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阿剌兀思在蒙古大军西平乃蛮、南征女真等战争中，率部众立下赫赫战功，他们的“举部来归”[3]促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大业。因此，成吉思汗“诏忠武：‘异日吾有天下，悉汝之报，天实监之。’……乃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号“按达忽答”[4]，并将三女儿阿剌海公主下嫁于他。自此以后，历代汪古部首领尚黄金家族公主凡16位，并先后受封为高唐王、鄃王、赵王，世代统治大青山地区直至元末。
元人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5]与刘敏中的《赵王先德加封碑》[6]，记述了金元之际汪古部在历史上的活动轨迹，但二者皆书于元代中期，是赵王追忆其先祖的追述之作。此外，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7]对此也有提及。但元人与拉施特对汪古部的记载，又因时隔久远或道听途说而造成了史实舛误，使得汪古部早期的活动未曾留下准确的记录。特别是金元之际汪古部最为重要的活动据点“按打堡子”的具体位置，因存在较多争论而有待考证。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4月下旬组队，对阴山以北的包头市达茂旗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的汪古部遗存，做了一次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本文拟从这次调查所获资料入手，结合以往考古发掘与调查取得的成果，在充分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按打堡子”等汪古部遗存做进一步的考辨*。
一、汪古部境内古城址的发现与按打堡子
(一)金元古城址发现概况
20世纪以来，在汪古部的辖境内相继发现多座古城遗址，目前已经考定名称并为学界所接受的，主要有元代德宁路遗址(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净州路遗址(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与集宁路遗址(察右前旗土城子古城)，这三座古城都位于汪古部活动的核心区域。但在这个区域发现的几座较小的城址，目前或没有考定其名称，或提出的看法尚未得到认可。如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四子王旗大庙古城、希拉哈达古城和波罗板升古城等。这些城址多是元代在金代城址之上扩建或改建而成，比如元代净州路古城本是金代天山县治所，元代砂井总管府城址本是金代砂井县治所等。李逸友先生在总结内蒙古地区元代城址的特点时指出，这些城址多沿用了“许多原来宋、金、西夏统治时建立的城郭，并将其中一些加以改造和扩建”[8]。
(二)关于按打堡子的两种观点
“按打堡子”，最早出现于《大元通制条格》：“(蒙哥汗二年，1252年)砂井、集宁、静州、按打堡子四处，壬子年元籍爱不花驸马位下……”[9]此处所列汪古部首领爱不花，尚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被称作驸马，而按打堡子与砂井、集宁、静州(净州)并列，当为其治下主要城市之一。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因与成吉思汗结为“按达忽答”(蒙古语“兄弟亲家”之意)，故其所居之城即被称作“按打堡子”。有关“按打堡子”的具体位置，多年来成为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所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目前较为集中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
1. 敖伦苏木古城的前身是按打堡子
20世纪80年代，周清澍先生通过分析文献记载，认为敖伦苏木古城是在按打堡子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且“按打堡子大概是金代的边堡，由于它是阿刺兀思等人的驻地，所以加上‘按打’这个名称”[10];1991年，盖山林先生继之推断敖伦苏木古城“最早的名字是‘按打堡子’，本来是金界壕之北一座边堡……元初在此堡基础上兴建城池，故称新城”[11]。
