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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鸿: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发布时间:2019-04-29 10:21:25   来源:《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附录三》    作者:胡鸿   点击: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胡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

  满汉蒙合璧的《满洲实录》开首一段便是对满洲祖先发祥之地长白山的描写。汉文本写道:“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闼门,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①]这段话的蒙文本和汉文一样,对四处出现的“江”字都用了同一个词“mören”,意指河流,在现代蒙古语中依然是河流的通称,比如西拉木伦、乌兰木伦等。奇怪的是满文本在第一处“三江”用了“ilan giyang”,在后文介绍三条江时分别写成“Yalu giyang”“Hūntung giyang”和“Aihu bira”。满文中原有ula和bira两个词分别指称大小河流,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音译的汉语词呢?

  不难发现《满洲实录》对长白山的描写可能源自《大明一统志》,“长白山”条下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②]《大明一统志》的这段话,已经几乎原样出现于《元一统志》。[③]更早的还有北宋时编的《武经总要》,其“长白山”条写道:“……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④]内容和语句顺序都完全一致。如此,则“江”字用于东北已见于宋辽时期。一个南中国的河流通称如何在东北出现?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这是本文想要解决的疑问。

  一、江河之异

  现代汉语中表示大河流通称的字主要有两个:江与河,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这两个字的运用范围有所不同,“江”主要用来称呼中国南方的河流,准确说是长江及其支流以及更南的区域;“河”不仅垄断性地运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也用于一切境外河流名称的翻译。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汉语标准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当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常识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被忽略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河有很多称作江的,比如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等等。这就让人费解了,从鲜卑时代开始,东北的塞外民族多次征服和占据华北,又在失败之后撤回东北。不管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东北地区理应与华北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河”出现在东北,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一点也不难理解。无论如何,“江”何以在东北出现,而且还仅仅用于最大的几条大河,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江与河在成为通称概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专名使用的,即使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⑤]它们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大约在前4世纪到公元9世纪,另一个字“水”充当河流的正式通称。[⑥]可能从唐代开始,江和河的所指范围开始扩张,先是用于两条大河的支流,进而成为所有河流的通称。如同下文将要证明的,解决本文问题的关键,存在于唐代之前的时期。

  当江与河还是专名的时候,在当时人头脑中,这两个字想必要唤起完全不同的画面。在三国鼎立的局面出现之前,华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中国的华北和关中,尤其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中。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显得相当欠发达,有时还被看做是断发文身的南蛮之地。《史记》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又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无积蓄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⑦]西汉中期两地的差距于此可见一斑。《史记·河渠书》所记汉代大水利工程,无一涉及到长江流域。《汉书·沟洫志》更是全以治河为言,一字未及于江。在篇末的赞中,班固明确写道:“中国川原以百数,莫着于四渎,而河为宗”。[⑧]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一状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得以抗衡中夏;不久胡羯乱起,晋室南渡,建康德为六朝古都三百余年。其间长江流域的身份渐渐由华夏文明的临时避难所,转为“正朔”所在的中心。华北反倒五胡云扰,宫阙丘墟,民生凋敝,文化中衰,直到北魏统一才稍有好转。

  整个六朝,长江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在军事防御方面,经济交通方面还是文化意义上。前两者无须赘言,后一点可略加解释。两晋之际衣冠士族仓皇南渡,终于在江左寻到容身之处,“过江”成为一代人传记中都不得不提的重大事件。由于汉魏以来长江流域的边缘性,在这群流亡士大夫心中,他们对这条南方大河没有太多好感。《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一个著名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⑨]新亭的眼泪,不仅是对失去的故国的怀念,也是宣泄流亡于欠发达的长江流域的压抑之情。然而,一些乐观派的士人已经开始歌颂起立足渐稳的新朝廷,顺及这片新的居住地。如郭璞写作《江赋》,言“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考川渎之妙观,实莫着于江河”。[⑩]这大概是第一篇全面歌颂长江的文学作品,而且把长江放在了高于黄河的位置上。不过这种做法尚有先例,东汉末年刘备据蜀称帝前夕,有益州人秦宓,在夸张益州地位的辩论中,说过“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⑪]这是南方士人拔高江的第一个例子,不知郭璞是否读过《三国志》,但《江赋》的精神与秦宓之论是相通的。接下来的三百年,显然郭璞一派的态度占据了上风。南渡士族开始流连于江东的山水,北伐已成了空悬的口号。既然中原收复无望,南渡士族便转而骄傲于他们的礼乐衣冠,不仅他们自己相信,甚至也让一些北方人相信南方是正朔所在。[⑫]甚至直到隋灭陈完成统一后,炀帝依然对南方精致的贵族文化向往不已。[⑬]

  综上,在东晋南朝的几百年里,东亚世界的文化重心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不妨设想此时有外国使臣或者商队来到建康,不论他们是否到过华北,大概都会得到以下这两个印象:(1)江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繁荣的河流;(2)中国的首都总是临江而立。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哪儿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又如何影响其本国?绝非偶然地,我们将要发现这些旅行者中,至少有一位来自朝鲜半岛的百济。

