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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珊:元代青花瓷传播路线研究
发布时间:2019-02-18 11:28:45   来源:《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    作者:黄珊   点击:

今天元代青花瓷传播路线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黄珊)

  景德镇元代制瓷业的成就主要是创烧卵白釉瓷,以及延续宋代以来的青白瓷,从国内出土的材料来看,元青花生产的数量远小于上述两类,而且始烧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中晚期。但是目前海外各国海路沿线普遍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踪迹,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在内的广大范围内都有出土或收藏,尤其是现藏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国的大量巨型精美元代青花瓷器,更是世人瞩目的焦点。说明这种器物的有着较强的市场取向和扩散性。本文在整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元代青花瓷在国内外的传播路线。

  一 元代青花瓷国内传播路线探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国内基础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元代青花瓷,据初步统计,约有170余件,其中123件出土遗迹性质明确者,是本部分讨论的对象。(见附表一)相对于早前被确认为元代青花瓷的伊朗、土耳其两国收藏而言,国内出土的元青花面貌更加复杂,不仅品种更多,而且品相参差不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使得元青花研究开始向多层次多角度转化。施静菲女士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元青花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和角色,她从出土元青花的器类组合入手,主要分析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元青花,特别强调了元青花在祭祀和随葬方面的作用及地区特点。1 本文在她的基础上全面整理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元青花,试从出土遗迹和分布区域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和研究。

  除了窑址以外,国内出土遗迹性质明确的元青花主要来自51处考古发现,分别出土于三种遗迹:窖藏、墓葬和遗址。从考古学角度来考虑,出土环境是附加于出土物之上的重要信息之一,不同的环境出土的同类器物,可能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出土于窖藏者,说明在埋藏前是备受珍视的贵重物品,由于战乱或者其它原因被埋藏起来,以待将来发取。出土于墓葬,则需要视墓主人的经济状况而定,宋元时期的葬俗已经走向现实化,与汉唐时代的厚葬之风相去甚远。2 中下层平民墓葬随葬品通常比较粗糙,纸制和木质明器开始流行,说明墓主及其家人保持量力而行的谨慎态度。富有阶层和贵族才有能力厚葬故人,我们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仍然能发现许多豪华敛葬的实例。至于遗址出土的元青花,则是当时当地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对我们而言,是了解元青花在国内消费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的最佳材料。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只是各有侧重,例如窖藏物品在被埋藏之前应该也可能属于日用品之列,只是其价值相对较高而已。

  初步统计(详见附表),出土元青花的窖藏一共有20处,这类遗迹中出土的元青花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目前国内出土的大型立件元青花主要出土于这类遗迹。其中的代表有江西省高安市窖藏(见图一:1)和河北省保定永华南路小学窖藏等;出土元青花的各类墓葬有22处,一般墓葬中随葬元青花不多于2件,常常为1件或一对。如前文所言,出土元青花的墓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江西景德镇周边地区的平民墓葬(见图一:2),一类是南京周边地区的明初重臣墓葬(见图一:3)。前者出土元青花相当粗糙,很少见于其它地区;而后者则出土了一批质量极高的立件大器,其中颇有可与收藏于伊朗和土耳其两地的元青花相匹类的优良产品;出土元青花的遗址一共有9处。遗址中出土的元青花相对较破碎,只有部分进行过修复。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类型最为丰富,洋溢着生活情趣。大量发现元青花的居址有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见图一:4)、北京西直门后英房居址等。

  综观全国范围内出土元青花的地区,我们很容易发现,元青花的销售范围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区域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地区一:内蒙南部以及河北北部,包括北京和河北北部;地区二:赣北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其中,南京附近及湖北、安徽、苏北、河南、山东十座明初藩王或功臣墓里集中出土一批元青花(见图二:国内出土元青花地区分布图)。这些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出土遗迹的侧重不同,质量类型也有区别,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国内发现的元青花,其生产是有其市场针对性的,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各种需求。以下试分区介绍各地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发现。(详见附表)

  地区一:是元代统治中心地区,出土元青花遗迹性质明确的有17处,包括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窖藏、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墓葬、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北京西直门后英房居址、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窖藏、河北保定市窖藏等。

  地区二:元青花的产地景德镇附近,出土元青花遗迹性质明确者一共有20处,包括江西九江市至正十一年墓、江西高安市窖藏、安徽太湖县阮氏一世祖墓、浙江杭州市古荡湾至元丙子墓、江苏金坛县窖藏、江苏镇江市吴家门遗址等。

