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印交通;吉隆道;高原丝绸之路;宋代;继业;范成大
一 引 言
宋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在四川被朝廷诏令东归。其年五月，他离开成都，六月七月间来到峨眉山，游金顶、牛心寺等处，并将其所见所闻载入《吴船录》一书。在书中，他抄录了牛心寺僧人继业三藏的西域行程，由此将过去不为人知的宋代初年继业等僧人奉敕赴印度求法的事迹公诸于世，从而引起后世学人的关注。
范成大在《吴船录》记载牛心寺时称：“此寺即继业三藏所作。业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 根据继业所记的西域行程，他的去程仍然是循“丝绸之路”的西域故道，“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食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又度大葱岭，雪山至迦湿弥罗国”。然后再到印度乾陀罗、那烂陀、鹿野苑、摩揭陀国等处，参拜了菩提树金刚座、迦耶城、王舍城等佛教圣迹。这些行程和其他唐代高僧如玄奘、义净等所行路线基本相同，对此北京大学东语系王邦维曾做过详细考订。
继业最后“逾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之后的行程，据《吴船录》所记，系“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太祖已宴驾，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遂作庵居，已而为寺。业年八十四而终”。这一段行程，应是继业归国行经的路线，但恰恰是对于这段行程，既往的研究中颇存歧义。
最早对此段行程提出解释的是张星烺。他认为：“泥波罗国即尼泊尔。磨逾里即《西域记》卷四之摩裕罗城(Mayura)。在北纬三十一度，东经约七十九度，在恒河上游之西岸。此城今又名哈利得瓦拉(Haridwara)。雪岭指印度库士山。三耶寺不可考。” 若按照张先生的考订，继业的此段行程尚在古印度(北天竺)境内。
王邦维继而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疑三耶寺即吐蕃境内之Samyas寺，八世纪中叶赞普赤松德赞时所建，为西藏最古老的寺庙之一，今汉译桑耶寺。如此则继业返程竟从西藏通过。中国求法僧及使臣，在唐初时经吐蕃、泥波罗而至印度，颇不乏人，如三耶寺即桑耶寺说成立，继业行至泥波罗，复经吐蕃而返国，亦非不可设想之事。只是宋代类似的记载极少见，此一结论，尚需作进一步的探求。”
笔者认为，王邦维的意见值得重视，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也有较多的历史依据支持他的观点。廓清继业归国路线，不仅可以对认识宋代僧人西巡求法的行程和往返路线有所帮助，还可以对唐代初开的唐蕃之间、蕃尼之间的藏地“高原丝绸之路”的主要干道“吉隆古道”利用的下限有新的认识。
二 关于唐代初开的“吉隆道”
唐人释道宣在约成书于7世纪中叶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首先列出了一条新出现的“东道”，这是不见于《大唐西域记》和同时代其他著作的一条新道。对此，道宣写道：
自汉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睹遗迹，即而序之。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戌，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
这条道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通过了西藏高原吐蕃腹地，所以与过去去往“西天”求法巡礼的路线相比较，路程变得更为近捷，过去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蕃尼古道”、“泥婆罗道”、“泥婆罗·吐蕃道”等。这条“新道”开通之后，很快成为一条新的国际通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他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 唐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录了唐时高僧经过吐蕃与泥婆罗前行天竺的，先后有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与师鞭、玄会等人 。
过去关于这条道路究竟是从西藏的何处出山到达尼泊尔的，由于史料语焉不详，故多有推测，也有学者关注到从西藏西南的聂拉木、定日、定结一线通往尼泊尔的路线，但迄今为止在汉藏文献中没有发现10世纪以前利用这条路线的记载，故难以坐实。直到1990年，在中尼边境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吉隆县发现了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题铭，证明是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在这条古道上遗留下来的极为重要的考古证据。史载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便是利用了这条唐初新开通的国际路线。 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可以确认唐代和唐以前吐蕃通往泥婆罗的主干道和出境口岸即为“吉隆道”，由此我们可以将“蕃尼古道”“泥婆罗道”“泥婆罗·吐蕃道”也以其出山口岸作为标志，统称为“吉隆道”(以下统称为“吉隆道”)。从吉隆河谷直抵中尼边境界河吉隆河上的热索桥，即可通向尼泊尔境内，并由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去往印度中天竺等地。
除王玄策外，当时利用这条道路的还有唐代僧人玄照，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
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明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祗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岭而翘心，誓度有三。途经速利，过覩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闍兰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
