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葬品之争：死者口含萨珊银币的文化渊源
关于这一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为代表，主张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尸体口中含币的习俗与古希腊传统有关，即古代希腊人将一枚被称作“奥伯尔(Obol)”的货币放于死者口中，作为摆渡钱，交给阴间的摆渡人[4]，这得到了俾伐尔(A. D. H. Bivar)的赞同[5]。第二种观点以小谷仲男为代表，主张死者口中含币的现象虽然在希腊出现得更早，但可能在中亚地区才真正形成葬俗。基于此，应考虑这种葬俗从吐鲁番传播到中原的可能性[6]。这一观点得到了罗丰的赞同与补充，他认为，在中国墓葬中发现的口含银币的人，多是中亚人的后裔或受其风俗影响的人，存在共同信仰一种宗教、共同采用一种葬俗的可能性。口中含币的习俗虽起源于希腊，但中国西域、内地的这种葬俗与中亚是一脉相承的，古希腊的影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因是东西方传统不同。此外，他也提到，中亚的该葬俗或与祆教有联系[7]。第三种观点以夏鼐为代表，主张西域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应源于我国内地。我国在商周时代便已有死者含贝的习俗，到秦汉时期，贝被铜钱取代。数十年前，我国有些地区仍流行这种风俗[8]。王维坤、孙莉等赞同该观点。王维坤认为，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是在死者口中含物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大约在姜寨文化一期时就已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葬俗不断向四方传播，口中物也由贝变成铜钱。在中西文化交往频繁的汉唐时期，萨珊银币及其仿制品成为铜钱的替代物。他还提出死者口中含币与祆教、粟特人之间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西域其他国家似乎也不存在类似葬俗[9]。孙莉认为，吐鲁番墓葬的主人主要为汉人，有尸体口含银币现象的墓葬也多为汉人墓葬。因此，口含钱币应是中国传统习俗的表现。萨珊银币作为通货，自然成为随葬品的选择之一[10]。综上，对古代中国死者口含萨珊银币的文化渊源有如下三种认识：一，其作为古希腊文化的一部分，经商道传至西亚，而后进入中国西域，再传入中国内地;二，其乃中亚习俗的表现，其证据主要为：墓葬里中亚后裔及与中亚有联系的人的口含物为银币等钱币;三，其乃中国传统习俗的延续，但口含物历经演变：最初为贝币，而后为铜钱，在西域“入乡随俗”，变为萨珊银币等钱币。笔者注意到，罗丰与孙莉对考古材料的阐释有所不同。如前文所述，罗丰认为，在中国墓葬中发现的口含银币的人，多是中亚人的后裔或受其风俗影响的人[11]，而孙莉认为，“吐鲁番墓葬所葬的主要为汉人，有尸体口含银币现象的墓葬也多是汉人墓葬”[12]，由此，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二者的立足点相同，但孙莉所考察的考古材料仅限于吐鲁番地区，罗丰考察的资料的范围较大。究其原因，考察对象范围的不同导致汉人、中亚人占比的不同，从而导致结论的不同。需要明确的是，当涉及“文化根基”等话题时，研究者的立场往往对其史料的选用与阐释，乃至于其结论的倾向产生较大的影响。从历史时期死者口含钱币习俗的文化起源问题，到史前时期东亚地区人类连续进化与否的问题等，一些学者对考古学问题的阐释虽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却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这在学界广泛存在，并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时代。这也是在考察学者的结论时应当注意的。
二、萨珊银币的流通与否的争鸣
首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语境中的流通下一个定义：即萨珊银币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国际货币等功能，不包括萨珊银币作为贵金属，充当特殊商品流通的情况。此即“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可谓一种狭义的流通。自前文所提夏鼐“萨珊银币曾在西北某些地区流通”的论断开始，学界针对该问题，便时有讨论。由于夏鼐只是提出了观点，未加以具体分析，该领域的论争尤其激烈。总的说来，赞成萨珊银币曾在我国西北地区流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史籍记载西域地区曾有银钱流通[13];第二，出土文书中多“银钱”二字;第三，萨珊银币曾在我国西北地区大量出土;第四，出土的萨珊银币多有磨损的痕迹，表明其在被埋葬前是一种经常被转手使用的物品;第五，吐鲁番当地自行铸造银钱的可能性较小。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理由主要有：第一，部分新出土的银币与以往出土的银币相比，重量较轻且多有残损。但史籍记载中未体现对银钱种类、重量等的区分。因此，史籍中的“银钱”并非萨珊银币，而是高昌吉利钱、萨珊银币仿币等银钱，真正的萨珊银币未曾充当货币流通;第二，高昌国等西域国家有银矿和铸币技术，有能力自铸银币;第三，丝绸之路贸易在中国西域主要是“过境贸易”，流入的萨珊银币不很多，不足以成为通货。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献、出土文书所载的“银钱”是广泛流通的。因此，“萨珊银币在我国境内是否曾流通”和“文书和史籍所载‘银钱’是否为萨珊银币”这两个命题是基本等价的。部分学者认为“银钱”不一定只是萨珊银币，还可能包括其他货币，但他们的指向也是“不排除或肯定萨珊银币是‘银钱’之一”。另外，由于当时基本没有出土文书资料可供佐证，夏鼐的论断依据的主要是考古出土的钱币实物。他只提出萨珊银币曾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并未明示“银钱”即萨珊银币。《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大规模出版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银钱”和萨珊银币关系的讨论也自此渐盛。综上，参与讨论的学者可分为持“银钱为萨珊银币”说、持“银钱非萨珊银币”说两个部分。由于议者众多，其之间又较少有直接的针锋相对，笔者采取以下的叙述方法：先依照学者的观点将其分入不同部分，再以时间顺序叙述(以学者第一篇相关论文或专著的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叙述，个别著述较多的学者除外)，顺带提及部分学者的新见。有些学者或基于前人的观点提出新见，或只是表态支持前人的观点，笔者将其附于其所提前人之后，不再单列。此外，相关话题还有：萨珊银币剪边的目的、萨珊银币的携带者、萨珊银币的仿制币、萨珊银币的价值指币面价值还是金属价值等。由于这些话题多与“文书和史籍所载‘银钱’是否为萨珊银币”有关，且各自为不同观点提供论据，故如有学者提及，笔者便将其附于对该学者的观点的叙述中，亦不再单列。