  二、江在中古朝鲜半岛

  此时的朝鲜半岛尚未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足而立,史称“前三国时代”(前25年-668年),直到668年才由新罗首次统一半岛。简单来说,这三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高句丽和百济是由自称“夫余”的族群统治的,[⑭]他们从中国东北地区一路向南征服扩张到朝鲜半岛;新罗则主要由半岛南部原住的“诸韩”部落组成。从地理上看,高句丽占据相当于今日的北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建都于平壤;百济主要控制着半岛的西南部分,他们的领土在高句丽的压制下不断收缩,都城也从汉江上的汉城南迁到锦江中游的熊津城(今夫余)。新罗逐渐统一分散的诸韩部落并控制了半岛的东南部。[⑮]政治上,高句丽和百济是数百年的死敌,一直为半岛的霸权战斗不息。总体上高句丽强于百济,后者不得不维持与新罗及日本的联盟关系以抗衡高句丽。新罗崛起得比较缓慢,在唐朝介入以前,是较弱的一国,最终却借助唐朝的力量成为半岛的统一者。

  学者已经指出,半岛三国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⑯]汉代以来高句丽即与华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管以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同时,在分裂的时代高句丽也和中国南方保持关系。一定程度上,孙吴、东晋和刘宋甚至将高句丽看作重要的盟友,用以牵制华北的政权。从东晋到刘宋的朝贡体系中,高句丽始终被尊为东夷之长。其册封所得的将军号,远高于东邻其他政权。同时,高句丽与华北的政权常常处于对抗状态。直到十六国末期,也就是高句丽的长寿王时期,高句丽开始与北燕及北魏维持友好关系。当5世纪30年代北魏征服北燕统一华北,高句丽不得不接受北魏的册封,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与北魏维持了较稳定的关系。长寿王甚至南迁都城至平壤,以将其扩张的方向由辽东转向朝鲜半岛,一面加强对百济的攻势,一面避免与北魏针锋相对。相应地,高句丽开始失去南朝朝贡体系中东夷之长的身份。

  高句丽原有的角色改由百济扮演。高句丽转而南向使百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北魏延兴二年(472年),百济首次遣使入魏,便意图离间北魏和高句丽的关系,并且鲁莽地要求北魏去讨伐高句丽。当然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更糟糕的是,高句丽受到北魏态度的鼓励,对百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击,攻陷百济都城汉城,并杀害百济盖卤王。从此后,百济和北魏之间的联系通道被高句丽阻断。[⑰]或许并非是巧合,大约在488年,北魏和百济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也可能只是一场局部小冲突。[⑱]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百济南迁都城到了锦江中游的熊津城,并且将其外交重心完全地转向了南朝。

  6世纪上半叶,百济王开始从梁武帝手中得到高于高句丽王的册封。[⑲]在梁元帝所作的《梁职供图》中,百济的使臣被放在东亚国家的首席,其下依次是倭、高句丽、新罗。[⑳]根据韩国学者申滢植的统计,百济派往东晋和南朝的使臣有37次,而派往北朝的一共7次,其中只有两次是派往北魏。[21]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考虑到北魏王朝存在的时间很长。韩升也得出“有魏一代,百济都不与北朝来往”的结论。[22]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放心地推论,7世纪之前百济所接受的中国文化,只能来自南朝。中文史料中明确记载百济“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婚娶之礼,略同华俗”。[23]《三国史记》还保存了一条珍贵的信息:“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24]这一条系在近肖古王三十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即公元375年,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据同书,正是在近肖古王二十七年,百济首次遣使入晋朝贡,次年再次朝贡。[25]这与《晋书》所记完全相符。[26]博士高兴来到百济与朝贡东晋是否有联系呢?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容否认的。[27]

  这样,江作为河流名称出现在朝鲜半岛便可以理解了。考察这一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因为半岛本土史籍编撰时代太晚,细节信息可信度不高。比如在《三国史记》高句丽、百济诸本纪中,“浿水”“浿江”“浿河”,“汉水”“汉江”“江水”“熊川水”“泗沘河”交替出现,没有时代规律可循,只能认为是后代史臣编撰体例不纯。中国正史中凡有记录的,《三国史记》等一仍旧文而时有错漏,反成为二手材料。另一方面,中国史料因有系统的年代顺序,加上在专名(地名、官名)记录上高度的准确性,更适合以考察这一问题。下表列出的是中国正史所记百济与高句丽境内的河流名称:

