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础资料。石器生产技术与时空分布特点一直是史前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与全新世以来农业社会出现万年左右的历史相比，使用打制石器以狩猎采集为生计手段的旧石器时代历史，已经可以追溯到距今300多万年以上。从300多万年前早期人科成员生产的第一件石制品开始，无论是简单或复杂，石器技术都会在石制品上留下清楚的印记。这些印记给史前学者探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术特点、生计方式与社会经济，乃至认知能力等演化发展历史，追索我们远古祖先的来源等问题，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与证据。
关于石器技术的研究，不同学者间一直有不同的角度与重点。在涵盖整个旧石器时代与旧大陆的宏观范围内，几种不同的石器技术的广泛存在与长久发展历史也早就受到史前学者的关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Clark, G.就将旧大陆的石器技术划分为5种模式1，分别为：模式1，石核-石片技术，或称奥杜维技术;模式2，阿舍利或称手斧技术;模式3，莫斯特技术;模式4，石叶技术;模式5，细石器技术。尽管对这些技术模式的存在与发展特点，乃至学术意义尚有不同认识2，但对石器技术与早期人类及其社会发展历史的密切关系，则并没有异议。尤其是透过石器技术的时空分布与发展演变等特点，来追索特定人群的迁徙扩散与演化发展，也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并不断付诸研究实践3。不过到目前为止，通过石器技术特点来追索早期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演化与迁徙扩散的研究，仍较集中于对中国境内现代人的起源发展与迁徙扩散问题，尚缺少对更新世期间，早期人类在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全部演化历史与整体发展过程的探讨。因此，本文拟简要梳理位于欧亚大陆东侧，主要是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自早更新世以来旧石器发现及其技术特点，并重点探讨旧大陆东侧石器技术时空分布与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进程的耦合关系，以期进一步认识中国与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发展历史，以及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的迁徙交流路径。
二、石片与砾石石器技术
石片与砾石石器技术在中国及东亚地区分布的时间最久，范围也最为广泛。这两者皆属石器技术模式1。从地层关系可靠，发现材料最为丰富的特点来看，中国及东亚地区最早的石片石器当属位于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时代可以早到距今160万年甚至更早4。近年来在陕西蓝田地区的新发现，或将可能将其追溯到距今200万年以上5。时代在距今200万年左右，或更早的发现在长江流域或更南也有报导，如云南元谋、重庆巫山与繁昌人字洞等。不过后者的发现材料都相对较少，在地层、测年或石制品的人工属性等方面也都还有不同意见。所以最早石器出现的时间与地域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在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发现的石片石器，其技术简单，多是采用从遗址附件采集的石块或砾石，直接打片即行使用，或稍作修理再用。打制技术均为硬锤直接打击，修理也很随机，没有预先计划或预设形状，均是最早期的石器技术，即石器技术第一种模式的特点6。关于中国和东亚的最早石器技术的来源，从已发现的考古学、古人类学以及遗传学的证据来看，显然是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结果。因此，这些带有最简单的奥杜维技术的石制品，当是最早走出非洲到达东亚地区的产品。不仅旧大陆两侧时代最早的石制品在打制技术方面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的特点，从遗址的分布与埋藏特点，到动物骨骼等各类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存，也都很相似，说明两边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早期人类起源及演化扩散的历史进程7。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于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路径也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从早期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早期人类主要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特点来推论，以往对于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扩散的路径多主张为南线，即穿越南亚次大陆，先到达东南亚与中国南方。然而近年来，在西亚地区的格鲁吉亚德马尼斯遗址的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认识，早在距今180万年左右，早期人类即已扩散到北纬40度以北地区。在东亚地区，与德马尼斯遗址时代相近，地理纬度也在北纬40度左右的泥河湾盆地马圈沟等一批早更新世遗址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展示在欧亚大陆北纬40度附近，可能存在着早期人类东西向迁徙交流的通道。