(一)“银钱为萨珊银币”早在1954年，彭信威就提出文献所载“银钱”即萨珊银币[14]。不过，他依据的只是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当时并无充足的出土文书可供参考。1973年，冈崎敬提出“银钱”乃萨珊银币，也可能包括阿拉伯-萨珊银币及仿制币，原因为出土文书中多记载“银钱”，且西域有银山。进而他提出，萨珊银币是东西方贸易的基本货币，玄奘所受“银钱”[15]包含萨珊银币，其西行的同时，将原本从西边流入的银钱，又反过来带回了西边[16]。他还提出了“白银之路”的概念，即对于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以西方视角而言确为“丝绸之路”，以东方视角而言则为“白银之路”[17]。1980年，池田温指出“银钱”是萨珊银币及中亚等地铸造的仿币，原因为萨珊银币出土数量多，且出土文书中多有“银钱”的相关记载。他认为，高昌国国王赠予玄奘大量银钱[18]，适应了银钱在从西域各地到印度的范围内广泛流通的现实，而高昌本身也属于这个流通圈。他还指出，位于凉州和高昌正中间的敦煌，如果考虑密切的商业往来，后者的货币流通情况与前两者基本上具有共通性[19]。1982年，桑山正进提出“银钱”是萨珊银币，其在河西以西是通货。他赞同冈崎敬的观点，即高昌王赠予玄奘的“银钱”中包含萨珊银币，并进一步指出，根据吐鲁番的考古资料，“银钱”很可能都是萨珊银币。此外，他提出，萨珊银币可能是在萨珊帝国与古代中国王朝的外交活动中，作为贡物被带入中国的。在其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游牧民族起着重要作用[20]。1985年，郑学檬指出“银钱”是萨珊银币，但高昌国也有自铸银钱的可能性。由于未见明确的考古资料，他推断银钱或靠各小国流入[21]。1990年，姜伯勤指出“银钱”为萨珊银币。他发展了冈崎敬的“白银之路”理论，并提出“河西银币流通区”的概念[22]。1994年，在前文的基础上，姜伯勤进一步提出，“银钱”是由粟特人带来的，一般以萨珊银币为主，但也包括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银币。他还认为，因西域有银山，高昌是否曾自铸或仿铸银币，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现说明[23]。这些观点与前文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宋晓梅对此表示赞同[24]。1990年，宋杰提出“银钱”为萨珊银币，并认为萨珊银币剪边是为了盗铸[25]，首次解释了萨珊银币剪边的目的。1990年，康柳硕认同萨珊银币曾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26];1999年，他阐述了萨珊银币流通的原因：粟特人曾使用萨珊银币，且萨珊银币出土量大，并列举了其作为通货的十种具体功能：交纳田租、借贷放贷、买卖奴婢、购买田舍、买卖菜园、买卖马驼、买卖田地、雇人上烽、租用车辆、交纳国税[27];2002年，他认为萨珊银币磨损度较高也能证明其曾流通，并明确指出粟特人将萨珊银币带入中国西域。此外，他提出，将萨珊银币剪边是由于其本身价值太高，不便使用[28];此后，在2003年[29]、2004年[30]、2006年[31]发表的文章中，他大体上都重复了前述的观点。不过，在2010年，康柳硕修改了之前的观点，认为波斯人和粟特人都曾带来了萨珊银币，且波斯与中国的官方贸易是萨珊银币传入中国的主要原因[32]。1990年，郭媛认为萨珊银币曾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原因为墓葬中发现了许多作为随葬品的萨珊银币，这表明其曾广泛流行。她指出，六世纪之际，高昌以远的地区，如焉耆、龟兹等，也曾通行银钱。作为通货，其功能主要包括市场交易、田宅转移、人口买卖、租借关系、雇佣关系(上峰燧)、高利贷等，并体现在衣物疏上。她还认为，银钱的流入是对该地区本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一种冲击[33]，颇为新颖。1990年，荒川正晴撰文赞同萨珊银币流通说，但认为要特别注意一份关于女奴的契约[34]。该契约特地强调用于支付的银币纯度很高，表明当时的高昌还有质量较差的仿制银币流通。他认为，在研究高昌国货币时，不应忽视这样一种可能：吐鲁番同时流通着纯正的波斯银币和质量很差的仿制币[35]。1992年，卢向前赞成“银钱”为萨珊银币。作为通货，其用途主要有缴纳赋税、缴纳违约罚钱、买舍赁舍、买马、买奴、举钱、夏菜园、夏田、夏葡萄园、雇人上烽、布施等。特殊的是，他指出银钱在纺织品本位时期(4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即使有流通，至少也不会是广泛流通的。这时期考古发现的银钱，只能被视为中西商业贸易发达程度的衡度，而不完全是银钱流通广泛程度的衡度。公元560年以后，才是纯粹的银钱本位时期[36]。1992年，武敏指出“银钱”有可能是高昌吉利钱，因为史籍中有高昌市场中金银交易的记载，且高昌有金银储备和铸币技术。但考古发掘未见高昌吉利银钱。即使将来有幸发现高昌自铸币，也不能排除萨珊银币曾流通[37]。本质上说，其还是没有排除萨珊银币作为文献中所载“银钱”的可能性。1998年，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指出“银钱”是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原因为：这两种银钱是目前仅有的被发现的当时的银钱、二者的磨损程度高、高昌本地缺银，不太可能铸造本地货币等。此外，其也提到，萨珊银币早期充当代表金属价值的商品，后期则作为代表币面价值的货币，但萨珊银币本质上兼有商品性与货币性[38]。宋志永在支持“银钱”为萨珊银币的原因方面，与斯加夫类似。他认为历史上河西诸郡所在区域，时有萨珊银币出土，而没有其他银币被发现，因此萨珊银币即是“银钱”[39]。遗憾的是，二者并未注意到高昌吉利银钱的存在。不过，高昌吉利钱所见数量少，且多非考古发掘所得，在笔者看来可信度宜存疑[40]。1998年，彭金章、沙武田赞成萨珊银币流通说。原因为莫高窟出土的萨珊银币的入藏时间符合史载的银币流通时间。此外，继姜伯勤之后，他们也提出了“河西国际货币区”的概念[41]。1999年，张忠山提出“银钱”是萨珊银币。高昌、于阗以萨珊银币为基币[42]。2000年，孙莉提出萨珊银币曾作为通货，理由为吐鲁番墓葬中出土的萨珊银币磨损度较高，且一些随葬的文书提到，当地曾以一种银钱为通货。对于剪边，她认为，当萨珊银币正式退出流通领域后，其多被剪边。被剪下的边渣作为银材，用于制作其他银制物件。