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18世纪几艘沉船出水的中国茶具看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首都博物馆 裴亚静)
最早认识中国茶叶的是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和中国的交流较早。约在九世纪中叶，关于中国茶叶的记载出现在阿拉伯人的著述之中[1]。随着十六世纪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随后将中国茶叶向欧洲介绍，最早的是加斯帕·克路士(Gaspar da Cruz)[2]和利玛窦(Racci Matthieu)，利玛窦在书中将中国茶叶向欧洲介绍：“(茶)是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著名饮料……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中国人的饮用方式是“把叶子放入一壶滚水，当叶子里的精华被泡出来以后，就把叶子滤出，喝剩下的水。”[3]
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是荷兰人。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7年，荷兰人将茶叶从澳门运到印尼的万丹，将茶叶列入贸易项目。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经爪哇转运至荷兰，至此，欧洲人开始饮用中国茶叶，大规模的茶叶贸易从此开始。随着茶叶的输入，茶具也开始随之进入欧洲。各国纷纷成立东印度公司，参与中国的茶叶与瓷器贸易。1616年丹麦东印度公司、166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1731 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最早成立的贸易公司。“英国公司在那里(广州)他们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世纪末，茶叶是利润最高的商品，占公司贸易60%左右。”[4]因为茶叶大量进口到欧洲，与之匹配的茶具也随之大量出口。我们从17-18世纪的各国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中国外销茶叶和茶具的资料。
一、17-18世纪沉船资料
由于路途的遥远，海上航行的不确定性，导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海上航行时有时发生危险而沉入海底，而沉船的发掘，也让我们了解了当时船上所装载货物的品种和数量。
1、哈彻号[5]
哈彻号于1643年-1646年在开往巴达维亚的途中沉没于南中国海斯特林威夫司令礁(the Admiral Stellingwerf Reef)，1983年由迈克尔·哈彻船长(Michael Hartcher)打捞，所以后来称作“哈彻号”。这是一艘装满了瓷器的沉船，船上打捞出25000件瓷器，一些瓷器上带有纪年为1643年，所以有些专家认为船沉没于1645年左右。船上有一部分是克拉克瓷，也有一些有小型茶碗，成套的茶杯、碟，成百的药盒。研究者推测船是开往荷兰的，因为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更多地将巴达维亚作为其欧洲和远东的贸易中心。1983年-1985年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佳士得拍卖公司对出水瓷器进行了拍卖。
2、头顿沉船(Vung Tau wreck)[6]
头顿号沉船发现于越南巴地头顿省槟榔礁Con Dao岛，是一艘中国船，沉没于中国开往巴达维亚途中。1990年6月-1991年7月，由隶属于越南交通运输部的Salvage公司与瑞典Hallstrom Holdings Oceanic公司联合发掘。船上出水实物6万件，大多数为康熙时期烧造的瓷器。头顿号是一艘运送中国瓷器的沉船，出水瓷器式样多仿欧洲金银器或玻璃器，具有巴洛克风格，也有些瓷器绘有欧洲风格纹样。除大部分为景德镇烧造外，也有一些福建德化窑烧造的白瓷碗、碟、勺子、盒子及瓷塑人像等。船上发现了万历、顺治和康熙铜钱。推测其时代约在康熙29年(1690)左右。
