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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及其特征
发布时间:2018-07-05 09:41:34   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建军   点击:

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发现及其特征

马建军

(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756000)

  收稿日期:2007-11-13

  作者简介:马建军(1967—),男,宁夏海原人,宁夏固原博物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考古学和区域文化研究。

  摘要: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遗存有丰富发达的春秋战国青铜文化,这种文化的发现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发现、发掘和清理的各种类型青铜文化墓葬百余座,文化分布地点计有50处左右,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各类质地的器物,其风格与特征既展示出了“北方系青铜器”的一般特点,又显现出了独具一格的区域特征,从而使该地区一跃成为“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和发现的稠密区域,也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类型。

  关键词:宁夏南部;青铜文化;发现;特征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008-2883(2008)01-0041-06

  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从西吉县和固原县发现归属于“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分布地点以来,通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不断努力,迄今为止,在原州、彭阳、西吉、隆德等县(区)辖境内发掘和清理了各型青铜文化墓葬百余座,文化分布地点计有50处左右,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铜、铁、金、银、骨、石等各类质地的器物。这些器物具备“北方系青铜器”的一般特征,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了自身的鲜明风格,具有浓郁的区域特征,使本地区一跃成为“北方系青铜器”分布和发现的稠密区域,引起了考古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一、青铜文化分布地点的发现与收获

  (一)零星的发现与收获

  1960年,在宁夏南部的西吉县白崖乡半子村柴沟率先发现青铜文化遗址,后来从这里征集到当时出土的带有长方形銎、端有箍、刃部平直略弧的锛,有正面稍鼓、背面略凹、正面有桥钮或方钮的泡饰,有上方下圆、铲形銎、背凹、桥钮的牌饰,孔首刀等青铜器物10件[1]。这次发现是宁夏南部青铜文化发现的嚆矢。1967年,在固原县头营乡坪乐村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有一件在近口沿处錾刻“咸阳一斗三升”六字铭文的铜鼎,圆腹、马蹄形足、有双附耳,实测容水2500毫升[2]。这批器物具有关中秦文化风格,应属战国秦文化遗存。1973年秋,固原县西郊乡鸦儿沟村短山头南坡上发现了几座相距不远的墓葬,出土马骨与器物,有青铜器鹤嘴镐、锛、铃、牌饰、泡饰等,银环,铁器,石、琥珀、骨等珠饰,共48件[2]。1974年,民工在固原孟塬乡(现属彭阳县草庙乡)修公路时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一批铜器,共28件,有环首刀、锛、铃、牌饰、泡饰等[1]。1976年9月,固原县杨郎乡蒋河村发现一座墓葬,墓坑为长方形竖穴,葬式为头东脚西,仰卧,无葬具,出土两件形制完全相同的虎搏驴透雕铜饰牌,图案为一猛虎搏噬一野驴,虎伫立,咬住驴的脖颈,驴首下垂,前肢微屈,后肢弯曲搭在虎颈上,形成一个半圆[2]。这是动物纹透雕饰牌在该区域的首次发现。另外,在固原县三营乡红庄村征集到一件翼马纹金饰牌,重70克,长方形平版状,两端有圆形孔,四周有边框,饰绳索纹,正面内雕图案为一飞马,前肢着地,后肢反转腾空[3]。若将其倒置,也能看见奔跑似飞的马形图案。