由此看来，玄照法师所行的路线，去程仍然沿袭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又曾经抵达“土蕃国”(即吐蕃国)，并“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笔者怀疑这段文字当是否有过阙佚，因为玄照“远跨胡疆”到“土蕃国”，应当是先从北面的丝绸之路到了“速利”、“睹货罗”(即吐火罗)这些西域边陲之后，又从当时吐蕃王国的西部边境阿里高原进入到了吐蕃腹心地带，从而才有可能得到唐文成公主的资助，再次进入南亚“阇兰陀国”。换言之，此段行程所述本为两事，但却有可能因文献阙佚，混同为一事叙述。
不过，后来唐使王玄策奉敕“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却是充分利用了他所熟悉的蕃尼古道即“吉隆道”，“路次泥婆罗国”，使玄照得以再度从这条道路进入西藏高原上的吐蕃统治中心，“重见文成公主”，且在文成公主的资助下回到唐朝。这里的“重见文成公主”一句，显然其主人公是指玄照而言的，与上文中的“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一句可以相互呼应。但是“路次泥婆罗国”这句，似可做两解：一是说王玄策在追寻玄照的行程中到过泥婆罗国;二是说玄照在归国时路经泥婆罗国。但无论做何种解释，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王玄策、玄照这样的官方使节、佛教僧侣，在唐代初年都熟悉这条前所未有的“新道”，并且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将这条道路的出山口定在吉隆，除了在这里发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的考古实物这一铁证之外，还涉及到一个十分关键的地名，即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所记载的宋代僧人继业归国时所经行的“磨逾里”。这个地名很显然是汉文译音，而非张星烺所比定的位于印度境内的“摩裕罗城(Mayura)”，具体而言，我认为很可能是来自藏文中的“芒域”(mang yul)。
藏文史料中的“芒域”具体指的是西藏高原的哪个区域?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总体来说，藏族史家们比较倾向于认为就是今天后藏日喀则西南部以吉隆为中心的这片地区。例如，《西藏王统记》记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请泥婆罗国赤尊公主进藏，“赤尊公主乘一白骡，偕同美婢十人，连同负载珍宝多骑，吐蕃使臣为之侍从，遂同向藏地而来。泥婆罗臣民皆送行于孟域(芒域)之间”。《西藏王臣记》记载，吐蕃时期巴赛朗奉命赴天竺，游方朝圣，至大菩提道场及那烂陀寺，遇寂命大师，“迎至芒域”。书中还记载，当年莲花生大师进藏，也是取此道而行：“大阿阇黎(莲花生)已由神通照知，见诸藏使跋涉辛苦，乃运用神变，迅速驾临芒域贡塘。 ”据《米拉日巴传》记载，西藏佛教高僧米拉日巴父子在其生前曾经输掉了房屋田产，只好离乡外流，他们到了“芒域贡塘”的江安寨地方才定居下来。刘立千在此条之下注释道：“芒域，古为阿里三围之一，今属日喀则行署吉隆县;贡塘在县西南，为该县的一个区。”
如果我们将“磨逾里”比定为“芒域”，也就是今天中尼边境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一带，宋代僧人继业的归国行程就很容易理解了。他“自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也就是从泥婆罗国越过国境，进入西藏境内的芒域(磨逾里)，沿着唐代以来开辟的“吉隆道”，越过“雪岭”——这里所说的“雪岭”，也不是张星烺所说的“印度库士山(笔者按，即印度西北方向的兴都库什山)”，而是“芒域”境内位于吉隆河谷北面的一座终年积雪的大山“马拉山”(藏语意为“芒域的神山”)，因为翻越过此山，就可进入东西流向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继而沿着河谷东行，行经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三耶寺”——也就是王邦维正确比定的建于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佛教古寺桑耶寺(Symyas),最后进入汉地，到达阶州。这条线路由于自唐代初年便已凿通，而且利用程度也较高，在唐宋时代的汉地佛教高僧中多应知晓，所以方有“故道”之称。宋代“阶州”，即今甘肃东南武都县，位于今白龙江流域。由此看来，继业在经过吐蕃之后，再从甘、青地区绕道回到中原地区，先向宋太宗表奏敬献，最后奉诏返回到四川西南的峨眉山建寺修行，直到终老。这段行程张星烺曾推测“继业似沿和阗而至于阗”,笔者认为有误，因为从方向上看，既然继业已沿“吉隆道”进入吐蕃腹地，似没有必要再返回到“丝绸之路”南线，而是可以从吐蕃直接去往甘州一带。
三 “吉隆道”在宋代以后的持续利用
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就可以确认宋代初年汉地的佛教高僧去往“西天”求法巡礼，仍然利用了唐代初年开通的这条“吉隆道”。过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包括笔者在内)均认为，在吐蕃松赞干布去世之后，随着吐蕃军事势力的向外扩张，尤其是在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因吐谷浑内附唐朝，吐蕃发兵袭击吐谷浑，唐蕃关系便已经出现裂痕。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之后，吐蕃又出兵攻西域，兵锋直指唐朝，唐蕃终于交兵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境内)，唐军大败，失安西四镇，从此唐蕃间发生直接冲突，双方连年用兵，形成长期战争，导致唐初开通的“吉隆道”实际上已经关闭。支持这个观点的另一个例证，就是上文中的唐代高僧玄照于咸亨元年在印度那烂陀寺遇见另一位唐代高僧义净，玄照此时正“望归东夏”，“净与相见……但以泥婆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范祥雍对于这段史料的解释是：“泥婆罗道吐蕃拥塞不通”，乃指吐蕃通道的关闭;玄照又想从北道迦毕试回国，却又正值回教大食国(即“多氏”)崛起，也不能通过(“捉而难度”)。范先生由此断定：“吐蕃道的关闭在咸亨元年(670年)大非川战役之时或其明后年，这是出于政治变化之故。”
