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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物:从法罗尔宝藏看阿姆河文明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发布时间:2019-09-25 16:19:26   来源:《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宝藏》    作者:郭物   点击:

从法罗尔宝藏看阿姆河文明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郭物)

  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因其独特的历史、考古、艺术价值,以及坎坷的经历,可能是世界上迄今最特殊的一个明星展览。所有展陈文物均出土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前。1996年内战期间因藏于喀布尔中央银行大楼下的秘密金库中而得以幸存,并于2003年重现天日。由于安全的原因,这些文物面临抢劫毁坏的危险,无法存放在阿富汗,于是由专家精心选出231件(套)重要文物在世界各地进行保护性巡展。自2006年10月起,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先后展出了这批珍宝。2017年3月起,开始在中国巡展,首站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2017年6月这批文物结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览之后,本来应该继续出国巡展,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原定的计划被取消了。为了避免这些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安全问题或文物保护条件问题遭受损失,国家文物局与故宫博物院协商,决定让文物暂存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阿富汗驻华使馆等部门接触,探讨在华巡展来保护文物的可能性。此后,由北京鉴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黄山美术社北京分公司)承办这个展览,中国敦煌研究院首先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举办了该展。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国内多家文博机构联系,希望用在中国巡展的方式,守护这批人类的文化遗产。之后在成都市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成功巡展,这一系列的巡展生动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博界的文化担当和人民群众对丝路瑰宝的热爱。

  展品按四个出土地点,即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划分成四个单元,其中还包含一件出土于巴尔赫的科林斯柱头,因此,是五个地点的文物。分别展示了青铜时代、希腊化时期、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贵霜王朝四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时间跨度大约2300年左右,是古代多元文明互融交汇的见证,充分体现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作为欧亚之心、文明十字路口的区域特点。

  这个展览的第一单元是法罗尔丘地的文物,“法罗尔(Fullol)”一词来自于距离这个窖藏最近的一个村子,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Baghlan Province),其东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就是世界著名的蓝色矿物青金石的产地:Sar-i Sang山谷。本文将聚焦法罗尔丘地发现的宝藏,介绍这批珍贵文物所代表的阿姆河文明,以及通过这个文明,早期中国同印度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可能存在的文化关系。

  1966年7月5日,阿富汗巴格兰省法罗尔村农民在距离村子2公里远的山间通道附近翻土肥田,意外挖出这些文物。村民为了均分,曾把这些金银器分割开。政府人员闻讯后到现场收缴文物,一共收回了5件金质和12件银质容器及残片。并把它们交托给了喀布尔博物馆的Wardak。之后,美国考古学家Louis Dupree1、意大利学者Maurizio Tosi2和荷兰学者Eric Olijdam3先后撰文进行过讨论,初步揭示了器物及纹饰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因素。

  这次展出的三件相对比较完整的金杯分别是该窖藏中的公牛纹金杯(编为4号)、几何纹金杯(编为1号)和公猪纹金杯(编为5号)器物,此外还有一些残片。

  如同很多征集的珍贵文物一样,由于盗掘者有意的保密和误导,有关出土的具体位置迄今尚不能确认。最早发表文章的Dupree称其为Khosh Tapa,认为该地点在巴格兰的东北方。喀布尔博物馆的Wardak曾在谣传的发现地挖了两条探沟。只是发现了一具损毁严重的骷髅,头朝着北方屈身躺着。Wardak与Tosi撰文,称其为法罗尔窖藏,认为在巴格兰的南部。二人在文章中都提到,地点是听当地村民所说,且不能排除当地村民所述有误,甚至存在为了以后更多的利益而将考古工作者引向一个错误地点的可能性。其次,有关器物收集的时间、土丘的高度、探沟中所发现的墓葬墓主的葬式、墓葬与灰层的位置关系等等问题,在Dupree和Tosi的两篇文章中的描述都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并考虑到阿富汗在20世纪70年代猖獗的非法盗掘活动,Olijdam甚至怀疑,这些器物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某一个”窖藏,而是集合了当时该地区多个不同地点非法盗掘出土的金银器,因此其风格和年代都需要分别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体。

  具体而言,4号器物的公牛有着夸张的长胡子,耳朵部位有叶子形的装饰,身上还有心形的纹饰。Dupree认为其与伊朗苏萨遗址(Susa)出土器物的装饰类似,和伊朗西北部Marlik出土的金碗也有相似之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千纪。而牛尾巴的样式则具有印度河谷的风格。Tosi则认为其耳朵上的叶子装饰很可能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8号器物上的公牛风格与众不同,两个相对的牛之间是一个土丘(或许是一堆草料)。7号器物上描绘着两组六只相背的公牛。Tosi认为其风格虽很独特,但原型可能还是来源于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但也不能排除其来源于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可能性。但在Dupree的眼中,这两种牛的形象可能和印度风格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伊朗风格印度化的结果(图1)。

