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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祥:“南澳Ⅰ号”:位置、内涵与时代
发布时间:2019-06-17 14:03:01   来源:《博物院》    作者:丁见祥   点击:

“南澳Ⅰ号”:位置、内涵与时代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丁见祥)

  “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发现于2007 年,初名“南海Ⅱ号”,后更名为“南澳Ⅰ号”1。经过2010-2012年三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基本完成船载文物的发掘,船体以覆盖金属框架的方式进行原址保护2。这是中国水下考古近十年来的重大成果之一。“南澳Ⅰ号”的年代计有万历年间说3、隆庆开海之际说、万历三十六年之后说,以及“南澳Ⅰ号”为李旦(?-1625年)商船说(属万历后期或已进入天启年间)4等观点。本文基本遵从发掘简报所持万历年间说。不过,万历年号使用长达半个世纪(1573-1620年),对于享国不足三百年的大明王朝来说,万历年间说略显粗疏。实际上,“南澳Ⅰ号”的另外两位发掘者孙键与周春水先生对年代有更为精确的推断。孙键综合器物风格、窑业技术以及密植隔舱的造船风格判断“南澳Ⅰ号”的年代在16世纪末- 17世纪初5;周春水认为“南澳沉船漳州窑(瓷器)更接近或稍早于1600 年‘圣迭戈’号沉船所见漳州窑青花瓷,明显比1613年‘白狮’号沉船所见的漳州窑青花开光瓷年代更早”6。在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1567年隆庆开海这个重要事件,本文倾向于“南澳Ⅰ号”沉船事件的年代介于隆万之际到万历中期前后。下文拟从沉船位置、沉船内涵与时代背景等方面对“南澳Ⅰ 号”进行初步分析。

一、沉船位置

  “南澳Ⅰ号”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东南三点金海域(图1)。三点金为干出礁,别名半潮礁、濑,由六块干出礁组成。礁区范围东西0.5千米,南北0.3 千米,干出时高1.6米,礁盘面积0.125 平方千米。礁群呈三角形排列,其中三块主礁成鼎立之势,故名“三点金”。“濑”是当地渔民的惯称,取其义为水浅流急底部复杂危险。该礁是渔船、货轮往返必经的要道,为航行危险区,常有船只在此触礁沉没7。《指南正法》曾提醒过往船家南澳海域“内甚多礁, 行船子(仔)细”,《华夷变态》则提到发生在南澳的三起海难事故8。

图1 “南澳Ⅰ号”沉船位置示意图

  三点金所在海域为中国南海、台湾海峡的入口,由南澎列岛、勒门列岛等23个岛屿组成的南澳海域是重要国际航道9 。形象地说,南澳海域位于东亚、东南亚“沙漏状”海域(即台湾海峡)的腰部偏下位置10。王冠倬先生称南澳是“明清时期南方航线上的中途岛”11,饶宗颐先生说南澳是“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12,林仁川先生则认为南澳依托韩江流域这一广阔的经济腹地,在明清时期成为独具特点的“私人海上贸易港”13,南澳在东南沿海乃至东亚海域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自宋代以来,南澳海域在海路交通与区域贸易中的重要性就多见于文献,尤以明清为多。位于南澳岛西山大潭东侧的宋代政和五年(1115年)“舍井”石刻显示出至少自宋代以来南澳就是出入韩江的潮州商人以及过往海舶商船的必经之路14,而在“深澳”“隆澳”一带已有闽粤海盗的频繁活动15。元代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柬埔寨)的记录虽未明确提及“南澳”,但从其航海针路看南澳海域显然为必经之地,惜其与南澳岛的具体位置关系不够明确16。明朝永宣时期,郑和航海的中国段基本延续了周达观航路17。自此以后,诸如“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南澳,为闽粤交界之区;扼抗抚背之防,甚属紧要”、“南澳为闽广要冲,贼艘上下所必经之地”、“(南澳)为诸夷贡道所必经”等记载不绝史书(表1)。随着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及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东来,“南澳”先后以“Lamo”或“Lamao”“Nanngao”之名在16-19世纪的西方文献及海图中有着大量的记载,显示了其在东亚航路网络中的要冲地位18。

