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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随葬用围屏石榻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04 08:43:55   来源:《考古与文物》    作者:邢福来   点击:

邢福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公元200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北郊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北周时期墓葬-安伽墓1,从墓葬甬道内出土的墓志的记载及围屏石榻画面所表现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该墓为典型的粟特贵族墓葬,墓室中摆放的造型独特的围屏石榻是其埋葬习俗的主要特征。结合安伽墓资料的整理,我们试对目前国内外保存的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北朝至隋初墓葬中的围屏石榻作以初步的研究,以其了解入华粟特人在这一特定阶段独特的葬俗。

  目前所见有关围屏石榻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例:

  1.2000年6月发掘的北周安伽墓。墓葬座北朝南,由斜坡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砖砌甬道、砖砌穹窿顶墓室等部分构成。石门的半圆形门额上雕刻有庞大的祆教祭祀图,甬道内摆放墓志及较为凌乱的人骨,墓室正中偏北放置围屏石榻。安伽墓是目前所见经科学发掘的最为完整的入华粟特贵族墓葬,该墓保存完整,没有被盗迹象,正如简报中所说,应该基本反映了埋殡时的情况,是我们研究入华粟特人葬俗的最可信的资料。围屏石榻组合保存完整,彩绘鲜艳,贴金基本完好。

  2.1982年甘肃天水石马坪墓葬中出土的屏风石棺床2。该墓为竖井单室砖墓,墓室中摆放屏风石棺床,并出土石枕、金釵、釉陶烛台、鸡首瓶、铜镜、石质坐部乐伎俑及墓志等物,资料较为完整,可惜墓志朱书漫漶不清,不能判断准确的墓葬年代。围屏石榻组合完整,有的屏风断裂,彩绘脱落严重。

  3.现藏日本MIHO博物馆据称出土于我国北方北齐墓的11块加彩石雕镶板3。不见榻座,没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及年代。保存完好,彩绘艳丽,雕刻精细。

  4.现分别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波斯顿美术馆、华盛顿弗利尔艺术厅及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据称1920年前后河南安阳的北齐墓葬出土的3块画像石及一对石阙4。组合不完整,不见座,彩绘没有保存,没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及年代,石阙雕刻有祭祀图案。

  通过对安伽墓的发掘,结合天水石马坪出土的屏风石棺床,可知后两例应该都是围屏石榻上的石屏风。

  对比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除天水石马坪屏风石棺床外,其它资料都具有明显的祆教特征,随葬围屏石榻可能是定居我国北方的粟特贵族在北朝至隋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独有的葬俗。上述1、3、4等例石刻都刻画有祆教祭祀场面,都有或大或小的火坛,火坛旁都立有祭祀活动的主持。目前所见祭祀活动的主持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以神的面目出现,见于西安北周安伽墓门楣图案、安阳北齐墓石刻画面中,另外,在太原隋虞弘墓屋形石椁画面中也见有这种主持形象5。这种极为相似的形象都为人头鸟身鹰足,显得神秘庄严;第二种是以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我国北齐墓出土石刻中祭祀活动的主持为代表,这种主持表现为人的形象,应该是祭祀活动的真实写照。这两种祭祀活动的主持形象,头部基本相同,都为高鼻深目、络腮胡须、戴有口罩,而且第一种主持在三批材料中非常相象,虽然可能不是同一人所刻,但应该肯定的一点是其底稿应该受到同一文化因素的影响,工匠也可能是同一批人或者来自于同一地区。另外,甘肃天水石马坪墓葬出土屏风石棺床左侧屏风图案第3幅酿酒图中石台上中间及右侧人物均高鼻深目,明显为胡人,墓葬中出土的石俑均为胡人,其他人物多为正面形象,是否为胡人难以断定,天水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况且墓葬中随葬与安伽墓类似的围屏石榻,我们怀疑墓主人可能也是胡人。北周政府实行较为开放的民族政策,统治阶层本身来自于少数民族——鲜卑,为了加强对汉地的统治,他们需要借助于外来民族的力量。自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因为贸易的需要,大量中西亚人聚居于姑臧、敦煌等丝路沿线,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这一势力不仅对北周政权产生影响,也对随后的隋唐王朝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周政府任命安伽等来自中西亚的粟特贵族作为萨保,专门管理入华外来民族的贸易及宗教。对来自中西亚地区民族的友善,使得祆教文化在中土迅速传播。围屏石榻图案是祆教徒生活的真实写照,受祆教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外来粟特人经过几代繁衍,他们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围屏石榻的造型即是其突出表现。围屏石榻只在我国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北方地区墓葬中出现,而在中西亚地区不见这种造型的石榻。我们注意到,在我国汉代即已出现榻,有的榻三面还配有屏风,但基本是供单人或双人坐的,类似安伽墓出土的这种可供多人共坐的围屏石榻,出现并流行的时代可能是南北朝时期。这种石榻目前只见于粟特贵族墓中6,而汉人墓中不见随葬。除天水石马坪出土屏风石棺床外,其余三例围屏石榻一般认为都是北朝时期遗物,而天水石棺床年代应该在北周至隋初,这就是说,围屏石榻作为定居中土的昭武九姓粟特贵族的随葬品其流行的年代应该在北周至隋初。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发掘,使我们注意到粟特贵族有用房屋形石椁作为葬具的现象,对比围屏石榻作为随葬品与石椁作为葬具,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粟特人的汉化程度有关,前者的葬式保留了较多的祆教成分,后者除图案外几乎接近于汉人的墓葬。