只有随葬在墓中的少量银币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于萨珊银币入华的途径，她认为其可能是在萨珊帝国同中国的官方往来中，作为贡物被带入中国的，这与桑山正进的观点类似[43]，但经由贸易入华，仍是主要途径。此外，她认为被发现的高昌吉利钱数量很少，不足以说明问题[44]。2004年，她撰文重申了上述观点[45]。继2002年指出萨珊银币由粟特人携带而来[46]之后，2011年，荣新江明确提出“银钱”为萨珊银币，且进入流通领域，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等价物。他认为，粟特商人在进行长途贩运时，所携带的物品应具有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萨珊银币具有这些特质。当他们到达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后，就可按照当地的比价，将萨珊银币换成当地的货币或丝绸，或直接使用萨珊银币购买物品。尤为难得的是，他根据一幅绘有“商人休息时背负沉甸甸的袋子不肯放下”的场景的墓葬壁画，推测袋子里装的是商人辛苦赚得的、可流通的萨珊银币[47]。2013年，在与韩森(Valerie Hansen)的合著中，他再次阐明萨珊银币是流通货币，主要用于小买卖，功能为购物、借贷、雇佣等[48]。2003年，王维坤赞同萨珊银币流通说，原因有二：其一，墓室随葬品中有较多萨珊银币;其二，《隋书·食货志》所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之“不禁”，一方面表明，西域金银币同古代中国的其它货币一样，被政府允许自由流通;另一方面也暗示西域金银币流通之广泛，已达到想禁又不能禁的地步。它们的仿制品也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使用贵金属铸造仿币，其与被仿币流通价值是相当的[49]。2004年，钱伯泉提出萨珊银币是高昌国的基价货币，功能为流通、赋役、租田、借债、买卖土地、房屋和奴婢、雇人耕种或服兵役等。粟特人因携带萨珊银币不足，或利用中国西域的银矿仿铸。流传下来的萨珊银币较少，原因为其在禁止流通后多被熔铸为装饰品、随葬品[50]，这与孙莉的观点相似;2006年，他又提出萨珊银币作为通货，还能用于宫廷内外财政[51]。2005年，王义康撰文支持萨珊银币流通说，但其流通范围、程度有限。他指出，学界只根据西北个别地区使用银钱的零星记载，就作出判断，这颇为不妥。事实上，学界普遍忽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银币在我国是否为合法货币”这一问题。另外，他提到，唐律禁止私铸银钱，其目的是防止民间产出恶钱，影响货币正常流通，这说明唐前期在法律上允许合法的银钱流通。再联系政府将银钱用于税收，却不铸造银钱，那么萨珊银币作为西亚、中亚的强势货币，大概是曾在我国境内流通的“银钱”。关于仿制币，他认为，中国境内的萨珊银币仿制币受胡风、胡俗的影响，一般被用作随葬品和装饰品，没有通货的功能，境外仿制币乃境外政府铸造[52]。王义康注意到了法律的滞后性，以较晚形成的法律倒推较早存在的现象，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2010年，他明确支持“白银之路”的观点，并认为萨珊银币进入吐鲁番平衡了东西贸易。他也指出，唐代北方边缘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外来银币支持税收政策的实施[53]。2013年，他重申了上述观点[54]。2007年，黄志刚、魏拥军认为萨珊银币曾作为通货[55];2010年，黄志刚补充道，支持萨珊银币流通说的理由是其曾广泛出土。此外，他也明确表示，萨珊银币是基价货币，功能为流通、缴纳赋税、国际贸易、购买和租赁土地、房屋、奴婢、驼马牛羊和各种日常生活品等[56]。2008年，李肖、张永兵、丁兰兰支持萨珊银币流通说，原因为出土的萨珊银币多磨损[57]。2011年，韩森认为萨珊银币曾作为上等的流通货币。但其也提出，现发现的早期萨珊银币未见明显磨损，可能并未广泛流通[58]。2011年，张庆捷、刘俊喜支持萨珊银币流通说，并认为其不仅曾在河西走廊流通，也可能在甘肃、青海到平城沿途流通[59]。2014年，黄维、周卫荣认为萨珊银币曾作为通货，并指出白银作为贵金属，本来就是财富，客观上也能用于支付、流通和储藏[60]。这是对斯加夫的观点的补充，也是对萨珊银币商品性与货币性之争的调解，相当于将萨珊银币做了流通意义上的泛化处理。2015年，裴成国提出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是萨珊银币，并认为高昌内部形成了银钱的流通循环系统。由于银钱不断被商胡携带而来，这种循环并非封闭。此外，他也指出，萨珊银币流入高昌国需要一个前提，即高昌国存在适应外部需求的商品化生产[61]。2016年，裴成国重申“银钱”即萨珊银币，其为高昌国的流通货币，出土数量多、纯度高。墓葬中出土的重量较轻的银币，可能是萨珊波斯或粟特仿制的，数量较少，也在高昌国市场上流通，但不可能是主币。这种银币因为纯度低，容易破损，较易退出流通领域，其后被埋入墓葬，作为可在冥界使用的财富，所以在吐鲁番墓葬中有集中的出土。他指出，在高昌国市场上，无论是高纯度的萨珊银币，还是低纯度的银钱，因为本身都为贵金属，所以可同时流通，且具有相同的购买力，基本无须加以区分。针对“吐鲁番的萨珊银币主要发挥宝物、装饰品的功能”这一观点，他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埋入墓葬的萨珊银币多有残损，证明其之前曾被用于流通，只是在埋入墓葬时可能充当了装饰品或冥界财富。至于高昌本地制造流通银币的问题，他认为，迄今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高昌曾自铸银币，原因包括所谓的“本地铸币”出土量小、磨损痕迹不明显、铸币技术与铸造萨珊银币的技术不符、多非经考古发掘所得，也包括玄奘对西域存在银山的记载可能有误等[62]。2016年，李锦绣认为“银钱”是萨珊银币及其仿制品、或别的地区以萨珊银币为标准的铸造品，包括波斯银币、粟特银币、阿拉伯-萨珊银币，在隋唐时期流通于西北地区。她指出，唐代以“银钱”为通货的范围不局限于吐鲁番地区，“银钱”的使用者包括众多西北、北方、东北的游牧民族。她同意荣新江“粟特人是萨珊银币东传的主要承载者”[63]之说，并提出城傍游牧部落以“银钱”为通货，受粟特人的影响。进而，她提出唐代有一宽阔的萨珊银币行用区，即“银币贸易圈”，包括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更重要的是，她提出萨珊银币由陆上丝绸之路入华、由海上丝绸之路入华的命运不同：前者作为通货，体现币面价值，后者被销熔为块、饼、铤等，体现金属价值[64]，对夏鼐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也对萨珊银币做了流通意义上的分类讨论。2018年，李锦绣除重新强调部分前述观点外，富有新意地指出，萨珊银币金仿制币的存在，间接表明萨珊银币的图案已成为货币化的象征，且能被当地工匠自主打造。因此，不排除当时漠北已能自行铸造萨珊银币形制货币的可能性，这也侧面证明了萨珊银币曾作为通货广泛流通。此外，她也认为萨珊银币曾经由朝贡入华[65]。