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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研究
发布时间:2020-09-14 14:44:25   来源:《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    作者:林圣智    点击:

 

北周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研究

(林圣智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前言

  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棺床围屏,自2004年4月6日发现以来广受学界瞩目。在目前所知北朝晚期至隋代的汉地粟特人葬具中,不仅纪年最早,其围屏的风格与图像亦独具特色。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康业墓的出土已将近十年,但是相较于其它汉地粟特人葬具,相关研究显得相当有限。1其原因可能在于康业墓围屏石榻中较欠缺典型的粟特宗教文化因素,却近于北魏的石刻线画传统。该如何说明这种墓主身分与围屏图像、风格之间在表面上的不一致性,以及解释何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成为考察康业墓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北魏洛阳葬具作坊的分化作为分析的起点与立论主轴,由此葬具作坊的发展趋势来看待北周汉地粟特人葬具的演变,尝试将康业墓放回北周葬具发展的脉络,其中涉及石刻线画的发展以及金饰葬具等问题。本文首先概观康业墓,第三节讨论北魏洛阳葬具作坊的分化与其在北周的发展,第四节检视北周粟特人葬具中贴金的现象,并由金饰葬具发展的脉络来加以理解。第五节考察康业墓围屏与床座的配置原理,追溯其所依据的北魏模式。

  二、康业墓概观

  康业墓位在西安市北郊,坑底寨村西北,南距安伽墓150米,东距史君墓2000米。2其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穹隆顶土洞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所组成(图1)。墓道长度不明,宽约1.58米。甬道长2.16、南宽1.42、北宽1.5米。墓门由门楣、门框、门扉所组成,门楣与门框上有线刻图案,门扉上有门钉,表面贴金。门楣中央为兽面,两侧为龙。门框顶部为朱雀,下侧为执长剑的门卫。

图1 北周天和六年(571)西安康业墓平面、剖面图

  墓室平面近方形,边长3.2-3.4米,残高1.6米。墓室壁面有壁画残迹,仅能辨识出红色边框。由剖面图来看,壁画残留边框类似屏风画的框架。墓室北壁安放一具围屏石棺床,紧靠北壁,上有男性墓主的遗骨,仰身直肢,头西足东(图2)。口内含东罗马金币一枚,右手握铜钱一枚,身上残存锦袍痕迹,腰部有铜饰带。墓志位在墓室入口处,西侧有动物骨骼。墓室中央有烧土痕。

图2 北周天和六年(571)西安康业墓围屏石棺床

  围屏由四块长方形石板组成。左右侧板长95.5、高82、厚7-8.5厘米。正面两块石板长106-111、高82-83.5、厚9-10厘米。左右侧板各分两栏,正面石板分为三栏,刻有边框,内有线刻图像,局部残存贴金痕迹。右侧围屏上方中央、正面右侧围屏上方、左侧围屏上方刻有「上」字,用来标示上下位置。康业墓中最受瞩目者除了墓志之外,无疑为其围屏上的复杂的石刻线画。就风格而言,无论是人物群像的表现手法或是流水、树石空间的经营等,均显示出北魏洛阳时期以来的新发展。

  三、北魏洛阳葬具作坊的分化

  欲了解康业墓围屏的图像与风格特点,首先要由探究其风格的渊源,亦即北魏洛阳时期的葬具着手。北魏洛阳时期葬具的线刻画,向来为学者所重视,近年来虽然许多重要文物不断问世,但是这批石刻线画对于认识北朝墓葬图像的重要性依然无法取代。北魏洛阳葬具的风格特色是在平滑的石板表面,采用阴刻线刻画风格制作图像、纹饰,并且经常在表面贴上金箔,呈现出华丽的装饰效果。这类作坊除了葬具之外,很可能也制作墓志的装饰图案。随着北魏灭亡与东西魏建立,葬具作坊与图像的发展也出现新的变化。3

  过去学界对于北朝葬具的研究,由于材料上的制约,对于魏分东西之后北魏石质葬具作坊分化问题的讨论较为有限。4不过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在康业墓与河南安阳固岸M57号墓出土之后,为北朝晚期围屏石棺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纪年基准点,从而有可能由较具有整体性的角度来勾勒此阶段石质葬具的发展。若以北魏灭亡至北周建德六年(577)灭北齐为时间范围,将相关材料依照年代排序如下:

  1.东魏武定六年(548)河南安阳安丰乡固岸村M57号墓孝子传图围屏石棺床。5

  2. 北周保定四年(564)西安南康村李诞墓石棺。6

  3. 北周天和六年(571)西安康业墓围屏石棺床。

  4. 北周建德元年(572)匹娄欢墓石棺。7

  5. 北齐武平四年(573)青州傅家画像。8

  上述北朝晚期石质葬具包括围屏石棺床与石棺两种形制,均沿袭自北魏。安阳固岸M57号墓(图3)与康业墓分别位在东魏邺城与北周长安,可知北魏洛阳葬具作坊在北魏灭亡后,随着新政权的树立,在邺城与长安这两座都城建立了新的据点。从葬具作坊分化的现象来看,葬具工匠的流动可能不只涉及徙民问题。由于葬具与墓志同样不仅止于丧葬用器,还具有界定政治身分、传达政治正统性的功能,因此葬具工匠可能是东西魏政权掠夺、收编的对象。对于东西魏统治集团而言,掌控葬具作坊有助于新政权重建政治秩序。

图3 东魏武定六年(548)河南安阳安丰乡固岸村M57号墓孝子传图围屏石棺床

  若将固岸M57号墓与康业墓相比较,可知固岸M57号墓的围屏石棺床无论在形制上或图像上,都更近于北魏石棺床,较忠实地继承了北魏洛阳葬具传统。相较之下,康业墓围屏石棺床则可以观察到更多改易、转用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固岸M57号墓的年代距离北魏较近,也与工匠作坊的发展,以及康业墓墓主身为粟特人且担任“大天主”的身分有关。相关问题详见下节。

图4 北周保定四年(564)西安南康村李诞墓平面图

  李诞墓与匹娄欢墓则都采用石棺,同样以线刻画制作图像。李诞墓对于思考康业墓的相关问题尤其具有启发性。李诞墓南距康业墓约500米,由长斜坡墓道、甬道、穹隆顶墓室所构成,墓门朝南(图4)。石棺位在墓室中央,前档朝西,其中有李诞与其夫人的遗骨。石棺盖板刻画人首蛇身的伏羲与女娲,伏羲捧月,女娲捧日,较为特殊。石棺左右档线刻青龙、白虎,后档为玄武。玄武背上有力士状神人,背有头光,右手持刀,裸露上身(图5)。石棺前档中央为一门,门楣有三朵莲花,门框涂红彩,两侧为莲花柱,整体造型类似佛龛(图6)。门下有一火坛,两侧伸出莲花。门的左右两侧为持戟、戴头光、立于莲花座上的人物,上身裸露,状似佛教护法神。9在石棺上方两侧则是相对称的双朱雀。10

