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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丝绸之路史前史》中译本评介
发布时间:2019-02-25 13:41:33   来源:《西域研究》    作者:张弛   点击:

《丝绸之路史前史》中译本评介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后) 张弛

  《丝绸之路史前史》是俄罗斯学者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Elena Efimovna Kuzmina)关于欧亚草原考古的力作。原稿由俄文写成,后因故未能出版。200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征得作者同意后,将其译为英文出版,目前中译本由英文版翻译而成,译者李春长,2015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

  库兹米娜是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苏联时期即已从事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著有《印度——伊朗人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安德罗诺沃文化与中国新疆及周边地区人群的互动》(Relation of the Andronovans with the Population of Xinjiang and Other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Bronze Age)等著作,均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结合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和古环境学等多领域成果,为学界了解史前时代欧亚草原提供了新的视角2。

  梅维恒教授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史、中古史和敦煌学研究,后转而关注中亚及新疆史前考古领域,其著作包括《塔里木盆地干尸:中国古代来自西方的神秘人群》(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基因、地理与语言年代学:塔里木盆地的史前晚期与历史时期》(Genes, geography, and glottochronology: the Tarim Basin during late prehistory and history)、《早期青铜时代塔里木盆地的东西方混合人群》(Evidence that a West-East admixed population lived in the Tarim Basin as early as the early Bronze Age)等,编纂有论文集《中亚东部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人群》(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People of Eastern Central Asia)等3。

  译者李春长,现就职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期从事新疆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在《考古学报》、《科学通报》、《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吐鲁番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丝绸之路史前史》中译本也是其重要成果之一。

  《丝绸之路史前史》全书共分为六章,是一部重构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的著作,也是库兹米娜女士多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结晶。该书在西方考古学界之所以长期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它是苏联考古学学术体系下的典范,更与书中大量应用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关,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世界学术界欧亚草原“迁徙和交流”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一章“欧亚草原生态发展的动力”,概括欧亚草原自公元前第五千纪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强调人类文明发展与环境因素密不可分。气候环境与人口数量的相互关系,反映出“生态因素在文化演进中的作用”(P.9),也影响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

  第二章“黑海——里海草原经济的发展状况”,探讨早期草原居民获取食物的方式,以及马的驯化、轮式交通工具产生的重要意义。作者将黑海沿岸、伏尔加地区、里海周边、哈萨克大草原的考古材料由点到线进行连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从而论证了马匹及轮式交通工具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

  第三章“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主要论及欧亚草原早期城市的形态,以及轻型双轮马拉战车的产生、巴克特里亚骆驼的出现对欧亚草原贸易的影响。作者依据出土材料认为,“早期城市的建立与特殊工具的制造以及阶层分化出现的富裕贵族有关”(P.39),而城市的建立促进了贸易路线的开辟与发展。

  第四章“中亚南部的考古学文化”,重点介绍土库曼斯坦南部、河中地区中下游、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如安诺文化(纳马兹加VI期)、苏亚尔干文化、楚斯特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重要发现,并依据生业经济中农业与畜牧业的比重,将其分为灌溉农业型、农耕兼畜牧型与家畜饲养型三大类(P.72),对于研究内亚史前生业经济的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五章“中亚东西部之间的关系”,讨论了新疆青铜时代人群与中亚西部的联系,指出新疆早期青铜时代著名的切木尔切克墓地、古墓沟墓地和小河5号墓地均属于阿凡纳羡沃文化的范畴,与公元前第三千纪印—欧人的扩张有关,并提出“阿凡纳羡沃人群是原始吐火罗人”(P.81)的假说4。

  第六章“结论”,作者在总结前五章的基础上,指出金属工具、双轮马拉战车、马匹的饲养和祀马等对旧大陆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P.97),而史前的欧亚草原文化可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丝绸之路”使其彼此紧密相连。

  库兹米娜关于“史前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对于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中亚已知最早的丝绸出土于公元前第二千纪阿姆河北部萨帕利土丘遗址附近的墓葬中5,而在新疆天山谷地阿拉沟墓地、帕米尔高原曲什曼墓地、阿尔泰山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等,均出土有西汉以前的丝织物,说明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贸易已经存在6。在新疆七角井新石器遗址和罗布泊地区青铜时代墓葬,以及天山北路(林雅)、五堡、焉布拉克、洋海、苏贝希、萨恩萨伊、扎滚鲁克等墓地,均发现数量不等的货贝随葬,均来自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而随葬货贝现象亦见于我国河南、陕西及甘青地区,说明在“丝绸之路”之前已有“货贝之路”将中原与新疆紧密连接7。此外,在扎滚鲁克一号墓地M24出土表面涂漆的胡杨木桶8,M129发现的江南紫竹制成的排箫形乐器,时代均为公元前3世纪末9。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10,其中“邛竹杖”即为竹器,而“蜀布”可能是产于蜀地的丝织物,这与新疆近年的考古发现相符合。

