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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是西夏 “国教” 论
发布时间:2017-06-22 11:45:44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牛达生   点击:

  摘要: 若干年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佛教是西夏 “国教”,更有甚者,认为藏传佛教也是西夏 “国教”。这一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 “国教”? 二、什么是藏传佛教? 三、藏传佛教何时传入西夏? 解决所谓 “国教”问题,就得把这三个问题厘清。本文讨论什么是 “国教”问题,并分别就佛教不是西夏 “国教”,藏传佛教更非西夏 “国教”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所谓 “国教”说不能成立。

  关键词: 西夏;佛教;藏传佛教;国教

  作者简介: 牛达生 (1933—) ,男,山西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是考古学、西夏学、印刷史、钱币学。

引 言

  近读赵生泉先生《西夏竹笔新考》一文,认为竹笔是吐蕃 (藏族) 的书写工具,武威出土的西夏竹笔是受吐蕃文化影响的产物,“源自吐蕃文化,属于藏笔”。尽管这一论点所据是晚清沈君锡《西藏风俗》、民国任强《西康图经》,但如赵文所言,仍 “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这是迄今仅有的一篇专门论述武威西夏竹笔的文章,但其所论尚有商榷的空间,笔者已有他文论及[1],这里不赘。

  赵文在谈吐蕃文化的背景时,用相当篇幅谈到 “西夏与吐蕃”的关系,最后导出: “松赞干布执政时期,藏传佛教就己传入尚未北迁的党项 (弥药) 地区,并在上层统治者中传播开来。(西夏) 开国以后,元昊及历任继承者更以佛教为国教,大量延请吐蕃高僧,授以“国师”称号,使得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广为流传。”[2]

  我注意到上述观点并不是赵的发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认为 “早在党项未迁徙以前,松赞干布 (Srong-btsan sgam-po) 执政时,藏传佛教已传入党项 (弥药) 地区”;又称西夏立国后,将“藏传佛教列为国教”,其依据是: “公元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党项的统治者一直崇儒信佛,使藏传佛教逐渐在国内占着重要地位。”“元昊如此通晓佛学,并把佛学列为国教。”①该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赵文仍视为经典加以引述,可见其影响之深。

  有人认为,“河西佛教主要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瓜州、沙州、甘州、凉州所受吐蕃佛教的影响较深”。并以《凉州碑》文字中有 “羌汉二众提举”,说明 “已有专门管理吐蕃、汉族事务的僧官”,来证明藏传佛教的影响[3]25。有人更直接说《凉州碑》中 “提及藏传佛教僧人,说明西夏建国早期,藏传佛教僧人已在其治下活动”[4]650。

  还有人认为: “考虑到河湟吐蕃对西夏的影响”,“至西夏建国初期,藏传佛教似乎已经盛传开来”;说元昊所 “通蕃、汉文字”,“蕃字就是指藏文,因此元昊早年就已和藏传佛教发生关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②。

  其实,这一说法早已存在,不过不在中国,而在外国,在俄罗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西夏学学者克恰诺夫 (Ε.И.Кычанов) ,在其所著《西夏国史纲》一书中,就说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莫斯科,1968年版,未见中译本) 。(俄) 孟列夫 (Л.Н.Мeньшиков) 《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如果克恰诺夫关于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这一论断是对的,那么,黑城藏卷的绝大多数会是佛教文献。事实也是如此。”看来,孟列夫先生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

  需要说明,我的意思是说这一观点早就存在,而不是说国人的观点都是抄袭外国人的,有的就是自己的 “发明”和“创造”。所谓 “英雄所见略同”是也。

  持所谓佛教是西夏 “国教”,藏传佛教是西夏 “国教”观点的人,多是西夏学界及藏学界著名的专家。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些重量级的论著中,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颇有影响。因此,也使这一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成为西夏学研究、佛学研究、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能否站得住脚,似乎很有必要探讨一番、辨证一番。

一、什么是 “国教”

  在讨论佛教是否是西夏 “国教”,藏传佛教是否是西夏 “国教”之前,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国教”这个概念。

  所谓 “国教”,简要地说,就是政权与教权合一的政治制度。典型的例证,有罗马的 “教皇国”,有伊斯兰的 “教长国”。

  罗马的 “教皇国”,存在于公元756—1870年,将近12个世纪。它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教皇直接掌握政权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实行教皇集权制。在这里,教规就是国法,它如教皇诏令、宗教会议决议等,对所有居民都具有强制性。教皇既是宗教首脑,同时也是国家元首。这就是所谓的 “教皇国”。教皇任命具有红衣主教衔的人任国务卿,协助教皇行使最高领导权,其地位仅次于教皇。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撤出罗马,德意志完成统一,收回了罗马及其他地方,教皇的世俗统治权力被剥夺,并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的梵蒂冈。现在的梵蒂冈城国,是历史上 “教皇国”的延续,教皇是梵蒂冈的首脑,享有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权。