3、奥斯特兰号 (Osterland)[7]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奥斯特兰号沉没于南非开普敦Table海湾，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艘沉船，1990年初期发现于南非，船上有中国、日本和波斯陶瓷。大部分为碎片，其中85%为青花瓷，常见的款识是树叶或“玉”字，其它为日本瓷器、中国德化窑白瓷和五彩瓷。一些中国瓷器的造型和头顿号出水瓷器相似，有青花茶碗，德化窑白釉狗、佛和观音雕像，也包括软胎茶壶和一些小型雕塑。最重要的是船上出水了6件外销紫砂壶与40块紫砂残片，这6件茶壶均为中国本土风格，器型较小，带把手，部分茶壶外表贴饰模印的花卉、鸟、龙和云纹。至少有4件六边形茶壶，两件模印龙纹，上面有提梁。三件茶壶和几件残片带有款识。另外，还有几件高质量的粗陶器：两件模制盘子、一件装饰蜻蜓，一个茶碗，一个带凸花葡萄纹的盖子，是为了迎合西方市场而制作的外销紫砂壶。
4、碗礁一号[8]
碗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碗礁附近，2005年6月发现，随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船上货物以瓷器为主，约17000余件，多为景德镇民窑产品，以青花瓷居多，也有青花釉里红和和五彩瓷。主要器型有将军罐、筒瓶、花觚、凤尾尊、盖罐、炉、盒、盘、碟、碗、杯盏、盅、葫芦瓶等。研究者根据船上出水的最晚资料推测，碗礁一号沉船的沉没年代为17世纪末期，即清康熙中期。沉船中未见茶壶，出水了几套茶杯、碟。
5、金瓯沉船[9]
发现于越南金瓯省而称作金瓯沉船。1998年8月至1999年10月，越南Visal公司、越南历史博物馆及金瓯省博物馆联合对金瓯省陈文时县海域的沉船进行考古发掘。从船上收集到瓷器6万件，加上从民间征集到非法打捞的瓷器，共有13万件。大部分为雍正时期烧造的青花瓷和微带窑变的彩釉器。瓷器窑口为景德镇、福建窑和广东西村窑，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白釉和酱釉瓷。青花瓷共17种造型，其中有大量配套的茶杯、碟，茶壶、碗、盆、罐、瓶等，小茶碟有199种样式。小茶杯有181种样式，小茶壶25种。部分青花瓷器碗底书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因而可以确定这艘沉船的年代约在雍正年间(1723-1735)，沉船中的瓷器多数具有中国风格，也有一些绘有欧洲题材纹饰,推测是一艘开往欧洲的商船。
6、哥德堡沉船(Gothenborg)[10]
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十二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从中国返航，即将到达哥德堡海港时，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的货物有：6056锭铁/铝合金(133吨)，289个箱子，12个桶，2388包瓷器，3.4吨螺。1.8吨胡椒，11.4吨姜，2.3吨藤器，2677箱茶叶(366)吨，19箱丝绸。其中的茶叶包括2500箱武夷茶，500箱功夫茶，148箱小种茶，10箱茶饼，包在780个小罐里的10箱种类不同的茶叶。船上约有瓷器50-60万件，大部分为碎片，完整器很少，对碎片进行整理后，发现大多数货物是杯子，茶杯、咖啡杯、巧克力杯，碟子、盘子，中等尺寸甜点或水果盘以及中等尺寸的碗。还有少量定制的成套茶具和餐具。
7、盖尔德麻尔森号(Geldermalsen)[11]
这艘船也称为“南京号”，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沉船。乾隆十六年(1751)从广州出发，船上装载了茶叶、瓷器、丝绸、漆器、药品等物前往荷兰。乾隆十七年(1752)1月3日在新加坡港东南撞暗礁而沉没，船上有15万件青花瓷和686997磅茶叶，丝绸等。
8、格里芬沉船(Griffin)[12]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乾隆二十六年(1761)沉没，船上装载了大量茶叶，其中包括武夷茶1000箱，Souchong 114箱，Twankay510箱，Songlo1621箱，Hayssen Sking405箱, Hayssen27箱，其中还有47箱不能鉴别出茶的种类，共3967箱，其中红茶占很大的比例。此外，船上还装载了大量的茶具，包括单独成套的茶杯、茶碟，还有成套系、多种组合的茶具。
二、中国茶具的输出及组合变化