  尽管《丝绸之路史前史》可谓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但毋庸讳言,任何著作都不能尽善尽美,《丝绸之路史前史》也同样如此,其中部分观点甚至有失偏颇,我们应该以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它的不足之处。

  首先,《丝绸之路史前史》过于强调原苏联境内乌拉尔地区、哈萨克草原、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各地青铜文化的趋同性,忽略彼此间的差异性,带有明显的“泛安德罗诺沃主义”色彩。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遗存,1914年发现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Krasnoyarsk)丘雷姆河与西伯利亚铁路交界处的阿钦斯克市(Arkhangelsk),因墓地旁的安德罗诺沃村而得名。“安德罗诺沃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苏联考古学家捷普劳霍夫(S.A.Teploukhov)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不久格里亚兹诺夫(M.P.Griaznov)将自己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发掘的遗址归入其中,将其范围扩展至东起西伯利亚,西至乌拉尔,南达中亚北部的跨区域文化,并使用“Entity”和“Community”表示“泛安德罗诺沃联合体”的概念11。

  在斯大林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吉谢列夫20世纪40年代所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将安德罗诺沃文化作为连接苏联亚洲部分与欧洲部分青铜文化的重要依据,证明“苏维埃联盟在史前时代即已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由于《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的“特殊贡献”,该书于1950年获得了斯大林奖金。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苏联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吉谢列夫本人也于1950年3月和1959年11月两次赴华访问和讲学,我国学者亦将吉谢列夫的讲演收集成册,由中国友好协会新华书店发行,书名为《吉谢列夫讲演集》12。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考古学随即成为批判的对象13。此后由于双方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双方曾出现长期论战,考古学领域成为苏联划分政治势力范围的工具,如瓦西里耶夫在《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也使用了“文化联合体”概念14。在中苏论战中,苏联声称“中国西部边境从未到过巴尔喀什湖”15,就曾借用“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这一考古学文化概念。

  由于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完成于1949年,作为研究苏联考古学的重要资料,其中译本在“文革”前已初成其稿。但直至1985年,《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译本才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编辑出版,并成为研究欧亚草原考古的必备书目,其中许多过时的观点亦被我国学者所接受。

  在中、苏考古交流中断期间,苏联学术界曾围绕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地理范围进行过激烈争论,马尔古兰(Margulan)、科马洛娃(Komarova)、扎德涅普洛夫斯基(Zadneprovskiy)等学者对此均持有不同看法16。但此后,这一学术争论随着勃列日涅夫的上台而终止。“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范围开始不断扩大,并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20世纪7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格宁(V.F.Gening)在车里雅宾斯克(Chahabinsk) 辛塔什塔(Sintashta)河流域发掘了一系列青铜时代遗址,将其命名为“辛塔什塔文化”。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考古学家将“辛塔什塔文化”、“阿卡姆文化”(Arkaim)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彼德罗夫卡文化”(Petrovka)相结合,提出“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阿卡姆文化”(Sintashta-Petrovka-Arkaim),将其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第一阶段,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8-17世纪17。

  在中亚和南西伯利亚,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第二阶段被分为“阿拉库勒”(Alakul)和费德罗沃(Fedorovo)两种类型。“阿拉库勒”类型主要分布于乌拉尔南部、中亚阿姆河(Oxus)、锡尔河 (Jaxartes)至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库姆(Kyzylkum)一带,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400年。“阿拉库勒”(Alakul)类型最后演化成流行于哈萨克斯坦的“阿列克谢耶夫卡文化”(Aleksevka),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100年。费德罗沃(Fedorovo)类型分布于叶尼塞河至南西伯利亚一带,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100年,衰落后演化为流行于帕米尔西缘的“别什肯特—瓦赫什文化”(Beshkent—Vakhsh),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00年18。

  苏联学者划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分布范围过于宽泛,至苏联解体前已“西起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以东,南至天山——帕米尔高原,北到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其区域面积超过350万平方公里,年代范围从公元前23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0世纪”19,如此粗略的划分,显然并不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学术定义。倘若苏联未在1991年解体,估计“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概念还会不断扩展。