  伊斯兰国家有 “教长国”。在这里,教长由各部落首领 (酋长) 推举产生,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二战后,以哈里发③为首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赿来赿多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40多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其中多数国家为共和制,实行政教分离,伊斯兰教仍是他们的共同信仰。但在这些国家中,有的仍然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就说伊朗,16世纪初,建立萨法维王朝的伊斯玛仪,宣布什叶派为伊朗国教,其特点就是“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首席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5]337。二战结束后,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在英、美的影响下,推行世俗化,实行所谓 “白色革命”,进行以土地改革、工人入股分红和在农村开展卫生和扫盲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改革计划”,进行所谓移风易俗的变革,强行让男人穿西服,要妇女去掉面纱等[5]473。但这一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核心的改革计划脱离国情,伤害了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致使各种社会矛盾、宗教矛盾激化,各地动乱不断升级。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因领导反国王运动而流亡国外14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革命后第一部宪法,规定实行由什叶派主导的政教合一制度,神权统治高于一切,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在这个共和国里,设总统、总理、议会等,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宗教领袖——伊斯兰教的毛拉。他是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但伊朗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有时代的特点,这就是伊朗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有着较为发达的选举制度,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真实民意;出版检查制度也较其他阿拉伯国家宽松,在一定限度内容忍公民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权。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 “伊斯兰共和制”,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

  由上述两例,可以看出所谓 “国教”,也即政权与教权合一的政治制度,起码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民信仰一种宗教;二是宗教法规就是行政法规,就是国法;三是国王首先是宗教首脑,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也就是说,所谓 “国教”,应是该国法律确立的唯一宗教,其教义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宗教经典和戒律成为国家法律,并带有强制性。恩格斯在 《普鲁士国王弗里都希——威廉四世》一文中说,“在新教国家里国王就是——总教主,他把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这种国家形式的最终目的就是黑格尔说的政教合一”。

二、佛教不是西夏 “国教”

  先谈所谓 “佛教是西夏 “国教””。提这一主张的人说,西夏 “崇儒信佛”,因国主 “元昊通晓佛学”,所以把 “佛学④列为国教”。其实,西夏官方的宗教政策是 “佛道并重”,西夏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 “僧人功德司”、 “出家功德司”、 “道士功德司”,就是证明[6]363。佛教自不必说是西夏统治者竭力推崇的宗教,并得到很大发展,正如“西夏碑”所谓“宗庙祭享,以时以思;至于释教,尤所崇奉”。但道教在西夏也有相当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常携的《太一金鉴诀》,是推演兵法的道家书籍;元昊儿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7]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所谓 “辟谷”,就是不吃五谷杂粮,通过炼丹吃药的修炼,达到 “长生不死”;1081年,宋朝五路大军伐夏,夏人纷纷逃难,“横山无人,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7]卷三一八,元丰四年十月庚午。考古上也有道教文物发现,如内蒙古黑城道藏 《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宁夏贺兰县绢画 “玄武大帝图”,甘肃武威西夏墓两件 “买地契 (冥契) ”等等,不一而足。公认的西夏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学⑤,“国教” 说者也认为西夏“崇儒”。如果佛教是西夏 “国教”,西夏统治者怎能容忍道教和儒学的存在。这说明西夏的佛教不具备 “国教”特征,西夏佛教并非 “国教”。史金波教授说: “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最主要的宗教。同时也有道教流传,形成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8]546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另外,在西夏是佛大还是皇帝大? 有资料证明西夏皇帝的地位高于诸佛和诸神的地位。史金波教授说: “佛教的主宰释迦牟尼使原来党项族所信仰的诸神降于次要地位,这正与世俗生活西夏国王、皇帝使各部落首领降为从属地位相适应。”[8]547我要补充的是: 西夏皇帝在推行佛教以利其统治的同时,还要临驾于诸佛诸神之上,以显示其地位的崇高和不可动摇。罗竹风教授、黄心川教授认为: “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自居天子地位,王权高于神权,因此,既利用宗教的 “教化”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9]张液 “黑河建桥碑”是仅有的西夏藏汉两种文字的碑,是大夏乾祐七年 (1176) ,以仁宗皇帝的名义撰写的敕文。据王尧先生统计,该碑汉文13行,总计293个字,笔者注意到其中就有6处 “朕命”、“朕意”等字。碑文开门见山地说: 黑水河上下之 “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而对 “发大慈悲,兴建此桥”的“贤觉圣光菩萨”,皇帝也是居高临下,“亲临此桥嘉美”,表彰 “贤觉兴造之功”;所以建桥之后,“水患顿息”,是诸神 “冥歆朕意,阴加护祐”的结果;也是 “十方诸圣之心,抑可副朕之弘愿也,诸神鉴之,母替朕命”[10]。“贤觉圣光菩萨”即贤觉帝师,实有其人,地位特高⑥。碑文处处显示了皇帝的尊贵,而贤觉、诸神,只能听从 “朕命”。在以佛教为 “国教”的社会,大概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降低诸佛地位的文字。

