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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粟特及后裔墓志铭文书写的程式意涵
发布时间:2020-02-04 08:54:39   来源:《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    作者:李鸿宾   点击:

粟特及后裔墓志铭文书写的程式意涵

——以三方墓志为样例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鸿宾)

  汉地出土的粟特人及其后裔书写的墓志铭文的内容、行文格式,是人们据以判定其文化属性或族性是否转变的主要根据。由于人数无法抗衡周边众多的汉人而将他们的发展与衍变确定为“汉化”的趋势,也是众多研究者专注的中心,于是,不加分辨地将其视为“汉化”的转轨,似成为我们分析他们步入汉地社会出路的主要选项。这样的分析固然不无理据,而且从墓志的书写和文献存留的记载里均可获得充分的回应,但考虑到学术研究的递进,我们仍旧对此种观念支配下的研究范式需要保持一种自我警醒的态度,这似乎更有利于接触“真相”。于是,本文的目的就会落在对墓志铭文自身的记述之内容与程式之上,看看这些记载究竟隐藏了、或者适应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境,易言之,我这篇文章试图要做的,就是墓志铭文的内容究竟是死者本人的还是书写者的?或者这样书写的动机与当时的社会之间有什么关联?为行文简便起见,我选择了三方墓志明作为样例分析。

  我选择这三方墓志的标准,主要是唐朝管属下的粟特人或其后裔身份基本不发生争执者1;其次包括唐初、安史叛乱之前与后三个时段,旨在说明安史之乱为划分点的唐朝前后这些粟特人的文化、族属等是否有所差异,至于墓志内容多少、是否有价值之差别等,则不在考量之限,因此,我所选择的从这个角度着眼,有点随机选择的味道。这三方墓志分别是《大唐故洛阳康(婆)大农墓铭》(贞观二十一年去世,647)2、《大唐故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康(庭兰)公墓志铭》(开元二十八年,740)3、《唐故试光禄卿曹(闰国)府君墓志》(大历十年,775)4。

  上述三方墓志的选择之所以具有随意性,这建基于即使目前所能找到的超越万余方的墓志,也只不过是持续289年唐朝数千万人口(这个数据仅仅是一个静止时间点的统计,并非是前后延续的累积)中的九牛一毛,因此从现今统计学或抽样调查等各种方式进行研究,均已不可能奏效,于是,随机性的“任意”选择,是较悠远的历史学研究中的不得已为之的方法5。此点必须说明,因为随机的方法获得的结论只能限定在一个具体的、或偶然的范围之内,我们由此得到的印象或总结也只能是一种情况而已。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其次,墓志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对传世史书等官方记述缺佚的补充之上。后者关注视野的选择性(即重视朝廷、国家层面的社会性问题)使我们不容易看到组成那个社会基本面向的诸多细碎的环节,而这些恰恰是我们据以了解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依托6。墓志作为资料无疑具有拾遗补缺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今人对墓志资料的重视显然超越此前不久的古人,如毛汉光所云“石刻资料所包涵的内容,实际上与纸张布帛上记载的内容性质相同”7,他将这些不被官方重视的资料放置在与朝廷章奏和史馆修纂的宏文巨著同一水准,旨在突出这些民间资料的独特性,这样的观点也获得了学者们的认可8。事实上,如果将墓志作为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理解,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发挥验证文献资料中涉及的观念、理想和行为准则实施程度等作用9我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种逻辑的基础上。

  墓志铭的本质是对墓主一生行为进行总结10,大体上由本人(及家族)基本情况的介绍、政治仕途与文化风貌(尤以仕途为中心)的展示、对其业绩的彰显三个层次构成11。上述三方粟特及其后裔墓志的书写内容与形式,大体遵循着这种程式,这就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墓志书写的规则是由某种程式确立的吗?按《唐令》中的《丧葬令》就曾十分明确地规定官员去世后“诸碑碣,其文须实录,不得烂有褒饰”12,联系到唐朝政府有关各级官员死后丧葬活动的严格而细致的规定13,像墓志这样有关官员行事的准确定位和记述,应该逃不出政府的掌控之外。在一个以文官为核心的文武精英集团主宰的早熟官僚制政体为特征的王朝国家内14,朝廷对包括其官员自身的规范予以重视并通过文字记载明确地表现出来,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套的行文规范,至少在秦始皇建立一统化王朝的时代既已确立了,相关学者的研究使我们对此有所把握15。墓志作为朝廷官员升迁活动和行为举止的记载,如何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家权力的意识,也应当毫无保留地成为朝廷关注的对象。根据《唐六典》的描述,国家掌控官员墓志铭文的撰写,具体就落实在著作局的身上:“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16碑志撰写的权力既然在著作郎手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撰写的内容与格式就应当受到朝廷的控制。实际上,著作局的本质是撰写本朝实录,充备国史,后虽因史馆的单独设立而有所减缓著述,但作为官方记述自身历史的专门性机构,著作郎的职责必然受如同李华《著作郎壁记》一文记载的那种规定:“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17这实际上就是孔子编纂《春秋》的传统,即史书承载的意义就在于对世事进行评判并纳入到自己的道德意识之中。上述列举的墓志的主人,作为朝廷辖属的文武官员,其墓志的书写应当在这个层面内去理解18。本着这个原则,我们逐一对三方墓志的内容做些分析。