2. 木胡儿索卜嘎古城是按打堡子
1993年，李逸友先生从考古调查所见出发，认为“汪古部长原住在按打堡子，是金代壕堑沿线上的一座边堡，地址在今达茂联合旗东部。元世祖忽必烈时另筑新城于黑水岸边，称为黑水新城，曾命名为静安路，后改名为德宁路”[12];2001年，刘幻真先生明确提出“按打堡子原为金代界壕(长城)沿线的一个边堡，元代扩建后又沿用，城址在今达茂联合旗境内额尔敦敖包苏木境内。约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汪古部又在其封地内另筑新城于黑水(今艾不盖河)岸边”[13]。2006年，达茂旗地方政府申报木胡儿索卜嘎古城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以“安答堡子城址”之名获得批准。近年来，逐渐成为主流的上述两种观点各有所据。但是，仅凭匮乏而混淆的文献史料很难窥得其原貌，本文拟从这两座城址的建制规模与考古发现的遗存等方面，对按打堡子的归属加以辨析。
二、敖伦苏木与木胡尔索卜嘎及汪古部诸城址的考古学考察
(一)敖伦苏木古城
敖伦苏木，又译作“阿伦斯木”，蒙古语“多庙”之意。古城址位于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镇东北约40千米处，东南距金界壕约50千米。该城址北靠起伏的黑山缓坡，南临艾不盖河(黑水)，地处河水北岸的冲击平原上。目前河水已北移，接近城墙南垣。自汪古部首领术忽难受封“赵王”起直至元末，7代汪古部领主皆居住于此，因此也被称作“赵王城”。
调查显示，古城轮廓较为完整，平面呈长方形，若以西北边最长的墙为正向的北墙，则城址方向为北偏西45°，基本为坐西北、朝东南向。城墙用暗红色土分层夯筑，夯层厚15～19厘米。北墙长975米，南墙长955米，东墙长568米，西墙长586米。东墙保存相对较好，残高约3米，墙基宽约3.6米。剩余三墙为断续的残壁和土垄，城墙四角建有角台。四面墙体相对各开设城门，北门位于北墙偏东处，门道宽约5米，门外设方形瓮城，瓮城内墙边长约15.9米，瓮城门西向，门道宽约4.8米。南门位于南墙偏东处，与北门以街道正对相连，门道宽约7.2米，门外设长方形瓮城，瓮城内墙南北长约42.2米，东西宽约37.3米，瓮城门西向，门道宽约6.8米，南门外留有部分建筑遗迹。东门位于东墙偏北处，门道宽约6.3米，门外设方形瓮城，瓮城内墙南北长约14米，东西宽约11.5米，瓮城门南向，门道宽约5.4米，城门北侧有窑址区和建筑遗迹。西门位于西墙偏北处，与东门以街道正对相连，门道宽约8.3米，门外有方形瓮城，瓮城内墙边长约29米，瓮城门直开，门道宽约8米，西门外有大片关厢地带(图一)。
图一 敖伦苏木故城平面图
城中街道宽阔，布局整齐，城内现存院落遗迹17处，建筑台基50余处，遗迹之上和周边散落有十余块景教徒墓顶石、石龟趺、石柱础、角石、石刻、石构件、石臼、石碾轮等[14]。城中部偏东南处有一大型院落，内有一处建在3米高台上的建筑遗址，可能就是王府之所在。1927年黄文弼曾在此发现《王傅德风堂碑记》，并抄录了碑文[15]。城内东北角有一处长方形夯土台基，外侧包砖，台基南北长约25.4米，南北宽约13.6米，南侧建有台阶，推测可能为罗马教堂遗址，其上曾发现有带十字架的石刻。明清以来，周边皆从城址获取建筑材料，从而导致古城内部建筑遗迹遭到破坏。
城内遗物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类：①陶瓷制品。釉色晶莹的青花瓷片较多，上有行龙、花草、楼阁等花纹，天蓝色的钧窑瓷片也较常见，器底往往有墨书的藏文和汉字题记。此外还有磁州窑系的黑花瓷片、青釉花式口瓷盘、白釉瓷壶、绿釉香炉和绿琉璃小泥塔的印模等;②钱币。有开元通宝、嘉祐元宝、元丰通宝、祥符通宝、熙宁元宝等;③其他制品。如丝绸、麻布、铜器残片、砺石、云纹木饰件、桦树皮器残件等[16]。此外还有花纹贴面砖、石狮子头、泥塑人物像等各类建筑构件和汉白玉双龙碑额等。敖伦苏木古城外北部的缓坡上有墓群分布。
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于1927年最早考察了敖伦苏木古城，后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马丁，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等均陆续对古城进行了考察、发掘和记录，其中以江上波夫的成果最为详尽[17]。1949年以后，国内学者也相继考察研究此城，基本明确了其建筑时间与元代沿革情况。敖伦苏木古城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元人王恽《秋涧集》所记(至元十九年，1282年)“窃见毎岁北边于新城、沙井、靖州三仓和籴粮储”[18]。“沙井”，又作“砂井”，即砂井总管府;“靖州”，又作“静州”“净州”，即净州路;“新城”即应指汪古部在黑水边修筑的“黑水新城”。大德九年(1305年)“以黑水新城为靖安路”[19]，延祐五年(1318年)“改静安路为德宁路，静安县为德宁县”[20]，至顺二年(1331年)“赵王不鲁纳食邑沙、净、德宁等处蒙古部民万六千余户饥”[21]，至此德宁路再未更名，直至元亡。
