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中期到10世纪晚期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佛典
发布时间：2022-06-26 11:04:00   来源： 丝绸之路考古    作者：武内绍人 沈琛   点击：

　　这两种特征主要适用于非佛教文献，此外还有一种古文书学特征，也就是说，目前比定的属于后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大多是用一种专属于这一时期的半草体书法写成，我们或可称之为“后吐蕃风格”(post-Imperial style)[6]。

　　古文书学也适用于佛教文献。由于对这种书写风格非常熟悉，我感觉我可以根据书写风格相当肯定地判断后吐蕃时代的文献。然而，因为缺乏严格的古文书学分析，例如测量书写的角度，所以我对仅仅通过这一标准进行断代非常迟疑。

　　最近，笔者通览佛教文献——不是具体内容而是其物质形态——我认识到可能有更多的文献属于后吐蕃时代。这一比定是结合古文书学和其他方面的特征做出的，特殊的书写风格为比定提供了初步的线索，并为其他特征所验证，例如：

　　a. 可判断年代的题记(如P.t.849);b.册页装，可能开始于9世纪晚期或更晚;c.于阗语元素，我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d.oṃ maṇi padme hūṃ六字真言陀罗尼，可能10世纪开始出现[7];e.正面的纪年文书，可以帮助确定背面文书的时代上限(如P.t.44);f.雕版印刷，这些刻本年代在13世纪以后(例如IOL Tib J 502)。

　　由于这次会议是纪念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笔者希望可以在本文中涉及一些于阗语因素。众所周知，在斯坦因收集品中有7件贝叶式藏文写经，其叶号以藏文音写的于阗语数字写成，有些结合以藏文数字[8]。Mauro Maggi讨论了其于阗语特征，正确地指出于阗语页码可能是于阗写经人或者藏文文献的阅读者所加。他还指出藏文音写的于阗语数字体现了晚期于阗语的通俗形式[9]。

　　虽然Maggi并未对这些文献进行断代，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这些文献应定在10世纪，其时统治敦煌的归义军曹氏家族与于阗王族尉迟氏联姻，两地因此存在密切联系，许多于阗僧人访问敦煌石窟，这些文献应是贡献给佛窟和寺院的佛典。还有许多于阗人长期定居在敦煌，抄写了一些于阗语和藏语佛典。

　　因此，这些标有于阗语页码的藏语佛典很有可能是在10世纪为于阗或者敦煌的于阗人佛教徒所写。

　　另一个于阗语因素的有趣例子是一件于阗语音写的藏语状文，由访问敦煌石窟的一位于阗僧人所写[10]。虽然状文作者称其对藏文的掌握程度有限，但是他却能以于阗文转写藏语。状文的接收者是敦煌的高僧阿阇梨(slon-dpon或ācārya)，他无疑是精通藏文的。

　　于阗语因素也也体现在著名《于阗阿罗汉授记》的后期抄本(IOL Tib 597)和吴法成的汉语译本(P.ch.2139)上[11]。

　　这些文献表明不仅藏语，而且藏传佛教仍然流行于10世纪的敦煌乃至于阗的于阗人当中。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敦煌发现的包含于阗语因素的藏文文献的年代是10世纪，但是和田地区尤其是麻札塔格遗址出土的许多藏文—于阗文文献则是吐蕃统治于阗时期的文献，即790~约850年之间。换言之，根据出土地和时代，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藏文—于阗文文献，即出土于和田地区的吐蕃统治于阗时期的文献和敦煌发现的归义军与尉迟王朝联姻时期的文献(10世纪)。

　　篇幅所限，此处不再探讨其他特征，以下罗列一系列应属于后吐蕃时代的藏文佛典：

 

　　在这个列表中，你可能会发现属于后吐蕃时期的一些文献带有特定的“Ch.”编号，例如，几乎所有带“Ch.73.III”的文献皆属于这一时期。那么，问题来了，这个“Ch.73.III”是什么?这一出土地编号代表什么?

　　“Ch.”当然是指代“Ch’en-fo-tung”(千佛洞)，那其后的数字指代什么呢?斯坦因的出土地编号，如米兰和麻札塔格遗址的的出土地编号都严谨的标明了在本遗址内部的出土地点[12]。遗憾的是，敦煌文献在这一方面并不够清楚，然而斯坦因的出土地编号仍然是帮助我们复原藏经洞原貌的唯一线索。

　　根据斯坦因的记载，藏经洞中的几乎所有材料原先分在两种包裹中，一种他称之为“正规的图书包裹”(regular library bundles)，包括1050个汉文卷子和80个藏文卷子包裹，此外还有11个较大的藏文贝叶夹本包。另一种是所谓“杂包裹”(miscellaneous or mixed bundles)，包括藏语、梵语、于阗语、回鹘语和粟特语写本以及绘画、织物和其他材料。斯坦因从两种包裹中都拿了文献，但更多的是取自杂包裹，因为他认为后者包含更多文献类型和材料。