2018年，裴成国讨论了文书中记载的“半文”的问题。他认为，高昌国的银钱(即萨珊银币)只有一种面值，因为币值较高，不敷使用，所以产生了“半文”这一计量单位。在经济生活中，“半文”银钱应当是以其他实物货币(如粮食)折算体现的。即，当时只存在“半文”的单位，不存在“半文”的通货[66]。同年，裴成国还指出，在唐朝前期，银钱的使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西州。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记载了银钱在洛州和西域其他地区流通的情况。他还特别指出，高昌吉利钱是纪念币，数量少，并非流通的主币[67]。2018年，袁炜撰文支持萨珊银币流通说，并明确了《大唐西域记》中所载的“大银钱”和“银钱”之分。其认为，萨珊银币的式样在库思老二世(Khosrau II)时曾有所变化，新疆的萨珊银币多为改动后的，故称“银钱”，波斯的萨珊银币则多为改动前的“大银钱”[68]。2018年，尤倩倩认为萨珊银币是通货，并指出其作为高价值流通货币入葬，可能是死者身份或职业的象征。她也提出，萨珊银币与金带扣、戒指、铜镜、水晶珠等陪葬于史射勿墓，应是这类粟特人生前使用萨珊银币进行贸易的反映[69]。2019年，张立民、马雪松撰文支持萨珊银币流通说，并提出“类国际化货币”的概念，以区别于“国际化货币”[70]。2020年，樊军、王洋洋指出固原地区北魏墓中发现的萨珊银币，应均自河西输入。从其均无穿孔、部分银币存在磨痕，以及河西地区很可能为萨珊银币的流通区域等因素考量，这些萨珊银币在进入墓葬之前，很可能具备流通的功能。不过，该文也提到，隋末唐初墓葬中发现的银币，钻孔出现的比例相对较高，说明它们在进入墓葬前，可能是装饰物[71]。此外，赞成萨珊银币流通说的还有：宿白[72]、林梅村[73]、姜宝莲、郭明卿、梁晓青[74]、张亚兰[75]、郭丽娜[76]、胡淼[77]，但他们都未说明原因。因此笔者将其列于最后，不单列。
(二) “银钱非萨珊银币”
1980年，朱雷提出丝绸之路贸易在中国西域具有“过境贸易”的特点，即胡商当地卖、当地买，携带的货币不会很多[78]。虽然他并未明确反对“银钱”即萨珊银币，但从其叙述指向、以及下文将提到的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对其论著的引用来看，不难推断出他的观点。1990年，林友华提出萨珊银币不太可能成为高昌地区流通的主币。原因有三：第一，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没有对银钱的种类、大小作出区分，统一以“银钱”等称呼。因此，他认为历史上高昌流通的银币是面值、大小、形状相同的钱币。而出土的萨珊银币，大小、形状不一，面值不相等，不符合文书所载的情况。据此，他认为，萨珊银币曾以白银贵金属的形态，作为特殊商品流通，但不是文献中记载的“银钱”;第二，他同意朱雷的“过境贸易”说，认为商人携带的钱币数量少，且不一定都是萨珊银币;第三，文书中出现了不同的钱币单位，由此他判断，高昌地区可能存在新式的银钱，即高昌吉利银钱。以“枚”计的为萨珊银币，以“文”计的为高昌吉利银钱。但他最后又指出，萨珊银币即使曾在高昌流通过，其范围、程度也是有限的[79]。总的说来，虽然林友华不排除萨珊银币曾流通的可能性，但其主要倾向应为：“银钱”为高昌国自铸的银币，萨珊银币是贵金属商品而非通货，并未进行过狭义上的流通。但裴成国认为，在所有汉文文书中，所见的“银钱”只有一种，并不特地强调和区分它们的成色、完残等情况。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不对“银钱”的纯度进行说明，证明绝大多数银钱的纯度是受普遍认可的，此即萨珊银币。个别纯度低的银钱亦可作足值货币使用[80]。他和林友华分别从“外形”和“纯度”两个不同的方面阐释材料，据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1992年，李明伟指出萨珊银币从未在中国境内流通过，其与同时出土的金条类似：它们不是通货，而是作为贵金属的计算货币或信用货币。作为财富的象征，或钱币价值的计算保证，它们随时可被销铸。对此，其列举了四个原因：第一，丝路贸易的特殊性：商人的贸易目标是中国的产品而非货币。笔者认为此即朱雷所述的“过境贸易”，且乃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交易的巨大规模及其国际化程度，使得贸易不可能以大量的、相对低值的通货为支付手段。商人随身携带的萨珊银币，主要用于购买旅途中所需的生活用品，其中一些自然流入丝路沿线居民手中，但数量有限，不足以产生从量到质的变化，一跃成为一国政府和居民普遍使用的货币;第三，国际货币的产生，必须以国际或地域间政治、经济的稳定关系为基础。但公元2世纪末到公元6世纪，出于争夺贸易主导权的目的，广泛参与欧亚大陆丝路贸易的四大帝国[81]与中国的关系，显得极为不稳定。区域广阔、人种复杂、民族众多、经济形态多样等因素，也导致欧亚大陆似乎并未出现过真正的国际货币;第四，萨珊银币大多作为贵金属被销熔，而非作为货币流通。史籍多载有胡商蕃客销熔钱币为器之事，中唐以后中国发生钱荒的原因之一便为此[82]。在同年出版的专著中，李明伟重申了这些观点[83]。1997年，王海仑(Helen Wang)提出萨珊钱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并非流通货币，而是一种可贮存的财富，但未指出具体原因[84]。2009年，杨洁撰文支持林友华的自铸说，即“银钱”非萨珊银币。她提出，高昌国自铸银钱，是为了适应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广泛使用萨珊银币的现实，使贸易活动更为便捷、顺畅。但她也认为，萨珊银币等外来银币在高昌也可以使用，在流通一段时间后，退出流通领域，作为宝物或者饰物被佩带，完成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变[85]。这一时期，杨洁的观点与斯加夫的观点正好相反：前者认为萨珊银币前期为货币，后期为商品;后者认为萨珊银币严格上说，前期为商品，后期为货币。此时，还未见杨洁明确否认萨珊银币流通说，不过其观点在后期有很大变化。2010年，杨洁着重论证了萨珊银币并非“银钱”。原因有四：第一，高昌故城出土的窖藏萨珊银币的铸造时间和文书中所记“银钱”大量流通的时间的差异，表明萨珊银币的流入与当地以银钱为通货无关。但裴成国指出，萨珊银币自公元3世纪开始铸造，前秦经营西域时已经流入，由于贸易受阻，流入量较小。待突厥统一中亚后，跨境贸易迅速发展，萨珊银币才大量流入，成为吐鲁番的流通货币。杨洁所谓的“时间差”，并未考虑不同时期萨珊银币的流入量差异[86];第二，由“银钱”、萨珊银币各自与开元通宝的比价差异可得，“银钱”的购买力低于萨珊银币。但杨洁承认其史料依据并不十分坚实;第三，萨珊银币的流入量较少，这继承了朱雷的“过境贸易”说;第四，西域有二十余国，而波斯仅为其一，“银钱”也可能是其他地区铸造的银币。至于货币功能，虽然萨珊银币曾在一些场合中被当作货币使用，但它不可能作为通货，在吐鲁番普遍流通[87]。2010年，杨洁提出虽然龟兹和焉耆有萨珊银币出土，但考虑数量和铸币年代等因素，这些银币不足以成为龟兹和焉耆流通萨珊银币的证据[88]。