  围屏石榻主要由榻座(腿)、榻板、屏风等三部分组成。榻腿为壸门状或雕刻壸门图案。石榻三面的屏风一般刻绘11或12幅图案,构图具有一定的规律,从画面所刻绘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定居中土后汉化的程度,为判断墓葬的年代提供一定的根据。安伽墓是时代最为明确资料最为完整的一个,埋葬年代为公元579年。安伽墓出土围屏石榻榻腿有7个,前4后3,榻腿为束腰形,外平内圆,与榻板组合成一周7个壸门,榻腿外面线刻兽面人身图案。榻板为一块整石,东、南、西三面刻绘33幅动物头像,下缘雕刻成锯齿状,中间略厚,上面凿成涩面,应该是为铺毡方便而设。石屏风由12幅图案构成,左右各有3幅(图一,1—2),正面6幅(图二)。正面应该是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从左至右刻画的内容依次为:合唱舞蹈图、宴饮狩猎图、居家宴饮图、交际娱乐图、宴饮奏乐货运图和居家宴饮舞蹈图。从图案组成或布局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对称性;第一幅与第六幅都为上半部表现在建筑内的榻上不同民族的人物会见、奏乐的场面,下半部表现舞蹈的场面,舞蹈的动作极为相像,应该是同一种舞蹈;第二幅与第五幅表现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布局极为相似,主人坐于画面右上角,中部偏左为奏乐人或所会见的人物,中部偏右表现舞蹈或烤肉的场面,下半部表现狩猎或货运场面;第三幅与第四幅具有明显的对比,前者表现的是墓主在中国的奢华生活,后者则是其在域外的生活情景。左右两侧图案对称性更强,每侧都为出行图、狩猎图、宴饮图,不知是无意颠倒还是避免过于呆板,第二、第三幅图正好位置颠倒。

图一 1 安伽墓石屏风侧面图(之一)

图一 2 安伽墓石屏风侧面图(之二)

图二 安伽墓石屏风正面图(之一)

  甘肃天水石马坪墓葬出土的屏风石棺床由25块大小不等的石板构成,其中17块雕刻有图案。石屏风由11幅图案组成,正面5幅,左、右各3幅。正面居中图案刻绘一对夫妇在一座歇山顶建筑内的榻上对饮的场面,依我们对安伽墓围屏石榻的分析,正面屏风中部描绘的应该是墓主夫妇。与安伽墓围屏石榻构图相似,正面图案可能也是为了不至于呆板,故意进行了调整,这样第5幅的回廊对应第8幅的回廊建筑,第4幅出行图对应第7幅的出行图。两侧屏风最明显的莫过于第2幅的满月与第10幅的日轮相对称(图三、四),榻座正面雕刻六组壸门,分上下两层,上层壸门内各雕刻一个乐伎,下层则各刻一个神兽,两臂生翼,双手托榻。

