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繁体中文

学术研究

首页 > 学术研究 > 正文

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发布时间:2019-02-21 10:38:19   来源:《中国藏学》    作者:牛达生   点击:

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

牛达生

  [摘要]由于西夏与藏族的特殊关系,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但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的障碍。随着藏学的发展和汉译藏文史籍的不断出版,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发表了一些相当有份量的文章,涉及到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国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等问题,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本文对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介绍了一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西夏;西夏学;藏学;藏族;党项

  [中图分类号]K246.3.07+K28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2)01-0023-10

  回顾过去,在西夏学的研究中,曾经应用过多种文字的文献。当然,首先是汉文文献的应用。明代《弘治宁夏新志·拓跋夏考证》,是最早的西夏编年史,也是最早综合利用宋元汉文文献的成果。本世纪以来,随着西夏文文献、特别是黑城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不仅对这些文献的整理、译释、考证和研究成为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又被广泛应用到西夏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①由于西夏和藏族的特殊关系,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藏学的发展,汉译藏文史著也不断出版,其中诸如《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青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纪》等文献中②,大都有关于木雅(弭药、西夏)的内容,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将其引入西夏学的研究。

  其实,早在本世纪30—40年代,在西夏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学者们就注意对藏文文献的应用。1943年韩儒林先生在《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一文中,就注意到藏文本《福幢帝系明鉴》关于“赵宋失国于Mi-nag(木雅)”的记载,并正确地指出mi-nag非金,认为这是西藏史学家“误女真为mi-nag者矣”。③1962年,王忠先生在《西夏的兴起》一文中,就直接用原版藏文《智者宴》(即《贤者喜宴》)的有关记载,说明“西夏除了主要提倡汉文化,也提倡吐蕃文化”。④但是,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上的障碍,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在当时还十分有限。

  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其后期,利用藏文文献研究西夏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首先是黄颢先生。80年代前期,在汉译藏文史著基本尚未出版的情况下,黄先生一方面积极进行藏文史籍汉译,发表了《智者喜宴》节选译注,翻译了《新红史》;同时,充分利用藏文原始文献进行西夏研究,并将其成果反映在《新红史》第232、233、234等条注释,及《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一文中。⑤注释及文章(下称黄文),首先对《红史》等七八种载有西夏史的藏文史籍作了介绍,并依据它们对西夏的称谓,西夏的兴起及其历史,西夏与西藏的文化关系,吐蕃对西夏宗教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是利用藏文资料研究西夏的突破。这些论著的发表,引起也是刚刚起步的西夏学学者的重视,在其后发表的有关西夏学论著中,经常议及木雅内迁前和吐蕃的关系,以及西夏建立后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情况等,其中使用的资料,或多源于黄著。降及90年代,随着更多的汉译藏文史籍的出版,部分藏学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并发表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对诸如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立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问题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拟对这些成果作一概括介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关于党项族的族源问题

  关于党项族的族源问题,早在50—60年代就有所争论,是西夏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⑥;一种意见认为西夏虽然以党项族为主,但西夏的皇族却属于鲜卑族拓跋部⑦。争论的焦点是西夏皇族的族系问题,即西夏皇族拓跋氏是党项羌还是鲜卑族系。这种争论,双方各有所据。

  党项与吐蕃(藏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有密切关系,这是西夏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但是,藏学界早在50年代就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党项族是“属于藏族系统的一族”,西夏是吐蕃在西北建立的一个王朝。⑧此说当时未能引起西夏学界足够的重视。90年代以来,多篇重要论文的发表,使这一观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部分学者认为党项是“安多”⑨藏族的一支:如有的认为,党项羌在汉晋时代“在(青海)果洛地区活动”,是在“吐蕃大举东进的过程中汇入吐蕃族,并在之后成为藏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现代果洛藏族的大部分乃党项羌之后裔”。⑩有的认为,党项之“拓跋”是藏语之译音,为青海“果洛地区的部落和地名之一,与鲜卑之拓跋氏无关”,指出“仅仅以卫藏地区的古代部族为(藏族)土著,而把其他地区从古代以来说藏语的诸部族,只作为与藏族有关的部分,而不视作土著,似与历史事实不符”。黄文也认为党项羌“曾与古代吐蕃先民融合,成为吐蕃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⑪部分。”