表一 文献所见南澳地位与航海价值简表

二、沉船内涵

  沉船内涵分析是沉船考古的核心所在。若以商船为例,研究者一般可从“船体”、“船载文物”和“人” 三个方面进行叙述和阐释,如有可资参证的文献,考察的角度会更为丰富(图2)。在“船与人”互动共存的层面上,这一沉船内涵构成也可称为“船舶社会”30。

图2 沉船内涵分析框图

  (一)船体

  总体来看,沉船大体南北向,艏北尾南,船体由西向东倾斜。残长24.85 米,残宽(最宽处)7.5米,保存25道隔舱板31(图3)。由沉船左舷受损严重推测,船只沉没时受到强烈的冲击, 船载文物也由此因势位移、外倾、抛洒,船体结构基本完整33。树种鉴定显示,“南澳Ⅰ号”隔舱板与尾舱板为山茶科的荷木,是分布较广泛的亚热带树种,具有易成长、强度大、硬度高的特点,耐腐蚀性和抗虫性较弱33。从文献记载看,明代以荷木为船材并不多见。据《龙江船厂志》,楠木、杉木(桅橹)、松木、榆木(舵杆)、樟木、檀木、白杨木(车旋、桅饼、玲珰)、栗木(桨把)等是主要造船木材34。考古证据说明,明代造船工匠不仅了解多种木材性质,还能做出差异性的用料选择。例如,龙江船厂遗址(属工部,海防、江防用船)共使用了杉木、硬木松、柏木、红锥、白锥、麻栎、楠木、黄檀、榉木9类国产树种,且以红锥量最大(50.98%),杉木次之(27.45%);宝船厂遗址(属兵部, 郑和下西洋用船)则有杉木、硬木松、壳斗科等国产树种,还有柚木、格木、娑罗双、杯裂香等东南亚树种,以杉木为主(79.66%),柚木次之(11.02%)35。“南澳Ⅰ号”密置隔舱与船肋的做法非闽广传统,研究者认为这是随着明代中晚期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舱壁结构吸取西方帆船多肋骨设计的结果36。由于沉船船体依然在海底封存,桅、舵、碇、锚等船舶属具未见报道,对造船技术及其代表的航海传统细节的深入认识还难以达成。

图3 “南澳Ⅰ号”平剖面图

  (二)船载文物

  迄今为止,“南澳Ⅰ号”出水各类文物总数达2.7万余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石器等,此外还有2.4万枚铜钱、2.9万粒珠管串饰,以及果核、块茎类作物遗存等37。船载文物中, 以贸易赢利为目的的船货是大宗,其货物装载体现了“最大可能提高装载量与保持货物稳定相结合的原则,其中提高装载量是最直接的出发点”38。宋代,此原则被表述为“大小相套,无少隙地”39,这也被“南海Ⅰ号”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40。“南澳Ⅰ号”出水瓷器主要来自漳州窑、景德镇窑,主要有盘、碗、罐、杯、碟、盖盒、盖钵、瓶、壶等器类,装饰以青花为主,部分为五彩产品,也有少量青釉、红釉、霁蓝釉产品;纹饰以花卉纹、动物纹、人物纹、文字纹为主41。此外还见少量酱釉堆塑龙凤纹罐、瓮(图4、5)。一方面, 上述同类器物在同时代前后的海外沉船遗址、陆地遗址中多有发现,其在亚洲范围内所进行的岛际贸易形态已经有研究者初步揭示42;一方面,中国外销瓷器因市场需求差异而产生的分层供给与营销方式也已有所讨论,如景德镇民窑产“细瓷”主要销往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国内市场,漳州窑瓷器则主要用于亚洲内部贸易,尤其是销往各殖民地市场43。毫无疑问, “南澳Ⅰ号”瓷器的流向问题也应作如是观,沉船考古所见者正是其混装搭载阶段的状态。此外,“南澳Ⅰ号”出水瓷器中带“木”“吾”“大”“玉”“山”“白”字,尤其是有“林宅”字样(图6)的漳州窑瓷器显示出可能存在海外华人订烧瓷器的现象。以贸易为目的的船载文物中还有圆形铜板、铜质线圈、铁锅、珠管串饰、铜钱等,其中有些铜、铁质器应属违禁物品。