  (二)大量的发现与收获

  20世纪80年代,宁夏南部青铜文化分布地点大量的被发现、清理、发掘。1980年夏天,固原县河川乡石喇村发现一座青铜文化墓葬,土坑墓,无葬具,头东脚西,葬有马、牛、羊头骨近40个,出土器物130余件,有青铜短剑、戈、矛、刀、锛、铃、带扣、镦、马衔、圆形牌饰和各类珠饰等[4]。1981年,固原县杨郎乡大北山发现墓葬一座,陪葬有马、牛、羊头骨近30个,出土器物27件,有铜刀、矛、子母豹纹饰牌、镦、圆形牌饰、骨饰、匕、镳等[3]。同年,固原县头营乡坪乐村发现一座墓葬,出土器物69件,有透雕铜牌饰、浑铸鹰头、矛、铃、管状饰、铁锸等。1983年,彭阳县红河乡出土“二十七年晋”铭文戈,长胡三穿[5]。1984年夏天,彭阳县新集乡白杨林村发现一座墓葬,土坑竖穴,无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出土器物17件,有铜矛、虎噬羊纹饰牌、鸟纹小饰牌、管状饰、泡饰等[1]。同年,固原县河川乡上台村芦子沟嘴发现一座墓葬,土坑墓,无葬具,出土器物34件,计有铜铃、牌饰、泡饰、管状饰等[1]。西吉县兴隆乡单北村槐湾发现一墓,出土器物3件,有铜矛、环首刀、锛[1]。隆德县温堡乡吴沟村发现一座墓葬,土坑竖穴,墓中有牲畜骨骼,出土器物28件,有铜泡饰、牌饰、卧鹿、镞等[6]。1985年,固原县南郊乡田洼村发现一座墓葬,出土器物80余件,有铜锛、孔首刀、玛瑙珠、骨珠等[1]。同年,固原县河川乡上台村芦子沟发现一墓,征集到铜鹤嘴斧、铃、动物形饰等3件器物[1]。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发现墓葬,后经过1986年、1987年连续两年的发掘,此地为一墓群,有10余座墓,形制为土坑竖穴或竖穴土洞墓,无葬具,头东脚西,陪葬有数量较多的马、牛、羊头骨。出土器物千余件,计有青铜短剑、戈、矛、刀、镦、铃、竿头饰、凿、浑体羊鹿、带扣、各类牌饰、泡饰、镂空牌饰、管状饰、骨器、铁器等[1]。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发现墓葬,后经1988年、1991年的发掘,共有7座墓,为墓葬群[7]。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仰身直肢葬,头东脚西,陪葬有大量的马、牛、羊头骨。出土器物200余件,计有铜柄铁剑、虎噬羊纹饰牌、竿头饰、刀、镦、鸟形带扣、花瓣形牌饰、圆牌饰、鸟纹小牌饰、管状饰、各类珠饰等。1986年,固原县彭堡乡侯磨村发现一座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葬具,侧身直肢葬,陪葬有羊头骨,出土器物19件,计有金耳环、楔形金块、骨饰、石纺轮、货贝、夹砂陶罐等物。同年,隆德县沙塘机砖厂在取土时发现墓葬,出土有马骨,青铜器物20件,计有车马饰件、当卢、泡饰、曲尺形饰等[6]。1987年,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发现墓葬,形制为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无葬具。陪葬有大量的马、牛、羊头骨,出土青铜器160件,计有生产工具锛、鹤嘴斧,兵器戈、镦,车马饰件车辕饰、当卢、泡饰、杆头饰,装饰品鸟形饰、产形牌饰、人驼纹扣饰、羚羊扣饰、带扣、带钩、管状饰等[8]。同年,西吉县硝河乡上店村发现一墓葬,出土有马、牛、羊头骨和数量较多的车马器、带扣、绿松石珠饰、骨珠饰、玛瑙珠等[1]。西吉县兴坪村出土铜鹿饰5件[1]。隆德县城郊乡和神林乡发现墓葬,出土了铜斧、刀、带钩等物[6]。1988年,彭阳县交岔乡官台村发现一座墓葬,形制为土坑墓,无葬具,墓主人头东脚西,陪葬有马、牛、羊头骨,出土青铜器、骨角器30余件,青铜器计有兵器戈、矛、铜柄铁剑、镦,杆头饰,车马饰铃、车辕饰,装饰品圆、方形牌饰、管状饰,骨器有三瓣形器、镳、饰件、悬舌等。其中铜柄铁剑一件,剑首呈扁铃状,端有一孔,柄部饰密集乳钉纹,剑格呈方形,下渐收,剑身为铁质,两面刃,呈柳叶状[9]。同年,固原县彭堡撒门村发现一座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洞墓,无葬具,葬式为头低足高,出土有马、牛、羊头骨,青铜器物20余件,计有短剑、铃、锛、凿、锥、竿头饰、各类牌饰等[9]。固原县程儿山乡二道岔村洪水冲出一座墓葬,征集到戈、泡饰等6件器物[9]。固原县河川乡吕坪村发现一座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葬式为仰身直肢,头低足高,无葬具,陪葬有数量较多的马、牛、羊头蹄骨,出土器物84件,计有戈、矛、当卢、牌饰、动物形饰、玛瑙珠和骨珠等[10]。1989年,固原县彭堡乡于家庄发现一座墓葬,出土有铜柄铁剑、青铜短剑、杆头饰、铜鹿、铜削、带扣、车轴饰、牌饰、泡饰、骨器等遗物[11]。