图1 法罗尔丘地出土装饰牛纹的器物

  猪的形象见于一件金杯(5号)和一件银碗(9号)。5号器物上的公猪面对着一棵树。Olijdam认为这种公猪面对着树的构图是受到公元前13世纪亚述中期艺术启发而形成的巴克特里亚风格。Dupree认为这是一棵生命树,而公猪的形象来源于伊朗。Tosi指出公猪的形象在锡斯坦(Sistan)地区史前时期比较常见(图2)。

图2 法罗尔丘地出土装饰猪纹的器物

  几何纹金杯(编为1号)为几何纹,这种纹饰比较流行,在巴克特利亚发现的一件银器上也有。除了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的这三类纹饰之外,法罗尔窖藏中的动物形纹饰还包括蛇和鸟(2号)、鹿(12号),并有一定数量的素面器物(3、13、14、17号)。Tosi认为类似风格的蛇在伊朗的苏萨和Sialk遗址都发现过,其年代都在公元前3千纪(图3)。4

图3 法罗尔丘地几何纹及蛇纹、鸟纹的金器

  发现法罗尔宝藏的那个时期,在阿富汗可作为考古参考材料的物品基本都来自于位于阿富汗西部坎大哈地区的蒙迪加克(Mundigak),这个古代城市占地大约50公倾,拥有大批各具特色的纪念性建筑工事和大量的防御城墙。5 另外是与蒙迪加克黄金时期文化密切相关的城镇,即位于伊朗锡斯坦的沙赫里索克塔(Shahr-i Sokhta),遗址靠近阿富汗边境的赫尔曼德河三角洲,占地大约100公顷,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图4)。6

  在蒙迪加克和沙赫里索克塔的作坊里面均发现了珍贵的打磨器以及经过粗加工的青金石的遗存,这为了解早期青金石开采、异地加工和远程贸易提供了证据。负责发掘的Tosi提出这两座大型遗址应该作为赫尔曼德文化(Helmand culture)的构成部分而彼此关联,该文明之中的贸易和行政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它们在公元前四千年末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在原始埃兰、伊朗中南部、俾路支斯坦和印度河谷之间的接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

  由于当时巴克特利亚地区还没有充分的可对比研究资料,因此,如前所述,法罗尔丘地发现的这批器物甚至被认为来自不同的地方,年代也有很大差别,对其性质的认识也不够深入。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穆尔加布河流域有了托格洛克(Togolok)和古诺尔(Gonur)遗址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加上巴克特利亚地区的考古发现,比如阿富汗达施里(Dashli),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帕利(Sappali)8和贾尔库坦(Djakutan)遗址,人们渐渐认识到,法罗尔丘地的文物可能属于阿姆河中上游地区一个建立于绿洲城市群之上非常发达的城市文明,其繁荣的时代大致与中国夏代相当(图4)。1982年,K.R.Maxwell-Hyslop讨论了法罗尔丘地发现的文物,他最先将法罗尔丘地的器皿与阿姆河流域公元前三千年末期到公元前两千年初期的一系列发现联系起来。

图4 相关遗址位置示意图

  这个文明集中分布于土库曼斯坦的马尔吉亚纳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利亚,因此,俄罗斯考古学家萨瑞阿尼迪(Sarianidi V. I.)称其为“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写为BMAC,意思是“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考古共同体”。法国考古学家Henri-Paul Francfort称其为“奥克索斯文明(the Oxus Civilization)”,推测这个文明可能就是两河流域楔形文字记载的“Markhashi”。9奥克索斯就是中国文献中的乌浒河,乌浒河即现在的阿姆河,因此我们下面都称其为“阿姆河文明”。

  中亚地区的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但其中有不少的外来因素,主要是来自西亚、小亚地区。土库曼斯坦的科佩特达格山脉北麓是中亚史前文化及文明的摇篮,新石器时代以哲通文化(Djeitun)为代表,铜石并用时代则是安诺文化(Anau)以及纳马兹加I-III期文化(Namazga)。在青铜时代初期,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城市化的迹象,其中纳马兹加IV-V期文化(公元前2500-前1900)出现了中亚早期的绿洲城市文明。稍晚,东部的阿姆河文明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图4)。