(二)木胡儿索卜嘎古城
木胡儿索卜嘎，蒙古语秃顶塔之意，古城因西北方有形似秃顶塔之山峰而名，汉名称“古城子”。古城位于达茂旗额尔敦敖包苏木东北15千米处，西南距达茂旗政府约60千米，北距金界壕5千米。城址位于草原丘陵之中，城外西、北两侧有河流经过，西北部峰峦起伏，四周视野开阔，是通往北方草原的战略要地，筑城于此可北扼界壕，控制南北交通。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以往研究者均以其为坐北朝南向，测得数据为北偏东11°，盖山林先生虽然绘制了坐西朝东向的古城平面图，但测量方向的数据有误。本文根据城内主要建筑布局与街道方向，认为该城址应是坐西北朝东南向，古城基线方向为北偏西79°。城墙夯筑，东墙长约566米，南墙长约567米，西墙长约554米，北墙长约552米。除西墙中部及以南部分被河水冲毁外，其余墙体均保存较好。城墙除冲毁的西南角外，均见筑有角台。南、北墙各筑有6个马面，东、西墙的北段各筑有2个马面，东墙南段筑有3个马面。马面间距约70米。除西墙城门情况不清外，其余三墙均有城门。东门位于东墙中部偏北处，门道宽约10米，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东西长19.7米，南北宽13米，瓮城门直开，门道宽约5米。南门位于南墙中部，门道宽约6米，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边长约10.5米，瓮城门直开。北门位于北墙中部，门道宽约7米，门外设方形瓮城，瓮城内墙东西长约11米，南北宽约8.4米，瓮城门东向，门道宽约4.2米。北门西侧有一长方形夯土台基凸出墙体之外，南北长约38.5米，东西宽约20.2米。东、南门外均分布有街道遗迹，建筑遗迹清晰可辨。
城内有贯通南、北两门的纵向街道，和一条从南北大道中部通向东门、中间向北转折的大道，由此组成“丁”字形街。正对“丁”字形街交叉口处有一对左右对称的台基，其西面有一处东西长约66、南北宽约36、高约5米，整体呈坐西朝东向的“工”字形夯土台基，台基西端略有凸出，该建筑四周发现有断续的长方形围墙遗迹。美国人马丁曾于基址上发现装饰有浮雕和十字架的石块，以及数块景教石刻[22]，此外还有兽面残瓦当、重唇板瓦、花砖残块等。由此推测，这是该城中最为重要的宫殿基址。通往东门大道中部是一处建有围墙的建筑基址，城西北部也发现有几处较大的建筑遗存，上有柱础和砖瓦等。在南北大道两侧亦发现有多处建筑基址(图二)。
图二 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平面图
城内地表遗物有石臼、石磨、石碌碡、石建筑构件、陶瓷片等。其中，陶片常见双耳鼓腹平底罐和灰陶瓦当、滴水等，且发现较多典型的金代沟纹砖。瓷片则包括黑釉剔花瓷片、白釉瓷片、黑花瓷片以及龙泉窑系瓷片等。在城外北部高地上分布有大片的墓群，1996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这处被盗掘的墓地[23]。
最早考察木胡儿索卜嘎古城的美国人马丁绘制了城址平面简图，并简要介绍了遗址情况。1949年以后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对此地进行过考察与发掘，认为该城距金界壕很近，是金代设置以守护界壕的边堡，元代属汪古部管辖。
(三)汪古部境内的其他城址与墓葬
除上述两座城址外，在四子王旗境内的汪古部领地之内，还发现了一批金元时期的古城和与之对应的墓地，结合最新调查资料，对这几座古城及墓地述论如下。
1.相关城址的讨论
在东北—西南走向的金界壕内侧，与这两座城址位置相近、特征相似的城址，还有沿着塔布河由北向南分布的大庙、希拉哈达、城卜子和波罗板升四座古城(图三)。
图三 相关城址位置示意图