所以，王邦维对宋初继业是否可能利用并通过藏地通道从泥婆罗返国，也持审慎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自唐代中后期以迄宋代，对于汉地使者和僧人、商团利用这条国际通道的相关记载的确太少，故怀疑其在唐代中后期实际上可能处于关闭状态。
但是，继业的这一史实却提醒我们注意，实际情况可能并非那么简单，直到宋代初年，这条道路事实上对于来往汉地的使者与僧人似乎也未完全封闭。虽然相关记载已经大大少于唐代，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汉、藏史料中梳理出一些重要的线索。例如宋人志磐在《佛祖统纪》一书中指出：
东土往五天竺有三道焉，由西域度葱岭入铁门者路最险远，奘法师诸人所经也;泛南海达词陵至耽么立底者，路差远，净三藏诸人所由也;《西域记》云：“自吐蕃至东女国、尼婆罗、弗栗特、毗离邪为中印度，唐梵相去万里，此为最近而少险阻”。且云：“比来国命率由此也”。
这段史料也是出自宋代高僧之手，所以值得注意。文中所言的“三道”，实际上涉及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高原丝绸之路。最后所引《西域记》记载的“自吐蕃至东女国、尼婆罗、弗栗特、毗离邪”至中印度这条路，是三道之中“最近而少险阻”者，可见在宋人心目当中，对唐代新开通的这条吐蕃“吉隆道”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是十分肯定的。
这段史料中所涉及的历史地名、路线和走向也很清楚。所谓“东女国”，在唐代史籍中也称为“羊同”、“小羊同”等，在《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则记载为“小杨同”，根据碑铭发现地点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又称此碑铭刻写于“小杨同之西”，可以确认小杨同的地望大致应在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一带，正好位于从吐蕃腹地前往“吉隆道”的必经之地。“尼婆罗”即今尼泊尔。至于“弗栗特国”，在梵文中记为Vrji,在巴利文中记为Vajji，汉译又译为跋祗、毗梨祗、佛栗氏、跋耆、拔耆等，为印度古代十六大国之一，其具体地望据季羡林等考证，“在甘达克河与巴格马提河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据巴利文佛典记载，由恒河北岸一直延展至尼泊尔的丘陵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达尔般迦县(Darbhanga District)北部地区”。而“毗离邪”，则已经是中印度之境。季先生认为，我国唐代僧人玄奘、官方使节王玄策等人，都应到过这些地方。
在志磐所撰《佛祖统记》的这段记载中，最后还讲到一句“比来国命率由此也”，联系上下文来看，这可能是对前朝唐代使节奉使出国(所谓“国命”)经行这条路线情况的一个总结，但从中不难窥见，这条道路作为官方通道的正统地位在宋代人的心目中可能也未曾动摇，所以才特别加以强调。我们还可以由此推知，宋人对于这条道路的走向十分清楚，继业归国时之所以能够选择“最近而少险阻”之道，应当和时人的知识背景密切相关。
这里，我们附带讨论一下宋以后“吉隆道”的利用问题。元代，吐蕃被纳入元代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元帝师”，总管西藏(乌斯藏)地方事务。元中统元年(1260年)，京师建立佛教大塔，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受邀经藏地到达元大都，但对于这条道路的利用情况却鲜见文献记载。
有史料表明，明代这条道路仍然作为官道使用。《明史》卷三三一记“尼八剌国”云：“尼八剌在诸藏之西，去中国绝远，其王皆僧为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賚玺书彩币往，并使其邻地涌塔国。智光精释典，负才辩，宣扬天子德意，其王马达纳罗摩遣使随入朝，贡金塔、佛经及名马方物。二十年，达京师……二十三年，再贡……永乐七年，遣使来贡。十一年，命杨三保賚玺书银币，赐其王嗣沙葛新的及地涌塔王可般。明年，遣使来贡。封沙葛新的为尼八剌国王，赐诰及镀金银印。十六年，遣使来贡。命中官邓诚賚玺书、锦绮、纱罗往报之。所经罕东(敦煌附近)、灵藏(青藏高原东北)、必力工瓦(拉萨东北)、乌斯藏(拉萨西南)及野蓝卜纳，皆有赐。” 由此可知，有明一代，尼泊尔与中国从明洪武、永乐时期便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以“朝贡”和佛教文化交流的方式来往密切。对于“尼八剌国”遣使前来的行经路线，张星烺认为：“其使者来中国，盖经由西藏陆道也。”虽然没有文献可进一步证实双方使者所利用的通道的具体走向情况，但由尼八剌前往藏地的陆道之中，可以推想“吉隆道”当是其中重要的通道之一。
直到18世纪，“吉隆道”也仍然是中尼之间的主要通道之一。陈翰笙曾总结18世纪中尼(主要指尼泊尔和我国西藏之间)主要的三条通道：“从加德满都五天内可达藏边利斯和杜阿尔卡，再入东藏，这是第一条，就是到拉萨的捷径。从加德满都八天内可达藏边赖苏洼·吉隆，再入中藏，这是第二条路。从加德满都二十余天到奇纳金，再入西藏的西北部，这是第三条要道。当时贸易和军事行动都须通过这三条要道。”这里讲的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吉隆道”。
宋代以后，西藏和印度、尼泊尔僧人利用“吉隆道”往来于藏地的记载也有不少。如藏文文献《青史》记载，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建者之一玛尔巴大师(1012—1097)从1028年开始，五次前往印度求法，其中四次明确取道的就是“蕃尼古道”，亦即“吉隆道”。另一位噶举派大师日琼巴(1084—1161)也曾五次经尼泊尔前往印度求法，其中第三次返藏时，文献中明确记载系由“吉隆道”回到藏地。另据《玛尔巴传》记载，一些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游方僧也曾从这条道往返，其中有一位名叫阿迦悉地的僧人，经尼泊尔到吉隆，最后又由吉隆经尼泊尔回到印度。这表明虽然这个时期“吉隆道”可能已经主要成为一条带有区域性特点的通道还在发挥作用，但利用程度仍然较高。
四 结 论