  根据伦福儒的标准,如果考古材料能证明一个古代社会具有社会分层,专业化生产,建立在宫殿神庙或者城市之上的长久性的中心组织,就可以认为是文明。10 阿姆河文明虽然没有发现文字,但的确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时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2200至公元前1500/1350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时代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750年。分为四个时期:科莱利时期(Kelleli)为公元前2000-前1500,古诺尔时期(Gonur)为公元前1500-前1250年,托格洛克时期(Togolok)为公元前1250-前1000年,塔赫拜时期(Takhirbai)为公元前1000-前750年。总的说,穆尔加布河流域马尔吉亚纳地区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巴克特利亚地区晚一些。法罗尔丘地的发现时代可能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巴克特利亚地区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

  阿姆河文明强盛时,西界为伊朗东部的Nishapur地区和锡斯坦的Nad-i Ali;东南边界在俾路支斯坦的Mehrgarh和 Nausharo;东北方向以阿富汗的Shortughai为界。11

图五 古诺尔城址发掘现场、平面及复原图

  在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利亚存在着一套具有完整网络的定居点,其中有些定居点的规模甚至超过了40公顷,它们是被围墙所包围的城市,在其周边的墓地,出土了大量未被盗取的墓葬品。城堡一般平面呈方形,外有围墙,重要的城市呈现三重城格局,有三层城墙。城市布局复杂,有对称规划的建筑群。根据一些建筑结构的底层遗迹现象可以解读为宫殿或者宗庙建筑(图5)。有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金、银器加工技术比较先进,青金石、红玉髓为主的宝石加工和贸易比较突出。日晒土坯、石权杖头、宝石镶嵌装饰物、青铜短剑、青铜管銎斧、镂空铜印章等是其典型的文化特征(图6、图7、图9)。托格洛克(Togolok)21号遗址还发现铁器。古诺尔遗址出现了后世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些因素。12

图6 古诺尔墓葬发现的器物

图7 巴克特利亚发现的阿姆河文明的文物

  阿姆河文明的经济除了农业外,辅以狩猎和渔业,除了大麦、小麦、豆类和粟外,还种植李子树、杏子树和葡萄,饲养牛、羊、骆驼和驴。用牛和驴来拉车,耕作方式是二牛抬杠(图8)。根据古诺尔墓地残存的资料,男女墓葬之别比较明显,反映在两套不同的随葬品。85.4%属于洞室墓,10.54%属于竖穴土坑墓,土坯砌四壁墓占2.13%,规模较大复杂的土坯砌墓室的墓占1.9%。7.43%为烧过的土坑墓,另外还有无骨架的墓葬等。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精英占5%左右,富人占75%左右,穷人占20%左右。13 高等级的墓葬随葬大量的青铜器、人偶、象牙器、费昂斯器等,比如2900号墓(图9)。有的高等级的墓葬中发现有殉马,缺少头、臀部和马尾(图10)。一座高等级的王家墓葬(3200号墓)中,随葬四轮板轮车,车轮外包有6块青铜轮牙,墓里还葬有骆驼、狗和马,其中年青的马的骨骼不在解剖位置(图10)。14

图8 巴克特利亚发现银杯上的劳动场面

图9 古诺尔墓地2900号墓出土器物

图10 古诺尔墓地2380号墓殉马及3200号墓板轮青铜轮牙

  阿姆河文明的来源非常复杂。阿姆河文明最重要的源头是前述西部的纳马兹加四-五期文化,比如有相似的陶器等。15其次是埃兰文化,比如顶部有立像的管銎斧、带人形像柄的铜镜、束腰形的滑石柱、针、穿苏美尔和埃兰毛织连衣裙的女性人形雕像(图6、8、9)。16还有萨瑞阿尼迪强调指出的来自小亚的影响,比如鹰头人身的一人双兽形象和勇士翻越公牛的运动形象等证据(图11),比如,有的圆形透雕印章上表现的一人双兽主题可以追溯到土耳其新石器时代的加泰土丘的分娩女神双狮塑像、埃及公元前3685年的Hierakonpolis100号壁画墓的彩画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17古诺尔墓葬的发现显示阿姆河文明与东伊朗、埃兰、两河流域北部、小亚在文化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和纳马兹加四-五期文化缺少共同性。古诺尔遗址及墓葬出土的印章、短剑、人偶以及珠宝饰品所反映的宝石镶嵌技术与西亚、小亚的类似(图6、9)。这种联系不单是文化上的影响,而且有人群的迁徙,他们不但带来新的器物,还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仰,印章上的纹饰能充分说明这一点。18在土库曼斯坦的古诺尔遗址,萨瑞阿尼迪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乌尔王朝三期风格的圆柱体印章,而该印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这次展出法罗尔丘地的金碗上有大胡子牛的形象,显示了和两河文明艺术的联系。西南亚方向的文化和人群的来源同样也是非常明显的。19应当说,小亚、西亚和整个西南亚都和这个文化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图11 小亚、西亚和中亚发现的鹰头人身的一人双兽形象和勇士翻越公牛的运动形象

