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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向现实生活意趣的转变
——以北朝一唐墓室发现的屏风式“树下老人”图为中心的考古学观察
发布时间:2017-02-09 16:17:00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马晓玲   点击:

  2.唐代时期

  如上文所说,这一时期的墓室中屏风式“树下老人”图发现较多,除了陕西西安、宁夏固原、新疆吐鲁番地区以外,发现地点主要集中在山西太原地区。学者们认为这些老人代表了不同的人物,有孝子、忠臣、隐士、贤人等。以下分别介绍。

  山西地区唐墓发现了7处屏风式“树下老人”图,赵超对其中一些人物作了进一步的认定。有一些老人图被认为表现的是孝子故事。如太原金胜村四、五、六号墓屏风画中的背柴老人与焦化厂唐墓分别面向土丘、竹笋哭泣的两位老人,表现了孝子曾参、王裒、孟宗的故事[28](图四、图五);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所公布的第一幅屏风图:老翁戴冠,身着长袍,足登高头履。面前一蛇,口中衔珠,昂首腾起,献珠于老翁。表现的是孝子伯奇的故事[29]。至于忠臣,金胜村六号墓中的第二幅竹下老人,双手持节,面向东南。天空有飞雁十二只,排成人字形向北飞。被认为表现了汉代苏武持节旄出使匈奴,被流放北海的故事[30]。

  宁夏固原圣历二年(699年)梁元珍墓绘于墓室右(西)壁和后(北)壁的十扇树下老人像(图六),均站立于一棵枯树下,大多头戴方形冠和莲花冠,身穿大袖长袍。罗丰对墓志进行了考释,认为梁元珍生前不仅接受了儒、释、道三家思想,还是一位崇尚魏晋玄学的隐士。而墓室屏风图中的老人所戴冠也与道教有着渊源,结合梁元珍崇尚魏晋玄学以及本人为隐士的经历,推定该墓所绘屏风图中的老人代表了魏晋高士形象[31]。

  陕西西安东郊天宝四年(745年)苏思勖墓墓室右壁所绘六扇“树下老人”图(图七)。他们头戴方形冠。身穿长袍,腰间系带,行走者手势和行进方向不同,而其中一人作单腿跪势,双手捧钵。从人物形态来看,很可能是高士图。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初盛唐(公元7世纪中期~8世纪中期)38号墓主室后壁绘六扇“树下老人”图,并列六幅形成六屏,即呈“一”形布局,显然是对现实生活中六曲屏风的模拟。所绘内容是以藤萝缠绕的大树为背景,绘主人头戴幞头,身穿长袍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景(图八)。关于该屏风画主题的含义,常任侠作过详细的解释。他认为六幅壁画中,第一幅绘树下两人,其中一人持物(似是一叠竹扇)送给那位长者,可能表现的是王羲之的故事;第二幅绘一人在双陆盘边坐而指陈,旁边立男、女侍者,表现的可能是梁公狄仁杰握槊进谏武后的故事;第三幅绘一人卷袖坐于围棋盘边,男、女侍者旁侍,表现了东晋谢安围棋的故事;第四幅绘一人坐于树下榻上,与一臂架鹰隼的人对话,可能与开元天宝时期玄宗李隆基爱好鹰隼有关;第五幅绘一人持卷轴恭听,另外一人坐而指点着,可能表现的是萧翼赚兰亭的故事;第六幅绘树下一人回首作训示状,一少年在旁拱立倾听,可能表现的是谢安教儿的故事[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所穿的服饰明显不同于魏晋时期的服饰,他们头戴幞头,身着长袍,系唐代流行的服饰,进而联系到六幅壁画的整体内容,似乎表现的是游憩休闲的场景,即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景,这些图景是墓主人所代表的阶层的现实生活的写照,从中折射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与爱好。

  通过对上述“树下老人”图题材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与北朝时期相比,树下老人已不再是坐姿,而是站立或者行走;而且人物神态也发生了变化,北朝时为漫不经心、放荡不羁的神情,而唐代多变得庄重而严肃。当然,这些老人所代表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学者的研究,这些唐代屏风式壁画中的老人有孝子、忠臣、高士,还有的是在表现墓主人生前活动的场景,如吐鲁番阿斯塔那38号墓。总起来看,无论是山西太原金胜村老人图中的孝子、忠臣,还是固原、西安地区老人图所代表的高士形象,他们或是德行高尚的贤者,具备榜样的资格,或是志趣高尚出俗的高逸之士。唐代统治者与汉代统治者一样,把绘画视作“成人伦、助教化”的工具。所以高士、列女往往成为选择的对象。《旧唐书·虞世南传》就有“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的记载[33]。从西安及临近地区发现的初唐时期的树下人物图来看,咸亨元年(670年)李勣墓[34]墓室后壁右侧和右壁后侧绘六扇屏风(图九),后壁三扇绘树下一仕女,均穿红色交衽宽袖衫,系白色长裙,或静坐,或行走。发式为堕马髻,鬋鬓极长,与传为顾恺之《女史箴图》中仕女的发式相似。右壁三扇剥落严重,仅见后侧一扇,亦是树下一仕女,发式和服饰同前。从仕女的发式与服饰特点看,可能与列女图有关。咸亨二年(671年)燕妃墓[35]后室后壁右侧、右壁和前南壁右侧绕棺床绘有十二扇屏风画。主要人物为褒衣博带的一男一女,情节连续,构图中有树、石、山、雁等户外场景和房屋室内场景[36]。有学者认为内容可能是女史箴类的列女图[37]。

  由于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李唐帝国开始走向相对安定和统一的新时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统治者对于秩序的诉求或许更强烈一些。所以,在大一统的唐代,统治者利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劝喻作用向整个社会传达着某些希望能够被普遍认同的儒家道德观念和处事哲学,而墓葬中“树下老人”图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艺术趣味的转变,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具体形式的变化引起的。

  尤其要注意的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8号墓表现墓主人生前活动场景的老人图,则是更为现实性的。与北朝时期相比,唐代的老人图整体看上去更加注重眼前的世界。由于整个社会不像南北朝时期那样混乱,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与繁荣昌盛的统一王朝使得人们能够比较安心地沉浸在世间享受中。表现在丧葬文化上,我们可以看到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趣味的加浓,即壁画中反映世俗的“生活小景”增多[38]。安定富足的唐人对现实人生的眷恋要超过对死后成仙的向往,他们更加理性,不再沉溺于虚妄的幻想,而是追求现世的实际生活。所以在统治者追求统治秩序的引导下,北朝时带有潇洒脱俗和神仙思想的“树下老人”图变成了充满儒家文化色彩的具有劝喻作用的贤者形象,甚至到了盛唐时期,那些树下老人直接变成了享受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除了比较恪守北朝以来“树下老人”屏风图模式的吐鲁番阿斯塔那38号墓以外,景云元年(710年)节愍太子墓墓室右壁、后壁右侧和前壁右侧绕棺床绘十二扇屏风(屏风画剥落严重,仅右壁后端一扇和后壁靠棺床边沿一扇保存较好),内容为树下仕女(图一?),每幅中有两个仕女相对而立,穿窄袖襦和长裙,肩搭帔帛巾。仕女周围点缀以丛丛绿草[39];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墓室右壁绘六扇树下仕女屏风(图一一),每扇均绘一仕女携一侍女或男侍,在树下或漫步,或抚琴,或赏花,或摇扇,周围有山石、花草作为点缀[40]。这种树下仕女图从构图上看也应该是“树下老人”图的变体。而富贵、休闲的贵族妇女形象地说明唐代社会在审美风尚与艺术趣味上对于享受现实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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