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赵超)
几年前，一位民间收藏家给我看了他从海外购回的两件北朝石刻墓门，并在墓门上看到十分罕见的一组墓志刻铭。以后，这位收藏家经多年探寻关注，终于又从海外购入一批北朝墓中石刻，包括石床、石屏风、石阙等构件，共二十余件。难得的是在其中的一块石屏风上也有刻铭，表明它们与那两件墓门属于同一个墓主人。这些石刻经拼对组合，竟是一套完整的墓中建筑石件与丧葬用具。最可珍异的是这些石件上面不仅具有精美丰富的纹饰图像，还刻写了大量铭文，包括一件简明的墓志与一些图像题榜，可以清楚地说明墓葬的墓主身份与大致年代。通过深入考察，应该可以了解到一些有关北朝时期墓葬石刻与北朝时期外来人士的情况，于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所以虽然是考古学界不大涉及的流散文物，也还值得注意。承收藏者帮助，我获得过一些有关的图片、拓本，并对这些石刻的内容与真伪做了一些探讨。承罗丰兄吩咐，要我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考虑到这些材料对于有关北朝时期西域人士来华的交往情况有所补充，而且自己也对这件墓志内容中的有些问题还不得確解，所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同时也是向大家请教。
翟门生石屏风构件
首先介绍一下有关材料。这批石刻包括一套石墓门，有石门楣、门框与左右两扇石门;还有一批石床、石屏风、石阙等组件。石墓门两件门扇正面的内侧分别刻写一半墓志铭文，石门关闭后就可以拼合成一篇完整的墓志。墓志楷书文字保存基本完好，仅有几个字残泐不清，内容可以通读。现将墓志铭文释读如下：(¨内是已残泐或无法确识的文字)
翟国使主翟门生之墓志 君讳育，字门生，翟国东天竺人也。胄籍华方，蟠根万葉。树德家¨，为本国萨甫。冠盖崇动，美传弈世，¨¨二国通好，酬首(昔)往来，因聘使主，遂入皇魏。嘱主上优容，大垂裦赉，纳给都辇，受赏历帝。然昊天不吊，枉歼良哲。以元象元年正月十一日奄致薨背。有心怀痛，凡百含酸。遂使他山之玉，隐质于此都;亢¨¨¨，灰骨于异土。呜呼哀，以大魏武定元年十一月廿三日，琼棺方备，玉埏既周，卜兹吉辰，奄葬此土。其词曰：昔在西夏，立德崇虚。冠盖万里，众矣之谟。流美千城，响溢两都。如何昊天，降罚斯儒。玉顷摧峰，碧兰枉枯。悲音竟路，酸声满途。有心含痛，为之呜呼。
龙()动旆，长旌煌煌。挽歌楚曲，銮哀锵锵。孤寓金棺，独寐泉堂。杳然寂室，埏户无光。永居松¨，终归白杨。魂如独往，痛矣可伤。
门扇的正面刻画了精致的纹饰，以直线与圆环组成的六边形连续构成龟甲形的底纹，在各个六边形内又减地阳刻出各种神怪图像与花朵，以细线刻描画出细部的形象。可以辨识的有龙、朱雀、人头鸟身的神物1，神兽、执盾武士以及一般被称作畏兽的裸体神像。我们知道在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上就采用了龟甲形的装饰底样2。这种纹饰装饰手法还可以在西安出土的隋李和墓石棺3等处见到。看来是在北朝晚期普遍流行的工艺装饰纹样。
翟门生墓门纹饰与墓志铭(上图：右扇;下图：左扇)
墓志的内容实际上非常简单，应该是当时官方的文人撰写的，可供研究的史料很少。我们只能看到墓主翟门生是一个来自翟国的“使主”，原来在本国为“萨甫”，来到北魏出使后，受到皇帝的优待，供养他住在都城。东西两魏分裂后，来到东魏都城居住，可能是随帝室百官东迁的。而后卒于东魏元象元年(538)，武定元年(543)十一月廿三日下葬。
“萨甫”即“薩宝”、“萨保”。这个名词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学者提出，萨甫原来有商队领袖的意思，不仅限于宗教首领。而“使主”在南北朝历史文献中，明确是代表一国来访的使团首领。但是当时很多来中国的西域等国人士，是以商队首领身份来华，从事贸易活动，由于交通不便，有些同时也就受其国家委托，兼具了国家使者的身份，有些或者是冒用了国家使者的身份。这些所谓“使主”的真伪，不是很容易判断的。不过从翟门生墓志中称其受到北魏及东魏国君的优待与赏赐情况来看，他的使主身份是受到魏国的承认的。其墓葬采用大量石件装饰，雕刻精致，显然是属于北朝时期墓葬中比较高的等级。也说明其在魏国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这里值得研究讨论的，主要还是翟门生的籍贯，即这个“翟国东天竺人也”。难以解释的就是：按照以往有关“翟”姓的研究考证，中国古代文献中，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记载的翟，或者翟国，应该是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至中亚一带的古代丁零。而“萨甫”的名称，又往往是被人们用来确定具有这一称谓的人物属于粟特民族的重要根据。再加上“东天竺”的区域划定，给解释翟门生的民族籍贯造成了诸多困惑。
以往研究丁零民族历史比较重要的著作主要有：王日蔚的《丁零民族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五章、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写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与岑仲勉的《突厥集史》等。而后段连勤的《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则在前人基础上做了相当详尽深入的考证说明。他指出：“我国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丁零对漠北匈奴国家的兴亡和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进程，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高车和铁勒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占据着漠北漠西广大地区，其足迹所至，更遍及今日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和内蒙、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导致北魏王朝衰亡的六镇起义，高车就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4