图4 酱釉堆塑龙纹六龙系瓮(2011NANⅩⅢ0012)

图5 酱釉堆塑双凤纹六狮系瓮(2012NASⅦ0038)

  从考古发现看,受限于沉船保存状况和某些物品归类的多种可能,需舶维生物品与个人物品有时难以准确区分。不过,发掘者指出沉船舯部“ 包括几门大炮,并出有雕花漆木片、铜锁、铅砣、骰子、围棋、木梳、木家具构件等反映船员个人生活的物品”,前舱“罐中盛放有大量块茎作物,或为远航贮备的食物”,艉舱“伴出少量厨房用具类”44。舯部和艉部较前舱荷载更大以抬高船头、减少上浪45。这种观察和记录无疑有利于“船舶社会”的复原研究。总体上看,包括水果果核、块茎类食物、炮铳、铅锤(测深锤)及伴出厨房用具(如单件的陶罐、锡壶、锡盒等)、医疗物品(石杵、硫磺、茯苓、青铜针等)等在内的船舶维生用品,骰子、围棋等船员娱乐用品,木梳、戒指等个人物品,以及秤杆、“携琴访友图”漆木片、木家具残构件等考古发现,反映了“南澳Ⅰ号”船舶生活的若干方面。基思·马克尔瑞(Keith Muckelroy)指出,船舶的沉没既存在“抽滤效应”,也兼具“搅拌作用”。前者是指沉船过程、打捞活动和易腐物的分解等环节中所产生的物质输出,后者则显示了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对沉船内涵解释的可能潜力46。如此看来,精细的水下考古作业是科学分析“船舶社会”的重要前提,而基于船载文物对沉船内涵的解读也必定难求完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澳Ⅰ号”还发现一件铜锣,锣面平坦,底口微敛,侧穿两孔47(图7)。此类铜锣在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中也时有发现,如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1件48、福建晋江深沪湾水下遗址2件49、漳州冬古湾沉船1件50(表2)。可见,铜锣在沉船中出现并非孤例。早在北宋崇宁四年(1105 年)中国赴日贸易船“公凭”就有“锣”的记载,其“防船家事”目中罗列“锣壹面、鼓壹面、旗五口”等内容51;《宋会要辑稿》记南宋嘉泰元年(1201 年)五月三日事,也提及船户用“防护铜锣”52,宋代两笔记载意涵相近;元朝“市舶则法二十三条”还有“海商所用兵器并铜锣作具,随住舶处具数申所属,依例寄库,起舶日给”的记载53;明代罗懋登在述及战船配置时也列举了大发贡、大佛狼机、碗口铳、喷筒、鸟嘴铳、烟罐、弩箭、过船钉枪、旗、鼓、大铜锣、小锣等三十三种(类)物资及其具体数量54。显然,铜锣作为古代船舶的重要配置由来已久,为“海商所用”,是“防船家事”,起“防护”之效。据此,“南澳Ⅰ号”沉船所见铜锣应为船舶日常航行、遭遇突发事件乃至发生海战冲突时进行人员组织或紧急动员的重要工具,属于船用声号设备。鉴此,铜锣也是从“船舶社会”的角度探讨沉船内涵的重要资料。当然,铜锣有时也具有商品属性。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的18名生还者之一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记述,1521年他初到菲律宾时就注意到了早已存在的中菲贸易,并提及菲律宾使用中国瓷器、铜锣、烧珠乃至铜钱的情况55。1641年,西方观察者在柬埔寨也见到华人用食盐、瓷器、铁器和小铜锣交换黄金、犀角和象牙56。马来西亚“丹戎新邦” 沉船(Tanjung Simpang Wreck)的发现则说明早在12-13世纪铜锣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品57。

