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夏;六号陵;李德明;考古
作者简介：孙昌盛 ( 1968—)，男，陕西府谷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考古和西夏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批准号11@ZH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07年至2008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了西夏六号陵地面建筑遗迹。通过发掘，我们发现六号陵地面建筑表面装饰极其简朴，主要为灰陶瓦当、滴水、鸱吻、脊兽、套兽，琉璃构件极少，仅在南门出土少量琉璃构件。而陵区之三号陵建筑表面装饰却极为华丽，除了灰陶瓦当、滴水、套兽、鸱吻、迦陵 频伽外，还有大量琉璃海狮、摩羯、套兽、迦陵频伽等。目前，普遍认为六号陵是西夏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三号陵是景宗嵬名元昊之泰陵。生前都是西夏帝王，死后待遇怎么会如此不同! 到乾顺去世时，西夏已经历近百年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 手工工艺均比元昊时期有很大提高，乾顺之陵表面装饰却如此简陋，难道是其生前崇尚简朴?我想不会，因为唐宋时期帝王厚葬是通行法则。由此，笔者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六号陵到底是不是乾顺之显陵?目前人们对西夏帝陵归属的论述是否准确? 六号陵陵主究竟是谁?其他帝陵归属又当如何?下面对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目前西夏陵陵主归属观点讨论
文献中记载了西夏帝王的陵号，但没有记载其具体方位。目前，陵区9座帝陵除七号陵能明确是仁宗嵬名仁孝之寿陵外，其余诸陵陵主归属都是推测之语。关于六号陵陵主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西夏陵由南向北依时代先后排列，并采用角姓贯鱼葬法，由此得出六号陵为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顺之显陵[1];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夏陵是采用“平原起冢”和“依山起冢”两组排列，前者要早于后者，并认为六号陵是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顼之陵[2]。
1.西夏陵是否为角姓贯鱼葬法。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埋葬传统中一直讲究风水堪舆，到了宋代“五音姓利”的择地观念相当盛行。“五音姓利”就是把各种姓氏分别归属于宫、商、角、徵、羽五音，再把五音与阴阳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相对应，这样即可在选宅地、墓穴时，在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最佳山形水系和方位，否则祸及自身及子孙。嵬名元昊祖先本是党项拓跋部，唐末剿黄巢有功赐姓李，宋初又被赐姓赵。赵姓属角音，于是人们认为西夏陵采用与宋陵一致的角姓贯鱼葬法。那么西夏陵是否符合角姓贯鱼葬法?