  20世纪90年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地点仍然时有发现。1991年,彭阳县刘塬乡发现一座墓葬,出土青铜器58件,计有生产工具锛、刀,兵器短剑、矛、镞等,车马饰件铃、马衔、节约、当卢、泡饰等,装饰品单柄圆牌饰、鹿形饰、管状饰、带扣等[8]。1992年,彭阳县交岔乡苋麻村发现一墓葬,无葬具,出土青铜器72件,计有生产工具锛、鹤嘴斧、锥,兵器短剑、矛、镞,车马饰件马镳、当卢、节约、车轴饰等[8]。同年,彭阳县崾岘乡白岔村出土一批青铜器,共14件,有兵器戈、镦,车马饰铃、车辕饰等,装饰品方形镂空牌饰等[8]。同年,彭阳县古城乡店洼村发现一批青铜器,共25件,有兵器镦,车马饰杆头饰、车辕饰、马衔、泡饰等,装饰品动物形饰等[8]。1993年,彭阳县沟口乡白草洼村发现一墓葬,出土青铜器17件,计有生产工具鹤嘴斧,兵器矛、镦,车马饰件杆头饰、泡饰、车辕饰等[8]。另外,在彭阳县彭阳乡姚河村、川口乡郑庄村、新集乡白林村等地零星出土了一些青铜器[8]。1996年固原县头营乡石羊村塌陷一座墓葬,出土铜柄铁剑、牌饰、泡饰、金环等器物70余件。1998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主持发掘清理几座墓葬,出土青铜短剑、虎噬羊纹牌饰、泡饰等器物百余件[12]。

  (三)科学系统的发掘与收获

  1980年代后期宁夏南部有两次有规模、有组织的科学系统发掘,即固原彭堡乡于家庄墓地和杨郎乡马庄墓地。

  于家庄墓地位于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13]。1987年7月至9月,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开创了利用科学手段对该地区青铜文化墓葬进行规模清理的先例。整个墓地发掘墓葬共计28座,其中21座墓葬中保存有完整的人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无葬具,头低足高。墓葬形制分为两大类,即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洞室墓又分为四类,即竖穴土洞、“凸”字形土洞、刀形偏洞和“凹”字形土洞墓。竖穴土坑墓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墓口略大于墓底,墓的大小不一。竖穴土洞墓就是在一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道的纵向一端下部掏挖一个浅洞作为墓室,人骨的头部和上身在洞室内。随葬品均置于墓道中的人骨两侧,不在洞内。殉葬的马、牛、羊头蹄骨置于主人足端上面。“凸”字形土洞墓就是在方形或长方形的墓道一端中间掏挖出和墓道相垂直的洞室作为墓室,墓室前高后低,墓主人大部分置于洞室内。随葬品均在洞内墓主人的两侧,马、牛、羊骨大多在墓道近墓室的一侧。刀形偏洞室墓就是在长方形墓道后端的一侧向里掏挖出狭长的土洞作墓室,墓主人放在洞内,随葬品大多在主人的两侧。凹字形土洞墓就是在长方形墓道一侧的两端分别向里挖出狭长的土洞作为墓室,墓葬平面似“凹”字。殉牲是墓葬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种类有马、牛、羊的完整头骨或颌骨、蹄骨,墓地中共发现完整的牛头骨54具,马头骨42具,羊头骨166具,以及大量的马、牛、羊颌骨和蹄骨。方式大多是置于墓道或墓室的底部,位置因墓葬形制不同而异,竖穴土洞墓多置于墓主人的足下,土洞墓则置于洞外的墓道近墓室一侧,有的由于数量多,分层堆放。各墓的殉牲数量多寡不一,多的达到50多具,少的只有几具。一般情况下,竖穴土坑墓的数量较少,洞室墓较多。