图5 北周保定四年(564)西安南康村李诞墓石棺后挡

图6 北周保定四年(564)西安南康村李诞墓石棺前挡

  李诞墓石棺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均可见于北魏石棺。其前文件类似佛龛造型的门楣可见于传正光五年(524)元谧石棺的前档(明尼亚波里美术馆,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图7)。11持剑人物与玄武的组合,也可见于开封博物馆藏北魏洛阳时期四神石棺的后档。另外在1977年在洛阳缠河公社曾发现一具北魏石棺,左右有青龙、白虎,前档以朱彩绘制门扉,上方有双朱雀相互对称。棺盖内侧为手捧日、月的伏羲与女娲,日月上方并有三星以线相接连。12这件北魏石棺仅以朱彩绘制门扉,在李诞墓前档则并用线刻与朱彩。此外,缠河公社四神石棺所放置的位置为头文件朝西,墓道同样朝南,与李诞墓石棺的陈设方式完全相同。

图7 传北魏正光五年(524)元谧石棺的前档 (明尼亚波里美术馆)

  由于李诞墓的年代较康业墓为早,可知在康业下葬之前,北周长安已出现分化自北魏洛阳的葬具作坊。此作坊在西魏、北周政治的新情势下发展,为了与北魏洛阳的发展有所区别,本文称其为“长安葬具作坊”。由李诞墓石棺可知,此作坊在康业墓之前已经开始为政治地位较高的胡人首领制作葬具,康业并非首例。据《李诞墓志》所见,李诞颇受北周皇帝重用:

  均讳诞,字陁娑,赵国平棘人。……君禀玄妙气,正光中自罽宾归阙。大祖以/ 君婆罗门种,屡蒙赏。……皇帝授君/邯州刺史。其季闰月,葬中乡里。13

  志文中“大祖”即北周太祖宇文泰,“皇帝”指武帝宇文邕。李诞生于北魏正始三年(506),于正光年间(520-524)赴洛阳,北魏灭亡后入西魏。北周太祖宇文泰因其为“婆罗门种”,屡加赏赐。59岁殁时北周武帝赠邯州刺史。“邯州”即为甘州(今甘肃省张掖)。14由于康业同样由周武帝诏赠甘州刺史,考察李诞石棺的制作模式,可对认识康业墓围屏石棺床提供有力的线索。

  学者指出李诞墓、康业墓、安伽墓墓地相近的现象,在当时的长安城东郊形成一高规格的胡人首领墓葬区。15这一墓葬区的形成可能与北周对于胡人首领葬地的规范有关,并非伴随于胡人聚落而自然形成。进而言之,北周官方是否曾在不同的程度、范围上介入胡人首领墓葬的营造,颇值得留意。除了墓地的选择之外,另一项指标是墓志志文的撰写。李诞墓志中刻意提及太祖、皇帝,显示出志文撰者与丧家对于今上的政治意识。在李诞墓的例子中,除了墓地、墓志之外,石棺的制作可能也是在官方的协助下所进行。如前所述,制作者正是由朝廷所管理的“长安葬具作坊”。此作坊在制作李诞石棺时,除了前档的火坛之外,其余所有的元素均取自北魏平城或洛阳时期的葬具传统。16在此,火坛也就成为表达墓主宗教信仰或是作为胡人首领的重要象征。如下述,康业墓围屏的风格、图像主要也是依据北魏,并以火坛来象征其特殊的身分。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的制作模式可以在李诞墓中找到先例。

  由李诞墓石棺来看,长安葬具作坊充分承继了北魏石棺的制作技术与图像配置。由于李诞墓距北魏灭亡永熙三年(534)有三十年的年代间隔,可知此作坊的工匠在北魏之后已延续了一至两个世代。换言之,北魏葬具作坊分化至西魏、北周之际已落地生根。长安葬具作坊中除了迁移自洛阳的工匠之外,应该还衍生出新一代的工匠。由于康业墓的年代又较李诞墓晚七年,这新一代的工匠在制作过程中可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考察康业墓中独特的图像配置之际,必须将新一代工匠的因素一并列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康业墓之后的安伽墓围屏石棺床、史君墓石椁均改用浅浮雕,并未采用石刻线画。17这并非意味着北周末年的粟特人首领完全排斥石刻线画风格,因为其墓葬中仍留有部分遗存。例如安伽墓墓门边框仍采线刻画图案,其围屏石棺床的床足上所见的畏兽形象,同样以石刻线画风格表现。这类举臂的畏兽形象广见于北魏,例如正光三年(522)冯邕妻元氏墓志盖(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不过北魏以来的石刻线画风格显然仅扮演次要的角色。换言之,在北周武帝统一北齐、驾崩之后,长安粟特首领葬具的风格与图像均出现剧烈的转变。

  安伽墓完成于大象元年(579),史君墓完成于大象二年(580),正值北周皇权不稳,政治动荡的阶段。相对地,李诞墓、康业墓则均完成于武帝时期。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来年周武帝亲征突厥,征途中病倒,驾崩于长安。其后宣帝(578-579在位)继位,朝令夕改,诛除功臣,大成元年(579)让位于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衍,是为静帝(579-581在位)。大象二年(580)天元皇帝(宣帝)殁,同年5月左大丞相杨坚主政,大定元年(581)年静帝禅位,北周亡,隋朝建立。参照北周末年的历史,可知安伽墓与史君墓葬具的制作是在与李诞、康业墓很不相同的政治前提、背景下所进行。在这段期间,北周皇帝对于胡人首领丧葬的支配方式可能有所变化。若换个角度来看,北周末年粟特首领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可能有所提升。18安伽墓、史君墓中更直截、鲜明地传达出粟特人宗教、习俗、活动的图像,与李诞墓、康业墓的作法有所不同。这亦成为北周末至隋代汉地粟特首领葬具图像表述的重要特质。

  在北朝粟特人墓葬中,康业墓的纪年虽然最早,但是发现时间最晚(2004年4月)。李诞墓发掘于2005年9月,又晚于康业墓。在康业墓出土之际,学界基于虞弘墓(1999年7月发现)、安伽墓(2000年5月发现)、史君墓(2003年6-10月发现)等震惊中外的前例,已惯于将北朝粟特人墓葬中的粟特图像表述视为理所当然。不过若将李诞墓、康业墓与安伽墓、史君墓相比对,这两组葬具整体的差异颇令人玩味。由于安伽、史君均担任萨保,其规格可能较前一组为高。不过若考虑北周政治的变迁,葬具中粟特图像的多寡、有无,可能还涉及官方监督、介入的程度,以及粟特人首领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的消长等问题。换言之,这两组葬具的图像差异之间,可能隐含着由官方积极介入到较为缓和的历史过程,透露出北周皇权与粟特人聚落首领之间的互动关系。19北周武帝是否曾在此过程中扮演过某种角色,可能值得进一步考虑。由此看来,北朝粟特人墓葬中唯一刻有粟特文题记的史君墓出现在北周末年,恐怕并非偶然。