首先，我们看西夏陵的地势是否符合“五音姓利”思想中角姓的地形吉凶。按北宋官修的《地理新书》记载:“东方木，其气生，其音角，其虫苍龙。”[3]也就是说角音为木相，木主东方，阳气在东，于阴阳地理上应是“东高西下为角之地，徵羽亦可居之;南高北下为徵地，角姓亦可居之”[4]。如果同时具备这两种地势，则必然是东南高、西北低。北宋皇陵就建在南依蒿山北麓、北傍洛水河岸的黄土岗地上，地势呈南高北低、东穹西垂状。正如《云麓漫钞》云: “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5]而西夏陵西北为贺兰山，东南面临银川平原，即西北高、东南低。这与“五音姓利”中角姓吉地的地形正好相反。可见，西夏皇陵的择地不是按“五音姓利”中的角姓来选择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角姓贯鱼葬法了。
另外，元昊嗣位后，为了突显本族在党项人中的尊贵地位，给自己图谋霸业作准备，弃“拓跋”、“李”和“赵”姓不用，把亲近属族姓氏悉改为“嵬名”氏。西夏陵按帝陵制度的营建当始于元昊时期，“嵬名”氏在“五音姓利”中没有，如果其皇家陵园的择地布局，仍然采用角姓葬法，岂不暗指自己仍姓赵，这与元昊一贯倡导独立的民族精神相悖，我想嵬名元昊的政治敏锐性不会如此愚钝。
西夏陵不是以“五音姓利”中的角姓择地，而是以阴阳五行来择地的。五行八卦一直是中国古代先贤从事各种研究的工具与方法之一，特别是在选择宅地和墓地时，更是离不开五行八卦。西夏亦信奉五行学说思想，认为党项政权的建立是“得西方金 气”，自称是“振起中兴，雄镇金方，恢拓河右”。[6]按“五行定位”说，“西方金，其气杀，其音商，其虫白虎……”[7]。五行中的金对应“五音姓利”中是商音。《地理新书》云:“商音以其西北高，东南下，水流出巽，如天地之势也。故宜西山之东，西来之地，南北相望而远东有流水，吉。”[8]西夏陵地形西北为贺兰山，东南面临银川平原，符合《地理新书》中的“其西北高、东南低”。“水流出巽”，巽指东南方，而黄河就从西夏陵的东南方流向北。这完全符合“西山之东，西来之地，南北相望而远东有流水”。西夏皇姓嵬名氏虽然不见于五音之中，但从五行定位的角度来看，西夏陵的择地当属西方金位，对应五音为商，所选葬地宜西北高、东南低垂。
其次，目前西夏陵陵主归属的排列能否成立。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夏陵是由南向北排列，一号陵为李继迁的裕陵，二号陵为李德明的嘉陵，三号陵为嵬名元昊的泰陵，四号陵为嵬名谅祚的安陵，五号陵为嵬名秉常的献陵，六号陵为嵬名乾顺的显陵，七号陵为嵬名仁孝的寿陵，八号陵为嵬名纯祐的庄陵，九号陵为嵬名安全的康陵，后三帝嵬名遵顼、嵬名德旺和末帝(目见)未及修陵[9]。按照唐宋地理书记载，无论是角音或其他四音的贯鱼葬法，首先要明确尊穴，然后才能按特定的方位进行昭穆排列。如《地理新书》中角姓贯鱼葬法为:“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10]目前西夏陵主 归属是依据角姓贯鱼葬法得出的，而这种结论又是建立在一号、二号陵为裕陵、嘉陵的基础之上。一号、二号陵为李继迁和李德明之陵墓，仅仅是根据其地理位置位于最南端，并无直接或间接证据。古代帝陵的择穴有其特定的方位，但不一定是按同一方向依先后顺序排列。关中唐十八陵呈东西向分布在渭北台地上，西端为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在中部位置，最东端却是玄宗李隆基的泰陵和穆宗李恒的光陵[11]，其分布不是从东或从西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巩县宋陵分布在蒿山北麓，从南到北依次为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哲宗赵煦的永泰陵、宣祖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真宗赵恒的永定陵，最北端为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和英宗赵曙的永厚陵[12]。北宋皇陵亦不是按先后顺序从南到北依次排列。所以，西夏陵也不见得是从南到北按先后顺序排列。如果仅凭一号、二号陵位于南端，就断定为是李继迁和李德明的陵墓，以此再推断其他陵归属，这种论述无异于空中楼阁，毫无根据。西夏陵主归属的确定，首先要明确尊穴，即确定李继迁或李德明这些关键人物的陵墓，然后才有根据按一定的方位推断其他皇帝的陵墓。