  可能是由于历史编撰思想的不同,南朝的史书很少涉及百济的内部事务,仅仅如数记下朝贡和册封。因而在唐代之前很难找到一个有关百济境内江的记录。尽管如此,我还是敢于大胆立一假说:百济从南朝引入了“江”的概念,并将之传播给高句丽,这些都发生在隋朝以前。这样判断的原因很明显:百济与南朝的联系密切而与北朝几乎没有联系;同时高句丽与北朝紧密结合,并且接触内亚文化,这两者没有一个能够输出“江”字。高句丽与中国接触历史久远,输入中国文化也至少可以上溯至汉代,南朝形成的有关江的新文化观念很难直接对它造成影响。另外高句丽的浿江在北朝甚至隋代史料中都主要称作“浿水”,说明高句丽境内的“江”不可能是在东晋南朝前期从江南引入,只能是南北朝末期或隋初传自百济。

  下面试为此假说再补充一些证据。从音韵学的角度看,江的读音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其他见系开口二等字一样,江的声母由于介音的增生而精细化,由中古的/k/变成现代的/ʨ/,这可能是清代中期完成的,此处不论。[30]单看韵母,今天江字的韵母与阳字完全相同,但所谓“江阳同形”晚至宋代才开始,宋代江阳两韵的腹尾已经同为/aŋ/,但仍然通过介音维持了二等与三等的差别。直到元代这两个韵部才完全合流。[31]南北朝隋唐时代江字的主元音是后元音而不是前元音/a/。南朝江字当属冬部合口二等,韵母可以拟为/euŋ/。到了隋-中唐时期,《切韵》与大量唐诗可以证明江字的韵母应该是/ɔŋ/。[32]江字的韵母从/euŋ/变为/ ɔŋ /,再变为/iaŋ/,是一个鲜明的时代标尺。日语中江字音读吴音为こう、汉音为かう、唐音为きゃん,分别模仿的是隋唐以前、唐代和明清时期的汉语读音。主元音由后半闭元音/o/低化为前开元音/a/,正好与江字在中国主元音由闭到开再由后至前的轨迹相合。一般认为日语吴音多在隋唐以前间接传自朝鲜半岛,既然江字的吴音体现了明显的南朝特征,那么有理由推测朝鲜半岛是从南朝引入了江字,并将其读音传入日本的。

  输入百济的“江”字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表记,还是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前文已经提到,百济派往南朝的使臣将会报告中国最大的河流叫江,而且都城就在江上。从上表来看,主要有四条河流以江命名:白江、熊津江、浿江、鸭绿江。其中,浿江流经平壤城南,而平壤是高句丽后期的都城;鸭绿江是高句丽境内最大的河流,[33]流经国内城,而国内城是高句丽旧都,也是“三京”之一;白江和熊津江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今天统称为锦江。[34]锦江无疑也是百济境内最长的河流,百济的都城熊津城就在熊津江上。白江和熊津江所在的那条大河名称于史无征,我想很可能这条河就单名作“江”,如同南朝的长江也叫“江”。熊津江和白江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熊津江指“江”在熊津城区域的一段,白江指与白马或者白村有关的一段,[35]如同汉语中的“吴江”、“楚江”一样。这个推论如果成立,也能进一步肯定百济引入的“江”是一个专名。只是后来这一名词出现泛化趋势,尤其是在统一新罗时期。

  如果做历时性的观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表中高句丽的两条河流名称的前后变化。浿江拥有更古老的名称“浿水”,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时代。[36]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在隋炀帝大业八年诏书里我们看到“横断浿江,径造平壤”[37]这句话。有趣的是,在两年后炀帝的另一份诏书里,又有“追奔逐北,径逾浿水”。[38]这该如何解释呢?《隋书》一共三处提到“浿水”,仅有上文指出的那一次提到“浿江”。这说明“浿水”才是隋王朝官方接受的正式名称。之所以出现“浿江”,完全是诏书起草者为了押韵的需要而做的创新,因为“江”和“壤”正好能押韵。尽管如此,诏书起草者也万万不能凭空为一条境外河流改名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高句丽已经自称这条河流为“浿江”,但是隋朝廷不愿意接受这个新名称,宁愿沿用汉代以来的古典名称“浿水”。不论如何,毕竟“浿江”也堂皇地出现在炀帝的诏书里了,表示中国官方正在试图接受它。到唐初,中国官方已经习惯于新名字“浿江”,开始有了“浿江道总管”[39]这样的军事名号。事实上,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几乎所有场合这条河都被称作“浿江”,只有《新唐书·高丽传》有一个例外记作“浿水”[40],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一种用典修辞。

  “鸭绿江”在中古文献中的出现要晚得多。在《旧唐书》里,只有“鸭绿水”。《新唐书》中,“鸭绿/渌水”出现了两次,“鸭绿/渌江”出现了三次,还有九处“鸭渌”可以是任何一个的简称。如果观察得更细致一点,我们会发现《旧唐书》中全部六次出现的“鸭绿水”和《新唐书》中一次出现的“鸭绿水”,都与太宗、高宗时期唐与高句丽间的战争有关,我们几可断定唐前期这条河被称作“鸭绿水”。《新唐书》中另一处“鸭渌水”则出现在《高丽传》,在上文所言“浿水”的同一段落,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用典修辞。另一方面,《新唐书》全部三处出现的“鸭绿江”都在《地理志》的最后一部分,即所引贾耽着《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史言贾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岛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41]《新唐书》称“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更重要的是记下了“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42]可见这是一份值得信任的准确记录,还保存了周边政权新制的地名。贾耽的著作完成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出自贾耽书的“鸭绿江”,应该反映的是唐中期的该河流名称的新变化。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学者都具有贾耽这样最新的地理知识,杜佑的《通典》与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同完成于贞元十七年,但在《边防典》“高句丽”条下,高句丽的河流还被写作“鸭绿水”和“浿水”。[43]总之,唐前期的“鸭绿水”在唐中后期名称发生了变化,成为“鸭绿江”,这一变化发生在8世纪,只有为数不多的唐代学者如贾耽细心注意到并记录了下来。