尽管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时间较早，他们于正德9年(1514)最早来到中国，在正德年间通过广东上川岛订造具有葡萄牙特色的景德镇瓷器，展开中葡走私贸易活动，将中国瓷器贩运到到欧洲及西亚等地区[13]。但是将中国茶叶最早运到欧洲的是随后来到中国的荷兰人。1607年，荷兰从澳门将中国茶叶运到印尼的万丹，1610年转运到荷兰，这是中国茶叶输出到欧洲的开始。1619年，荷兰占领印尼的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此后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在亚洲的殖民中心。荷兰运销的茶叶一部分用于本国消费，大部分卖到欧洲其它国家。
那么，中国茶具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运往欧洲呢?荷兰学者佛尔克根据海牙国家档案馆收藏的1631-1682年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日志》等材料写成《瓷器与东印度公司》[14]一书，他非常关注中国茶叶和茶具的外销，他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将1682年以前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只做了编年。在1624年以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输的中国瓷器中，没有一件和饮茶有关系，没有茶杯、茶壶、糖缸或奶罐，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欧洲饮茶的习惯还没有形成。1626年从巴达维亚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斯希丹号”(Schiedam)上，第一次提到了250件茶杯，佛尔克认为这只是一个贸易中的符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杯。直到1643年的“利洛号”(Lillo)的货物清单中有690件茶杯，而同年4月25日的一份订单的需求是10000件外壁绘有花卉的茶杯。佛尔克先生认为，欧洲人形成饮茶的习惯大约在这个时期形成，并且对茶具的需求在这个时期开始增加。164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订了25000件茶杯。此后，饮茶之风从荷兰传到法国、德国和英国。茶叶第一次在英国出现的时间是1650年，1660年中国茶出现在英国的咖啡屋。
沉船出水资料可以和佛尔克先生的研究相互印证。1643-164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哈彻号”沉船，虽然出水瓷器以克拉克瓷为主，但已经发现了很多整齐划一的茶杯[15]，这应是在沉船中较早发现的茶具资料。稍后的“碗礁一号”沉船中也出水一些配套的杯碟(图1)。没有茶壶的出水，说明这个时期仍然处在茶叶和茶具外销的初期，尚未形成规模。
图1 青花缠枝花纹杯、碟 碗(礁一号出水)
沉没于1690年的另一艘沉船——头顿号，出水的瓷器中有各种各样的茶壶：有圆形高提梁花卉纹茶壶，也有六方侧把山水纹茶壶[16](图2)。配套的茶杯碟也有大小几种，有八方和圆形，绘画花卉，纹饰分区装饰，周身布满花纹。大部分茶壶的尺寸较小，高度在7-9厘米之间，高提梁壶应为欧洲定制样式。此外，头顿号上还出水了奶茶壶，这意味着欧洲人喝中国茶时，在茶汤中加入糖和牛奶，这表明中国茶叶进入欧洲后，欧洲人对中的饮茶方式不是照搬，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合欧洲人的口味，也是中国茶进入欧洲后开始本土化的象征。而相同花纹茶杯碟和奶茶罐(图3)的出水，也表明定制的统一花纹的配套茶具开始出现
图2 青花花卉纹高提梁茶壶、青花六方山水纹茶壶(越南头顿号出水)
图3 青花八方杯碟、青花奶茶罐 (越南头顿号出水)
沉没于康熙36年(1697)的奥斯特兰号也出土水了青花茶碗，与前几艘沉船所不同的是，船上出水了中国紫砂壶，至少包含6个个体(图4)。之前在马来西亚西岸出水的明天启年间(约1625年)“万历”沉船曾出水两个紫砂壶盖和圆球形壶身残片，约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福建东山岛东古湾沉船也曾出水朱泥圆形紫砂壶一把[17]。如果说“万历”沉船和东古湾沉船出水紫砂茶壶较少的话，那么奥斯特兰号算起来至少有几十把紫砂茶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关于紫砂壶最早的记录是在1679年，来自zangzhou(漳州?) 的7箱紫砂壶，1680年有320件贴花装饰的红色紫砂壶，同年又有1635件茶壶到达阿姆斯特丹。英国东印度公司1699年的记录中有82件紫砂壶在当年到达英国[18]。作为中国传统的泡茶具，紫砂壶在这个时期也有一定量的外销。