(1)大庙古城。位于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西南1千米处，北距金界壕4.6千米，因城址西南角延伸至一小山包之上，故城址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南、北墙外均有塔布河经过。城址近似方形，方向北偏西28°。城墙夯筑，夯层厚约9厘米，墙基宽约3.4米，墙外有护城壕环绕，城墙西北角被河水侵蚀。东墙长约552米，南墙长约544米，西墙长约555米，北墙长约563米，因西北角被河水冲毁，角台情况不明，其余三角均见筑有角台。东、西、南墙各筑有6个马面，北墙因西段损毁，现存5个马面，马面间距约70米。古城东、北墙正中各开一门，西、南墙无门。东门门道宽约4米，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东西长约17.8米，南北宽约16米，瓮城门南向，门道宽约4.5米。北门门道宽约4.8米，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南北长约17.5米，东西宽约16米，瓮城门东向，门道宽约4.8米。城区被“十”字形街道分割成4个大致相等的坊区，坊墙土筑，均有门，东南坊的门朝北开，东北坊的门与东南坊门正对，门道均宽约4.8米。坊内的建筑遗迹呈东西向横排状。“十”字形街道的“西街”和“南街”均分布有较大的建筑遗迹(图四，①)。城内地表散见石磨、石臼、陶瓷片等，瓷片以白瓷、黑瓷、龙泉窑系青瓷居多。城址外未发现关厢遗迹，城址西南方有宫胡洞、潮洛温克钦、乌兰胡洞三处墓群[24]。
(2)希拉哈达古城。位于四子王旗希拉哈达村北400米处，城址地势平坦，南部临河，方向为北偏西13°。城址平面近似正方形，有一条现代河沟自城墙东北角至西墙南侧斜向穿过，城墙东南角以及南墙东段均被塔布河支流冲毁。城墙夯筑，夯层厚约14～16厘米。东墙长556米，南墙长约575米，西墙长575米，北墙长约557米，东墙墙基宽7.1米，墙体厚3.9米。西北和西南角台尚存，墙体外均附筑马面，从保存较好的东、北墙马面的设置来看，每面墙体应各有6个马面，马面间距约70米。东、西墙正中各开一门，北墙无城门，南墙因被河流冲毁，城门情况不明。东、西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门均南向。从现场调查看，城内街道应与城门相对，呈“十”字形分布，北侧两区似可分辨有横排的建筑(图四，②)。城内地表散见各类陶瓷片[25]。该城址所处位置较为低洼，从南侧河流断崖处，可观察到较薄的地层堆积和灰坑遗迹。
(3)城卜子古城。位于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村东500米处，方向为北偏西27°。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8.5～9米，残高1～3米。古城东墙长约661米，南墙长约550米，西墙长约700米，北墙长525米[26]。城门、角台与马面情况不明。城内因常年耕种，街道布局难以辨认，西北角有高台建筑基址2处。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东侧靠近塔布河低洼处的东墙几乎无存，城内遗迹损毁严重，仅西北部保存有两处东西并列的建筑基址。地表散见各类建材构件、石臼、石磨等，瓷片多白釉、青蓝色钧窑器、龙泉窑青瓷等，陶片有泥质灰陶盆、钵等。城西南角山坡高地上，连接一座斜向凸出的不规则小城，南北长约178米，南墙最宽处约130米，城墙夯筑，基宽约5米，残高2～3米，东南和西南角筑有角台，南墙和西墙中部各筑有一个马面，门址不清[27]。小城东南、西南、东北部有保存较好的三处建筑基址，东南部基址为长方形，东西长19米，南北宽9米;余两处为方形，西南部基址边长12米，东北部基址边长13米，基址地表均暴露有一定数量的石砌墙基，基宽80厘米左右。在基址地表暴露有大量的砖、瓦及琉璃构件。传元大德年间文庙石碑即出于此处，有学者考证其为孔庙所在[28](图四，③)。城外西、南面山坡上有墓葬区，经考古发掘并有报告发表[29]。
(4)波罗板升古城。位于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古城南村北，塔布河西侧的河谷平地之上，西部为起伏的丘陵，城址方向为北偏东20°。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分为对称而轮廓清晰的内、外两重城垣，因农田耕种，城墙保存情况一般，外城南墙已布满现代民居，西墙墙体分布有大量现代窖穴，内部几乎被掏空。城墙夯筑，墙基宽约7米，夯层厚约17～23厘米，残高2～3米。外城墙南北长约780米，东西宽约620米。在东、西、南三墙中部设城门，西门外设马蹄形瓮城，瓮城内墙东西长约26米，南北宽约20米，瓮城门南向;东城门构造与西城门基本相同，瓮城门亦南向。南门门外设方形瓮城，瓮城内墙南北长约39米，东西宽约37.5米，瓮城门应为直开，因村落民居破坏比较严重，瓮城门情况不甚明了。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偏北处，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70米，南墙正中开有一门。