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自1921年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初，有关中国远古文化的来源问题遂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最初，安特生(Andersson，J.G.)博士将仰韶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始祖。后来，在某些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下，他接受了“仰韶文化西来”的说法，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寻找相关的证据。与此同时，“西来说”理论也成了压在中国学者心头的一个沉重的“结”。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文化西来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难以成立。与此同时，“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遂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主流。必须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已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而尖锐地对立起来。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永远处于绝对孤立状态。考古资料显示，在旧大陆，几个著名的古代文明中心从很早就开始了文化接触，尽管各大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或彰显、或隐约;或出现过大规模的文化取代、或呈涓涓细流般地文化渗透。无论如何，人类文化正是通过交互作用、感染的方式逐渐成长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对于重构中国史前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新的发现不仅让多数考古学家淡化了“中原中心”说，也使他们日益理解了华夏远古文明正是通过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互动才得以成长壮大的史实。这种文化互动从内部(中国境内)逐渐向外部(中国境外)发展，并最终导致东西方(新疆以西地区的泛指)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中国西部的一些考古新发现再现了古丝绸之路曾经有过的文化接触、以及双方进行接触的时间、规模和历史轨迹。
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河西走廊进行考古调查时，在若干地点发现了玉石权杖头及残件。1987年夏，在发掘酒泉干骨崖墓地时，在44号墓内出土1件玉石权杖。此前，在玉门火烧沟墓地也曾出土过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
同类遗物曾先后在甘肃西河县宁家庄、秦安县大地湾、广河县齐家坪、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及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墓地、扶风县伯冬墓被发现。其质地包括有彩陶、玉石和青铜等，时代从距今5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到后来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最晚为距今3000年以降的西周时期。
在甘肃以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权杖头的地点计有哈密市二道沟、奇台县红旗机器厂、民丰县尼雅、特克斯县的铁里氏盖等遗址，其质地已知有玉石、青铜两类，时代大致在青铜时代或稍晚。
有迹象显示，权杖头在中国的分布面可能波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至西拉木伦河一带，其延续时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
需要说明，由于以往对此类文物的缺乏了解，不少发现者将权杖头误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
在中国以外，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王国是发现权杖头最多的地区之一。早在前王朝(3050BC以前)时期，权杖头已非常普遍。古埃及的权杖头有三种不同形态：一种为梭形，中央贯穿一孔;另一种作圆片状，顶面宽大，底面缩小，中央有穿孔;第三种为梨形或球状(与中国所见相同)，中央贯通一孔。所有的权杖头均选用上乘石料，制作非常之精细，有的在表面雕刻缠绕的花纹、乳丁类装饰，十分华丽。
除大量权杖头实物外，古埃及还发现有众多表现权杖头使用的艺术品。最早的一件作品是在耶拉孔波利斯(Hierakopolis)发现的一座前王朝时期的壁画墓，画面中一位勇士向被缚的战俘挥舞着权杖。这种由胜利者手持权杖击打被缚敌酋的场面是古埃及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包括壁画、石雕及印章等。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纳尔迈(Narmer)调色板，此器高63厘米，双面浮雕，画面内容是纪念第一王朝之初，纳尔迈国王战胜北部的敌人。调色板一面主题是头戴上埃及白色王冠的纳尔迈，他手持权杖正欲击打跪倒在地的敌酋。另一面的画面分三栏，中栏为一对颈部缠绕的巨兽;上下栏为征服图象。在上栏中，手持权杖、头戴下埃及红色王冠的纳尔迈王在下属陪同下巡视两行被砍下首级的被缚敌人。
在著名的图坦卡蒙(Tutankhamun)法老墓内，曾出土两件真人大小的鎏金人物塑像，高190厘米，他们手持金色权杖，甚为华贵。据研究，这两件雕像所表现的就是图坦卡蒙本人。
在近东与两河流域，权杖头出现也很早，其形状大多为球形或梨形，除玉石、青铜外，还发现有玉髓、玻璃等质地的，足见其尊贵。在有些玉石权杖头的表面还刻有楔形文字。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近东部陈列品中有1件出自乌尔(Ur)第三王朝(2500BC)的白色权杖头，其形状与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权杖头极其相似，不同的是前者器表刻有楔形文字，其意为：“献给女神Shara”。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陈列品中，也出自阿卡德(Akkad)王朝刻写楔形文字的玉石权杖头。还有的在器表雕刻精美的狮头鹰(Lion-headed eagle)神兽。
在近东地区死海以东的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 Mishmar)洞穴曾发现一座著名的古代窖藏，出土了400余件古代的砷铜(Arsenic bronze)制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权杖头。它们或铸有手柄，或作十字造型，有的还附设圆雕的动物形象，铸造技术相当复杂，其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4千纪前半叶。
在小亚马尔马拉海岸(Marmara Coast)附近的多拉克(Dorak)，曾发现2座墓葬。一座为国王的单人葬，在国王的手臂处随葬1件残留有木柄的权杖。另一座为双人葬。左侧为王后，右侧国王的手臂处也放置了1件残留木柄的权杖。这两座墓的随葬品奢侈丰厚，规格甚高，年代在公元前2553-2539年之间。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安那托利亚西北一带曾利用航海贸易与古埃及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
