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出土海贝所见早期中外交流
文 / 刘西诺
(中央民族大学 云南省博物馆 )
摘要：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由于复杂特殊的地貌和丰富的资源，处于几个不同文明(中、印、东南亚、藏)之中的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并受到周围文明的互动影响同时保留着独特的区域特色，决定了它的自然封闭和对外交流的频繁，表现在其经济、文化、宗教及货币等形态上。本文以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出土海贝及外国材料中关于使用贝的记载等为切入点，分析背后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南丝路;贸易;云南;海贝
一、海贝与南方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主要泛指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交通线。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一条由长安出发，向西北经过河西走廊、西域到中亚，然后继续西行抵达罗马帝国的古代东西方交通线。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除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条从四川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缅甸、印度后进入中亚、西亚和罗马的“南方丝绸之路”。至此“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西南内陆通往境外商道的普遍提法。对于南丝路沿线货币前人的研究很深，而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谈论早期贸易的实物货币载体海贝，结合外国学者对于此区域的历史研究及早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分析所见早期中外交流，并试对这条南丝路构建出新的解读。
据钱币学家彭信威研究，在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过“多有一个使用贝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大部分地区早期使用海贝。《盐铁论·错币第四》记载：“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商代卜辞和铜器铭文里就存在“锡贝”“囚贝”“赏贝”等字样。《说文·六篇下·贝部》收录以贝为主要构件的字多达59个。时至今日，很多现代汉字部首偏旁还都以“贝”作为偏旁。
我国最早的海贝是1975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的12枚天然海贝(随坑还出土几枚仿骨贝和石贝)。而中原最有代表性海贝出土则是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随葬贝币达6680余枚，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对于远离大海的政治核心区亦或是高原山区的人们来说，受地理条件等诸多限制，外来品海贝异常珍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黄河流域，贝币便跟不上社会水平的发展，贝币逐渐被金属货币所替代，以至期间出现向金属货币形态过渡的铜贝。除了早期的保德铜贝外，楚国从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开始铸造并使用到灭亡的数量居多的特殊钱币——具有海贝形态的铜币“蚁鼻钱”，货币上既保持了原有的贝币形态却用的是铜铸造。六国灭亡后，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外圆内方的“半两”钱，大额交易用称量货币黄金。海贝等原始货币和六国货币被废弃。两汉之间王莽曾短暂推行恢复贝币使用，其后历代王朝就没有再出台国家层面上使用贝币的政令。
二、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云南早期使用海贝状况所见交流
对云南而言，其最早的海贝被发现于古滇国墓葬里，出土海贝分紫贝和环贝两种，紫贝其背部呈紫色，紫贝长约4.8cm。环贝背部有一圈黄色，“环贝”稍小一些，从1.7cm～3cm都有发现，大部分长约2.6cm。出土的海贝中以“环纹贝”数量最多。
海贝并非云南本地产物，学者们一致认为此海贝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并分布在交换沿线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与云南相依的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使用海贝时间较长，对云南用贝有一定影响。例如，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中历史上早期同样有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的记载。
《印度史》中提到：“……在孔雀帝国时代引入(银币)，用于日常流通，与铜币和贝壳一样。不过村庄和农村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互助和非货币状态，根据出生种姓按照以货易货的层次式惠顾(Jajmani)模式提供传统服务。”《印度史》作者斯坦利·沃尔波特认为孔雀帝国时期贝壳、铜币和银币共同在市场上流通。