与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来源与迁徙交流路线同样受重视的问题，是中国境内旧石器技术的发展特点。早在20世纪中期，随着旧石器文化材料发现的增多，关于中国旧石器文化与技术的发展特点即受到学者门店关注。有学者认为，以不规则形石片为毛坯加工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特点8。贾兰坡先生提出，华北地区分布着以刮削器等小型石片石器的周口店-峙峪系，以大三棱尖状器与大石片砍砸器为代表的匼河-丁村系等两大石器工业系统9。20世纪90年代，随着华南砾石石器发现的不断增多，张森水先生提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南北二元结构”的认识10。对于石器技术发展与古人类演化的关系，则系统阐释为“区域渐进为主，(文化与基因)交流为辅”11。
支撑上述论断的考古学材料则是越来越丰富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发现。无论是华北旧石器两大系统，或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南北二元结构的认识，都是力求对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材料进行归纳梳理，探求其分布规律与发展特点的努力。这些认识，包括对石制品的大小、原料的来源，或加工坯材的变异等方面的研究，都说明无论是是大、小石器，或是砾石与石片石器的变化，从石器技术的研究角度来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仍然都属于石器技术模式1的范围。因此也有学者进一步分析阐释，指出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是适应本地区自然环境的独特策略12。这一特点亦正是中国古人类演化以区域连续演化为主，交流为辅在文化与行为方面的表现13。从石片与砾石石器分布的时空特点来看，这种时代最古老久远，延续时代最长的石器技术，正是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到达旧大陆东侧，从此生生不息，长期演化发展的坚实记录，也是追索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交流路线的最直接的证据。
三、阿舍利与莫斯特技术
阿舍利手斧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在西欧法国发现，是人类最早识别出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最新的研究已将其出现得年代，或说是这种石器加工技术出现的历史追溯到距今170万年之前的非洲14。阿舍利手斧以其倒梨形、椭圆形、心形或三角形等对称的外形与精细的加工修理特点，从其开始发现，就吸引着无数研究者的关注15。20世纪中期，随着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莫维斯教授以手斧的有无为标准，将东亚与旧大陆西侧划分出以“手斧”与“砍砸器”为标志的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阿舍利手斧更是引起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莫维斯线”的论争的源头16。“莫维斯线”之争的核心问题看似只是对阿舍利手斧这种经典旧石器工具的有无，或者判断标准不一争论17。然而究其实质，却更是对石器技术模式2的技术与时空分布特点及其背后人群迁徙流动认识的差异。
阿舍利手斧是早期人类有预设计划加工出的第一种工具。其经过刻意两面加工、有固定形状和对称带外形的特点，带有锋利的尖刃与侧边，可以承担早期人类在狩猎采集活动中的多种用途，因此被称为“万能工具”。特别是其对称的外形，更被喻为观察“史前人类心灵的窗口”18。从距今330万年早期人科成员打制的第一批石制品开始，差不多是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历史的一半的时间，才迎来手斧工具的出现。这种外形特征鲜明，打制特点与奥杜维技术明显有别的石器技术模式的出现，刚好与身高与脑量都明显更大的“匠人”19，即非洲的早期直立人发生在同时，因而很自然被看成是非洲早期直立人的发明。
