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1962年生，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1985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席、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会副秘书长、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环境变化与生物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学报》与《第四纪研究》副主编，以及下述期刊编委：《中国科学》，《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地球环境学报》，《考古学报》，《考古》，《边疆考古研究》，《化石》，《大自然》，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Reviews in Anthropology，Lithic Studies，L’Anthropologie， 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 of Euras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承担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前人类文化与生存行为;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编著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三峡地区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学实验研究》、《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专著10余部。
主要经历
学生时代
高星本来是学文科的，我一直喜欢文学。”他解释道，“从小我成绩就很好，在县里最好的高中读文科班。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就有老师劝我报考古专业，说学考古就可以遍览全国的名胜古迹，可我一点也不动心，一心一意要上北大中文系。”
但命运的安排却就是这么的弄人，由于当时考古属于冷门专业，而国家有政策要照顾这些学科，因此，已达到北大录取分数线的高星，就被分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
“刚进校时我很难过。北大安排新生参观校史，我看到学校图书馆展览中最醒目的是陈建功等出自北大的青年文学家的作品和事迹，感到自己应该属于那一族，伤神之余就暗下决心以后读研还是要转中文系。”就这样，高星一边上考古专业的课，一边又旁听着很多文学课程。尽管“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专业课成绩却仍很优秀，甚至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因为考古专业的特殊性，学生在大三、大四有两个学期需在野外实习。就这样，高星错过了考研的准备期，当他从千里之外的考古工地赶回学校时，和那些已摩拳擦掌做好准备的同学相比，已失去了竞争力。文学之梦，到此是彻底破碎了。
“我们13个男生就索性把头发都剃光了，再穿上工作用的粗黄布衣裳，腰扎草绳，看上去就像是当时正流行的电影《少林寺》里的13棍僧”
实习生活
实习是在山东的庙岛群岛上。那里人烟稀少，环境艰苦，但在高星的回忆中却富有诗情画意。“因为洗澡不方便，我们13个男生就索性把头发都剃光了，再穿上工作用的粗黄布衣裳，腰扎草绳，看上去就像是当时正流行的电影《少林寺》里的13棍僧。”
这种真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令高星感到考古的乐趣。而通过一块块从杂土里拨拉出来的石器、陶片去探寻古人类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生活，这样的研究更令他感到考古的魅力。
于是，当中文系的研究生无法投考之后，所幸高星的本专业成绩一直不错，因此，他决定还是继续攻读本专业。最终，他有惊无险的考上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旧石器考古学，并且很快就发现，原来这里别有一番洞天。
考古魅力
在高星看来，考古学一方面由于经常要到偏远山区进行发掘，可以融入自然，接触到最基层的社会原生态，一方面又可以藉此进入到神圣的科学殿堂，因此有着独特的学科魅力。而文学，他也未曾完全放弃，在创作科研论文的间歇还常写一些学科历史和人物传记。
刚来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时，高星受到过导师的一次批评。事情的起因是他在一份科研报告中，用了“平分秋色”这个词，而科研报告要用术语，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各占一半”。高星笑着说，科学用语确实应当严谨，不过现在也当了导师的他对学生论文的要求却多了一条：不仅要严谨，还要写的精彩，不能写成八股文。“考古是我的事业，文学是我的爱好。”高星这样总结现在自己的状态。
说起来，中国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一直就有着很深的国际渊源。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与中国学者合作成立的。因此，研究所可说是一个“混血儿”。
来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后，高星才知道，原来这个中国科学院中的“小所”，规模虽小，但却有着相当强的实力和特色。单以在《自然》与《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衡量，可以说在国内的研究机构中首屈一指，在国际学术机构中也名列前茅。
“如果从现实原因分析，考古学本身就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大课题，再加之中国的化石资源丰富，条件得天独厚，因此才吸引了很多外国学者。当然，我们有一支优秀的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队伍，也是重要原因。”高星分析说。
而他最感兴趣并一直在做的还是周口店。这是因为，中国大多数古人类遗址，文化单元单一，只有一个层位，文化层堆积薄，即表示古人类只在某一时段占据该地，在一个地区连续生存的时间短。而周口店遗址有多层的人类生活层面和较厚的文化层堆积，这说明古人类在一个遗址或区域内较长和连续的生存行为，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周口店遗址大规模的发掘，还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过去的近80年间，该遗址风化受损严重，存在局部坍塌的危险，需要及时的加固。
“国际上此前一直对周口店是不是真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也存有异议，有人说是由外力，如流水，将山上的化石冲运过来的。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机遇——为配合保护加固工程而进行主剖面的清理发掘。此次的清理发掘，对堆积地层要从上到下细细清理，做更精确的地层划分，要系统提取各类样品做分析测试，在学术上力求把一些基础科学问题搞清楚，例如沉积过程、地质营力(引起地质作用的自然力)、时代序列和用火遗迹等。当然，能找到更重要的化石标本，将使清理发掘工作更有意义。”
考古经历
高星印象最深的一次考古经历是在山西大荔，那里的水含氟量高，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贫困，去时正好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新鲜蔬菜，每顿饭唯一的菜就是发臭的腌西红柿。但高星更记得那里乡亲的淳朴，对村民们专门为他们做的一顿土豆丝馅的饺子念念不忘。
考古也有惊险刺激的时候。在山西铜川的一个先秦墓葬发掘中，他们发现一个头与身体分割的将军尸体。当时由于天快黑了，来不及绘图拍照，周围又有很多群众围观，为了安全起见，要把文物及时转移走。于是，高星只好抱着将军的头颅在人群的夹道中撤离。
“当时我那个紧张啊，倒不是因为自己怀里抱着一个人头，而是担心有不法分子给我当头一棒，再把文物抢跑了。”
高星还提到最近他领导的队伍在宁夏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经历——他们在一处偶然发现的1万多年前、厚达两三米的古老的灰烬层面前惊呆了：这需要多少木柴，多长的燃烧时间!现在那里草木稀少，而万年前该是怎样的生机盎然!对外行来说，那只是一层灰土，而高星和他的同事们却从中看到了远古先民围火而歌、生存繁衍、演化不息的历史画卷!
而这种与“人类老祖先”亲密接触的事情对于考古人员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发掘时如果遇到一堆人骨头，那你就得一根根、一块块的触摸，仔细清理，认真分辨、记录。有时候不仅要动手，还要动口呢!”高星解释说，古老的化石因钙化，舔一舔就会粘舌头。“这种化石数量很少，很珍贵。所以如果遇上这种化石，别说是要我们舔了，就是吃了也心甘情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