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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立坤:前燕的两个粟特家族
发布时间:2020-01-14 09:41:26   来源:《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    作者:田立坤   点击:

前燕的两个粟特家族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 田立坤)

  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与西域各国的官方交往通道—丝绸之路,从此西域来华胡人不绝于途,流布中原各地。西晋末年,西域胡人已经深入到辽海地区,如前燕的安屈、康迁两家即为中亚粟特人。

一 辽东胡人安氏家族

  辽东胡人安氏家族事迹,主要见于《魏书·安同传》:

  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1]。

  这是辽海地区有西域胡人活动的最早文献记录。

  安同“先祖曰世高”,即安同为安息入华质子安世高后裔的说法,虽然有人相信,但是并不为学界所接受。安同家实为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人,东来入华后以国为姓,攀附安息质子安世高为其先祖,是为抬高自家门第[2]。此乃不移之论,无需再费笔墨。但是,安氏家族的迁徙及安屈、安同的事迹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安氏家族何时东来入华已不可考,“历魏至晋”始“避乱辽东,遂家焉。”西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的第二年(291)三月,即爆发了“八王之乱”,接踵而至的又是“永嘉之乱”。《晋书·慕容廆载记》称: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3]。

  辽海地区相对则比较安定,成为中原流民的避乱之地。《晋书·慕容廆载记》称: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4]。

  故安氏家族所避之“乱”应是指“永嘉之乱”,所避之地“辽东”,应为泛指之辽海地区,亦非一定是汉魏之辽东郡地。战国燕昭王时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医巫闾山为辽西、辽东两郡之分界,所以一般而言,辽东指医巫闾山以东之地。但是也不尽然,如项羽灭秦之后,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史记集解》徐广曰:“都无终”[5]。无终为右北平郡属县,在今天津蓟县,可见辽西郡和右北平郡都应包括在辽东国的范围之内。再有,东汉安帝时从辽东、辽西各划出三县置辽东属国[6],三国曹魏又在辽东属国基础上置昌黎郡,范围向西扩展至今山海关一线,辽西郡地大部改属昌黎郡。西晋咸宁二年(276),又将昌黎郡和辽东、玄菟、带方、乐浪五郡国从幽州划出置平州[7]。平州治辽东襄平,昌黎为平州属郡,所以昌黎也被纳入辽东范围。如《晋书·载记序》:“慕容氏先据辽东称燕”[8]。《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之子。”[9]都是将实据辽西的慕容鲜卑称为“辽东鲜卑”,其因盖源于此。所以“辽东”一词并非仅指医巫闾山以东的燕秦汉时辽东郡地区,更不是今天的辽河以东,医巫闾山以西的大凌河流域有时也在广义的辽东范围之内。安氏家族“避乱辽东”时,崔毖为平州刺史,驻辽东襄平,慕容廆据辽西大凌河中下游地区,驻棘城。因中原流人多归慕容廆,崔毖唆使高句丽、宇文、段氏三国围攻棘城,结果反被慕容廆各个击破,崔毖也被逼逃亡高句丽,慕容鲜卑占领了辽东地区[10]。安氏家族是先到辽东襄平,然后再到辽西棘城,还是直接到棘城,这里就难以说清了。

  安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11]慕容暐为前燕三世,360至370年在位,此时已是前燕以邺城为都的后期,上距安氏家族避“永嘉之乱”遂家辽东已50多年。据此推算,安氏家族初来辽东者应是安屈之父或其祖父,安屈应出生于辽东,前燕灭冉魏后,从辽西随迁到中原。曾与安屈为友从事商贩的公孙眷,可能是辽东公孙氏后裔,大概在没有出仕之前,安屈也应该是以商贩为业,最后不知所终。

  安屈之子安同,是北魏开国初的重臣,历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世,“神嘉(此字“上鹿下加”,字库中没有,只好用同字“嘉”暂代)二年(429)卒,追赠高阳王,谥曰恭惠”[12],荣耀至极。《安同传》所记大都是他出仕北魏后及其子孙们的行迹,入魏前的早期经历仅“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一句带过,可知安同曾随公孙眷一起经商,并由此得以认识追随了拓跋珪。安同何以能随同一起经商的公孙眷得识拓跋珪?如果与所承接的上文联系起来看,可能与公孙眷之妹先入苻坚宫,后又被赐予刘库仁为妻一事有关。据《魏书·刘库仁传》,刘库仁出自独孤部,为代国的南部大人,苻坚东晋太元元年(376)灭代国后,令其与刘卫辰分统代国旧地。

  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拓跋珪)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扶纳离散,恩信甚张[13]。

  说明代国灭亡后,尚为六岁幼童的拓跋珪[14],随母亲依附于刘库仁,刘库仁对拓跋珪母子亦极尽忠节。如此安同随同一起经商的刘库仁妻兄公孙眷在刘库仁处接触到拓跋珪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与《魏书》所记截然不同的是,《晋书·苻坚载记上》称:

  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15]。

  “翼犍”即代王什翼犍,“翼圭”即拓跋珪。据此则不同于《魏书·序纪》所记什翼犍死于代国灭亡之前[16],而是被其子拓跋珪所执,降于前秦;拓跋珪亦不是随母亲依附于刘库仁,而是因“执父不孝”[17]被迁到蜀地。《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亦称:

  其后(什翼犍)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犍)死,子开字涉珪代立。”[18]

  “子开字涉珪”者即拓跋珪。《南齐书·魏虏传》则称:

  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什翼)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19]。

  “子珪字涉圭”即拓跋珪。苻坚败于淝水之战后,拓跋珪曾先依附于慕容垂,后还代北。上引诸书所记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前秦灭代时,代王什翼犍并没有死,代亡之后,拓跋珪也没有投奔刘库仁,而是与什翼犍都到了长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周一良先生在《关于崔浩国史之狱》一文中就此认为,《魏书》“前半大多本于北魏旧史,故本纪中皆不免于粉饰,抹去昭成(什翼犍)被擒入长安及道武(拓跋珪)流放至蜀等事。”[20]李凭先生则进一步论证了代国灭亡后,拓跋珪先随什翼犍等迁到长安、又因“执父不孝”流放蜀地、再迁长安、投奔慕容垂、重返代北的大致经历。认为拓跋珪被俘到长安,随即又罪徙蜀地是在太元二年(377)初,何时从蜀地再到长安不详;在长安期间可能依附于慕容垂;太元八年(383)十二月后,随慕容垂到中山;从中山重返代北的时间不晚于太元十年(385)八月[21]。

  上面拓跋珪的经历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代亡国(太元元年十二月)后被徙在蜀地期间,二是从蜀地回到长安之后至从中山返回代北(太元十年八月)之前,三是返回代北之后至登国元年(386)正月即代王位。第一阶段拓跋珪还是幼童,且没有任何可资研究的信息;第三阶段拓跋珪重返代北时刘库仁已经被慕容文所杀[22],因此我们认为,安同随公孙眷在拓跋珪从蜀地迁回长安至从中山返回代北期间,最有可能接触到拓跋珪,此时拓跋珪无论在长安还是在中山,都是依附于慕容垂。慕容垂在前燕灭亡前投奔前秦,王猛称其“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23]劝苻坚杀之,苻坚不允,并予以重用,授予京兆尹之职。公孙眷与安同都是前燕遗民,与“恩结士庶”的慕容垂在长安或中山就有联系,并由此开始接触到拓跋珪是极有可能的。再有,登国元年(386)、二年,安同曾两次奉拓跋珪之命出使后燕慕容垂求援[24],“频使称旨,遂见宠異”[25],说明安同已深得拓跋珪的信任,并熟悉后燕情况,也得到慕容垂的信任。这也可作为前面推测安同与慕容垂、拓跋珪之间关系的积极佐证。安同卒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嘉(此字“上鹿下加”,此为同音字)二年(429)[26],距其第一次出使时(386)已44年,而且当初安同“见太祖有济世之才”时,当已成年或接近成年,由此推算安同应在360年前后生于邺城,与前面推断其父安屈“永嘉之乱”后生于辽东正相吻合。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一个中亚粟特商人家族来华之后的迁徙路线:“永嘉之乱”时从中原迁到辽东,平州刺史崔毖亡命高句丽后又归属辽西慕容鲜卑(也可能当初从中原直接迁到辽西),然后随前燕再回到中原,前燕灭亡又被前秦迁往关中,最后因追随了拓跋珪而定居平城。

二 前燕归义侯康迁家族

  “前燕归义侯康迁”,见出土于西安的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康晖墓志》:

  大唐故赠左武卫翊府左郎将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晖,字怀智,其先颍川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因为氏焉。故前燕有归义候康迁,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也[27]。

  据《晋书·慕容儁载记》晋穆帝永和七年:

  是岁丁零翟鼠及冉闵将刘准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归义王,拜准左司马[28]。

  可知前燕也曾封其他归顺部族的首领以王爵,“归义”乃冠于封爵前的褒奖语。《康晖墓志》的发现说明,前燕除封丁零翟鼠为“归义王”之外,还曾封康迁为“归义候”,由此亦可说明康迁定为少数部族的首领,据其康姓判断,应为从中亚康国来华的粟特人。“其先颍川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因为氏焉”之说,与安氏称为安息质子安世高后裔同样都是攀附高门,以抬高门第的假托。所谓“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的真实背景,应该是前燕灭亡后,康氏作为前燕的遗民被前秦迁到了关中。康迁被前燕封为“归义候”,表明康迁仍是本部族的首领,对前燕只是归顺而已,还不是编户齐民,与前面提到的安屈当有所不同。安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已是释褐出仕的官员,说明在前燕境内的粟特人的身份不尽相同,既有编户齐民,也还保留有粟特人的聚落。