最早的手斧出现在东非的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20。随后在距今150万年前后，在西亚的以色列与南亚的印度等地也发现其踪迹21。不过更多的手斧遗存的发现则是距今百万年以后的西亚、欧洲。东亚地区虽然也有些年代较为久远的手斧发现的报导，但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中国南方的汉水流域、长江中游、岭南百色盆地到朝鲜半岛的全谷里等地，陆续有手斧等阿舍利技术产品的发现22。百色盆地发现的两面加工的大型工具的时代可以早到距今80万年左右，是亚洲东部地区时代最早的阿舍利或类阿舍利技术的记录23。近年来在东南亚如越南等地也有类似的发现。
这些新发现引发了对“莫维斯线”问题的重新讨论。有学者因此主张应该在史前技术版图上彻底擦掉“莫维斯线”24。不过经过对石器加工技术特点，含手斧类工具遗址的数量，以及手斧类工具在其所属的石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等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旧大陆东侧手斧的发现均与旧大陆西侧典型阿舍利技术有很明显区别25。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尽管不能否认东亚地区手斧等两面器技术，以及阿舍利工业常见的薄刃斧与手镐等工具类型的存在，但其在东亚旧石器早期文化中所占分量或影响仍十分有限。无论是东亚手斧与典型的阿舍利手斧是属于技术趋同或交流传播的结果，均未对东亚旧石器技术的发展形成主导或重大影响26。尤其是近年来在陕西南部秦岭两侧的细致工作发现，该地区含阿舍利技术特点的石器工业，时代均为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的早中期，绝对年代在距今20多万年到5万年期间，远远晚于旧大陆西侧典型阿舍利工业流行的时代27。在长江中游地区系统的考古发掘与年代学研究结果，也与陕南的发现类似，含阿舍利技术的旧石器遗存的时代普遍较晚，属于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28。分布的主要范围也仅限于中国地形的第2阶梯及邻近地区。阿舍利技术在东亚出现的时代与分布的空间，以及数量的局限性等都说明石器技术模式2及其所代表的人群，到达东亚的时间很晚，波及的范围也十分局限，是东西方早期人类与文化交流的一次规模有限的记录。只是对这一波交流扩散的确切时间、路径与影响等，还有待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来厘清认定。
时代晚于阿舍利的莫斯特，即石器技术模式3，对于熟悉世界史前考古学的同事并不陌生。莫斯特作为旧石器文化的专有名词也始自19世纪后半叶，源于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地区一处典型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发现而得名29。其以预制石核，包括勒瓦娄哇或盘状石核剥取，勒瓦娄哇或三角形石片的典型技术为标志，早已成为欧洲及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及石器技术模式3的代名词30。不过随着近年来相关考古新发现的增加，尤其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进展，使原有对莫斯特技术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得以极大扩展。莫斯特已经从原来只局限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时代从距今13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之初，延续到距今3万多年，更扩展北非、西亚、中亚，甚至远到东亚北部的中国新疆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也都发现典型的莫斯特技术遗存31。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北非摩洛哥的一处原来根据类型学研究判定为属于莫斯特文化晚期阶段的非典型尼人及其莫斯特文化遗存，现在重新测定的绝对年代以早至距今30万年以上。这些新成果显示，原有对于石器技术模式3，以及其创造者的生存时代与分布空间的认识，存在着极大压缩的现象，远远偏离了史前历史的真实，误导了对早期人类演化历史的准确认识32。
得益于史前考古研究的新发现与研究进展，特别是莫斯特文化与石器技术模式3的重新认识，可以清楚看到，在晚更新世中期，当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阶段，莫斯特文化已经沿着欧亚大陆高纬度草原带向东扩展至中国北部边疆地区33。新近发现的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与内蒙古东乌珠穆沁金斯泰遗址的典型莫斯特文化，清楚地展示了莫斯特文化向东发展的路线与分布范围34。与上述两者邻近地区的一些发现，如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以及赤峰三龙洞遗址的石器组合，与典型莫斯特文化虽然不同，仍属较典型的石片石器工业类型，但都带有或多或少莫斯特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前者大量应用盘状石核剥取三角形石片35、后者则较多应用基纳型莫斯特陡刃边刮器的加工技术等36，均反映出向东亚北部地区发展的莫斯特人群与当地原有的石片石器工业相遇的交流与融合现象。