2011年，杨洁注意到了文献中记载的“残钱”。她认为，民间盗铸钱币者往往将好钱剪凿，熔化后铸成轻薄的新钱，因此会出现好钱、恶钱同时流通的情形。但高昌国对钱币的控制力强，此类事件不可能发生。因此，残钱与“银钱”，并不直接相关。卖主能够接受残钱，意味着残钱的价值等同于完好的银钱的价值，因此残钱应是一种价值较高的银币，即含银纯度高的波斯萨珊银币，这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完整的萨珊银币也曾出现在高昌市场上，见荒川正晴所提的贩卖女奴的例子[89]。“银钱”是高昌国的自铸币，理由如下：第一，高昌国掌握铸币技术，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即为最有力的证据;第二，当地拥有银矿资源;第三，萨珊银币制作精良，一般重4克，吐鲁番墓葬内出土的银币不足重。她进一步推测，高昌等国铸造的银币模仿了萨珊银币的式样，价值则低于萨珊银币。但由于有银质高昌吉利钱的发现，也不能排除银币按中国铜钱的样式铸造的可能。由此，杨洁总结道，萨珊银币作为货币流通的情况很少[90]。但裴成国认为，杨洁对“残钱”的理解不符合文书的原意。“残钱”并非“残损的钱”，而是“延后支付的钱”[91]。2012年，杨洁明确提出，学界讨论“银钱”为何时，都未能将萨珊银币和仿制币分而视之，只是笼统地将二者都当作萨珊银币。高昌自铸币的原型为萨珊银币，价值较低。由此，贩卖女奴契约中特别注明银币纯度较高，乃欲将其与高昌铸造的价值较低但同形的银币区分开来[92]。至此，杨洁的观点便明朗了：作为货币流通的“银钱”是高昌本地仿制的萨珊银币，真正的萨珊银币基本上不作为货币流通;同年，杨洁的博士学位论文收录了《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两文。但在论文中，杨洁删去了《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一文中对“‘银钱’由高昌国自行铸造”这一观点的原因分析[93]。值得注意的是，纵观杨洁的文章，其观点的塑造呈现出一个逐渐深入、不断明确的过程。从2009年认为萨珊银币前期为货币，后期为商品，曾流通过一段时间[94];到2010年明确提出萨珊银币虽有时充当货币，但不可能作为通货在吐鲁番普遍流通[95];再到2011年、2012年基本明确了观点：真正的萨珊银币基本上不作为货币流通，流通的是西域当地仿制的萨珊银币[96]。由此，研究某一学者的观点变化，可以梳理其进行否定与自我否定的思辨过程，有时往往比作目录式的列举更具优势。这实质上相当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学术史，即针对学者个人的微观学术史。
(三) 评述
纵观这持续了数十年的讨论，学者基本上都紧紧抓住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狭义流通概念，分持不同的观点。但是，围绕“狭义的流通”这一颇为理想化的概念争鸣是否恰当?多数学者并未考虑到萨珊银币作为贵金属，可能同时兼有代表金属价值的商品性和代表币面价值的货币性，或在不同时期存在从商品到货币或反之的变化。而这恰恰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也可能是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本质上说，学者并未充分重视经济学知识在历史、考古研究中的作用。更进一步地，试图以历史事实“附会”理想模型似不可取，这与历史学研究中忌讳“以论带史”有些类似。正确的做法应是改变立足点，以理想模型为问题导向，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并用前者比照、解释后者，这才是处理“观念与事实”问题的良方。此外，借该学术史的研究，笔者欲以小见大地考察两个学术研究的痼疾。其一，通识类著作或研究范围较广、并非专攻萨珊银币流通问题的论著，只提出结论而不阐明依据无可厚非。但某些致力于研究萨珊银币用途的论著，在涉及萨珊银币流通问题时，跳过论证过程，直接得出结论，这颇为不可取。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更严谨地，往往还讲究“孤证不立”。综合能获取的各种材料，以严密的逻辑推导出结论，才是应有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二，虽然任何学者都无法保证在写作前已涉猎所有的相关资料，但公认的基础性的重要材料、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乃至其采用的相关论据，应当成为后人立论时的参考对象。遗憾的是，一些重要的史料并未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如王义康指出：“(学界)普遍忽视魏晋南北朝时期银币在我国是否为合法货币的问题”，并由法律的滞后性反推银币的流通[97]，不但为萨珊银币流通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作为持萨珊银币流通说的学者的论据，但这一观点从未被其他学者提及。由法律的滞后性反推某种现象的产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在该问题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并未尽其用。此外，学者在论证个人学术观点时，似倾向于选择利于自身的史料或角度。例如，针对萨珊银币的剪边现象，从其在被西域当地人获得后未经流通而被剪边、销熔[98]，和其在被禁止流通后才被剪边、销熔[99]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观点;再如，在叙述胡商的贸易特点时，朱雷等[100]强调了过境贸易的性质，即胡商携带货物入境，在中国境内当地卖、当地买，不会携带大量银币，而荣新江强调了常规贸易的性质，即胡商携带银钱，用于在中国境内生活、做生意[101]。诚然，丝绸之路贸易在中国西域很可能具有过境性，但商人想必也曾在中国境内开展常规贸易活动。从不同的着眼点出发，同样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又如，裴成国和林友华都注意到文书中并未记载银钱有成色、完残的差别，但二者分别从“纯度”和“外形”两个不同的方面阐释材料，据此获得不同的认识。因此，我们不禁反思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形态是客观的，但能被赋予的阐释是主观的。亦即，虽然考古资料以实物的、客观的形式呈现在学者眼前，但其蕴含的信息往往是模糊的，需要学者依靠历史文献等其他材料加以确证，此系“广义的二重证据法”[102]。在此过程中，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杨洁与裴成国的分歧的核心，乃萨珊银币真币和仿币何者在流通中占主要地位，即文献记载的“银钱”指的是萨珊银币真币还是仿币。考古出土的萨珊银币虽不少，但仍不足以辅助学者得出具有绝对说服力的结论。另外，学者的研究易受历史、考古资料可获取性的制约，且与历史资料的出版、考古资料的出土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差，即“一个学术问题的解决……新材料的发现则往往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03]。例如，就历史资料而言，“残钱”、“半文”等问题都是学界依据新近出版的文书提出的;就考古资料而言，近年吐鲁番墓葬出土的13枚银币中，8枚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并且大多重量偏轻[104]，与以往的发现有较大不同，此系杨洁等学者反对萨珊银币流通说的发端。