  首先是康婆墓志。

  这方墓志撰写的格式与其内容相比,后者透露的外来因素使我们对其粟特人的身份确信无疑。其中“本康国王之裔”、“祖陁”、“父和,隋定州萨宝”这样的词句分明交代这个家族粟特人的属性,“萨宝”更是入华之后粟特人管辖自身并被纳入到朝廷职官体系的一个组成分支19。志文对康和的描述采用了“虽日磾归汉,由余适秦”的说法,前者是西汉时期匈奴休屠王之太子,归附汉庭后受武帝托孤辅佐太子(汉昭帝)即位,被视为倾心汉室的外族之典范20。康婆墓志这类记载,显然是外族归附唐廷的套路式描写。班固修纂《汉书》中各卷之后的史臣“赞曰”将金日磾的行为称誉为“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21,进而将他个人的行为纳入到国家鼓励的外族尽忠朝廷的话语系统之中,其书虽系私人修纂,但官方的认可早已将其视为朝廷的意识系统,因而金日磾“侍汉”就成为这类现象的集中表达。康婆墓志的如此撰述,正是朝廷意识在当下的展演。易言之,这方墓志看似平实,其后隐藏的就是官方主流意识和话语的展现。不管墓志具体的撰写是何人,也不论其撰写代表了墓主还是其家人,但此种撰述套路的采纳,就是其时主流意识的反映,采用今日时髦的话说,这方墓志是“被”撰写的,约束其话语表述的就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向。它呈现的意涵就是:对入唐的外族人而言,他们在唐朝安身立命的根基,除了忠诚侍奉于朝廷之外别无他途。朝廷这种对外族投附者归属行为所给予的排他性的选项,应当是康婆墓志之撰述以及由此思路递进的制约因素。

  至于这方墓志为什么选择金日磾做样例,应系墓主先人的地位与之比附的结果,显然也包藏了自抬身价之意。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墓志揭示出该家族是在康婆的高祖康罗一代,于北魏孝文帝主政时而“举国内附”并“朝于洛阳”的。跟随北魏拓跋氏步入中原的北方胡人早已成为人们熟知的内容22,康罗家族的归附,应当视为顺随这股潮流的一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数年前在太原出土的《虞弘墓志》曾记载出身鱼国的该家族转入北魏、柔然,又步入北齐、北周和隋朝的官员行列23,其中虞弘先人充任的“领民酋长”则属于北魏拓跋氏联络依附自身的其他部族或部落首领一种特殊的职任24,虞弘家族的仕职,明确地将他们与北魏连接起来,不失为我们理解康罗家族“举国内附”的一个参照。而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向是拓跋人汉化的典型表征25,按此推测,康罗一家的文化转型也应当被裹挟在这股趋势当中。然而由于墓志所在的墓葬发掘情形全无踪迹,我们无从对该家族文化转轨甚至族性转移做出更具体的揭示,在此情况下,列举类似的其他事例不乏成为理解这个家族的参照,其中北周的安伽和隋朝的虞弘两方墓志是我们选中的两个极好的案例,似乎能够弥补康婆家族(文化的转变)与入华粟特人早期情形衔接的中间缺环。

  这两方墓志的重要与其说是墓志铭本身,不如说是墓葬所揭示的粟特人文化转轨中间存在的本土文化与汉地文化的相互渗合的特性。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提供的信息,安伽墓葬最具典型性的围屏石刻图案艺术,其内容涉及的人物造型、衣饰服装、宗教祭司活动、生活场景展现等各方面无不浸透着中亚粟特人的鲜明特性26;虞弘墓中的石椁雕绘的人物同样有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形状27,画面揭示出的迎送往来、宴饮歌舞、骑马射箭、动物造型等,亦很鲜明地展示出了西域和中(内)亚的要素28。与此对应的是,两方墓志铭文的内容涉及西域粟特或当地人的写照,也充斥着墓志本身,安伽仕职同州萨宝即为明证;虞弘墓志更加清晰地描述了祖孙三代仕任北朝诸代的履历,从西域到北方,再步入中原29。这些文字表述和画面中西域本土文化的彰显,在进入汉地之后面临中原主流文化包裹的气氛下,无疑表明这些外族人交织在两种(甚至多种)迥异文化网络内的颉颃性挣扎:作为西域腹地的民族,其文化与生活习俗的保持,原本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然而一旦进入与他们迥然有别的汉地社会里,且这种社会又成为支配他们活动的不可分离的场景,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和因应文化差异带来的“麻烦”30。重要的是,康婆和其他两方墓志铭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些家族均通过北方诸如拓跋、柔然这些非汉人的政治势力的南向发展而进入汉地社会的,这应当是西域粟特与内亚草原游牧势力结成密切关系的展现,又通过内亚势力与中原的农耕社会得以关联起来31。这种趋势,无疑是东汉王朝解体之后,至少中原王朝控制力丧失后周边非农耕势力崛起并向中原挺进潮流中的一股趋势。

  在这种趋势中,族性与文化的变迁常常与政治体的衍化结合在一起,即不同的族群和部落,在各种势力兴衰的角逐中,某些族群和部落可能受利益支配彼此结合,也因此而拆散,通过同一的政治目标而将不同的族群、部落抟成一体,如同陈寅恪阐释的“关陇集团”那样32。现在看来,“关陇集团”给我们新的启发就在于,通过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集团的建立,宇文泰试图消泯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之间产生的差异,从而构建一种与此目标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进而统合其属下的各类人群,追寻共同的强国目标而达成一致,以图抗衡东魏,统一北部中国33。这个集团及其追寻的目标,正是全国一统性王朝解体之后周边外围非汉人势力重新集结而取向中原进程的典型写照,由此而形成的新兴的政治势力,是此一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些聚集起来的力量所裹挟的各个部族、族群,通过共同的目的而凝聚在一起,构成了新的族体,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匈奴在东汉解体之后被分割成各支势力而进入汉人书写的不同支系34,说白了,这个时期至少在北方地区,所谓新出现的族群、民族这类称号,其实质就是通过政治角逐而重新洗牌并依托于政治体发展而凝结的群体35。康婆家族前后的发展与演变,就是这种政治进程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墓志铭所看到的主旨精神,就是通过康罗投附北魏进入朝廷系统的官职而导致其家族随后的走向,与跟随宇文泰步入西魏不同的则是,这个家族到了康罗之子康陁则随高欢进入到了东魏,而后者恰恰是北魏分裂之后多数人的选择。如同我以前讨论的贺拔亮案例一样,康婆家族在北朝的发展,同样是以任官仕职的方式而进入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的主流趋势中,这进一步证明他们的文化与族性的转变,同样是由政治性要素支配和决定的。