最后，我们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略加总结。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基本肯定宋初僧人继业归国的路线，的确是再次利用了唐初开通的经过西藏西南(即芒域)的“吉隆道”，途经藏地著名古寺桑耶寺，然后进入汉地中原，最后抵达峨眉山。这个事实也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应当如何看待唐代咸亨之后“泥婆罗·吐蕃道”的“关闭”问题?如果真的完全被关闭，那么宋代僧俗仍将这条道路认为是正统的“比来国命”之道就难以理解，更无法解释继业归国仍然选择这条国际路线顺利地经由藏地返回到汉地这一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来加以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上看，自唐朝咸亨年间之后，正值吐蕃王朝势力逐步达到兴盛时期，与唐王朝在西域的争夺不断升级，这一时期“泥婆罗·吐蕃道”作为中印、中尼之间的国际通道处于关闭状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在文献中再也没有见到像唐代初年那种汉地使节和佛教僧侣频繁通过此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繁荣景象。就此似可认为，作为唐蕃之间认同的官方通道，在这个时期可能的确已经被封闭。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吐蕃王朝以及吐蕃王朝崩溃之后由“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教派形成的各个地方政权都崇信佛教，对于汉藏之间、中印之间宗教上的文化交流往来可能并没有完全封闭。
据《宋史·天竺国传》和《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的记载，宋太祖在乾德二年(964年)曾派遣过汉地僧人157人前往天竺求经，而继业很有可能也是此次大规模西行求经活动中的汉地僧人之一。关于这批僧人往返中印之间的路线史载不详，从继业的行程路线推测，去程仍然走的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此时的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元869年，吐蕃王朝走向覆灭，青藏高原各部再度处于各自为政的分裂状态，史称西藏历史上的“分治割据时期”，已无力掌控对西域的绝对统治权，所以去程应是畅通的。继业归来时仍然能够利用“吉隆道”返回，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吐蕃王朝的崩溃，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新兴的地方割据势力(此时吉隆应属阿里古格王朝统辖)对于这条传统官道的掌控有所放松。二是由于此时西藏僧俗两众对于汉地佛教僧人的西行求法活动，给予了支持与合作的态度，作为民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止。因为事实上，即使是在唐蕃之间时战时和、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官方和民间以宗教为纽带的交往也从未中断过，甚至在“唐蕃会盟”这样重大的政治举措中，唐蕃佛教界也从中起到过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很难设想，继业一行如果没有藏地僧俗民众的协助能够在千里藏地畅行无阻。《吴船录》特别记载他过“磨逾里”(即芒域)，还经过吐蕃古寺“三耶寺”，这不仅是对这一行程中关键性地名的选择性记录，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如同这段文字中所记载的印度其他佛教“圣迹”一样，藏地名刹桑耶寺(即三耶寺)很可能也是继业归途中朝佛礼拜的对象之一，而桑耶寺的吐蕃僧人是否也给过继业一行东归汉地以实际的支持和资助，终因史料有限，只能存疑了。
总之，宋代僧人继业能够成功地利用唐初开通的这条通过藏地返回祖国中原的“吉隆道”，其中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这不仅从中反映出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是从汉唐以来形成于青藏高原、横跨雪岭大漠的“高原丝绸之路”已经根植于民心、经久不衰的重要历史见证。
注 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川新出土南朝造像的整理与综合研究”(18ZDA222)。
范成大：《吴船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4页
“遂至健陀罗国，谓之中印土……又西北十许里，至鹿野苑，塔庙佛迹最夥……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宝座城。四门相望，金刚座在其中……又北五里，至迦耶城……又东北四十里，至王舍城。东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范成大：《吴船录》，第204～206页。
王邦维：《峨眉山继业三藏西域行程略䇳释》，《南亚研究》1993年第2期，第36～40页。修订稿，收入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6页。
范成大：《吴船录》，第206页。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75页。
王邦维：《峨眉山继业三藏西域行程略䇳释》，《南亚研究》1993年第2期，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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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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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星烺注释，“闍兰陀国，《西域记》卷四作闍烂达罗国(Jalandhara),《慈恩传》卷二作闍阑达。《吴船录》王继业之印度行程，作左栏陀罗。其地即今彭甲伯(Punjab)省之闍阑达(Jalandhhar)市也”(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第2119～2120页)。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 37页。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第38页。