  在朝鲜半岛,新罗充分利用了唐朝的帮助,最终于668年完成了半岛的统一。不过这不意味着新罗完全控制了原来三国的全部疆域,尤其是高句丽的部分。先是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直接统治原属高句丽的领土。接着,在持续八年的唐罗战争之后,这个都护府后撤到了辽东。甚至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安东都护府被废置,新罗也从来没有向北扩张疆域越过浿江一线。[44]鸭绿江和浿江之间的地域处在一种政治真空的状态,直到契丹和高丽王朝进入此地。[45]高丽王朝初建之时,《高丽史》言“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46]可见此地废弃已久。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告诉贾耽“鸭绿江”新名称的使臣,一定和统一新罗无关。

  三、江在古代东北

  带来“鸭绿江”新名的使臣只能来自渤海国。698年,粟末靺鞨建立起一个政权,后改称渤海国。[47]当此之时,唐朝先受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的冲击,又勉力对抗复兴的东突厥汗国,接着陷入武后末年长期的宫廷纷争中。这些都给了新生的靺鞨政权绝好的发展机会。当唐朝终于在玄宗治下恢复了秩序,它面对的渤海已经是一个“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的强大政权了。玄宗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赐予大祚荣“渤海郡王”。渤海国与唐朝维持了友好关系,还注重文化建设,“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很快成长为繁荣的“海东盛国”。[48]渤海有“五京”,其中西京即为鸭渌府,领“高丽故地”。鸭渌府治(吉林浑江市临江镇)正在鸭绿江的上游。[49]渤海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鸭绿江流域。[50]因此,唐中期鸭绿江的改名,只能由渤海政权来完成,尽管我目前还没见到直接的记载。

  这里还有另一个间接证据。渤海国在五京十五府之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州称作“独奏州”,表示它们直辖于中央政府。三独奏州之一名为“涑州”,它成为独奏州的原因是“涑州以其近涑沫江,盖所谓粟末水也”。[51]建立渤海政权的族群被称为粟末靺鞨,这个粟末水应是他们得名的原因,也是他们的原始居住地。“粟末水”是北魏时候就已出现的古名,中国史家比较熟悉。但是“涑沫江”,不仅仅用“江”替代了“水”,还完全替换了“粟末”二字,这或许是中国史书要在此做特别解释的原因。于此可见渤海时期改水为江尚不止一例。《新唐书·渤海传》言涑沫江“源于(太白)山西,北注它漏河”,它漏河是今洮儿河,因而可以肯定这条涑沫江就是今天的第二松花江,后文还将继续关注这条重要的河流。

  至此我们知道渤海国至少用“江”命名了两条大河,一条是鸭绿江,也就是《满洲实录》首段提到的那条;一条是涑沫江。渤海人从哪里接触的“江”呢?从历史上看,粟末靺鞨与高句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新唐书·靺鞨传》记靺鞨著者有五部:粟末部、汨咄部、安居骨部、黑水部、白山部。其中“白山本臣高丽”;唐取平壤之后,汨咄、安居骨等部皆奔散,说明他们也依附于高句丽,接着这两部“遗人并入渤海”。而“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高丽逋残稍归之”。[52]如此看来,渤海人本身就依附于高句丽,又在后者灭亡之后吸收了同样依附高句丽的其他靺鞨部落,还有高句丽的残余力量。最终,当渤海成为海东盛国以后,它与新罗和日本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高句丽从百济接受了“江”这一概念,继而统一新罗从百济和高句丽继承并大力推广之。[53]与高句丽的固有渊源加上与统一新罗的密切交往,使得渤海国很自然地用“江”为境内河流更名。然而中国东北毕竟不是朝鲜半岛,这里所受的华北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因此在渤海境内还有许多河流用“河”来命名,比如经过上京与中京的“忽汗河”,涑沫江注入的“它漏河”等等。