在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纳所著《锡兰简明史》里也提到：“……玛瑙贝，可能还有一种虫漆制造的圆形物品，是当作辅币使用的。”玛瑙贝在早期锡兰用作日常辅币，供日常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
而泰国一直到现代社会才废弃用贝币，其贝币主要从马尔代夫进口，泰国货币体系受中国货币影响很深，铢是中国古代重量单位。国家计量总局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也记载汉代一两为15.6g，汉一两为24铢，而泰国现在的货币名称还称之为“铢”,早年的纸币上也印有汉字“铢”，以上三条资料说明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多也是使用海贝的。
在古代，人们相信死后陪葬的东西可以带到另一个世界享用，厚葬之风盛行。根据考古发掘情况可知，云南战国到西汉的墓葬当中，秦汉时期的海贝只有昭通、昆明、玉溪、曲靖、大理和丽江等地有出土发现。而以环绕滇池为中心的古滇文化区域发现数量最多。1988年王大道先生曾做过系统性的相关整理研究，笔者补充了近年来的考古资料，统计出迄今为止云南出土早期海贝数量，以公斤为计量单位的各墓葬出土海贝合计774公斤，海贝以枚为单位的材料统计合计约为1559枚，作为一小部分补录做表格如下图所示：
图一：云南出土海贝一览表(截至2017年6月)
海贝在云南一般都伴随高等级墓葬出土，每一个墓出土的海贝数量众多。与同时代周围的中、低等级墓葬相较而言，后者则几乎没有出土过海贝。海贝只有少量高等级阶层才有机会拥有及使用。此外，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一件刻纹铜片将海贝比价情况作了说明：在1个虎头下面画了1个贝，又在1个豹头下面画了2个贝(另1豹头是2个计数的圆圈，所以表示2个贝)。汪宁生先生解释了它的含义：1只虎价值1个或10个贝，1只豹子价值2个或20个贝。这说明了海贝作为一种货币等价物，在市场上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有着不菲的价值。
国家博物馆馆藏石寨山出土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M13：2)，器物残高39.5厘米，出土时贮贝器中装满了海贝。青铜器在当时很珍贵，更别说它里面贮藏的海贝价值了。此器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当时来往云南的各国商客数量不少，人口流动十分多样。在这些青铜形象中很容易便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和其他人明显不同，推测是侨居云南的外国商人。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背景下，云南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对外重要门户和货物集散地，其区位优势尤为明显。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指印度，傈越指缅甸，也就是历史上的骠国。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由于汉帝国在哀牢境内与滇国残余势力展开角逐以及哀牢王族的反汉斗争，导致哀牢民众陆续迁至怒江以西及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发展。大规模人口迁徙间接证明了南丝路由汉帝国出境是畅通无阻的。
经济学原理中，商品距离货物产地越远，路途运输越不方便，其价值越高，反之亦然。海贝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沿岸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东西，价值不高。云南山高路崎，省内湖泊只出产食用螺蛳不出产贝。物以稀为贵，贝币刚开始流入云南后拥有很高的价值，随着贝币数量的不断增加，其珍贵度也不断减少。几个大型墓葬出土的众多外来海贝已被赋予了货币的基本职能。不仅流通于以滇池为中心的其他地区，而且在“滇族”与邻近民族或部族的商品交换中也可能用来作为媒介。
这种早期的贸易也可以从石寨山和李家山两次发掘所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看出，这种珠子至今只在云南和新疆自治区和阗、沙雅发现，新疆发现的都是外地传入的。经过专家考证，云南出土的很可能是从印度河流域输入的，而不是用外地传入的技术在当地制作的。法国学者米·皮拉左里也曾经提到过，在泰国中部偏西的北碧府(Kanchanaburi)的班东枚菲(Ban Don Ta Phet)遗址出土了50余枚刻划肉红玉髓和玛瑙珠，以及数以百计的扁平素面肉红玉髓箍状玛瑙珠和数以千计的印度玻璃珠。这些都证明了印度和云南之间存在着贝和稀有珠宝交易的贸易网(Glover等1984、Glover1990a和b)。
与云南相邻的四川地方史志频频记载，巴蜀濮人冢，多出“碧珠”，实为西方出产之琉璃，而重庆巴南区冬笋霸战国巴人竖棺墓中发掘出土了西域的琉璃。长沙的战国楚墓也出土了琉璃壁和琉璃印章，这些都可以间接证明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延续着一定程度的较高等级的商品贸易交换。
很有意思的是，丝绸之路的贸易终端罗马也离不开海贝。地中海两岸出产珍贵的紫红色贝壳作为制造紫红色的染料(采自贝壳动物呼吸道的一条小小的内分泌腺中)，加上中国丝绸染出了古罗马贵族阶级的标志——沿着“托加”衣边而装饰的鲜红的条文或紫红色罗带。汉朝与罗马未能建立直接联系，但当时罗马和印度建立了直接联系，贸易也十分紧密。