  另外,由于安伽墓与史君墓的葬具均采用浅浮雕,这是否意味着 北周末年长安葬具作坊出现了风格转变,由石刻线画为主转变为浅浮雕为主?若参照隋代关中地区所出土的石棺来看,北周长安葬具作坊的线刻画风格并未中断,依然延续下来并扩散至关中地区。陕西三原县隋开皇二年(582)李和墓石棺、陕西潼关税村壁画墓石棺可以为证。20

  四、金饰葬具

  康业墓石棺床围屏与李诞墓石棺均有贴金痕迹,因此有必要追溯这类金饰葬具的发展。上一节主要就石刻线画与图像配置来说明北周长安与北魏洛阳葬具作坊的关系。不过不能忽略这种线刻画风格往往与贴金一并出现,具有华丽的装饰趣味,与拓片黑底白线所传达的古朴效果大不相同。本节将由“贴金”的形式来考察北魏葬具作坊的分化过程。

  在康业墓的简报中清楚地提到石棺床围屏贴金箔的现象。其中贴金的部分包括门钉表面、围屏内侧、围屏边框、床座正面。关于围屏的部分,简报中称“局部贴金,两侧及上部饰贴金柿蒂纹”。另外简报中对于右侧石板第一幅中人物手捧的圆盘有「局部贴金」的描述。21由以上的描述可知特点为局部性贴金,并在画面外侧作出「柿蒂纹」装饰,但简报中并未详述各围屏中残留有贴金的部分以及柿蒂纹的具体型态。

  不过若详细观察康业墓简报中的彩色图版,似乎可以识别出部分残存贴金的位置。若以前引简报中人物手捧贴金圆盘的特点为依据,逐一比较,可以辨识出贴金的部分包括:

  1.正面右侧石板第一幅女性人物的发饰与衣袍部分。22

  2.正面右侧石板第二幅骑马人物中的马饰、骑马人物以及其后方侍者的衣饰。

  3.正面右侧石板第三幅女性人物的服饰。

  4.正面左侧石板第一幅为牛车图。其中有贴金痕迹的部分包括牛车棚顶上的联珠纹、牛车双辕下支撑物的底部、牛车旁胡人所举的酒杯。

  5.正面左侧石板为墓主画像。墓主的帽饰、衣袍中央、所坐毡毯、背后的屏风、中央的火坛等部分均有贴金痕迹。23另外可见于墓主左侧胡人所持器物、下方胡人侍者所捧的大圆盘与长颈瓶瓶身。墓主背后的屏风上刻有山峦、云气痕迹,简报中称为“山水画”。推测此屏风是以山水为主题的山水屏风。此山水屏风上也残存贴金。24

  6.正面左侧石板左侧的鞍马图中央有背向观者的马匹。其马鞍上联珠纹内有贴金,呈规律状排列。左侧露出半身的鞍马亦有贴金痕。

  7.左侧围屏石板内侧女性人物的服饰、发饰。

  8.左侧围屏石板外侧侍女,例如芭蕉状树旁侍女的发髻、发簪、腰部饰带。另外其中有一执扇侍女,扇内似可见由金箔所组成的图案。

  9.床座正面中央兽首口缘的部分。

  10.床座正面朱雀的尾端以及缠枝莲花纹。另外在朱雀与下方的联珠纹间有一道横向的贴金边框,隐约可辨。

  11.围屏边框有三处残存贴金痕迹。在墓主画像的左侧边框上有由5至7个圆点所组成的图案,布局呈十字状。在左侧围屏两幅画面之间的边框上有3个圆点,上下对称,推测其原状可能作上下、左右对称的十字型,与前者相类。类似的图案也可见于左侧围屏最外侧的边框上。这些由圆点所组成的图案可能即为简报中所称的“贴金柿蒂纹”。由于年代已久,绝大部分的贴金均已剥落,但仍可想见当初康业墓围屏石棺床完成时,应该是颇为灿烂夺目。

  此外,由于这类围屏边框上的纹饰应该是作规律性排列,根据现存的图案,可对康业墓围屏边框作出假设性的复原,并经由以上观察可对康业墓的贴金形式得到以下几点初步认识:第一、围屏画面中贴金的位置集中在人物的服饰、发饰、器具、用品、鞍马与牛车的装饰上,这些贴金用来强调各类饰物、金银器作为金属质材的类似性与奢华感,凸显这些母题的物质属性。第二、围屏边框有贴金图案,推测其原状应是作规律性布局。第三、床座正面的兽面、四神、纹饰可能均满布金箔。这些图样与上下联珠纹之间的边框则贴上金边。第四、须留意康业墓中所谓“贴金”,其实更接近“截金”,亦即将金箔裁切成细碎的矩形,配合线刻画的内容,仔细地逐次黏贴金箔的工艺手法。这种矩形的小单元可见于左侧围屏石板外侧侍女的发髻上。

  随着南北朝佛教造像的蓬勃发展,贴金佛像并不罕见。河北曲阳、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四川成都等地都曾出土贴金彩绘造像。其中尤其以山东青州龙兴寺石佛彩绘贴金的表现最为细致繁复。就北周的地理范围来看,2007年在西安窦寨村发现的佛教造像窖藏曾出土一件残高160厘米佛像(编号XHD07-003),袈裟彩绘保存较好,可清楚见到莲花纹的贴金痕迹。25值得注意在右下侧莲花纹下方可见由五个点所组成的图案,布局近于十字型。此图案与康业墓围屏边框上的贴金图案相近。贴金作为一种装饰石雕的技术,在佛教造像与葬具之间确实可以相互流通。不过若就北朝葬具发展的系谱来看,康业墓实继承自北魏统治集团的金饰棺传统。

  北魏平城时期金饰棺已成为高等级的葬具。据《魏书》卷27〈穆崇〉,北魏泰常八年(423)穆观卒,明元帝临丧:

  太宗亲临其丧,悲恸左右。赐以通身隐起金饰棺,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26

  穆观为穆崇(?-406)子,穆崇则为道武帝时期的建国功臣,穆氏即为太和十九年(495)诏定代人姓族的“功勋八姓”之一。27其族人原为丘目陵氏的一支,可能在道武帝拓跋珪之前即曾加入拓跋联盟。文中“通身隐起金饰棺”的描述具有启发性。“通身”意指布满表面,“金饰”为藉由贴金等贵重金属来装饰葬具。“安城王叔孙俊故事”指明元帝在叔孙俊(389-416)卒后,为纪念其功绩所立下的丧葬规范。叔孙氏出自“帝室十姓”。28《魏书》〈穆崇〉中对于金饰的强调,反映出北魏平城时期葬具的新发展。