  阿姆河上游及其周围地区盛产黄金、白银、玛瑙、绿松石、锡、青金石,青金石尤为独特,很早就被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纳入其陆路和海路商贸联络的版图内。同时和周围的东部伊朗、西南伊朗、俾路支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五千纪,中亚的青金石作为装饰品原料,途径伊朗高原,流通到两河流域。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至前2500年,中亚与西亚之间的贸易路线主要是北路,即从两河流域经伊朗高原到中亚的陆上贸易路线。如前所述,中亚的青金石从阿富汗的巴达赫尚,被运送到伊朗东南部的沙赫里索克塔,并在那里进行切片、清洗,加工成纯净成品后,再运送到两河流域。大约创作于公元前2700年的苏美尔文学作品《恩美卡尔和阿拉塔之主》载,乌鲁克之王恩美卡尔用两河流域的粮食交换阿拉塔(今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吉罗夫特)的青金石和金银,为女神伊南娜建造神庙。阿拉塔的青金石就是来自阿富汗的巴达赫尚。

  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商路发生转变,贸易重心由陆路转向海路,即由北路转向南路。苏美尔中止了途经伊朗高原直通阿富汗的陆路贸易,转向波斯湾到印度洋和阿富汗的海路贸易。从这一时期开始,楔形文字文献中出现了三个有机组合的异域地名(图4):狄勒蒙(Dilmun,大致相当于巴林和科威特菲拉卡岛)、马干(Magan,大致相当于阿曼)和麦鲁哈(Meluhha)。

  麦鲁哈指印度河流域沿岸,大致相当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信德省沿海以及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沿海。该地富产黑檀木、黄檀木等优质木材,黄金、玛瑙、红玉髓等矿产,孔雀、黑鹧鸪等鸟类,以及象牙等。在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的萨尔贡关于来自麦鲁哈、马干和狄勒蒙船只的报道众所周知。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同时也记载萨尔贡继任者的远征军一直到达了麦鲁哈的边界。从公元前三千纪的文本记录中,特别是那些关于公元前2100年统治者Gueda的记录,记载了在拉格什的城市的改良工事中关于来自麦鲁哈的玛瑙、铜、银、金、青金石和其他有价值的木料的使用情况。两河流域的居民可能不曾抵达麦鲁哈,但麦鲁哈人肯定到过狄勒蒙和两河流域。阿卡德王萨尔贡曾经炫耀说:麦鲁哈的船只停泊在阿卡德城。阿卡德时期的一枚圆筒印章表明,其持有者是“麦鲁哈的翻译人员”。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大量记载了波斯湾贸易中的各种货物和商人信息。乌尔第三王朝拉伽什行省有一个“麦鲁哈村”,村民是定居在两河流域的麦鲁哈移民,他们已经与本地人完全融合。20

  阿姆河文明西南部和马干相邻,南部与麦鲁哈接壤,由于控制了青金石21、锡等特殊资源,因此,具有较强的文化辐射力,在伊朗、黎凡特地区、南亚地区和欧亚草原均能发现其文化影响的痕迹。22

  法罗尔丘地出土的饰有代表着山上有一颗树木图形的黄金高脚杯上所刻有的野猪主题也发现于在土库曼斯坦古诺尔墓地出土的一个银制花瓶之上。这个花瓶上出现的各式动物中的某些动物也可以与法罗尔丘地出土的器皿之上的那些装饰动物做比较。它们是以山上有一棵树木所象征的景观为背景而展现的。23

  阿姆河文明在东以及东南方向与印度河文明相邻,文化上必然有很多联系。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800年,阿姆河文明扩张到了印度河河谷的西部。24在Nausharo和Mehrgarh附近以及其他遗址所发现的艺术品上表现出与阿姆河文明的密切关系,但与此同时它们也能与带有印度河文明特点的物品所关联。25总之,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比如还有Kulli、Mehi、The Quetta Treasury、Sibri、Gudar-i Shah、Ahar Banas Sites等(图4),除了器物及装饰相似外,还有葬俗、建筑特点等。另一方面,在古诺尔遗址宫殿和神庙区发现一枚刻有印度河文明铭文的印章,上面以大象为主题纹样。26另外阿姆河文明的遗址及墓葬中发现很多象牙制品和红玉髓珠,这些文物均显示了阿姆河文明中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图6、7、9)。因此现在可以认为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期间,这两组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明显然曾经在印度河河谷西部边境共同生存,而且在居址、葬俗、个人器物、装饰主题方面共享着一些根源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所产生的思想意识。27