  其次是《康庭兰墓志》。

  此方墓志较诸《康婆墓志》,粟特痕迹已明显消泯,志文中所谓“康氏家谍详焉,今可略而言”,在盛行家世谱牒之学的中唐时代36,如此简略,似可证明其家世之不显,而其粟特之源,亦非如安菩、石崇俊家族那般本国大首领显赫的身份37,或如康婆、何文哲等托付于西域王族的地位38,证实康庭兰其族一般性家庭的基本特质。至其曾祖康匿始现于志文,充任唐游骑将军、守左卫翊府中郎将;祖康宁为归德将军、行右领军卫将军;父康烦陁系云麾将军、上柱国;到康庭兰本人,亦承此“将军”传统,任职壮武将军、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上柱国。由此可知,其家族之命运与唐朝的政治相连,康庭兰家族前后辈仕任朝廷宿卫系统,是唐朝禁军招收外族成员的惯例,这方面的事例颇多39,如陈寅恪所说,胡人充任唐朝军职前期和后期呈分明之别,前期多以部族首领协同本部成员参与唐军,中期以后则转化为首领或部属个人性的行为了40。我认为,康庭兰家族任职禁军系统,应当属于个人参与的案例,而禁军之父子相承,也是当时的习惯现象41。

  按康庭兰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虚岁65岁,他应生于676年,即高宗上元三年和仪凤元年之间,这年的十一月改元仪凤。由此看出,康庭兰的一生经历高宗(650—683在位)、武则天(690—704在位)、中宗(683底—684初、705—710在位)、睿宗(684、710—712在位)和玄宗(712—756在位)几任皇帝。假如从20岁以后步入宫廷禁军系统算起,应在武则天当政之后期42,这期间宫廷相继发生了张柬之等人发动的旨在推翻武则天的复唐政变,中宗即位后随之出现了韦皇后干政导致的另一次宫廷政变,以及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与睿宗三子李隆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然后才进入玄宗稳定政局的所谓“开元盛世”43。这些涉及朝廷高级官员的内斗中,作为一名没有根基的基层禁军成员,康庭兰所能做的,就是直接听从他的顶头上司的指挥,如果他所在的禁军卷入了这些宫廷政变的话。从何文哲的墓志提供的信息看,墓志将他作为禁军成员参与的每一项包括宫廷斗争在内的政治活动所做出的贡献均一一罗列,他因此而获递次的晋升44;而他之前随唐军征讨突厥降部复叛的契苾嵩之兄,墓志也有“凶奴(此处指突厥)大下,公兄频胜,短兵相接,为虏所擒,荒外身亡,骸留不返”的生动记载45;同为粟特人的康磨伽,参与唐军征讨突厥骨笃禄的叛乱,同样有“以公为检校果毅,言从薄伐……一举而扫龙庭,再战而清翰海。军回,授游击将军、上柱国”的细致描写46。与此对照,康庭兰在任职中的表现则是“出身入仕,移孝成忠;或执锐蹈坚,或争锋绝漠;克谋而宦达,守道而名扬;宿卫阙庭,多历年所;罕闻他吝,用选尔劳”47,这句缺少具体内容的虚幻之语,与上述墓志具体生动的描写形成对照的因由,只能由墓主参与活动的缺少所能解释。我们再看这句话中下属层次包含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出身入仕,移孝成忠”彰显的是他对朝廷的忠诚;“或执锐蹈坚,或争锋绝漠”算是对忠诚态度的描写,尽管如此,这两个句子也很空疏,大致上可以看到的情景是他作为禁军成员参与活动的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的是宿卫,后者蕴示了他曾参与唐军深入草原的征战;“克谋而宦达,守道而名扬”又是一句不明确内涵的有关他的谋略和品行端正的赞誉;“宿卫阙庭,多历年所”算是他宿卫宫廷的长年写照,但也没有具体内容做依托;“罕闻他吝,用选尔劳”同样是对他品性的抽象赞美。如此看,康庭兰一生在唐朝宫廷禁军服役的主要活动首先是执勤宿卫,其次是参与北征大漠,而这两句的描述都缺少具体内容,使我们无从了解他活动的细情而只能获得模糊不清的大致印象。即使从“宿卫阙庭,多历年所”再度考索,也看不出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为彰显其功效的墓志,此处采用的这八个字应当就是对康的最大功绩的表述,但若与何文哲等人记述的细致入微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虽历经宫廷政争的频繁,康庭兰所获并非显著的“功勋”表明,他参与和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缘故就在于他的职位不显。

  至于他参与的“争锋绝漠”,“绝漠”的方向应当是北方的草原和沙碛地带。《资治通鉴》在描述突厥降众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起兵反唐、唐廷调派裴行俭率军镇压之时,他遣派属下阿迦密等袭击对方之中选择“通漠道”48,此道就是进入康磨伽墓志所谓的“大漠”之道49。这一地带最重要的势力首推680年前后兴起的后突厥政权,它与武则天当政的周朝乃至随后的唐廷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中50,这期间发生的唐军向北征战的事例如下表所示:

