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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胡人:马长寿和他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发布时间:2016-11-17 17:26:00   来源: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作者:罗丰   点击:

  马长寿先生早年间人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接受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的训练,毕业后供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手下长期从事民族调查、民族研究工作。这时期的民族学家都有浓烈的历史关怀,他们普遍认为,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溯源是了解该民族的必要手段。①在研究民族历史时,民族学或人类学内容则始终影响着他们的学术兴趣,马长寿先生的这部著作就有很好的体现。除去历史学家关注的一般性问题外,马氏尤其关注部族与姓氏的变化和相互影响,亲属关系和婚姻制度更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并有着上乘的表达。而这些都是一般历史学者不大注意或不便研究的内容。注重一切材料的运用,并不排斥晚出地方志等其他地方文献的使用,从中寻找关键性的资料是马氏研究的另一特色。经常性地作田野实地访问,一些重要碑铭的发现或存放地点,往往与它记载的内容有密切的关联,它们地点的被确认,会带来重要的学术信息。传说某物出于某地是旧式金石学家经常提及的词汇,马长寿先生则经过广泛的实地调查,访问长者,弄清许多碑铭的地点。包括像《邓太尉祠碑》《广武将军口产碑》这样著名的碑褐,除将其地点一一指出外,并且将善拓的存放地也清晰地加以说明。这些举动或方法都是旧式历史学者不曾有过的知识,即使对现代历史、民族历史学者都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①有关早期民族学家的历史溯源研究倾向参见王明坷《台湾地区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中有关学术变迁部分,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版,第300—301页。 

  1955年马长寿先生由复旦大学调往西北大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地域上的由东往西,学术上也由现实民族转人中古以前的民族历史研究。马长寿先生很快适应了一个学人的中年转型,并有宏愿要写十本关于西北民族历史的著作①。马氏在写作策略上以学术为主兼顾普及、通俗,所以现存的著作以这个类型居多。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却是一个例外,它是一个纯学术的著作。他所关心的问题无疑有很大的前瞻性,在6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显得有点另类。以石刻材料为中心来研究某一区域少数民族部族,从题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亲属关系着手,来研究关中地区北方部族的名称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层分化、部族融合以及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郡县官佐系统、确切的管辖范围等问题。甚至目下学术界热门的粟特人他也有所提及,从碑铭中拣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上诸题中稍具规模的研究都要等到二三十年以后的八九十年代方可出现,成为学界关心的焦点,而马长寿先生却在60年代初完成了。虽然这些问题现在看来都有很大深人研究的空间,但在这个空间中马长寿先生几十年前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①参见周伟洲《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王宗维等编《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先生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罗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出自《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119—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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