  部分学者则认为,党项族是吐蕃先民塞(色)、穆、董(党)、东(敦、冬)四姓中董氏的一支:如有的认为“党项”是藏语的音译,是“董氏之族裔”之意,藏语称党项为“党项弥药”,是从西夏的族姓来称呼的。⑫有的对“党项”、“弥药(木雅)”以及拓跋氏、房当氏等党项八部名称的语源进行了考辨,大部分名称在藏语中找到了对应的词汇;认为“‘党’字源于‘董’字音译”,“项”字“来自藏语表示下部的字”;“党项”意为“下部董氏”;得出“木雅人无疑是董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的重要认识。⑬

  陈庆英先生《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⑭一文,利用汉文文献特别是藏文史籍,从多方面、多层位、多角度论述了西夏与藏族的关系,对党项族的族源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进一步确认党项是吐蕃董氏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根据是:

  第一,在历史文献中,无论是汉文、西夏文,还是藏文资料,都记载“西夏属于弥药氏”。“弥药不仅是吐蕃对党项的称呼,而且也是党项人前后一贯的自称。”许多藏文古籍诸如《汉藏史集》、《拉达克王统记》、《果洛宗谱》等,不仅记载藏族先民四大姓氏中有“董”姓,有的文献中还有“董弥药”、“弥药董”的称呼。这说明“一些藏文史籍认为弥药(木雅)是藏族先民四大姓氏中董氏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认为弥药应当是藏族的一部分。”另外,从党项族的居住地分析,“《汉藏史集》说,弥药是董氏在下部的一个分支,也即是说弥药是在藏族地区的东部;《果洛宗谱》说,董氏在乌思藏、康区、安多都有分布;在康区的董氏有《格萨尔王传》中的岭国,在安多的董氏分布在玛沁雪山一带果洛地区;这与党项羌的分布地区也正相符合”。也就是说党项族的分布不仅限于安多,而是在藏地各区。

  许多论著已经谈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娶了弥药如容妃杰莫尊,以此来说明党项与吐蕃关系的久远;这是因为“如容氏是弥药的一个分支”。另有资料说,牟尼赞普(797—798在位)的妃子为如容萨朵甲,也是弥药人。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第吴宗教源流》等记载,“松赞干布的六世祖墀脱赞的王妃为如容萨东甲措玛,她生子拉托托日年赞”,说明早在6世纪,即“松赞干布之前一百多年,吐蕃王室就与党项有过联姻关系”。 ⑮只是到了9世纪,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北迁银、夏的党项部落,走上了与其他藏族地区各部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党项平夏部为基础,在北宋时期建立起西夏王朝”。

  第二,西夏文化与吐蕃文化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这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陈文通过对西夏语、西夏称谓、西夏习俗与藏语、藏族称谓、藏族习俗的对比研究,得出夏藏关系不是一般的“亲缘关系”、“颇为相近”,而是夏藏称谓相同,习俗相同,“党项羌在北迁以前使用的就是藏语”的重要结论,进一步证明了党项羌就是吐蕃的一部分。

  陈文首先从夏汉双语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挑选了“最基本的最不易变化的”诸如头、目、心、肺等58个名称,与藏语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是除少数几个词为汉语借词和尚难确定其词源外,其中41个证明与藏语同源。而这些词在敦煌出土的吐蕃王朝时代写成的藏文医学文献中多数都已出现,都非藏语借用词汇,证明是“是藏文中早就具有的词汇”。《文海》是以声、韵归类的西夏文辞书,对每一个字的形、音、义都有详细的注释,是研究西夏文字、语言最重要的文献。陈文认为夏藏两种文字同义的词,其韵也应是相同的,并对该书平声第一韵u或iu韵所收的60个字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除9个为同韵的汉语借词和无法找出藏文的对应词外,在“剩下的51个字中,有46个按照释义找出的藏文对应词都为u韵,占90%。”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西夏语与藏语在音韵上的一致性,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由西夏语是源于藏语的安多方言所决定的”。作者对西夏语与藏语在词汇、构词法和句法上的若干差异作了探讨,认为这是党项羌“在北迁以后受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影响”而产生的。“西夏语是藏语的安多方言在接受大量汉语借词的基础上形成的。”类似今天甘青一带汉藏杂居区藏人使用的“嘉玛窝(意为半藏半汉)”,“从根本上说它还是应属于一种藏语的特殊的方言”。作者还对西夏所以不使用现成的藏文而另创新字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不仅是受汉字的影响,还可能受契丹字的影响,但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李元昊建国称帝是以“与宋、辽鼎立的君主自居的,自然不愿提起党项是与吐番有亲缘关系的西羌的一支的事实,因此在创制文字时自然倾向于在藏文之外采用汉字偏旁另制”。