图三 甘肃天水石马坪墓围屏左侧图

图四 甘肃天水石马坪墓围屏右侧图

  约1922年前后出土于河南安阳的三块北齐粟特贵族墓画像石,均长90、高50厘米,每石都刻绘有3幅图案,图案构成较为单调,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与安伽墓出土围屏石榻类似,这副石榻三面所围的屏风应该由4块石板12幅图案组成,屏风A应该是围屏石榻正面屏风左半部(图五),而右半部已缺失。三幅图案中第三幅高台建筑内持角杯者应该就是墓主人,第一幅为观舞图,第二幅为仪仗出行图,估计缺失的右半部也应有观舞、出行等画面与左半部对应。如果以上推测成立,此石榻的尺寸应当在长180、宽90厘米以上,比安伽墓出土的长228、宽103、高117厘米及甘肃天水石马坪出土的长218、宽115、高123厘米的围屏石榻略小。另外两块屏风构图极为相似,两侧为宴饮奏乐等场面,中间为出行的场面,只是前者人物面左而行,后者人物面右而行,对照安伽墓出土围屏石榻屏风的构图,前者应该是左侧屏风,后者应该是右侧屏风(图六)。

图五 河南安阳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屏风正面左半部图案

图六 河南安阳北齐粟特贵族墓右侧屏风图案

  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我国北方北朝――隋代墓葬中出土的11块加彩石雕镶板,雕刻工艺精堪,画面内容丰富,其中编号为J的石板刻绘了极为逼真的祆教祭祀场面,从石板的大小及刻绘的内容看,这组石镶板也应该是类似安伽墓出土的围屏石榻的石屏风。依据对北周安伽墓、天水石马坪墓葬及安阳北齐贵族墓出土围屏石榻的分析,我们觉得MIHO博物馆所藏石屏风的排列顺序如下:左侧石屏由编号为F、C的两块石板刻绘的三幅图案组成,其中编号为F的石板刻绘两幅图案,依次为骑马出行图、乐舞图,第三幅可能为C,其构图与安伽墓围屏石榻左屏第三幅相类似;正面由六幅图案组成,即编号为B、D(或I)、E、J、I(或D)、H。其中第三幅即中心位置应该是编号为E的石板,其构图与其它几例围屏石榻正面中心位置图案相似,都是描绘墓主夫妇在建筑内的榻上对饮的场面,而B与H同为刻绘骑马出行的场面,且方向相对,应该是正面左右两侧相对的两幅;D与I一幅描绘骑象出行的场面,一幅描绘牵驼骑马出行的场面,也应该是左右对称的两幅;第四幅按描绘内容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是编号为J的石板,即表现极为重要的祭祀场面(图七,1-11)。右侧屏风由三幅画面组成,分别为G、A、K,描绘祭祀、狩猎及牛车出行的场面。再看组合后的尺寸,左屏长81.3,正面屏风203.5,右屏80.6厘米,比安伽墓和甘肃天水石马坪出土围屏石榻略小。值得注意的是,MIHO所藏11块石板大小及薄厚均有差异,不如前面所列举的安伽墓、甘肃天水石马坪墓葬及安阳北齐墓出土围屏石榻石屏风那样每块石板都尺寸相当,虽然我们对这批石板初略地排出了顺序,但仍觉牵强,这样排列的前提条件是这批石板为同一座墓葬出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仍怀疑这批石板并非同一座墓葬出土,可能为一个家族墓地的几座墓葬出土。我们觉得,随葬围屏石榻的墓葬主人应该都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粟特贵族,安伽墓、天水石马坪墓葬及安阳墓葬出土的围屏石榻不仅雕刻的画面精细,石材的选择及加工也极为讲究,应该不会出现像MIHO MUSEUM所藏石板这样大小、薄厚不均的现象。