  北魏平城时期金饰棺的具体样貌,可由五世纪下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漆棺略知一二。固原漆棺满布纹饰,装饰华丽。其花纹先贴上金箔再以金泥描绘。29其中大面积贴金箔的作法与“通身隐起金饰棺”的描述最为符合。固原漆棺中将贴金与纹饰相结合,表现出满布葬具表面的视觉效果。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来看,可知在北魏平城时期即有以贴金装饰葬具的传统。北魏洛阳时期的葬具也可见贴金装饰,例如传元谧孝子传图石棺原来留有金箔痕迹。30

  魏分东西之后,金饰葬具的传统随着葬具作坊的分化,连同石刻线画风格分别流传至邺城与长安。东魏固岸孝子传围屏石棺床床座用金箔贴出四方形边框。31北周李诞墓石棺的前后与左右档板均残存贴金痕迹。以李诞墓前档板下方的火坛为例,贴金箔的部分与火坛的线刻纹饰相搭配,分布上具有规律性,可看出贴金与线刻互相衬托,相得益彰。

  北朝晚期至隋代汉地粟特人首领葬具图像的风格有所变化,不过贴金的作法不但保留下来,而且出现新的发展。安伽墓的围屏石棺床的保存状况较为完好,可藉此了解康业墓以后粟特人墓葬中贴金形式的转变(图8)。如前所述,康业墓围屏石棺床中使用贴金的部分包括人物的服饰、发饰、器具、用品、围屏边框、床座正面等部分。安伽墓围屏石棺床延续此作法,人物的腰带、器皿、乐器、床座边框等处可见到完整的贴金,用来彰显其贵重。在围屏边框上可见到土黄色饼图案,分布规律。这些图案的作用相当于康业墓围屏边框上的柿蒂纹,不过尚无法确认是否以金泥描绘。安伽墓围屏中的贴金与康业墓最大的差异在于,将金箔作为背景,填满余白的空间,成为名符其实的金地屏风。

图8 北周大象元年(579)西安安伽墓围屏石棺床

  另外,安伽墓墓门贴金的部分包括门额的图像以及门楣、门框的纹饰。门楣以金箔为边框,其中的缠枝葡萄纹以贴金连结成弧线,与中央的兽面相接。半圆形门额的浅浮雕图像中,西侧乐神的项圈、手镯可见到均整的贴金。人身鹰足祭司的前方有供案,陈设于案上之瓶有贴金。另外左右两侧各有一跪坐胡人,前方有贴金熏炉。东侧胡人前方熏炉的火焰也贴金。门额背景填上朱彩,不同于围屏采用金地。32

  将康业墓贴金的形式与安伽墓相较,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前者的贴金近于细碎的截金,后者则贴上面积较大的金箔。安伽墓进一步将大面积的金箔用于人物的背景上,排除了空间深度,强化平面的效果。这种面积较大的贴金也出现在史君墓中。史君墓门扉上有飞天形象,似乎并非先行刻上线描,而是直接以彩绘、金箔表现出飞天的形象。33由此可知这种大面积贴上金箔的方式在北周末年开始流行,所传达的视觉效果应较康业墓更为华丽。34

  经由以上考察可知,康业墓中葬具贴金的作法并非始于粟特人,而是延续北魏平城时期以来统治集团葬具的传统。此外,北周末年安伽墓围屏中的贴金形式有所转变,成为浅浮雕式的金地屏风。

  五、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的图像与配置原理

  (一)围屏

  关于康业墓围屏的配置原理,无法由单一的传统得到完整的解释,其中可见到工匠较为灵活地重组、综合不同围屏配置方式的现象。所依据的来源包括:北魏洛阳围屏的墓主画像模式、北魏洛阳围屏中以右侧板为尊位的布局、河南安阳出土粟特围屏所见以骑马出行为中心的「三幅成组」叙事单位。前两者出自洛阳葬具作坊,第三则为粟特人转用北魏围屏的结构后所独创的布局。在康业墓中同时采纳这三种新旧不同的配置方式,并予以综合为一体。35

  1. 围屏正面

  笔者曾经将康业墓围屏正面两块石板的图像布局,视为“三幅成组”叙事单位的运用。36依自右而左(自西而东)的顺序,正面右侧围屏主题为女主人会见女宾、男主人骑马出行、女主人出行(图9);左侧分别是牛车、墓主宴饮、鞍马(图10)。37正面右侧围屏以骑马出行为中心,类似河南安阳粟特围屏“三幅成组”的叙事单位,差异之处在于以女主人会见女宾、女主人出行取代了宴饮图。

图9 康业墓围屏正面右侧石板

图10 康业墓围屏正面左侧石板

  正面左侧围屏以正面像的墓主为中心,左右配以鞍马、牛车,延续北魏平城时期以来表现墓主画像的基本模式。在此的特点为以三幅画面来呈现墓主、鞍马、牛车这三个主题。北魏石棺床围屏中可见墓主画像与鞍马、牛车的组合,不过在墓主画像左右还穿插了侍者的图像或孝子传图,墓主与鞍马、牛车的画面之间保持着距离。康业墓中则出现浓缩、简化既有模式的倾向,以“三幅成组”的方式将墓主画像与鞍马、牛车化约成一组构图。

  此外,一般北魏石棺床围屏中,墓主画像均位在正面围屏的中央,或是略向右侧移位,偏向遗体头部。特别是作正面像的墓主画像均位在围屏中央,墓主夫妇呈左右对称,目前无一例外。如康业墓中将正面墓主画像移到左侧,尚无前例可循。而其中骑马出行所在的位置刚好是原来应该放置墓主画像之处。如果依“三幅成组”的模式来看,将正面两块石板相比较,可知此墓主正面像与骑马出行的所在位置一左一右,正好相互对称。这两图的表现主题同为墓主,但是在此被赋予了新的位阶关系。就图像与遗骨之间的关系来看,骑马出行图近于康业头部,可能比正面墓主画像更为重要。骑马出行较接近遗骨头部,可能比正面墓主画像更为重要,北魏以来的墓主画像传统模式不再具有足以主导围屏整体布局的中心地位。工匠为了突显骑马人物的尊贵性,将骑马出行安排在原来应该刻画墓主宴饮图的位置,并将后者移至靠近遗骨下半身的一侧。由此可知长安葬具作坊新一代工匠大胆改易了北魏洛阳围屏的传统模式。

  以下要针对康业墓正面墓主画像的部分,来观察工匠在承继、改造图像上所呈现的特点(图11)。此画面高73、宽26厘米,上半部表现墓主正坐于木构建筑内,上方有柳树,建筑外侧左右各有两名胡人侍者。墓主戴帽,右手举起,左手置于胸前。内穿圆领服,外披大衣。衣领的部分呈八字型,显得较为宽大。在安阳固岸的东魏孝子传图围屏中,也出现十分类似的墓主画像(图12)。其中墓主身披大衣,右手置前,左手举杯,坐于华饰的帐内。其后有屏风,前方有两位背向观者的侍女。此墓主的手势与康业墓围屏的墓主像略有差异,但是身躯的整体比例、大衣的表现以及刻画衣袍的方式等,均颇为相类。由此再次证明康业墓围屏与固岸围屏均承继了共通的北魏洛阳葬具传统。