  上表罗列的12件事,前5件事均属于突厥复辟建国的举措,此时康庭兰尚不足20岁,似应与墓志所载他“绝漠”的活动无关,第6至第12事中,除第6事外,其他几件事涉及的均是地方节度使为首者抗御突厥的活动,并非出自禁军系统,与康庭兰所在的部队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最有可能的第6事即圣历元年(698)(康时年22岁)武延秀纳突厥默啜之女为妃引致的双方冲突,也多发生于唐之妫、檀甚至更南部的定、赵等州,与所谓的“绝漠”相去甚远。如此看,墓志所载康庭兰追随禁军出征“绝漠”的行为,也不能算是具体的军事功绩,应属泛泛之论。

  然而就在这种居无定处的泛论基础上,刻画的中心内容就是墓主对朝廷的一片忠诚。具体到两个层次,一是他的形迹,表述是“出身入仕,移孝成忠,或执锐蹈坚,或争锋绝漠,克谋而宦达,守道而名扬,宿卫阙庭,多历年所,罕闻他吝,用选尔劳”;二是他性格的总括,表现在“行惟乐善,性实谦冲,虽忝戎班,而雅重文艺,闺门邕睦,容范可观,六籍播于□田,百氏包于辩囿。暨乎晚岁,耽思禅宗,勇施罄于珍财,慧解穷于法要”。这种“忠诚”构成了墓志所要表达的全部宗旨,而墓志的价值也恰恰就在这里。此话怎讲?

  除了表述需要的程式之外,这两段的记载也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康庭兰活动踪迹的真实内容。作为禁军的成员,对朝廷和皇帝的倾心拥护应当毫无疑问,这是诸多粟特人入仕的条件,除了康庭兰祖孙三代均出于禁军的记载外,类似的现象还有不少51。按上文陈寅恪的研究,胡人蕃将受到朝廷重视的因由,除了擅长骑射这类自身的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其技能得以充分展现的社会组织之构成,即“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想通,利害与共”52。由此而形成的胡人善战之技能,往往是汉人所缺少者,这应是他们步入禁军的技术优势。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唐宫廷禁军征募胡人勇武者应受系于王朝建国兼容的南北传统53,但若将视野再稍稍打开,就会发现,至少汉代就有此类现象的存在了。《汉书·地理志》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六郡,按照刘师古的说法就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54。属于汉初尚武风气浓厚的“关西出将”之处,显然,西汉宫廷禁卫军征召青壮才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的技艺之长55。

  与这些“良家子”不同的是,康庭兰三代入仕禁军,表明唐廷对外籍族属成员的兼纳56。这种兼纳的条件就是他们的忠诚。这也正是他们三代在墓志表述中的核心内容。然而这是他们生前真实生活的写照吗?考虑到墓志撰写的选择性,特别是像诸如同属粟特族裔的何弘敬那类墓志铭充斥的大肆赞美与文献表述迥然有别恰成对照的事例57,我们不能不考虑墓志书写褒扬式的那种套路从中所产生的支配性作用。这个作用直接来自于墓志的策划者和书写者,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由那些人策划、书写,但官方成员去世后墓志撰写的朝廷掌控的规则,使我们相信,无论是哪个具体的人员策划,这套程式都是不变的。易言之,本方墓志书写的体例特别是其内容,是在官方的程式中展开的。它的意义就在于:书写朝廷官员一生事迹的权力与其说在逝者的家人之手,不如说是通过他们体现出朝廷和官方的评定。而官方之所以具备这种能力,显然是朝廷力量达到了足以控制所属成员的地步。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就史学撰修而论,倘若魏晋南北朝呈现出私人修史之盛以及书写体裁和内容多样化的话,那么隋唐则开启了一个私人修史多样化的衰弱而国家权力渗透到史籍掌控的新时代58。墓志铭的撰写正是皇权掌控的一个部分,因此我认为,康庭兰墓志内容的形成,体现的是唐廷或受官方认可的精神59。

  再次是《曹闰国墓志》。

  曹闰国墓志刻画了粟特人的另一种类型。我们感兴趣的内容是:“含州河曲人也……□启钜鏕,分枝周后,少小游侠……公行旅边蓟,幼闲戎律,于天宝载,遇(安)禄山作孽,(史)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厄于锋刃,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俛仰随代。夫天不长恶,二凶殄丧,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效其忠剋,守镇恒岳。次于大历十□春,公再属承嗣起乱中原,倾覆河朔。公有子房之策,蔡易之勇,委公马军都虞候,百战决胜,将兵千人,从略显能,左辅王国。”

  这段不算短的叙述几乎构成了墓志的全部内容。其线索是:曹闰国来自于六胡州,后至河北,参与安史叛乱,然后反正,协助朝廷镇压王承嗣叛乱。展示的核心还是如同上文康庭兰家族的忠诚态度。

  曹闰国的含州就是人们熟知的六胡州之一。《元和郡县图志》记云:“初,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60虽然其具体的今地尚不明确61,曹闰国的籍贯或出生地含州显然就是六胡州的一个,尤其是墓志将含州置于河曲之内62,应属确定无疑。那么,曹闰国应当就是隶属六胡州的粟特人了。按曹出生于开元十七年(729),如果是他这一代迁徙到河北,那么只能是在开元十七年以后。按陈寅恪曾说中亚胡人至河北大致有三个时期,即隋末丧乱之迁徙、突厥破灭之迁徙和东突厥复兴导致的迁徙,是为远中近三因63。按此理解,曹闰国的东行若与此有瓜葛,只能是东突厥复兴引起的近因,或者另有原因。再看志文。