除了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所反映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布格局与史前人类迁徙扩散路径的巨大变化，古人类学与遗传学的发现与研究也有更新的成果。前者如华北泥河湾盆地发现的许家窑人，以及河南许昌灵井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的内耳迷路结构，均与现代人或东亚更古老人群的同类结构不同，而与莫斯特文化的主人尼安德特人完全一致37。古人类学者由此提出华北地区晚更新世初期或稍早的古人类与尼人之间应该存在着基因交流的现象。近年来尼人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丹尼索瓦洞穴古人类化石基因的研究，也显示出尼人与丹尼索瓦人基因交流的确切证据，以及丹尼索瓦人基因在东南亚至大平洋岛屿区土著人群中较高比例存在的现象等38，都反映出莫斯特技术流行时期，东西方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迁徙交流的复杂历史，印证远古人类东西方交流北方通道的存在与重要作用。
四、石叶与细石器技术
石叶是一种特殊的石片。其两侧边平行或近平行，背面带有与剥片方向平背脊，长度大于宽度两倍以上。石叶是由经过预制的锥状、柱状或板状石核上打制或压制剥取，作为继续加工工具的毛坯或直接使用。石叶出现的时代虽然较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更早就可以见到，但真正进行系统预制石核，大量生产石叶则是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是为石器技术模式4。因此有学者将其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及现代人行为联系在一起，也有人将石叶作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名词39。
尽管石叶及其生产技术特征明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广泛，几乎遍及旧大陆西侧，甚至在东亚北部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也都可以大量见到，然而在中国境内却很少见到。多年以来，在中国北方地区仅有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一处典型的石叶遗存发现，以至于被张森水先生誉为“昙花一现”40。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有所改观，首先得益于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如2010年夏季在河南登封西施村附近发现的西施石叶石器组合41，以及前两年在青藏高原那曲尼阿底石叶遗存42。还有随着对石叶技术的研究及认识不断深入，在原来发现的部分石片石器或细石器遗存中，也不断辨识出石叶技术的存在，扩大了对石叶技术在中国境内时空分布的认识。
总体而言，中国境内已发现的石叶遗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时代较早，在距今4万年前后分布在西北边疆地区，如前述的宁夏水洞沟与西藏的尼阿底。两者都是形体较大，由典型的锥状或柱状石叶石核剥取。尤其时代稍早的水洞沟遗址，还有相当比例的宽面石核上剥取的石叶产品。这两个石叶石器组合均较单纯，皆以典型的石叶及以石叶为毛坯加工的工具为主体，反映出完整的石叶石器组合的面貌。结合所处的地理位置，两者皆应是典型石叶技术人群整体迁徙移动的结果。当时青藏高原地区应是无人区。宁夏水洞沟地区附近，可能也是无人区或是人口分布较稀少之地，可以完整容纳外来人群，保留下完整的外来石器工业面貌。稍后，随着石片石器技术在水洞沟地区的出现，石叶技术人群似乎是退出了该地区。这种进退格局，可能反映了晚更新世晚期东西方人群在西北地区迁徙与交流扩散的历史进程43。同样的情况，在稍晚的細石器技术，即石器技术模式5流行阶段表现的更为清楚44。
与前几个技术模式之间存在的明显技术区别不太一样，模式4与模式5之间表现出更多的连续性特点。尤其是处于出现阶段的细石器技术，往往都是和石叶技术同时出现，如前述的河南登封西施遗址，在完整的石叶生产操作链产品大量发现的同时，少量细石叶石核也开始出现。新出现的细石叶石核与石叶适合的技术明显有关，应该就是锥状石叶石核剥片至体积很小，达到细石核尺寸标准范围内仍持续使用的产物。类似的情况，在早年发现的河北阳原油房遗址45，以及新近在山西、陕西等地发现吉县柿子滩46、宜川龙王辿等遗址都可见到47。这些模式4与模式5共存的旧石器遗存，在华北地区出现的时间大致在2.8-2.6万年之间，并且呈现北早南晚的趋势。这种分布态势说明，新的石叶与细石叶技术的来源也应是自北向南，与更早一波石叶技术的来源相近。只是南下的幅度更大，已经跨过黄河到达中原地区。石叶及细石器技术的大规模南下的时间，正值末次冰期最盛期的来临。距今3万至2.9万年之际，是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向2阶段过渡之际。其后气候转冷，逐渐向最后冰期最盛期发展。气候变冷与气候带的南移，首先始自高纬度地区。原生活在高纬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显然也会首先受到这一变动的影响。石叶与细石器技术的携带者，自北向南的迁徙过程明显是受此驱动，取代了原居住在此地区的石片工业人群。与首波典型石叶技术的产品不同，此时的石叶与细石器发生明显小型化的趋势，石叶技术主要用于生产中小型石叶。随着石叶石核变小，但仍保持继续剥片，很自然就会出现早期的细石叶。此时的细石核形态与技术，均与石叶技术没有明显区别。而这一过程正是伴随着最后冰期最盛期的到来，出现全球性石制品小型化趋势的大背景下48。可能也正是因为此原因，石叶与细石器技术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界限，也才使得长期讨论东北亚细石器起源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西伯利亚说、蒙古高原说乃至华北起源说，均难以找到清楚界限与确切证据，因而无法达成共识。