图11 康业墓围屏正面左侧石板 正面墓主画像 局部

图12 固岸M57号墓孝子传图围屏石棺 正面墓主画像 局部

  但另一方面,康业墓的工匠对于这种既有的墓主画像模式再加以改造。首先,在固岸围屏中的墓主画像包含夫妇两人,各占一幅画面。北魏洛阳时期围屏的墓主画像均同时表现出墓主夫妇。相对地,在康业墓中仅选择表现男性墓主正面像,排除了女性墓主的正面像。这可视为工匠为了将男性墓主作为表现中心,并以「三幅成组」的叙事单位来化约北魏传统模式所产生的结果。

  康业墓正面墓主画像的下方有火坛,显然并非出自传统的墓主画像模式。如前述,类似的火坛造型可见于李诞墓石棺前档。火坛最上层为一侈口盆状,其次为一盘,盘缘作梯型,悬挂九件垂饰,接着为一细腰状座,底部似有莲花瓣饰。李诞墓火坛的两侧有对称的莲花纹,在康业墓主画像中则改为左右相对的长尾鸟。除了火坛的形制类似之外,所在位置也有类似之处。李诞墓的火坛位在前档门扉正下方。这类石棺前档的门扉具有作为墓主神魂出入的通道的象征意义,暗示墓主的存在。例如在北魏固原漆棺的前档上方画有墓主画像,其下有门扉,可知门扉与墓主的密切关系。38简而言之,在康业墓与李诞墓中均可见到藉由火坛来标识出墓主的意图。

  此外,康业墓正面墓主画像的空间布局与其左右的鞍马、牛车图不尽相同,隐含着粟特式的空间概念。在正面墓主的画面中以中央的栏杆、火坛为界,大致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墓主,下半部为有四位胡人侍者。最外侧的左右两位手端壶与皮囊状容器等,中央两位侍者则手捧大圆盘,朝向上方墓主,作出敬献的姿态。这种将画面分为上下两层,尊贵者在上,卑位者在下的布局,亦广见于安阳粟特围屏、安伽墓围屏、史君墓石椁,可视为粟特人固有的构图模式。39由此可知,虽然康业墓墓主正面画像承袭自北魏以来的模式,但是此模式被重组于粟特式的空间概念之中。

  2. 围屏左右侧板

  康业墓围屏左右两侧石板各有两个画面,显然不是依据“三幅成组”的模式(图13、14)。这四幅图像均采用树下人物图的模式,男性或女性人物坐于榻上,其身旁或身后有大树,周围围绕众多人物。由于康业墓继承了北魏洛阳葬具传统,该如何恰当地解释这四幅图像,笔者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还是应由其源头找寻线索。以下首先由右侧石板的两幅图像着手。

图13 康业墓围屏右侧石板

图14 康业墓围屏左侧石板

图15 康业墓围屏右侧石板 第一幅 局部

  右侧围屏石板第一幅的主角为男性人物,手按隐囊,坐于榻上(图15)。其周围共计有十六人,以中央大柳树为界,分为两组,各有六人。画面右侧六人均戴官帽,着汉服长袍,朝向墓主,地位较高。上方四位戴漆纱笼冠,下方两位似戴进贤冠。上方四人之间有三朵莲花,下方二人姿态恭敬,端盘。画面左侧六人着窄袖圆领,似为胡服。此六人均为侍者,其中三人手持仪仗,分别是单华盖与两件羽葆。

  这种单华盖与双羽葆的仪仗组合,稍早可见于河南洛阳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的帝王礼佛图;男性人物身凭隐囊的表现,则可见于同窟东壁上层的维摩诘与文殊问答图。40在康业墓围屏中,无论是华盖、羽葆、隐囊,都是用来作为彰显主人尊贵地位的象征物。此外,在康业墓中单华盖与双羽葆的仪仗组合除了这幅树下人物之外还出现了两次,分别是正面围屏中的鞍马图与骑马出行图。排列方式均为华盖居中,双羽葆位在左右。由于鞍马图与骑马出行图均是作为暗示或表现墓主的一种形式,因此如同简报所言,这幅树下人物图中的主人很可能即是墓主。

  此右侧围屏第一幅的树下人物图的构图较为复杂,与一般树下人物图的模式并不相同。图中男主人位在画面左端,与前方着朝服的人物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两者之间不但以柳树区隔,且柳树的根部纠结盘绕,强化了区隔两侧人物的效果。简报中认为其内容为主人会见宾客。41工匠可能刻意以这样的布局来突显出主人的尊贵地位。虽然主人所坐的位置略低,但是由于在此群像中拉出了主角与宾客之间的距离,在宾客礼敬、簇拥与仪仗的衬托下,有效地传达出人物之间的尊卑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营人物尊卑关系的手法,仅出现在此图中,未见于其它三幅位在围屏左右两侧的画面。这三幅图像的人物均为女性,女主人坐于榻上,榻前有履。类似的构图亦可见于正面围屏最右侧的一幅。图中采用了有别于男性墓主的构图,其共通点为:第一、树木位在人物身后而非人物之间;第二、女主人与宾客之间的距离较近,显得较为亲密;第三、女性宾客并非呈立姿而是坐于席上,位置的高度与女主人相近或略高;第四、未陈设仪仗。由于这三图均为女性人物,因此其与右侧围屏第一幅的树下人物图(男性墓主)的差异,不仅是构图方式不同,可能还具有区别不同性别的人物表现的意识。

图16 《康业墓志》 拓片

  如果围屏右侧树下人物图中的主人即为墓主,则此图所欲传达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推敲。墓主前方的人物戴冠,着朝服,并非一般的侍者,颇为特殊。相同的构图在北魏葬具中尚无前例可循。若以《康业墓志》为线索,推测着朝服人物为代表拥护康业一族的朝官,或是其粟特集团内部的僚属。据《康业墓志》(图16),康业承继父职:

  以大周保定三年/正月薨。天和元年蒙 诏,以君积代蝉联,门传忠孝,/授世掌大天主。居官在任,莅职贞清,检执赋 均,曾无/纤舋。42

  其父殁于保定三年(563)正月,三年后天和元年(566)康业继任大天主。43“纤舋”为细微的过失。44康业任内行事清正,赋役均等,但似乏明确的功绩。相较之下,志文中对于其父事迹的描述则较为详细,字数甚至超过康业本人,颇为罕见。据《康业墓志》:

  父魏大/天主罗州使君,去魏大统十季,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及西国胡豪 望等举为大天主。云:祖世忠孝,/积叶义仁,年德敦厚,且恭且顺,冰清玉洁,堪为轨范,/谐合物情,称允众望。乃降诏许。