  其中“□启钜鏕,分枝周后,少小游侠,英雄宇内”一句,似乎表明曹闰国先到巨鹿这个地方。《旧唐书·地理志》邢州:“天保元年(742),改为巨鹿郡。乾元元年(758),复为邢州。”其辖属巨鹿县的沿革是:“隋于汉南故城巨鹿县。武德元年(618),置起州并白起县。四年,废起州,巨鹿属赵州。仍省白起,并入巨鹿。贞观元年(627),属邢州。”64巨鹿最早以秦郡而出现,范围涉及今河北中部,至唐朝则限于邢州治内。曹闰国墓志所指的巨鹿,应当与此有关,则其步入河北,即定居此地。那么,他何时进入、又因何故进入巨鹿呢?

  我们若将墓志所述从含州迁往巨鹿的行为视作志主曹闰国本人的话65,那么这个迁徙只能是曹闰国出生即开元十七年(729)之后的某个时代。这个时期六胡州发生的变化能够被记载下来的首先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唐廷于六胡州故地设置新宥州的事件,其目的旨在于安置此前即开元十年(722)六胡州发生大规模的叛乱而将他们迁往河南、江淮地区之后,又重新将他们迁回原地的那拨人66;“后为宁朔郡,领县三:怀德,延恩,归仁”67,改州为郡是在天宝元年(742)。其次是天宝中,宥州宁朔郡侨治经略军城。其三则是代宗宝应以后,其建置遂废,此后由他族串入68。不过这次事项与曹闰国的东迁无关,可不计入。粗算起来,与之有关的两项事件,当以开元二十六唐廷回迁南部粟特人一事为要,但也不排除天宝元年侨治经略军引发的曹闰国家族之迁徙。就前一事而言,若引发该家族迁离其地,应属非单体个性行为;后一事即治所转迁涉及的民户调离,也有可能是小规模的活动。总之,作为出生普通民户的曹闰国家族69,其转迁河北巨鹿一事,并不在陈寅恪所归纳的三个时期之内,当属于开元中后期粟特人小股规模脱离六胡州的一次事件,倘若归类,可能如同森部丰归纳的安史乱前的迁转70。而类似的或以个人为主脱离六胡州的现象时有发生71。

  曹闰国从六胡州迁至河北事件的意义还在于,他所代表的粟特人脱离六胡州的现象是否足以说明他们尚未成为唐朝完整意义上的“编户齐民”?如果作为政府控制下负有纳税服役职责的百姓,脱离田地的结果不可想象,尤其是在均田制的约束下,土地作为农人的生存之本,脱离土地意味着他们要承担不可能承受的风险。虽然敦煌吐鲁番有关民户、土地制度的文书反映着他们离弃土地的现象,但不得不说这种离弃多半是农人的被迫性举措而非主动离弃。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均田制的破坏使得农人弃离乡里的现象变得频繁,如同其他地区那样。但作为与朝廷始终若即若离的六胡州,脱离本地外出他乡现象的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似乎还是因羁縻制度的松弛导致原本就在长安直接控属之外的特殊地位引生的内在疏离性,这可能是该地未能步入正州正县的因缘。但相反的事例也同时存在。那就是开元十年(722)平定康待宾的叛乱后,唐廷将六胡州5万余口人众迁往河南和江淮之地,如果他们不是处在政府“编户齐民”的系统下,或者还保留游牧习性的状态,那怎么能够解释将他们放置在传统农耕地区而从事与他们游牧生计迥然有别的耕作呢72?看起来,这些六胡州百姓,至少已经从事或熟悉了农业生产,唐朝才有可能将他们安置在汉地生活。但不可否认的则是,该地脱离政府控制的倾向随着突厥复兴之后南北角逐较量和其他势力崛起而外迁的现象更加频繁,足以证明六胡州的非确定特性。我想,此地民众外出频繁,正是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因此,我将曹闰国迁徙河北之事,视作唐廷羁縻府州的松弛管束与企图将其纳入到“编户齐民”直接控制的一种博弈行为73。

  曹闰国墓志最值得“炫耀”的事迹,就是他先参与安史之乱,后又反正,并协助朝廷平定魏博田承嗣叛乱。“少小游侠”一句,道出了他早年居无定所的实情,再次证实他出自粟特下层家族的信息。正因为如此,才有“行旅边蓟,幼闲戎律”的行为,这也为他参与安史反政府叛乱提供了条件。“陷从其中”显然出自回护之意图。从他的经历和游侠的特性,尤其六胡州与朝廷疏离的关系,曹闰国参与安史叛乱并非承受道义上的压力,相反,叛军寻求六胡州民众的支持于史有征74,他与叛乱首领同族且处于六胡州之内,其民众参与叛乱,并非惊人之举75。曹闰国参与安史叛乱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墓志“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一句,道出了他参与叛乱并受到重用的情景。墓志对此事虽不讳言,但却以“陷从其中,厄于锋刃”的笔调凸显了他参与的“被迫性”,这显然又是刻意的回护。尽管如此,曹闰国参与叛乱的事情仍旧被呈现出来,这与墓志铭对主人恶行的回避并非一完全致。墓志之所以保留这样的记载,应当是墓主生前的重要活动,采用回避的方式并非奏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墓主最终向朝廷的投附,并英勇地参与了镇压魏博田承嗣的叛乱。