  陈文对夏藏称谓和习俗的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西夏实行族外婚制,党项人盛行收继婚制,“这与藏族牧民的习俗相同”;党项人衣皮毛,事畜牧,住牛毛帐房,吃肉类和奶制品等,“也与藏族牧区相似”。西夏人的亲属称谓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藏族复杂,但主要部分如祖父、曾祖父、父亲、母亲、父辈、姑姑、舅舅、公公、岳父、亲家翁、亲家母、兄弟、姐妹等,都在藏文中找到了它的对应词。

  第三,党项羌人的宗教信仰与藏族相似。佛教未传入西藏以前,藏族盛行占卜术,信仰崇拜多种神灵的原始宗教本教。西夏除信仰佛教外,巫术也很流行,诸如西夏称巫师为“厮”,是藏语的音译,古藏文中“厮”是占卜、测算之意。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则先卜”的习俗,是从吐蕃延续下来的。西夏人在羊卜中要“夜以羊焚香祝之,又焚谷火布静处”的习俗,类似“藏族的煨桑祭神”;煨桑是一种隆重的宗教仪式,“直至近代,甘青川藏族游牧部落在出兵之前,也往往要煨桑祭神。”西夏人“出战率用只日,避晦日”,是本教认为“单数吉祥”观念的反映。西夏人重复仇,重赌誓,杀死人要赔偿命价,和解时要用髑髅碗同饮鸡狗血酒等习俗,“也与藏族相同”,在藏文法律文书中就“明确规定各等级的人的命价不同”。文献中虽然没有党项人信仰本教的记载,但西夏人在北上之前世居青藏高原,他们的原始宗教与藏族先民的信仰大体相同,也就很自然了。陈文还认为松赞干布和牟尼赞普都娶了弥药如容氏为妃,而此时“正是吐蕃王朝崇奉佛教、建寺译经的佛教前弘期,因此吐蕃的佛教也可能影响到党项羌。”认为“党项羌人最早与佛教接触,有可能与吐蕃王室接受佛教的时期相同”。

  陈文的论述,使西夏学研究中的党项族源问题得到深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西夏的建立和灭亡问题

  在《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雍仲本教目录》、《安多政教史》等藏文史藉中,大都有关于西夏的专章,经汉译,或曰“木雅传说”,或曰“木雅(西夏)的王统”,或曰“西夏简述”,或曰“北道一些杰出人物的事记”等。以《红史》记载最早,但诸本内容大同小异,或简或略,都是讲述木雅建立和灭亡的经过。据陈庆英先生汉译《红史》,大意是说:最初,西夏是在汉王的统治下。在凉州与夏州之间,有一座满锡山,此山有山神名格胡。一天,有骑马之七主仆来到凉州一妇人家,其主与之交欢生一子。此子二岁时受汉王追杀,被妇人装入棺材送出城外获救,为另一妇人收养,取名讹鲁氏。讹鲁七岁时,觅得同龄男孩六人,逃往凉州的雪山深处造反,将山中打柴人收编为军队,便是西夏王。在一汉人老妇人的授计下,西夏王七骑士一行,夺取汉王印玺,杀死汉王君臣。西夏王从父系取名格祖王,由他下传六代为西夏甲郭王,后被出生在迥乐山的大臣弑之,遂断嗣。另一王托子,被成吉思汗夺去王位。西夏王是火命,成吉思汗是水命,故敌不过。此系据西夏禅师喜饶益希所述纪录的。西夏王出世在宋太祖兄弟二人执政历三十年后。西夏王历传十二代,共执政二百六十年,后亡于蒙古。

  这则故事记载了西夏建国、其六世传甲郭王被臣下杀害和木雅亡于蒙古的历程。人们似乎很难看出它与汉文文献所载西夏的历史有什么关系,但学者们研究证明,这并不是“怪诞不经”之说,而确是藏文文献中关于西夏历史的记述。