在内城中央偏北处建有高大的台基，台基为前朝后寝式，中间有细腰相连，整体呈“工”字形，南北连同凸出的台阶长约80米，东西最宽处约40米，高约3米。外城内南部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主干道各一条。东西向街道两端正对东、西门，南北街道南端为南门，北端直通内城南门(图四，④)。城址内见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龙纹琉璃瓦当和滴水，以及白瓷和钧窑瓷片等。在古城以东塔布河东岸偏南的台地上，1973年曾经调查、发掘过王墓梁汪古部耶律氏家族陵园[30]。
①
②
③
④
图四 相关城址的卫星照片
2. 相关墓地的比较
1996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木胡儿索卜嘎城外北部高地上的墓群。该墓群由于多次被盗，地表已经基本不见封土和石堆，但留存有十几块已经挪动了位置的景教墓顶石和石刻，还有部分残砖断瓦等建筑构件散布其间。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少量为洞室墓。大部分墓葬有梯形木棺，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或西北，很多人骨胸部一侧放置有罟罟冠，脚底垫桦树皮垫。部分人骨穿丝绸质地的衣服，戴耳环、戒指等[31]。这与敖伦苏木古城北墓群、毕其格图好来墓地、王墓梁景教墓地等[32]被认定为汪古部的墓葬特征一致。此外，还与大庙古城西南墓群、城卜子古城西南墓群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上述墓群的墓葬形制都以长方形竖穴土坑葬为主，有的墓室坑底砌筑砖室，然后放入木棺或者直接放入尸体，再于其上横搭木板。葬式也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或西北。随葬品包括桦树皮制作的顾姑冠与桦树皮垫、各类铜镜、骨制品与铁制品等，个别等级较高的墓葬还会随葬金、银、珠等制品。
城卜子墓群中，一部分带生土二层台的墓葬，时代早于其他类型的墓葬[33]。作为金元两代阴山以北重要的贸易市场，城卜子古城的沿用时间较长。而耶律氏作为汪古部重要分支之一，活跃于辽金元三代，其家族陵园(王墓梁景教墓地)与城卜子墓群一样，存在一定数量带二层台的墓葬。木胡儿索卜嘎墓群也有部分带二层台的墓葬，其土洞墓室的墓葬结构也见于时代较早的达茂旗明水墓葬[34]，可见木胡儿索卜嘎墓地存在年代较早的墓葬，同时，大量元代墓葬的存在说明此地沿用时间较长，则木胡儿索卜嘎古城至少在金代就已是汪古部生活居住之处了。
3. 相关城址的讨论
(1)规模与朝向。以上各城址的形制，除敖伦苏木古城外，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城址规模相近。木胡儿索卜嘎、大庙和希拉哈达古城都是近方形，城墙丈量长度在552～575米，若以金元时期常用的一尺约等于31厘米计算，则这类方形城址当是以边长180丈(约560米)为城墙的尺度;其次是城址方向都为北偏西方向，即略坐西北朝东南向，这种朝向完全符合北方民族“东开向日”的习惯，因此城外的关厢地带一般也分布在东、南两侧，至今蒙古族依然保留有蒙古包门朝向东南的习俗。再次是城址形制常近似菱形，这除了地形环境的限制外，似乎因构筑相接两墙时未能取得城角方正(90°)，却又必须追求城墙长度相等而造成。
(2)布局与形制。三座方形古城中，木胡儿索卜嘎与大庙古城彼此相距约47千米，均位于金界壕内侧，都是开东门与北门。东门应为城内人员出入的主要通道，但北门则可能与北上守卫金界壕有关。木胡儿索卜嘎古城的北门瓮城西侧建有凸出墙体的高大“敌台”;大庙古城的城内布局则近似唐代里坊，以十字形街道相通，但仔细分析发现其只有通往东门和北门的街道是畅通的，而没有城门的西侧和南侧的“街道”上都有大片的建筑遗迹。而且在四个“坊”内，见有成排似乎是“马棚”一样的建筑遗迹，连同西南角制高点的高大角台，其军事防御和战事储备的功能可见一斑。该区域中分布的城卜子和波罗板升古城形制为竖长方形。其中城卜子古城也是北偏西向，其南北墙的长度在金元时期也为180丈左右，该城址城外墓地发现有属于金代的墓葬，表明元代净州路很可能是在金代城址的原址上扩建而成的。波罗板升古城形制规整，内外城相套，内城建有“工”字形大殿，东、西、南三街相对，南门瓮城规模较大，瓮城门直开，明显体现了元代城市建制的特点，故而该城当为元代所建。
三、对相关文献的考辨
关于按打堡子与赵王城的关系，是以往研究汪古部遗存的焦点所在，即赵王城是在金代按打堡子旧城基础之上扩建而成，还是另筑新城?如果敖伦苏木古城为元代新筑的“黑水新城”，那么安打堡子又在何处?