2.“平原起冢”、“依山起冢”有无事实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已确定的七号陵陵主，认为西夏陵是由南向北依时代先后排列，从平面上看一组为“平原起冢”，另一组为“依山起冢”，各自成行，即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九号陵为第一行，四号、六号、八号陵为第二行，第一行比第二行时代早。结论是:一号陵为裕陵，二号陵为嘉陵，三号陵为泰陵，五号陵为安陵，七号陵为寿陵，九号陵为庄陵，四号陵为康陵，六号陵陵主为神宗遵顼，八号陵陵主为献宗德旺。其中所缺的献陵和显陵，可能在未调查前，即1960年代某单位在西夏陵区建设工程中被“平掉”。[13]
“平原起冢”和“依山起冢”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主观臆测的基础之上，毫无事实依据。而且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献陵、显陵的缺环。若大的两座陵园建筑以及为数众多的陪葬墓，如果遭到毁坏，也不至于破坏到如此干净彻底、毫无迹象可寻的地步。
二、六号陵陵主考
六号陵陵主是嵬名遵顼的观点早已被学者否定[14]。目前，人们普遍接受六号陵为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持这种观点的核心基础是西夏陵按从南到北先后顺序排列的。前文认为西夏陵不是从南到北依先后次序排列，既然不是按此顺序排列，那么六号陵陵主自然就不是崇宗乾顺。
另外，持六号陵为显陵观点的学者也引用一些考古材料来证明。如六号陵出土残碑编号为M8:CBH-4的汉文碑有4行残断文字:“……食邑三……/……皇太后也，仁……/……当龆龀之 年……/……长曰志和镇国……”据此认为碑中追述的是“墓主人年幼时嗣立，皇太后辅政”的事，与乾顺幼年继位相符[15]。其实，这几行字只是追述墓主人年幼时的事迹，并没有提到幼时嗣位一事。又根据六号陵北约1700米的M182，即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墓出土残碑，认为其是乾顺显陵之陪葬墓[16]。嵬名安惠文献失载，残碑中记载其生平事迹，多与乾顺时期的历史事件有关。笔者也认为嵬名安惠是乾顺时期的人物，M182也可能是显陵之陪葬墓，但它不是六号陵的陪葬墓。从整个西夏陵区陪葬墓的分布来看，所有陪葬墓都分布在帝陵的东南部、南部和西部，位于帝陵北部的几乎没有。如果M182陪葬显陵，按陵区陪葬墓分布规律来分析，显陵的位置应该位于M182的北方或东北方 (西侧是高耸的贺兰山)，即七号、八号、九号陵的位置附近。即使其与其他陪葬墓的方位有区别，显陵位于M182的南部，那它也不应是六号陵的陪葬墓。因为在M182南部距离最近的帝陵不是六号陵，而是五号陵。又根据七号陵为西夏仁宗嵬名仁孝的寿陵，觉得其与角姓贯鱼葬法排列的结果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17]。事实上，他们在排列西夏陵陵主归属过程中本身就参照了七号陵为仁孝之寿陵，其结果可想而知。以上是以往学者所引用证明六号陵为显陵的主要材料。通过仔细推敲这些材料，其根据都是很不充分的。
2007年至2008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共同对六号陵地面遗迹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我们获得了一些认定六号陵陵主的证据。材料表明，六号陵是西夏开国皇帝嵬名元昊之父太宗李德明的嘉陵。