  最早将这则故事与西夏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藏学家黄颢先生。如前所述,黄先生在80年代的论著中,就指出《红史》等多种藏文史籍记载了西夏的历史,认为以《贤者喜宴》、《汉藏史集》所载较详,并根据这些资料对西夏历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第一,关于西夏的名称,藏史中有“西藏木雅”和“北方木雅”之称,他认为前者“可能指靠近西藏或受西藏控制的西夏人地区”,后者指“西藏北方或非受西藏控制的北方地区的西夏人地区”。又有“木雅嘎地”之称,认为“有代表整个西夏地区的意思”,并说藏史中经常见到“嘎地”之“嘎”,即汉语“夏”之对音。其次,根据《贤者喜宴》确定了西夏的地理位置:“东为汉地,南为南诏,西为吐番,北为霍尔,在此诸国所割据之中心即西夏国土。” ⑯再次,对《红史》等载西夏王夺权的故事进行了铺叙,并指出诸书在某些细节上的差异。第四,对西夏王系进行了排比,认为诸史所载之“斯乌王”“凯祖王”“嘎王”等,都是夺取王位之西夏王,即《红史》所称之“格祖王”;其六世传为西夏甲郭王(又译作佳桂、杰桂),二至四世失载,五世为泰呼。后至托子(又译作托吉、多吉贝)时,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⑰“成吉思汗灭西夏后便称当月为‘喜宴月’”。又指出《西藏王臣记》称西夏王为“北方首领”,并说西夏共传了九代,将甲郭王定为第七代,第八代是生(僧)格达,第九代是托子。但未说明藏文史籍中的何王为汉文史籍中的何帝,认为“西藏文献中以西夏王系传九世较为接近实际。因为从西夏景宗李元昊开始到末主睨共传十世。”上述藏文名称,虽然与“汉文名称目前尚未对应查出,但这些很可能正是西夏王的西夏语名称的某种转译。”除黄先生外,其他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黄振华先生认为《贤者喜宴》所载五世西夏王“泰呼(tai hu)”为“仁宗仁孝”;《西藏王臣记》所载西夏甲郭王(即木雅嘉哥)为桓宗纯佑;杀害甲郭王的大臣,“或指镇夷郡王安全”。 ⑱宿白先生认为《西藏王臣记》中的甲郭王为襄宗安全,木雅生格达为神宗遵顼,生格达之子托子为献宗德旺⑲。上述诸说尽管不太一致,但都是有益的探索。

  卢梅、聂鸿音二位先生,将西夏文小型史诗《夏圣根赞歌》的记载,与《红史》中西夏王的故事进行对照,找到了西夏王故事的来源,认为二者在“叙事详略和具体细节上有些出入”,但都是“源于西夏”。说是“14世纪初喜饶益希在凉州活动时还听到了它,并经由几代藏族学者辗转记录,一直流传到今天。”同时,充分利用相关文字资料,对藏文史料中西夏的名称和木雅诸王是西夏何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卢、聂首先通过藏夏语音对应关系的研究,进一步确认藏文史料中常见的“‘嘎’或‘卡’”,就是西夏的“夏”,因为“‘夏’在古汉语为匣母字,读音大致是a,当时的藏文里没有相当于匣母的音,所以只好用读音近似的ga来代替”。藏文史料中的弥药嘎或弥药卡,就是“地域和国名连称,指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次,对《红史》等藏文史籍中常见的五个西夏王的名号进行了考证,认为被成吉思汗所杀的托子是西夏末帝李睍,睍字的“西夏字读若e,《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它译‘金刚’,而藏文rdo rje的意思也是金刚,二者完全相符。由此我们知道对于西夏末帝的这个名字,汉文采用了音译,藏文则采用了意译”。另外,认为藏文文献中的“西吴王(藏文se-hvu)”,应是西夏太祖继迁,夺取王位的讹鲁氏(dus-pa-ngo-nu)为景宗元昊,格胡(gai-hu)为元昊的父亲太宗德明,甲郭王为桓宗纯佑,并且论证了西夏王下传六代是指元昊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佑六代,提出“《西藏王臣记》作七代,疑误”。西夏王在凉州不能安住,是“隐喻纯佑改兴庆府为中兴府一事”。甲郭王被弑与李安全废纯佑后两月即薨有关。这些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对认识藏文史籍中被神化了的西夏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⑳