表2 中国沉船出水铜锣信息简表

图6 青花缠枝花卉纹“林宅”盖钵(2010NAC0147)

图7 铜锣(2010NASⅢ0001)

  (三)人

  商船人员基本由功能性的人与目的性的人两类构成(图2)。功能性的人主要指维持船舶运行所必需的工作人员,有其具体的分工结构。张燮指出“每舶舶主为政,诸商人附之,如蚁封卫长,合并徙巢。亚此则财副一人,爰司掌记。又总管一人,统理舟中事,代舶主传呼。其司战具者为直库,上樯桅者为阿班,司椗者有头椗、二椗,司缭者有大缭、二缭,司舵者为舵共,亦二人更代。其司针者名火长,波路壮阔, 悉听指挥”58。此项记载说的是商船, 其时代与“南澳Ⅰ号”相仿或略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历史上,包括乘客、逐利货商、弘法僧侣、偷渡客、逃亡者等在内的“目的性的人”显然也是商船的经常性人员构成,可具体到沉船考古资料时,往往极难辨别。在具有封闭舱室结构、保存状况又好的沉船中,此类信息有时得以大量保留。考古学家在1628年沉没的瑞典名舰“瓦萨号”(Vasa)中发现了25具尸骨,装在船员箱子里的干粮、衣服和小件个人物品,一遇难者随身衣服里的二十枚半分铜币,以及一个木箱内小盒里的一束头发等59,这些发现极大丰富了“瓦萨号”沉船的人员构成研究。“南澳Ⅰ号”沉船资料没有发现遗骨尸骸60,船体上层建筑也荡然无存,仅见诸如戒指、木梳等零星个人物品,显然难以支撑人员研究的深入开展。“人” 的因素是沉船内涵分析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今后的沉船考古工作中还需更加留意,以记录那些难得一见的“蛛丝马迹”。

三、时代背景

  16-17世纪中叶,全球正处于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大航海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时期61,晚明中国的内政、外交皆因此而面临新的调整。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势力叩关求商,嘉靖以来所谓“倭寇”、海盗对中国东南沿海及贸易商船的骚扰掠夺62,是来自大明王朝外部的两个重要问题;内部则是“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63的局面。对此,明朝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反应,并以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荡平双屿走私港与二十九年(1550年)朱纨被迫饮鸩自杀两个相关联的事件做了极端化表达64。“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65。这无疑顺应了沿海商民贩洋谋生的内在需求, 而进一步规范私人贸易也日益成为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于是,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 准贩东西二洋”,政府也由难收“利权”而设馆督饷、“公私并赖”66。这是对明初海禁成法的重要调整,开启了晚明海外贸易新格局。这一新局面的核心就是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取代朝贡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67。