首先，我们从出土残碑来分析。2007年六号陵出土的汉文残碑T0914:5上有两列字，其中一列为:“……有二岁，在位三十……”①从残碑的碑体看，似为碑文末尾部分;从内容看，当是记述墓主人年岁及在位时长的。可惜碑文不全，无法知道墓主人在位的确切年数。通过碑文只能知道墓主人在位三十年或三十几年。翻检西夏十帝在位时间，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在位时间最长，均逾50年，其次为毅宗谅祚，在位仅20年，其他七帝在位时间则更短。西夏十帝中没有一位皇帝的在位时间与六号陵残碑记载时间相符或接近。不过我们知道，元昊称帝后，曾追封了二位皇帝，即追其祖李继迁为太祖，墓号裕陵，其父李德明为太宗，墓号嘉陵。嘉陵和裕陵也均在今天的西夏陵区内，李继迁在位时间比较模糊。首先，他的卒年文献记载就不统一。《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西夏传》、《宋史·夏国传》、《宋史·真宗纪》记载李继迁于宋咸平六年(1003年) 攻西凉潘罗支中流失，于第二年(宋景德元年)初亡[18]。《稽古录》、《宋史·吐蕃传》等记载宋咸平六年冬李继迁攻西凉潘罗支中流失，奔还至灵州界三十九井卒[19]。《辽史·西夏外纪》也记继迁卒于统和二十一年(即宋咸平六年)[20]。顾吉辰先生运用大量史料撰文《李继迁卒年辨正》，拨正了李焘等人李继迁卒于景德元年之说，认为李继迁卒于宋咸平六年十一月[21]。之后，汤开建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李继迁卒于宋咸平六年五月，非十一月。[22]同时，吴天墀先生也著文与顾吉辰先生商榷，文中支持李焘等人李继迁卒年景德元年说。[23]三位先生的观点各有所据，不过笔者倾向于李继迁卒于咸平六年。正如汤开建先生分析的那样，当时宋与夏州政权关系紧张，“李继迁之死，对于西夏(党项)政权来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政权内部需要稳定人心，对外又要防止周边宋、吐蕃、回鹘等敌人的侵袭。所以，关于李继迁死的消息对内对外很可能是采取封锁的态度，匿丧不发，以求喘息之机”[24]。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是不可能急时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获得消息，多是沿边州府传闻报告，其可信度不是很高。相反，李继迁一直受辽册封，二者通聘频繁，关系友好。李继迁死，李德明必然会及时向辽告哀，以便获得辽的支持和册封。所以，在李继迁卒年上，《辽史》中的官方时间要比宋朝诸书记载时间的准确性更高。其次，李继迁在位的起止时间。李继迁在位如果以契丹统和八年(990年)封继迁为夏国王起到咸平六年，其在位14年;即使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迁举起反宋大旗算起，也不过22年，与碑文相去甚远。最后只剩李德明了，只有李德明的在位时间与残碑记载六号陵墓主人在位时间相符。李继迁卒，李德明嗣位。李德明卒年，文献记载比较明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辽史》等均载德明卒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25]。宋咸平六年(1003年)到明道元年，正好是30年。李德明自己也称其在位达30年。如凡治西夏史的学者熟知，德明临终前对元昊的一番话:“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26]所以，在西夏诸帝王中，只有李德明在位时间与碑文相符。残碑中也提供了墓主人年岁的信息，即“……有二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仁宗纪》、《宋史·礼志》、《辽史》等文献均载李德明卒于明道元年(1032年)，而《宋史·夏国传》却载，“(天圣)九年 (1031年)十月，德明卒，时年五十一”，在同传中又载李德明即位时年二十三[27]。《宋史·夏国传》中的天圣九年误。李德明嗣位于1003年，时年23岁，卒于1032年，其年正是52岁，而非《宋史·夏国传》中的51岁。由此，还原六号陵残碑缺文应为:“…… (时年五十)有二岁，在位三十(年)……”可以肯定，六号陵为太宗李德明之嘉陵。