  又,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也谈到西夏所以 “浮图梵刹,遍滿天下”,唯独凉州塔 “神灵昭然如兹之特异者”,也即将塔之 “整荐”、西羌 (吐蕃) “冦凉”、 “南国 (宋朝) ”兴兵、凉州 “地震”等事,使之灾消国安,概因 “塔之感应”。究其原因 “岂佛之威力独厚于此耶? 岂神灵拥祐有所偏也?不然”。是因为 “我大夏植福深厚,二圣 (惠宗秉常、崇宗乾顺) 诚德诚感之所致也”。“二圣”高踞诸佛、诸神之上,如佛教具有 “国教”地位,岂能容忍!

  宗教崇拜的偶像如佛教的佛陀、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一个符号。而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是这些符号,而是宗教领袖决定的。如果他的实际地位高于政府首脑,很可能出现宗教统治一切的局面。如果他干预世俗的能力有限,则会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似乎应是一个规律。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皇室直接参与佛事活动,对提高僧人的地位和推动佛教发展,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西夏的佛教领袖如国师、帝师等,有崇高的地位;中国佛教史上有赐衣制度,即给品学皆优的大德高僧赐紫、赐绯,以表示尊崇。但他们的崇高地位都是皇帝赐予的,他们只能依附于帝王。

三、藏传佛教更非西夏 “国教”

  这里重点谈谈 “藏传佛教被列为国教”的问题。从前述引文中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要与藏族、藏文、藏僧沾上边的,都是藏传佛教。应该说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藏族,也即吐蕃,他们信仰佛教,更有本教信仰;藏文,是历朝藏族社会广泛使用的文字,用于公私文书,更有国宝 “藏文大藏经”,其中有藏密仪规,也有显宗经典,还有医药、天文、科技、文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内容;藏僧,有修藏密的,也有修显宗的。怎么可以说与藏字沾上边的就是藏传佛教呢?这是很不科学、很不理性、很不恰当的。

  有人认为,松赞干布统治的吐蕃,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 “国教”国家。其实,这完全是曲解和无知。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如何? 吐蕃赞普共传九代,应该说,包括松赞干布等前三代吐蕃赞普,并不信佛⑦,尽管后来的吐蕃赞普,如第四代赤祖德赞有很强的宗教热情,并且是佛教发展的强力推手,但他们是国家首脑,而不是宗教领袖。这时还没有 “同印度佛教取得联系,但这时有个特点,汉族地区佛教、和田地区佛教和中亚的佛教都曾在吐蕃产生过影响”[11]10。这时的佛教宗教法规很不完善,而僧人也只在皇室内部,并没有普及到民间。更重要的是吐蕃并不是单一的佛教,还有势力更强大的本土宗教——笨教。在藏区的佛教都与 “国教”不沾边,何况西夏乎!

  也许有人认为 “后弘期”的西藏佛教为 “国教”,其实也不符合历史实际。郎达玛 (838—842) 灭佛后,经过130多年的 “黑暗时期”,西藏社会逐渐稳定,佛教在西藏开始复兴,并开始了所谓“后弘期”的历程。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吐蕃王朝已不复存在,分散的、割据一方的新兴封建农奴主,通过剥削农奴,成为拥有雄厚经济实力,能左右一方的政治实力派。这时从多康等地回到卫藏地区的佛教,逐渐形成了融合笨教的藏传佛教。因教法、仪轨的不同而形成各种教派,他们依附于势力大小不同的封建农奴主,形成大小不同教派,这就是所谓的西藏后弘期佛教——藏传佛教。从上面简述可以看出: 一是教派首领依附于封建农奴主;二是教派之间教法、仪轨不同,各自为政。这种状况,当然不能称之为 “国教”。