  类似的研究范式在苏联考古学中并不少见。例如1971-1974年,苏联学者格里亚兹诺夫(М.Р.Грязнов)和曼奈-厄尔(М.Маннай-Оол)在发掘阿尔赞一号大墓后,就将其考古学文化定义为“阿尔赞部落联盟”(Aржанской конфедерации племен)20,在缺乏新疆考古材料的情况下,甚至将“阿尔赞部落联盟”的领域随意扩大到新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区域内,这种做法显然是政治意味大于学术目的。苏联解体后,这一缺乏考古学证据的研究观点又被部分欧美学者所继承,成为当代西方建构新疆史前史的理论基础21。

  事实上,所谓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许多考古遗存都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性。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亚各国在文化上“去苏联化”的同时,也在对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再认识,如苏联时期中亚境内发现的众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均被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但在苏联解体后,中亚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多采用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方式,除去政治因素外,也更符合考古学研究的规范性。

  其次,《丝绸之路史前史》在建构新疆青铜时代文化时,只强调与欧亚草原西部的联系,忽略了新疆与欧亚草原东部,特别是我国甘青地区彩陶文化之间的联系。(P91)目前新疆已知较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有哈密的“天山北路文化”(林雅文化)、若羌的“小河文化”、阿勒泰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又称“克尔木齐文化”),以及伊犁和塔城的“萨孜——穷科克文化”(或称“穷科克下层文化”)等,其中涵盖阿凡纳羡沃(Afanasievo)、奥库涅夫(Okunieff)、安德罗诺沃(Andronovo)、以及甘青地区马厂晚期、四坝、火烧沟等诸多考古学文化因素,而甘青彩陶文化对新疆史前晚期的影响最为深远,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第一千纪末期,跨越了整个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但这一重要文化因素并未被库兹米娜提及。

  中国彩陶从起源到向西传播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三、四阶段主要在河西走廊至新疆境内22。第三阶段始于公元前2200年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向西扩展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主要遗址有酒泉照壁滩、干骨崖等。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与新疆东端形成了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似的甘肃四坝文化和新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其主要遗址有甘肃山丹四坝滩、玉门火烧沟,以及新疆哈密的天山北路。第四阶段开始于公元前1300年的哈密焉不拉克文化,主要通过天山沿线长距离西传,向西影响到吐鲁番苏贝希文化、和静察吾呼文化和伊犁河谷的伊犁河流域文化,并进一步影响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和伊犁河下游至巴尔喀什湖的塞克文化23。彩陶文化西进对中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法国考古学家亨利·保罗·法兰克福(Henri-Paul Francfort)所言:“公元前1300-前800年,中亚先进的轮制陶器被手制彩陶取代,这与甘青地区彩陶文化的西进密切相关。”24。

  最后,《丝绸之路史前史》受苏联考古学传统的影响较深,不做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从而忽视考古学文化自身演进的内因,片面强调人群的迁徙与扩张。由于不对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使得一些考古学文化因素未被正确识别。(见《丝绸之路史前史》图22—图31)虽然新疆伊犁河谷青铜时代遗存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但二者在居址、葬俗、葬式、陶器类型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以尼勒克县穷科克下层遗址出土手制缸形器为例,其内外壁皆凹凸不平,断裂处呈层状结构,比安德罗诺沃典型器要粗糙。穷科克下层出土缸形器是从底部向上层层黏贴薄泥片后,再进行修整和表面压印纹饰的25,因此器底和器壁交界处有明显的对接凸棱,且为器底包住器壁,制陶技术较为落后。从同时期乌拉尔、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出土的缸形器来看,制陶工艺高超,且花纹样式繁复美观,有极成熟的工艺。由此推测,穷科克下层出土的陶器应该是当地人群模仿安德罗诺沃类型陶器烧制的,由于不熟悉此类陶器的技艺,才出现鲁斤燕削的现象。这也从某种角度暗示,穷科克下层人群很可能是生活在当地的族群,而非库兹米娜认为的安德罗诺沃人群。

  另外在穷科克下层遗址底部的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细石核和细石器,说明在穷科克下层文化之前,此地可能已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过去新疆发现细石器多为地表采集,缺乏准确的层位关系。而穷科克下层遗址说明,伊犁河谷在青铜时代之前已存在以渔猎采集方式生存的人群。2015-2016年,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出土数件圜底鼓腹罐,多为管状流口,带鋬耳,距今约3600年左右26,类似的管流罐亦见于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两地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27。2017年5-7月,考古工作者在伊犁州墩麻扎至那拉提高速公路沿线发现了3座距今4900余年的古代墓葬,证明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产生之前,新疆伊犁河谷已存在更早的考古学文化28。