  90年代中,陈庆英先生发表《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一文。㉑它以详实的资料,深道的分析,联系与西夏有关的五代、宋、辽、金、元的史实,对上述故事中甲郭王被杀、蒙古灭夏,特别是西夏建国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他罗列有关藏文资料,首先是对西夏立国时间的各种不相同说法进行了排比,并指出这些说法的价值。他说:“《红史》仅说西夏王是在宋太祖兄弟执政三十年后出世,没有说明是从谁手中夺取皇位的;《王统世系明鉴》理解为西夏从宋太祖的八世孙即宋徽宗父子手中夺取皇位;《贤者喜宴》则说(五代)周太祖的皇位被西夏所夺,其后裔在汴梁传国八代,然后亡于契丹大辽。”他认为,就今天来说,宋、辽、金、元的改朝换代和西夏的立国已是中学生必备的常识,上述说法都不尽准确,“但是对于元明时在西藏寺院中生活的史学家们来说,却是难以把握的难题。他们所进行的探讨正反映了元朝统一西藏以后,西藏史学家对汉地历史的极大兴趣和热情,这对于加深我国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藏族史学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对上述故事中所述西夏是否是灭宋建国和西夏王讹鲁氏是李继迁还是李元昊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上述故事说西夏王弑君(宋王)夺印,但作者根据《贤者喜宴》对西夏疆域的记述,认为“西夏的地域以夏州、凉州为主,向南延伸到青藏高原东部与云南丽江大理相接”,并不在北宋王朝的地盘上,这就是说西夏不是“建都卞梁”,更“不意味着西夏王灭宋而建国”。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汉文文献记载,辽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是在990年,“正好是宋太祖兄弟相继在位三十年之时”,这与《红史》等载西夏王是在“宋太祖兄弟在位三十年后建国相符,因此这一故事应是指李继迁”,而不是李元昊。得出与卢、聂二先生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作者还用汉文文献所载李继迁称雄的历史,与上述讹鲁氏成为西夏王的故事进行了有趣的对比:

  1.宋朝出兵夏州后,李继迁等在棺木中藏兵器,以送葬为名逃入地斤泽。◆刚二岁的讹鲁氏被搜查,在一妇人的帮助下,被放到棺材中送出城外。

  2.李继迁被宋兵夜袭,只身逃脱与野利部结盟。◆讹鲁氏逃入雪山中造反,将山中打柴人收编为军队。

  3.李继迁用汉人张浦计策诱杀曹光实,夺得银州奠定了西夏建国的基础。◆讹鲁氏用汉人老妪计策,使汉王君臣出降,讹鲁氏杀降,夺得王位。

  通过年代考证和事迹对比,说明藏文史籍中的西夏王只能是李继迁,而不是李元昊。

  作者还注意到,上述西夏建国的故事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确有相似之处”,格萨尔王也是通过几个女人的帮助,攻破敌国,走上王位的。藏文史料中“西夏的传说与藏族牧人史诗的这种相似性,说明了西夏人和青藏高原上游牧民族对历史和文化的思维的共通性。对于这一点,人们当然可以用党项羌源于青藏高原的游牧部落来作出解释。”又说,“正如藏文史籍中关于西夏建国的传说与实际的历史有极大的差别一样,《萨格尔王传》与某个当初是其原型的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的真实历史的差别,实在令人难以设想。”吐蕃王朝和西夏王朝都有丰富多彩的历史,但“从藏文史籍到元代以后才提到格萨尔这一名字来看,西夏王朝对《格萨尔王传》的发展和定型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比吐蕃王朝更大一些。”

  陈文还对《红史》等藏文史籍所载西夏甲郭王是西夏那个皇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仁宗仁孝曾有国相任得敬分国之患,但其并非为臣下所杀,所以仁孝不一定是甲郭王。仁孝之子纯佑,在王室内部斗争中“被废后两个月暴亡,有可能是被臣下杀害”的,因此“藏文史籍中所说的西夏甲郭王有可能是桓宗纯佑”。这点正好与黄振华、卢梅、聂鸿音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

三、关于藏区的西夏遗民问题

  从现有资料看,到藏区的西夏遗民有二支:一支是到四川木雅的,一支是到西藏昂仁的,这就形成两个问题,现分述如下:

  最早提出西夏遗民到四川木雅的是西方学者。19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巴卜尔、屋尔芬顿和美国人保尔斯先后到四川康定地区考察。其中屋尔芬顿提出康定地区讲西夏语的嘉戎人,是“因受成吉思汗的征讨而南徙四川的”。 ㉒1932年,王静如先生发表《论四川羌语及弭药语与西夏语》一文,认为今天讲“弭药语”的人,“仍不超出党项原始居住区”。 ㉓1944年7月,邓少琴先生据“西吴甲尔布”的传说,深入康地(今四川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进行了考察,著书《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中国学典馆出版),论证了“西吴”即“西夏”,“甲尔布”为藏语“王”之意;“‘西吴甲尔布’者,盖西夏被灭于蒙古主后,而建立小国于西康域中之称也。”西夏人是“绕越熙州,趋松潘草原,出阿细、班佐,循金川河谷,经丹巴、乾宁以至木雅”的。“西吴王”之后代,到了在明代,成为“明正土司”;“至清初嗣斩而祚移”。其考察之康定木雅乡‘西吴绒’遗址,即“为明正土司之旧府也”。 ㉔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先生也对这一向题进行了研究,“他于1951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了《弭药与西夏》,1966年又在《戴密微祝寿汉学文集》第一卷中发表了《有关弭药与西夏的新资料》。他主要是根据汉藏两种文字资料,说明古代弭药就“位于今天的西康地区、康定(打箭炉)西北”。 ㉕在上述论著中,最有影响的是邓少琴先生的《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70年代末以来,他的论点被广为接受,如吴天墀先生在《西夏史稿》中转述了这一成果,并认为“假如我们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经历四百七十余年才绝嗣的明正土司,就无疑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比较纯粹的后裔。” ㉖李范文先生也在相关论文中,用邓先生的考察成果,演绎了他的西夏灭亡后党项族的去向之一“南徙”论。㉗90年代中,卢梅、聂鸿音二位先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西吴王的故事“并非当地土人所杜撰”,而是“起源于西夏”。在肯定邓先生关于“西吴王”“是西夏的一位君王”,木雅人是“西夏遗民”的认识是正确的同时,又指出“把‘西吴’直接看成是‘西夏’二字的对音,这却是完全错误的”;认为“党项人始终都是自称为‘大夏’,从来也没有站在中原汉王朝的立场上管自已叫‘西夏’的”,“‘西吴’是一个特定的君王名字,并不是国家的称呼”。 ㉘1980年5—9月,李范文先生深入甘肃甘南和四川甘孜、阿坝三州十五个县,再次对西夏遗民问题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当地有关人士,勘察了康定营官区木雅甲布遗址,撰写了《西夏遗民调查记》、《试论嘉戎语与道孚语的关系》、《嘉戎与道孚族源考》等文章,认为其最大的成果是:“不仅发现了西夏灭亡后南徒的木雅人,而且还发现了未曾北徙的弭药人”。他认为居住在沙德、九龙、康定等地的木雅人,他们自称为藏人,“但藏族不承认他们是藏人,称他们为木雅巴,意译为木雅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藏族人大同小异”,但他们在家里讲的是藏族人听不懂的木雅语;其建筑有“累石为室”的当地形式,也有与藏、羌、嘉戎不同的汉式建筑,这也说明“他们是南徙康定的西夏遗民”。他从历史和语言等方面重点对嘉戎和道孚两族进行了考察,认为嘉戎人“除了语言、风俗与藏族有所区别外,已同藏族融为一体”,他们是历史上“牦牛羌之遗民”。而“道孚土著居民的语言,既非嘉戎语,也非藏语,他们都是一种独立的语言。道孚语与西夏语比较接近,他们很可能是党项未北徙而留居下来的一个部落”;“道孚人即党项八部之一颇超氏之遗民,他们不是藏族,也不是嘉戎族,而属党项族之一支。” ㉙

  近年来,黄振华先生对西夏遗民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他根据详实的资料,论证了西夏还有一支自称是“龙(洛)责”族的人(单称“龙(洛)”族),“而在今操木雅语的地方,也确有一支操使‘龙(洛)责’语(今称吕苏语)的藏民与之接邻而居,地处木雅之南”。在《文海》中,其族名“与‘木雅’并列,当是一个大族”。“龙(洛)”族作为木雅的兄弟之族,在西夏灭亡以后,“曾共同结伴南徙,元代已达松潘草地,渐由大小金川抵达大渡河、雅砻江中游沿岸之地。”“在明清两代,木雅、‘龙(洛)责’两族也许还曾继续南移。”在今北邻木雅语区的“九龙县及其东南冕宁、越西、甘洛、木里等县”的操吕苏语者,很可能是“随弭药(木雅)南迁后的西夏‘龙(洛)责’族之后裔。” ㉚

  关于西藏昂仁西夏遗民的问题,是石泰安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其所著之《西藏的文明》在1962年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汉文译本也在20多年以后的1985年面世,并于1999年正式出版。其中写到:“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木雅的掌权家族,在王朝覆灭和被成吉思汗征服该地(1227年)之时,曾迁移到了藏地以北和昂仁一带。该家族还把其国名(“北”,羌)以及与此有关的宗教民间故事也带到那里。” ㉛这一说法已经产生了影响,有些论著谈到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向南经康定进入西藏,或许就是从这里来的。著名藏学家王森先生,在他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说,昂仁拉堆绛万户府,“是西夏王室的后裔,成吉思汗灭西夏时自西夏来投靠萨迦,定居昂仁的。从元初直到明末,这一族一直是那一带的一个地方掌权者”。㉜

