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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
发布时间:2018-08-30 10:04:28   来源:《考古》    作者:张连喜 马文宽   点击:

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

张连喜 马文宽

  1984—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进行了三次发掘①,出土了大量西夏等时期的瓷器、窑具、工具,为西夏王国制瓷手工业及有关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史料。遗址同时出土的珍贵的钱币等遗物,为研究中国货币史及西夏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资料。现将这批钱币等物所反映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磁窑堡出土钱币共523枚,计汉武帝四铢“半两”2枚(图一,1、2),“五铢”4枚(图一,3),新莽“大泉五十”2枚(图一,5、6),“货泉”1枚(图一,7),东汉“五铢”1枚(图一,4),西魏“五铢”1枚,唐代“开元通宝”51枚(图一8、9),“乾元重宝”2枚(图一,10),北宋各代钱币共448枚(图一11),南宋“建炎通宝”1枚;少数民族钱币有西夏“天盛元宝”4枚(图,1),金代“正隆元宝”2枚(图二,2),喀喇汗朝铜币1枚(图二,3),以及清代“乾隆通宝”2枚;另外还出土1枚压胜钱。

  这批钱币以宋代的最多,占总数的85%以上。这是因为宋代铸钱数量极多,大量外流。据《宋史》记载:“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天禧未铸一百五万贯”,“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七十万缗”②。有的学者统计从开宝五年(972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共铸钱26204万贯③。铸钱数额如此之大,但社会上仍有钱荒发生。所以如此,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巨家仃积”,也就是私人大户囤积钱币。二是私人镕钱铸器有利可图,如《宋史》记载“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④。北宋域外的民族亦镕宋钱铸器,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盐铁使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⑤。三是钱币大量外流,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钱本中国之宝,今乃与四夷并用”⑥。“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人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傥不行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人化外矣”⑦。为了禁止钱币外流,宋代政府制定了极严的法律,如宋初规定“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⑧。到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诏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配边远地区⑨。但这些禁令只不过是空文而已,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效果。磁窑堡出土大量北宋钱币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它证实了西夏王国所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北宋的;西夏与北宋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在出土的钱币中虽仅发现4枚夏仁宗(1139—1193年)的汉文“天盛元宝”,但钱币制作甚为精致,文字非常正整,其工艺水平不亚于宋钱。这说明西夏的冶金铸造业是很发达的。另外,西夏王国还用西夏文和汉文分铸同一种年号钱,如西夏惠宗时有汉文“大安通宝”,也铸有西夏文“大安宝钱”⑩,夏仁宗时铸有汉文“乾祐元宝”,也铸有西夏文“乾祐宝钱”,夏桓宗(1194—1206年)铸有汉文“天庆元宝”,也铸有西夏文“天庆宝钱” ⑪,两种不同文字的年号钱双双成对,故钱币学家称之为“对文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等开“对文钱”之先河,以后蒙古、满族都曾铸有对文铸。西夏文钱币的铸造说明了西夏统治者重视本民族文字的使用和推广,以维系着民族的凝聚力。西夏王国境内少铁,缺铜、锡,所铸钱币数量可能不大,但以其精致和“对文钱”的开创在中国钱币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素为钱币学家所重视。

  在遗址中还出有1枚喀喇汗王朝的钱,系铜质。形制与我国传统的方孔圆钱有别,为无孔圆钱;制法亦非浇铸,用打压法冲制而成。正反两面均印有文字,为阿拉伯文库菲体。正面铭文译为“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即“清真言”)。背面铭文磨损锈蚀严重,上两行漫漶不清,下两行可能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这枚钱似与新疆阿图什出土的第一类喀喇汗钱相近。蒋其祥先生认为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钱币可能是穆罕默德·本·优素夫阿尔斯兰汗(1056/57—1057/58年)时期铸造的。在此以前他曾使用过博格拉汗的称号⑫。但法国学者费朗索瓦·蒂埃里认为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钱币应与穆罕默德·本·伊卜拉欣(1158—?)发生联系⑬。这两个汗的统治时期虽相差一百余年,但都属于东部喀喇汗王国。蒋其祥先生认为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钱的铸造地点应在喀什噶尔或鸦儿看一带,尤其是喀什噶尔可能性最大。这种钱币也曾在新疆西南部的喀什地区与和阗地区的许多地点发现。