  由于中译本并非俄文版直译而来,因此译者需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文字校对,十分辛苦,但再细致的工作也难免百密一疏。中译本第4页“羊毛草”(wormwood-sheep-fescue)与第25页的“羊茅草”(wormwood-sheep’s-fescue),译文应前后一致。地图15新疆遗迹中,“萨兹”(Saz)应译为“萨孜”,即塔城地区托里县萨孜墓地,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此发掘墓葬4座29;“尼尔卡”(Nilqa)应译为“尼勒克”,即伊犁州尼勒克县,2001-200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尼勒克县发掘过穷克科遗址,其上层为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下层为青铜时代遗址30;“库苏”(Küsu)应译为“奎苏”,即巴里坤县奎苏镇,书中多次提到的南湾墓地就位于此31;“喀尔桑”(Qaraüzhmä)应统一译为“卡尔桑”,即伊吾县卡尔桑遗址32。

  对于书中的真知灼见而言,以上所举均无伤大雅。一部四十余万字的译著,出现纰漏也在所难免,不能苛求十全十美。总而言之,《丝绸之路史前史》及中译本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心血之作。作者开创性的研究,及译者孜孜不倦的校对,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取到欧亚草原史前社会晚期考古的重要信息,为研究新疆周边地区早期文明的演进提供了珍贵资料,必将推动新疆史前考古研究的长足进步。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价值定会愈益彰显。

  注释:

  1 E.E.Kuzmina, Edited by Victor H.Mair.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2008.

  2 E.E.Kuzmina, Relation of the Andronovans with the Population of Xinjiang and Other Regions of China in the Bronze Age,《欧亚学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页。

  3 [意]丰琳著,张弛译,刘文锁审校《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况》,《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第96页。

  4 对于“吐火罗假说”的批判性研究,可参见王炳华:《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北京:科学出版,2017年,第165-180页;王炳华、王路力:《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北京:科学出版,2017年,第114-121页。

  5 A.Askarov, V. Volkov and N. Ser Odjav, Pastoral and Nomadic Trib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st Millennium B.C. In A.H.Dansl (ed.)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 Earliest Times to 700.B.C., Delhi: Motilai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99, pp.459-472.

  6 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第233页。

  7 吕恩国:《洋海货贝的历程》,《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

  8 新疆博物馆等:《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9 王博:《扎滚鲁克考古发现的竹排箫形乐器》,《西部考古》第11辑。

  10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6页。

  11 杨建华:《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页。

  12 吉谢列夫著,王博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13 杨建芳:《“仰韶文化西来说”旧调的重弹——评瓦西里耶夫的两篇反华文章》,《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甘肃省博物馆连城考古发掘队:《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文物》1976年第3期。

  14 杨育彬:《评瓦西里那夫<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77年第6期;瓦西里耶夫著,郝正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邵望平、莫润先:《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考古》1989年第12期。

  15 卫江:《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驳苏修所谓中国西部边境“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的谬论》,《文物》1975年第8期。

  16 G.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Leiben/Koin Publishers, 1970, pp.19-22.

  17 V. Shnirelman, Archaeology and ethnic politics: the discovery of Arkaim, Museum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site museums Vol50, NO.2, April 1998, pp.33-39.

  18 杨建华:《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1-52页。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5页;邵会秋:《<印度-伊朗人的起源>评介》,《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第365页。

  20М.П.Грязнов,М.Х.Маннай-Оол,КурганАржан—могилацаряраннес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Kызыл, вып.16, 1973.

  21 J.P.Mallory, H.V.Mair,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0.

  22 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23 穆舜英、祁小山:《新疆彩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页;李文瑛:《新疆史前美术考古综述》,《吐鲁番学研究》2006年第2期;吕恩国、魏久志:《伊犁河谷与费尔干纳盆地彩陶文化之交流》,《伊犁河谷考古文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0页。

  24 MEI Jianjun,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y, 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uring region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pp.75;亨利·保罗·法兰克福《中亚地区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90-93页。

  25 刘学堂:《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初步研究》,《新疆文物》2011年第1期,第86页。

  2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考古工作的新收获》,《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2017年第7期。

  27 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28 刘汉兴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2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托里县萨孜村古墓葬》,《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386页。

  30 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

  3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巴里坤县南湾M95号墓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32 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年第7期,第333-341页。

  编者案:本文原载于《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 ,页127-132。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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