三、结语
综上，学界对萨珊银币作为死者口含随葬品的文化渊源，有源自希腊、源自中亚、源自中国内地三种认识。在考察学者的结论时，应注意其立场对史料的选用与阐释、结论的倾向的影响;而针对萨珊银币是否曾在中国境内流通的问题，学者紧紧围绕“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狭义流通概念，分持“流通说”与“非流通说”。但是，狭义的流通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萨珊银币作为贵金属，在中国境内，更可能同时兼有商品性和货币性，或在不同时期存在从商品到货币或反之的变化。
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的研究，能为“丝绸之路史观论争”[105]提供论据，乃“以小见大”的题中之义。但“以小见大”地复原古代社会生活历史图景的过程，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的研究，涉及经济史、民族史、政治外交史等诸多领域，再考虑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存在诸多争议也属自然。将视野拓展到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甚至更为宏大的中西文明交流研究，恐怕更为如此。总的说来，考古资料蕴藏着一部残缺的历史，而考古学的魅力，就是以局部上的完整性复原整体上的残缺性。
注释
[1] B. A. 李特文斯基(B. A. Litvinsky)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24页。
[2] 按：夏鼐在1957年率先提出萨珊银币的宗教贡物功能，1958年补充了纪念品、随葬品、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被携带或窖藏的功能。1974年补充了装饰物、流通物的功能，笔者概括后即得文中所述的五种功能，详见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49~60页;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1~109页。在此之前，彭信威于1954年提出萨珊银币具有通货、宝藏的功能，只是未有夏鼐完整、详细，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130、163页。牟世雄支持夏鼐所提的“宗教贡物”说，见牟世雄《异域珍币 重现陇上——综述陇西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甘肃省钱币学会编《甘肃省钱币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甘肃省钱币学会，2001年，第62~64页。
[3]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4] A.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646.
[5] A. D. H. Bivar, “the Sasanian Coin from Qumis”,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2, 1970, pp.156-158.
[6] 小谷仲男《死者の口に貨幣を含ませる習俗——漠唐墓葬における西方的因素》,原刊于《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3号)，1988年，译文见小谷仲男著，续华译《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汉唐墓葬中所反映的西方因素》,《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l期，第129~142页。另有译文：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一)——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80~86页;小谷仲男著，王维坤、刘勇译《关于死者口中含币习俗(二)——汉唐墓葬中的西方因素》，《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第81~87、100页。
[7]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2~163页。
[8]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9] 王维坤《隋唐墓葬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溯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76~88页;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第219~240页。
[10]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29页;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第35~54页。
[11]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62~163页。
[12]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第29页;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
[13] 按：相关记载有：“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赋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周书》卷五〇《异域下》“高昌”条，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 “屈支国”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唐〕慧立、彦悰撰，高永旺译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18年，第47页);“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64页)等。前列史籍或多或少地被支持流通说的学者引用。