与前几者不同，模式5虽然在技术方面显示出与石叶技术的一致性，且两者均是在现代人已经出现并广泛分布到全球各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但以细小化为标志的模式5细石器技术的类型更为多样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迁徙扩散历程。就中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技术而言，其最初以锥形细石核为主导的技术源头，显然是与以俄罗斯阿尔泰为中心的中北亚地区的石叶技术有关。受全球性气候变冷大环境的驱动，南下至华北地区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石片石器传统。受到锥形石叶技术的影响，可能也有原料因素的作用，船形细石核技术在距今2.4万年前后，首先在华北南部出现。以晋西南柿子滩遗址的发现石器组合与地层关系来看，其出现的时代，恰是在锥形石叶/细石叶技术到达此地之后的情况并非偶然，而应是经历了石叶/细石器技术本地化的过程的产物49。
虽然对也包括华北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的起源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分布在地域辽阔的细石器技术可以划分出南北两个系统，则早已有共识50。南系主要是中国华北及相邻地区，以块状原料为毛坯，较少预制修理，利用船形、宽楔形等宽台面細石核，剥取较短小的细石叶;北系则包括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北部，乃至跨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等广大区域，其技术特点是选择片状原料，利用两面器技术，加工出窄台面的细石核毛坯，然后在其一端形成工作面，连续剥取较长的细石叶51。近年来的新发现不但在晋南地区发现最早的船形细石核技术出现与发展的地层关系，同时也在周边地区找到其扩散过程的考古遗存证据。东北亚细石器南方系统的出现与发展过程的认识，也更清楚地展现了晚更新世晚期华北地区人群迁徙扩散与文化交流发展的复杂历史。北方系细石器的源头虽仍待继续梳理寻找，但其随着末次冰期最盛期气候变迁节奏进退的过程也清楚可见，如泥河湾盆地虎头梁类型细石器的南下与北撤过程，即是很明显的例证52。
五、华南晚更新世晚期的石器技术
与北方地区多种石器技术交替出现，旧石器文化面貌变化多样的情况相反，华南地区(包括秦岭淮河以南中国地形第3阶梯的东南区、第2阶梯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西南区)的旧石器文化一直保持较稳定的状态，自早更新世以来，一直是以砾石石器技术为主导，延续到晚更新世结束53。期间虽有模式2出现在局部地区，如百色盆地、长江中游的湘西北、汉水上中游区等，但多是时代较晚，持续时间与分布范围有限54。模式3的发现近年来也陆续有所报导，如云南富源大河等，但均未见到如北方地区的通天洞与金斯泰遗址完整莫斯特石器组合的发现。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勒瓦娄哇技术的重新研究成果虽已发表，但对其技术属性的争论仍然存在。这些情况说明，至少到目前，尚不见有如北方地区携带莫斯特技术的人群在中国南方出现或展示出明显的影响55。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标志着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人群的石叶/细石器技术，也没有跨过秦岭淮河一线，不见在本区留下明显的影响痕迹。
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也明显与本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地处秦岭淮河以南的中国南方地区，处于亚热带到热带环境。尽管有学者认为该地区也受到更新世期间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56，但近年来新发现与考古遗址相关的古环境材料显示，与中、高纬度地区受更新世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幅度相比，中国南方各地，尤其是纬度更低的岭南地区，气候波动幅度有限，环境变化并不显著。因此生活在该地区的早期人类能够长期沿用砾石石器技术，应对所需要的各种活动，没有做出明显的技术变革，也没有突然的外来技术大规模迁入与替代现象的出现57。
