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固原是西周、春秋、战国、秦时关中通往西北的咽喉，有“中华襟带”之称。西周时期的遗存，在固原县中河乡孙家庄曾发现有车马坑和墓葬各一座[3]。以青铜短剑、戈、矛、车马具、饰件等器物组合为特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在固原县及与其相邻近的彭阳、西吉、隆德等县及甘肃庆阳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近年来已经公布的地点便有五十余处[4]。但是，这些遗存大多未经正式发掘，从而对全面了解这种文化遗存带来不少困难。固原彭堡于家庄墓地和场郎墓地[5]的发掘，较全面地揭露了这种青铜文化遗存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于家庄墓地的文化特征
于家庄墓地的墓葬地表都没有封土和其他标志。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有17座，竖穴土坑墓有6座。除凹字形土洞墓M2和竖穴土坑墓SM3是儿童合葬墓外，其余都是成人单人葬。多议式均为仰身直肢，头朝东，在20—107°之间。没有使用葬具。
于家庄墓地盛行殉牲的习俗。完整的22座墓葬中，有21座殉有不同数量的牛、马、羊头骨和下领骨、蹄骨。其中以羊头骨为最普遍，少者l具，多者53具。殉牲的头骨或蹄骨，一般放置在墓道靠墓室的一侧，头骨吻部朝向墓室。殉牲数量多的，则在填土中分层摆放。土洞墓的殉牲数量较多，土坑墓的殉牲数量则相对较少。
随葬器物以铜器和骨器为大宗，陶器很少，只在M4、M5、M10、M17和SM1、NM2等墓各出1件单耳罐或双耳罐。铜器中有短剑、戈、矛、锨等兵器，但数量不多，最常见的是刀、凿、铜管、扣具、锥、环、泡和各种饰件。骨器制作较发达，器形除当卢、镰、节约、锨、针外，还有各种饰件，制作精细。随葬品的放置位置，除在墓道中放置少量的车马具外，大多随身携带，置于墓室之中。
(二)时代
类似于家庄墓地的青铜文化遗存，除了在宁夏的固原、西吉、彭阳、隆德、中宁、中卫[6]和相邻的甘肃宁县、庆阳、镇原、正宁[7]、秦安[8]等地发现外，还发现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9]。除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凉城县毛庆沟[10]、哼县窑子[11]的材料较丰富，且经正式发掘外，其余各地的材料较少，有的还未经正式发掘。所以我们在对于家庄墓地年代推定时，以内蒙古上述三个地点的材料为主要参考。
于家庄墓地出土的I式青铜短剑剑首与毛庆沟的IV式，即所谓“变形触角式”短剑剑首相似。该式时代原报告推定为春秋晚期，于家庄I式剑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Ⅱ式剑剑首为蘑菇状，比较罕见，与内蒙古呼鲁斯太的短剑剑首相似[12]，时代可定在战国早期。
于家庄墓地出土的I式刀，背与柄无明显界线，和桃红巴拉所出相同。桃红巴拉墓葬的时代报告定在春秋晚期，于家庄I式刀的时代也应定在此时。
青铜带扣，于家庄的I式与毛庆沟的I、Ⅱ式相同，和桃红巴拉所出也相同，据此，该式带扣时代应为春秋晚期。
鸟形饰牌，是于家庄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其中的AⅠ—AⅢ式与毛庆沟的Ⅰ. Ⅱ、Ⅲ式相近，这三式鸟形饰牌，报告将其归人第一组墓葬，时代定在春秋晚期，于家庄的AⅠ—AⅢ式时代应与之相近。于家庄的AVI式鸟形饰牌，明显晚于上述各式，时代可能进入战国早期。
除上述青铜器之外，还应提到M17出土的青铜戈。这件戈内、援平直，锋部尖圆，中胡三穿。与北京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宋公差戈[13]相近，也与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时期的YYM32：3戈[14]相近，因此，此戈的时代可定在春秋晚期。
综上所述，于家庄墓地的时代可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于家庄墓地的28座墓是否可进一步划分早晚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则由于这批墓没有叠压打破关系，二则由于墓葬数量较少，尤其是竖穴土坑墓，只有6座，这就为进一步分期带来了困难。但某种迹象似乎表明，土洞墓的时代可能要早于竖穴土坑墓。如l式青铜短剑，剑首像两个半圆形组成。Ⅱ式剑剑首呈蘑菇状，这种剑首可能是由I式剑剑首演变而来，时代应较晚。I式剑出于NM2，为土洞墓，H式剑出于SM5，为竖穴土坑墓，这说明竖穴土坑墓SM5时代可能晚于土洞墓NM2。又如青铜带扣，I、Ⅱ式出于土洞墓，Ⅲ式出于竖穴土坑墓。1Ⅱ式应为带扣的晚期形式。这也说明，竖穴土坑墓的时代可能晚于土洞墓。
(三)于家庄遗存和相邻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
于家庄墓地随葬器物丰富，较全面地反映出这种文化的内涵，从而有可能将这种遗存和邻近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对比，以确定这种遗存在考古学上的地位。
就目前已发现的材料而言，类似于家庄墓葬的青铜文化遗存，除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以外，主要在陇山周围地区。陇山以东，目前只有陕西扶风刘家的姜戎墓葬，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与于家庄墓葬的相似性。刘家姜戎墓葬，除一座是土坑竖穴墓外，形制清楚的十五座墓全是偏洞室墓[15]。葬式也多是仰身直肢，头向东北。M41出土的双联小铜泡、铜铃和铜管，分别与于家庄墓地出土的接近。M41属刘家姜戎墓葬的第三期，其年代推定为“商代前期至周人迁岐”时期，虽与于家庄墓地的年代相距久远，但却表明扶风姜戎墓地和于家庄这类青铜文化遗存有密切关系，是探讨于家庄这类青铜文化渊源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于家庄墓地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它们之间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相近性。两地都盛行殉牲的习俗，随葬器物组合中，都有相同的青铜短剑、刀、带扣、双鸟形饰牌、环饰、铜管、兽头饰等。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明显存在。首先表现在墓葬形制上。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文化墓葬均是土坑竖穴墓，未见土洞墓。在随葬器物上，于家庄墓地所出的矛不见于鄂尔多斯地区。骨器制造业的发达及各种骨制品之多，也是鄂尔多斯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而鄂尔多斯地区的陶器，除单耳罐可作比较外，其他器形则未见于于家庄墓地。这种明显的差异，是难以将于家庄墓地纳入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模式之内的重要根据。