  926年,契丹征服了渤海,历有辽一代,“鸭渌江”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但是“涑沫江”似乎不见于记载了。显然契丹人对“江”这个字眼没太大的兴趣,他们更愿意根据北中国的习惯,用“河”或者“水”来命名河流。比如涑沫江在辽代史料中就曾被称为“疎木河”。[54]可是在辽圣宗的统治时期,一个值得注意变化出现了。太平四年(1024年),辽圣宗发布一个诏书“改鸭子河为混同江”。[55]为什么辽朝皇帝会突然青睐起“江”字?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鸭子河及混同江的地理位置、功能、以及改名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关于鸭子河,学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目前接受最多的结论大概是鸭子河指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这一点也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大体一致。[56]我想这个说法还不完全准确。下面我从基本史料的梳理出发,对这一结论做出一点更正。提供信息的史料主要有:(1)《武经总要》:“蹈弩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57](2)《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粟末水……北注它漏河”。[58](3)《金史·地理志》:“辽长春州……有挞鲁古河、鸭子河。”[59]挞鲁、挞鲁古、它漏、踏弩,都是同音,今名洮儿河亦同。据(4)《辽史·地理志》:“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60](5)《辽史·圣宗纪》:“(太平四年)二月己未朔,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61]由此可知,长春县、长春州之得名都由于长春河即挞鲁河。而长春县既有鸭子河又有挞鲁河,故挞鲁河流入鸭子河之地必在长春县。这一位置可能是今洮儿河流入嫩江之处,也可能是嫩江汇入松花江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嫩江这一段是离长春州最近的,最有可能是其得名的原因。这样也能符合史料(2)所言的粟末水注入它漏河。所谓鸭子河春猎之地实指鸭子河泺,(6)《辽史·营卫志》记辽代皇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而鸭子河泺为“春捺钵”。这个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62]我怀疑就是挞鲁河汇入鸭子河之处形成的湖泊,这里同时也是今第二松花江与嫩江汇合而成东流松花江之处,即“粟末水注入它漏河”处,而且很可能就是《武经总要》所记的“大水泊”。(7)《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是雁鸣生育之处。”[63]这和《辽史·营卫志》所记的“春捺钵”猎天鹅野雁的活动相符。种种证据严丝合缝,故而可以断定挞鲁河为今洮儿河加上其汇入后的嫩江下游一段,鸭子河泺指挞鲁河、粟末水(第二松花江)交汇而东流之处的水泊,鸭子河即是该水泊的下游河流。[64]

  这些推断成立的话,辽圣宗面对的鸭子河就不仅仅是个野鸭很多的春猎地,还是两条大河合二而一,并形成壮阔水泊的地方,这一点与“混同”之意何等接近!所以混同江看来像是一个实景命名。然而,史实没有这么简单,混同江之名并非此时才有,而是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契丹国志·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记载:“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太宗破晋,改为混同江。”[65]这段抄自《松漠纪闻》,后者“太宗”作“契丹德光”。[66]本文开头所引《武经总要》有关长白山的记录:“其颠有潭……北流为混同江”。既发源于长白山,又北流,只能是粟末水。而且《武经总要》撰写于宋仁宗康定年间,鸭子河改名后的混同江已经出现,如果不是粟末水早有混同江之名,当不至于犯这么离谱的错误。[67]可见粟末水,或者渤海时代的涑沫江,的确在辽太宗末期,更名成为混同江。这样,《辽史·地理志》“东京道宾州”条下所言“统和十七年(999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68]才变得可以理解。耶律德光灭后晋在会同九年(946年)末大同元年(947年)初,上距渤海国灭亡仅仅20年,而渤海大氏政权覆灭后,耶律阿保机派出皇太子为人皇王,在渤海旧境建起了东丹国。东丹国虽然明显是契丹的附属国,但是制度上“治渤海人一依汉法”,[69]对渤海的旧文化旧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沿用了二百年的“涑沫江”恐怕还没有被遗忘。成功灭晋之后,耶律德光将之更名为混同江,既保留了渤海遗民看重的“江”字,又以“混同”二字作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慑,[70]完全在情理之中。

  因此辽圣宗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只不过是将涑沫江所改的混同江名称,沿用到下游,或者说承认了今天的北流松花江是东流松花江的正源,而嫩江和洮儿河只是支流。这样做也是有用意可寻的。辽代皇帝的四时游幸狩猎,不仅仅是遵循契丹旧俗,其选择的地点、进行的活动都有明确的政治用意。[71]耶律德光就曾对石敬瑭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72]《辽史》专门为此立《游幸表》,并在序言中说“援司马迁别书《封禅》例”,[73]可见这类活动是国之大事。翻阅《辽史》诸本纪与《游幸表》,可以发现,鸭子河或者混同江成为每年常规的“春捺钵”,是从辽圣宗太平四年开始的,之前辽朝皇帝很少在春天到这一区域。这一区域本是生女真的腹地,[74]混同江春猎正是为他们而来。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秩。[75]此年以后,圣宗渐渐将春猎地点从纳水(嫩江中上游)逐渐顺流下移至春州,再到鸭子河,并将其改名为“混同江”。与对东丹遗民的用意相似,这一名称一者承认了“江”以及原北流混同江的地位,一面也是对生女真的政治威慑。果然,太平六年(1026年),即更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两年后,辽遣同知枢密院迷离己等引军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间,此城就是后来的宁江州,是辽金之际的战略要塞。同月,“东京留守八哥奏黄翩领兵入女直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诏奖谕之”。[76]后来辽帝幸混同江钩鱼时,“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钩到的第一尾鱼后要举办“头鱼宴”,席间诸酋长要次第起舞,这是表示臣服的一个仪式。[77]既然是“故事”,说明是行用已久的制度。