  阿姆河文明也影响到北方的欧亚草原,甚至远及乌拉尔及南部地区。281992年,古诺尔南部建筑500号房屋发现制作豪麻的迹象,而且发现一件分布于里海附近的Tazabagyab culture文化的容器。发掘者推测后来制造豪麻的塞人可能是从阿姆河文明定居人群学会使用豪麻的,琐罗亚斯特本人可能也是所谓的塞人的后代。29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辛塔什塔聚落发现了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其东北边界已到撒马尔罕附近的Dzham,这里发现阿姆河文明的陶器、铜镜、带鹿形象的针、也发现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相似的双面斧头、双翼箭镞、手镯、珠子、喇叭形的耳环。显示了阿姆河绿洲城市文明与草原文化在边界地区的杂糅现象。塔吉克斯坦西部的设拉子模(Sarazm)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是一个青金石、绿松石、玛瑙的加工中心,和伊朗的锡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30在中亚泽拉夫善河上游设拉子东一公里的Zardcha-Khalifa发现一个墓葬,出土了青铜的棒状马衔,立体马造型首的青铜簪子,带刺的牌式骨马镳和辛塔什塔文化的非常接近,从陶器看,属于阿姆河文明的萨帕利文化类型。31 墓主可能是从北方迁徙到中亚的人,他获得很多阿姆河文明的器物。这个例子和在古诺尔遗址北发现的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点的有纺织物印纹的陶片和作为牺牲的马驹,以及喀尔纳布发现阿巴舍沃文化的陶片相似,说明北方草原和中亚南部绿洲城市文明的接触。32

  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半期至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突飞猛进。除此以外,欧亚大陆中、东部靠北,相对比较边缘的区域,也出现了几个社会飞跃发展的中心,这些中心都出现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社会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除了阿姆河文明,还有乌拉尔山东南麓前草原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根据迄今的考古发现,这些看似彼此遥远的文明古国以及文化中心可能通过欧亚草原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关系。中亚的有些文化因素,比如驯化黄牛和绵羊、日晒土坯、权杖头、短剑、青铜管銎斧、大麦和小麦等在新疆,乃至甘肃、青海以及中原地区的文化中都有发现。这些因素可能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但也可能来自西亚、中亚。很多中外学者推测中国发现的青铜管銎斧和剑可能来自西亚。33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可能存在一些来自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34也有学者推测中国早期的爵、觚形铜器和伊朗发现的有些铜器可能存在关系(图12)。35科勒主编的《青铜时代的中亚文明》导言中的一段话说:“现今材料虽不足以下定论,但却表明早在公元前3千纪土库曼斯坦南部‘中亚型’食物生产型文化就传播到了中国新疆边境地区,而且可能是为了在两个中亚文化区域之间交换丝绸、金属提供背景”。36

  分布于阿姆河两岸的肖图盖(Shortughai)遗址值得重视,其时代为公元前2200-前2000年,被认为是阿姆河文明的东北界,也是印度河哈拉帕文明在这个地区的殖民地。考古发现,前述麦鲁哈不仅直接出口本地物产,而且通过肖图盖,垄断阿姆河文明区出产的青金石和锡矿资源,并将其运输至两河流域。阿富汗的青金石资源由原先全部途经伊朗高原到两河流域,转而大量途经印度洋、波斯湾到达两河流域。另一方面,印度洋的贝壳也可以比较顺畅地运送到这里,印度洋沿岸输入中亚的海贝为我们认识中国北方和中原发现的早期同类海贝提供了重要线索。37另外,产自印度河河口古吉拉特邦地区的红玉髓珠以及蚀花红玉髓珠可能也沿着这条道路传入中亚和中国西北,其技术一直传至中原腹地,成为中国商周时期除玉以外,重要的红色珠饰。38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卡拉苏乡和额敏县库尔布拉克布拉特村,一共发现了29颗印度河谷时期蚀花红玉髓珠,也称一期蚀花红玉髓珠(公元前2600-前1900年),其中鼓型蚀花红玉髓珠15颗,细管型蚀花红玉髓珠14颗。昭苏县卡拉苏乡出土的三串珠子中,还有7枚青金石材质的苍蝇型珠坠。这种青金石的苍蝇型珠坠,目前没有在印度河谷文明的遗址中发现,只在两河文明乌尔王陵早期墓葬中出土了4枚。有学者指出,这些珠饰特征明确,而且有同时代的组合,虽然存在后世旧物利用的可能,但更有可能是早期文化通过肖图盖这些中介交流的结果。39另外,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和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发现公元前第二千纪前半期的费昂斯制品,和西亚、中亚有一定关系。40可以认为,印度、西亚高价值的小件器物已经通过中亚的人群辗转传播进入新疆,阿姆河文明在其中可能扮演了关键作用。石峁城址以皇城台遗址为核心的三重城墙布局与西亚、中亚的城址布局比较接近,台基立面等建筑特征带有西部城市建筑的特点。中国现在已经发现了商代的印章,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出土了一枚印章,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样式比较接近中国后来的印章,加上阿姆河文明中非常流行的各类印章,为研究中国早期印章的出现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线索。有学者讨论了前述阿姆河文明中车轮轮牙构件可能通过欧亚草原地区文化同中国战车类似部件之间的关系。41

