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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述
发布时间:2017-11-30 08:55:43    作者:牛达生   点击:

西夏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述

牛达生

  20世纪以前,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考古可言,当然也谈不到西夏考古。被视为金石古物的西夏文物,也是屈指可数,十分稀少。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70年代以来,银川西夏陵的发现,对西夏考古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和青海东部,都有西夏遗迹发现。地下的有墓葬、遗址、窑址、窖藏等;地上的有城址、寺庙、佛塔、石窟、碑刻等。出土了各种文物、文书等,为我们解读西夏社会,认识西夏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一、早期西夏文物的发现

  上世纪50年代以前,西夏文物的发现,都具有某种偶然性,但是,诸如凉州“西夏碑”、内蒙古黑城西夏文书的发现,却对后世的西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金石古物的西夏文物,最早发现于丝路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1804年,乾嘉派学者张澍发现了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或“凉州碑”),著录于其所著《养素堂文集》。“西夏碑”立于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五年(1095年),为西夏文、汉文双字碑,内容十分丰富,尤其重要的是,使早已成为无人可识的西夏文字,重见天日①。

  1805年,清代金石学者刘青园云游到凉州,发现了西夏钱币窖藏,获得西夏钱币多种,对照“西夏碑”,认识了洪遵《泉志》中所称的“梵字钱”,原来就是西夏文钱。根据刘的发现,初尚龄《吉金所见录》第一次对西夏钱币作了系统著录。此后,清代所出钱谱,都相沿著录西夏钱币。

  大体与此同时,官居刑部的学者鹤龄,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山顶古庙得佛经一函,瓷青纸,金字,凡8册。经认真对勘,正确地判断此经为西夏文《佛说妙法莲花经》卷1至卷8②。鹤龄是最早试图认识西夏字的中国学者,十分难能可贵。

二、20世纪西夏考古发现

  进人20世纪,西夏考古有了新的发展。1908年、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发掘,应该说是近代西夏考古的开端,但却是外国人搞得,而且是挖宝式的、掠夺式的,东西也被运到俄国,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屈辱和遗憾。但是,这次发现,在西夏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黑城一座被称为“图书馆”的塔墓中,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书,计有数千卷之多③。涉及法典兵书、辞书字典、佛经道藏、夏译儒家典籍,还有版画、唐卡等,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和文化面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改变了世上没有西夏书籍的局面,被学术界誉为是继敦煌石室、居延汉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①牛达生:《张澎、刘青园与西夏碑》,《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2期。

  ②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③白滨,史金波:《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今天许多出版物,如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兵书《贞观玉镜将研究》、百科式典籍《圣立义海研究》、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辞书《文海研究》《同音研究》等,就是这批文献的研究成果。还需提及,受柯兹洛夫发现的影响,1914年、1923年、1927年,英国人斯坦因、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赫文·斯定等,也先后到这里考察、发掘,其中,斯坦因所获较多①。

  另一件值得一叙的事是:宁夏灵武西夏文佛经的发现。1917年,灵武知县余鼎铭,在城内一座古庙中发现西夏文佛经两大箱②。这批佛经,部分流失,大部分被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计有100册,“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王静如认为这是继黑城考古发现以后的文坛“盛事”,并于1932年,编辑出版了《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以为纪念。著名学者周叔迎、罗福成、王静如等先生曾参与整理和研究。王静如《西夏研究》3辑,主要是这批佛经的研究成果,曾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是20世纪30年代西夏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西夏陵墓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开始于70年代。其中最早发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银川西夏陵。经调查,这里占地约50平方公里,有帝陵9座、陪葬墓200多座。自1972年以来,已发掘帝陵一座,陪葬墓4座,还有佛寺遗址、砖瓦窑址等,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物、碑刻残片和建筑材料等,是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③本世纪初,在银川南永宁县闽宁村发现的西夏早期贵族墓葬,也很重要。此外在甘肃武威、内蒙古准格尔旗也发现过西夏墓葬。虽说数量不多,但这些墓葬地分东西,各有特点,反映了地区的不同特点。

  西夏时期的碑刻,除著名的“西夏碑”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相继发现了银川西夏陵碑文残片、乌海参知政事残碑、永宁闽宁村西夏野利家族墓碑文残片等。在明代的宁夏方志中,还保留了有关银川承天寺的两篇碑文。张掖“黑河建桥敕碑”,著录于清康熙年间,比“西夏碑”还要早,但搞清碑阴为藏文,也是70年代的事。这些碑刻屈指可数,但所用文字不尽相同,除汉文、西夏文外,还有汉夏合文、汉藏合文等,反映了西夏多元的文化面貌,也是研究西夏历史、民俗、宗教和书法艺术的珍贵材料④。另外,还有唐末、五代、宋、金时期党项人的碑刻,以及元明时期西夏遗民的碑刻,这对研究早期党项人的活动和西夏灭亡后西夏遗民的活动,都有重要价值。