  至此,本文引论提出两条江,都已经出现在东北的历史舞台上,后面的故事都很容易理解了。女真与渤海同出靺鞨,语言与文化都相接近,[78]他们很可能像渤海人一样看重“江”这个外来的词语。尽管契丹人本身对“江”没什么兴趣,但为了怀柔渤海和女真,才将两条河流先后命名为混同江。在女真语,以及在后来的满语中,都有两个表示河流的词,较大的ula和较小的bira。历代都以ula对译“江”,以bira对译“河”。[79]女真在征服辽朝之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汉文化,[80]他们的“ula=江”的观念只能继承自渤海,再远溯至高句丽、百济直到南朝。

  在与金代同时期的南中国以及朝鲜半岛,“江”都已经贬值(devalue)为一个普遍的水文概念,但“江”的概念在女真治下的东北仍然保持了其高贵的文化价值,也就是“江”的地位高于“河”,这也是名号贬值(devaluation)与行用时间成正比关系的一例。此时期东北除了混同江和鸭绿江,唯一出现的称为“江”的河流是宋瓦江。我们知道宋瓦江即前面的粟末水、涑沫江,后代的松阿哩乌拉、松花江,也就是混同江本身。女真人不过是恢复了自己语言的命名,“松阿哩乌拉”(Sungari ula)意为“天河”或者“天江”。[81]包括女真在内的东北民族大多将长白山作为神山崇拜,连带高看从此山流出的河流,[82]比如按照金朝国家祀典,每年要两次向长白山神及混同江神献祭。[83]同样的,《满洲实录》以描述先世所发祥的神山来开始本朝的历史叙述,也是意图给满洲照上神性的光环。[84]

  四、结论

  本文从对《满洲实录》的疑问出发,追溯东北地区以“江”命名大河的历史渊源。从4世纪到12世纪,“江”这一词汇从南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再为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所接受。随着国际关系、政治形式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江”被输出、引入、扩展、贬值甚至抛弃。中古时期,中国南北对峙,朝鲜半岛尚未统一,由于高句丽的阻碍,百济被迫仅仅与南朝单边交往,从而得以引入南朝式的中国文化,包括“江”的概念。半岛三国时代末期,“江”传入了高句丽,并被统一新罗完全继承。建立渤海国的靺鞨民族曾臣属于高句丽,又在渤海国时期吸纳了大量高句丽遗民,从高句丽引入了“江”字,并在与同样使用“江”的新罗的密切交往中强化了这一概念,结果是将鸭绿水改称为鸭绿江。作为所有满通古斯语系民族的第一个王国,渤海使南朝式“江”的观念内化进他们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之中。面对文化发达的渤海遗民,以及日渐崛起的女真人,辽代皇帝两次选择用“混同江”来表达微妙的政治暗示。最终,自认为靺鞨与女真后裔的满洲人,在本族历史的开篇用音译写下这两个江名:其一始于渤海靺鞨,其一缘自白山女真。

  [①]《满洲实录》卷一,载《清实录》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页。

  [②]《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外夷·女真》,“山川”目“长白山”条,天顺五年内府刻本,第9页。

  [③]《元一统志》明以后久无全本,今赵万里校辑本卷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开元路》“长白山”条下(中华书局,1966年,第219-220页)几段皆辑自《满洲源流考》。

  [④]《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蕃界有名山川》,影印明金陵唐富春刻本,见《中国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四册,第1119页。

  [⑤]参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六辑,1979年,第81-90页。石泉先生指出在一些文献中,“江”用于长江之外的一些河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难以否认“江”主要是长江的专名,至少在汉唐之间是确定的。

  [⑥]这一点可以在正史的《地理志》里得到很好的证明。另外,在《水经注》里,黄河被称作“河水”,长江称作“江水”。都是标准的“专称+属名”的称呼。参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第1至5卷,及第33至3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⑦]《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2-3页,及第3270页。

  [⑧]《汉书》卷二九《沟洫志》,第1698页。

  [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第31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109页。《笺疏》本“江河之异”作“山河之异”,余先生在笺疏中又举敦煌写本所引世说做“江山”,而言“知唐人所见《世说》固作江”(第111页)。”然而《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作“江河”(第1747页),《通鉴》卷八七亦从之。胡三省注:“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第2771页)。此处的异文古来聚讼难定,综合各本,分别言之,仍以第一字作“江”,第二字作“河”为最多,故本文暂从《晋书》与《通鉴》。又,隆和年间桓温上疏要求还都洛阳时,仍写道“河洛萧条,山陵危逼……今江河悠阔,风马殊邈,故向义之徒覆亡相寻,而建节之士犹继踵无悔。”(《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以风马代指南海之君(楚)与北海之君(齐)的典故来看,与之对举的江、河自然也是以两条河流而代指洛阳与建康,这一修辞和王导完全一致。