  和中国相邻的费尔干纳盆地青铜时代晚期之前的文化不太清楚,但有一些线索显示和中国的文化关系,比如发现的几件研磨器(或者是称重的石权),一个比较简单,收藏在安集延巴布尔国际基金会陈列室。收藏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中的一件形状和纹饰和伊朗南部吉罗夫特(Jiroft)发现的非常接近,雕出两条蛇。42这种带把柄的石头在伊朗高原第三千纪末和第二千纪初的文化(阿拉塔)中发现过。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费尔干纳的青铜文化受到伊朗地区原始埃兰文化的影响。2018年,新疆博尔塔拉州也发现类似的器物,器形较为简单,与费尔干纳盆地发现的简单形的比较相似,这说明,这种代表伊朗中南部文化的器物已经传播到包括费尔干纳盆地和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西天山地区(图13)。43

图12 早期中国可能受到中亚影响的器物

(左边:中亚 右边:早期中国及周边文化)

图13 费尔干纳盆地发现的研磨石器(或石权)

  作为传播中介地区的新疆,这个时期来自中亚地区比较可靠的例证较少,而且这些文化因素一般夹杂在西来、北来的欧亚草原文化之中,难以辨别。不过也有一些线索,新疆乌鲁木齐东部阜康市博格达冰川边缘的博格达峰岩画和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44几乎完全相似,而且两地刻凿岩画地点的海拔、方向、环境几乎一致(图14)。由于这种风格的岩画时代可能为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早期,因此,为我们认识中亚通过天山廊道过来的人群和文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45比如小河墓地发现的祖形器、细长的石棒、石质权杖头,古墓沟墓地发现的石雕人偶等都可以在纳马兹加文化和阿姆河文明中发现更为相近的对比材料(图15)。当然,这条依托天山的通道也是我们研究东传黄牛、绵羊、小麦,西传粟/黍、青铜技术、铁器技术等问题的重要对象。46

图14 吉尔吉斯斯坦的塞伊玛里塔什岩画(左)与新疆博格达峰岩画(右)

图15 阿姆河文明古诺尔墓地(左)与新疆古墓沟墓地(右)出土石人偶

结语

  阿姆河中上游地区在史前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处在古代各个古文明的边缘、间隙之间,由于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青金石等特殊的资源,由此成为了一个汇集各方文明因素的中心地带,并成为阿姆河文明分布的重要区域,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十字路口”。

  阿姆河文明在东西方古老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这一地区为过渡,远在兴都库什山、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中国文明得以与西亚文明、印度河文明取得了一些非常间接的联系。作为西域的新疆,和阿姆河文明所分布的地区山水相连,是向西接纳阿姆河文明影响的前沿,也是向东传播阿姆河文明的中介。

  这种久远的联系绵延不绝。两千年后,西汉张骞受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此地,“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荟萃了更多东西方文明共振、交融的证据。再两千年后,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中,这些见证各文明互动的文化遗产,历经劫难,齐聚北京,然后在中国大地上巡展。如今,再次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对公众展览。迄今这个展览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以及展览的次数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国家。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在中国的经历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向世人昭示着“丝绸之路”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魅力,诠释了中国文博界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宣传责任的担当,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和实践的生动体现!“器服物配好无疆”,谨以此文,祝愿阿富汗和阿富汗文化遗产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注释

  1 Dupree, L., Ph. Gouin & N. Omer.1971. “The Khosh Tapa Hoard from North Afghanistan.”Archaeology 24, pp. 28-34.

  2 Tosi, M., and R. Wardak.1972. “The Fullol Hoard: A New Find from Bronze Age Afghanistan.” East and West 22, Rome, 9-17.