图4 紫砂壶6件 (奥斯特兰号出水)
雍正年间的“金瓯”沉船则出水了大量的中国茶具。从瓷器的数量上来说，有13万件，其中的青花茶具的种类和花纹非常丰富。以茶杯、碟为例，茶杯的直径在7厘米左右，茶碟的直径在11-12厘米之间，花纹多人物图案，如中国传统的西厢记、三国故事、踏雪寻梅、渔樵图、煮茶图、牧牛图等，花卉图案也有相当一部分。除青花外，还有“巴达维亚”瓷，即外酱釉内青花的瓷器。出水瓷器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配套的牧牛图茶具[19](图5)，其中包括茶壶、茶壶托、奶壶、茶叶罐、渣水碗、茶杯碟、带把的茶杯等，所有的这些茶具图案相同：都绘画了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后面跟了一头乳牛，背景是一株垂柳，两只飞燕，旁边有山石和野花，瓷器釉面洁白，绘画细腻，质量较高。虽绘画了中国图案，但茶具的搭配是明显的欧洲风格，很显然这是一套定制的茶具，涵盖了较多的种类。
图5 青花牧牛图茶具 金瓯沉船出水(左上为茶壶和奶罐，左中渣水碗，左下巧克力杯。中为茶壶托盘。右上茶壶，右中可能为糖碗，右下为茶叶罐)
荷兰的东方陶瓷专家克里斯蒂安·约格先生根据商船到达后的拆包册、结算的发票等数据将1729-1793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到荷兰的中国瓷器的类型、装饰图案和数量作了总结。172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套茶具包括：1件茶壶和茶壶托盘、1套奶壶和托盘、1件渣水碗、1套带盖的糖罐和座、12件茶杯和盘、6件带把手的巧克力杯[20]。从这个订单可以看出，这套茶具中出现了茶壶和奶壶托盘，带把手的巧克力杯。而金瓯沉船出水的茶具为雍正时期，1729年的订单也正与金瓯沉船出水的茶具种类相互印证。金瓯沉船中的的六边形花口托盘、长花口托盘推测这是茶壶托盘和奶壶托盘。带把手的也正是巧克力杯。咖啡、茶和巧克力都是在17世纪传入欧洲的，因为从中国订制茶具的便利，咖啡杯和巧克力杯也同时从中国订制，喝三种饮料的用具都用中国瓷器。
乾隆十年(1745)沉没的哥德堡号沉船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沉没的格里芬号沉船装载了大量茶叶和茶具，前者装载了370吨茶叶共2677箱，瓷器50-60万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茶杯、咖啡杯和巧克力杯。格里芬号装载了大量茶叶，其中包括1000箱武夷茶在内的3967箱茶叶，与茶叶配套同时也有大量成套茶具，格里芬号就出水了这样一套青花粉彩茶具[21](图6)，其中有圆形茶壶、略高的咖啡壶、带盖的糖罐、茶杯碟和咖啡杯碟。但其中还缺少了奶壶及整套茶具中必不可少的茶叶罐。
图6 青花粉彩人物纹茶具、咖啡具一套 ( 格里芬出水)
在克里斯蒂安-约格的书中也提到，1758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中第一次提到茶具和咖啡具：1件带托盘的咖啡壶、1件带托盘的茶壶、1件奶罐、1个茶叶罐、1个带碟的渣水碗、带盖和座的糖罐、12件咖啡杯和盘、12件茶杯和盘。虽然格里芬号是一艘英属东印度公司沉船，荷兰的订单也可做个参考。沉船出水瓷器在打捞中的损失，不可避免整套茶具会出现个别缺失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大约在18世纪中期，喝咖啡和巧克力的饮具也纳入茶具当中，成为完整的一套茶具。这套茶具也成为欧洲上层人士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一整套茶具虽然各各功能不同，但往往图案完全相同，有的整套茶具上还画上家族徽章，这样的茶具需要在中国订制。瑞典的哥德堡号沉船中就包含5套完整的欧洲定制图案的茶具，表现出欧洲上层人士高尚的生活品味。
我们从比利时画家让·艾蒂安·利奥塔德的《静物·茶具》[22](图7)一画中可以看出当时成套茶具的使用情况，画面表现的正是一场下午茶结束后的情景：一个廉价的锡托盘里放着一把茶壶、一个茶叶罐、一个奶壶、一个糖碗、六套茶杯、碟。应该是有3个人参加了这次下午茶，一套用过杯碟和银匙放在渣水碗里，一个茶杯里还有半杯褐色的茶汤，另一个茶杯斜放在茶碟里，还有三副杯碟没有用过，保持原来摆放的状态，中间盘子里放着两片半残余的面包。这场茶会用的可能是珍贵的中国粉彩茶具。茶叶罐是一套茶具中必不可少的。在中国茶中加入牛奶和糖，用西方同样匹配的银匙来搅拌，喝茶时搭配的茶点是面包。虽然有些凌乱，这正展示了以中国茶和茶具为主角的欧洲的一场下午茶场景。所有这些，都通过一种特殊的饮品——中国茶来联系起来。