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六号陵出土残碑中也能提供其为太宗李德明之嘉陵的佐证。
如汉文残碑M8:CBH-148中有:“……思(恩)沾……/……星宫食钱……/……回天阙军动……/太宗……/……城……”[28]有人认为此处的“太宗”是指宋太宗赵匡义[29]。实则不然，碑文“太宗”前有避讳空格，且赵匡义早死于宋至道三年(997年)，在西夏陵碑有限的志文中不可能去追述很早以前宋太宗赵匡义的事，而且还留有避讳。这里的“太宗”当指西夏太宗李德明。
M8:CBH-292中有两字:“……圣皇……”②元昊称帝后，曾追封李继迁谥曰神武皇帝、李德明谥曰光圣皇帝。M8:CBH-292中的“圣皇”二字，当为光圣皇帝之“圣皇”。
M8:CBH-40中存二字:“……讳继……”很显然，是指李德明之父李继迁，即“讳继(迁)”。在德明的陵碑志文中，肯定要涉及其父李继迁。若是崇宗乾顺之显陵，其志文追述130多年前六代祖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在M8:CBH-4中存4行字:“……食邑三……/……皇太后也，仁……/……当龆龀之年……/……长曰志和镇国……”其中的 “皇太后”，有学者认为是指西夏崇宗乾顺之母梁太后[30]。笔者以为，其应指宋皇太后，而后面的“仁”当为宋仁宗。史载，德明死后，仁宗辍朝三日，并与皇太后成服于苑中，百官奉慰，为德明举哀。将葬，赐物称是，皇太后所赐亦如之[31]。在该残碑中还有“食邑三”，另外在M8:CBH-8中也有“食邑”二字。食邑是古代帝王向功勋贵戚分封的享地。如果六号陵陵主生前是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如何会向自己封食邑;若是皇帝向勋戚分封食邑，则又是很普通的小事，不会多次记载于陵碑之上。只有陵主是受封之人，才会将其载入碑传之中。因为受封食邑的多寡直接代表其拥有的政治地位和荣誉。所以，残碑中的“食邑”说明陵主生前不曾做过皇帝，仅为受封的功臣勋戚。据文献载，李德明生前曾多次受宋朝皇帝分封食邑。如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宋真宗为嘉李德明降，受其定难军节度使，爵西 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赐李德明“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天禧元年 (1017年)又增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32];等等。六号陵残碑中两次出现“食邑”，再一次证明该陵主不是崇宗乾顺，而是太宗李德明。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在此特别说明。
“齐王”问题。M8:CBH-1+275中有“……有司令于……/……齐王以孺慕……/……叩地之伤哀……”。有学者据“齐王以孺慕”，认为六号陵陵主是齐王嵬名遵顼[33]。也有人云这里的 “齐王”不一定专指遵顼，西夏还有别的什么人被封为齐王的[34]。碑文此语前后尽失，已不得其详。但是，人们把“齐” 和“王”断句在一起，是否存在断句不妥、断章取义之嫌? 其断为“……齐，王以孺慕……”也未尝不可。这里的“王”指李继迁，“孺”指李德明。李继迁生前虽未受宋朝封王，但于辽统和八年(990年)封其为夏国王，又于统和十五年(997年)被封为西平王[35]。李继迁临死前曾召集谋臣张浦等曰:“公等并起等夷，谊同兄弟。孺子幼长兵间，备尝艰苦。今俾以灵夏之众，虽不能与南北争衡，公等戮力辅之，识时审务，或能负荷旧业，为前人光，吾无憾矣! ”[36]言讫卒，德明嗣位于柩前。残碑中的 “……齐，王以孺慕……/……叩地之伤哀……”当是追述该事。