  西魏大统十年(544)康业父得到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以及“西国胡豪望”的拥戴,担任西魏大天主。翟门亦为粟特人。45将这段志文与关于康业的描述相比较,康业的“莅职贞清”引申自其父的“冰清玉洁”,其父“堪为轨范”则远非康业“曾无纤舋”所能比拟。康业父任大天主的时间为19年,康业则任职5年,仅约为其父的四分之一。46

  由此可知康业虽承继父职,但是其个人在粟特人聚落中的声望不如其父。推测丧家为了巩固其集团内部向心力,于是特别在志文中长篇描述康业父如何受到粟特豪望的拥载与皇帝的重视,并在树下人物图中表现出身孚众望的康业形象。侧围屏两幅画面的组合关系。两图前侧的主角为男性,后侧为女性,男前女后的组合关系可见于北魏石棺床围屏。笔者曾依据王子云所刊布的拓片复原出一套北魏石棺床围屏(以下简称A组围屏,图17)。这套围屏的图像较为特殊,代表着有别于以孝子传图为主,另一种过去不为学界所知的围屏图像类型。47A组围屏的图像配置如下:围屏内侧中央的画面,由右而左分别是奏乐图、墓主夫妇、鞍马图、牛车图、奉食图、人物相对图。奏乐图朝向左侧,鞍马、牛车、奉食图朝向右侧,皆以墓主夫妇画像为中心。右侧围屏的三个画面由外而内分别是诣阙图、树下濯足图、吹笙引凤图;左侧围屏由外而内依序为登床图、执幡图、人物行进图。

图17 A组围屏复原图

  其中树下濯足图与吹笙引凤图两图并排,均位在围屏右侧板。就石棺床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位在与死者头部相对应的位置。由图像内容与位置来看,树下濯足图与吹笙引凤图居于尊位。树下濯足图中的人物为男性,吹笙引凤图中的人物为女性,性别相应于墓主夫妇。这可能是表现墓主夫妇升仙、神游于方外世界的形象。换言之,在A组围屏中具有双重的中心,除了正面的墓主夫妇画像之外,围屏右侧石板内侧与墓主身体头部相对应的两幅画面,同样具有较高的重要性。登床图、执幡图等以丧家为主体的图像则配置在左侧,对应于足部的一侧,重要性较低。

  若以A组围屏右侧板的图像作为比较的基准,则康业墓右侧围屏一男一女的图像可以解释为康业夫妇受到僚属、身分较高的妇人、侍者等礼敬的情境。A组围屏中男性人物位在外侧,女性人物位在内侧,这种内外关系完全对应于康业墓右侧围屏。此外,正面围屏的骑马人物朝向右侧,也强调出以墓主头部的一侧为尊。康业遗骨位于棺床上,头向西,足部向东。头骨与西侧石板之间留有间距,足部则几乎触及东侧石板。头骨正位在女主人会见女宾与骑马出行图之间。康业墓围屏的配置与A组围屏相同,表现出以围屏右侧板为尊位的布局,透露出对于墓主身体的意识。

  (二)床座

  康业墓围屏石棺的床板长2.38、宽1.07、厚0.16米,正面与两侧以线刻减地的方式刻画图案。床腿有五件,正面中央为畏兽,48左右为蹲踞状狮,背面两件呈靴形,高0.34米。此床座的正面与侧面刻有图像,尚未受到学界关注。

图18 康业墓围屏石棺床 床座正面 兽面

  床座正面中央为一兽面(图18),其余图案均以此为中心,呈左右对称,排列均整。据简报,此兽面与墓门门楣中央的兽面相同。49床座正面自中央起向右侧(西)依序是:朱雀、缠枝莲花、狮子、缠枝莲花、青龙、缠枝莲花、玄武、缠枝莲花。自中央起向左侧(东)依序为:朱雀(图19)、缠枝莲花、白虎、缠枝莲花、青龙、缠枝莲花、玄武、缠枝莲花。其中除了狮子与白虎之外,所有的图案均相互对称。50床座侧面的图案则未左右对称。右侧面由外而内为山羊、骆驼、兽等。左侧面由外而内为雄鸡、虎、兽、凤鸟等。

图19 康业墓围屏石棺床 床座正面 朱雀

  床座正面图案由四神所组成。其中以狮子取代白虎,因此白虎仅出现一次。整体看来,对称性的四神即为康业墓床座正面图案的特点。前述李诞石棺也刻画四神,可知在此阶段,四神在胡人首领的墓葬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在北周末年的安伽墓、史君墓中则未见四神的痕迹。51康业墓围屏石棺为目前所知的汉地粟特人葬具中,唯一完整刻画四神的实例,由此可见其床座图案的重要性。

图20 河南省沁阳县西向公社 北魏围屏石棺床 床座正面

  其次的问题是这种双四神的组合出自何处?北魏洛阳时期围屏石棺床座正面同样刻画图案,包含各类祥瑞、天人、仙禽、畏兽等,但是未见双四神。以河南省沁阳县西向公社出土围屏石棺床为例,高0.51、宽1.12、长2.23米,床座正面上侧以双阴线区分出十六个方格(图20)。52十六个方格左右各分八幅,内容左右对称,朝向中央。由右而左分别是:(1)莲花蔓草;(2)朱雀;(3)畏兽;(4)香炉;(5)朱雀;(6)仙人;(7)畏兽;(8)兽首鸟身;(9)人首鸟身;(10)畏兽;(11)飞仙;(12)朱雀;(13)香炉;(14)畏兽;(15)朱雀;(16)、莲花蔓草。其中人首鸟身形象的瑞兽立于大莲座上,与兽首鸟身的形象相对,最靠近中央处。左右床腿上分别为着长袍的捧剑武士。

  另外,北魏洛阳石棺的棺底刻有带状图案。棺底前部中央为兽面,左右青龙白虎各一,相互对称。棺底后部中央则为莲花,左右同样是青龙白虎相对。棺底左右侧各分成12个方格,每一格内有畏兽、神兽、朱雀、龙、虎等,未见玄武。53在此石棺中,青龙与白虎成为一组,而非如同康业墓床座所见将青龙与青龙相对。

图21 北魏神龟三年(520)元晖墓志 拓片

  康业墓床座的双四神组合可能是沿用了北魏墓志装饰的传统。北魏神龟三年(520)元晖墓志四侧面刻有四神图,配合方位,东西为青龙、白虎,南北为朱雀、玄武(图21)。54其中的四神均两两相对,成为对称的双四神。在玄武的后侧有神兽,四神之外的神兽仅出现于此。康业墓床座左右侧面上部分图案的表现方式亦可见于北魏墓志。例如右侧面最前方有山羊,其后半部为变形的云气纹,意为由云气变化而成。55此外,康业墓志由志盖与志石组成,无任何装饰图案。可能是由于康业墓志并无须雕饰,工匠遂将墓志装饰运用在床座上。