  此外,在新疆、甘肃、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广东还有零星出土或征集品,不由于过于零散,暂不构成区域性格。

  从图二以及出土遗迹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元青花的出土地点集中于南北两个区块,其中地区一分布较为分散,地区二则密集得多,这应该是与当地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元代统治中心地区生活的蒙古人较多,游牧的传统生活习性使得他们活动半径较大,瓷器一经贩运到主要的集散地,便会迅速地扩散到较为辽阔的范围内。而地区二则是农业传统的地区,居民安土重迁,活动半径较小,青花瓷器的扩散并不明显。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青花瓷在景德镇附近的扩散范围,从宏观角度而言,主要在长江鄱阳湖段下游地区,水路是景德镇瓷器销售运输的主要通道,烧成瓷器从景德镇外运,首先要通过流经景德镇的昌江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运输到长江。从地图和出土地点列举中我们发现,皖南和苏南地区出土元青花的遗迹基本上都在长江两岸,此外,杭州出土元青花如果联系山东济宁市郊区墓葬和安徽濉溪县至正十三年墓出土品来看的话,则为我们勾勒出了京杭大运河的轮廓。这样看来,当时元青花的销售市场确实相当有限,国内只有首都附近和主要运输路线两岸有所消费。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各个地区对元青花的消费取向差异很大。元代统治中心地区的青花瓷主要是在窖藏(8处)和遗址(7处)中出土(共计17处),这说明这些瓷器主要作为日用品在当代使用,或者是当时的商品,准备进行贸易,例如黑城和集宁路,都是当时著名的中转站。至于窖藏品,一方面它在埋藏之前也可能在日用物品之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窖藏说明其价值之高,窖藏的集中,说明这个区域在当时是高档元青花的主要消费地点之一,这与该地区是元代的政治统治中心地位是相符合的。

  地区二则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讨论:其一,赣北地区,将元青花作为随葬品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目前出土遗迹性质明确的只有江西九江市至正十一年墓、江西景德镇近郊墓葬、江西鄱阳磨刀石公社墓葬、江西上饶市北门乡墓葬、江西高安市窖藏、江西丰城文物商店征集至元戊寅墓出土、江西萍乡市窖藏共计7处,包括2处窖藏,5处墓葬,其中萍乡窖藏出土物品质与随葬器相接近,只有高安窖藏尤以其优质大量著称。这些随葬品大多火候欠佳,制作草率。施静菲女士认为用劣质元青花陪葬是景德镇周边地区元墓独有的特点,这些青花器是高价值同类器物的替代品或明器,也不排除生前使用的可能性。3 经研究,这类小罐可能是用来盛装食盐、脂粉或茶叶之类的生活用品。4 对比江西萍乡窖藏出土物可以看出,元青花生产地周边的居民确实也将这类器物作为日常用器,并不是为了祭祀或随葬专门生产的。(见图三)说明当地人民死后将生前常用物什随葬,这也是元代平民葬俗的现实化,量力而为的一种表现。

  其二,从皖南到苏南浙北一带的出土遗迹中,窖藏占绝对优势,有8处,而且往往窖藏量较大。 遗址和墓葬各自只有2处。窖藏的集中和藏品质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区在元代的富庶和文化特殊性。苏南浙北是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十字地带,交通发达,经济富足自不待言,查《至顺镇江志》,我们还发现,金坛和丹徒两地在元代都有可考的回回户定居。5 这些回回人可能与金坛和丹徒发现的元青花窖藏有一定联系。

  总的来说,相比与元代其它窑口,例如磁州窑、龙泉窑的产品,甚至景德镇窑自身的其他产品,例如卵白釉瓷和青白瓷而言,青花瓷发现的总量是相当少的,这一方面与这种瓷器处于初创期,数量不多有关,另一方面,中上品质的元青花的主要发现于元朝和明初的统治中心地带附近,这些都是财富集中的地区,说明元青花在当时尚属比较贵重的种类。