成吉思汗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约为世婚之后，阿剌兀思的继承人由元朝历代皇帝颁印封王，世为部内最高统治者，有权支配自己领地内的一应事务。最初的几位领主镇国、孛要合、聂古台被封为北平王;自阔里吉思起，受封为高唐王;其弟术忽难由高唐王改封为鄃王;至大二年(1309年)，术忽难又改封为赵王。从此，其后代皆袭封赵王。至大三年元人撰写的碑文中记载其先人事迹：“盖鄃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称晋王克用裔孙，为置守冢数十户于雁门，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进爵为王。世居静安，黑水之阳。”[35]陈得芝先生考证此“黑水”即今敖伦苏木古城南边的艾不盖河[36]，“黑水之阳”即为艾不盖河北岸，正是今敖伦苏木古城所在地方。
辽、宋时人称汪古部为“白达达”或“白鞑靼”，《辽史》载：“(保大四年，1124年)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37]可见在辽代晚期，汪古部就已在黑水流域生活，但此时他们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其住地不太可能建有城堡。且游牧民族素有冬季往南而夏季往北的移牧方式，夏季草场一般为族人共享，冬季草场则为各牧户私有。汪古部很有可能是在冬季时南下至阴山一带放牧，并建有领主的私城;夏季则北上至艾不盖河流域放牧。因此，金代统治者才将该地区交予汪古部守卫，并修筑界壕以加强防御。位于金界壕南侧不远的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当是为金朝戍守边墙的汪古部最早的私城。
在参加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的战争之前，汪古部已归附蒙古，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大会上封赏开国功臣九十五千户时，其中就有“汪古惕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古列坚五千户”[38]。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下进攻金朝，汪古部为其先锋。然而不久，阿剌兀思“留居镇守，为畴昔异议所害，长子不颜昔班死焉。武毅(孛要合)尚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偕犹子镇国夜遁至界垣。门已闭，诉于守者，缒垣以登，逃难云中”[39]。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作为汪古部活动据点的按打堡子应在界壕之外。但是该观点忽略了汪古部畜牧生产的特性，对他们活动的地域的推测失之于偏狭。当汪古部内乱、首领被亲金势力所害之际，蒙古大军正忙于西征，贸然前往北方寻求蒙古帮助并非易事，因此王妃阿里黑(即阿剌海公主)前往界壕以南寻求汪古部众的帮助乃为明智之举。而她的行动恰好说明汪古部的主要势力在金界壕之内。汪古部世代信仰景教，而金界壕以南发现的各金元时代的城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景教遗存，表明汪古部的活动区域应在金界壕南北的艾不盖河流域，但其在金代至元代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应在界壕之内。
因此，位于金界壕南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就应当是汪古部为金朝守卫界壕的部族“旧城”，也是成吉思汗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约为世婚之后的“按打堡子”。
入元以后，汪古部备受尊宠，《元史》称，“元室之制，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则莫得尚主。是以世联戚畹者，亲视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盖亦重矣”[40]，其领地由封国内的基本领地和散处于中原的分地组成。本来汪古部的活动范围只在大青山以北，由于历代领主随蒙古君主四处征战，作为战利品获分了大批赏地，其领地范围最广时北抵大漠、南临黄河、东达今乌兰察布盟东部、西抵今乌拉特中旗。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原本为军事目的而修建，城址周围地势北高南低，紧挨西北、东北两侧城墙的河流和山地都限制了城市规模的扩展。这时汪古部首领的统治，已经不能局限在一个周长仅2000余米的城堡中了。随着元朝的建立，金界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界壕以北广阔的地域，本来就是汪古部的游牧旧地，在黑水岸边另筑新城就势在必然了。在敖伦苏木城址的调查资料中，也仅是发现了元代的遗存，而并未有金代遗物出土。由此可知，敖伦苏木古城就是汪古部在忽必烈时期新建的“黑水新城”。
四、结语
自辽代起就世居阴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汪古部，在金元之际依靠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的关系，有效治理汪古统治区域，使得这一区域的经济和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通过前辈学者和今人的不断调查与研究，本文在逐步厘清金元之际汪古部留下诸多遗存的建制沿革和文化性质的基础上，初步得到如下认识：
(1)位于金界壕南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应当是汪古部为金朝守卫界壕的部族“旧城”，也是成吉思汗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约为世婚之后的“按打堡子”。
(2)位于金界壕以北的敖伦苏木古城，应该是汪古部在忽必烈时期重新修筑的“黑水新城”。
(3)四子王旗塔布河流域南北分布的四座金元时期古城址，彼此相距均约22千米，其分布似有一定规律，表明北面建于金代的三座古城，进入元代后仍在沿用。
(4)位于金界壕南侧的大庙古城，当为金代砂井县和元代砂井总管府治所;城卜子古城为金代天山县和元代净州路治所;波罗板升当为元代所建，应是耶律氏汪古的私城。
(5)分布于塔布河流域的四座古城中，唯修筑于金代的希拉哈达古城尚未考定其性质，根据这一区域有耶律氏汪古的家族陵园和元代新建私城的判定，则希拉哈达古城极有可能是金代耶律氏汪古的“旧城”。
注释：
[1] 金史·地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49.
[2] 阎复. 驸马高唐忠献王碑[A]. 元文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30.
[3] 宋濂. 元史·卷一·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12.