  晋成帝咸康三年(337),慕容廆在辽西棘城称燕王建国,史称前燕,晋废帝太和五年(370),前秦攻破邺城,前燕亡。期间前燕先都棘城,后迁龙城,又从辽西龙城迁到薊城,再迁邺城。康迁何时被前燕封为归义候不明,也就是说,康迁家族是否与安氏家族一样,也曾在辽西地区活动难以确定。与安氏家族的经历相同,康氏家族在前燕灭亡后,也被前秦迁到了关中。淝水之战后,安氏、康氏都没有再参与慕容鲜卑的复国活动,安氏追随拓跋珪去了平城,康氏则留在关中长安定居下来。

三 与粟特有关的考古发现

  前燕时期最具特色的遗物是马具,其中最为精美的铜鎏金鞍桥包片上多饰以六方连续纹样。如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的铜鎏金鞍桥包片(图一)[29]、北票喇嘛洞墓地和西沟墓地出土的铜鎏金鞍桥包片[30],都是以一个大六边形内置的交颈对凤纹为中轴,左右是斜置、呈反射对称向两翼连续展开的六方连续纹样,每个纹样都自成一个单元,内置龙、凤等单独纹样。每个单独纹样又是左右两方两两对称,朝向正中的对凤纹。这种六方连续纹样即源自于西域,通过粟特人传入中原的。

  关于六方连续纹样,以往多认为属于佛教美术题材,北朝时期传入中原地区,称作“龟背纹”或“龟甲纹”。近年随着对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中六方连续纹样和胡旋舞的辨认,将六方连续纹样与胡旋舞传入中原的时间提前到不晚于东汉晚期,也为三燕文化的六方连续纹样找到了源头[31]。

  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两座(M1、M2),1959年发现,1993年出版考古报告《密县打虎亭汉墓》。报告中称刻在各扇石门上的“界格图案”的即为六方连续纹样:

  用纵、横、斜三种双直线条相互衔接,形成许多形状不同的界格框,在各种双直线条相交接处,又雕刻出一个不甚规整的方圆体变形云纹图案。图案两端各有三、四个尖,并在图案面上刻划出细线纹和中间刻一圆圈。在双直线条界隔出的许多框格内,分别各雕刻出一组异禽怪兽画像[32]。

  由纵、横、斜直线相互衔接构成的“界格图案”,完整的单体都是纵长的六边形,整体即构成了规整的斜置六方连续纹样(图二)。

  M2后室东扇石门背面刻的“踏盘舞”即胡旋舞:

  一人在跳踏盘舞,舞人头挽发髻,身着短衣,两手上举过顶合十,一足抬起,一足踏于盘面上,姿势十分优美[33]。

  舞者头微低、上身向右侧前倾,重心在右腿,裸腹,赤足。左小腿后抬与臀部平、足心朝上、足尖后勾,右足尖立于圆毯之上。双臂各系一似铃的椭圆形物。面似年轻女性,颈部有饰物,但不能确指(图三)。

  这种双手高举握于头顶、上身前倾、后抬左腿,舞于一小圆毯上的舞姿,在北朝、隋唐时期的遗迹遗物上比较多见,即流行于中亚地区的胡旋舞。粟特人墓葬中常有发现,如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代墓地M6出土的石门上也有类似的胡旋舞图(图四):

  右扇石门,舞者左腿站立,脚外移,似虚步,脚跟着地,左(右)腿后勾。臀部外移,出胯,腰身前顷,胸部凸起……造型呈S型……左扇石门,舞者右腿单立,脚外撇,似脚尖着地,左腿起翘,略曲,出右胯,腰下部系一长裙,腹部似裸露,细腰,胸部隆起,束胸,双手合举于头顶之上,头部略向右视,整个身体呈旋转状[34]。

  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代墓地墓主人是中亚地区的何国人。

  上述六方连续纹样纵、横、斜线的节点上都饰“有三、四个尖”的“不甚规整的方圆体变形云纹图案”,“图案面上刻画出细线纹和中间刻一圆圈”的结构特征,与葡萄单叶互生,枝蔓、花、叶对生的生物形态相同,因此我们认为六方连续纹样是葡萄藤架的艺术表现形式。葡萄原产于西域,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始传入中原。密县打虎亭汉墓取材于葡萄藤架的六方连续纹样与中亚粟特人的胡旋舞共存,表明六方连续纹样与胡旋舞很可能都是随粟特人东来传到中原的。