桑杰坚赞著，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刘立千先生注释见第23页。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第2172页。
“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1页。
“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咸亨元年八月，第6364页。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京都《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3月，第253～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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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尼八剌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86页。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第2227页。
陈翰笙：《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公元第五至十七世纪》，《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第95～109页。
有关藏文史料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熊文彬教授教示，特此致谢!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5页。
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第264页。
查同杰布著，张天锁等译：《玛尔巴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4页。
张星烺认为：“宋太祖乾德年间，派僧一百五十七人往天竺求经，见之于《宋史》卷490《天竺国传》及《佛祖统记》卷43《法运统塞志》。《宋僧史略》谓遣僧百人，而《吴船录》此处有三百人之谱。吾意《宋僧史略》及《吴船录》皆为误记，应以《宋史》及《佛祖统纪》为确也。”(参见氏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第2171页)
陈庆英、张亚莎主编：《西藏通史·宋代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霍巍：《唐蕃会盟与吐蕃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第57～72页。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Jilong Road" on the West Tour Return Route of Monk Jiye of the Song Dynasty
Huo Wei
Abstract: Fan Chengda of the Song dynasty once quoted monk Jiye's west tour notes to India in his book Wuchuanlu(《吴船录》). Jiye's return route recorded in this book was related to the “Jilong Road”(ancient Tubo-Nepal Road), an important trunk road of the Plateau Silk Road, which had been opened up since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is topic are ambiguous and even misleading. Based on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it can be proved that Jiye did pass through the “Jilong Road” in his return journey. Concerning this route, he arrived in Tibet from India, and then travelled through the hinterland of Tibet. Finally, he reached Mount Emei, a famous Buddhist mountain in Sichuan in the Tang dynasty. So it follows that “Jilong Road”, the transportation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opened up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still playing its role in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not abandon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as was recorded in some literature. This case also indicates some new trend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Transpor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Jilong Road"; The Plateau Silk Road; Song Dynasty; Jiye; Fan Chengda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20年8期，第25-31页。引用请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