尽管如此，但随着现代人的出现，特别是在最后冰期最盛期间，受高纬地区环境剧烈变化影响，还是发生过北方人群与文化大规模南下事件。受此驱动，原分布在华北地区的石片工业，被南下的石叶/细石器工业所取代的石片石器，也发生明显向南方迁徙移动的情况。早在晚更新世早中期，华南地区的砾石工业已开始见到越来越多的石片毛坯及小型工具，但偏重应用砾石原料，通过修形加工的重型工具，仍占据者主导位置。但随着MIS2阶段的开始，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一直到岭南各地，均可见到以远距离搬运硅质岩类生产的小型石片石器的流行58，如湖南澧县十里岗、江西万年吊桶环、广西柳州白莲洞与隆安娅怀洞，甚至向南到越南境内同期的旧石器遗存，也可见到类似的现象。
硅质岩小型石片石器在相同地理纬度，但高海拔的西南云贵高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更早。贵州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发现，从中更新世晚期开始，硅质岩类加工的石片石器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云贵高原地区发现典型砾石工业的材料。这种反差，即广泛使用石片石器，而不见或少见砍砸器与大型尖刃等重型工具的石器组合，当是适应西南地区高海拔岩溶地貌环境的维生活动的需要。由此形成的文化或技术传统才得以一直延续至晚更新世晚期59。
尽管在同纬度的西南地区时代更早阶段就已流行着硅质岩的石片石器工业，且在华南砾石工业较晚阶段也已开始出现石片石器比例增高的趋势，但从长江中下游至岭南地区MIS2阶段较普遍突然出现的硅质岩小型石片石器工业，却都无法从本地石器工业传统中找到直接来源。因为从本地区长期流行的砾石工业选择石料的习惯、加工石制品的操作链，以及工具组合的总体特点等多角度的观察，都说明如果是本地原有人群在选料习惯，或为应对环境变化而改变维生手段而导致工具组合发生的改变，都很难发生上述突变。所以这些新出现的小型硅质岩石器组合应该是随同北方南下人群同时迁入本地区，导致了本阶段华南地区石器工业面貌发生整体改观。
然而华南砾石工业传统并没有随着北方石片工业的南下而完全中断。从已经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在MIS阶段早期到达华南的石片石器为当地砾石工业的发展注入新元素，并且形成一个短暂的石片石器盛行的阶段。但当地原有的砾石石器技术并没有消失，而是进一步发展。加工石器原料的选择习惯得以延续，砾石石器的生产更注重产品的预设规划，采用陡刃加工技术生产的各类形态固定的边刃、断刃砍砸器等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也不乏经过仔细修理的石片工具。与早期砾石工业不同之处，是大型尖状工具在本阶段石器组合中的缺失。总体来看虽然仍保留着明显的砾石石器传统风格，但已是与典型砾石工业明显有别的新的发展阶段。定型的砾石石器、精致的骨角器与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陶器组合在一起，使得华南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发展达到最高峰，为告别延续百万年之久的狩猎采集社会，向新兴的农业社会的转变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六、余论
通过对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种石器技术的发展与时空分布特点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到，距今160多万年甚至更早到200万年以上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伴随着第一批走出非洲到达东亚的早期人类一起来到中国境内，从此绵延不断，延续发展，贯穿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最基本石器技术无论是北方的石片石器或是华南的砾石工业，究其技术的本质，都属于模式1的石核-石片技术。模式1的长期流行不仅构成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与底色，也是追索中国境内远古人类发展途径的重要线索。
与非洲东部出现长达170多万年历史，经历几个明显技术发展的阿舍利技术相比，中国境内的阿舍利或类阿舍利技术出现的时代与分布的范围都远为逊色。从近年来大面积发现，经过系统地层与年代学研究的环秦岭地区与长江中游的湘西北地区的含手斧等阿舍利工具的石器组合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20-30万年以来的中更新世晚期至距今5万年前后的晚更新世中期，远远晚于旧大陆西侧阿舍利工业流行的时代。这种情况显示，中国及东亚地区少量的阿舍利或类阿舍利遗存，即使不是技术趋同，也只是很有限的文化交流结果，并没有对东亚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也同样反映在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与基因交流信息相方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新疆通天洞与内蒙古金斯泰等典型莫斯特工业的发现，不但扩大了对莫斯特文化与尼安德特人分布范围的认识，更为了解东西方远古人类与文化迁徙交流的路径与方式等史前考古重要事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同样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进展，石叶与细石器等技术特征明确，文化标识清楚的旧石器晚期文化的时空分布态势，也进一步增添了对东西方史前人类与文化交流历史的新认识。