谥号与庙号问题。李德明死于1032年，谥号与庙号为元昊称帝(1038年)后追封。埋葬李德明时竖的碑中不会出现光圣皇帝 谥号，也不会有太宗庙号。但是，我们发现的残碑是否就是李德明下葬时所立之碑，这是必须考虑的。元昊称帝后，追封了李继迁和李德明的谥号、庙号及陵号。对于古代帝王来说，封号是肯定要反映在追述其一生丰功伟绩的陵碑中。所以，李德明陵前原有陵碑自然要更换。不仅如此，或许元昊还对裕陵和嘉陵进行了扩建，使其达到现有帝陵的形制与规模。
西夏文碑刻问题。六号陵两座碑亭中至少出土三种不同文字的残碑，其中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300余块、西夏文大字残碑近390块，东碑亭出土西夏文小字残碑近340块。换句话说，六号陵东西碑亭中原来至少有一块汉文碑铭和两块西夏文碑铭。西夏文创制于元昊初，李德明的嘉陵内如何会有西夏文碑? 这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李德明死时，西夏文字并未创制推广，当时的碑文应为汉文，不会是西夏文。我们今天在六号陵发现的西夏文碑，其原因应与上述谥号与庙号问题一样，是元昊称帝后，增加或更换的陵碑。另一方面，六号陵两座碑亭的形制完全不同，西碑亭为传统的木构方形亭式建筑，东碑亭则为圆形砖券结构的建筑。东碑亭的形制与三号陵两座碑亭形制完全一致。笔者以为，六号陵两座碑亭在时代上有早晚关系，西碑亭早，东碑亭晚。李德明初葬时，可能仅仅建了一座碑亭，即西碑亭。元昊称帝追封李德明封号，可能又在碑亭东侧增建了一座碑亭，即现在的东碑亭。同时，在亭室内竖立西夏文陵碑。
三、其他陵陵主推测
通过以上考证，明确了六号陵为西夏太宗李德明之嘉陵，此外还有已确定的七号陵为西夏仁宗嵬名仁孝之寿陵。从确定的两座帝陵来看，西夏陵区帝陵排列与唐宋陵相类，并非如先前学者所言是从南到北以先后次序排列;也不是“平原起冢”和“依山起冢”，前者早于后者的结果。西夏陵的排列没有次序规律。
翻开西夏陵区实测图，可发现陵区帝陵大致可分三个较为集中的区域，即南区、中区和北区。南区有两座帝陵，一号和二号陵;中区有四座帝陵，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陵; 北区有三座帝陵，为七号、八号和九号陵。一般情况下，陵主间有直接关系的陵寝择穴距离不会相隔太远，多是围绕其祖穴而葬。六号陵既然为太宗李德明之嘉陵，说明西夏陵的尊穴应该在陵区的中间，而不是南端。下面我们从陵区中部入手，对西夏诸陵归属进行推测。
陵区中部四座陵中，四号陵位于六号陵南约2.5公里处，三号陵位于四号和六号陵之东侧约1.5公里处，五号陵位于六号陵东约500米。这四座陵除六号陵外，其他三陵的陵主又当如何?
首先看四号陵。四号陵位于六号陵南约2.5公里处的贺兰山山脚。其地面建筑构成和形制与其他陵相近，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陵台级数和碑亭数上。其他陵陵台为7级或9级，唯独四号陵为5级; 其他陵有碑亭2座～3座，唯独四号陵为1座③。若仅从5级陵台和1座碑亭来判定，四号陵是不具备帝陵规格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四号陵陵主生前可能并非皇帝，具有一定的早期特征。德明之嘉陵在建成之初也许只有1座西碑亭，东碑亭当是在元昊追封德明为帝后所建。西夏有陵号而生前未称帝的，除了李德明外，只有李继迁。此外，陵区的陪葬墓也支持这一论述。西夏帝陵周围多数有密集的陪葬墓。一号和二号陵周围有60余座，三号陵周围有60多座，五号陵有近百座，七号、八号、九号陵区破坏严重，也发现有18座。而六号陵附近仅发现几座。奇怪的是，在四号陵周围几乎不见陪葬墓。该现象说明四号陵和六号陵时代较早。特别是四号陵，如果陵主生前为皇帝，那么他果真成了“孤家寡人”。只有陵主为李继迁，这些问题就顺理成章，易于理解了。李继迁生前被契丹封王，在宋朝仅为定难军节度使。生前未称帝，死后没有陪葬墓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四号陵可能是太祖李继迁之裕陵。