  在西藏,与 “国教”沾上边的应从元朝开始。公元13世纪,蒙古统一西藏后,出现了全藏性质的 “政教合一”制度,即佛教首脑人物执掌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但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由 “中国中央政府授予的以佛教自治的一种地方性的政治反映,不过,学者们都习惯借用黑格尔 “政教派合一”这一名词罢了”[12]100。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定都大都 (今北京) ,封萨迦派八思巴为 “国师” (后升为 “帝师”) ,1264 年,赐予他象征权力的玉印、金册,让他领总制院 ( 后改称宣政院) 事,成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行政事务的最高官员。八思巴既是藏区最高的宗教首领,又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掌权者,形成事实上的 “政教合一”统治。1280 年,八思巴死后,忽必烈给他的评价极高,说他是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师”[13]4518。此后,明、清两朝无论是郎氏家族的帕竹噶举政权⑧,还是达赖和班禅活佛管理的 “政教合一”的组织,他们的权力都是明朝、清朝中央政府授予的。

  注释:

  ①李范文:《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卷第3期,1996.06。在 2012 年出版的《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中,一字不动的收入此文,表明其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页541) 。又,《论集》中所收《西夏王陵与贺兰山岩画的关系》一文,也称 “西夏统治者尊儒信佛,把佛教俸 (奉) 为国教”(页417) 。

  ②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该文说他这一观点的依据是王忠《论西夏的兴起》一文。经查,王忠先生只是说元昊 “通蕃汉文字”,其中的 “蕃字”是 “藏文”,认为藏文 “为西夏地区所通行”,有利于 “汉藏文化交流”;说 “西夏一直信仰佛教”,并无一字提及 “藏传佛教”。文中提及西夏与迦玛迦举(一般译为噶玛噶举)派和迦玛(一般译为萨迦)派的关系,这是 1159 年以后的事,而不是西夏初期。

  ③哈里发为阿拉伯语,原意为代理人、继承人。穆罕默德去世后,经过激烈的斗争,在 632—661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哈里发,被历史学家定为 “四哈里发时期”。“哈里发是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最高指挥官,同时也是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首领,是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是……哈里发不能接受真主降谕的训诫,只能根据《古兰经》、”圣训”以及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 引自王怀德、郭宝华《伊斯兰教史》第53页。

  ④ “佛学”用词不当,它与 “佛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⑤西夏儒学之盛,早在继迁、德明抗宋自立,建立夏州政权时就已开始。他们十分重视 “曲延儒士”,也即使受过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为其所用。西夏建国后,即使是以 “胡礼蕃书”抗宋的元昊,创建了蕃学,也创建了汉学,并命将《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译成西夏文;在他的政府参政群体中,见之史载的如杨守素、张陟等,都是当时的儒学英俊。正如崇宗时御史中丞薛元礼所说: “士人之行,莫大为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为儒学。”西夏故地,皆为唐宋旧地,儒学影响深远;而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少数民族政权,为其统治长治久安,必须尊儒、崇儒、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

  ⑥据史先生研究,碑文中的 “贤觉圣光菩萨”实有其人,“应是贤觉菩萨、也就是贤觉帝师”。从其 “名为波罗显胜,不会是汉人”,“也不是党项人”,他应是 “西夏的吐蕃族高僧”。西夏《官阶封号表》: 西夏有封王制度,主要是封授宗室,称为 “国王”、“大国王”,西夏帝师地位极高,在太子之下,“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

  ⑦不少论著提及松赞干布娶了笃信佛教的尼泊尔公主和文成公主后,佛教在西藏发展的情况。著名藏学家王森研究认为,由于两位公主信佛,“松赞干布重视佛教也是自然的,不过,他重视佛教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也可能还有提高藏族文化的考虑,藏族史料说他如何笃信佛法却不一定是事实”。即使到第四代赞普赤德祖赞时,在西藏依然是 “无寺无僧,总无佛法”。反映了 “这一时期佛教在西藏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详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3—7页) 。

  ⑧帕竹噶举所属的朗氏家族,是元朝在西藏设立的13个万户之一。元末,帕竹噶举领袖绛求坚赞(1302—1364),以武力结束了萨迦王朝统治,统一了前后藏,建立了帕竹噶举王朝。元朝授予绛求坚赞大司徒的名号和印章,绛求坚赞开始直接管理全藏的政务。明朝取代元朝后,帕竹派归顺明朝,公元1372年,太祖朱元章封帕竹派的释迦坚赞为大司徒,世代管领吐蕃。该王朝自公元1349年起,至公元1618年帕竹政权被推翻止,前后经历了12代共260余年。元明两朝,西藏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员要经帕竹首领举荐,并由皇帝批准任命,赐予表示权力和地位的印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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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弘学,主编.藏传佛教[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3][明]宋濂,等.元史 [M].北京: 中华书局,1976.

  本文出自《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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