  “南澳Ⅰ号”正是在此新的贸易背景下沉没的一条商船, 从船载文物(尤其是瓷器)的产地与运销路线出发,学界多推定其始发地为漳州月港。历史上,尤其嘉靖年间浙江罢除市舶司后,“南澳Ⅰ号”沉没海域曾为“倭舶”盘踞,是“海上互市”,但尚无迹象显示南澳就是沉船目的地。研究者对“南澳Ⅰ号”船载文物的行销路线的分析,显示出目的地的多种可能性68。这说明由于航线的网络属性和集散分销现象的存在,准确推定沉船目的地殊非易事。隆庆开海后, 月港出航船只仅限船数而未定地点。万历十七年(1589 年),福建巡抚周寀上书:“漳州沿海居民往贩各番, 大者勾引倭夷窥伺沿海,小者导引各番劫掠商船。今列为二款:一、定限船之法。查海禁原议给引五十张为率,每国限船二、三只。今照原禁,势所不能,宜为定限。如东洋吕宋一国水路稍近,今酌量以十六只,其余大率准此。以后商贩告票造船应往某国者,海防官查明数外,不准打造。薄税银之征。商饷规则,每货值一两者税银二分,又西洋船阔一尺税银六两、东洋船阔一尺税银四两二钱;既税其货,又税其船,无乃苛乎!除船税照旧,其货物以见在时价裒益剂量。”兵部覆:“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69。东、西洋涉及43 个贸易目的地,东洋中吕宋交易最繁, 西洋近者是交阯、占城、柬埔寨、暹罗,远者则以下港(万丹)、旧港(巨港)、马六甲居多70。在东南亚地区, 1568年哈三乌丁(Hassan Udin)宣布万丹脱离淡目国独立,万丹渐与此时之马六甲港口分庭抗礼。1596 年荷兰人科内利斯·德·郝德曼(Cornelis de Houtman)首次东来先到万丹,也见证了中国人在万丹贸易的持续繁荣71。直到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步经营巴达维亚,万丹的华人贸易才渐趋衰落。由上可见,东洋之吕宋,西洋之交阯至暹罗半岛地区,万丹、巨港、马六甲等海岛或海峡地区皆为“南澳Ⅰ号”的可能目的地。结合船载文物境外流布的初步分析72,吕宋与万丹地区为“南澳Ⅰ号”较为可能的两个目的地。1574年,赛维礼(Seuille)提及“…… 华商运来(吕宋岛及马尼拉城)的货物,有些是杂碎的零星日用品,其中有菲律宾的摩尔人(moors)常用的大陶瓮,此外尚有粗瓷,铜铁什器,另有精细瓷器以及丝织品,乃以供应官员者……”,这段记录显示的商品结构与“南澳Ⅰ号”所见比较吻合73。同时,考虑到“红毛夷……从来不通中国;惟闽商每岁给引贩大泥国及咬留巴,该夷就彼地转贩。万历甲辰(1604 年)……嗣因(大泥)途远,商船去者绝少;即给该澳文引者,或贪路近利多,阴贩吕宋”现象的存在74,则吕宋地区应为“南澳Ⅰ号”最为可能的目的地。据文献记载,月港所在漳厦海域去菲律宾至少有三条途径:(一)太武往吕宋:自太武开船,经澎湖山、虎仔山、沙马崎头,过海峡至吕宋;(二) 南澳至澎湖:自月港先至南澳,取澎湖列岛之西屿,与前述航路并为一途;(三)文莱回吕宋:自月港先向西洋行,后利用东西洋之间的航线再至吕宋75。这都是“南澳Ⅰ号”贩(或阴贩)吕宋的可能途径,“南澳Ⅰ号”船载文物部分同类器在澎湖诸港及台湾西南海岸考古遗址的出现76,进一步彰显了前两条航线的重要性,却难以排除“文莱回吕宋”的可能77。

  “南澳Ⅰ号”是隆庆开海至万历中期间的外贸商船,它自漳州月港出发,原本要去吕宋地区贸迁逐利,不幸于南澳三点金海域沉没。“南澳Ⅰ号”既反映了沉船内涵的多样性(船体、船载文物、人),也体现了沉船文物的统一性(船舶社会),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囿于材料和学力,本文的分析尚十分浅显,但“南澳Ⅰ号”及其蕴含的信息对于更好地解读隆庆开海后晚明海外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注释:

  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澳Ⅰ号明代沉船2007年调查与试掘》,《文物》2011年第5期,第25页。

  2崔勇:《“南澳Ⅰ号”发掘及原址保护技术——大型框架在发掘与保护中的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思路——首届水下考古宁波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3崔勇:《“南澳Ⅰ号”沉船发现、调查与发掘》,《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4郭学雷:《“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119、126页。

  5孙键:《海上丝路余晖——“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发掘》,《2010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6周春水:《“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7傅锦章主编:《南澳地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8《华夷变态》载,一艘载员七十一人的咬留吧(雅加达)船,在南澳沉没,死五十人;一艘广东高州属下的船只行驶至南澳沉没;一艘从宁波开往咬留吧的船在南澳撞坏,死三人。转引自王冠倬:《中国古代南澳岛的航海地位》,《潮学研究》第3辑,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第39页。

