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长缨，祁 伟
(宁夏考古研究所，宁夏银川 750001)
摘 要：出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要，西夏曾分别与宋、辽、金等国进行过社会交往和边关贸易活动，形成了西夏对外贸易以“榷场贸易”方式为主、以“和市贸易”及“贡使贸易”为补充，同时还参与中西方贸易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特点，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西夏；对外贸易；榷场；和市；贡使
中图分类号： 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08)01-0088-03 收稿日期：2007-05-22
作者简介：左长缨，女，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
西夏国建立和发展的190年间，先后与宋朝、辽国、金国等长期相峙并存。这些暂时处于割据状态的国家，出于政治、军事斗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要，都曾分别与西夏进行过社会交往和边关贸易活动，从而形成了西夏对外贸易以“榷场贸易”方式为主、以“和市贸易”及“贡使贸易”为补充，同时还参与中西方贸易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特点，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一、西夏开展对外贸易的社会原因
西夏国建立以前，党项部落是具有藩镇性质的地方政权，一直臣属于北宋。为了维持这种君臣关系，宋朝曾在双方边界附近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市头营)和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县)一带，先后设置了榷场，鼓励开展对外商品交换活动，为党项人巩固部落经济基础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党项部落还“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大量补充军事装备，逐步扩张了势力范围。
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其疆域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南迄萧关，北控大漠，统辖今宁夏、甘肃、青海东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占据了河西走廊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此后，西夏对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更显得十分重要。
西夏国建立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受宋朝影响较多，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沿袭已久的游牧部落氏族酋长制，迅速形成了封建所有制性质的半耕半牧社会形态，同时，社会需求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西夏虽然畜牧业有很大优势，但在农业、纺织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由于其技术水平低、原料短缺和资源匮乏等原因，许多不能生产的商品，只能依靠与宋朝及周边各民族的商品交换方式来实现，从而形成了西夏对外贸易发展的客观基础。对此，北宋大臣司马光曾言：“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势必推其余与它国贸易，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明确地指出了西夏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经济依赖关系。
西夏国建立初期，与北宋连年交战，双方一度中止了对外贸易往来，这对西夏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据史料记载，“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通常在政治、军事斗争激烈时，宋朝就利用断绝岁赐、关闭榷场等手段实行经济封锁，时间越长，对西夏带来的损失就越大，迫使元昊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不得不停止战争。后来，双方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达成协议，史称“庆历和议”，其主要内容是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王；重新开放两国边界附近的保安军和镇戎军榷场，恢复双边贸易。在这些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双方又正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往来。此后，榷场贸易作为党项族与其他民族保持社会经济联系的纽带，一直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
二、榷场具有边关行政管理职能的特点
关于“榷场”，《金史·食货志》这样记载：“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两国之货”。“宋制，官给商人公据，方听与夏国交易”。可见，榷场是两国协商后，设定的边界通道和封闭的互市贸易场所，它具有很强的官办性质和专卖许可特点，许多商品只有经官方许可才能进行交易。宋朝为了掌握对西夏贸易的主动权，始终把榷场设在军事要地并靠近自己的境内以便于管理，而且“官主贸易外，实羁防之”，体现出设立榷场的多种目的。
宋朝设立榷场的官署称“榷署”，内设提领、措置、提点、主管、押发等官职，统称“监临场务使臣”。榷场的上级管理机构是朝廷的榷易院和户部。西夏官制不仅使用蕃名官号，还效仿宋朝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据西夏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西夏也设有经略司、诸边经略使、提点等不同品级的官职管理边境经济事务。榷场设置时的贸易规则、交易数额和征税方式主要由宋朝来规定,开办的费用也由其所在的州军负责开支。榷场制度在建场初期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因榷易官的变动而更改，一直被长期沿用。
按照榷场制度规定，在边境交易过程中，贸易双方须凭各自政府发放许可证件进入榷场，在场官检查、监督主持下进行交易，完成交易后必须立即返回本境，严禁私自越界；官置仓舍(监管库)，令商人提前存放货物以备检查与管理。在税收征管方面，将贸易方式分为出境、入境、过境等类别，对进出货物实行差别税率征税，税率视商品粗货、细货情况自5%到20%不等。
可见，在封建制度下，榷场作为国家管理边境事务的行政机构，具有十分明显的边关特征，这种在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陆路边境关和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对保障和促进西夏党项民族与周边各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边关榷场是西夏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在榷场里双方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数量，通常由官方指定和限制，一般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主，因此，榷场贸易一直成为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西夏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很强，只有通过发挥榷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经常保持对外社会交往联系，广泛开展对外贸易，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