  公元840年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受到黠戛斯的猛烈攻击,被迫西迁,其中一支在十世纪中叶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其地据有今新疆西南部和邻近的中亚地区。政治中心在八拉沙滚(前苏联托克马克南15—16公里之布拉纳古城址)⑭和喀什噶尔。在1041年喀喇汗王朝分成东西两部。西部喀喇汗王朝统治地区主要是河中地区(不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下游地区)和费尔干谷地两部,首府为萨马尔罕。十二世纪前半叶耶律大石西征,占有中亚广大地区,建立西辽政权,东、西喀喇汗王朝遂为其附傭。1211、1212年东、西喀喇汗王朝相继灭亡。在十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汗族成员开始接受伊斯兰教,960年阿尔斯兰汗木萨实行国家伊斯兰化,有二十万账讲突厥语的游牧人接受伊斯兰教⑮。因之喀喀喇汗钱币均印有阿拉伯铭文。喀喇汗王朝与波斯及以西的伊斯兰世界有着密切连系,故其币制承袭了当时伊斯兰银币制度,为圆形无孔、打印冲制而成。

  东部喀喇汗王朝与宋朝通使,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记载,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喀喇汗王朝向宋廷派遣使臣达四十余次⑯。双方也有贸易关系,这从新疆地区发现的喀喇汗钱币窖藏中常伴有宋代钱币出土而得到征实⑰。另据喀喇汗王朝著名的文学著作《福乐智慧》一书记载,宋代大量商品曾运至该国,“要是中国商队砍倒商队的旗子,千万种商品从何而来” ⑱。由于这一时期西夏王国占有河西走廊,喀喇汗王朝与宋之间的往来路线南移,多走青唐路,即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要道。

  喀喇汗王朝与辽也有着密切关系。《辽史》中所记“阿萨兰回鹘”指的就是喀喇汗王朝,从辽天显八年(933年)至咸雍四年(1068年)双方使节往来共有18次⑲,其中辽使臣派往喀喇汗王朝者两次。阿拉伯人马尔瓦兹记载,辽圣宗在太平4年(1024年)曾派使臣出使阿富汗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其都城在喀布尔西南约100公里的加兹尼),带去给苏丹马穆德(Mahmud,998—1030年)的信件。信中说辽公主下嫁回鹘喀喇汗王国加的儿汗Qadir Khan之子察格利特勤(Chaghri-tegin),并命令卡的尔汗修通至加兹尼的道路,以便于两国使臣往还⑳。这进一步说明辽与喀喇汗王朝的关系密切,而且双方还存在着婚姻关系。《福乐智慧》一书还记载,辽代大量的商品曾运至该国,“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商品” ㉑。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即林东)“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 ㉒。上述均说明辽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密切。

  喀喇汗与西夏王国之间的距离较近,应有密切的交往,但文献记载较少,可能是因双方关系较为紧张的缘故。元丰六年(1083年)“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略和雇运粮于阗人并橐駞。诏:虏略于阗人畜,令制置司优恤之” ㉓。元祐八年(1093年),于阗“清讨夏国,不许”。“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又言,缅药家(即西夏)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 ㉔。记载双方关系较好的仅一条,元丰五年,西夏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给宋将泾原总管刘昌祚的信中说“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 ㉕。这可能是夸诞之词,并非实际情况。但双方民间可能有商业往来,磁窑堡出土这枚喀喇汗钱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