  [⑩]《文选》卷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明胡克家刻本,第183-190页。

  [⑪]《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第975页。

  [⑫]如前秦苻融说道:“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资治通鉴》卷一〇四,第3304页)。高欢也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第347页)

  [⑬]《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隋炀帝至江都”条:“帝……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饮乐耳!’”(第5775页)可为一证。

  [⑭]《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言“出于夫余”(第2213页);同卷《百济传》言“其先出自夫余”(第2217页),百济王上表也称“臣与高丽源出夫余”。(第2217页)

  [⑮]参今西龍「百済都城扶餘及び其の地方」『百済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1年、391頁。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载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26- 342页。

  [⑯]下文的论述主要依据韩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44页。

  [⑰]北魏遣使者邵安等前往百济,第一次陆路高句丽“不令东过”,第二次从海路又“遇风飘荡,不达而还”。见《魏书》卷一〇〇《百济传》,第2218-2219页。

  [⑱]《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百济传》言“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第1011页)被记为一场大规模战争。韩升前揭文在仔细考证与此次战争有关的史料后,认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局部冲突,可能是北魏海上巡逻军阻截百济前往南齐的使船,而战斗蔓延到百济境内。(同上注)

  [⑲]普通元年,梁授予高句丽王安宁东将军,而普通二年授予百济王宁东大将军。见《梁书》卷五四《诸夷传》,第804页。

  [⑳]关于《梁职贡图》,请参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年第7期,第14-17页,以及刊前所附图版;王素以为后人所见所论的是《贡职图》,而非《职贡图》,还提供了几种《贡职图》国家编排对照表,见《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80页;韩升《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4年,第120-137页;又Enoki Kazuo(榎一雄), The Liangchih-kung-t’u, Memories of the Research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42, The Toyo Bunko, 1984;收入Enoki Kazuo, Studia Asiatica(榎一雄著作集欧文卷), Tokyo:Kyuko-shoin(汲古书院), 1998, pp. 318- 383.

  [21]申滢植《百济史》,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2年,第205页。

  [22]韩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第40页。

  [23]《北史》卷九四《百济传》,第3119-3120页。

  [24]金富轼着,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四《百济本纪第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5]同上。

  [26]参见《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第221页;及同卷《孝武帝纪》,第233页。

  [27]《梁书》卷三三《儒林·陆诩传》记载:“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可见百济借朝贡之机请求派遣博士是完全可能的。

  [28]《周书》卷四九《高句丽传》载:“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第884页);《北史》卷九四《百济传》还记有:“每年初,聚戏浿水上,王乘腰舆,列羽仪观之”(第3116页)。

  [29]以下括号中的数字均指出现次数。

  [30]参王力《汉语语音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0页。

  [31]同上书,第308、340、365页。

  [32]同上书,第133、198、239页。

  [33]《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高句丽”条言:“马訾水一名鸭绿水,……高丽之中,此水最大。”(中华书局,1988年,第5015页)从后文我们知道,鸭绿江的更名应当与高句丽无关,此处先不妨如此理解。

  [34]参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载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343-354页;又参今西龙「白江考」『百済史研究』、349-376页。

  [35]参上注。有关白江名称来历与地望,中、日、韩学界探讨得已经非常多,但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无意介入这一问题。

  [36]《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第2985页。

  [37]《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1页。《校勘记》言“浿”原作“沮”,据《三国史记》卷二〇改。《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炀帝》补自《隋书》,所记同篇诏书即作“沮”。但是这几处的“江”字皆同。

  [38]《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7页。

  [39]《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第81、83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61、66页,等等。

  [40]《新唐书》卷二二〇《高丽传》,第6181页。

  [41]《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第3784页。

  [42]《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1146页。

  [43]《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高句丽”条,第5015页。

  [44]统一新罗有官职名“浿江镇典”,列为外官,也可说明浿江的边境属性。见《三国史记》卷四〇《杂志九·职官下》,第481页。

  [45]参王小甫《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41-47页。

  [46]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卷一《太祖世家》,(朝鲜)劳动新闻出版社,1957年,第15页。

  [47]参魏国忠、郝庆云、朱国忱《渤海国史》第一章,及附录《渤海纪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8]《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第6179-6180页。

  [49]朱国忱、金太顺、李砚铁《渤海故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50]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第1147页),可见渤海控制了临近江口百余里之外的整个流域。

  [51]《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第6182页。

  [52]以上俱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黑水靺鞨》及《北狄·渤海》,第6177-6179页。

  [53] 8世纪中期新罗景德王更改了很多原高句丽境内的地名。一些地名被冠以从前所没有的“江”字,比如獐项县被改为临江县,屈押县被改为江阴县,等等。“临江”自然是靠近某条“江”,“江阴”则是在某条“江”的北岸,这些都暗示该区域“江”的存在,进而说明新罗统治者对“江”这一词汇颇有好感,并将它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参见金富轼着,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三五《地理志二》,第430页。