  在康业墓床座中虽采用双四神的组合,但是为了配合床座的结构,其排列方式与墓志有所不同。将双四神排列在同一正面,弱化了四神与方位的对应,成为朱雀—白虎(狮)—青龙—玄武的线性顺序。可知康业石棺床座的图案虽然引用自北魏洛阳的线刻画传统,但是并非忠实沿袭,而是配合所需,选择性地重新加以拆解与转用。在目前所知的北朝围屏石棺床中,康业墓可能是将墓志中的双四神模式,转用成床座正面图案的唯一实例。

  六、小结

  就北朝葬具发展的角度来看,康业墓的重要之处在于,可作为北魏洛阳至北周长安葬具作坊发展之间的具体连结。康业墓的制作模式延续自稍早的李诞墓。由李诞墓石棺来看,长安葬具作坊充分承继了北魏洛阳石质葬具的制作技术与图像配置。长安葬具作坊在康业墓以前,已经开始为政治地位较高的胡人首领制作葬具。又由于李诞、康业均由北周武帝赠甘州刺史,考察李诞石棺的制作模式有助于认识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的特质。

  李诞、康业墓葬具与北魏葬具传统的关系较密切,不同于安伽、史君墓葬具中所见大量采用粟特图像的表现方式。这可能意味着北周粟特人葬具在北周统一北齐、周武帝崩后有所转变,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在李诞墓、康业墓的葬具中采线刻画风格来表现主要出自于北魏的图像;安伽墓、史君墓葬具则改用浅浮雕以及粟特特有的图像。其中四神图的有无,可作为区隔这两阶段的一项指标。这种粟特图像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是墓主族属、身分或好尚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北周政局的变动、皇权的消长、粟特首领政治军事地位的变迁,以及皇帝与粟特人聚落首领之间互动关系的转变。推测在这两个阶段,北周皇帝对于胡人首领丧葬的支配方式、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北朝粟特人墓葬中的粟特图像表述,不应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

  汉地粟特人首领的葬具以贴金装饰为常态,其源流可追溯至北魏统治集团的葬具传统。北周末年的粟特人葬具不仅在雕刻技术上,由线刻画为主转向浅浮雕为主,贴金的形式也出现新发展,以安伽墓围屏为代表。管见所及,康业墓围屏中墓主画像背后的山水屏风为现存最早以贴金来表现山水的例子,安伽墓石棺床围屏则为东亚现存最早的金地屏风实物。金地屏风的出现,不仅对于汉地粟特人葬具或北朝绘画的研究,对于探究东北亚金地屏风的发展系谱亦深具意义。

  康业墓围屏中男性墓主的形象共出现三次,分别是正面像、骑马出行、树下人物。这三种不同的康业形象传达出康业的三种层面。正面像的前方设有火坛,下方有胡人捧盘,代表康业作为「大天主」的职司与死后受祭。骑马出行图传达出粟特人理想中的传统贵族形象。右侧树下人物图则将康业塑造成深受其族人、僚属拥护的领导者。这三种康业形象均有助于强化其粟特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其中人物画风虽然采自北魏洛阳的石刻线画传统,但是经由新一代工匠的重制并采用新的配置方式,也就能展现出符合康业一族所需的丧葬功能与政治社会意义。

  在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的制作过程中,除了北周长安葬具作坊之外,康业一族与北周皇权都曾经以不同的形式介入。作坊的图像制作过程较为具体可辨,北周皇权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主要仰赖葬地的选择与墓志的讯息来推测。其中的“三幅成组”模式、以围屏右侧板为尊的作法、床座正面图案与墓志装饰的关系等,都可见工匠操作的痕迹。无论是围屏或是床座,均一方面依循既定模式,一方面却又同时加以拆解、转用、重制,不仅显示了长安葬具作坊的特质,也透露出汉地粟特人葬具与北魏墓葬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

  敝人在粟特历史研究的涉猎甚浅,以上主要由北朝葬具发展的角度来立论,祈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注释

  1 Judith A. Lerner,“Aspects of Assimilation :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Sino-Platonic Papers ,no.168 (2005), pp.1-73. 曾布川寬,〈中國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收於同氏編,《中國美術の圖像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6),頁97-182。本文增補版改題為〈中國出土ソグド石刻畫像の圖像學〉,收入曾布川宽、吉田丰编,《ソグド人の美术と言语》(京都:臨川書店,2011),頁294-295。郑岩,〈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文物》2008年11期,页67-76。郑岩,〈逝者的“面具”—再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收入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页217-242;又收入氏著,《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111-154;氏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页219-265。

  2 程林泉、张翔宇,〈西安北郊再次发现北周粟特人墓葬〉,《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4日,1版。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页123-13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6期,页14-35。简报中称石榻,本文为求行文的统一与比较上的需要,均暂称为石棺床。

  3 这里所谓的「石质葬具作坊」,专指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地区制作石质葬具的专业作坊。由现在的传世品、墓志等状况来看,这类作坊可能具有官方性质。

  4 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收入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页73-109。又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页236-284、氏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页266-306。

  5 此墓出土墓志砖,记有「武定六年二月廿五日谢氏冯僧晖铭记」。相关简介参见潘伟斌,〈河南安阳固岸北朝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及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7日5版。后收于中国文物报社编,《发现中国:2007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页298-303。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页292-29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华夏考古》2009年3期,页19-23。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南水北调工程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集萃(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页18-41。河南省文物局编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 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 第12号 安阳北朝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页7-9。

  6 程林泉、张小丽等,〈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婆罗门后裔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21日第1版。程林泉、张小丽、张翔宇,〈谈谈对北周李诞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21日第7版。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艺术史研究》2005年7期,页299-308。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123-128。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诞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西部考古》2006年1期,页391-399。王维坤,〈论西安北周粟特人墓和罽宾人墓的葬制和葬俗〉,《考古》2008年10期,页71-81。

  7 武伯纶,〈西安碑林述略—为碑林拓片在日本展出而作〉,《文物》1965年9期,页12-21。

  8 关于青州傅家画像原有的型态是否为葬具,尚无定论。简报中认为原来应砌于墓室壁面,郑岩最近亦倾向此说。曾布川宽主要根据图像内容的特点认为是石棺床围屏。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10期,页49-54。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文物》2001年10期,页49-54。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页305-306。曾布川宽、吉田丰编,《ソグド人の美术と言语》,页240-253。

  9 在北魏平城时期首度将佛教护法神作为具有守护功能的墓葬图像,配置于葬具前文件或近于墓门处。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页10。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2期,页26-36、60。

  10 匹娄欢石棺同样为四神石棺,左右为青龙、白虎,棺盖刻画伏羲、女娲,图像的整体配置与李诞墓石棺相近。

  11 奧村伊九良,〈鍍金孝子傳石棺の刻畫に就て〉,《瓜茄》1卷5冊(1939),頁359-382。

  12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考古》1980年3期,页229-241。

  13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128。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诞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页393-394。福島惠,〈罽賓李氏一族攷—シルクロードのバクトリア商人—〉,《史學雜誌》第119編第2號(2010),頁35-58