  这两件事中,曹闰国的“归顺本朝”,正是代宗朝廷与安史旧部彼此争衡不已而以妥协告结的产物。代宗在即位的诏敕中申明:“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于封赏。”76这个诏令旨在分化并瓦解叛军,不久以后史朝义就陷入被动,最终失败,跟随他叛乱的薛嵩、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等分别转投朝廷,就任相卫、成德、魏博、幽州卢龙节度使,“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77。曹闰国的“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效其忠剋,守镇恒岳”就是代宗妥协宽宥成德镇的结果,他被安置在成德李宝臣属下。按《旧唐书·李宝臣传》记云:“(李)宝臣以七州自给,军用殷积,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78这段记载代表了传世文献的基本观点,此卷的“史臣曰”对他的描述是:“(李)宝臣附丽安、史,流毒中原,终窃土疆,为国蟊贼。”79就是这么一个对朝廷造成危害的叛乱首领,在曹闰国的墓志里全无踪迹,但又声称他跟随成德,处在与朝廷对抗的地位,这些有损朝廷名声的行为并没有被刻意隐晦,那么我们就只能理解曹闰国归属成德李宝臣的举措,就在于李投降朝廷或被招安一举,这个行为对于遭受多年磨难的唐廷而言也算是理想的结局,安史旧部随其主帅受到褒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朝廷的认可,这就是曹闰国墓志记载他归属成德的意义。在此种情境下,曹闰国的归属成德,也就意味着“归属”朝廷,或至少被朝廷所认可。易言之,跟随安史叛乱的大小将领及其下属军士,他们所作的脱离叛军回归朝廷的行为是朝廷鼓励和表彰的重心所在,墓志对曹闰国回归的描述正是那个特定时期朝廷彰显的映现。

  最能彰显他“忠诚”朝廷的事件,当属他参与征讨魏博田承嗣的行动。墓志接着说他“于大历十□春,公再属承嗣起乱中原,倾覆河朔。公有子房之策,蔡易之勇,委公马军都虞候,百战决胜,将兵千人,从略显能,左辅王国”。此事之主因是大历八年(773)相卫节度使薛嵩卒后,其继承人问题引起争议,十年,薛嵩之弟薛崿归朝,田承嗣煽动相州将吏谋乱,并抗衡朝廷指令,发兵攻击洺、卫等州,代宗下令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等进击田承嗣80。李宝臣原本就因与田承嗣联姻产生矛盾而怨恨,便乘机与缁青李正己、幽州朱滔等军南北夹攻,形势对田承嗣不利,田遂采取离间计,先瓦解了李正己的南面进攻,又诱惑李宝臣与朱滔交恶,最终破坏了这次进攻81。传世文献记载,李宝臣参与征讨田承嗣的活动并未真正展开,《旧唐书·李宝臣传》明确地以“惭怒而退”告结。身为李宝臣马军都虞候的曹闰国,即使墓志将他比附汉代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也只能是“将兵千人,从略显能,左辅王国”,并没有发挥真正的能力。墓志模糊的表述遮盖了李宝臣脱离朝廷的行为,又将曹闰国的行为刻画为忠诚唐廷的举动,这是墓志倾向性选择的又一个案例,其根本原因,就是墓志撰写规则的制约。话题至此,我们对墓志铭内容的解读,就不能限于墓志自身,而是关注其背后潜藏的强势话语权的牵制。事实上,作为墓主的曹闰国,他的行为,尤其涉及到个人与朝廷、家庭与政府之关联,已经被纳入到国家编修史著所形成的框架之内,表达的与其说是墓志撰写者的心愿,不如说是朝廷的旨向和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意向。这才是曹闰国墓志撰述的宗旨。这方墓志向我们传达的是,即使参与反朝廷的“十恶”活动,只要转心归正,同样会被接纳,通过回归“正义”的行动,彰显的是朝廷的宽纳和气度,褒扬的是朝廷的合法性地位。

  上述三方墓志在我看来,其价值就在于描述了墓志撰写者表述的“史事”而非历史本身。正如我们看待今日相关悼词表达的那样,如果存在着对悼念者的争议,那么争议人很清楚什么层面展示了真实、什么层面有所遮掩。墓志铭记述的内容,是撰写者出于各种需要的结果,而这个需要与所处的社会紧密结合,对任职的官员而言,是与他所生活的具体场景结合在一起的。易言之,墓志的描述受到墓主生活时代主流社会权力的制约和限制,因而墓志的真实,应当是观念和意向的真实,这对我们了解对那些进入汉地之后的非汉人其族属认同与文化的选择,尤应值得深思。

  注释

  1 入唐后粟特人其身份有所不同,此处仅指已衍化成为唐朝之属民者。关于其分类,可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54—183页;新近的研究参阅许序雅:《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朝对来华九姓胡人的管理》,《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

  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上册96页。按本文讨论的这几方墓志铭录文均依托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若出现问题时则参以他本,本方墓志其他收录者,参见〔日〕氣賀澤保規編:《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錄(增訂版)》,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番号299,11—12页。

  3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1511页。本方墓志其他收录者,参见氣賀澤保規編:《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錄(增訂版)》,番号3382,131—132页。

  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1787—1788页。本方墓志其他收录者,参见氣賀澤保規編:《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錄(增訂版)》,番号4100,175—176页。

