织绣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1年第2期,153-156页。

  26 赵丰等:《论青海阿拉尔出土的两件锦袍》,《文物》,2008年第8期,66-73页。

  27 Anna Muthesius, “Silks and Saints: The Rider and Peacock Silks from the Relics of St Cuthbert”, St. Cuthbert, His Cult and His Community to AD 1200, ed. Gerald Bonner, Boydell Press, 1989, pp343-366.

  编者按:原文载于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3-70页。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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