尽管遗传学者近20-30年来不断强调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南线说，以及古人类学者对于早期人类走出非洲扩散到东亚的途径寻找，主要聚焦在经西亚、南亚到东南亚的南路，然而从上述对中国境内5种特征明显的石器技术模式的梳理，从模式3开始，东西方人类与文化交流的北线或北方通道即已十分清楚。基于石器技术与早更新世环境来考虑，北线通道甚至可以追溯到模式1阶段，从西亚的格鲁吉亚德马尼斯，到中国北方的泥河湾盆地，北纬40度线附近可能也是适合最早走出人类向东亚扩散的路线。与此相左，在华南到东南亚地区，除了砾石与石片石器所代表的模式1的长期流行，以及年代测定仍有不确定性的模式2的短暂出现，并没有可以确定典型模式3发现，一直到晚更新世结束之际，亦不见模式4与模式5的踪迹。这种情况与北方地区的草原通道呈鲜明对照，暗示着华南与东南亚的繁茂热带雨林，加之横断山脉与众多大江大河的阻隔作用，可能给早期人类经由南线进入亚洲东部的形成过巨大障碍。而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区则是远古时代东西方人类与文化迁徙交流的更便捷的通道。
附记：本文承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资助(课题编号：DZ-3)，谨致谢忱。
注释
1 Clark, G.,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 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期，第1-20页。李锋《克拉克的“技术模式”与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研究》，《考古》2017年第9期，第73-81页。
3 吴新智，徐欣《从中国和西亚旧石器及道县人牙化石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13页。李锋，高星《东亚现代人来源的考古学思考：证据与解释》，《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76-191页。
4 Zhu, R.X., et al., “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 Nature, 431，2004.
5 Zhu, Z. et al., “Hominin occupation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since about 2.1 million years ago”, Nature, 11 July, 2018.
6 谢飞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
7 Wang, Y., “Late Pleistocene human migrations in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58(S17), 2017.
8 邱中郎等《二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古人类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43-66页。
9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39-58页。
10 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93-214页。
11 吴汝康等《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
12 高星、裴树文《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模式的考古学阐释》，《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4期，第504-513页。
13 吴汝康等 同上揭书。
14 李浩《阿舍利技术与史前人类演化》，《科学》2019年第3期，第10-14页。
15 Klein RG.,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6 Schick KD. T,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ier Paleolithic of Eastern Asia”, In Inter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aleoanthropological Advances in Honor of F. Clark Howell,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94, pp.569-596.