　　至于出土地编号，除了对婆罗谜文写本，斯坦因对“Ch.”编号没有解释，也就是说，如果“Ch.”后面跟着单一的阿拉伯数字编号(例如Ch.0041)，则表明该文献取自于正规图书包裹或者是杂包裹，这些文献被单独处理，而没有关于原包裹的任何信息。但是如果在“Ch.”与阿拉伯数字之间插入了罗马数字(例如Ch.xx.009)，这些罗马数字指代的就是文献原先所在的杂包裹的包袱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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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藏文文献是怎样的呢?我们在瓦雷·普散(de la Valleé Poussin)的目录中发现了下列类型的出土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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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种类型对应于婆罗谜文写本的情况。第三种类型比较特殊，这种编号的“Ch.”和罗马数字之间又插入了阿拉伯数字(如Ch.73.III.5)。管见所及，只有藏文文献有这种形式的编号，婆罗谜文写本则没有。结合其他的证据，我意识到“Ch.”之后的阿拉伯数字可能是指文献所在的原始正规图书包裹的包袱号。当然，正规图书包裹中更多的是汉文写卷，遗憾的是，在编目的过程中汉文写卷上的“Ch.”编号被弃置，代之以“S.”编号。正规图书包裹的“Ch.”编号只在藏文文献中保存下来。

　　因此，主要包含后吐蕃时代藏文文献的“Ch.73.III”以及其他类似编号的文献很有可能来自正规图书包裹。那么，这些正规图书包裹是什么呢?

　　荣新江[15]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敦煌藏经洞不是之前学者所说的是一个废弃的仓库，而是坐落于该窟附近的三界寺的书库。因此，藏经洞中的文书、佛经和供养具(如绘画等)是三界寺图书馆的藏品和财产。

　　在10世纪，三界寺的僧人道真曾努力扩充该图书馆的藏品，藏经洞的汉文、藏文的正规图书馆包裹就是其收集品的遗存。寺院和图书馆也常常接收信徒和求法僧捐赠的文献，这些捐赠品包括长幅的梵语、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和藏语文献，荣新江称其为“不太正规的图书包裹”。它们大多是在10世纪多民族多语言的敦煌抄写的，即藏经洞关闭之前不久。

　　因此，对于相当比例(20%?30%或更多——我不想太具挑战性)的敦煌藏文佛典，尤其是正规图书包裹中的藏文佛典，可能归属于10世纪这一事实，笔者并不感到惊讶。

　　荣新江同时指出该图书馆包括了许多疑伪经和其他通俗文献，如《阎罗王授记》、《天地八阳神咒经》等等，这些佛典的流行是敦煌佛教普及化的产物。这些创作于10世纪的佛典正是敦煌佛教新发展的证据。那么，在这一时期抄写了哪些类型的藏文佛典呢?

　　从表1可以看出，许多佛典属于密教。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藏文密教佛典在敦煌和河西的当地民族(如汉人和于阗人)中非常流行。于阗人对金刚乘佛教的兴趣体现于一件《梵语—于阗语回话帐》中[16]。在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中，密教一定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9世纪从梵语翻译而来的藏文佛典对于敦煌的汉人和于阗人无疑是最方便获取的密教文献。

　　这些密教文献被学者归为“早期密教文献”，这是相对于“新密教文献”或“晚期密教文献”而言[17]。但是，假如这些文献写于介于前弘期与后弘期之间的9晚期到10世纪，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的背景下写成，而且不一定由吐蕃人写成，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其含义。笔者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希望有人从事这一工作。

　　我自己所做是古文书学工作，正如笔者所提到的，后吐蕃时期的半草体的书写风格非常独特，易于辨认。但是也存在许多难以确认的例子，笔者尝试去测量主要包含后吐蕃时代的“Ch.73.III”中的一件文献的古文书学特征(IOL Tib J 728)。 虽然其书写风格看起来更像藏文有头字楷书(dbu can)，经过初步的古文书学分析，它与后吐蕃时代的藏文类型存在更密切的关系。一旦古文书学特征被确认，我们就能更为肯定地为伯希和藏品和其他藏文收集品断代[18]。有鉴于此，确立正式的古文书学特征，例如测量书写的角度、笔迹、落笔、greng bu和字母的比例，对于进一步研究是必要的。

　　古文书学分析也关系到各种书法类型的开端。许多读者都熟悉以正文为藏文有头字抄写、行间或页码杂以无头字的藏文佛典(如IOL Tib J 588、591、592、616、618、619、625、6269)。举例而言，IOL Tib J 588是吴法成翻译的一件著名的佛教论典，抄写于9世纪中期。我们知道，至少在吐蕃时代末期一种草体的书写风格已经出现，并逐渐流行，但是有头字楷书主要(当然不是全部)被后吐蕃时代书写风格所取代。另外还存在一种字帖式(dpe yig)的方形的书写风格(例如IOL Tib J 538)。