  [54]《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第199页。

  [55]《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第192页。

  [56]参看郭珉:《鸭子河诸说之评述》,载《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73-76页。此文将前人关于鸭子河考订的结论分为七类,最终支持第七种说法,即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说。

  [57]《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3页。

  [58]《新唐书》卷144《北狄·黑水靺鞨》,6177页。

  [59]《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路》,563页。

  [60]《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长春州》,445页。

  [61]《辽史》卷16《圣宗纪七》,192页。

  [62]《辽史》卷32《营卫志中·行营》,373页。

  [63]《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5页。

  [64]以上论证的各河流最初的名称,或者说狭义的本名,但不能忽视这些概念的混乱复杂之处。比如改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以后,鸭子河旧名仍常见于史。比如“清宁四年,城鸭子、混同二水间”(《辽史》卷98《耶律俨传》,1415页);又如混同江与疎木河也同时出现,见下正文所引。

  [65] 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长白山”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56页。《岁时杂记》一篇,多抄自洪皓《松漠纪闻·续卷》。

  [66] 洪皓撰,瞿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山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0页。

  [67]《四库全书总目》卷99《子部·兵家类·武经总要》言其“至于诸蕃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中华书局缩印本,838页)诚然,比如《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黄龙府之西,大水泊之东”(第)便绝不可解。但至少有关长白山这一段是可靠的,否则不会被《元一统志》、《明一统志》,甚至最熟悉此地的满洲人编写的《满洲实录》所接受。

  [68]《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宾州》,470页。

  [69]《辽史》卷61《刑法志》上,937页。金毓黼也认为“东丹既建,仍用渤海之制,以治其土,臣其臣,子其民”,见氏著《渤海国志长编》卷4《后纪》,转引自魏国忠等着《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66页。

  [70]这与辽太宗在灭晋后所改的年号“大同”,思路是一致的。

  [71]参见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收入氏著《辽史从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6-172页。傅先生此文对辽代四时捺钵的地点、活动、政治功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认为“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不过傅文对捺钵地点选择与辽境内外异民族的关系似乎未曾注意,因而本文所论尚可附之骥尾。辽代皇帝的春季巡幸频率最高的地点除了混同江、鸭子河、纳水、春州、鱼儿泺(傅文以为即鸭子河泺)一带外,尚有鸳鸯泺一地。鸳鸯泺处在南京析津府至内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今张北县境内,可能与沟通草原上活动的阻卜等民族有关,有待进一步讨论。

  [72]《辽史》卷4《太宗纪下》,48页。

  [73]《辽史》卷68《游幸表》,1037页。

  [74]《金史》卷1《世纪》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

  [75]《辽史》卷15《圣宗纪六》,170页。

  [76]同上,199页。

  [77]《辽史》卷27《天祚帝纪一》,326页。舞蹈是臣下表示效忠的动作,渊源已久。在天祚帝的一次头鱼宴上,有一个坚决拒绝舞蹈的女真酋长,引起天祚帝的猜疑。此人宴归之后,“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同上),他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一小插曲也足以说明混同江钩鱼是件严肃的政治活动。

  [78]阿骨打起事时,对渤海遗民的宣传口号是“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见《金史》卷2《太祖纪》,25页。

  [79]女真语见Daniel Kane, The Sino- 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of Interpreters华夷译语(女真馆),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9, p.161 and p. 162. 满语见中嶋干起编《计算机处理御制赠订清文鉴》第一卷,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1993年,114页。

  [80]洪皓《松漠纪闻》言“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29页),“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第30页),可见一斑。另,唐长孺先生曾论及“金太祖时,女真人通晓契丹字者甚多,而晓汉字者实寡。”见《论金代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响》,收入《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73页。

  [81]乾隆皇帝《御制松花江诗》自注云:“松花江以松阿哩乌拉得名,松阿哩者,即国语‘天河’也。”见《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5,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个词的语源,可能是Sungari <*tsungari < tängri.

  [82]今天东北所有称江的大河,无一不与长白山有关,都经由名称从干流向支流推广的过程而来,此处限于篇幅,不赘论。

  [83]《金史》卷35《礼志七》,819-821页。

  [84]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实录》所转写的“giyang”在意义体系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的读音是晚近的,按照《切韵》音系,江字属于开口二等字,南朝和唐初的江字是不可能有i介音的。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江韵的介音在宋代是/e/,在元代变为辅音性的/i/。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江字的发音应该是/kiaŋ/,蒲立本所拟的元代北京音同此(参见E. G. 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UBC Press, 1991, p. 149.),这与《满洲实录》所记载的gyiang完全一致。到《满洲实录》的时代,受唐宋以来通语的影响,东北的江字读音中增生了i介音是很自然的,并不影响江作为整个概念体系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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