  二 元代青花瓷远销海外的路线概说

  从十三世纪早期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蹄席卷旧大陆,迅速建立起 “混一声教,无远弗届”的超级帝国。其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达地中海,超过了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世界帝国,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理单元内的人群活动与文化交流。自五代十国以来,由于内地政治局面步入长期的分裂对峙阶段,以及西北地方政权的崛起,汉唐时期往来络绎不绝的丝绸之路一度归于沉寂,转而发展海路交通。进入蒙元时期以后,不特陆上通道重新得到恢复,航海贸易也臻于极盛。但是,由于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笃哇的长期战争,以及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不时发生争夺领地的战争,使得蒙元时期的陆上交通时断时续。6 而海路则相对畅通许多。元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采用了许多具体政策,广开海路。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取浙、闽等地后,就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四地设立市舶司,重用南宋时期管理泉州市舶的官员蒲寿庚。7 从忽必烈时期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的46年间,元代的航海政策经历了前后“四禁四开”, 但四次海禁加起来不过十年时间。8 至治二年“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9 之后直到元代灭亡,没有再发生过变动。在政府扶持和商业利益驱动下,元代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大发展,当时的史籍和笔记中记录的海路贸易的国家、地区的名称,在二百个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北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前不见于记载的。10 有元一代涌现出大批著名的使臣、航海家、和旅行家,关于海路交通的记载大量丰富,这些都使我们相信,元代航海技术得到极大发展,通往波斯湾甚或北非的航线已趋成熟。

  对于陶瓷运输和销售而言,海运无疑是更合适的选择。陶瓷沉重且易碎,陆路运输显然成本高难度大,但是海船不仅容载量大,另一方面,装载陶瓷还能起到压舱的作用,是陶瓷外销的主要途径。目前我们在从中国到北非一线的沿海地带都能发现许多陶瓷遗迹,数量巨大,而且能够相互衔接,足以复原出一条连贯的海运路线。但是陆路则不然,目前只有数个城址有相关发现,彼此之间关系并不紧密,至中西亚地区甚至会失去线索,无法构架出一条有始有终的销售路线,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增进我们的认识。

  从出土材料来看,元代青花瓷输出的范围很广,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北非和东非等地的沿海城市和重要内地城市都有发现。这些地区的元青花有传世藏品和出土物两类,其中传世藏品主要集中于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11 出土物最主要的则在印度,12 都是体型巨硕、青色鲜丽和绘制精美的大型青花瓷器。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南亚地区出土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大都属器形较小,纹饰简单的小型器,仅出土少量大型青花器的残片。此外,波斯湾和红海附近的许多城市都发现不少元青花碎片,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埃及开罗北部的福斯塔特遗址。13 叙利亚位于从港口城市到伊朗高原的交通要冲,那里也发现许多珍藏了数个世纪的元青花。14 总而言之,海路沿线发现的元青花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和完整的行销路线。

  三 小结

  本文认为,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有其突出的市场取向,并在其产生之后迅速销往市场。总的来看,青花瓷在元代尚属新兴的贵重瓷种,大多数用于权贵阶层消费和满足海外市场需求。其在国内主要通过鄱阳湖运输到长江,再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当时的统治中心地区,并以大都为中心扩散到今内蒙古、辽西、甘肃、新疆等地。元代青花瓷的外销主要依靠海路,其目的地在西亚、北非一带。至于陆路运输系统,尚缺乏考古学材料的证实。

附表:出土遗迹性质明确元青花统计表

  注释:

  1施静菲:《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在国内市场中的角色和性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八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年。

  2秦大树先生曾经探讨过这类问题,他在分析北方宋墓时提出,宋人对明器的态度已经转为用各种方式以示意,代表了宋人对阴界和鬼神认识的进步。见秦大树:《宋元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3施静菲:《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在国内市场中的角色和性质》,《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八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年,第152-153页。

  4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图版164解说。

  5《至顺镇江志》·卷三·户口·侨寓》:“回回五十九。录事司,四十九。丹徒县,五。丹阳县,三。金坛县,二。”

  6 大都大主教蒙特科维诺的第二封信,见道森1983:246.

  7 《元史·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8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第61-69页。

  9 《元史·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10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11 Pope, J.A.: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ia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 Washington: The Lord Baltimore Press, 1952.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The Lord Baltimore Press, 1956.