　　因此，在后吐蕃时代已经出现了数种书写风格，这些书写风格如何发展演变为多样的近代书写风格有待探寻，这需要通过与塔波寺(目前谢萧[Cristina Scherrer-schaub]正在严谨地对此进行研究)、黑城、额济纳河流域(Etsin-gol)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进行比较，并考虑其年代和地域的差异性。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对于后吐蕃时代的藏文文献的认识已经进入到了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乌瑞指出藏语在汉人、于阗人和回鹘人中被用作一种国际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第二阶段，笔者提出，藏语不仅被用作国际通用语言，而且被当地的汉人和于阗人在公私文书和宗教文献等所有类型的文献中使用，藏语是多语言的甘肃和新疆地区使用最广泛的第二语言。现在，笔者认为，不仅仅是藏语，10世纪时藏传佛教在于阗人、汉人和其他族群中非常流行，许多藏文佛典尤其是密教文献在这一时期被写成。因此，比我们原先想象中更多的藏文佛典应该归于10世纪，它们写成于多族群的社会环境之下，反映了10世纪佛教发展的新趋向。

　　注释

　　* 英文本原题为“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post-Tibetan Empire period (mid 9th to late 10th centuries)”，收于 Cristina Sherrer-Schaub ed., Old Tibetan Studie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R. E. Emmerick, Leiden: Brill, 2012, pp.205-215. 作者生前授权译为中文，不料作者遽归道山，令人不胜悲痛，谨以此译文向先生致敬、致哀!

　　[1] Uray G.,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Etats du Kan-sou et du Khotan poste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JA, CCLXIX, 1981, pp.81-90.

　　[2] 例如Uray G.,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Helga Uebach and Jampa L. Panglung (eds),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Schloss Hohenkammer, Munich 1985, München: Kommission für 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8, pp.515-528; 武内绍人《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説》, 山口瑞凤主编《チベットの仏教と社会》, 东京：春秋社，1986年，第563~601页;Takeuchi Tsuguhito,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ü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 AOH 44(1/2), pp.175-190.

　　[3] Takeuchi Tsuguhito,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 in P. Zieme et al. (eds) Turfan Revisite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pp.341-348.

　　[4] 关于印章，请参见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5期，第1~121页。

　　[5] 武内绍人《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説》,第563~601页; Takeuchi Tsuguhito, “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ü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 pp.175-190.

　　[6] 注意一些古藏文特征，例如倒写的gi-gu、唇音+i/e的下加字ya btags、再后加字da drag，并不作为后吐蕃时代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在两个时期都存在。

　　[7] 请参见Imaeda Yoshiro, “Note préliminaire sur la formule Oṃṇi padme hūṃ dans l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in M. Soymié (ed.)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Genève-Paris: Librairie Droz, pp.71-76.

　　[8] Ch.73.III.5.(IOL Tib J 340)，Ch.73.III.10.a.(IOL Tib J 533)，Ch.73.III.11.(IOL Tib J 424)，Ch.73.III.12(IOL Tib J 423)，Ch.73. III.14.(IOL Tib J 338)，Ch.73.XV.frag.11(IOL Tib J 336)。

　　[9] Maggi Mauro, “Late Khotanese numerals from 1 to 36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in B.G. Fragner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ropean Conference of Iranian Studies, Roma: IsMEO, pp.425-443.

　　[10] P.2782，参Bailey, H. W., “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 36(2), pp.224-227+8 pls.;金子良太《敦煌出土未解明文书一·二について》，《豊山学报》17/18，第143~150页。

　　[11] IOL Tib J 597显然是抄自于IOL Tib J 598，后者可能是属于吐蕃时代，但是前者的古文书学特征明显是后吐蕃时代。后者与汉文译本应该是属于9世纪晚期，参考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182~186页。

　　[12] Takeuchi Tsuguhito,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3 vols. Joint Publications of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Tokyo)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pp.xxv-xxvi.

　　[13] “杂包裹中发现的贝叶经和写卷一般可以通过出土地编号中加在数字序号(003、0019等)之前的小写罗马数字(i, ii, iii等)表示的包裹号与那些从正规的汉文卷子包裹中抽取的区别开来，其后在检查正规包裹时发现的夹杂在其中的贝叶经和卷子则仅仅冠以数字编号(例如Ch.0041、00271等)。”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 814, 836, fns. 2, 13.

　　[14] 最初在斯坦因的编号系统中罗马数字小写(参fn. 10)，但是在瓦雷·普散的目录中改成了大写。

　　[15] Rong Xinjiang, “The nat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Sealing”, Cahiers d’Extrême-Asie 11, pp.247-275.

　　[16] 熊本裕《西域旅行者用サンスクリット=コータン語會話練習帳》，《西南アジア研究》第28號，第53~82页。

　　[17] 例如，IOL Tib J 321、322和540已经由田中公明进行讨论，见田中公明《チベット密教》，东京：春秋社，第133页。

　　[18] 相当数量的伯希和收集品(例如P.44、103、322、626、634等等)与后吐蕃时期的斯坦因文书有着相同的古文书学特征，有些明显是相同的人所写。沙木(Sam van Schaik)和戴礼同(Jacob Dalton)也在从事其古文书学的比较研究。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日]武内绍人撰，沈琛译：《9世纪中期到10世纪晚期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佛典》，《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219-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