  10包乐史著,赖钰匀、彭昉译:《看得见的城市:全球史视野下的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蔚蓝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44-45页。

  11王冠倬:《中国古代南澳岛的航海地位》,《潮学研究》第三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2饶宗颐:《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潮学研究》第三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13林仁川:《明清时期南澳港的海上贸易》,《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4页。

  14邱立诚、杨式挺:《从考古文物资料探索潮汕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潮学研究》第二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41-42页;邱立诚:《南澳大潭宋代石刻小考》,《潮学研究》第三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9-81页。

  15吴榕青、李国平:《早期南澳史事钩稽》,《国家航海》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99页。

  16(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周达观航行路线图”,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

  17需要说明的是,郑和航海是以南澳岛为望山,“外过”南澎列岛,并未经由南澳内侧航路。这与郑和“外过”海坛山,不经海坛海峡的情形类似。关于南澳作为航路望山或始发港与目的地的区别,王冠倬先生曾做过分析,见王冠倬:《中国古代南澳岛的航海地位》,《潮学研究》第三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廖大珂:《16~19世纪初西方文献中的南澳》,《国家航海》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4-73页。

  19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编制:《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20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中华书局,2000年,第49-50、88页。

  21陈佳荣、朱鉴秋:《渡海方程辑注》,中西书局,2013年。第312-323页认为《顺风相送》应为吴朴《渡海方程》的上篇《海道针经》,据此即为1537年(嘉靖十六年)。

  22(明)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247页。1562年为其初刻本时间。

  23(明)郭子章:《潮中杂记》(影印万历本)卷五,香港潮州商会第三十八届会董会。亦见于1687年刘抃修康熙年间《饶平县志》。

  24(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页。

  25(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书),卷五七、卷五八,明文书局,1940年;陈丽萍:《晚明学人张萱及其〈西园闻见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09页。

  26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指南正法》,中华书局,2000年,第116、134、155、167、169-170、171-175、190页。

  27陈佳荣、朱鉴秋:《渡海方程辑注》,中西书局,2013年,第324页。向达持18世纪初期(康熙末年)之说,见《两种海道针经·序言》,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28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初海疆图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6年,第59页。此说据《西园闻见录》。

  29(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30﹝英﹞理查德·A·古尔德主编,张威、王芳、王东英译:《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此书通篇都体现了对于船舶社会的出色分析。2009年11月,由法国远东学院(EFEO)、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联合举办了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名称为“船与人:亚洲古船历史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的新视角”。

  31崔勇:《“南澳Ⅰ号”沉船发现、调查与发掘》,《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 8页。

  32孙键:《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海洋遗产与考古》,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158页。

  33田兴玲、李乃胜、张治国、沈大娲、刘婕:《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木材的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4年第4期,第111-114页。

  34(明)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35廖倩、潘彪、王丰:《明代南京船厂造船用材的鉴定与比较分析》,《林产工业》2016年第8期,第23-27、39页。

  36周春水:《广东南澳Ⅰ号沉船船体初探》,《海洋遗产与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9页。越南发现的万历时期平顺(Binh Thuan)沉船长23.4米,宽7.2米,也有25个隔舱,载[越南]阮庭战著,容常胜、钟珅译:《越南海域沉船出水的中国古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77页。更早的密植隔舱记录见于嘉靖甲午年(1534年)陈侃《使事纪略》:“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载(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第141页。

  37周春水:《“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38周春水:《“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39(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40王元林、肖达顺:《“南海Ⅰ号”宋代沉船2014年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12期,第56-82页。

  41宋中雷:《“南澳Ⅰ号”沉船瓷器窑址探析》,《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42刘淼、胡舒扬:《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6-160、170-172页。