再看五号陵。20世纪70年代在发掘六号陵的同时，也发掘了五号陵两座碑亭，出土89块西夏文和汉文残碑块④。尽管碑块破坏严重，但是碑中有不少地名，为我们查证五号陵陵主提供了一些线索⑤。在西夏文残碑M10X:54中存6行字，可译为:“……鄜延……/……赐，一等东……/……诱导义军，敌淮安城……/……使梁戊乞等局分喜……/……盲册上未有，合……/诱导义军……”M10X:59残存有“……金鼓……/……四时□区分……/……路属，金汤……/……正统李……”。M10X:42中残存“……已定，鞑靼……”。汉文残碑M10D:5中有“……罔世……/……吐蕃是我邻……/……九□之余，其年差……/……帝又谓将帅……/……名号永怀忠……/……信于回……/都统……”。梳理以上残碑，从中可以归纳出陵主以下信息: 陵主在位时曾攻打过淮安城，曾在金汤与宋军或金军作战，与吐蕃关系正常化。
“淮安城”，也可译为“怀安城”、“淮安镇”、“怀安镇”。淮安镇，文献也记为怀安镇，宋环庆路庆州属城。《宋史》载:“庆阳府……旧置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通塞堡，元符元年进筑。东至东谷寨二十里，西至西谷口寨二十里，南至怀安镇四十里，北至横山寨三十里。”[37]环庆路是西夏与宋频繁交战之地，但是文献中记载宋夏在淮安镇交战主要集中在惠宗嵬名秉常时期。史载:“(熙宁三年)八月，夏人遂大举入环庆，攻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淮安镇、东谷西谷二寨、业乐镇，兵多者号二十万，少者不下一二万”[38]。宋熙宁三年(1070年)，即西夏惠宗秉常之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又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梁乞逋点集境内大军大举侵宋，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将兵数万入环庆，侵掠淮安镇，两人战败，皆死[39]。西夏其他皇帝时期不见在淮安镇交战的记载。碑中“……诱导义军，敌淮安城……”语当指熙宁三年或元丰五年西夏寇宋淮安镇一事。
M10X:59“……路属，金汤……”中的“金汤”肯定不是指 “固若金汤”之语。“金汤”当指西夏的金汤城。金汤城与宋庆州相接，为宋夏和市处，后被宋朝占领。据《宋史》载，其“东至顺宁寨九十里，西至庆州白豹城四十里，南至德靖寨六十里，北至通庆城六十里”[40]。文 献 记 载 西夏与宋朝在金汤城交战达数次。宋庆历二年(1042年) ，元昊虑延庆宋兵入界，固以重兵固守金汤。环庆副部署王仲宝与鄜延都监狄青率兵袭击，败夏兵于金汤[41]。宋治平三年(1066 年)秋九月，谅祚将兵数万犯庆州，围大顺城，中流失，夏兵惊溃，退屯金汤[42]。秉常时期在金汤发生大规模的战斗有两次。一次为宋熙宁三年间，五月，宋知庆州李复圭出兵邛州堡，夜入栏浪，掠老幼数百，又袭金汤;七月，庆州官兵又袭金汤城，败之于洛河川[43]。另一次为宋元丰五年三月，梁氏遣兵三万屯金汤境，入窥鄜州，鄜延路副总管曲珍败夏人于金汤[44]。西夏与宋在金汤城作战主要是在元昊、谅祚和秉常时期。其中秉常在位时最为频繁，特别是宋熙宁三年和宋元丰五年的金汤之战，在时间上与西夏寇宋淮安城相吻合。
另外，五号陵出土汉文残碑M10D:5中有“吐蕃是我邻”，说明当时西夏与吐蕃关系较为稳定。西夏从李继迁、李德明直至嵬名谅祚时期，一直与吐蕃兵戎不断。从惠宗秉常时期起，西夏才大幅调整了对吐蕃的关系，“双方互为婚姻，与吐蕃来往密切”[45]。笔者所说的意思是，在秉常之前双方经常兵戎相见，陵碑上不可能出现“吐蕃是我邻”这样友善的言语。五号陵陵主应是秉常或秉常以后诸帝的陵墓。
此外，M10X:54中有人名“梁戊乞”，M10X:42中有族名“鞑靼”等。“梁戊乞”疑为梁氏家族之人。梁氏家族在西夏惠宗秉常和崇宗乾顺时期“一门二后”，独掌西夏国政，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被乾顺诛，灭其族。“鞑靼”，是分布于西夏北境的游牧部落，时其势力较弱，多依附于辽、金、夏等政权。但文献中反映西夏与鞑靼的战事一直不断，仅在秉常和乾顺时期就发生了两次。宋元丰七年(1084年)，鞑靼不断侵扰夏境河西地区[46]。元祐六年(1091年)，鞑靼人再入西夏，打劫了贺兰山后面的娄博贝[47]，等等。