  再有,1949年春天朝鲜发现的安岳3号墓,根据墨书题记,该墓葬于东晋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墓主人为辽东人冬寿[35]。冬寿墓后室东壁绘有四人,北侧三人演奏乐器,另一人面向奏乐者,双腿交叉、足尖着地、拍手起舞。奏乐者头梳高髻,面容不清;起舞者高鼻,发式、面型、服饰均似胡人(图五)。冬寿原为慕容皝的司马,被派随军讨辽东慕容仁时,战败没于慕容仁。咸康二年(336)正月,慕容皝亲征辽东,大败慕容仁,冬寿逃亡高句丽[36]。根据这一背景,结合墓室结构和壁画题材,宿白先生认为:“有理由相信它应该划归我国墓葬系统之内”[37]。杨泓先生也认为,冬寿墓的平面布局承袭着中原北方汉末魏晋墓葬传统,特别是在壁画的题材和细部描绘方面,也呈现出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时代特征[38]。因此,上述壁画内容也可以作为探讨辽海地区胡人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

  勾稽史籍,求证考古,中亚粟特人不晚于西晋末年即已来到了辽海地区。

四 结语

  慕容廆庶长子慕容翰为慕容皝所忌,慕容皝即位,翰先奔段辽,再投宇文归。《晋书·慕容皝载记》称: 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翰,翰见车无言,抚膺而已。车还以白,皝曰‘翰欲来也。’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

  这是唯一的一条与前燕时期商业有关的文献,至少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当时有的商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接触到上层社会;再一是当时的商人比较多,不太惹人注意,所以商人王车才能从容往返于慕容与宇文两敌国之间,传递信息,甚至运送武器。以善于经商著称的中亚粟特人进入辽海地区后,也必然会对当地的商业乃至文化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全面认识前燕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自西晋末年以来,辽海地区,尤其是辽西成为多民族错居杂处之地,其中辽东胡人安屈、柳城杂胡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后晋出帝石重贵等中亚粟特人都曾在此留下或多或少的足迹。龙城作为中亚粟特人在中国所到达的最东边的城市,我们相信并期待着能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注释

  [1] 《魏书》卷三0《安同传》,712页。《北史》卷二0《安同传》同。

  [2] 荣新江:《富安敦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27-440页。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

  [3]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2823页。

  [4] 《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载记》,2806页。

  [5]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316页。

  [6] 《后汉书》志第二三《郡国五》,3530页。

  [7]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平州条,426-427页;卷三《武帝纪》记在泰始十年二月,63页。

  [8] 《晋书》卷一百一《载记序》,2644页。

  [9] 《魏书》卷一百一《吐谷浑传》,2233页。

  [10] 《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载记》,2806-2807页。

  [11] 《魏书》卷三0《安同传》,712页。

  [12] 《魏书》卷三0《安同传》,713页。

  [13] 《魏书》卷二三《刘库仁传》,604-605页。

  [14]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以建国三十四年(371)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叁合陂北。”19页

  [15] 《晋书》卷一百一三《苻坚载记上》,2898-2899页。

  [16] 《魏书》卷一《序纪一·昭成帝》,什翼犍卒于建国三十九年,即太元元年(376)十二月,16页。

  [17] 什翼犍之子拓跋寔死后,什翼犍娶了拓跋寔之妻,故造成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的误会。见周一良:《崔浩国史之狱》,《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42—350页。

  [18]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2321页,

  [19]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983页。

  [20] 周一良:《崔浩国史之狱》,《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42--350页。

  [21]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章第一节 道武帝早年经历考,17-36页。

  [22] 《魏书》卷二《帝纪二》:道武帝“七年(383),冬十月,苻坚败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眷摄国部。”20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十月条:“燕太子太保慕舆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舆虔之子常时在库仁所,知三郡兵不乐远征,因作乱,夜攻库仁,杀之,窃其骏马,奔燕。”3335页。慕舆文即慕容文。两书所记刘库仁被杀相差一年,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23] 《晋书》卷一百一三《苻坚载记上》,2891页。

  [24] 《魏书》卷二《太祖纪》21页;卷一五《窟咄传》,385页。

  [25] 《魏书》卷三0《安同传》712页。

  [26] 《魏书》卷三0《安同传》713页。

  [27] 吴钢主编,王京阳等点校,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康晖墓志》,三秦出版社,1998年,408页。

  [28]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2833页。

  [2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博物馆等:《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19-32页。

  [30] 田立坤 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第11期20-32页。

  [31] 田立坤:《六方连续纹样考》,《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466-481页。

  [3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29页。

  [3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237页。

  [34]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43-56页。

  [35] 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27-35页。

  [36] 《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2815-2816页。《资治通鉴》卷九五,晋纪一七,晋成帝咸康二年(336)正月条,3005-3006。

  [37] 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101-104页。

  [38] 杨泓:《冬寿墓再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421-437页。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32-541页,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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