  3 Olijdam, Eric. 2000. “Additional Evidence of a Late Second Millennium Lapis Lazuli Route: the Fullol Hoard.”in M. Taddei & G. de Marco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7. (Serie Orientale Roma, Vol. XC). Rome, 397-407.

  4 马赛:《浴火重光之法罗尔丘地》,《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5日6版。

  5 Casal, J.M., 1961. Fouilles de Mundigak.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Paris.

  6 Tosi, Maurizio.1969. “Excavations at Shahr-i Sokht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second campaign, September December.” East and West 19(3-4):283-386.

  7 Jarrige, Jean-Francois. “The Treasure of Tepe Fullol. ” in 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eds.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 pp.67-79.

  8 Askarov, A. 1973. Sapallitepa. Tashkent: FAN.

  9 Francfort, H.-P. 1984. “The early periods of Shortughai (Harappan) and western Bactrian culture of Dashly.” In B. Allchin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74.

  10 Refrew, C. 1973. Before Civilization. London.

  11 Francfort, H.-P. 2006. “The Oxus Civilization (BMAC) and the Location of Markhashi around 2300-1800 BC.”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cient Margiana is the new centr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Mary 14-16 November.

  12 Sarianidi V. I. 1998. Margiana and protozoroastrism, Athens, Kapon Editions.

  Sarianidi V. I. 1998. Myths of Ancient Bactria and Margiana on its Seals and Amulets. Moscow.

  Sarianidi V. I. 2001. Necropolis of Gonur and Iranian Paganism. Moscow.

  Sarianidi V. I. 2007. Necropolis of Gonu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Inna Sarianidi, Athens, Kapon Editions.本文所用古诺尔遗址、墓葬及器物的图均选自此书。

  Sarianidi V. I. 2005. Gonur-depe. City of King and God. Ashgabat:Miras.

  Sarianidi V. I. 2008. Zoroastrianism: a new motherland for and old religion. Thessaloniki(in English and Greek).

  13 Mallory, J. P. 2006. “The Gonur Cemetey:A Statis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Organization.”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cient Margiana is the new centr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Mary 14-16 November.

  Sarianidi V. I. 2007. Necropolis of Gonu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Inna Sarianidi, Athens, Kapon Editions.

  14 Sarianidi & Dubova. “New graves in the area of the royal necropolis of Gonur.”

  15 Masson V. M. 1989. Pervye ts ivilizats ii. Leningrad, p. 172,173.

  16 Amiet P.1986. L’ âge des échanges inter-Iraniens:3500-1700 avant J.-C. Paris.

  Amiet P.1997. La glyptique Transelamite de Chypre á la Bactriane. Les Sceaux du Proche-Orient. Paris.

  17 Klochko L. S. 1997. “Gliptika Margiany. Printsipy opisaniya i klassifikatsii.”Vestnik drevney istorii 1.Mascow.

  Francfort H.-P. 2001. “The Archaeology of Protohistoric Central Asia and the Problems of Identifying Indo-European and Uralic-speaking Populations.” Early Contacts between Uralic and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Papers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at the Tvrminne Research S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8-10 January 1999. Chr. Carpelan, A. Parpola, P. Koskikallio(eds).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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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五辑,余太山主编,2004年,中华书局。

  18 Sarianidi V. I. 2007. Necropolis of Gonu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Inna Sarianidi, Athens, Kapon Editions, p.124.

  19 Lamberg-Karlovsky C. 1987. “Third millennium structure and process: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Indus and from the Oxus to the Indian ocean. Indian ocean.”Oriens Antiquus. 25.

  Hiebert F. and Lamberg-Karlovsky C. 1992.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Iran 30.

  20 刘昌玉:《古老商路沟通中亚与西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01月25日。

  21 Sarianidi, V. I. and Luba H. Kowalski, “The lapis lazuli route in the ancient east.”Archaeology, New York, 24 (1971) 12-15.

  22 Hiebert, Fredrtk, and C. C. Lamberg-Karlovsky. 1992.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Iran 30 (I),pp.1-15.

  Kohl, Philip L. 2007.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ebert, F. T. 1994.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M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 pp.163-164, 177-178.

  23 Francfort, P.-H., 2005. Observations sur la toreutique de la civilization de l’Oxus. In:Bopearachchi, O., Boussac, M.-F. (Eds.), Afghanistan. Ancien Carrefour entre l’Est et l’Ouest (Indicopleustoi 3). Brepols, Turn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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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Jarrige, Jean-Francois.1987. “A prehistoric elite burial in Quetta.”Newsletter of Baluchistan Studies 4:3-9.