  石泰安所说依据是什么?该书没有交待。达赖五世《西藏王臣记》汉译本的出版,似乎为这一说法找到了依据。在藏文文献中该书第一次记述了木雅王、也即西夏王到达西藏的情况。该书载,木雅王“生格达之子名多杰(金刚),他去到扎巴绛称(一般译为扎巴坚赞)大师(名称盛)的座前亲近承事,这样也就和萨迦开始建立起联系。”他的后代在那里建立了“北派昂仁大寺”,并在元代成为十三万户府之一。萨迦派是当时西藏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教派,扎巴降称是“萨迦五祖”中之第二人,从13岁起任座主主持萨迦寺57年,卒于1216年,这时距西夏灭亡还有11年。也就是说多杰是在西夏灭亡前就到达西藏昂仁的。看来,石泰安的转述是不准确的。

  关于这一问题,前述黄文也提到生格达之子多杰到西藏“往依萨迦查巴杰岑法王(即札巴坚赞)”,并指出此时西夏“还未失国于蒙古”。其后代“奉蒙古薛禅汗之旨,取得宝印及司徒职事,并建北部昂仁寺。”1986年,藏族学者桑珠先生根据藏文本《西藏王臣记》、《萨迦世系史》等文献的记载,认为木雅王的生卒年代虽然难以确定,但札巴坚赞“死于藏历第四胜生之火鼠年,即公元1216年”,证明木雅王是在西夏灭亡前进入西藏的,并对石泰安关于“西夏王族于成吉思汗灭西夏时的1227年迁入西藏”的说法提出质疑。㉝前述已有人论及,《西藏王臣记》之多杰,即《红史》中亡于蒙古之托子,托子即西夏末帝李睨。此处何以又有多杰到西藏之说?笔者认为,《王臣记》所载生格达诸人,是否西夏何帝似仍有可商榷之处,此处之多杰,显然不是指西夏末帝李睨。按其到西藏是在1216年札巴坚赞死亡之前推算,似乎倒应是神宗遵顼。无论如何,黄先生、桑珠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不是说西夏皇帝本人到西藏,但部分皇族人员在西夏灭亡前进入西藏,并受到萨迦派的庇护而在昂仁定居下来,则是完全可能的。藏文典籍记事简略,一些重大事件往往系于个人,很可能讲某个皇帝的事,就是讲皇族的事。

  另外,据尼泊尔的夏尔巴喇嘛桑结丹增所著《夏尔巴先祖世系》载,在今西藏—尼泊尔—锡金一线,也生活着一支西夏遗民,自称是“夏尔巴(sharpa)”人。据称,“他们原住多康六冈的塞莫冈(zal-mo-sgang),其谷底即木雅日芒(mi-nyags-ri-mamg),故称木雅巴,后衍生夏尔巴、希查巴等多支,因不堪林格萨尔王长期攻掠,乃取道羌塘迁往拉萨,既而西移定日,因与当地族民不洽,遂翻越雪山定居今地,称夏尔巴人。” ㉞另据王璐先生在尼泊尔考察,得知在其北境接近西藏的索伦昆布也居住着“夏尔巴”人,据说,“夏尔巴”是藏语东方人的意思,他们也是在成吉思汗灭亡西夏后,转辗迁徙,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尼泊尔的。又说,桑杰丹增的《雪山神牛》中,记述了夏尔巴的人文历史。㉟

  [作者简介]牛达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宁夏银川 750001)

  注释:

  ①牛达生:《西夏考古九十年》[J],《寻根》1998年第6期。

  ②兹将笔者所见部分书目(主要是17世纪以前的),按成书时间先后排出如下,以为参考:

  1、《拔协》(又译作《坝协》《巴协》,别称《桑耶寺详志》)[Z],巴萨囊(又名益希旺波,著名翻译家,七觉士之一)著,相传为12世纪发现的掘藏,一般认为写定于13世纪以后。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2、《佛教史大宝藏论》(又名《布顿佛教史》)[Z],布顿·仁钦珠(1290—1364年)著,成书于1322年;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6年。

  3、《郎氏家族史》[Z],绛曲坚赞(1302—1371年)著,赞拉·阿旺、佘万治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4、《红史》[Z],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年)著,成书于1363年;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5、《西藏王统记》[Z],萨迦·索南坚赞(1312—1375年)著,完成于1373年;刘立千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此前有王沂暖译本,1949年商务印书馆印行,1953年印行第2版。