  墓地中出土陶罐7件,陶质为夹砂红陶,制法为手制。青铜器673件,计有短剑、戈、矛、刀、镞、斧、鹤嘴斧、凿、车軎、马衔、节约、鸟头饰、铃、锥、带扣、带钩、牌饰、浑体羊鹿、环、管状饰等。其中有些器物颇具特色,短剑有首似桃形和蘑菇状的两种,扁茎,一字形格,直刃,柱状或菱形脊。鹤嘴斧一端呈斧状,有扁刃,另一端为鹤嘴状,中间有圆形銎。戈为中胡三穿,长方直内,内上一穿,援平直,锋端呈圭形。节约出土较多,有10件,圆角方形,正面圆鼓,背面平,有圆空,侧面有空互通。牌饰分为鸟纹饰牌、椭圆形饰牌、圆形饰牌、连珠状饰牌、双鹿饰牌、马头形饰牌、蛇形饰牌、连钮饰牌、兽头饰牌等。其中鸟纹饰牌为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大多平面为“S”形,正面有鸟纹图案,有部分由反向对称的双鸟头或由双鸟头反向连接而组成,眼、喙、耳均清晰可见,有镂空。双鹿饰牌为透雕,雌雄二鹿组成,雌鹿作回首状,雄鹿半站立状,前腿骑在雌鹿髋部,作交配状。兽头饰牌两端为圆扣形,中间为兽头形,圆扣面饰乳钉纹,背有横长条钮。骨器的出土数量多于青铜器,共755件,计有马镳、节约、兽头饰、长条形器、梯形器、柄形器、筒形器、弓形器、菱形器、“V”形器、骨锥形器、马蹄形器、管、匕、镞、环、针、串珠等,颇具特色。于家庄墓地的时代,依据出土的器物与毗邻地区墓葬所出同类或相似器物的比较研究,应确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杨郎马庄墓地,位于固原杨郎乡马庄村附近的沙沟北岸[14]。1989年9月至11月,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52座。墓葬形制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两类,土洞墓中又分单洞室和双洞室,洞室一般开口于墓道东壁或北壁,有的居正中,有的偏于一角,有的偏于一侧,洞室为长方形,弧顶,底部一般为斜坡状,里低外高。洞室底部一般低于墓道底部,并延伸到洞口以外。墓主人均为头里脚外,少数骨架全部在洞室内,多数下肢露在洞室外。均无葬具,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头低足高,无合葬墓。殉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种类有羊、马、牛三种,都以牲畜的头颅和蹄子代替全牲,以羊最多,各墓都有羊头,其次为马,再次为牛头。殉牲一般都放置在墓道填土中,墓道实际上成为专用的殉牲坑。殉牲的头、蹄骨多数置放紊乱,无规律,仅有两墓,一墓中马头摆放有序,一墓中牛头置放整齐,均为嘴朝前,面或角向上。随葬物品多少不一,多者达121件,少者3件,以各种质料的串珠饰数量最多,几乎每座墓中都有出土,次为铜、铁质的装饰品和车马器,还有少量的兵器、日常用具和陶器等。随葬品的摆放有一定的规律,珠饰大多散置于人头、颈附近;耳环、耳坠多在人头两侧;手镯、指环一般在腹部或手臂;腰带饰多见于腰部,且排列有序;各种透雕饰牌放在腹前,或散落在盆骨之上及旁侧;带钩置于腰部左侧;兵器和工具多置于人体两侧及头部左右;浑体羊鹿等饰件,或置于人体上部填土中,或放在人体旁侧,或与殉牲一起置放。仅有一墓中有两个铜鹿分立于洞室口外两侧,位置比较特殊。小型车马器多放在人体头部及附近,或在胸前及旁侧;大型车马器多与殉牲共放。