根据史书记载，可以知道丁零的主要活动路线是从南西伯利亚一带向蒙古草原迁徙，其中部分人内迁进关，为内迁山居丁零，他们大多居于北方山区，多为翟氏。史书中可见的翟氏丁零分布地区主要有：中山、常山、并州一带。如《晋书·石勒载记》：“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骑讨之，获其母妻而还。鼠保于胥关，遂奔代郡。”《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
《魏书·莫题传》天兴五年“丁零翟都等聚众于壶关。”《魏书·公孙表附轨传》“及刘义隆将到彦之遣其部将姚纵夫济河，攻冶坂。世祖虑更北入，遣轨屯壶关。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魏书·太祖纪》载汾州有丁零酋帅翟同。《魏书·周几传》载司州白涧山和相州林虑山右丁零酋帅翟猛雀(416)。中山、常山一带的翟氏丁零又称西山丁零、北山丁零，见《魏书·太宗纪》、《晋书·慕容宝载记》、《魏书·韩茂传》、《十六国疆域志·后燕》等。
翟氏丁零在西晋末年与十六国时期活动较多，分布广大，氏族之间有密切联系。晋太元十三年(388)翟斌后人翟辽甚至在北方建立大魏国。史称有众三万多户。约十余万人。所以段连勤认为：“高车六部中的狄氏，应即翟氏，大部分在魏晋之际内迁中原，仍然留在漠北的狄氏为数很少，分布地不详。”而活动在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等地的高车丁零“同东魏一直保持着友好朝贡关系，直到它被柔然汗国灭亡为止。”
除去在中原定居的翟氏之外，在西北边疆的吐鲁番、敦煌等地，也曾经居住有大量翟氏人口。这可以从现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敦煌文书中得到实际证明。近来，陈菊霞在其关于翟氏的几篇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当时活动在西域与敦煌一带的翟氏情况，并且将其中表现出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一些翟氏人口定性为粟特民族。其主要根据就是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中的一些有关记录。如吐鲁番文书中的《高昌内藏奏得价钱帐》、《唐垂拱元年康义罗陀等请过所案卷》、《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甯和才等户手实》等与敦煌卷子S.367《沙州伊州地志》等5。具体论述请见陈菊霞的《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6。此外，向达先生与张广达先生等也曾经就原藏于右任鸳鸯七志斋的隋大业十一年翟突娑墓志讨论有关粟特移民的问题，认为翟突娑是居住在中原的粟特移民7。
由于文书、墓志等材料中确实表现出有些翟氏人物信仰祆教，与属于昭武九姓的姓氏通婚，做过薩宝等情况，使研究者们得出这一结论。但是历史文献中有关翟氏的记载更多地在强调翟氏属于丁零民族。而丁零与粟特应该不是一个民族。这样，当时中原汉族所称的翟氏就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除了丁零族之外，也有粟特族人在入中原后定姓为翟氏。这一点尚缺少实际材料的证明。二是一些翟氏丁零人由于与粟特人接触较多而接受了粟特民族的宗教与习俗。三是翟氏在中原人的概念中被广泛用来称呼西北各少数民族，所以在这个姓氏下包含了多种民族的入华人士。
我们还不太清楚北朝时期中原汉族是否能明确地区分每一个外来民族，但鉴于翟氏丁零已经长期在中原地区活动，而且与北魏、东魏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中原北朝各国的史料上也记录有一些翟姓的历史人物。可以想见，当时中原人的认识中，会有一个对于丁零人与西域其他民族的基本分别。否则就不会在翟门生的墓志中将其称为“翟国”，而不称之“高车”、“丁零”。所以，我们怀疑翟门生并不是丁零人，也不一定是粟特人，而是其他民族的来华使者。
而且翟门生墓志上说：“翟国东天竺人”。我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原所称东天竺应该是指印度半岛的东部区域。早在汉代，中原就有了天竺的概念。《后汉书·西域传》称：“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而在南北朝史书中已经出现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等地域性的国别划分。《旧唐书·西戎传》中则明确把天竺分为五部，“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可见在唐代人的观念中，东天竺的位置是确切的，正与今日的印度东部及孟加拉位置相符。这个概念在南北朝时期也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就与活动在北方的丁零国距离很远了。