  14 福島惠,〈罽賓李氏一族攷—シルクロードのバクトリア商人—〉,頁40。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页76。

  15 王维坤,〈论西安北周粟特人墓和罽宾人墓的葬制和葬俗〉,页71。福島惠,〈罽賓李氏一族攷—シルクロードのバクトリア商人—〉,頁44-45。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页50。这一带可能即是李诞墓志中所记的「中乡里」。ソグド人墓誌研究ゼミナール,〈ソグド人漢文墓誌譯注(9) 西安出土「安伽墓誌」(北周.大象元年)〉,《史滴》34號(2012),页138-158。

  16 曾布川宽指出此墓中的西域要素仅止于火坛,具有其时代性。曾布川宽、吉田丰编,《ソグド人の美术と言语》,页316。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1期,页4-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杨军凯,〈北周史君墓石椁东壁浮雕图像初探〉,《艺术史研究》5(2003):189-198。国家文物局主编,《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页132-1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7期,页38-4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3期,页4-33。另有杨军凯,《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笔者尚未寓目。

  18安伽曾从事武职,任大都督。据《安伽墓志》:「俄除大都督。董兹戎政,肃是军容,志効鸡鸣,身期马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页62。

  19 山下将司对于胡人聚落首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曾言:「由先前康业父子就任大天主的事例所见,可知在西魏、北周对于这类聚落自身职务的就任,也必须得到皇帝认可。这意味着北朝后期的长安政权对于自西魏以来粟特聚落的管理、干涉更为彻底,也说明了长安政权重视粟特聚落。」山下將司,〈北朝時代後期における長安政權とソグド人― 西安出土「北周.康業墓誌」の考察―〉,收入森安孝夫,《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11),頁113-140,特別是頁130。

  20 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1期,页27-4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线刻石棺〉,《考古与文物》2008年3期,页33-4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5期,页5-3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2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15、25。

  22 以下正面两块围屏石板的图像依自右而左的顺序(以石棺床的方位为基准),分别称为第一、二、三幅。

  23 简报中称之为「炉」。不过由于其形制与李诞墓石棺前档的火坛十分相近,当可视为火坛。

  2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32。

  2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造像〉,《文物》2009年5期,页86-94。

  26 (北齐)魏收,《魏书》,卷27〈穆崇〉,页664。

  27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页3014)。

  28 (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页3005)。

  29 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北魏墓漆棺画》,页18。

  30 奧村伊九良,〈鍍金孝子傳石棺の刻畫に就て〉,頁359-360。

  3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页21。

  3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页16-17。

  3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页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页7。

  34 另外在山西太原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墓石椁、甘肃天水石棺床围屏均可见贴金痕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1月,页46-54。司

  35 学者对于康业墓中的图像配置有不同的解读。Judith A. Lerner推测中央围屏的六幅可能是表现墓主的旅程,画面之间具有叙事性关系。曾布川宽认为这件石棺床围屏为北朝式葬具演变至粟特人葬具的过渡形式,图像内容表现了墓主夫妇的生涯。郑岩认为其图像组合搭配零乱生硬,并有意掩盖康业本人的胡人血统。Judith A. Lerner,“Aspects of Assimilation :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pp. 22-23. 曾布川宽、吉田丰编,《ソグド人の美术と言语》,页294-296。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页256。

  36 拙文,〈北朝晚期汉地粟特人葬具与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齐安阳石棺床为主的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1本3分(2010),页513-596。

  3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19-34。

  38 固原漆棺墓主画像的研究参见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9期,页38-44。收入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页122-138。罗丰,〈固原漆棺畫に見えるペルシャの風格〉,《古代文化》卷44第8號(1992),頁40-52。中文版收入氏著,《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页52-78。Patricia Eichenbaum Karetzky and Alexander C. Soper, “A Northern Wei Painted Coffin”, Artibus Asiae,51. 1/2 (1991), pp. 5-28.

  39 拙文,〈北朝晚期汉地粟特人葬具与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齐安阳石棺床为主的考察〉,页537-539。

  40 宾阳中洞约完成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前后。陈明达,〈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其特点〉,收入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巩县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页11-20。温玉成,〈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收入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 龙门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页170-224。

  4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19-20。

  42 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文物》2008年6期,页82-84。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10(北京:线装书局,2008),页247。

  43 康业于其父殁后三年任职,可能是守丧三年。另外,唐咸亨元年(670)《史诃耽夫妇墓志》载:「丁母忧。集蓼崩魂,匪莪缠痛。同子羔之泣血,类叔山之荒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70。又见杨军凯,〈北周史君墓双语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2013年8期,页49-58。

  44 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10,页247。

  45 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页84。山下將司,〈北朝時代後期における長安政權とソグド人―西安出土「北周.康業墓誌」の考察―〉,頁129-135。翟姓作粟特人姓的實例又見榮新江、森部豐譯.解說,〈新出土石刻史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動向〉,《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44號(2011),頁121-151。

  46 《康业墓志》中有两处值得注意。康业殁后诏赠甘州刺史,然而在甘州刺史之前有四个空格,原因不明。山下将司认为可能是表示敬意,不过或许另有原因。推测这可能是在墓志完成之时,待赠官衔仍未完全确定,或者是丧家期待更多的哀荣,因而刻意留下空白,以便补刻之用。另外墓志最后一行为「大周天和六季岁次辛卯十一月廿九日」,即为康业下葬之日。若仔细观察,这一行字的字型略大,笔画较深,可能是最后才补刻上,并非与志文主体同时完成。亦即当志文初刻毕之际,除了在甘州刺史之前保留四格空阙,由于下葬之日未决,最后一行也保留空白。直到最后确认下葬日后才补刻最后一行。关于下葬之日悬而未决的原因,若参考这四格空阙,可能是丧家为了等待朝廷的赠官。山下將司,〈北朝時代後期における長安政權とソグド人―西安出土「北周.康業墓誌」の考察―〉,頁118。

  47 拙文,〈北朝晚期汉地粟特人葬具与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齐安阳石棺床为主的考察〉,页517-521。

  48 简报中称中央的畏兽为狮子。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页12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15。

  4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34。

  50 简报图版21标题中的白虎应作狮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页24。

  51 固原南郊隋大业六年(610)史射勿墓志盖、唐显庆三年(658)史索岩墓志盖上刻有四神图。史索岩墓第五过洞上方绘朱雀壁画,墓门门楣刻双朱雀,门扉刻双朱雀、双青龙。如同罗丰所言,此为北朝时期传统的延续。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页17、34-54。

  52 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年1期,页5-12。

  53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页232-239。

  54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页55-56。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5,页46-49。

  55高橋宗一,〈北魏墓誌石に描かれた鳳凰.鬼神の化成〉,《美術史研究》27冊(1989),頁87-104。

  编者案:本文原载于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237-263。编辑推文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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