17 黄慰文《东亚与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评Movius的分类体系》，《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297-304页。林圣龙《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189-208页。
18 高星等《趋同与变异：关于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比较》，见童永生等《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第63-76页。
19 李浩 同上揭文。
20 Lepre C J. et al., “An earlier origin for the Acheulian”, Nature, 477, 2011.
21 Dennell R., “An earlier Acheulian arrival in South Asia”, Science,331, 2011.
22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23 Hou, Y. et al., “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sin, South China”, Science, 287, 2000.
24 黄慰文 同上揭文。
25 Bae，KD，Paleolithic Age in Korea, Seoul: Hakyoun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26 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97-112页。
27王社江等《陕西蓝田地区新发现黄土地层中的旧石器及其年代》，《科学通报》2014年第14期，第1318-1326页。
28 李意愿《湖南沅江赤山岛与西洞庭盆地旧石器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4日第8版。
29 Wymer, J., The Palaeolithic Age, Croom Helm London, 1982.
30 Klein RG., op. cit.
31 李锋《莫斯特石器组合与尼安德特人的演化》，《科学》2019年第3期，第6-9页。
32 李锋 同上揭文。
33 王幼平《华北晚更新世晚期环境变化与人类迁徙扩散》，《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341-351页。
34 Li, F. et al., “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 (Mousterian) form Jinsitai Cave, North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8, 114: 76-84.
35 王志浩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考古》2012年第7期，第3-13页。
36 陈福友等《内蒙古赤峰三龙洞发现距今5万年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20日第8版。
37 吴秀杰《中国古人类演化研究进展及相关热点问题探讨》，《科学通报》2018年第21期，第2148-2155页。
38 付巧妹《四万年前中国地区现代人基因组揭示亚洲人类复杂遗传历史》,《化石》2017年第4期，第77-78页。
39 Klein RG., op. cit.
40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41 高霄旭《西施旧石器遗址石制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42 ZhangX. L.,et al. , “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40 thousand to 30 thousand years ago”,. Science ,2019, 362.
43 李锋，陈福友等《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所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移》，《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7期，第891-905页。
44 王幼平《华北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565-576页。
45 谢飞，成胜泉《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59-68页。
46 Song, Y., Cohen, D.et al.,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dating of Shizitan 29, Shanxi province: An early microblade site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7, 79: 19-35.
47 王小庆《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细石器的观察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第59-64页。
48 Elston R.G, Brantingham P.J., “Microblade in Northern Asia: a risk-minimizing strategy of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Early Holocene”. In: Think Small: 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umber 12. Arlingt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pp.103-116.
49 王幼平《华北细石器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565-576页。
50 Gai Pei, Microblade Tradition Around the Northern Pacific Rim: a Chinese perspective, 199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大会论文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1-31页。加藤真二《试论华北细石器工业的出现》，《华夏考古》2015年第2期，第56-67页。
51 Hiroyuki Sato. Takashi Tsutsumi, “The Japanese Microblade Industries: Technology, Raw Material Procurement, and Adaptations”, Origin and Spread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rn Asia and Nothern America, Burnaby: Archaeology Pres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7.
52 梅惠杰《泥河湾盆地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阳原于家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53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54 高星《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的特点与意义》，《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97-112页。
55 李锋，高星《东亚现代人来源的考古学思考：证据与解释》，《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76-191页。
56 Higham, C., Early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rom First Humans to Angkor, River Books Co., Ltd., Bangkok, 2014.
57 Wang, Y., op. cit.
58 王幼平《华南晚更新世晚期人类行为复杂化的个案：江西万年吊桶环遗址的发现》，《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397-406页。
59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卷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页1-12。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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