在公元后的最初一千年中，印度商人贸易所及甚广，也控制了很多国外市场。因为印度土地肥沃，恒河平原是亚洲最肥沃的平原，加上境内低矮平缓的地形占大多数，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出产也非常丰富。一方面，它通过海运将这些物资运往国外;另一方面，它也从东方岛屿方面取得物资，同时从商业运输中博得利润。尼赫鲁认为从印度的东方岛屿取得物资和利润。笔者分析其范围包括了东方的东南亚岛屿，更包含了距离较近的缅甸西海岸。因此笔者搜集了另一些相关资料，证明这条道路的繁荣如下：
每年的夏至前后，便有一百二十艘商船的船队，在离开埃及在红海的米奥斯·霍米斯(Myos Hormos)海港，借助季风吹送的动力，在四十天内横渡大洋。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和锡兰岛通常是航行的目标，很多来自亚洲国家的商人，都在市场引领企望他们到达。埃及船队的回航定于12月或1月份。船舱里高价的货品很快装在骆驼背上，从红海运到尼罗河，再顺流而下送到亚历山大里亚，熬不耽搁地快速输送到帝国首都。
在南印度港口发现的大量罗马钱币证实了海外贸易的兴旺和盈利的程度，在《厄立特里亚航海记perplus[海洋地理]of the Erythrean Sea,印度洋贸易的一个匿名指南》留下的残篇中有所报告，它可能是公元1世纪时，由一位阿拉伯海的船长写下的。
在南印度，也有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往西与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东北非、地中海、罗马帝国……往东与东南亚各国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考古发现在阿里卡梅杜港(今本地治里附近)有罗马商人的贸易站。
上述几段材料则描绘了当时发达的印度洋海运以及庞大的贸易市场。古代远航多以帆船为主，其航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向，因为中国东部沿海信风规律，冬季多为东北季风，夏季则多为西南季风，而印度洋海域以每年10月至3月盛行东北季风，5月至9月盛行西南季风。特别是材料提到了很多来自亚洲的商人早都活跃在南亚某些交易港口了。疆域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也在印度建立了贸易站，便于整个帝国在贸易站间接获取来自东亚、东南亚的商品。
在公元第1个千年的漫长历程中，印度航海商人或传教士不仅在斯里兰卡，而且在东南亚海岸的很多地方登陆，在这里，梵语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和宗教语言在上述地区广为传播(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佛教)。
通过分析材料可推断：从印度出发，到达缅甸西海岸线航运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换句话说，从云南出发，只要货物能安全到达缅甸的西海岸，就有商船进行对接，货物的下一站则到达印度，甚至可以直接到达有着很强购买力的罗马贸易站。此外，西方学者通过考古发掘辨别出分别由印度东北部和西域而到达欧洲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货物。
在1世纪末以前，地中海地区所进口的大部分丝绸似乎都是通过海路而运输的，并不经由穿过波斯的陆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以不容置辩的方式指出：“赛里斯”国(中国)的丝绸在印度港口装船，同时装船的还有同是来自中国的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都可以证明当时海运可以达到印度洋的东海岸。
而从云南到缅甸的陆路交通这一段则可以从民族迁徙上来进行合理解释，云南的少数民族在迁徙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秦汉至新中国成立的两千多年中，内地各族人民一直绵延不断地向这一地区缓慢迁徙，秦汉到元明时期是边疆移民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以族群为单位的少数民族人口迁徙是移民的主流。迁徙的总体趋势是百越族群从东向西呈收缩性迁徙，氐羌各族自北向南陆续迁入云南边地。云南往西就是缅甸，笔者查阅了相关材料中提及的早期印度移民向缅甸的情况及云南到掸国的商业路线情况。在现在社会，人们远距离迁徙可以乘坐飞机和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但也需要有一定的道路作为载体，否则是极其艰难的，更别说在古代只有人背马驮的时代，大规模移民和种族迁徙必然需要有一段相对安全、便捷的道路作为迁徙的载体。
缅人虽为蒙古人种，但其传统，每不循源中国，而以印度代之……上缅甸方面，此等印度移民，均自阿萨密(Assam)越大陆而来，其在下缅甸者，则都自马德拉斯(Madras)由海道而至。
……此地形势优胜，位于弥诺尔(今钦德文江chindwin)与伊洛瓦底江相汇之处附近，故自云南至阿萨密之商业路线，或系在此处与掸国商业路线相衔接。顾其土地干燥，似不合适于建立都城，即以目前而论，亦难以给养任何大城镇之居民也。虽然，河边岛屿，均能丰产谷类无疑，而上缅甸之干燥地带，亦有理由可信于某一时期，曾有润理而肥沃之地。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这条陆路是畅通的，以及道路沿线过去某一时期优良的自然环境的描述。