图7《静物·茶具》(1781-1783)让·艾蒂安·利奥塔德(Jean-Etienne Liotard) 比利时(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藏)
三、茶具订单、画样和数量
从欧洲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瓷可以推测出当时外销茶具的种类。此外，荷兰海牙还保留了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和画样，订单上的要求一般为：所需求瓷器的类型，瓷器绘画的图案，以及订购的数量。175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订单连同一份画样都保存了下来，这个订单包括7张画样，33种样式，编号为1-23，用铅笔绘画而成[23]，其中茶具的品种包括：
• 1. 1000件青花酱釉边茶壶，共4种造型(4号样)
• 2. 40000件青花带托和不带托的咖啡屋用杯子(7号样)
• 3. 1400件奶壶(9号样)
• 4. 10000件相同尺寸的带把巧克力杯(10号样)
• 5. 14000件直壁、成对的荷兰咖啡杯碟
• 6. 130000件大型荷兰咖啡杯和碟
• 7. 大茶杯和茶碟(15号样)
• 8. 中型和小型荷兰茶杯和碟(20号样)
这份订单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从中国订购的21个品种的瓷器，23种画样。这个画样中就同时包括了成套的茶具、咖啡具和巧克力杯(图8)。其中第15号是大荷兰茶杯和碟，第20号是荷兰中小型茶杯和碟。
图8 175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定制的茶杯、咖啡杯和巧克力杯画样
东印度公司除了画样之外，有时也采用木样，如1755年就从荷兰发来了大号茶具的木样。在茶杯、碟配套的茶具中，订单中以单个的茶杯和碟最多，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这个品种的进口量最大，因为它可以成摞包装，数量多，节省空间，便于运输，价格低廉，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
订单中对茶壶的造型也有要求，如荷兰东印度公司1750年的订单中要求茶壶要做成“大口，直流”，因为这样的茶壶出水非常流畅。如沉没于乾隆十七年(1752)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沉船盖尔德麻尔森号出水的茶壶[24]就符合这个特点，壶球形腹，口较大，流直而长(图9)。
图9 青花加彩风景茶壶 (盖尔德麻尔森号出水)
关于外销茶具的装饰图案和数量，本文根据克里斯蒂安·约格先生的总结[25]，以1758年为例，将当年运到荷兰的茶具挑选出来，整理如下表：
表：175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订单中的茶具
从上表可以看出，荷兰东印度公司1758年订购茶杯碟的主要品种有：青花、青花边饰、中式伊万里、外酱釉内青花、外酱釉内中式伊万里、粉彩、白地粉彩加金、黄彩、墨彩、马赛克图案、白釉和“中国风格”图案的瓷器。
17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度停滞，荷兰转而购买日本瓷器。最早输出的日本外销瓷是有田烧造的青花瓷，从伊万里港船运至海外，荷兰人也叫它“伊万里瓷”，主要为青花、五彩。康熙前期，中国开放海禁，荷兰人重新开始从中国购买瓷器，中国转而烧造一些仿日本伊万里风格的瓷器，称作“中式伊万里瓷。”2010年首都博物馆“中国清代外销瓷展”[26]就展出了一件中式伊万里风格的茶壶(图10)， 其主要特点是青花红彩加金的装饰。
图10 青花帆红描金花卉宝塔纹执壶 清雍正中式伊万里风格