  该墓地随葬器物比较丰富,出土铜、铁、金、银、骨、陶、石等各种质地的器物共计2957件(组),以青铜器为主,有743件,按用途可分为兵器与工具、生活用品、服饰品、车马器四类。兵器与工具有戈、矛、短剑、铜柄铁剑、刀、鹤嘴斧、斧、凿等,其中触角式短剑一件,首为两兽头相对,耳耸立,吻部相接,茎中凹槽饰方点纹,格呈翼状,剑身为柳叶状,柱状脊。生活用具主要有锥、勺、管状饰等。服饰品数量较多,分带饰、坠饰和佩饰三类,主要有带扣、带钩、各类牌饰、铃形饰、环(璧)、镯、耳环、透雕铜饰牌等,其中钮部为动物纹的带扣较独特,扣部饰双头兽纹,扣针直立,钮部为一卧兽,回首背凹,附横钮。牌饰分各类变形鸟纹饰和透雕动物纹饰两种。带钩为琵琶形,背有“T”形钮。车马器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包括马具、马饰、车具、车饰等四大类,主要有当卢、节约、马衔、马镳、箍、泡饰、单柄圆牌、车辕饰、軎、毂、杆头饰、铃、浑体动物形饰、动物牌饰、透雕铜饰等。动物牌饰器体扁平,透雕为卧狗、卧驴、卧鹿、奔鹿等形状。铁器出土有36件,锈蚀严重。骨器出土151件,数量仅次于青铜器,且颇具地方特征。金银器出土35件,有金耳环、金耳坠、银耳环、银珠饰等。还有陶器6件,有双耳罐、单耳罐等。石制品出土1985件,有石棍棒头、绿松石珠饰、玛瑙珠饰、蛋白石珠饰、水晶石等。

  杨郎马庄墓地出土的随葬品,均为墓主人生前所用之兵器、车马器、服饰品、生活用具,以铜器为大宗,次为骨器和铁器。铜器有独具地方特色的车马器和装饰品,也有少量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同类器物。骨器中的镳、节约、三瓣形器和管状器颇具地方特色。该墓地的时代,为春秋末至战国末。墓葬的形制、墓向、葬式、殉牲等埋葬习俗说明墓葬的文化内涵是延续的,应是同一人群在不同时期的遗存。

二、浓郁而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部处在北方游牧区和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青铜文化在发展和孕育过程中,既受到了北方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又汲取了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区域青铜文化类型[15]。

  (一)风格迥异的墓葬形制与葬俗

  宁夏南部发现的青铜文化墓葬,在形制上均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土坑墓墓底一端高,另一端低,呈斜坡状。洞室墓把墓坑作为墓道,有单洞室墓、双洞室墓、偏洞室墓。单洞室墓是在墓道一端横挖一土洞,土洞为弧形券顶,其底平面与墓坑底平面往往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凹下几十厘米。双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端两侧各挖一土洞,土洞呈弧形券顶,底平面与墓坑底平面也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凹下。偏洞室墓是在墓道的一侧挖出洞室,和墓道平行,洞室比墓道长,底平面比墓坑底平面低。这几种洞室墓的共同特点是洞室底都低于墓坑底,前高后低,呈斜坡状。这种与其他地区土坑墓风格明显不同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本地区独有的墓葬形制,其主要是摹仿墓主人生前所居住的窑洞形式营造的,这也为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们居住窑洞的古老历史提供了佐证。在葬俗上,墓主人头放在低处,脚放在高处,人骨的头部和上身在洞室内,腿伸展在洞室外的墓坑内。偏洞室墓内的人骨全身均在洞室内,呈现出头低足高的形状。在方位上,墓主人头东足西,表现出了他们崇敬日月的原始信仰。且墓葬无论大小,都陪葬有数量不等的马、牛、羊的头、蹄骨,有的墓葬多达50多具。这些陪葬的牲畜头、蹄骨在墓中摆放的位置不同,大型墓葬放在墓道之中,实际上墓道多了一个功能,同时兼作殉牲坑,并随意摆放,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在小型墓葬中,殉牲之骨放在墓坑之中,大多散置于墓主人周围。这种墓葬无论大小,都有殉牲的葬俗和随葬品的特征,表现出了畜牧业在生产和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牲畜显然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骨器的数量多,也与发达的畜牧业相关。这种大面积墓地的存在,表明了先民们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