  6、《王统世系明鉴》[Z](《西藏王统记》的另一译本),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7、《雅隆尊者教法史》[Z],释迦仁钦德著,成书于1376年;汤池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8、《汉藏史集》[Z],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成书于1434年;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9、《青史》[Z],廓诺·迅鲁伯(1392—1481年)著,完稿于1478年;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新红史》[Z],班钦·索南查巴(1478—1554年)著,成书于1538年;黄颢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贤者喜宴》[Z],巴卧·祖拉陈哇(1504—1566年)著,完稿于1564年;黄颢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12、《萨迦世系史》[Z],达钦阿美夏·阿旺贡嘎索南(1597—1659年)著,成书于1624年;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西藏王臣记》[Z],五世达赖昂旺·罗桑嘉措(1617—1682年)著,成书于1643年;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此外还有:《萨迦世系史续编》[Z],贡葛罗追(1729—1783年)著,王玉平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如意宝树》(全称《印、汉、蒙、藏宗教史如意宝树》,别称《松巴宗教史·如意宝树》)[Z],松巴益希班觉(1704—1788年)著,1748年成书。《安多政教史》[Z],智观巴·贡却丹巴饶吉(1801—1866年)著,完稿于1856年;吴均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Z],王尧、陈践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③文载《图书季刊》1943年新四卷三、四期。《福幢帝系明鉴》即《西藏王统记》。据王沂暖译本载,“其后宋太祖出即帝位,此王之统,次第八传;木雅(指金)毒龙之子塞胡王陷汴梁,正当梅则拉赞之时。支那国土悉归木雅统治。”木雅即西夏,塞胡王即西夏王。此处认为木雅是金,塞胡王陷汴梁等,都与史实不符。

  ④文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⑤黄颢:《贤者喜宴译注》[Z],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至1986年第1期逐次发表;汉译《新红史》[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J],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⑥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J],《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J],载《民族史论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周伟洲:《唐代党项》[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⑦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再论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A],《中国民族史研究(二)》[C],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⑧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M],吴均校订,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2页。黄著完成于50年代初,吴校订于1985年。

  ⑨“安多”,是个地域概念,具体地讲,就是操藏语安多方言的地区。安多地区包括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外的青海全部藏区,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河西藏区,以及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一种说法认为,“安多”之名是青海省玛积雪山(藏语称“玛卿岗日”)和积石山(藏语称“多拉让摩”)二山藏语名称首字的并称。“安多”可以说是以积石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区。

  ⑩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⑪吴均:《藏族史略·前言》,第5页。见注⑧

  ⑫黎宗华:《西羌与多康藏族》[J],《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

  ⑬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J],《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⑭文载《藏学研究论丛·5》,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⑮关于吐蕃赞普的后妃,陈文说参见白西:《吐蕃后妃纪略》[J],《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

  ⑯《红史》等汉译藏文史籍,对一些专有名词译文各不相同,致使人难以掌握。详见本文附表。

  ⑰为了不引起混乱,本文在正文叙述中,统一使用《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一文的译名。

  ⑱黄振华:《略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A],《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5页。史金波也同意这一观点,将“taihu”译为“泰呼”,并认为“‘仁孝’二字的西夏文读音‘尼芍、勿’,与‘泰呼’有相近之处”。见《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页。

  ⑲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西夏古塔的类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注(92)。

  ⑳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J],《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

  ㉑文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

  ㉒转引自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A]。该文收入李著《西夏研究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先生认为嘉戎语是与西夏语不同的另一语种。

  ㉓文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二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一,1933年。

  ㉔邓少琴文转引自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㉕耿升:《西藏的文明·译者的话》,详见㉛。

  ㉖吴天墀:《西夏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再版。㉗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J],《民族史论丛》[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㉘卢梅、聂鸿音:《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J],《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

  ㉙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A]等三文,收入李著《西夏研究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㉚黄振华:《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J],《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㉛(法)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M],耿升译,王尧审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该书1985年译出印行,是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内部资料《西藏研究参考资料》的一种。

  ㉜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

  ㉝桑珠:《西夏王族迁入西藏时间献疑》[J],《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㉞黄振华:《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J],《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㉟王璐:《有趣的民族现象》[N],《人民政协报》1997-01-09。

  本文出自:《中国藏学》 2002年第1期,23-32页。

版权所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技术支持:山西云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利民街121号 邮编:750001 联系电话:0951-5014363 电子邮箱:nxkgs@sina.cn

ADD:Ningx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No.121,Limin Street,Xingqing District,Yinchuan City,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750001,China

TEL:0951 5014363    FAX:0951 5035563    E-mail:nxkgs@sina.cn

备案号:宁ICP备16001783号-1 宁公网安备 6401040200077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