  钱币和官印,在过去,属金石学的范畴。有关西夏钱币和官印的收藏、研究和著录,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20世纪70年代以来,见于报刊的钱币窖藏有近30处,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西夏官印见之著录和新发现的约有150方。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前辈著录释读、考证辨伪的窠臼,开始对西夏货币制度和官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数十年来,发表了不少论文、报告,其中不乏精道之作,从而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填补了我国钱币和官印研究的空白⑤。

  我国是丝绸之国,也是瓷器之乡。但西夏瓷器如何,则鲜为人知。70年代以来,在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有零星发现,多出土在墓葬、遗址、窖藏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宁夏灵武、中卫,甘肃武威,青海互助、湟中等地发现了西夏瓷器窖藏,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有的还有西夏年款。1984一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灵武窑发掘西夏窑炉3座,作坊8座;出土瓷器、工具、窑具等3000余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真正揭开了西夏瓷的面纱,影响很大。1997年,宁夏考古所又发掘了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清理窑炉两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对西夏瓷作了重要补充⑥。据研究,灵武窑共分5期,1、2期为西夏中晚期,西夏后继续生产,直到清代,而回民巷窑略早于灵武窑,并废于西夏晚期。

  西夏古城,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出土大量西夏文献的内蒙古西夏黑水城故址。上世纪初,俄人柯兹洛夫、英人斯坦因等皆进行考察、绘图、拍照,留下重要资料。50年代以来,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茫茫荒原上艰辛调查,先后发现了达拉特旗城塔村古城、鄂托克旗陶思图古城、临河高油房古城、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等30多座。

  ①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第4卷3号,1932年。

  ②牛达生:《灵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研究》,《吴忠与灵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评选结果》,《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7版。

  ④牛达生:《西夏碑刻浅述》,《宁夏文史》第21辑(内资),2005年。

  ⑤牛达生:《二十世纪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灵武文管所:《宁夏灵武市回民巷西夏窑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8期。

  1965年,宁夏发掘了省嵬城故城,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西夏城址10多处。甘肃河西走廊也有西夏古城发现。陕西调查了位于陕蒙交界处的统万城、代来城。这些古城遍布西夏故地,为西夏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在其境内兴建了许多宫殿、衙署、寺塔、释舍、店铺、民居等。据载,景宗元昊除在贺兰山建有规模很大的“离宫”外,在都城兴庆府营造的“元昊宫”,也是“通逸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①然而,在80年代以前,除知银川承天寺、张掖卧佛寺等几处为明清重建的西夏建筑外,更不知还有什么西夏建筑。80年以来,先后发现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为“西夏原建”,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继而又发现同心韦州康济寺塔、贺兰潘昶宏佛塔、贺兰拜寺沟方塔等,也是西夏古塔。这几座古塔,在细部处理上各有特点,有的塔身上还有藏传佛教的影塑佛像,但其共同点是底层特高,有简单的叠涩出檐,砌砖用黄泥作浆等,这些都是唐代古塔的特点。而被定为西夏最早的平面方形的拜寺沟方塔,更是受唐代影响的结果。其他塔多为八角形密檐式高层砖塔,也是辽金时期北方盛行的塔式。如果要问西夏建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②。

  西夏石窟的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还无从谈起。西夏石窟的调查研究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80多个西夏窟。70年代以来,又在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以及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肃北五个庙,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等地的石窟中,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从而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容。但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系统。80年代末以来,随着研究的深人,有关专家将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作了调整,从西夏窟中划分出23个西夏时期的回鹘洞窟;将著名的过去认为是“西夏王”的供养画像,也改为“回鹘王”;使其更为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③。西夏石窟上承唐宋,下启元代,延续近两个世纪,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西夏考古的特点之一,是西夏文书的发现特别丰富。除上述在内蒙古黑城和宁夏灵武的重大发现外,70年代以来,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易乡遗址、亥母洞遗址、敦煌莫高窟;宁夏青铜峡市108塔,贺兰县宏佛塔、拜寺沟方塔等处相继有所发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及其附近地区也有新的发现。这些文书数量惊人,内容丰富,有西夏文的、汉文的,还有藏文的;有世俗的,但以佛经为主;有写本,但多为印本。其中贺兰县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④。而敦煌发现的西夏文图解《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第一部图文并茂的西夏文佛经⑤。在贺兰,还发现了少有的木质西夏文雕版⑥。西夏文书除国内宁夏、北京、甘肃、内蒙古、陕西等省区有关部门有收藏外,在国外俄、英、法、德、日、瑞典等国有关学术团体也有收藏。在俄藏西夏文书中,也发现了数种活字印本⑦。西夏学当今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是与西夏文书的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以来,西夏考古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和繁荣,加深了我们对西夏文化面貌的了解和认识。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对弘扬华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①《西夏书事》卷18。

  ②牛达生:《拜寺沟方塔原构推定及其建筑特点》,《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③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④牛达生:《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和特点》,《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⑤刘玉权:《本所藏图解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⑥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期。

  ⑦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1期。

  (作者通信地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银川750021)

  本文出自《西夏学》2006年第1辑,18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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