[14]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第130页。
[15] 按：即“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见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64页。
[16] 冈崎敬《ササン·ペルシア銀貨とその東伝について》，所撰《東西交渉の考古学》，平凡社，1973年;此据该书1980年之增补版，第249~265页，下同。
[17] 冈崎敬《東西交渉の考古学》，第8页。
[18] 按：也即“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见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64页。
[19] 池田温《敦煌の流通経済》，所撰《講座敦煌(三)：敦煌の社会》，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297~343页，尤其是第308~310页。
[20] 桑山正进《東方におけるサーサーン式銀貨の再檢討》，《東方學報》(第五十四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第101~172页。
[21] 郑学檬《十六国至麴氏高昌时期高昌使用银钱情况研究》，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93~318页。
[22] 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111页。
[23]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9~202页。
[24] 宋晓梅《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第46~57页。
[25] 宋杰《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高昌物价与货币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第67~76页。
[26] 康柳硕《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述略》,《兰州学刊》1990年第3期，第82~92页。
[27] 康柳硕《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原载《甘肃金融》1999年第3期，第50~53页;后收入甘肃省钱币学会编《甘肃省钱币研究(1998-2003)年学术论文集》，甘肃省钱币学会，2003年，第12~16页，此据所撰。
[28] 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线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甘肃金融》2002年第2期，第9~18页。
[29] 康柳硕《甘肃境内出土的丝路外国和西域钱币综述》，《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第173~177页。
[30] 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69~83页。
[31] 康柳硕《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几点看法》，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编《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六辑)，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2006年，第26~29页。
[32] 康柳硕《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通的若干问题》，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64~474页;后题为《关于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流通使用的若干问题》，收入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第309~323页，内容并未改变，此据所撰。
[33] 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9~33页。
[34] 文书详见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中央コ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89年，第1~50页。中文版见柳洪亮译《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买卖女奴隶文书》，《新疆文物》1993 年第4期，第111页。
[35] 荒川正晴《トウルフアン出土「麴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つて》，《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中央コ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90年，第137~153页。相关信息见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史林》2012年第2期，第152~158、190页。
[36] 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所撰《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266页。
[37] 武敏《5世纪前后吐鲁番地区的货币经济》，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9~238页。
[38] Jonathan Karam Skaff,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i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11, No. 2, 1998, pp.67-115.