因此，这件墓志上记录的翟国，不大可能是上述的丁零民族国家。这样，我们只能猜测，这个翟国并不属于丁零民族，而是像当时中国人称呼其他很多国家的简称一样，是将其国名或族名中的第一个音节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国名，也就是说这个国名开头发“翟”或近似“翟”的声音。例如《隋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昭武九姓中，米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注云：“据《新唐书·西域传》，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英国比尔(S.Beal)注《西域记》谓即今马江(Maghian)。”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注云：“此为Maymurgh之对音。……故弭秣贺镇之确切位置尚难以考定。”8都认为米国原名的第一个音节是“Ma”。就是典型的用西域国家名称的第一个音节作为简称的例子。
在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古代西域以及中亚、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古国、古城名称中，虽然不多，也可以见到一些首个音节与“翟”相近似的。如《新唐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怛逻斯城、蜜种、《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蜜国(即上述蜜种)、健国等。
如果上述推测不误，可以凭借语音去探寻“翟国”的所在，我们觉得，可能《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密国是一个选项。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蜜国条中作了较详细的解释与考证。
“顺缚芻河北，下流至。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注云：“蜜国，即Tirmidh。《新唐书·西域传》大食条作怛满、怛没。位于Surkhan河注入阿姆河河口不远处。古密位于阿姆河河岸，因河中小岛及浅滩便于涉渡，成为南北来往重要渡口。……1964——1966年考古发掘证实，公元前二世纪Tirmidh即已存在希腊人的砦堡，公元后一至二世纪有佛寺、塔(窣堵波)等贵霜王朝时期的遗物。古城西北角之Kara-Kotal有在岩石间开凿的佛教洞窟寺院，惟其壁画保存不佳。此外有泥塑、浮雕、陶器等物出土。陶器上有无数与巴里黑、Surkh-kotal出土文物相同的婆罗谜字体和佉卢字体铭文。”这个地点应该是东西方交往路途中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与中原应该存在着一定的交往。国所在的阿姆河地区，尤其是它的东北方向，接近一系列粟特民族居住的中亚小国。所以，虽然在《大唐西域记》中强调的是这里的佛教因素，但由于地理原因，这里也会具有商旅传统并存在着萨甫名称的可能。这里把它作为“翟国”的一个可能选项提出来，不知可否成立，仅供大家参考。
但是严格说起来，这个国家与东天竺也还不能算是同一个地区。除非我们认定古人对于地理方位的概念不是十分确切，而把东天竺与北天竺混为一谈。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与科学水平下，也确实不能有如今这样规范而且准确的地图及地理知识。但这也只属于我们的推测，不能作为定论。而如果严格按照东天竺的区域去寻找“翟国”，一是还没有找到发音相近的地名，二是在东天竺地区不应该存在“萨甫”的称谓。也没有十分合理的解释。所以只能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材料来帮助加深有关认识。
附带提到翟门生墓中石屏风上的墓主图像。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当时的图像会记录了一定的墓主实际形象，那么图像上刻画的翟门生，虽然身着一套当时流行的中原服装，即宽袍大袖的汉族衣裳，但是仍在他衣裳的外面披有一件表现为毛皮质地的披风，是否也在表现着翟门生的西北民族身份呢。
墓志的记载与胡客的称呼，已经充分说明这位墓主人是一个外国人士，而且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丁零、粟特等民族商旅首领。但是在他葬具的石屏风雕饰上面，却显示出浓厚的中原汉文化色彩。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石翟门生墓中石屏风墓主图
石翟门生墓中石屏风竹林七贤图
这组石屏风共四件刻石，每件刻石的正反两面均有图像。这在已知的北朝石屏风中也是非常罕见的。按照一般石床上石屏风的排列方式，这四件刻石应该有两件并列，组成石床上长的一面上树立的屏风，而另两件则分别树立在石床上短的两面，与长的一面共同形成一个凹字形。我们试着组合了一下，则一面的图像组合是墓主、墓主妻子两人的坐像与乘马、牛车、侍女、侍从等;在中间插有孝子郭巨、董永等故事画。这是在北朝石床中常可见到的图像组合。但是另一面的图像就十分罕见，是一套完整的竹林七贤人物画，并且有注明是“阮籍”、“(向秀)”的榜题。图像中除侍立的仆婢外，一共有8个主要人物，表现他们的饮酒、弹琴、拨弄阮咸、坐吟等场景。可能就是来源于南朝流行的“竹林七贤与容启期”这一组装饰图样。类似图像的砖雕壁画在南京、丹阳等地的南朝帝陵中有过完整出土。这在北朝的出土文物中是比较罕见的。我们所知只有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9、山东临朐治源镇北齐崔芬壁画墓10，有可能是竹林七贤的人物画。在石刻图像中则属仅见。在刻绘墓主坐像的一块屏风石上，图像之下刻写有“胡客翟门生造石床屏风吉祥铭记”的铭文。使我们能确认这套屏风与上述的墓门属于同一墓葬。