  43﹝英﹞甘淑美:《西班牙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4期,第59页;﹝英﹞甘淑美:《荷兰的漳州窑贸易》,《福建文博》2012年第1期,第13-14页。

  44周春水:《“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45周春水:《广东“南澳Ⅰ号沉船船体初探》,《海洋遗产与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2页。

  46﹝英﹞基思·马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62-193页。

  47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物图录》, 科学出版社,2014年,356-357页。

  48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海南省博物馆:《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福建文博》1997 年第2期,第35页。

  49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42-247页。

  50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41-351页。

  51﹝日﹞三善为康辑:《朝野群载》卷20《大宰府附异国大宋商客事》,转引自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78页。

  5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53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第880页。

  54(明)罗懋登著,陆树崙、竺少华点校:《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239页。即:“……大铜锣四十面,小锣一百面……什物器用各船同”。需要说明的是,此书为演义小说,鲁迅言其“文词不工,更增支蔓”,实际上它保留了不少明代史实的底子,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55《菲岛史料》Ⅲ,第101、167页,转引自黄盛璋:《明代后期船引之东南亚贸易港及其相关的中国商船、商侨诸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

  56﹝澳﹞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东南亚德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二卷《扩张与危机》,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3页。

  57童歆:《9到14世纪南海及周边海域沉船出水中国产金属器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年,第46-49页。其中,“丹戎新邦”沉船发现约300件铜锣,成摞叠置,可能为商品,不过从注释第54的内容来看,沉船发掘中一船出多件铜锣不能简单作为铜锣性质判定的唯一依据,需综合考察;“鳄鱼岛”沉船(PulauBuaya Wreck)发现8件铜锣,尺寸不一,是否为商品还需再斟酌。

  58(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70-171页。实际上,宋元以来的文献中多见此类记载,在分类名目与名称上有所区别。

  59 瓦萨博物馆:《VASA》(国际书号:978-91-976923-9-7),2009年,第17、27、35、38页。

  60究其原因,在充分认识水下考古发现局限性的同时,还应考虑到海难发生时人的逃生本能显然可以突破船的限制,并与沉船本身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离散状态。从“南澳Ⅰ号”沉船位置临屿近岸的特点看,即使在恶劣海况下,船上部分人员生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61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67页。

  62﹝日﹞松浦章:《中国的海贼》,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9-79页。

  63(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

  64廖大珂:《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文史哲》2009年第2期,第87-100页。

  6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405页。

  66(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17页。

  67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下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495- 1540页。然而,此时统治者的统治心理与国家制度并未因此进行大的调整,依然以“朝贡”心态看待这种变化,形成“人情尤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的尴尬局面。

  68郭学雷:《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126-129页。

  69《抄本明实录》(据红格本影印)册十九,线装书局,2005年,第440页。

  70(明)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七《公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6册,齐鲁书社,1997年。

  71黄盛璋:《明代后期船引之东南亚贸易港及其相关的中国商船、商侨诸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第74页;﹝日﹞岩生成一著,刘聘业译:《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第108-119页。

  72周春水:《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文物概述》,《孤帆遗珍:南澳Ⅰ号出水精品文图录》,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1页; 郭学雷:《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第126-129页。

  73﹝美﹞菲律·乔治著,薛澄清译:《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第44-45页。

  74《天启红本实录残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戊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阴贩吕宋”虽系针对“大泥”而言,但同一航向的万丹、旧港、马六甲等也极有可能存在此类情况,即“(阴贩日本商船)出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洋”,见王胜时《漫游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75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中华书局,2000年,第88、90页。[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82-183页。

  76陈信雄:《从遗留在台澎的漳州窑瓷器探索两岸交通伊始》,《闽台文化交流》2011年第4期,第51-63页。

  77隆庆开海后,这条迂回曲折的航线对于华商贩运吕宋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但可能性难以排除。江道源:《大帆船贸易与华侨华人》,《八桂侨史》1996年第1期,第51-52页。

  编者按,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6ZDA145)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刊于《博物院》2018年第2期,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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