[39] 宋志永《中国境内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兼论库思老二世式样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175~185页。
[40] 按：黄文弼指出，1931年高昌居民在城中发现大批古钱，其中包括高昌吉利银钱，大部分被送往省政府，少部分散落民间，详所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11页。
[41]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第22~27页。
[42] 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60页。
[43] 桑山正进《東方におけるサーサーン式銀貨の再檢討》。
[44]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第29~33页。
[45] 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
[46]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第56~76页。按：该文是作者为2002年4月18~2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唐代的新概观”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的中文稿。
[47] 荣新江《丝路货币与粟特商人》，《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页。
[48] Valerie Hansen, Xinjiang Rong, “How the Residents of Turfan used Textiles as Money, 273-796 CE”,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23, No. 2, Special Issue: Textiles as Money on the Silk Road, APRIL 2013, pp.281-305.
[49] 王维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
[50] 钱伯泉《南北朝时期流行于中国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第166~174页。
[51] 钱伯泉《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比值 》，《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第29~37页。
[52] 王义康《中国境内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相关问题研究》，原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5年，第288~298页;后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第41~50页，此据所撰。
[53] 王义康《萨珊银币的东输与唐代突厥等内附诸族》，《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第61~69页;后收入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75~385页，此据所撰。
[54] 王义康《唐代边疆民族与对外交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51~284页。
[55] 黄志刚、魏拥军《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货币在西域的行使和影响》，《新疆金融》2007年第7期，第57~59页。
[56] 黄志刚主编《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51、68~72页。
[57] 李肖、张永兵、丁兰兰 《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 年第1期，第27~34页;后收入《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6~150页，此据所撰。
[58] 韩森《钱币及其他形式的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14~135页。
[59] 张庆捷、刘俊喜《北魏平城波斯银币与丝绸之路几个问题》，《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9~208页。
[60] 黄维、周卫荣《唐代白银货币与中西交往》，《中国钱币》2014年第2期，第47~55页。
[61] 裴成国《丝绸之路与高昌经济——以高昌国的银钱使用与流通为中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170页。
[62]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第124~133页。
[63]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荣新江《丝路货币与粟特商人》。
[64] 李锦绣《银币与银铤：安西出土波斯胡伊娑郝银铤再研究》，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V》，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7~232页。
[65] 李锦绣《从漠北到河东:萨珊银币与草原丝绸之路》，《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6~111页。
[66] 裴成国《麹氏高昌国流通货币研究》，《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57~68页。
[67] 裴成国《唐西州银钱的使用与流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2~80、401~402页。
[68] 袁炜《〈大唐西域记〉所见西域钱币考》，《湖北钱币专刊》总第17期，2018年，第31~35页。
[69] 尤倩倩《三至九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传播》，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90页。
[70] 张立民、马雪松《丝路货币与中外历史上的“类国际化货币”》，《甘肃金融》2019年第5期，第21~27页。
[71] 樊军、王洋洋《宁夏固原发现的萨珊银币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第106~111页。
[72]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681页;后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6~193页，此据所撰。
[73]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74] 姜宝莲、郭明卿、梁晓青《关于陕西发现波斯萨珊金、银币的研究》，《文博》2008年第2期，第10~16页。
[75] 张亚兰《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22~27页。
[76] 郭丽娜《北朝与萨珊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1~32页。
[77] 胡淼《中国境内出土的西方金银器与金银币初探》，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4~74页。其也提出萨珊银币可能是在萨珊帝国同中国的官方往来中，作为贡物被带入中国的。
[78]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原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第17~24页;后收录于氏著《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87页，此据所撰。
[79] 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872~894页。
[80]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81] 按：即拜占廷、波斯、印度(包括贵霜王国和天竺诸国)、大食。
[82] 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57~61、85页。
[83] 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7~234页。
[84] 王海仑《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第43~49页。
[85] 杨洁《高昌王国商业贸易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2~62页。
[86]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87] 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7~11页。
[88] 杨洁《汉唐间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国的流通货币》，《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第65~70页;后收入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六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第282~287页，此据所撰。
[89] 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
[90] 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2~136页。
[91]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92] 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
[93] 杨洁《公元3-8世纪中亚贸易问题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8~159、164~165、168~175页。
[94] 杨洁《高昌王国商业贸易研究》。
[95] 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
[96] 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
[97] 王义康《中国境内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相关问题研究》。
[98] 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等。
[99]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第31页;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钱伯泉《南北朝时期流行于中国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等。
[100] 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林友华《从四世纪到七世纪中高昌货币形态初探》;李明伟《丝路贸易与西亚钱币文化初探》;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等。
[101] 荣新江《丝路货币与粟特商人》。
[102] 按：之所以称其为“广义的二重证据法”，是因为“二重证据法”不能算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广义的二重证据法”借鉴了“二重证据法”的核心思想，但在研究对象、目的等方面，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详见孙庆伟《鼏宅禹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3~14页。
[103] 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第15~29页。
[104] 裴成国《麴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证》。
[105] 按：该论争的焦点为如何考虑中央亚细亚绿洲都市的基本性格，亦即绿洲都市经济的基本支撑点是农业还是利用丝绸之路发展商业的问题。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王蕻荃：《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研究述要》，《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1月，页227-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