[4] 阎复. 驸马高唐忠献王碑[A]. 元文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30.
[5] 阎复. 驸马高唐忠献王碑[A]. 元文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30.
[6] 刘敏中. 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 中庵先生刘文简文集[M]卷四.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
出版编辑组，1988.
[7] 拉施特(著)，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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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清澍. 元蒙史札[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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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逸友. 内蒙古历史名城[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148.
[13] 刘幻真. 赵王城访古[J]. 荣宝斋，2001(9)：43.
[14] 魏坚，张晓玮. 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A]. 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93—212.
[15] 黄文弼.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5—22.
[16] 魏坚，张晓玮. 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A]. 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93—212.
[17] 江上波夫. オロン•スム遺跡調查日記[M]. 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
[18] 王恽. 振武屯田[A].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C].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19] 宋濂. 元史·卷二十一·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464.
[20] 宋濂.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582.
[21] 宋濂. 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778.
[22] Desmond Mart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s North of Kuei-hua, Suiyüan[J].Monumenta Serica, 1938(3):232—249.
[2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墓群的清理发掘[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13—721.
[24] 张文平.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J].草原文物，2013(2)：114—124.
[25] 田广金.四子王旗红格尔地区金代遗址和墓葬[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创刊号).
[26] 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曾调查城卜子古城为东西长、南北短，现根据最新调查成果予以纠正。
[27] 张文平.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J].草原文物，2013(2)：114—124.该文误作东西长、南北宽，现据实际情况加以改正。
[2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88—712.
[2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88—712.
[30] 张文平.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J].草原文物，2013(2)：114—124.
[3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墓群的清理发掘[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13—721.
[32] 盖山林.阴山汪古[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186—209.
[3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及墓葬[A].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88—712.
[34] 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9.
[35] 姚燧.河内李氏先德碣铭[A]. 元文类[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875.
[36] 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A].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344—351.
[37] 脱脱等.辽史·天祚皇帝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5.
[38] 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7.
[39] 阎复. 驸马高唐忠献王碑[A]. 元文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530.
[40] 宋濂. 元史·卷一百九·诸公主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6：2757.
编者案：本文原载《边疆考古研究》2014年第1辑，页211-225。引用请据原文。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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