另一种外酱釉内青花、外酱釉内粉彩风格瓷器则称为“巴达维亚瓷”，因为巴达维亚是中国瓷器转运到欧洲的荷兰转口中心而得名。“这种风格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瓷身覆以一层或浓或淡的棕色珐琅釉，这种釉彩在中国明代开始使用。在欧洲称之为“奶咖啡色”或 “枯叶色”，在美洲直接称为“棕釉瓷”。”[27]其特点是在棕釉上有开光树叶形图案，内画青花或粉彩图案，也有外棕釉内青花、外棕釉内粉彩或外棕釉内中式伊万里等风格。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李宝平曾对巴达维亚瓷源流，发现和历史意义等方面进行探究[28]。在金瓯沉船、盖尔德麻尔森号等船上都发现了巴达维亚瓷(图11)。
图11 “巴达维亚瓷”茶杯、碟一套 (盖尔德麻尔森号出水)
除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图案和西方的花卉风景外，在欧洲向中国的定制瓷器中，有一些绘画了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如“耶稣受洗图”等，有一些来自于圣经故事图案。还有一些以欧洲的版画为蓝本绘画，如“采樱桃”图案就来自法国版画家尼古拉斯·庞塞(Nicolas Ponce1746~1831)的一幅作于1775年的同名版画[29]。
从上表可以看出，175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各式茶杯、碟向中国的订购量约30多万件(套)，其中还不包括随行人员自己在中国购买的部分。而茶壶只有1200多件，成套的茶具只有279件(套)，相对于总的订购数量来说，占据的比例非常小。
茶具、咖啡杯、碟和巧克力杯、碟常常同时订购。通常咖啡杯比茶杯要大一点儿，咖啡杯和巧克力杯带有把手。大部分茶杯不带把手，不带盖子，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有时东印度公司会订制有把手或盖子的茶杯，一旦加上盖子和把手，则需要特殊定做，价格要高于普通茶杯，包装时占据空间较大，造成价格和所得利润不成正比，所以这种杯子的订购是很少的。没有把手的茶杯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1762年的一套茶具则包括了茶具、咖啡具、巧克力杯、烛台等在内的68件瓷器，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多。
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欧洲各国国内瓷器的烧造，中国风也渐渐地不再流行，中国瓷器的订购逐渐减少，订购的茶具也越来越少。179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只有5万多件。
四、中国茶具外销对欧洲茶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茶文化在茶叶传入英国之前，酒是英国人的主要饮料，无论男女老幼，均以酒为饮料，直到中国茶叶的传入。英国本土约在1645年输入茶叶，茶叶在欧洲最早是作为一种药物在药店出售，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饮茶开始在欧洲流行。在17世纪末大量购买中国茶叶。最初是作为咖啡店经营的辅助项目，人们纷纷涌向咖啡屋，在这里，人们一边喝着来自中国的茶叶，一边聊天，互相传递着比报纸更及时的新闻、丰富的知识，这里成为人们灵感的源泉。咖啡屋成为英国人每日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社交中心、信息中心。
17世纪的英国咖啡屋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妇女是不允许去咖啡屋的。很多上层的妇女抱怨，他们品尝不到神奇的中国茶。恰在这个时期，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数量不断增加，中国茶叶的影响越来越大，茶叶不再局限于在咖啡屋饮用。1717年，托马斯·川宁开了一家茶叶店，女士们也可以到这里买茶，带回家喝。很多零售店也开始卖茶叶。女主人可以在家里举行茶会，亲自泡茶招待客人，成套的茶具开始较多地在中国订制。
由于茶叶非常珍贵，一般放在带锁的茶叶罐里，茶叶罐也制作得非常精美，除了瓷茶叶罐外，因为隔潮的缘故，锡罐是较为理想的容器，欧洲人也在中国定制一些锡茶叶罐，如瑞典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套锡罐[30](图12)，罐上刻满花纹，放在订制的绘画人物的漆盒内，漆盒盖上也绘画了羽毛图案，前面有锁，看起来非常精致。用中国茶叶来招待客人成为一种时尚，使用中国茶具、饮用中国茶成为欧洲上层社会人士高尚生活的标志，不仅如此，这种生活时尚也出现在当时画家的绘画中。