石屏风与石床，根据考古发现所见，是在北朝中晚期兴起的一种葬具。现有材料主要出土于河南、河北南部、以及山东、陕甘等地。上面的图像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与习见的绘画格套，从而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特色，其绘画内容以及图案纹饰的文化风格可以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以汉族文化内容为主的孝子图和墓主人日常生活出行图像。这一类的材料包括沁阳县西向出土石屏风，洛阳古代艺术馆藏洛阳出土石屏风，日本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收藏的石屏风，日本奈良天理大学附属的天理参考馆收藏的两件石屏风石板，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一套石床与石屏风与美国弗朗西斯科美术馆藏的两件石屏风石板，西安出土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屏风，新近在河南安阳固岸村出土的东魏武定六年(548)谢氏冯僧晖墓中一组石屏风也是以孝子图为主的。
第二类是以表现火祆教宗教崇拜内容与粟特等西域民族生活场景为主的图像。其墓主大多可以确认为粟特族人等西方来华人士。这一类的材料包括1922年在安阳出土的一具北齐石床，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石屏风构件与一对门阙，在西安大明宫乡炕底寨发现的北周时期粟特人安伽墓中出土的一套石床与石屏风等。此外，在山东青州傅家的一座北齐武平四年墓葬中曾经出土一批石葬具，其中大批石构件被用于水库大坝建筑，当地博物馆仅收集到一批雕刻有图像的石板，其形制与构图来看，应该是石屏风的残存。这些图像也属于具有粟特等西域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场景。11在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发现的石屏风图像中，楼台亭阁等图像似乎更像是反映中原人士的家居生活，饮宴、歌舞、狩猎与骑马出行图像中也仅有部分人物衣着类似胡服。但是姜伯勤解读其中部分图像，根据有叵罗、来通等西方酒器和日月形象等认为它里面表现了祆教徒进行饮酒的豪摩祭、日月神祭等祭祀场面，还把一座桥上的人物看做是密特拉神在离别之桥接引义人前往天国的场面12。这些看法，还需要有其他类似的图像资料予以更确定的证明。
石床的装饰图像内容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可以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做一些分期判断的工作。
上述北朝石床资料中，有几件具有比较可靠的年代记录，如大同出土北魏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中石床，日本和泉县的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北魏正光五年(524)石床，河南省安阳县永丰乡固岸村57号墓出土的东魏武定六年(548)四月廿五日谢氏冯僧晖墓墓中石床、石阙与石屏风，西安出土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床与深圳博物馆展出的东魏兴和四年(542)七月廿日亡人朱洛石床等。
在这里面，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发掘的北魏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中石床时代最早。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图像中表现出浓厚的佛教艺术因素。如床脚上浮雕裸体力士，他们头顶卷发，项间挂珠链，肩上披帛带，腰间束帛。床架上浮雕着龙、虎、凤、金翅鸟、人头鸟、伎乐等。其造型大多可以在同时期的佛教造像中找到原型。与之相配的漆屏风以列女图为主，是汉族传统文化孝义礼仪思想的反映。
而在北魏晚期与东魏的石床上，雕刻的神兽中出现了畏兽、翼兽、鸟身人面像等，表现出一些新兴起的祆教等外来宗教文化色彩。与之相配的石屏风中，则比较多地采用了墓主人生活图像与孝子故事画。如日本和泉县的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北魏正光五年(524)石床，河南省安阳县永丰乡固岸村57号墓出土的东魏武定六年(548)四月廿五日谢氏冯僧晖墓墓中石床、石阙与石屏风，
郑岩曾经指出：“北魏葬具的图像装饰前后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和阶段性特点。固原雷祖庙的画像可以为洛阳北魏晚期葬具图像上的许多图像找到先例，如前者的孝子故事、两侧的小窗和龟背纹的装饰等在洛阳石葬具上均可以见到。而前者的鲜卑服饰到晚期则为褒衣博带的服装所代替，前者出现的明显受佛教美术影响的题材在晚期也不再流行。”这与我们对北朝石床的分期观察是相似的。固原雷祖庙的北魏漆棺图像十分丰富，孙机先生曾认为该漆棺的制作年代在太和八年(484)至十年(486)之间13。即与司马金龙墓中石床的时间近似，属于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前。这一时期的北魏文化中还存在有较多的鲜卑文化色彩，同时继承了一定的汉族传统文化因素。从绘画技法上讲，是以线条勾勒为主的汉代以来的中原传统绘画方式。但是画中人物的衣着形象则是鲜卑特色。而在孝文帝迁洛之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改服装，定礼仪，接受了大量从南朝传来的汉文化影响。墓葬壁画与葬具装饰中的汉化因素也随之增多，在人物形象上服装的时代变化尤为明显。