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写到：中国与印度互相接近，并开展了很多接触，这是得力于佛教的。在阿育王朝以前，是否已经有过这样的接触，不得而知;但是可能已经有过海上贸易，因为丝一向是中国输入的。不过在更早些时期，一定还有过陆路上的接触和民族的移动，因为蒙古人种面貌的特征，在印度东部各边区时常见到;在尼泊尔更为显著;在阿萨密(旧称迦摩缕波)和孟加拉也很明显。
以上这段也提及了宗教传播：从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军事扩张中，梵语也伴随着佛教和更早的印度教向东传播，直到公元第1个世纪的中叶，梵语始终都是印度甚至所有东南亚地区文化的标记……当时印度东部的缅甸人和岛上的马来人已经学会使用铜器、灌溉水稻、畜养牲畜并拥有私家船舶……印度人将认读书写技能和等级森严的古老文化(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等级划分)带到他们所到之处……在柬埔寨写有修女规则的柱子上，高棉字书写的梵语和北印度语书写的梵语分别写在柱子两边……这是印度和印度支那在那段期间的文化交往迹象之一。
阿育王的教徒是开路先锋，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来往于中印之间，因为路途艰难危险，据说这些香客的死亡率最高曾达百分之九十。行人通过的死亡率高，路途极其艰难，这一点在中国的史料中也有所体现：
《太平御览》中记载：“永昌郡在云南郡西七百里，郡东北八十里卢仓津(今澜沧江)，此津有瘴气，以往三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闷死。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枝则折，中人则令奄然青烂也。”
这段史料描述了永昌郡往西要穿过澜沧江，道路上弥漫着瘴气，行者六十人皆死之艰难。蜀汉时，诸葛亮征南中时带蜀荆兵卒因为不适应气候导致死亡率较高。对于非本区域的原住民来说，走这段从永昌向西的陆路死亡率较高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笔者思考这个区域自然环境与中国和印度环境差异较大，至今也是如此，非本地人或多或少会有不适应。但关键的是这个区域并非无人区，其中也居住着很多世代繁衍生息的原住民。后来因为迁徙、战争、宗教等原因迁入当地逐渐被“夷化”了的汉人和印度人等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经过几代的繁衍以后，他们的后代比起先辈们更为适应当地类似瘴气的恶劣环境。
综上所述，就南方丝路的地理环境、印度洋发达的海运、早期民族迁徙路线和宗教传播路线等看，证明了这条路上曾经有过大规模人群的迁徙，故推而知人数较少的贸易商队的交通也是可以顺利达到的。
另外，《三国志·仓慈传》曾记载：“西域杂胡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从很早之前中原和西域长时间就保持着敌对状态。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也是弥漫着部族互相征伐的情况。而且从中国角度来看，若想达到印度，北方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隔断，也被从帕米尔高原向喜马拉雅山之间绵延不断的山脉阻隔，路途更远、更危险。相比于北方段丝绸之路上众多凶悍劫掠的游牧民族，出于人身安全和地缘优势等考虑，西南商人更倾向于南丝路。笔者猜测此时商队中不完全是汉朝人，可能会雇佣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参与其运输和贸易，在强大利益驱动下，选择从西南地区出入境进行贸易也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
三、结 论
南亚、东南亚均有使用贝类作为原始货币的准确记载，且使用的贝壳种类与贮贝器中的贝壳均属于同类。云南发现的早期海贝从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来，跟印度、东南亚有着共同贸易圈和货币选择相吻合。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基础，有了剩余产品出现商品交换，以致为了彼此方便交换而出现共同约定俗成的等价物。可以这样说，海贝是丝路贸易的基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顺着这条路才有了文化和宗教等不同形式的传播。
通过有限的资料去分析出土的海贝、贮贝器、蚀花肉红石髓珠和史籍记载张骞在大夏看到蜀布、邛竹杖等物质材料看，正因为之前大批民族通过这条大通道进行往来迁移和经济贸易，以致才有后来的货币统一圈和较为相似的对于海贝和彼此物质上的选择与认同。这条道路曾在历史上某一段时期路况远比今日要好得多。笔者猜测是因为这段道路处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交会处，故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较频繁，各种灾害从自然和地理因素上对南丝路的影响比其他几条丝绸之路都要大，时至今日这一区域地震频率也是相对最频繁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范围的扩大,人口尤其是沿海人口不断增加，捕捞技术不断提升，海贝获取量也不断增加，使用贝币的区域也不断扩展，反过来巩固了贝币的地位。对于云南海贝的流入来说，其输入则是多方面的，起初作为高价值等价物海贝的使用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淘汰的，就黄河、长江流域来看，留存有着大量的贝币，其中部分用于陪葬，部分用于装饰，剩余的部分自然不会丢弃。笔者推测海贝随着商品交换或经济、人口的流动、战争、掠夺自行流入到那些依然使用贝币的地区。