还需要指出的是，于家庄墓地与太行山以北、燕山周围地区的所谓山戎文化也有许多相似的也方。除了表现在殉牲的习俗外，还表现在许多器物的相似。如两地都有相近的戈、短剑、刀、锥、凿、斧、带扣、铃饰等器物[16]。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显然是不同部族文化的反映。
总之，于家庄墓地，虽然程度不同地和陇山以东的姜戎文化、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文化和燕山周围地区的山戎文化有相近的地方，但都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于家庄墓地的遗存，刀、目前已发现的材料看，它只存在于陇山周围地区，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应该是一支自成系统，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青铜文化。
(四)族属问题的推测
类似于家庄墓地这类青铜文化遗存分布的地域大致以陇山周围地区为中心。随葬器物中除斧、凿、锥等手工工具外，未见有农业工具。盛行以羊、牛、马的头骨或蹄骨殉葬，且数量巨大。随葬青铜短剑、刀、戈、矛、银及大量的泡饰、扣饰和马衔、马镰、节约、当卢等。这些情况表明，这种文化遗存的居民决不是农业民族，而是从事畜牧业，“习战攻”的民族。
于家庄这类青铜文化，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看，还是从其分布的地域看，都与春秋时期的“西戎八国”关系密切。
西戎八国的地理位置，即所谓“陇以西”，据顾领刚先生考究，当为今甘肃之陇南及陇西诸县，岐、梁山以北，大致为今甘肃陇东诸地，兼及陕西、宁夏。具体地说，“蒜诸在今甘肃天水县，绢戎在今陕西凤翔县，翟在今甘肃临挑县，貌在今甘肃陇西县。义渠国广大，其都城在今甘肃宁县，大荔在今陕西大荔县，乌氏在今甘肃平凉西北，胸衍在今宁夏灵武东南[17]。这些地区，大都有类似于家庄青铜文化遗存的发现。因此，我们将于家庄墓地推定为西戎的文化遗存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西戎文化是以陇山周围地区为中心，从原始社会晚期经过长期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就现有材料看，我们可将宁夏，甘肃庆阳、秦安等地发现的青铜文化统称之为西戎文化，以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先匈奴文化”相区别。
西戎文化和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或称之为“先匈奴文化”[18]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这一现象可能与西戎文化的一比界和“先匈奴文化”相邻，因而相互影响有关。也可能在西戎与周、秦的长期战争中，部分西戎人投奔匈奴，加人匈奴民族之中有关。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义渠既失河南，余众为匈奴”[19]，这虽然说的是战国晚期西戎最后一支义渠戎被秦所灭，义渠戎余部成为匈奴的情形，但是，西戎中不断有部族加人匈奴的情况，在春秋或战国整个时期也完全可能存在。
西戎是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强大民族，在西周晚期以后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并先后与周、秦相抗衡。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考古学研究中至今仍是一个未曾涉及的领域。于家庄墓地和杨郎墓地第一次较全面地揭示出西戎文化遗存的内涵，其在考古学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插图由郑克祥、黄丽荣绘制，照片由吴殿卿、程云霞拍摄。
执笔者 钟侃 陈晓桦 延世忠
注释
[1]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l983年。
[2]本报告人骨的年龄、性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同志鉴定的。
[3]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县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l983年11期。
[4]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8期;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的清理》，《考古》l988年5期;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l983年。
[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1期
[6]钟侃：《宁夏中宁县青铜短剑墓清理简报》，《考古》l987年9期;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琅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考古》1989年11期。[7]刘得祯、许俊臣：《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考古》1988年5期。
[8]秦安县文化馆：《秦安县历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文物》1986年2期.
[9]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10]同[9]，223—226页。
[1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1期.
[12]同[9]。
[13]程长新：《北京发现商龟鱼纹盘及春秋宋公差戈》，《文物》1981年8期。
[1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15]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7期。
[16]同[14]。
[17]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18]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1期。
[19]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109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本文出自《考古学报》 1995年第1期，79—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