  5 墓志材料作为具有统计意义的依据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需要我们给予应有的注意。因为墓志本身的出土发掘并非依循规则,多数都是偶然发现且毫无章法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统计学数据作为资料,无法克服这些不规则且偶然的缺陷。类似的想法可参阅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页)。他以两汉400年间的3000方墓志资料的统计为例,说明依此而进行的相关统计数字的资料应遵循这样的原则:数字本身不一定具有意义,唯有经过比较之后始能透露某些信息。(该书10—11页)本文对墓志统计的说法与此相似。但本文并非否认目前学界就此进行的各种数据的统计并依此进行的研究,譬如以整理唐朝墓志资料著称的毛汉光教授,在《唐代统治阶层下降变动之研究》(台北《人文及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16—27页)、《唐代统治阶层父子间官职类别之变动》(台湾嘉义《中正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等文里,利用墓志并与传世文献结合对唐代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其依据的统计对论述的成立与否产生的直接影响予人以深刻印象。另一个值得指出的典型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谭凯(Nicolas Tackett)教授,他曾花费5万个小时对唐朝墓志各种信息进行统计(他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年5月16日、6月5日举行的讲座中透露),所发表的“Great Clansmen, Bureaucrats, and Local Magnates: 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The Great Wall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Border Under the Northern Song”(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Volume 38, 2008, pp. 99-138)等论文就是这些统计研究的结果。

  6 “细碎的环节”采用今日学界时髦的话语就是“碎片化”。之所以如此,是近年来盛行于大陆学术界历史研究的一种追求,其目的旨在探索具体的细节以更加清晰地阐释历史诸面相。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这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与域外联系之后,中国大陆学术界打破此前闭关锁国的局限而出现学术回归正业的合理性反弹。于此恰成映照的则是美国的学术研究(至少就中国学而言)则从费正清一代学者开创的中国历史叙事的宏大格局被“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区域性、阶段化和细致化研究所替代的趋势,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史、人类学方法论的支配彰显无遗。中国大陆学界历史细节化的方式转轨,即脱离此前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支配下的宏大关照,与美国中国学乃至其他国家细碎化的研究步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7毛汉光: 《石刻分类与石刻集释》,《汉学研究》(台北)第7卷第2期,1989年,225—234页。

  8 参见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84辑(2006年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5—127页。

  9 参见S. South, Research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 xxi.

  10 关于墓志的起源与定型,学界说法参差,此处可参阅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前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2—3页。

  11 参见刘城:《唐代墓志的写人进程》,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06年。

  12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栗劲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766页。

  13 参见《通典》卷八三《凶礼五》至卷九三《凶礼十五》的相关部分,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2243—2540页;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卷三二《丧葬令》,741—776页。

  14 新近有代表性的著作可参看〔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09—134页。

  15 马丁·科恩从对秦始皇巡游四方所立碑刻的规制和内容的分析中,认为这套标志承载的是王朝合法性地位的确立。这套宣示的承载物与王朝的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被纳入到了官方有效的掌控之下。参见氏著:《来自山岳的诏告——论秦始皇石刻》,王秀君译,〔德〕穆启乐、闵道安主编:《构想帝国: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98—219页。

  16 《唐六典》卷一○《秘书省》,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302页。

  17 李华:《著作郎壁记》,《文苑英华》卷七九九《庁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4226页。

  18 参见朱玉麒:《<葛啜墓志>作者崔述考略》,《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77—486页。

  19 参见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15—249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集的内部形态》、《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此据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11—179页。

  20 见《汉书》卷六八《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959—2962页。

  21 同上,2967页。

  22 参见李鸿宾:《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唐贺拔亮墓志>诸问题》,《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55—480页。

  23 参见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45—176页。

  24 参见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此据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90—214页。

  25 参见Albert Dien(丁爱博), Elite Lineages and the T’o-pa Accommodation: A Study of the Edict of 495,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No. 19-1, 1976, pp. 61—88;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北板桥:稻乡出版社,2005年,49—153页。

  26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集的内部形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11—168页。

  27 关于虞弘的族属,学者有争议,多数人认为他是粟特,也有稽胡、柔然的推测,参见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第3期;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主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第6期。

  2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145—176页。

  29 安伽、虞弘墓志铭的最初录文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第7卷,145—176页。

  30 这种处在从西域本土到汉地之间文化过渡性的转变,常常被学者们解释作“汉化”(趋势),安伽墓葬“汉化”的表述可参阅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第1期;西人的论述可参考〔美〕韩森(Valerie Hansen):《<思路新史>序》,王锦萍译,单国钺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71—172页。

  31 笔者在《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唐贺拔亮墓志>诸问题》(《唐研究》第17卷,455—480页)一文里讨论了源自高车的该家族如何进入拓跋并拓跋化的,又如何随拓跋南下而汉化的路径,指出这个家族文化与族性的转型主要依托于通过任职所展现的政治依附这种渠道实现的。这应当是我们了解北方民族文化转轨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3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5页。

  33 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后,学者们续有申述,其中吕春盛的《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台北板桥:稻乡出版社,2002年)一书,就西魏北周依托这个政治集团而呈现的衍化直至取代北齐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察,可视为此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34 笔者的这个想法是说,东汉解体之后,北方地区伴随着诸族的介入而出现了民族、族群等组织的重新洗牌的浪潮,这就避免不了原有族群(如匈奴等)的衰解和新族群的成立。促使他们兴衰的因素并非单一,但多受制于政治强力则是显而易见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尚不多见,于此姑备一说。此时期有关族群政治体的衍化之研讨,多有学者涉及,近期的研究成果可参见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的相关部分。

  35 参见裴士凯(Scott Pearce)、司白乐(Audrey Spiro)、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化与权力: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世界的瓦解与重建>序》,吴捷译,单国钺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7—151页。

  36 参见毛汉光:《中古家族之变动》、《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此据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54—69、426—445页。