  12 Smart, E.S. :“Fou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 T.O.C.S, Vol.41(1976-1977), pp.230.

  13 Hobson, R.L.: “Chinese Porcelain from Fostat”, Burlington Magazine,vol.61,July 1932.(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10、62、108页。

  14 Carswell, J.: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s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15汪庆正:《中国陶瓷全集》·11·元(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204、221。

  16唐汉三,李福臣,张松柏:《内蒙赤峰大营子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4年第5期。

  17林西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林西县元代瓷器窖藏》,《文物》2001年第8期。

  18彭卿云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5年,no.536。朱裕平:《元代青花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65页,图版3-10。

  19蒙景新:《翁牛特旗发现元青花玉壶春瓷瓶》,《文物》1971-7,第59页,图版8-2。

  20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出土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42-47;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卷4·内蒙古,图226。

  21 《内蒙古燕家梁遗址》,见《2006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22江上波夫、「元代ォングート部の王府址オロン·スムの调查」『ァジァ文化史研究·论考篇』、pp.267-330、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1967。江上波夫·三宅俊成、『オロン·スムI元代ォングート部族の都城と瓦磗』pp.30-31図版24,開明書院、東京、1981。長谷部楽爾、「モンゴルに見る中国陶磁」,『ユーラシアを駆ける』pp.133-161、横浜ユーラシア文化館、横浜、2005。

  23 Stein, M.A.: Innermost Asia, pl.LⅠ,LⅦ,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8. Pope, J.A.: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The Lord Baltimore Press, 1956. 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蔵のコズロ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国陶磁器を中心にして」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31号、pp.109-156、京都橘女子大学、2005. 岡崎敬、『幻の楼蘭・黒水城』pp.181-233、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0.「カラホト古城出土の元青花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第13巻』月報NO.15、pp.1-3、198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记要》,《文物》1987年第7期,第1-23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1972b: 2-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第2-11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第279-285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图版10-3。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54、55。

  27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56。

  28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58。

  29彭卿云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5年,no. 569。朱裕平:《元代青花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图版6-25。

  3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兴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年第1期,第89-90页。

  31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 矢部良明、『元の染付』原色図no.4、平凡社、東京、1974.

  32武建:《山东济宁出土元代青花玉壶春瓶》,《考古》1994年第5期。

  33汪庆正:《中国陶瓷全集》·11·元(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156。

  34 2009年首都博物馆《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

  35赵青云 :《河南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彩版16。

  36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8期,第27页。殷福兰:《阿力麻里出土的元代瓷器及其相关问题》,《新疆文物》2002年1·2,125-128页。《中国文物报》1999年-8·11

  37蚌埠市博物展览馆:《明汤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2期,第38页,图版4-1。

  38 2009年首都博物馆《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

  39胡悦谦:《安庆市出土的几件瓷器》,《文物》1986年第6期,第81页,图版6-1,6-2。

  40叶洆鋆,夏跃南,胡承恩:《歙县出土两批窖藏元代珍品》,《文物》1988年第5期,第88页,图9。

  41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卷8·安徽:图版198-199

  42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卷8·安徽:图版200-201

  43刘桂山,陈锦惠,王锡民:《介绍一件元青花瓷盖罐》,《文物》1991年第7期,第51页,图版8-1。

  44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市吴家门元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第59-70页。

  45刘兴:《镇江市区出土的元代瓷器》,《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第63-70页。

  46刘兴:《江苏丹徒元代窖藏瓷器》,《文物》1982年第2期,第25页。

  4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年第4期,第32-33页。

  48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南郊明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第30页。

  49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年第9期,第470页。

  50彭卿云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5年,no. 538。汪庆正:《中国陶瓷全集》·11·元(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146。

  51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第32页。

  52张浦生:《近年来中国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第162页。

  53肖梦龙:《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文物》1980年第1期,第59页。

  54汪庆正:《中国陶瓷全集》·11·元(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211。

  55桑坚信,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市发现的元代瓷器窖藏》,《文物》1989年第11期,第25-27页。

  56汪庆正:《中国陶瓷全集》·11·元(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版134。

  57吴水存:《江西九江发现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92年第6期,第94页。

  58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编:《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图版164。

  59唐昌朴,江西省博物馆:《江西波阳出土的元代瓷器》,《文物》1976年第11期,第86页。

  60陈国顺,谢昕:《上饶市出土两件元代青花玉壶春瓶》,《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第116-117页。

  61刘金成编:《高安元代窖藏瓷器》,北京:朝华出版社,2006年。

  62杨后礼、万良田:《江西省丰城县发现元代纪年青花釉里红瓷器》,《文物》1984年第11期,第73页。

  63萍乡市博物馆:《萍乡市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第46页。

  64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卷13·湖北湖南,图107-108。

  65景竹友:《三台出土元代窖藏》,《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第63页;钟冶:《元代青花双环象耳瓶和三足鼎式炉》,《文物》1998年第10期,第88-89页。

  编者按:原文载于《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04-213页。编辑有所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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