西夏与宋朝开展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北宋设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原州(今甘肃镇原县)、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市头营)、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县)等地区的榷场来进行。西夏产的党项马非常有名，青、白盐的质量也甚佳，这些商品对宋朝来讲意义重要，一般都有严格的限制，只有经官府许可才能进行大宗交易。因此，在双方边境地区，还逐渐形成了绢马贸易、茶马贸易以及盐榷等一些独具特色的市场。1062年，在原州、德顺州一带榷场交易的规模已十分庞大，宋朝每年在此集中花费银4万两、绢7万5千匹，大量购买党项良马以充军用，这里又被称为官马市场。后来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榷场开设后，又便利了茶马商贸活动，西夏从茶叶转口贸易中，也获得很大收益。此外，盐州(今宁夏盐池县花马池一带)所产青、白盐，也是党项族与汉族交换粮食等物的传统商品，并成为其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但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榷盐实行官方专卖，严格限制交易数量，有时还实行禁榷政策阻止其发展，致使宋、夏边境的走私活动十分普遍，经常是“私贩青白盐者益众，犯法抵死而莫肯止”。与其他走私货物相比，盐的走私历时最长，影响最大。
西夏与辽国为了共同钳制宋朝，一直是政治上的盟友。两国通过协商，在边境上也设有榷场，主要集中在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今内蒙古包头市东)等地进行贸易。西夏常常以所产的土特商品，换取辽国的金、铜、铁、马具、弓箭、衣饰、酒等制品，以补充国内需求。但与宋朝相比，夏与辽进行的贸易规模较小。
1146年，西夏国疆土的辽阔为建国以来所未有。此时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变成了已入主中原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夏、金两国也曾友好相处了很长时期，金朝不仅在占领的原辽国和北宋榷场的基础上，恢复了与西夏的贸易，双方还协商在西夏边境的胜州(今内蒙古东胜市)、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绥州(今陕西绥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市)、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兰州、西宁州等地相继开设新的榷场，进一步放宽了对进出口货物的限制，鼓励开展两国贸易。西夏主要以马、羊、牛、骆驼、毡毯、珠玉、盐等商品，交换金国的粮食、丝帛、铁、铜、货币等物，金国还大量购买西夏马匹以充军用。
由于各国在发挥榷场贸易的重要作用时，往往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许多因素，因此，榷场的开放与否，又成为能够反映国家双边关系好坏的晴雨表，经常伴随着双方战争与和平交替发展的情况而不断变化。通常两国友好相处时，榷场就会对外开放或增加，一旦双方交恶，又被关闭或减少。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一些敌对国还将它作为制裁西夏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来运用，使得双方边境地区榷场分布的状况也变化不定。
四、对外贸易形式多元化特点突出
在西夏对外贸易中，榷场贸易虽然一直发挥了主渠道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客观原因，涉及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和百姓日常生活需求方面，仍时常出现许多无法满足的情况，还必须依靠“和市贸易”、“贡使贸易”等方式，进一步实现对外商品交换，来补充国内所需。宋朝曾规定，“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从政策上积极鼓励了西夏对外贸易的多元化发展。
“和市”亦称民市，是历史上在边境地区自然形成的有固定交易地点的市场，也是经双方政府同意，可以进行对外贸易的一种合法形式，其规模和地位次于榷场。据宋史记载：“自来蕃汉客旅博易往还之处，相度设立和市，须至两界首开置市场，差官监辖。蕃汉客旅除违禁物品外，令取便交相博易”。“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和市遍布两国边境，相对于榷场来讲，管理较为松散，尤其是西夏边境堡、寨林立，设在这里的和市数量众多，走私活动也十分普遍。尽管如此，和市贸易作为双方边民日常往来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市场需求，满足了生活需要。
贡使贸易，是党项政权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的传统形式。早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党项部落首领李德明就对宋朝称臣，维持了较长时期友好的朝贡关系。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宋、夏关系曾一度紧张。宋朝“绝其岁赐，禁诸关市”，使西夏境内出现了“尺布值钱数百”、“民间升米百钱”的困难局面，国人抱怨不已，迫使元昊后来不得不停战求和，向宋朝进贡了大量的马、骆驼和土特产品等，并请求在“庆历和议”中增加“岁赐”，宋答应每年给西夏银7万2千两、绢15万3千匹、茶叶3万斤，双方从此又恢复了贡使贸易。此后，西夏还曾向辽国、金国称臣，长期维持了贡使贸易的对外交往关系。
随着榷场贸易、和市贸易、贡使贸易等多种方式的交替进行，西夏与周边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活动更加频繁，尤其与中原发达地区的对外贸易得到了持续发展。
五、对外贸易商品十分丰富
通过开辟多种贸易渠道，西夏对外商品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日趋丰富。西夏不仅盛产马、牛、羊、骆驼、毡毯、毛褐、盐等，并以此作为对外商品交换的主导产品，还盛产大黄、甘草、枸杞、蜜、柴胡、红花、苁蓉、麝香、玉器等，这些也是周边国家官方和民间所必需的商品；而中原地区所产的粮食、缯、帛、罗、绮、茶叶、香药、姜、桂、瓷器、漆器、金、银、铜、铁及佛经、医书等，更是西夏日常所需商品。
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和对外贸易中，西夏与中原地区实现了多方面的利益。宋朝的种植业、制造业、印刷术以及佛经、医书等先进文化和技术大量传入，使西夏的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商业等方面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同时西夏的歌舞等艺术也传入内地，活跃了中原文化生活。尤为重要的是，在广泛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中，诞生了西夏钱币和文字，在我国古代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
另外，西夏疆域辽阔，控扼要道，占据了河西走廊这条传统的古“丝绸之路”，也开展了中西方对外贸易。
本文出自：《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88-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