云南发现的海贝当中既有中原废弃海贝作为货币后自行向那些使用海贝的地区流动，逐步传入到云南，也有伴随着民族迁徙而带入云南的海贝，更有一些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进入云南的。而这个地区是随着青铜币使用圈扩张而被迫向外辐射的。在其他地区已经废弃不能用于等价交换的贝币流入使用区云南后，反而近一步巩固了当地海贝作为等价物的条件。笔者进一步猜测，云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早的时候是中原获取海贝的集散地，《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二卦坤卦中也提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朋除了朋友的意思，还是当时海贝的计量单位。从周王室的角度看，这句话不难理解，海贝随着更早期的南丝路云南的集散地流入到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
一方面，因东亚西太平洋水域地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废弃使用海贝而使用金属货币，从事捕捞并贩运海贝的人也逐渐减少，对于云南而言，通过西太平洋水域贸易流入云南的海贝数量随之减少，故考古发现的海贝数量也较少。海贝从流入当初的变化趋势是由早期的贵重等价物向普通货币逐渐转换的。另一方面，特别是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立郡县以后，当地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去接受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转变。从政治上来看，当地开始逐步使用中原王朝的五铢钱，但海贝虽不在官方货币内，却依然具有很高价值，不可能完全被居民们遗弃。除了一部分作为服饰上的装饰之外，海贝后来的交易对象则是往山区不发达的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倾斜，也是递进式的传播。云南的海贝使用可能和民族迁徙有着极大的关系，特别在古代早期没有严格的国境线的限制，人携带海贝的流出流进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今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和境外民族间依然有着古老的亲源和族属关系，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信仰习俗，海贝也就自然成为连接内外经济关系的纽带。故云南也就一直传承着对于海贝的认同，这种认同成为后来南诏、大理国甚至明末清初云南一直沿用着海贝作为币的基础。
史书曾记载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派将领庄蹻率军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经过沅水，向西南攻克且兰，征服夜郎国，一直攻打到滇池一带。黔中郡原曾为楚地，后被秦一度攻占，因黔中郡的反复争夺，庄蹻归路不畅，便“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从时间上来看，当时楚国已经铸造并使用铜贝两百多年，在某些政治不能控制到的地区则依然使用海贝，庄蹻部队入滇后也带有当时楚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这也是使用海贝的基础，笔者曾从云南省内负责考古工作的老师们处了解到，云南大部分墓葬盗掘现象严重，特别是南丝路沿线汉晋梁堆墓，一般情况下发掘后十墓九空，故现在没有发现更多的海贝资料开展近一步论证，期待未来更多的新材料来补充论证。
简介：刘西诺 男 1989年4月出生。 汉族。2008年9月——2012年6月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对外汉语专业 团支部书记。
2012年9月——2015年6月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
2014年5月——至今 进入云南省博物馆工作
2016年9月——至今 中央民族大学在职博士生就读
附：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2015年至2016年间曾担任云南省文化厅驻丽江市永胜县六德乡、东山乡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扶贫队员，开展一年驻村扶贫帮扶工作。
出版或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著
1、《滇池区域青铜器的蛇形象研究》，《中国抚仙湖文明的影响与传播——纪念抚仙湖水下考古研究12周年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2、《家风——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德 》(副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ISBN：9787212098841)，2017年9月出版。
3、《金有六齐——浅谈中国古代青铜铸币》，《收藏与投资》2017年第6期，南方出版社主办。
4、《滇青铜器中牛形象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5、《中国古代钱币书法与两宋钱币发展研究》 ，《中国文艺家》2017年第9期.
6、《省级博物馆文化扶贫破冰》，《中国扶贫》2017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