从五号陵出土残碑来分析，记述的事件多集中在秉常和乾顺两朝，而且每一件事均能与惠宗秉常时期联系在一起。推测五号陵为惠宗嵬名秉常之献陵。
最后为三号陵。关于三号陵陵主前人作过不少论述，多认为是景宗嵬名元昊之泰陵[48]。从陵园的规模形制、建筑装饰、出土残碑等分析，笔者也支持这一观点。特别是其位置，三号陵与四号陵和六号陵居于整个陵区中心较为突出的位置，而且呈三角关系，组成西夏陵区的尊穴区域。其中，四号陵和六号陵均近山，居陵区的祖穴位置，三号陵居于二陵之间东侧，居次穴。由此推测三号陵为景宗元昊之泰陵。而五号陵虽然距离六号陵较近，但二者之间有一条较大的山沟相隔，从地望上看，五号陵似乎与其他三陵没有直接关系。
中区四座陵归属确定后，剩余南区和北区几座陵陵主的确定相对容易。陵区最南端一号和二号陵，二者的规模和形制结构均完全一致，在建筑年代上，相隔不会很远;又二者相距仅30余米，似乎没有辈分上的区别。西夏诸帝中，桓宗嵬名纯祐卒于1206年，襄宗嵬名安全死于1211年，二者相隔仅5年;嵬名纯祐为嵬名安全之族弟，是同辈。推测近山的二号陵为桓宗嵬名纯祐之庄陵，一号陵为襄宗嵬名安全之康陵。另外，陵区帝陵陵台多为7级(四号陵为5级) ，唯独一号和二号陵陵台为9级，这明显与西夏祖制不符。不过，我们再联系西夏后期几位帝王相互篡位的史实，也就不难理解了。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安全废桓宗纯祐，篡位称帝;皇建二年(1211年)，齐王遵顼又废安全，自立为帝。当时的西夏王朝内忧外患，即使皇帝都被如此废立无常，完全“礼崩乐坏”，更何况陵墓上的陵台级数。最后为陵园北区的三座陵，其中七号陵是仁宗嵬名仁孝之寿陵已无可争议，剩余两座陵中，近山的八号陵可能为毅宗嵬名谅祚之安陵，九号陵可能是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
综上所述，西夏陵区九座帝陵归属分别是:太祖李继迁之裕陵为四号陵，太宗李德明之嘉陵为六号陵，景宗嵬名元昊之泰陵为三号陵，毅宗嵬名谅祚之安陵为八号陵，惠宗嵬名秉常之献陵为五号陵，崇宗嵬名乾顺之显陵为九号陵，仁宗嵬名仁孝之寿陵为七号陵，桓宗嵬名纯祐之庄陵为二号陵，襄宗嵬名安全之康陵为一号陵，后三帝嵬名遵顼、嵬名德旺和末帝目见未及修陵。其中，除六号陵和七号陵外，其他诸陵均没有直接证据。推测之语有失严谨。其实际如何，还需考古工作者做大量的发掘和深入的研究工作。
注释：
①六号陵2007—2008年发掘材料正在整理之中，该残碑碑文未曾发表。
②该残碑未曾发表，现保存银川市西夏陵区管理处。
③有人认为四号陵也有两座碑亭，怀疑东碑亭已被毁坏。笔者认为这种怀疑不可取。西夏陵不少建筑有其一定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往往与多数帝陵不同。如果我们以多数陵的某种结构或组成去复制与之有不同特征的帝陵，结果会失去许多时代信息。
④五号陵旧编号为十号陵，碑亭发掘情况未见报道，部分残碑拓片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图版五十七至五十九，东方出版社，1995 年。
⑤以往学者对五号陵出土西夏文残碑译文存在诸多不妥之处，如鄜延路之“鄜延”译为“夫盐”，金汤城之“金汤”译为 “金堂”、“金塘”等。译文用字的不妥，势必会造成理解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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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23-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