图12 带彩绘人物漆盒的一对锡茶叶罐 清 (瑞典国家博物馆收藏)
荷兰人在十七世纪初将中国茶叶运到荷兰，茶具随之而外销，荷兰静物画上也出现荷兰人饮茶的场面。如彼得·凡·鲁斯特拉腾《漆桌上的茶杯和银器》(图13)[31]，这幅画上画了五个茶杯，茶杯来自中国或日本，其中三个倒满了看起来像茶的液体饮料，两个空杯倒着放在桌面上。中间是一件银器，可能是放茶叶的容器，据说是1670年英国的一个银匠制作的，左后方有一个带铜链子的中国紫砂茶壶，紫砂壶点明了这幅画的主题是茶。此画大约画于1670年。 这件紫砂壶可能是欧洲的收藏家的藏品，曾经出现在彼得·凡·鲁斯特拉腾的多幅描绘茶具的静物画中。紫砂壶最早进入欧洲收藏是在1656年，丹麦哥本哈根Kunstkammer的收藏。
图13漆桌上的茶杯和银器 1670s (彼得·凡·鲁斯特拉腾(1629/1630-1700) Staatliche Museum zu Belin,Berlin收藏)
在彼得·凡·鲁斯特拉腾的另外一幅静物画《银烛台和茶具》(插图14)[32]中，也描绘的与饮茶相关的内容。画面中间是一个银质女神雕像烛台。左侧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梨形紫砂壶，湖上贴塑梅花，茶壶到欧洲后在壶嘴上镶了金盖，在盖钮上加了金顶，并用金链子将壶盖和壶流连接起来。烛台右侧有两个瓷质茶杯，左前方一张纸上放着当时流行的中国茶叶，纸的以角有一个红色蜡封章。这幅画的主题还是中国茶叶。加了金链的茶壶、蜡封的一泡茶叶，表明来自东方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珍贵!画家以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17世纪后半叶中国茶叶和茶具在荷兰的流行情况。
图14 银烛台和一套茶具 (彼得·凡·鲁斯特拉腾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收藏)
画家彼得·凡·鲁斯特拉腾出生于荷兰的哈凌(Haarlen)，是一个静物画家，晚年定居英国，擅长画饮料、容器、烛台等静物，他画了一系列有中国紫砂和瓷质茶具、英国银器的静物画作品。1663-1665年曾在伦敦居住。绘画中既有一些荷兰的饮茶场面，也有英国的饮茶场面。
英国本土约在1645年输入茶叶，在17世纪末大量购买中国茶叶。最初是作为咖啡店经营的辅助项目，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饮茶开始在欧洲流行，1684年英国东印度果农正式将藏掖列入东方商品采购项目，十八世纪英国进口的茶叶有武夷、功夫、小种、白毫、松萝和熙春等。饮茶之风在英国非常流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了一幅油画，这幅画描绘了英国一家三口在家里喝下午茶的场面[33](图15)。当地的银质茶壶、奶壶、茶叶罐糖缸、银匙和中国的茶杯同时配套使用。
图15 一家三口在喝下午茶 Richard Collins 1727 年(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
五、结语
17世纪中期，中国茶具随着中国茶叶的外销而外销欧洲，其中既有在中国明代后期开始流行的宜兴紫砂茶具，也有中国景德镇烧造的茶具，由于欧洲饮茶中加牛奶和糖的特点，紫砂壶不易于清理，因而紫砂茶具的外销一直是很小的比例。景德镇瓷质茶具为大宗，最初是单套的茶杯、碟，因为欧洲人喜欢在茶中加入牛奶和糖，茶具中出现了订烧的奶壶和糖罐，随之被欧洲人称作“pattipan”[34]的茶壶托、奶壶托也出现在茶具中。当咖啡、巧克力也传入欧洲，咖啡具、巧克力具也与茶具同时在中国订制而成为一套完整的茶具，18世纪中期中国茶叶和茶具向欧洲的出口到达顶峰。当饮茶成为欧洲上层人士时尚优雅的生活方式时，中国茶叶和茶具也成为欧洲画家绘画的主题之一。到18世纪末期，中国茶叶和茶具的外销在减少，尽管如此，茶叶和茶具向欧洲传播的过程，已经改变了欧洲，茶叶已经深入欧洲人的心灵，喝茶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并成为欧洲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注 释
[1] 穆根来 汶江 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P17。
[2]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3] 何高济 王遵仲 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一版，P17.