  (二)具有浓郁区域特征的器物

  宁夏南部青铜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主要以青铜器为主,占所有出土器物的绝大部分,余则为骨器、玉器、金银器、陶器、铁器、石器等。青铜器主要有兵器戈、矛、短剑、铜柄铁剑、镞等;生产和生活用具斧、锛、凿、锥、刀、勺、管状饰、鹤嘴斧等;车马器当卢、节约、衔、镳、箍、泡饰、车辕饰、軎、毂、杆头饰、铃等;装饰品带扣、带钩、环、镯、动物纹饰牌、透雕铜饰牌等。其中车马器和装饰品所占比例大,数量多。在众多的青铜器中,有许多器型完全一致,如兵器类触角式和环首式短剑,矛,长胡,中胡多穿戈,杆头饰等;生产和装饰品类环首刀、柄端有孔刀、长方形管状饰、浑体羊鹿、各种饰牌等;车马器类铃、车軎、当卢、泡饰等。有些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在北方其他地区所鲜见,如兵器类中触角式短剑,典型器物有彭阳县交岔乡苋麻村和固原县河川乡阳洼石喇村出土的,剑首呈环状,或为两个相对的兽头,或为双鸟鸟喙相吻,长方形茎,茎缘两侧饰凹槽,中间饰涡纹,剑格方平,剑身上宽下窄,中起脊,断面呈菱形。兵器类中铜柄铁剑,典型器物有固原县头营乡石羊村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残长55厘米,刃部为铁质,断为三截,缺刃前锋一截。剑柄为铜质,基本完整,剑首为扁铃状,柄断面呈椭圆形,上饰密集乳钉纹。剑格前略呈舌状,格中部束腰,分四瓣紧裹铁质剑身,边瓣卡于剑身双刃,中瓣上下固定剑身,剑身中脊较明显。这类相同或相似的兵器在宁夏南部及其毗邻区域均有发现,并且为本区域内颇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物,也可以说是北方系青铜器群中一个重要的地方类型。还有杨郎马庄墓地出土的车马饰——毂,呈圆柱状,内口沿向外宽卷,逐渐收缩,近内口处对穿长方形辖孔,中部饰两周凸棱,凸棱上饰贝纹,其余部位分别饰以“回”字形纹、变形虺纹和绳索纹。车马饰——铃顶部有悬舌穿孔,铃身呈筒状,平顶,椭圆口,形体较大,半环形钮,铃面“品”字形排列三个矩形镂空,有的铃面饰两个矩形镂空。车马饰——当卢,柱形窄长叶状,凹背,圆柱形缨帽,下口处有一横钮。还有钮部为动物形,扣部为环状、略呈椭圆形的带扣,双直棍式马衔,单体扁平的动物形牌饰等。这些与其他地区同类文化中风格迥异的器物,形制独特,制作工艺精良,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北方青铜文化的内涵,为该区域青铜文化作为地方类型提供了证据[16]。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广袤区域的游牧民族,采取一种简洁明快、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利用青铜浇铸出各种动物形饰并制作出动物纹饰牌,其大多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追求神似而又不拘泥于形似,显示出了较高的文化艺术水平。这种显示北方游牧文化的精美独特饰牌在宁夏南部有为数较多的出土,其中不乏精品,如固原县中河乡出土的金质怪兽纹饰牌,重84.1克,长方形,造型似一猛虎,作行走状,低首,面目狰狞,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利齿外露,四趾错列连接构成底边,长尾下垂构成侧边,身部用简洁的勾云纹、条纹饰出虎之斑斓状,尾部饰凹叶纹。固原县潘家庄农场出土的鎏金虎纹饰牌,长方形的块板上留有边框,内浮雕出虎形纹饰,虎体大肥硕,作行走状,低首,圆眼外凸怒睁,巨口张开,利齿外露,额部有一辫状物向上平贴于背部,束端饰鸟头,尾下垂,背部平素,有两个系扣用的桥形钮。还有金质翼马纹饰牌、金质虎抱鹿扣饰等。也有铜质虎噬羊纹饰牌、子母豹纹饰牌、狮子扣饰牌、人驼纹饰牌、奔牛纹饰牌等,典型器物有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出土的人驼纹饰牌,一骆驼前肢后屈,后肢前屈作平卧状,昂首,圆眼,尾藏于臀下,上骑一人,身着长服,腰系带,下摆宽松,右手前握驼鬃,左手倚驼后峰,回首,目视后方,背面有一弓形小钮。另有羊、鹿、狗、驴等浑体动物饰,用飞禽如鹰头和野兽头装饰的器物大量出现,这些无疑为北方青铜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骨器在这个区域内出土数量仅次于铜器,较周围地区发达,器形呈现出了多样化,可以与青铜器相媲美,使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生产和生活的许多领域,器类丰富,有马镳、三瓣形器、带扣、节约、角形器、匕、针、铃舌、镞、环、方形穿孔器、兽头饰、长条形器、梯形器、长方形穿孔器、半球形穿孔器、柄形器、筒形器、弓形器、菱形器、“V”形器、骨锥形器、马蹄形器、管饰、坠饰、珠饰等,其中镳用动物骨骼刮磨而成,呈角形,一端粗,一端细,有的一端为兽头形,中部有圆孔,侧面有两个长圆形孔,上面刻有宽条带或凹槽作装饰。节约有圆形、扁圆形、近似方形、圆管状等种类,均为四侧面开孔互通,上面有凹槽或横条带装饰。这些器物大多数利用动物骨骼加工而成,工艺精良,造型别致,采用了磨制、雕刻、抛光等精湛技艺,地方特色浓厚,是本区域青铜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类器物。