  37 参见拙文:《安菩墓志铭再考——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唐史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160—181页;贞元○七八:《唐故张掖郡石(崇俊)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1892—1893页。本方墓志其他收录者,参见氣賀澤保規編:《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綜合目錄(增訂版)》,番号4429,191—192页。

  38 参见魏光:《何文哲墓志考略》,《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

  39 如《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开元十年(722)闰五月,“敕诸番充质宿卫子弟,并放还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83页。参阅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97—102页;拙文:《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40 陈寅恪:《唐代之蕃将与府兵》,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46—276页。

  41 参见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陈志学:试论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

  42唐青年进入禁军的年龄似无规定,新近发现的回鹘葛啜王子墓志,讲述他于贞元十年(794)“五月来朝,秩班禁卫(应属质子宿卫之列)”,第二年去世时年仅20岁,根据墓志记载的惯例,这20岁也是虚岁,所以他进入禁军,实际上只有18岁。墓志的录文见罗新:《<葛啜墓志>研究专栏·编者按》,《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23—424页。

  43 参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96—220页。

  44 参见拙文:《何文哲墓志铭再考——兼论粟特人汉化问题》,拙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305—368页。

  45参见《契苾嵩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413—414页

  46 参见《康磨伽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94—695页。参见《康留买墓志》,同前书694页。

  47 《唐代墓志汇编》将此句之间全部逗号。细查原文,这句中间应由不同的层次构成,我采用分号标明。

  48 《资治通鉴》卷二○二唐高宗开耀元年(681)闰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403—6404页。

  49 《康磨伽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册,694—695页。

  50笔者之推测康庭兰参与的军事活动指突厥而非如契丹等,是因为这段期间发生的唐与契丹的军事冲突都有明确的地理位置指向。如开元二十年(732)三月,唐信安王李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率军与叛乱的契丹交锋,“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次年三月,唐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等攻讨契丹,“为所败于都山之下,英杰死之”;二十二年十二月,唐幽州长史张守珪发兵攻击契丹,斩其王屈烈等,“余叛奚皆散走山谷”;二十五年二月,张守珪“破契丹余众于㮏禄山”(《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97、199、202页;卷九《玄宗纪下》,208页)。这几段记载唐军的活动都有具体而明确的位置如“北山”、“都山”、“㮏禄山”等,特别是“山谷”一词与“绝漠”的泛泛所指毫不相关。

  51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三年(787)七月条,7492—7493页。

  52 陈寅恪:《伦唐代之番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269页。

  53 参见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81—138页。

  5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644页。

  55参见《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传末“赞曰”,第2998页。吸收异族人进入侍卫系统的案例,可参阅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板桥:稻乡出版社,1995年,101页。

  56 康庭兰的曾祖康匿守左卫翊府中郎将、祖康宁行右领军卫将军,他本人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均属宫廷禁军十六卫系统。禁军于开元年间已完成了制度化,康庭兰出仕的情形应当于此背景考虑。又其入仕途径,抑或属于门荫之列,我这里不做展开。关于禁军制度化问题,参阅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87—194页;康庭兰入仕的归类研究,可参考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139—144页。

  57 参见《唐故魏博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魏博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太师庐江何公(弘敬)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40页;《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何弘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937页。

  58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230—239页。

  59 关于包括正史在内的文献记述,目前学术界年青一代学者中出现了一股将其视作仅仅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人为性构建的讨论,并有不算少的作品问世。这个取向较早的表现应当是王明珂所撰《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几部作品,且在同行中获得了不俗的反响。其创立的根基则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就中古史领域而言,大陆学界也有新锐作品问世,如徐冲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一书可谓代表作之一;日文左川英治的《东魏北齐革命与<魏书>的编纂》(刘啸译,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426—448页)也浸透着撰述被操控的想法。

  60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新宥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6页。

  61 有关六胡州今地的对应性考证,可参阅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王乃昂等:《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62 河曲之地在唐代文献中有不止一处的记载,此处仅指河套黄河南界地段,也就是六胡州所在的范围,时又有“河南地”之称。参阅以上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等文。

  6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4—45页。

  64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499、1500页。

  65 曹闰国自含州迁徙至巨鹿,也有可能是他的上一辈或更早的先人完成的,曹本人只是跟从家族迁徙罢了。但从墓志前后文判断,我认为是他本人的行为似乎更合适一些。

  66 关于康待宾事件,参见袁澍:《康待宾起义初探》,《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7—115页。

  67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新宥州》,106页。

  68 同上。

  69 六胡州的民族多为平民百姓,胡人上层已被朝廷安置在长安城,安菩墓志铭的记载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见拙稿:《安菩墓志铭再考——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唐史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160—181页。

  70 森部丰:《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温晋根译,《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232页。

  71 Edwin G. 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 318-356.

  72 将六胡州视作朝廷控制下百姓的论述,可参阅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73 有关唐朝政府对北部蕃族控制措施的变迁及其差异的较系统性的研究,可参看苏杭《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6年。

  74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756)七月、九月条,6986、6997页。

  75 安史叛军依托的核心骨干力量中,粟特和其他外族即所谓胡人至少是其重要组成之一。就是在叛军首领史朝义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忠心跟从他的也多是胡人,可证胡人与叛军密切的联系。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条,7139页。有关安史叛军族属构成的讨论,参阅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中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76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二《帝王·即位赦上·代宗即位赦》,洪丕谟等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8页。

  77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代宗广德元年(763)闰正月癸亥条,7141页。

  78 《旧唐书》卷一四三《李宝臣传》,3866页。

  79 同上,3892页。

  80 《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3838—3849页。

  81 《旧唐书·李宝臣传》,3866—3868页。

  编者按:原文载于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6-190页。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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