[4] 甘雪莉《中国外销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P45。
[5] Michael Hatcher with Max de Rham,Written by Antony Thorncroft The Nanking Cargo,London,1987。P76.
[6] Nationg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atory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s off the coast of Viet Nam。
[7] Excavated Oriental Ceramic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1630-1830,Klose,1994.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8]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编著《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9] Nationg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s off the coast of Viet Nam,P313
阮庭战 《越南海域沉船出水的中国古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
[10] 詹·埃立克·尼尔森《瑞典王国与“东印度人-哥德堡三号”，见故宫博物院编《瑞典藏中国陶瓷》，P66-81。故宫博物院编《瑞典藏中国陶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1] Nanking Cargo,Sheaf-Kilburn,1988
[12] Franck Goddio,Evelyne Jay Guyot de Saint Michel Griffin:on the route of an Indiaman,London,1999
[13] 黄薇 黄清华《上川岛与十六世纪中葡早期贸易》，见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P60-69.
[14] T. 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5] 同注5.P76.
[16] Nationg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atory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s off the coast of Viet Nam。Pl321、322。
[17] 林业强《紫泥沉浮：沉船所载宜兴砂壶》，见于故宫博物院编《2007年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禁城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P185。
[18] Patrice Valfre,Yixing Teapot for Europe,France 2000.
[19] Nationg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Ceramics on five Shipwrecks off the coast of Viet Nam,Pl411-419.
[20] C.J.A.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P188。
[21] Franck Goddio,Evelyne Jay Guyot de Saint Michel Griffin:on the route of an Indiaman,London,1999，P318。
[22] 胡雁溪 曹俭编著《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P17.
[23] C.J.A.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105.
[24] Nanking Cargo,Sheaf-Kilburn,1988，P116.
[25] C.J.A.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Appendix 11,P225.
[26] 胡雁溪 曹俭编著《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7] 甘雪莉《中国外销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P115.
[28] Baoping Li 2012, “Batavian” styl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origins, recent finds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in The Hungarian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Institute (ed.), The Ca Mau Shipwreck Porcelain [1723-1735], vol.2, Budapest, Magyar Indokína Társaság Kft, 2012, p.23-30
[29] 裴亚静《中国外销瓷中的“采樱桃图“源流探索》，《首都博物馆论丛》2010年第24辑，燕山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30] Östasiatiska Museet Stockholm Från Kina till Europa，Sweden,1999.
[31] Alan Chong&Vouter Kloek,Still-life Paint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1550-1720,Rijksmuseum Amsterdam,P271.
[32] Alan Chong&Vouter Kloek,Still-life Paint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1550-1720,Rijksmuseum Amsterdam,fig8..
[33] 刘明倩编译《茶在英国》，《故宫文物月刊》302期。
[34] C.J.A.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P181.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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