公元前1000纪前后，青铜权杖头的制作和使用非常普及。
在近东及两河流域出土的艺术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表现大人物们使用权杖的画面。如在亚述国(assyria)的石雕中，国王、权贵或武士们常常手持权杖，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东起多瑙河(Dunav)、西抵西伯利亚(Siberia)、蒙古高原的欧亚大草原是权杖头发现比较集中的另一区域。
欧洲大陆出土的权杖头尚不多见。在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欧洲部陈列有一件出自梯萨河谷(Tisza River Valley，此河流经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白色石质权杖头，呈扁球形，年代为公元前2千纪以内。
在黑海以北的亚速海北岸-第聂伯河(Dnepr River)与顿河流域之间分布着斯科利亚文化(Skelya Culture)，该文化的权杖头以石质品居多，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2000年之间。
在高加索山脉南麓的特利(Tli)墓地曾出土过一批著名的铸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共出的权杖头有圆形或椭圆形两类，有些在下部铸一突起的梃以纳柄;有的在器表铸4-5枚瘤状或螺蛳形凸钮，不仅富于装饰感，也增强了击打能力。还有的在器表雕刻精美的马、鱼、蛇、鸟及虎食人图案，显示出很高的艺术品位。其中，1件铸有5枚瘤状凸钮的权杖头与甘肃玉门火烧沟所出四羊首权杖头造型非常之接近。类似形状的权杖头在摩尔达维亚的波若蒂诺(Borodino)窖藏和小亚的多拉克(Dorak)王墓也有所见，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后。在南高加索的库班(Kuban)一带也出土过玉石和青铜权杖头。
在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施塔河谷(Sintashta Valley)，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处属于安德罗诺沃(Anderonovo)文化时期的遗址。在墓葬中出土一批玉石权杖头，与中国西部所见同类物非常接近，以圆形和椭圆形为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千纪初。另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巴特克里亚-马吉安那文化(Bactrian-Margiana Culture，2000-1800BC)也出土过玉石或青铜权杖头。
权杖头是一种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使用者绝非一般人物。据说权杖头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种用于矫正箭杆的指挥棒有渊源关系。权杖头除在窖藏中有成批的发现外，一般出土于墓葬，生活遗址较为罕见。以酒泉干骨崖墓地为例，在已发掘的105座墓中，仅一座墓随葬了权杖，而且此墓的随葬品在整个墓地比较突出。在火烧沟发掘的306座墓中，也仅发现3件。小亚多拉克的发现证明，只有国王一类高层人物才有资格使用权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一些表现权杖持有者的雕刻艺术充分说明了权杖所具备的特殊功能。
就目前资料看，年代较早的权杖头集中发现于古埃及、近东、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犹以近东的纳哈尔.米什马尔窖藏发现的砷铜权杖头为最。
中国境内出土的权杖头在空间上仅见于甘肃、陕西西部、新疆等地。其形态与近东和中亚发现的同类物非常相似。可以基本认定，权杖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具不是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质，应属外来因素。根据为：1)古埃及和近东一带的权杖头出现年代早;2)在数量上，中国境内发现的权杖头比较零星;3)在空间上，中国发现的权杖头集中于西北地区，这是耐人寻味的。
有一点需要指出，尽管我们得出上面一个初步结论，但若以时间为序排比中国境内出土的权杖头，结果却令人困惑。因为年代最早(5000BC以前)的2件权杖头恰恰出现在偏于内陆中原的甘肃天水一带，属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反之，在地处东西方文化接触前沿的新疆地区，所见权杖头的年代则略偏晚。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有待作全面的考察。
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西部史前-青铜时代的文化呈现不断向西扩展的趋势。距今8000年前后，在渭河上游一带出现了老官台文化，在青海贵南和柴达木盆地则分布着使用细小石器的族群;距今7000年以降，部分仰韶文化居民进入陇山东西两侧;距今5500年左右抵达青海东部;距今5000年以降，马家窑文化进至河西走廊西部(酒泉);距今4000年，马厂末期文化因素出现在新疆东部(哈密)。随之，四坝文化进入东疆。总体看，在距今4000年以前，东西方之间已经有了初步接触。此后，双方的文化渗透与影响日渐频繁并不断地深入。
以上画面的勾勒出于对已知考古资料的理解。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权杖头的梳理及初步的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西方之间最初发生接触的时间可前提到更早的史前时期，其交往规模及程度有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权杖头仅仅是诸多文化交往要素中的一个侧面，但其重要性则不容低估。正是权杖头这一特殊的文化要素从物化的角度揭示了东西方之间在古丝绸之路上曾有过的文化碰撞史实，并将双方接触的时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据此，也可以说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大陆的文化走廊和贸易通道最早出现在史前时期，这无疑是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从更深的层次讲，既然东西方之间很早就进行过接触，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实际的需要，也必然会留下有关文化接触的蛛丝马迹，关键是如何去辨识它们，并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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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此文曾在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4期，2002年，54-57页。
编者按：此文经李水城先生同意通过“丝绸之路考古”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封面采自《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第66页。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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