  喀喇汗王朝与辽、宋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上的往来,与西夏也存在着一定连系,但目前新疆东地区发现的喀喇汗王朝遗物极少。因之,磁窑堡出土的这枚铜币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出上遗物中,在一块斜壁碗片上墨书有“三十吊五十串”六字(图三)。吊原同书弔字,作吊唁、伤也解。如北魏《刁尊墓志》“上天不吊”㉖。但吊字作为钱币计数单位起于何时?这为正史所未载,在历代笔记小说中仅知明代《四友斋丛说》记有“一弔者千钱也” ㉗的记载。考西夏王国境内确已用吊字作为钱币的记数单位。如1972年甘肃武威小西沟岘佛洞中发现大量西夏遗物,在汉文书中有一欠款单,上写有“李伴朝欠钱叁吊伍佰文”,“刘的々欠钱弍吊弍佰伍拾文” ㉘。但瓷片上墨书的“三十吊五十串”的含义是什么呢?如以千文为一吊计算,“三十吊”分成“五十串”,则每串为六百文。可是西夏时是否以千钱为吊呢?在中国货币史上从西晋以后钱币的计算均不“足百”。西晋时期就有“取人长钱,还人短百” ㉙之说。“短百”即以不足百之钱当百。南朝梁武帝中大同(546—547年)年间“多用九陌钱……至于远方,日更滋甚”,皇帝虽下诏“自今可通用足陌钱” ㉚,但未能实行。五代后汉时“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人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㉛。“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用七十七钱为百” ㉜。这样,宋代一“贯”的法定数量是七百七十钱,民间则各随其俗。与西夏中晚期同时的金代也是如此,“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 ㉝。上述自西晋至宋金以来的这种不足百(即短陌、省陌)的计钱方法也必然要影响到西夏。同时西夏少铁,缺铜、锡,钱币更为缺乏,其不足百的数字可能是钱币的实际数字;“五十串”则可能是以六十钱为百来计算的五十“吊”,即社会上以六百文为一吊,如是,三十足吊在社会上就顶五十吊用。综上所述,一,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此墨书铭文是吊字作为古代钱币计数单位的最早资料。二,宋代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金代以八百文为一贯,西夏则有可能以六百文为一吊(贯)。

  由于我们不谙于钱币学,掌握资料较少。对宋代以前是否已用吊字作为钱币的计数单位?西夏是否以六百文为一吊?上述仅是初步的推断,尚有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请有识者加以指正。

  本文拓片为王兆莹所拓,照片由刘国强拍摄。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10期,905—913页;《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②《宋史·食货志》4379、4382页,中华书局。

  ③高聪明:《北宋铜钱制造额》,《中国史研究》1990年1期,81—83页。

  ④同②,4384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59页,中华书局,1979年。此处“于灵州市马”应指的是党项马,唐宗时期西北以党项马最佳。元稹《估客乐》有“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⑥同②,4384页。

  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6567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⑧同②,4375页。

  ⑨同⑤,3122页。

  ⑩吴宗信、王瑞:《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古钱》,《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1982年,85—86页,图29、30。

  ⑪牛达生:《宁夏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55—66页,图137、138、142、143。

  ⑫蒋其祥:《新疆阿图什县喀喇汗王朝钱币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12期,26一32页;《新疆阿图什出土的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钱币研究》,《中国钱币》1986年2期,2—14页。

  ⑬费朗索瓦·蒂埃里著,倪晓华译:《对几枚喀喇汗钱币的探讨》,《中国钱币》1990年2期,60—62页。

  ⑭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5期,70—82页。

  ⑮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78页。

  ⑯同⑮,138—145页。

  ⑰同⑫,阿图什钱币窖藏就发现有宋代钱币9枚。

  ⑱尤素甫·哈斯哈古甫著,耿世民、魏萃一译、《福乐智慧》,20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⑲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79—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见另注⑮,148一152页。

  ⑳米诺斯基(Minorsky,v):《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和印度》,19—21页,伦敦,1942年。

  ㉑同⑱,18页。

  ㉒《辽史·地理志》,441页,中华书局。

  ㉓徐松辑:《宋会要辑稿》,7722页,中华书局,1957年。

  ㉔《宋史·于阗传》,14109页,中华书局。

  ㉕《宋史·夏国传》,14013页。

  ㉖见《历代碑帖法书选》编选组:《北魏刁尊墓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

  ㉗何良俊:《四友斋从说》,99页,中华书局,1959年。

  ㉘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年3期,200—204页。

  ㉙葛洪:《抱朴子内外篇》,110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㉚《梁书·武帝记》,90—91页,中华书局。

  ㉛马端临:《文献通考》,5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参看《新五代史》,334页;《旧五代史》1410页。

  ㉜同②,4377页。

  ㉝《金史·食货志》,1071—1072页,中华书局。喀喇汗钱币由我国伊斯兰学者安士伟、杨永昌、陈广元、于广增鉴定,特此致谢!

  本文出自:《考古》 1991年第12期,1104-1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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