  Jarrige, Jean-Francois and Hassan, M. U. 1989. “Funerary complexes in Baluchistan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in the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at Mehrgarh and Quetta.”In Frifelt, K. and Sorensen, P.(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5. Copenhagen: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No. 4, pp. 150-66.

  Jarrige, Jean-Francois. 1991. “The cultural complex of Mehrgarh (Period VIII) and Sibri. The Quetta Hoard.”In Jansen, Michael, Mulloy, Marie and Urban, Gunter, editors, Forgotten Cities on the Indus: Early Civilization in Pakistan from the 8th to the 2nd millennium B.C.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pp. 94-103

  25 Jarridge, Jean-Francois, and Quivron G. “The Indus Valley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at the End of the 3-r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II Millennium BC.”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9, Leiden.

  26 Sarianidi, Viktor I. 1998. Myths of Ancient Bactria and Margiana on its Seals and Amulets. Moscow: Pentagraphic.

  27 Possehl, Gregory L. 2006. “The 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and the Greater Indus Valley.”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Ancient Margiana is the new centr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ateri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Mary 14-16 November.

  28 Kuz'mina, Elena E.2007.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edited by J. P. Mallory. Leiden, The Netherlands ; Boston : Brill.

  29 Sarianidi, V. I. 1994. “Preface.” In Hiebert, F. 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M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30 Amiet P.1986. L’ âge des échanges inter-Iraniens:3500-1700 avant J.-C. Paris. Lamberg-Karlovsky C. 1994. “The Oxus civilization: the Bronze Age of Central Asia.”Antiquity 68, 259.

  31 Bobomulloev,S., Raskopki grobnitsy bronzovogo veka na Verkhnem Zeravshane. Stratum plus 2, Kishinev, 307-313.

  Masson, V. S., 2002. “Cultures of the Steppe Bronze Age and Urban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 of Central Asia”, In Jones-Bley, K.; Zdanovich, D. G. (eds.), Complex Societies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3rd to the 1st Millennium BC, 2 vols, JIES Monograph Series Nos. 45, 46, Washington D.C. 548-551.

  32 Anthony, David W. 2007.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31.

  33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A.A.Kovalev. “the ancient migration from Zagros to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Tokhars”, Археолог:детектив и мыслитель,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ь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4, pp.249-292.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 著:《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4 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 Early China (20):1995, 52-67.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The Qijia Culture: Paths East and West”,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75, 2003.

  35 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欧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

  36 Kohl, P. L., 1981.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Recent Soviet Discove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Intro., chapter 8), xxiii.

  37 Francfort, H.-P. 1984. “The early periods of Shortughai (Harappan) and western Bactrian culture of Dashly.”In B. Allchin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0–175.

  Francfort, H.-P. 2005. “La civilization de l’Oxus et les Indo-Iraniens et Indo-Aryen en Asie Centrale.” In G. Fussman, J. Kelllens, H.-P. Francfort, and X. Tremblay (eds.), Aryas, Aryens et Iraniens en Asie Centrale.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Diffusion de Bocard, fascicule 72.

  38 Jessica Rawson.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sels: 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 ca.1000-650 BC”. Bridging Eurasia,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 2010,1-36. 杰西卡·罗森:《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邓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97-462。叶舒宪:《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39覃春雷:《新疆发现印度河谷时期蚀花红玉髓珠的考古意义》,微信公众号:珠饰与文明,2018-04-30.

  40 刘念、王颖竹、谭宇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41 王鹏:《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考古》2019年第2期。

  42 Madjidzadeh, Y. 2003. Jiroft: The Earliest Oriental Civilization. Teheran: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丛徳新研究员提供此信息,谨致谢忱!

  44 Frumkin, Grégoire.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Leiden, Brill, 1970.

  K. Tashbayeva, M. Khujanazarov, V. Ranov, Z. Samashev. Petrogliphs of Central Asia, translated by O. Titova.- Bishkek. 2001.

  45 郭物:《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西域研究》,2011年3期。

  46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国家社会哲学科学成果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Frachetti, M. D. 2008. 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achetti, M. D. Lecture of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SAA) annual meeting in 2009: Atlanta. Paper title: “ Early Bronze Age Pastoralism and the 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

  Guo, Wu. 2009 . “From western Asia to the Tianshan Mountains: on the early iron artefacts found in Xinjiang”, J. Mei and Th. Rehren (eds), 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Archetype, London, pp.107-115.

  编者案,相关研究参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编:《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宝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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