图七 1 日本MIHO博物馆藏我国北朝——隋代墓出土石屏风

图七 2 日本MIHO博物馆藏我国北朝——隋代墓出土石屏风

图七 3 日本MIHO博物馆藏我国北朝——隋代墓出土石屏风

图七 4 MIHO石屏风骑马牵驼出行图

图七 5 MIHO石屏风饮宴图

图七 6 MIHO石屏风祭祀图

图七 7 MIHO石屏风骑象出行图

图七 8 MIHO石屏风骑马出行图

图七 9 MIHO石屏风祭祀图

图七 10 MIHO石屏风狩猎图

图七 11 MIHO 石屏风牛车出行图

  通过对这四批材料的分析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围屏石榻一般都由榻座(腿)、榻板及左、中、右三面石屏风组成;榻腿与榻板组成壸门座,或者榻座刻有壸门座;石屏风都是由11―12幅图案构成;图案都刻在长方形石板上;普遍采用浅浮雕、彩绘等技艺雕刻而成,有的还贴上精美的金箔;人物构成也有相似之处,大部分人物为披发的突厥人及剪发的粟特人,另外还有少量的汉人等;图案中有的花木、建筑、场景等可见于几批材料中,说明这些墓葬的主人可能受到同样背景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仍有差别,这种差别可能反映了墓葬的主人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也就是其汉化的程度。MIHO博物馆所藏的11方石雕镶板的12幅画面中,没有出现传统的中式建筑,所有建筑都是圆顶帐,但在编号为E的画面中,帐的正面出现斗拱、名柱等木构件,说明已受到中式传统建筑的影响;甘肃天水石马坪出土的围屏石榻画面中,建筑都是汉民族传统的楼阁、亭榭、回廊等,不见圆顶帐;安伽墓出土围屏石榻图案中既有圆顶帐,又有传统的中式亭、回廊等建筑;安阳出土的围屏石榻图案也可明显看到两种建筑风格并存的现象。另外从画面表现的内容也可以看到MIHO博物馆石屏风表现的更接近异域风格,而天水石马坪围屏石榻表现的更接近中原的风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墓主汉化的程度,也就是说MIHO博物馆所藏石屏风的主人汉化程度最低,而天水石马坪墓葬的主人汉化程度最高,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安伽及安阳围屏石榻的主人。汉化程度的高低一般来说应该与墓葬的时代相对应,汉化程度低的墓葬相对时代较早,反之则较晚,即出土MIHO MUSEUM所藏石屏风的墓葬相对时代最早,天水石马坪墓葬时代最晚,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安伽墓与安阳北齐墓。

  总之,随葬围屏石榻是旅居中国北方的粟特贵族在北朝至隋初葬俗的一大特征,与此相对应的,正如资料保存最为完整的安伽墓所反映的,墓葬形制为这一时期北方汉人墓葬中常见的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墓,墓主尸体按宗教程序经过处理,墓葬中只埋殡遗骨,甬道或墓室前方燃火用以祭祀亡者。这种葬俗应该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盛骨瓮及虞弘墓屋形石椁所代表的粟特人葬俗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释 :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

  2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3《MIHO MUSEUM•南馆图录》,1997。

  4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6甘肃天水石马坪屏风石棺床墓,虽出土有墓志,但朱书基本没有保存,无法确认墓主身份及埋葬年代,简报编者认为年代为隋唐,笔者对墓葬出土实物进行了观察,石屏风图案中侧面者明显为胡人,且构图与安伽墓有明显相似之处,墓葬中出土的铜镜、瓷罐等具有北周至隋初的风格,另外天水地处西域通向长安的要道,所以墓主人属昭武九姓粟特人也不无可能,埋葬年代为北周至隋。

  编者按:本文原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增刊《汉唐考古》,页227-239,论文插图为编者所加,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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