  (三)文化的聚合与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交往通道逐步畅达,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生活在宁夏南部的戎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交往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与毗邻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东邻的秦国及中原地区交往频繁。所以这里的青铜文化不仅受到了来自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与之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对流发展,而且也汲取了来自东部秦国及中原华夏族的文化因素。几种文化因素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地带,呈现出了聚合与交融的现象[17]。

  一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传播冲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已日臻成熟,与此同时拥有这种文化的部族也开始强大起来,从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开始广为扩散,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生活在宁夏南部的戎族也受到影响,使这里的土著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所以从器型学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这里的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极为相似的方面,这既有生态环境一致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因此,有学者把这里的青铜器纳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范畴之内[18]。实际上这两个区域的青铜文化均属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体系,只是在空间上二者分属不同的地理范围,在时间上二者同时平行交融发展,应该说是同一体系下的两种区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并未放弃其原有的文化特性。

  二是秦国和中原文化的辐射。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以武力征服了西戎十二国,中原华夏族的文化接秦人之踵流传到了这里,文化依靠战争扩大了相互间的交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青铜兵器的出土上。自商周以来作为体现中原地区礼仪制度的青铜礼器和酒食器并没有明显传播到这里,反而中原地区的兵器在这里有数量众多的出土,如戈、矛的出土数量较鄂尔多斯地区为多,尤其是长胡、中胡多穿戈,与当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形制极为相似。又如车辆是华夏族商周以来的传统交通工具,而车马器无论墓葬大小都出土,并且种类齐全,这说明这里已经广泛使用车辆,使用范围扩大到生活和战争等许多领域。再如带钩的出土,表明中原文化影响到了戎人的日常生活习俗之中,因为带钩在秦汉之前是中原华夏族的传统束带工具,而在北方民族区域内用于人体束带的早期工具是带扣[19]。还有,这里出土的锛、凿、斧及蒜头壶、蒜头铜扁壶和錾刻有“咸阳一斗三升”的铭文鼎,从形状和铭文看,与关中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文物相差无几[20]。这些器物的大量出土,很显然是汲取了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使这里成为以土著文化元素为主体,融合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中原文化元素的混合型文化区域[15]。

  众多学者通过器型学的比较研究和考察相关历史记载,对文化命名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从文化分布的时间和空间来看,宁夏南部青铜文化与史籍所载的义渠戎生存的地理范围基本吻合,应属于西戎义渠国,为“西戎文化”范畴,同陇山周围甘宁地区发现的青铜文化共称为“西戎文化”,该文化是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支系,是一种地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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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J].考古学报,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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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赵丛苍.陕西凤翔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窖藏[J].考古,1986(4).

  The Finding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Cultur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 Period in Southern Part of Ningxia

  MA Jian - jun

  (Guyuan Museum in Ningxia,Guyuan 756000,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rich developed bronze culture of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and Warring State period in Guyuan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Ningxia.The findings of this culture candate back to 1960s.Bytheend of 20th century,over 100 various kinds of cultural tombs have been found,culturally distributing at 50 places with over 10th ousands of various kind so fwares.These bronze wares are of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wares in the North”,but also show their distinctive local features,making this region become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bronze wares in the North”and bronze densely-distributed region.Therefore,this region adds new types of bronze wares in the North China.

  Keywords:the southern part of Ningxia;bronze culture;findings;characteristics

  本文出自:《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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