北魏晚期，随着疆域的扩大，与西域各国及北方草原民族的交通往来日益频繁，信奉祆教的粟特人以及其他西域民族人士在中原经商往来与定居的现象越来越多。东魏时杨衒之记录北魏晚期各国各民族来中原交往的盛况，曾经是：“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旅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14。这种情况使得西方流行的一些宗教思想在中原流行开来，其信仰的神祇形象也随之被中原人士所熟悉。从而直接造成祆教的宗教图像及带有中亚、西域文化色彩的纹饰图像也进入了中原的建筑与墓葬中。
北齐、北周时期的石床纹饰中，具有祆教等外来宗教文化色彩的纹饰图像更加突出，出现了祆教的天神与祭司、火坛等形象，现存的这一时期石屏风也有表现西域人士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图像。鉴于目前可以明确年代的北周石床均为粟特人士的墓葬中出土，与之相近似的北齐石床应该也大多是粟特人士的葬具。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一时期的石床图案是以表现祆教及西域民族生活的图像为主，因为在这一时期的石床装饰中也还有采用墓主生活图像的例子，如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床等。但是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表现西域人士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图像不会早到东、西魏时期。这样，就可以把北朝石床的发展变化基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前(公元493年前)，北魏迁洛至东魏末年间(公元493—550年)，北齐与北周期间(公元551-588年)。翟门生的墓中石屏风纹饰图像正符合我们划分的第二阶段中石屏风的雕刻特点。说明这时即使是西域人士的墓葬用具也主要沿习着中原汉族的丧葬文化习惯，还没有过多的祆教艺术因素。看来我们对于北齐、北周时期外来文化，或称之为“胡风”的大举进入，还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这与史载北齐、北周时期高氏、宇文氏大兴胡风，打压汉族文化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一致的。
注 释
1 人首鸟身的神物形象在古代来源不一。这里可能是来自佛教艺术的迦陵频伽或共命鸟，抑或南朝墓葬中称为“千秋万岁”的镇墓神物，参见河南邓县南朝墓出土砖雕“千秋万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2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4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下引氏说均出自该书。
5 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第7册等，文物出版社1981年、1986年;以及黄永武：《敦煌宝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6 陈菊霞：《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7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见于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8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下引文同。
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4期。
1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4期。
11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文物》2001年第5期。
12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
13 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见《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4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见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
编者按：原文载于《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73-684页。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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